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993年的今天，當六十五歲的李銀橋回憶起當年他和其他幾名衛士在毛澤東身邊度過的那漫長的春秋時，總是萬千感慨，他說：“我們這些跟隨毛澤東幾年、幾十年的衛士，每天都與毛澤東一家生活在一起。毛澤東一直把我們當作自己家裡的成員看待，我們也始終感受到了慈父般的愛撫與家庭的溫暖。毛澤東曾問過我一句話：'你看我跟兒子親還是跟你們衛士親？'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跟我們衛士親。'毛澤東承認是這樣。他說：'我兩個女兒，兩個兒子是活著的。李敏，一直跟著賀子珍，李訥還有兩個兒子岸英、岸青，也是幾年難得見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難見幾面，見了面也最多說上一陣子，吃一頓飯而已。我只是和你們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我和我家裡的這點事，瞞天瞞地瞞不了你們，而且一家子的吃、住、用都是你們在張羅，你們算得上是我家庭中的一員，名副其實的。'”
“毛澤東一家的生活到底怎樣，廣大群眾，特別是當代青少年，是非常感興趣的。前兩年你和權延赤合著的《走上神壇的毛澤東》和《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等書中已有些記述。大家看了後反映還是好的。不過，有些小青年似乎還持懷疑態度，在他們眼裡，作為中國的第一家庭，不可能日子過得那麼寒酸艱苦，因為他們說，現在當官的，別說省長、部長級大官，就是一個小局長、小處長，家裡要啥有啥，住得寬敞，桌上頓頓有魚肉，子女花錢如流水，難道毛澤東的家裡就那麼困難？那麼可憐？您能用自己的親身見聞給我們說說嗎？”
對我們提出的問題和要求，李銀橋一口答應，並且表露出一些憤慨：“你們提出的問題我也多多少少地聽到些。我要申明的是，過去我所寫的書，或是文章中說的有關毛澤東一家過日子的事毫無半點摻假，作為掌管毛澤東一家日常生活的經濟當事人，我可以為歷史做證人。是的，現在社會上一些官職不大，但生活的現代化程度和水平之高確實令人驚嘆，我不清楚這些人的錢是哪兒弄來的，但有一點我倒明白，他們是很會用手中的權。毛澤東作為黨的主席，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在他活著的時候，雖然國家比不上現在富，但作為一國之主，如果想得到什麼，獲得什麼的話，恐怕只是一句話的事，有時甚至是一個小小的暗示便綽綽有餘了。然而毛澤東卻從來沒有，而且他最反對在家庭生活問題上搞特殊。他一生在家庭與個人生活上表現出嚴以律己，勤儉節約，大公無私，助人為樂，從不濫用權力的偉大品德，是我們共產黨人，特別是現在的領導幹部、廣大群眾包括青少年在內的所有人都應當學習和崇拜的！”
李銀橋說得很激動，我們請他慢慢說。
“好吧，我給你們再說說，這樣也可以校正前幾年有個別作者濫寫毛澤東生活方面的書中的不實之處。
“戰爭年代都是軍隊生活，我就不講了。解放後，生活穩定了，毛澤東個人的家庭生活也算像點意思了。我們就從這裡開始講吧。”
根據中央有關部門的指示要求，毛澤東的衛士班主要是負責照顧毛澤東及家庭的生活、工作、起居以及安全等工作。由於毛澤東身邊的子女除李訥有時還能回家外，基本上就是他和江青兩人。但毛澤東的家族和江青的娘家人以及幾個子女，加起來也算得上是個大家庭了。再加上毛澤東從來不沾錢，他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平生最討厭錢，而江青又是個屬於享受型的人，所以，我這個衛士長除了負責領導好整個衛士班的工作外，實際上還兼當了毛澤東一家的管家差事。因此，毛澤東的家庭，我是最清楚的了。
