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給毛主席當衛士過程中，啥時候最難？衛士長李銀橋思忖片刻，說：“中間夾著江青的時候，事情就不好辦了。”
江青是毛澤東夫人，雖然這位來自大上海的演員在與毛澤東結婚時，當時有相當一部分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為革命立下顯赫功績的老戰士、老將軍包括幾個中央領導在內最初是不贊成的，但畢竟後來她達到了目的，取代了賀子珍，成為毛澤東第三位也是最後一位夫人。
“關於江青這個人的情況，作為十五年內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我，對她了解是比較深刻。”李銀橋作為歷史的見證人，給我們談了他以及江青、毛澤東、衛士之間的許多事。下面是我們如實錄下的那些歲月裡的件件使毛澤東矛盾、痛苦、煩躁和憤怒的事。是李銀橋根據他親身經歷而作過的敘述，所以我們依舊用第一人稱來寫文章吧。
我第一次見江青是在延安窯洞裡。這一天，我被奉命調到周恩來身邊當衛士，那時還沒有到毛澤東那里工作。在延安時周恩來住的窯洞跟毛澤東住的窯洞靠得很近。我作為新來的衛士剛與周恩來、鄧大姐見過面，談完話正式開始做我的衛士應該做的事時，這時門外傳來一聲尖嗓音的女人聲音。 “週副主席、鄧大姐在家嗎？”話音剛落，只見門外風風火火地進來一位長得當時我看來是相當漂亮的年輕女子，我看最多也就三十來歲。
“噢，是江青同志呀，快來快來！”周恩來顯得非常熱情，搬過一張凳子讓客人坐下。
正在忙著針線活的鄧大姐也趕忙放下手中的活計，臉上堆滿笑容地對來者說：“是不是又要請我們去看你排演的節目呀？”
那個稱江青的屁股還未落定，又立即上前拉著鄧大姐的胳膊，搖晃著說：“鄧大姐，你說還有什麼事我找你們呀！不過，我要告訴你們，今晚可是一個特別節目。”
“什麼特別節目呀？”周恩來和鄧大姐十分有趣地問道，這當兒，我已將一碗茶水放到來客面前說了聲“首長請用茶”，那個女“首長”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謝也沒有點頭，顯得十分得意的樣子忙著回答周恩來、鄧大姐：“是我們的小訥要上台來一段《空城計》。”
“好好好，李訥要上台，我們一定得去。”周恩來一聽，便來了情緒。一旁的鄧大姐也樂了：“這孩子聰明伶俐，她表演起來肯定不一般，動作像你這個媽，唱腔準像主席。”
女“首長”一聽主人的誇獎，一臉得意勁地告別了周恩來、鄧大姐，在她臨走時我聽到她對周恩來、鄧大姐說了一句：“你們這個小鬼是新來的吧，挺機靈的。”
自然，我很快知道了她叫江青，是毛澤東主席的夫人。說實在的，當時我心裡很敬佩毛澤東的眼力，到底是毛澤東，找老婆也比別人強百倍。因為當時在延安本身女的就很少，像江青這樣來自大城市且又是名演員出身，平時又十分注意和會打扮自己，給人的外表自然是極不錯的。然而，俗話說：人不能貌相，後來同江青接觸多了，才發現她這個人的秉性、品德、為人等方面，遠比她的外貌差，當時像我這樣一個不懂人情世故的普通衛士是不能理解的。別說我，就連毛澤東本人對江青表裡上的認識也是不曾料到的。後來，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同江青結婚草率了，沒搞好。背了個政治包袱。”“唉，要說同她離婚吧，也說不上她犯什麼大錯，有什麼大過，再說我是主席，結婚離婚也總不是事，可不離吧，心裡憋得難受……”這是四五十年代毛澤東對江青的心態。
人，是會在歷史的進程中變化的。江青也不例外，並且是個突出的典型人物。但她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一開始就是個壞女人。如果是那樣，我想毛澤東這樣一個偉大人物不可能當時一點也未覺察出來而同她結婚的。我們知道當時紅軍到延安時條件是十分艱苦的，外頭卻還罵毛澤東是“土匪”、“匪首”。作為一個相對在大城市生活得不知比延安要好幾倍的江青，能懷著一顆火熱的心投奔延安也是極不容易的。尤其在延安時期相當一部分人因受不了延安的苦而當逃兵的環境裡，江青還是留了下來。這一點也是應當肯定的。
後來，我到毛澤東身邊當衛士長，對江青的了解就比較細緻和深刻了。那時，因為毛澤東不讓她參政，所以她基本沒有什麼事幹。中央給她的任務是照顧好毛澤東的生活，由於我們衛士組的工作是照顧毛澤東安全之外的每日衣食住行，故江青便負責我們衛士組的工作。客觀地說，江青當時對毛澤東還是很關心和負責的。那時她也比較能同大家接近，給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剪個發，講點科學小知識，教教針線活。在轉戰陝北時，別的領導人的夫人子女都過了黃河，江青依然留下來同毛澤東，同中央直屬縱隊的同志一起每天走東闖西吃了不少苦。在行軍路上，她總是顯得很活躍，給我們這些戰士和傷病員經常來點小文藝節目鼓動鼓動，使得沉悶的行軍隊伍裡時常笑聲不斷。