我不知道在中國大陸本土裡，會不會產生像村上春樹、伍迪艾倫，或者是王家衛那樣的作者。可能目前是不會的。即便出現，他們也是被一種絕對力量的傳統的價值觀所排擠的吧。似乎年輕人喜歡的東西，從來是受老一代們批判或是鄙夷的。
“城市”這個詞彙在傳統和歷史的眼晴，充滿了異化的物質主義、冷漠的消費主義之類的貶義。似乎“城市”的對立面是“人文”。不管“人文”的含義是什麼，新人類們擁抱城市，迷戀城市。那麼，三個城市裡的男人，三個在後工業都市環境裡成長起來的男人，具體是什麼樣的呢？
村上春樹是戀物的。有時，我覺得音樂在村上的小說裡不是什麼所謂的精神，其實是一種紮實的物質。而伍迪艾倫，無論是拍攝陷入窘境的紐約知識分子，還是聚焦被曼哈頓高樓生活摧毀的都市個人，那些個體總是無歷史的，無原由的，主人公的焦慮自他出世之日存在，他的困惑永遠纏繞在他的私人生活裡。伍迪艾倫所關注的個體，是拋棄了邏輯和背景的個體。而王家衛呢，喃喃自語，對自我的感受戀戀不捨，城市生活對王家衛電影中的人來說，是一個恍惚的印象，一瓶刻著過期日期的鳳梨罐頭，一次下雨的麥當勞門口的邂逅，沒有歷史，沒有背景，沒有結局。正如玻璃的碎片，反映著塵世生活的倒影，你卻無法將它縫補彌合。
如果城市如人們所說是破碎的、晦暗的、爛碎的、自我的，我們仍然將它擁抱。因為我知道，浪漫主義鄉間原野的現實正離我們遠去。綠色的鄉間原野正被口號化、時效化、功利化。歷史很重要，原野很重要，正因為歷史像一張巨大的網，無處不在地將我們籠罩，我們才需要逃離歷史，讓我們擁有更多可能的平面吧。但這種逃離是絕望的，我們的生命，仍然被縱深化，我們成為歷史博物館裡的一頁年鑑。
也許我們所成長的中國80年代文化是一個恨不得撇棄所有傳統之氣的文化時期。在快餐店裡有漢堡包我們就不選擇肉包油條，有可樂我們就不要豆漿，你可以批評說這好或不好，營養結構優或良，但對於我們這批沒有什麼苦難或飢餓記憶的年青人來說，這是我們的現實。我們從小所沉浸的日本漫畫或是福爾摩斯偵探故事，稍後的偶像劇，都影響了我們理解的歷史。沒看過保爾柯察金也被偶像化了嗎？
如果一個學生不關心自我內心，他是無罪的；可如果一個學生不關心歷史，對於老師或家長來說就是一個失敗；如果他還不關心時政，他就是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人。那麼，既無歷史感又無責任感的人，就是該下地獄的人吧。這種自責深刻地籠罩著一種寫作，或一種學術。上大學時我們遇上村上的小說，終於給自己找到了一個不下地獄的藉口。年屆50的村上春樹對媒介宣稱，他幾乎從來不看現當代日本文學作品，也不讀歷史書，認為沒什麼看頭。他推崇的作家史蒂芬金就是完全沒什麼歷史感，完全靠想像力編造故事的人。
村上春樹是1949年出生的人，要說回憶，他已經是有50年回憶資本主義歷史的人，可是他在他的小說裡僅僅是凝滯青春，他把青春無限放大了，同時他把物質生活中的青春絕對化標本化了。正如他的經典段落：“四月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在原宿後街同一個百分之一百的女孩子擦肩而過四月的一個晴朗的早晨，少男為喝折價早咖啡沿原宿後街向西向東走，少女為買快信郵票沿同一條街由東向西去，兩人恰在路中間失之交臂。失卻的記憶之微光剎那間照亮兩顆心。兩人胸口陡然悸顫，並且得知：她對於我是百分之一百的女孩。他對於我是百分之一百的男孩子。”
在電影學院看王家衛的電影，看到《重慶森林》時，猛然驚呼：這不是村上春樹的電影小說嗎？王家衛聽到這話可能暗自笑笑不作回應，但是村上春樹對於物態的細微質感的迷戀，對於時間的物理般精確記錄，對於無所依託的都市生活的溫情撫摩，都是在香港王家衛的電影《阿飛正傳》、《墮落天使》和《春光乍泄》裡完全可以呼吸得到的。同樣，正是在那樣一種都市生活裡，在建立在個體知識分子道德立場的自由中，才會有伍迪艾倫的DESTRUCTIVE HARRY《毀滅哈利》和ANNE HALL《安妮霍爾》那個有著生活挫敗感的知識分子氣質的，那個在都市中以愛情和記憶來飲鴆止渴的男人，那個以距離感和游離狀態來維持個體與社會的遊戲規則的男人，他也許長著一副伍迪艾倫的矮小身材，或者戴著一付王家衛的墨鏡，要么是在村上經營的爵士酒吧里正在餐巾紙上寫字的那個男人。
我想，在東京的某個爵士樂酒吧，或者在香港的旺角區高樓下，亦或是曼哈頓彩票飛翔的街頭，這三個男人村上春樹，王家衛，伍迪艾倫，趁各自還未衰老之前，有理由握一次手，彼此取得城市冰涼生活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