五十年代初期，毛澤東一家的生活實行的是經濟包乾制，因為當時還沒有實行薪水製。國家給毛澤東每月為二百元左右，江青為一百多元。錢統一由我掌管。當時我是每月五十多元。為了計劃好這筆錢，我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列了伙食、衣服、雜費及節餘這麼幾項。我給毛澤東一家定的每天伙食標準是三元錢。毛澤東看過後，說伙食費是不是定得高了點，我解釋這包括招待客人的錢，於是毛澤東便提筆寫了“照辦”兩個字。從此以後，便嚴格照此計劃執行了。
先說說“吃”吧！
現在，常聽一些人議論，說電視上、報紙上每天見中央的大干部不是出席招待會，便是又有宴會了，這一天到晚淨吃山珍海味，大概自己家裡從來不起灶吧！對現在的這個問題我說不好，但對毛澤東時代的一些事情我是了解的，特別是毛澤東本人。接待外賓，出席一些重要國宴，需要吃幾頓飯，喝幾杯酒，對從事外交和政府有關部門來說是必要的，也是無可指責的。毛澤東作為黨的主席，五十年代還兼任國家主席，也有時出席些招待酒會、外賓宴會等，但一般情況下，毛澤東是不太願意一天到晚忙碌於這些酒肉之間的，除了不得已的情況，他一生最喜歡清靜。當國家主席那陣子，外國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後，駐華大使先生就要送來國書，國家主席便得在一定儀式上一本正經地去接國書。毛澤東很不願意搞這一套。開始還去，後來乾脆交差了。他屬於不善於應酬之列。基本不喝酒，吃東西又極為簡單，有幾天毛澤東連續出席了幾個宴會，回來後嘀咕著對我說：“以後我不去了，那種場面看桌面上一道又一道菜，好看不好吃，還是我的辣子加醬豆腐合胃。”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人。
說起他平時吃的東西，你們也許不相信，他的簡單程度有時我們都覺得有點太那個了。
辣椒，是他一生的主菜。除此，便是黑豆、黴豆腐等。主食中，毛澤東喜歡麥片粥，烤芋頭，紅糙米。也許是幼年在農村養成的生活習慣，也許是長期戰爭年代的緊張生活所致，毛澤東在吃的問題上，實在太粗，太單一。江青為此一直同毛澤東吃不到一起，我們做衛士的有時也覺得主席過得太苦。
毛澤東正經吃飯，一般是四菜一湯。其中少不了一碟乾辣子，一碟黴豆腐。這湯有時就是涮盤子的水，最多加幾根素菜或野菜——他饞野菜。
凡是毛澤東的家人、親戚，或者毛澤東留下的客人吃飯，一律都是算在毛澤東個人的伙食費中，飯菜與他平時吃的沒什麼兩樣。毛澤東私人請客從沒有像現在有些人猜測的那樣是“國家撥款”。
吃得簡單粗糙還是第二回事，第一回事是毛澤東這粗茶淡飯能保持也就算是好的了，可他特殊的工作方式，使得他的飲食又無法正規起來。他工作不分鐘點，吃飯也沒有鐘點，只以感覺餓了為“標準”。一天吃兩頓的為多，也有吃一頓的，有時連續工作幾晝夜，也就可能吃五六頓飯。像我們現在一家人吃飯時正正經經炒好幾個菜，圍在桌子旁像模像樣地用餐，毛澤東幾乎難得有。毛澤東有專門的廚師，但廚師的大半時間是處於“失業狀態”。於是，我們衛士便兼任這個任務。 “什麼？你們說我們這幾個毛頭小伙子能為主席做飯？那當然，很簡單。”在我們衛士值班室，有個電爐子，有個大搪瓷缸子。毛澤東餓了，我們便用它給主席煮一碗掛麵，或做一缸麥片粥，或是烤上幾個芋頭。你們現在年輕人一招待我吃一頓就是十幾個菜，那時毛澤東一個月也吃不了這麼好這麼多的菜。我跟隨他十五年，他吃飯始終是隨隨便便，一把炒黃豆，幾個烤芋頭，或是一缸子麥片粥，便算作一頓飯了。