就宿時為了給毛澤東鬆鬆神經，她經常打開從上海帶來的那隻留聲機，放幾段京戲，如《空城計》之類的，毛澤東也樂意吟上幾聲。那時的江青皮膚白皙，加上她總是用演員和大城市女性的獨特打扮，使得她周圍總存有些愛美的年輕姑娘們圍著她轉，請她幫助梳理頭髮，縫整衣裝，江青也還是很樂意做這些事。但是時間一長我漸漸覺得她身上有許多毛病，最突出的是愛出風頭好勝心強，時時處處總要在別人面前顯露一下自己，周恩來的一隻手致殘就是當時江青要與周恩來比賽騎馬，結果那匹烈馬在周恩來尚未防備時，屁股一撅使得周恩來手臂骨折，雖然多次治療仍未痊癒，最後落下傷殘。由於江青處處總以她是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居高於別人之上，並且又始終未能改掉她來延安前帶來的資產階級思想與作風，使得她在外不能與任何一位同志搞好關係，在家也不曾和毛澤東融洽過。
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後，由於生活習慣和各自對革命、對人民、對同志的思想感情差異相距甚遠，因此兩人始終沒能在一起過得很好。兩人由開始的生活不協調，到經常吵架，到後來的分居，感情破裂。這中間毛澤東也曾多次作出過努力，並不止一次批評過江青，但江青秉性難改，始終未見奏效。也許是年齡差異有關，也許是生活習慣不同，反正我覺得他們夫妻生活從來就不怎麼協調。江青情緒不好了就對毛澤東吵，就向身邊的工作人員出氣。而毛澤東則有時性格也變得煩躁，急暴，但他善於把夫妻間的不快壓抑在心底深處，把精力全部用在工作和學習上，這更使我感覺到毛澤東個人的生活是那樣孤獨、痛苦。我們一些衛士年齡小，不太懂，而進城後，我這個衛士長自己也結婚了，懂得了夫妻間的事，所以更感到毛澤東的不幸。
1953年，我當了副衛士長，毛澤東拉著我的手說：“銀橋啊，你現在當官了，不值班了，不過我還是希望你一周值上一兩個班，那樣我們就能在一起聊聊天，要不然我有時會感到很悶的。”
我說：“主席，我一定按照您的意見辦。”因此儘管後來我又當了衛士長，但我始終堅持一星期為他老人家值兩個班，值班時他老人家經常把我拉到床邊，拍著我的手背，嘆著氣說：“銀橋啊，有時我感到當主席好當，可做一個人卻難啊……我們一天到晚用心在打仗、建設國家上，可江青不理解，常跟我鬧彆扭，她呀，越來越不能給我一點精神上的愉快、輕鬆。”
我聽了這些話能說些什麼呢？我理解毛澤東心頭的痛苦，可也無法給他排遣。日久天長有時我覺得毛澤東作為人民領袖，他建下了舉世矚目的偉大功績，他的一個思維、一句話，能扭轉乾坤，而他一生卻沒能獲得一個長久的安穩的幸福家庭。回到家我有時跟愛人聊起這些時，我愛人、給毛澤東家做阿姨的韓桂馨總這樣說：“江青這個人啊，我在她身邊幾年了，太了解她了。我們都是女人，女人與女人之間最了解。而我覺得江青這個女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理解別人，不能容忍別人。不順她心的事有那麼一點她都受不了。”我覺得我愛人講得有些道理。由於江青的這些毛病，使得她與周圍同志、與丈夫毛澤東，總不能搞在一起。
我第一次看到毛澤東與江青爭吵是因為這樣一件事。
那時我和韓桂馨還沒談戀愛呢，小韓服從組織分配，到毛澤東家做阿姨，主要負責照看李訥，兼顧給毛澤東家做些針線活。小韓剛來時江青很熱情，忙著從箱子裡翻出她喜愛的列寧裝、紅皮鞋之類的東西送給小韓。像所有的女人一樣，江青對同性的女同志開始的做法有點親切過度，而且讓小韓覺得江青這樣一位大首長的夫人也那麼俗氣。因為江青一邊送衣物，一邊嘴裡又不斷念叨：“阿姨啊，你來了可就好了。李訥這孩子從小跟我們過苦日子，你得多照顧點她呀！”這話這行動讓人一看便覺得江青是想用這種小恩小惠來換取別人的心。
果然，沒過幾天，小韓為毛澤東縫補了一件衣服，送到了毛澤東房間。江青一見便趕忙過來，豎著眼左看右瞅臉上馬上露出嘲笑的神態說：“哎喲喲，小韓阿姨呀，看你補的針腳有多粗。”小韓也是從小參加革命的，針線這類活沒做過，臉馬上紅了，按理如果是知情人的話是不該當面說這樣的話的。江青就不然，她不但不顧別人的自尊心，而且變本加厲地拿著衣服，走到毛澤東面前，彷彿有意展覽別人傷疤似的，連聲對毛澤東說：“主席，你快看，阿姨的針線活做得真夠水平！粗得牛都能鑽得過了！”
聽著別人當眾出自己的醜，別說是一個少女，就是我們這樣的大小伙子都受不了。站在一旁的小韓馬上低頭不語，兩眼淚汪汪。
毛澤東本來在看文件，無意管這類事，可當他抬起眼皮看到受羞的阿姨時，立即對江青發起了火，“你想幹什麼？蠢麼！你就是改不了你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我看阿姨補得就很好。”
同樣一件事，毛澤東與江青的對待差異是何等大呀！其實，平心而言，小韓的那件針線活是做得不怎麼好，可毛澤東說的話有人情味，而江青則是時時處處想貶低別人，抬高自己。就連阿姨這樣的普通工作人員，她都如此表現，可想而知她這個人的肚量了。就這麼點小事，他們夫妻倆就如此差異，你能說他們夫妻之間不鬧矛盾，感情不破裂嗎？我覺得是必然的，因為他們兩人，一個是無產階級的人民領袖，一個是頭腦裡有嚴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所以兩人無論在生活方式，思想感情，階級立場上永遠不會融洽和走到一起。後來的事實也就證明了這一點。