五十年代毛澤東經常外出巡視，到一個地方，當地負責同志免不了要為毛澤東接風洗塵，設宴擺酒。毛澤東最煩這個，幾次讓幾位省委幹部下不了台。他衝著桌上各種各樣的菜，對這些領導幹部發脾氣道：“你們就光想著我毛澤東，不看看人民群眾、老百姓的飯碗裡裝的是什麼東西！能讓人民群眾、老百姓的飯碗也裝得這麼多，我比啥都滿意。”時間一長，各地領導都知道他老人家吃飯的習慣和脾氣了，便老老實實隨意去弄幾樣毛澤東喜歡的粗茶淡飯。有時，還經常事先請教我們這些衛士們。
對於葷菜，毛澤東是比較喜歡吃紅燒肉和一些魚的。可是他並不讓我們多弄。記得在轉戰延安，跟胡宗南部隊打那幾場惡戰時，連續打了三個大勝仗。一天，毛澤東很有情緒地對我說：“銀橋，想想辦法，幫我搞碗紅燒肉好不好？要肥點的！”
我說：“打了這麼大的勝仗，吃碗紅燒肉還不應該？我馬上去。”
毛澤東聽完我的話，連忙擺擺手：“我說的不是那個意思，這段時間用腦太多，吃點紅燒肉會對腦子有好處的。”
他就是這種指導思想。平時也只有在他認為用腦太多的時候提出吃肉。其實毛澤東什麼時候不是用腦太多？因此，我們就有意讓廚房盡量多搞點紅燒肉給他補補腦。
為了吃紅燒肉的事，毛澤東還跟江青鬧了一場，結果兩人從此分開吃了。
那是抗美援朝戰爭結束的那陣子。有一次，毛澤東連續工作了幾十個小時，我一再提醒：“主席，您已經兩三天沒吃一頓正經飯了。”
“是嗎？”一頭埋在文件堆裡的毛澤東似乎有些驚異地反問我。當他的眼睛離開文件時，大概他也一下子感到肚子餓了，便說：“真有些餓了，好吧，我吃一頓飯吧！”
我說：“徐醫生早定好食譜了，就是沒有機會做……”
毛澤東一聽便擺擺手：“他的什麼食譜，我不要。你給我搞一碗紅燒肉來就行，這幾天用腦累了。”
我正要到廚房去交代，江青從她屋裡出來，她小聲說：“主席要吃飯了吧？”
我點點頭：“他要紅燒肉。”
“又是紅燒肉！”江青很不滿意，“吃什麼東西不比紅燒肉好？幾天了，主席沒正頓吃飯，昨天吃的什麼？”
“麥片粥。”
“前天呢？”
“小張說煮了碗掛麵。”
“看看，你們就是不會辦事！看我什麼時候把你們那個電爐子和茶缸扔到外邊去！”江青生氣了。平心而論，那時的江青還是比較關心毛澤東生活的。她說這些，也是希望毛澤東能改改飲食習慣，多吃些有營養的飯菜。問題是，她不該獨斷和說那麼多的話。她衝著我說：“不要再囉嗦了，照我說的辦！紅燒肉不要弄，什麼好東西？土包子，就是改不了的農民習氣！”她是說毛澤東。
就這樣，按照江青的意思，給毛澤東弄了碗魚塊。吃飯時，我心怯怯地站在一邊，等毛澤東吃飯。
毛澤東吃飯總是離不開手中的書或報紙。他手裡抓著筷子，眼睛卻仍然盯在一張報上。江青夾了塊魚放進丈夫的碗裡。毛澤東發現不對頭，便轉頭瞥了一眼桌上。
“嗯，紅燒肉呢？”毛澤東眉頭一皺。
我的心“怦”地跳了起來。我是知道毛澤東的脾氣的。他一貫主張“交代了的事就要辦”，我這明擺著不辦，那是非“克”不可的。可我心裡企望著，江青會幫我說話的。
“紅燒肉呢？”毛澤東的目光轉向了我，聲音也提高了。
我咽了幾口唾沫，想等江青解釋，可她沒說話，於是我只好回答沒弄。
“為什麼沒搞？”毛澤東生氣了，大聲問：“交代過的事為什麼不辦？”
一片沉默，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說話，交代的事為什麼不辦？”毛澤東怒了，“我只要求一碗紅燒肉，過分了嗎？”
主席啊，您哪裡過分啊！您為中國革命，為億萬萬老百姓操勞幾十年，就是天天吃紅燒肉也不過分呀，我們衛士也願意天天給您做。可這次是江青不讓做的。我心裡這樣說，嘴裡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因為我知道，我一說，事情就鬧大了。毛澤東本來跟江青就過不到一起，這個時候我一說，毛澤東非得跟江青吵上一場不可。可江青你自己應該出來解釋呀！我感到委屈，又不能說，淚水簌簌地流了下來。
毛澤東是看不得哭的。一見我哭，便又不安了：“算了算了，以後注意麼，交代了的事就要辦。你不要哭了呀，我還要吃飯呢。”
大概他也看到其中有些名堂，於是在我服侍他睡覺時，他小聲地讓我告訴他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不敢說，可他偏要我說。偏偏這個時候江青進屋了，毛澤東朝她白了一眼，江青立刻喊了起來：“你們談，你們談，我走！”
我知道事情又壞了，江青肯定知道我在毛澤東面前告她狀了。無奈，我必須回答毛澤東的提問。當我把事情經過講了一遍之後，毛澤東沉下了臉，氣呼呼地說：“她沒說錯，我是土包子，我是農民的兒子，改不了農民的生活習慣。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塊就分開。銀橋你記住：今後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菜按我的習慣辦，江青住的房子，穿什麼衣服，吃什麼飯菜由她自己定。我的事不要她管！”
就這樣，毛澤東一家僅有的兩人的吃飯問題也變成了“兩條戰線”。
在吃的問題上，毛澤東不僅自己從不高要求，對子女的要求也一樣。李敏和李訥從小就跟隨我們一起吃大食堂。記得有一次我那個給毛澤東家庭當阿姨的愛人對毛澤東提出要求：“李敏跟她媽在蘇聯吃過難以想像的苦，李訥這娃娃六七歲就跟我們一起行軍、露宿，在敵人的子彈和炸彈下打滾了好幾年，沒過上一天好日子，讓她們跟你們一起吃飯吧！”毛澤東斷然否決：“不要跟我們，你帶她們吃大食堂去！”她們上大學後，吃住都在學校，同所有的普通人家孩子一樣，睡集體宿舍，吃清淡伙食，穿的也是一身舊藍布衣，與同學一起下鄉勞動，一起走路，擠公共汽車，旁人誰都不知道她們是毛澤東的女兒。
李訥是我看著長大的，上大學後，每週六才回家，學校在市郊，遇上有個課外活動，總是天抹黑才回到家，一個女孩子家總是少些安全，我便瞞著主席悄悄接了她幾次，毛澤東知道後嚴厲地批評了我。
1960年，國家經濟發生困難，加上蘇聯逼債，這時已實行薪金制的毛澤東，第一個要求是將自己五百元左右的工資減掉了二百元，並且指示我：“三年之內不吃肉。”自然，他用來補補腦子的紅燒肉也毫不例外地取消了。毛澤東這麼一做，中央的其他領導也紛紛效仿，減工資和不吃肉。但真正一頓也不吃肉的恐怕像毛澤東那樣的不多。
那個時期李訥身體不好，在家休息，有一天，我派衛士去看望她。李訥臉色很不好看，衛士以為她又病得不輕，可李訥說：“我餓……”衛士回來跟我一說，我鼻子也酸了。這孩子出生在延安，從小沒吃上幾頓像樣的飯，幼年時一直跟我們吃那個黑豆，如今解放了，父親還是國家主席，卻叫娃娃喊著餓。無論如何，我下決心要給她搞點吃的！我搞來一包餅乾，悄悄給她送去了。李訥躲在一個背人的地方，看看左右沒有人，便一口氣吞了幾塊，那樣子像是偷來似的，她吃了幾塊，不知想起了什麼，又小心翼翼地藏在內衣的衣袋裡，大概準備慢慢吃吧。這事江青先知道了，後來毛澤東知道了。 “三令五申，為什麼還要搞特殊化？”毛澤東又一次發火了。我不服氣，說：“別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澤東拍桌子了：“別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塊餅乾也不能送！誰叫她是毛澤東的女兒！”