“我這裡不想多說江青與毛澤東夫妻之間的差異加分歧，主要是想說說江青與我們衛士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於夾在中間，使我們不能更好地服務於毛澤東的事。”李銀橋對此特作說明。
正常情況下，我們衛士班一般為四至六人，分正班和副班，給毛澤東值班。正班是二十四小時都不能離開，副班是照顧江青和協調毛澤東、江青一家的一些事，顯然，副班的作用也是為了保證毛澤東能有個安穩的家，以便更好地保證他主持主席的繁重工作。
可江青不這麼想，她本來就有女護士照料她的生活，但這位進北京城後的女演員開始慢慢膨脹起她的毛病來了。人漸漸變得嬌氣了。給人感覺她是有意擺“主席夫人”的架子。她的房間裡也裝起了像毛澤東屋裡一樣的電鈴了，什麼大事小事自己能幹不能幹的事都要叫衛士代勞。
說實話，雖然我們這些衛士覺悟都很高，而且大多是做伺候人的事，但畢竟都是血氣方剛的小伙子，對江青的所作所為，心裡極為反感，是敢怒而不敢言。再一方面就是衝著毛澤東的面子。我們都看出江青與毛澤東合不來，要是到毛澤東面前說江青的不是，毛澤東準會跟江青大吵，一吵肯定會影響毛澤東的情緒，所以江青對我們怎麼個使喚，我們是能忍則忍，不能忍也只好偷偷在背後罵她幾句。
江青對我們衛士的使用，總是顯示她那種自以為無可非議的高貴地位。同時，她近似在追求一種主人使喚僕人的那種貴族式享受欲。而且必須完全要求我們照她的意思做。我們時常拿毛澤東和她比，越覺得江青不值得我們尊敬，而且她確實沒有任何理由要求我們那樣做。我們伺候毛澤東，因為他是國家主席、黨主席，日理萬機，每天難有片刻閒隙，如果不是靠我們的服務與多少帶有一點強制性的勸阻，日久天長，毛澤東的身體和腦子就恐怕難以持久地健康，那樣將給中國革命和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帶來的是什麼樣的損失呢？因此，我們為他老人家服務無論怎樣做，都應該的，絲毫不會有半點過分，而恰恰毛澤東本人對自己要求又嚴，生活方式極為簡單，把自己的一切事情都丟在腦後，這更使我們這些衛士感到肩上的責任，覺得不服務好，不僅對不住毛澤東，而且是對人民的犯罪。江青的情況就不同了，她那時還基本沒什麼工作可干，除了一天到晚玩這玩那外，啥事沒有，且她本人又年輕，吃得好，睡得好，按理就根本用不著別人為她服務。可江青不然，她把我們對她的服務看成是天經地義的，所以她使喚我們同樣也是天經地義的。為毛澤東服務本來是我們的正職，而且毛澤東本人的要求又極為簡單。江青在這方面則不然。雖然我們給她值的是副班，可這副班常常不比正班輕鬆。
譬如說，每天早晨起床我們衛士到江青那兒，第一句話一定要先問：“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嗎？”沒有這樣一句問候話江青一天不給你好臉看。她的早飯我們得端到她床上。她的床是特製的，能搖上搖下，只要搖一下床尾的那個搖把，就可以把她搖到坐式。這時再給她提上洗臉漱口的用具。完後，再把一隻同樣的是特製的小桌嵌在床上，江青便不費力地抬頭即能將飯菜塞進自己的嘴裡，江青身體好，且又是個名副其實的“美食家”，所以對吃東西非常講究，中南海有不少名廚師，惟有一個叫繆炳福的師傅能為江青掌勺。相比之下，毛澤東就極為隨便了，辣子、臭豆腐就可以對付一頓了。他們夫妻關係不和睦，吃也許是一個原因。睡的矛盾就更突出了。江青一向生活很規律，早晨準按時起床，晚上按時睡覺，該工作該運動，她都很準時。毛澤東就不同了，因此兩人一個要睡覺了，一個便是工作時，一個起床了，一個又得開始睡覺了，很難睡得到一起，江青為此是十分惱怒的，但毛澤東的生活習慣是難以改變的。這使得他們夫妻間的矛盾情緒就更容易激化。怎樣來淡化這種“激化”呢？老吵架總不是個事。毛澤東採取的辦法是少理會，不理會。江青雖然經常找毛澤東麻煩，但她還是怕毛澤東發火的。可是，我們這些夾在中間的衛士，便成了江青的出氣筒。
先說說衛士李連成碰到的事吧。
小李是大連人，挺有心眼，幹什麼事有自己的主見，他平時言語不多。自我當上副衛士長後，因為有段時間是汪東興兼的衛士長，所以，衛士一攤的主要領導任務是由我在主持。誰值正班、副班都由我安排。衛士們誰都願意值毛澤東的正班，而不願意值江青的副班，因為江青不好伺候，能躲她就躲吧。不過，又不能不值這個副班。小李不太願把什麼心事和委屈放在嘴上，因此大概是為這一點，我覺得他到江青那兒值班會好些，起碼不會像其他心直口快的衛士那樣惹江青生氣，就這樣，小李值江青的班多些，可後來事情的發展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連小李這個有什麼怨氣也不願掛在嘴邊上表露在行動上的好同志，最後竟遭到了江青最無理的訓斥，一直鬧到李連成一走了之，毛澤東出面說話才算了事。