大凡我們要為他的子女，或者他的子女要在某一件事上搞些什麼現在看來根本不能當回事的“特殊化”，毛澤東都要這麼大發雷霆，都要這麼說：“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誰叫她是毛澤東的女兒……”其實，他老人家是非常愛自己的子女的，可他是人民的領袖，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他人謀幸福，而從不為自己謀半點私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不得不把嚴以律己放在第一位，把對子女的愛深深地放在心底。
毛澤東除了喜歡吃紅燒肉外，也愛吃些鯉魚。熬了那麼多年的苦日子，有一次賀龍同志託人送來幾條鯉魚。這一天江青出面，把李訥接回家，與毛澤東一同進餐。廚房做兩條魚，一大一小，江青把大的一條給了毛澤東，自己和李訥吃小的。
當時我和韓桂馨都站在一旁，江青給女兒夾魚後，又給小韓夾，小韓不肯吃，李訥便不答應，於是小韓只好陪著吃。
毛澤東像是怕冷落了兒子似的，招呼我：“銀橋，你也一起吃，我給你剩了半條魚。”他指指盤子，拿著文件，便從桌子邊上站了起來。
“主席，我，我不吃。”我驚慌地往後退了幾步，我怎麼能跟毛澤東主席搶魚吃呢？雖然我的肚子早已在“抗議”，可是我無論如何不敢有這等非分之想的。
毛澤東以為我嫌他動過筷子了，便說：“我沒有病，那一面還沒動過麼。”
我臉紅到了耳根：“不是那個意思，留著主席晚上吃。”
“不要剩，我不吃剩魚。”說完，毛澤東就走了。
江青見了，也匆匆吃完碗中的菜，招呼李訥和小韓，她們怕我不好意思吃，便都走了。
“毛澤東真的不吃剩魚？”我們問。
“哪裡！”李銀橋馬上給予否定。他不但經常吃剩菜，而且見了飯桌上掉下的米粒、菜等，從來就是拾起來便往嘴裡塞，他用過的飯碗從不會剩一粒飯的。他是藉了這條理由非讓我吃下去不可。因為那段時間我們衛士們過的日子也很艱苦。
毛澤東一生如此簡單、粗略的飲食，居然也沒有出現過胃病，或者營養不良。這一點，我們衛士及醫生和中央的其他領導都稱其為“神”。毛澤東是人，但有些方面確實超乎尋常的神奇。
你們不相信毛澤東幾十年洗臉沒用過一塊香皂？可這是事實。他洗臉愛用清水，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便用些洗衣服的肥皂洗。說起來你們更不相信，他甚至連刷牙的牙膏都沒用過，他只用牙粉。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解釋：“我不反對用牙膏，用高級牙膏。生產出來就是為了用，都不用生產還發展不發展？不過，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習慣了。”
“現在像你們這樣的年齡，更小一點的年輕人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對我們這些延安過來的人的許多生活習慣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確實有些做法現在看來也不太合乎時尚了，但我們在延安時期養成的那種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光榮傳統，正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所在，那時養成的一些習慣，我們這些老同志是永遠不會忘記，也不會改變的。”毛澤東便是繼承發揚了延安革命光榮傳統的最好典範。
說起毛澤東的衣著，那更是催人淚下。他有一套毛衣、毛褲，不知穿了多少年，聽毛澤東原來的警衛排長閻長林講過，在長征時期，給毛澤東當警衛員的陳昌奉在時，毛澤東就有這套毛衣褲了。一直到解放初期，毛澤東還穿著它。那上頭不知有多少補丁了。我是負責毛澤東一家衣著開支的，所以準備給毛澤東重新買些毛線織一套。不過，我知道這類事必須向他老人家本人請示，否則準挨克。我和衛士們請示了好幾次，但都被他老人家頂了回來。我還是不甘心，因為那樣實在太妨礙偉大領袖的形象了。於是，我跟小韓商量，讓她幫著說說，平時毛澤東有什麼衣褲破了，都是她給縫好，興許她說話毛主席能聽。