那是1959年的事。記得我們陪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因為有個重要會議等著他老人家。江青則留在廣州沒走，我便派小李跟著她，這一下可把小李折騰苦了。
不知咋的，江青這段時間脾氣很是不好。前一天，小李像往常一樣走進江青的屋裡，剛踏進門幾步，只聽江青突然大吼一聲：“給我出去！把鞋脫了再進來！”
小李不知哪裡得罪了江青，便趕忙退出去把鞋脫了，光著腳丫子又重新踅回。這時他才聽江青咕噥道：“你們不會走路小聲點，我就煩你們走路像馬蹄敲鼓似的！”
小李感到納悶：地毯那麼厚，我剛才進門時哪會有那麼大的聲音啊！小李心裡很生氣，可又不敢說啥，打這，他進江青屋，就得光著腳慢慢移動步子。
“丁零——！”電鈴又急促地響起，小李連奔帶跑地過去，並且迅速地脫下鞋子，進去了。
裡面江青正漫不經心地在梳頭。
“江青同志，我來了。”李連成小聲地報告。
“嗯，外面冷不冷？”江青連動都沒動一下地哼了一聲，問道。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聽後，拿腔作勢地說道：“好，我要出去散散步，你給安排一下。”
小李一聽，趕忙轉身去通知有關部門。因為衛士只負責貼身的警衛工作。外圍的警衛任務是靠地方公安部門安排的。一切安排妥當，小李又忙前忙後地為江青上去引道，以求得她的歡心。誰知小李不但沒有聽到一句表揚話，卻當頭又響起一個霹靂：“李連成，這麼冷你竟說不冷，你安的什麼心？”
怎麼可能呢？小李摸了摸額上的汗水，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但他還是這樣想，也許是江青身體不適，於是便竭盡努力道：“我馬上再給您取件衣服來。今天陽光很好，江青同志，您多活動活動有好處。”
“好處？哼，你是存心讓我感冒是不是？”江青瞪著一雙大眼珠，甩袖轉回到了屋裡。
小李愣了半晌，心頭難過極了：我是一心想讓她好，可她……眼淚溢滿了眼眶，就差沒掉出來。
“小李，快！江青要打撲克了！”不一會兒的工夫，一位護士來叫李連成。小李馬上起身，他明白，陪江青打撲克，對衛士和護士來說，雖說沒有明確要求，但卻是一項必須去做的特殊任務。為了少讓江青去干擾毛澤東，就連羅瑞卿這樣的大部長都要陪江青打撲克呢，我們這些衛士就更不用說了。
但陪江青打撲克可不是件輕鬆的事。要是動了真格的，讓她輸了，你會沒有好果子吃，要是一個勁地有意輸給她，也是沒好果子吃。要做到既讓江青贏，但又不能讓她看出是有意在讓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江青在牌場上也算是個老手，為了打撲克，我們幾個衛士曾跟她翻過天。
這次是該李連成倒霉了。
他和江青打對家。自然又是打升級了——江青對升級十分感興趣，每次打到A時，她總是尖著嗓門得意地喊一聲“噢——我又坐皇位了！”時隔幾十年，有時我琢磨：江青後來一心想當“女皇”，是不是與當時打撲克的贏欲有關呢？嘿嘿，瞎說一句，別當真。
毫無疑問，江青這邊又是一路領先。小李眼看再戰兩把江青又要贏了，贏得太快是不行的。這時，小李就朝護士使了個眼色，讓她們來點真格的。於是，李連成兩次“失誤”，對方扳回兩局。牌場上有了點競爭味道，江青的臉上露出一絲勝利者的緊張微笑，這種“緊張微笑”的意思是“讓你們臨死時還哼兩聲，等你們再想喘第三口時——嘿嘿”。我們的小李卻把江青的這個笑臉領會成：沒有什麼了不起，再讓你們贏一把也不妨礙我又坐皇位。小李是這麼領會的，於是出牌時又來了一次“失誤”——“吊”！他把一張主牌扔出去，意在江青能再獲一次對失敗的嘲弄欲。
“你吊什麼？非把老娘吊死才高興？”江青的一對大眼珠一下子豎了起來。
“哎喲麻煩了！”小李差點驚呼一聲。可已成定局，扔出的牌是不便再收回了，他趕忙賠不是：“我……我以為這樣對您有利呢！”
“有利個屁！你是成心想當內奸！對，內奸！”江青的火不知是從哪兒一下子冒出來了，一說起話就像機關槍似的。
一片苦心的小李有點受不了了，聲音很輕地嘀咕了一聲：“幹嗎那麼認真，輸牌又不是輸房子輸地……”
“什麼，你這個小小的李連成也想反了？”江青聽見了，氣急敗壞地將牌往桌子上一甩，“你給我出去！滾出去！我不要你！”
小李一肚子委屈，可又不能說什麼“滾就滾吧”。他穿好鞋子，正要出門時，江青又狂喊一聲：“你不要走，到門外給我站著，我罰你站著！”
“砰！”小李的身後一聲門響，江青耍起了威風。
站就站吧，小李以為江青一時惱火，等會兒就好了，於是規規矩矩地在走廊裡立正站著。
十分鐘，二十分鐘……他幾次偷偷靠著那扇關閉的門，心裡想著江青該出來“解放”他啦！可是，門始終沒有開。小李的心涼了，像冰一樣的涼了。
“徐醫生，快去勸勸小李，剛才他跟江青打牌，讓江青生氣了，罰他站著，他還真站著，都快一個小時了，你快去勸勸他。”女護士緊張地來找醫生徐濤。
徐濤過來了，他是留在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中年齡最大的同志，所以他來勸小李，“哎，別那麼認真，她已經睡覺去了，你趕緊也走吧！她不是經常說政治上平等嗎？”