一天，毛澤東正在看文件，我便又和小韓進去做工作了。小韓說：“主席，天氣很快就冷了，您的毛衣毛褲太破了，再說破也不要補了，李銀橋他們提出給您買點毛線，讓我重新織一套。近日，我準備跟著他們一起上街看看顏色，給您買回來快些織好。”
“別麻煩了，小韓，你把李訥照顧好了，又為我們做了縫縫補補的工作，給你增添不少麻煩了，我非常感謝你。還是請你辛苦辛苦，再織補一下，能穿就行了。”毛澤東回答道。
“您的毛衣褲實在太破了，就是能補上，穿著多麼寒磣呀！”小韓一心想爭取。
“唉，穿在裡面不講什麼好看不好看，能穿就行了。外衣破了，補補不是還可以穿嘛！”毛澤東搬出他的革命理論來，“艱苦奮鬥是我黨我軍的光榮傳統，雖然現在日子比延安時好過了，可這個傳統到啥時還得繼承呀，你們說是不是？”
無奈，我們的計劃又落空了。
一條洗臉和擦手用的毛巾，也不知用了多長時間，連上面的線毛毛都磨平了。我又提出是不是換條新的，毛澤東照例拒絕：“洗臉、擦手又不是什麼大事，把臉上和手上的水珠抹乾就行了，還能用一段時間。”
他的生活理論同他的政治觀點一樣一般來說都很難駁倒。
你們一定從照片和電影裡看過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穿著那件筆挺的黃呢子製服吧！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穿得像樣的衣服。因為是要出席開國大典，生活秘書葉子龍從繳獲國民黨軍隊的倉庫裡弄來了一些黃色校呢，是我拿到王府井請一名叫王子清的師傅做的。開國大典穿後毛澤東又穿了幾次便放了起來。那時，部隊的軍裝沒有製定統一的式樣，黃布做的衣服就算是軍裝。解放了，有一天毛澤東對我們衛士說：“現在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可以脫軍衣了，我脫，你們也脫。”此後，我們原是穿軍裝的衛士，就都成了便衣軍人，再不曾穿過軍裝。毛澤東也不再穿那套開國大典時穿的黃呢制服了。
有一天，毛澤東對江青說：“軍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給誰就送給誰吧！”
過去，毛澤東曾把自己的一件軍大衣給了兒子毛岸英。
岸英犧牲了，兒子岸青也不在身邊。毛澤東完全把我們當成自己的家庭成員，他要江青把他的衣服分給我們衛士。
我拿了四套包括開國大典穿的那套軍衣。後來分給了負責外衛的副衛士長孫勇兩件。我多了個心眼，把開國大典穿的那件抱回了家。
毛澤東的衣服我穿太肥，我便把它改成自己合身的衣服穿了。當時沒有想到它有多少歷史文物價值，稀里嘩啦就剪了。只是我愛人跟我開玩笑說：“李銀橋，你膽子不小啊，敢把'皇帝'登基的龍袍給剪了，居然自己洋洋得意地穿起來。”我說：“你別瞎扯，毛澤東自己一再說他是人民的公僕，不要做皇帝。他把我們當他自己家人，改件衣服算個啥！”1967年，造反派對我濫施淫威，屢次批鬥抄家時，發現了這套衣服，後來天津歷史博物館聽說後，便把這套衣服要了去。至今仍放在天津歷史博物館。後來我和中央歷史博物館想去要，可人家再也不給了。我感到很可惜，因為這是毛澤東親自送給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我會時刻體察到他老人家慈父般的溫暖，或者我根本不該改這套新中國“惟一”的開國大典主席服，那它的文物價值似乎會更高些。現在人們在“毛主席紀念堂”裡看到的一套“開國大典服”並非真品。因為到天津歷史博物館拿不回來，有關部門便到孫勇那兒借了一套當初毛澤東給我們兩人各兩套中的一套。現在想起此事，我總感到有些迷惑。每到這時，我愛人韓桂馨便會安慰我說：“銀橋，你用不著那樣責備自己，主席在的時候，從來不把我們當外人，他對自己的東西，除了書外，都很隨便的，誰愛拿誰就拿去。”