小李平時最能逆來順受，今天可不是那個勁了，任憑徐醫生怎麼勸，他就是不肯走。
“你是不是怕她沒開口你就自己走了會找麻煩？那我就給你放哨，她一起床，我就再叫你。”徐醫生好心說道。
小李緊繃著嘴，堅決地搖搖頭。
“你呀！”徐醫生無奈，一跺腳出去叫來了省公安廳廳長蘇漢華同志，蘇雖說是廳長，可也不敢得罪江青，只好先來勸小李，讓他主動去江青那兒承認錯誤。
“聽我一句話，去吧，認個錯不就完了。”
小李的牙齒咬著嘴唇，說：“我沒錯。我已經全心全意了……她竟這樣對待我……”他哭了，是無聲的抽泣，只有從一雙強烈起伏的肩膀看出他心頭受的天大委屈。
大夥誰也不說話了，留在走廊裡的是一片嘆息聲。
這天晚上，小李從廣州給我掛了長途電話。我一聽趕忙將這個情況報告了毛澤東。
“哼，她這個人，再好的同志跟她也搞不到一起。”毛澤東氣憤地將手中的文件往桌子上重重一甩。片刻，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對我說：“小李是代我受罪。告訴他別生氣了，看在我的面上，讓小李馬上回來，不要再為江青服務了。離她遠遠的，看她還耍什麼威風！”
這天晚上，李連成就踏上了返程的火車。
江青這個人確實惹不起。毛澤東都常常不願跟她在一起，因為是夫妻，面子上有時還不能做得太絕，所以毛澤東採取了離你遠遠的，看你還有什麼招？毛澤東是主席，可以這樣做，而我們衛士就不行了，有時想躲江青是躲不掉的。
一天，江青要外出，我就派了衛士中她平時最喜歡的田雲玉去陪她。江青外出總要帶幾件必備用品：大衣、眼鏡、圍脖，以及坐車用的靠墊。小田剛接班，有些手忙腳亂，那個墊子沒有找著，轉頭一看江青已經上車了，以為是她自己已經拿走了，便空著手匆匆地追著上了車。
“靠墊呢？”江青問。
小田一聽，壞了，趕忙跳下車跑到屋裡找，還是沒找著，無奈，他又空手回到車上。
江青大發雷霆了：“小兔崽子，你是乾什麼吃的？不去，你不要去了！”
我聽說後，趕忙過去對江青說：“江青同志不要生氣了，我陪你去吧！”江青這才罷休。車很快就開了，隔著玻璃窗，我見一向在江青面前總是歡聲笑語的小田，此時兩眼淚汪汪地站在那兒……
看著小田，我心裡一陣難過，同時也勾起了我一段比這更令人難忘的往事：
……
那是1952年的事。
大概因為毛澤東與我這個人感情較融洽的關係，一般情況下，江青對我也比較熱情，打撲克時，只要我在，她總會安排我與她打對。這一次是在北京万壽路“新六所”玩牌。
“新六所”就是解放初期中央為黨中央五大常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修的六棟小樓。他們每家一棟外，我們工作人員住一棟。從1952年到1959年，毛澤東在這八年間經常住在這裡，以後就不住了。
這一天江青照例沒事幹，就拉著我打牌。我一坐下來就發現江青的臉色不好。又有什麼事了？我心裡不安地琢磨起來，可總不得要領。越不得要領便越琢磨，手中的牌就越打越糟。我像李連成似的一連出錯了兩次牌，剛要反悔，突然江青把牌往我面前“啪”的使勁一擲，嗓門大得嚇人，她叫喊著：“不打了！你李銀橋，我問你：為什麼說我躲風？啊？今天一定讓你說個明白的！”
江青這突如其來的發怒，把打牌和看打牌的護士、衛士們嚇愣了，都不知怎麼回事。但最緊張的還是我。當時我一聽這話，臉刷地一下紅了：糟了，她怎麼知道我說這話？
原來，這時全國正根據毛澤東、黨中央的統一部署，掀起“三反”、“五反”運動，因為江青自知歷史上有些說不清的事，向來就反感這類查祖宗三代歷史的整風運動。這不，“三反”、“五反”運動一開始，她又嘴裡罵罵咧咧地躲開了，既不參加學習，又不參加組織活動。機要秘書徐業夫一天問我：“江青為什麼一見運動來就走呀？”我隨口說了聲：“她躲風唄。”
這是一句隨口說的話，怎麼傳到江青的耳朵裡了，我心裡暗暗叫苦不迭。 “哼，小兔崽子，你……你到底想幹什麼？”江青氣得一個勁兒地喘粗氣，繞著牌桌來回走著，似乎覺得氣不過來又跑到院子裡氣呼呼地轉動。
我簡直慌得不知怎麼辦，說也說不清，於是只好跟在她屁股後麵團團轉。
這一次江青是氣出竅了，眼淚溢在眼眶裡：“你為什麼說我躲風？說呀！你啞巴了！”她的手指戳到我的鼻尖上。
我只好結結巴巴地告訴她，是徐秘書問我時隨口說的。
“哼，你這個沒良心的。我一直在政治上保護你，你反倒誣衊我。”眼淚從江青的眼眶裡淌了出來。
我更加心驚肉跳。 “沒沒，我沒有誣衊過首長……”
“沒有？”江青哼了一聲，“我聽到的就這一句，沒有聽到的不知還有多少呢？你說，你都說我些什麼？”
我連連說沒有，絕對沒有的事。
“好，我問你，你為什麼要挑撥我和李敏的關係？”江青不知怎的搬出了這個問題，李敏是毛澤東與賀子珍生的小孩，新中國成立後，李敏跟她的媽媽，吃盡千辛萬苦後回到了祖國，毛澤東把李敏接到了身邊。江青一直對李敏的問題極為敏感，我沒有也不敢在這些是非問題上插半句話，可江青搬出這個問題，更使我感到問題的嚴重性。
“你不想說？”江青雙手叉腰，怒氣沖沖地責問我，“那麼我問你，為什麼我叫你派車接她回家，你就不去接？”
我想起來了，那是江青為了照顧情面，週末時讓我去到學校接李敏回家，可我去後，李敏這孩子說學校有事不願回家，於是我也沒有辦法就回去了。不想江青以為我在中間做了什麼手腳。唉！
“江青同志，我是去接了，可李敏她不肯回來。”我說。
江青哪能相信我的話，噴著唾沫星說：“是你挑撥後才這樣的！李銀橋，李銀橋，你現在自己也有家了，你知道我這個當後媽的不好當，可我哪兒痛，你就往哪兒戳刀子，你還不承認！”
這是明擺著冤枉，我說：“這條我絕不承認！”
江青見我硬起來，氣得跳了起來：“你不承認，你還挑撥我和主席的關係，你也不承認嗎？”
上帝，這下我可沒話說了。因為為了吃紅燒肉的事，由於毛澤東的一再逼問，我不得不把江青要我那樣做的冤屈講了出來。為此，毛澤東向江青發了火，也因此他們分開了吃飯。江青能對我不嫉恨嗎？
全完了。我知道江青心目中對我這個衛士長是怎麼個看法的。
別無選擇，我只好硬著頭皮去見毛澤東，就叫他老人家“裁決”了。已是下午四點，他也快起床了。我對江青說了聲“主席快起床了，我得照顧他”後，便走到毛澤東住處。
“主席，我跟江青吵起來了。”毛澤東正倚在床欄上看報，我小聲報告道。
“你為什麼要跟她吵呀？”毛澤東不以為然地問了聲。
我說：“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
“那為什麼事呀？”
我就把整個事情的過程說了一遍。毛澤東這下停止了看報，思忖後說：“看來我得出面跟江青談談，你去叫她進來。”
返回院子，只見江青正在打轉轉。我說：“江青同志，主席請你去一下。”
江青一聽更火了：“你真行啊！”顯然，她以為我是“惡人先告狀”。
我心裡忐忑不安，在值班室靜候毛澤東夫妻對我們“發落”。 “丁零零……”電話響了，我知道是毛澤東在喊我，便蹦起身就往裡走。
毛澤東見我進了門，吐了口煙，說：“看來你得寫檢查，光靠我幫忙還行不通呀！”
“這……”我的右手搓著後腦勺，發愁道：“主席，您說怎麼寫呀？”
“你怎麼說的就怎麼寫吆。”
“我是說過她躲風，可絕對沒有誣衊她的意思。”
“那你就寫話說過，但絕沒有誣衊的意思。”
“她說我挑撥她跟李敏的關係，我沒有。”
“那就寫沒有。”
怕我寫不好，毛澤東又隨手拿了一張紙，用手指當筆在紙上畫著：“這樣，開頭要寫我們兩個人的名字，寫主席，江青同志。然後另起一行。躲風的話說了，承認，要檢查說得不對。要道歉對不起。再寫個但是……”說到這，毛澤東朝我擠擠眼，“在但是後面多做點文章。話是說了，但沒有政治誣衊的意思，至於挑撥，根本沒有。去接李敏了，她不肯回來。交代的事辦了，只是沒辦成，以後爭取辦成，檢查寫完後先交我看看。”
“是。”
看得出，毛澤東是站在我這一邊的。雖然現在他要當中立的法官，但明顯是要為我“作弊”。我踏實了，心頭萬分感激毛澤東。於是，這份檢查按毛澤東的意思寫得特別認真。
“嗯，可以。”毛澤東看後點點頭，把檢查放在床頭櫃上，然後說：“檢查交了，問題還沒有解決。你暫時得到中南海躲躲。”
“躲？”
毛澤東笑了，說：“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風了。”
於是，我從新六所“躲”進了中南海。
這一“躲”就是十來天。心想，這事還真難，毛澤東出面了到現在還沒解決，看來複雜呢！我心裡不免又擔心起來。
正在我犯愁時，毛澤東的值班室打來了電話，讓我馬上到新六所。
“銀橋，問題解決了！”毛澤東一見到我，就笑嘻嘻地說。彷彿為自己解決了一件大難事。 “江青這兩天病了，住在北京醫院。你帶點東西去醫院看看她。明白意思嗎？”
我還能不明白？毛澤東在給我充好人呢！我一陣高興：“明白。”
毛澤東擺擺手，“先不要忙，在你房間裡等著，等機會成熟了再去。”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莫名其妙地在房間裡等候。不過，我想有毛澤東親自安排，一切都會如情如願。
“丁零零……”大約十幾分鐘後，我接到了一個電話，是北京醫院的一名護士打來的，說是江青要煙和一些水果，讓我送去。
我趕忙出萬壽路，搭上公共汽車直奔北京醫院。一進病房，見沒人，正在疑惑時，只聽衛生間裡有水聲，我便知道江青在裡面。果然，不一會兒，江青擦著手從裡邊出來。一見我便微笑著跟我握手。
“你來啦？”
“來啦。”
“快坐！快坐！”看到江青這般熱情，我這一二十天中吊起來的心總算落到了原位。後來才知道，江青如此轉變，全在毛澤東多次為我“用計”。就是剛才接到北京醫院打來的電話，也是毛澤東一手安排的。
我在房間等候時，毛澤東給江青打了個電話說：“你心胸不要總是那麼狹窄嗎，銀橋一聽說你病了，很著急，買了東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動麼，要有胸懷麼。”就是在這種“催化”下，江青才讓護士給我打來電話。而我要給江青“買”的東西，也都是毛澤東為我專門準備好的。
這場非同小可的矛盾，終於由毛澤東給輕輕鬆松化解了。從醫院回到毛澤東身邊，我如實將見到江青的情況向他作了匯報。毛澤東很高興，又隨手把我的那份“檢查”遞給我：“拿去吧，自己保存起來。”
我真的把這份“檢查”保存了起來。因為看到它，就會使我想到毛澤東愛護我們衛士的一片深情厚誼，然而，沒想到日後因我保存的這份檢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家時拿走了，成了我一貫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的“鐵證”了。為此使我蒙受了嚴酷的政治迫害，這是後話，且不多說。
關於江青，毛澤東生前對她有過很多評論，而且不知多少次嚴厲批評過她。六十年代初期之前，江青對毛澤東的批評教育總的來說還是懼怕的。毛澤東晚年後，由於身體健康等原因，加上江青自認為登上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列，所以，對毛澤東的批評教育採取了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陽奉陰違。 “文化大革命”開始，江青由“文化旗手”到“四人幫”的頭目，身份也不單純是“毛澤東夫人”了，政治局委員的頭銜使得她到處可以出頭露面。這期間，毛澤東對她的批評，也顯公開化，除了寫私人信件外，多數把這種批評形式公之於領導幹部之間。譬如公開在領導人的會議上，批示給政治局委員們傳閱等。六十年代初期之前，因為江青基本沒有什麼官職，毛澤東與她之間的不合大多僅限於夫妻之間。正因為這是夫妻兩人之間的各方面的不合情趣，使得毛澤東日常生活、精神生活都很痛苦與煩躁，毛澤東是感情豪放的人，但作為一名黨和國家的領袖，他又不得不把夫妻之間的不協調深深地埋在心底。
我是毛澤東的貼身衛士、衛士長，老人家對我視為能交流內心感情的人。所以，許多不能在外人面前說的事，他卻常常在床榻前、躺椅上、散步聊天中對我談。
毛澤東和我聊得很多很廣，大到中國革命世界革命，小到他與我的家庭生活個人感情。其中有他從內心發自對江青的不滿和為江青擔憂的話佔了不少。
他發過這樣的哀嘆：“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邊的工作人員早把她趕走了！”
他有過這樣的後悔：“早知道她這個人是這個樣，當初就不會跟她結婚。”
他做過這樣的斷定：“江青是個是非窩子。刀子嘴會傷人。我死後，人家得把她整死。”
這些都是五十年代講的話，那時江青還沒有在政治舞台上活躍，但毛澤東對她卻早有評判。
從毛澤東說的話和他在江青面前處理的事看，我有這樣一個總體印象：毛澤東對江青有許多看法，甚至有時是憤憤的看法，但他沒有辦法——當然憑他能扭轉乾坤的偉力，什麼事都並不構成對他的妨礙，但惟獨對江青，他不能那樣做。因為那是他妻子——儘管是一個無法同楊開慧那樣賢惠、相愛的妻子相提並論。
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毛澤東實際上已同江青很少在一起生活了。他煩她。江青在他身邊帶來的不是快樂和輕鬆，而是喋喋不休的政治嘮叨和爭吵。毛澤東一生為政，但對江青那樣“關心”政治卻感到反感。他不願意妻子介入他的政治世界。直到1956年，經周恩來一再提議，政治局常委們開會一致同意後，江青才有了她政治生涯中第一個正式的重要職務：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其餘四個是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和田家英。
那天常委會還是晚上開的，直到天亮時才形成決議。會議期間我一直站在毛澤東身後，開始他是一直反對江青做秘書的提議，後來其他常委一再解釋、勸導，天也快亮了，看得出毛澤東也感到有些疲倦了，這時才表示少數服從多數。東方發白了，他的生物鐘提醒他：該睡覺去了。
江青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邁入了一個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
儘管如此，毛澤東並沒有改變對江青的印象，歷史和現實不允許他改變他跟江青的夫妻關係，可是他依然採取“遠遠離開”的做法。因為江青夾在中間難辦的情況，不僅對我們衛士是這樣，對毛澤東來說也是這樣，這舉一例——
自延安開始，為了讓毛澤東能休息和散散心，我們身邊的工作人員總算把毛澤東的“舞興”培養了起來。於是，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南海有了著名的“週末舞會”。那時，只要沒有什麼重要會議和活動，中央的一些領導同志除彭德懷外，都會到舞場上翩翩起舞，毛澤東也經常參加。在舞場上，他們這些革命老同志，一反平常的嚴肅，個個十分活躍，他們特別願意在這種場合與小青年們熱鬧，越熱鬧越高興。在舞場上，氣氛特別好，沒有上下級關係，沒有男女老少之分，都很隨便。
王光美等領導同志的夫人們也是舞場上的積極分子，她們的到來，更使舞場充滿熱烈優雅的情調。惟有一位來了，就會“大煞風景”。她就是江青。
每當舞會上突然出現毛澤東時，舞場上會呈現一片難有的活躍、輕鬆、奔放氣氛。那時年輕女同志都希望能同毛澤東跳上一陣。可是當人們發現毛澤東身後跟著一個江青時，歡快的舞會一下變得莫名其妙的拘謹。舞伴們不論男女都有些緊張。平常的逗笑聲、取樂聲會一掃而光。大家心裡很明白是怎麼回事，毛澤東當然也明白，可碰到這種情況，他明顯有些不自在。儘管他會用他那特有的幽默來調動氣氛，但是達不到理想的效果。為此，毛澤東背後裡總對我們衛士發牢騷：“江青這個人走到哪裡哪裡就掃興。”
這種情況是不該出現的。因為舞會本來就該讓大家輕鬆愉快，特別是毛澤東能到舞場對大家、對毛澤東本人更是希望有這種輕鬆愉快的氣氛，如果適得其反就不好了。
怎麼辦呢？看來誰都不會也很難提出什麼辦法。那些赫赫有名的領導人是不便提出什麼想法的，那些來參加舞會的一般同志更是不可能提什麼。毛澤東本人則更難處理他帶來的夫人江青了。冷落江青是不行的，老讓她跟毛澤東也是不行的，因為毛澤東很喜歡與年輕人一起熱鬧。那麼有哪位男士包括毛澤東之外的領導人、普通人敢主動去邀請江青呢？顯然極少和難得了。咋辦？幾次舞會後，我一直在家琢磨這件事，最後結論是：看來要靠我們衛士了。因為我們衛士一則全是男士，二則都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三則都是毛澤東、江青輩分下的“毛孩子”，四則平時也負有照顧江青的職責。果然這個辦法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當然不能讓江青感到我們是有意這樣具有“任務”感地去做的。
從那時起，我偷偷向衛士們吩咐了這樣的任務，在毛澤東和江青都去參加舞會時，我們要積極熱情地邀請江青跳舞，既不能冷落她，又不能讓她太多糾纏毛澤東。
一般情況下，毛澤東和江青一起參加舞會時，第一曲舞毛澤東會主動和江青跳，那時我們應該怎樣掌握這個“度”呢？能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毛澤東與我們配合得極好，只要他不想再和江青跳時，他會暗中給我們衛士使個眼色。衛士們看到毛澤東的眼色，就會馬上“行動”，這樣既“解放”了毛澤東，又使虛榮心十足的江青感到自己永遠是舞場上不可忽視的主角。
然而，江青，畢竟是個難對付的角色。她會在舞場上突然出現怪論、怪調，以致整個舞場又會陷入一種極不協調的氣氛。記得1957年我們在杭州時就出現過這種情況。
那天，浙江省委為毛澤東在大華飯店舉行舞會，因為江青也在，所以晚上毛澤東和江青及我們幾個衛士便一起到了舞場。
舞場上，除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一些領導同志外，大多數是杭州市的幾個文藝單位的姑娘和小伙子們。毛澤東一到舞場就顯得非常高興，連聲說：“跳麼，好好熱鬧熱鬧。”
活潑的姑娘們正要擁向毛澤東的一瞬間，她們看到了一身莊嚴、華貴的江青，戛然止步。原是嘰嘰喳喳的一片歡笑聲，頓時姑娘們膽怯地退到兩邊，變成了有節奏的、而實際上是死板得很沉悶的鼓掌聲。
人家都感到很乾巴，毛澤東更是這樣感覺。到舞場裡來，他是想作為一名普通人進來的，可是現在卻又不得不繼續當他的領袖、主席。
惟獨江青覺得正常。樂曲一起，她面帶莊嚴、從容優雅地將手搭在毛澤東的肩上，進入了舞池。她的舞姿確實很不錯，但明顯地缺少熱情。看得出，毛澤東跟她跳得有些彆扭。
一曲完畢，在第二樂曲再起時，我見毛澤東朝我們衛士這邊“發訊號”了，於是，便輕輕捅了一下田雲玉。小田是個活潑機靈且長得蠻帥的小伙子，深得毛澤東、江青喜歡。小田走到江青面前很熱情、禮貌地邀請江青。江青朝毛澤東嬌嗔地看了一眼：又是你的衛士擋駕了，這意思很明白，毛澤東善意地微笑了一下。於是，江青和小田成了一對舞伴，於是毛澤東又被“解放”了，到了群眾中。
我坐在一旁覺得有一種完成任務後的輕鬆感。
突然，優美、奔放的舞場上響起一陣尖叫。 “停停停，太刺耳了！太刺耳了！”
誰在這麼咋呼？我一驚，全場上的所有跳舞者也都一驚。我目光第一個任務是尋覓毛澤東。看到了，毛澤東朝發出聲音的那個地方瞅了一眼，馬上皺起了眉頭。我馬上明白了，準是江青幹的。果然，只見遠離樂隊的江青雙手摀著耳朵，很惱怒地朝著樂隊在嘮叨著：“你們聲音不會小一點點，這麼刺耳！”
樂隊指揮十分驚慌地重新換了個曲子。不知是緊張的原因還是什麼其他原因，竟換了個更奔放刺耳的曲子。
“哎喲，吵死了！你們成心哪！”江青捂著耳朵直衝樂隊走過去，“換換！馬上換！”
當樂曲重新奏起時，舞場上完全是一片小心翼翼的、壓抑的氣氛。無論是毛澤東還是省委負責同志的一再鼓動大家要“活潑”“熱鬧”起來，可始終不得如願。
回住處的路上，毛澤東沒有同江青坐在一輛車上。他老人家一聲不吭，我知道他是在生江青的氣。直到臨睡覺時，他才沖我說了一句：“下次跳舞，要么江青不去，要么我不去！”
我什麼話都沒說。心裡想著，這事我們沒有辦法，您老人家同樣沒有辦法。多少事，只要江青夾在中間就搞不好，難道您老人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