我愛人說得對。毛澤東對自己家裡的東西從來不吝惜，說實在的，他的那個家除了書和江青的衣物外，還不如我和韓桂馨的小家多呢。這一點，我這個掌管他家財物的“管家”心裡最清楚。
雖然毛澤東一拱手就把好幾件衣服送給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但他對自己卻一直十分吝惜，而且甚至不敢讓人相信。
那是我們還沒有進入北京城內時，我們住在香山的雙清別墅裡，毛澤東幾乎每天在這里或進城去接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有一天，他要見張瀾了，之前他吩咐我：“張瀾先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了不少貢獻，在民主人士當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們要尊重老先生，你幫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換換。”
我在毛澤東所有的家當裡翻了個天翻地覆，也沒找出一件不破或沒有補丁的衣服。沒法，我便向毛澤東請示道：“主席，做也來不及了，是不是去借一件？”
毛澤東似乎也沒想到這個“意外”，頓了一會兒，聽我一說，趕忙擺擺手，“不要藉了，補丁不要緊，只要乾淨整潔就行。張老先生是賢達人士，不會笑話我的！”
就這樣，毛澤東穿著補丁衣服，接見了除張瀾之外，還有名聲顯赫的沈鈞儒、李濟琛、郭沫若……
可事隔不久，我又為另一件事發愁了。原來，那幾年，毛澤東是兼任了個國家主席，經常要接待外賓，身上還好說，有一套禮司部門給定配的黑色呢子製服，可他腳上那雙皮鞋已經舊得沒有一點光澤了，最要命的是他的襪子沒一雙不帶補丁。我勸他換換皮鞋和重新買兩雙襪子，毛澤東不肯，說還能穿一陣子。
無奈，有一天，在接待外賓之前，他老人家躺在沙發上，兩隻腳自然地向外伸著。
我無意朝那邊一看，不由驚呼了一聲：“主席，把腳往裡縮一下。”
毛澤東以為是什麼事呢，敏捷地將腳縮了回去：“銀橋，怎麼回事？”
我笑了，指著他的腳說：“您看，您的腳那麼向前一伸，襪子上的補丁全部會露在客人面前。”
毛澤東重新將腳伸了出來，果然發現襪子上的補丁“露餡”了，他笑了，說：“對對，我把它縮回去，家醜不可外揚麼！”
從此以後，每當毛澤東接待外賓，或會見什麼重要客人時，我便提醒衛士“家醜不可外揚”，他們笑笑，都明白是怎麼回事。毛澤東一聽這話，也會心領神會，且迅速作出反應。
在我跟隨毛澤東十五年間所看到的，他一般從不接受別人送的禮物。雖然有時地方一些黨政領導幹部和跟隨毛澤東打天下的老戰友、老朋友以及親戚、老鄉也會送些禮物給他，而放到他家裡的東西，一般都由有關部門充公處理，這是毛澤東自己定的規矩。外國朋友和領導有時也會送禮物，那更是充公處理。如果是吃的東西，那就樂了我們這些年輕的衛士和警衛連中隊的小伙子們，因為毛澤東總是想到我們的。
記得是抗美援朝勝利的第二年，朝鮮人民的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為了表示對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敬意，送給毛澤東二十四箱上等蘋果。通常，毛澤東對類似這樣的禮物只是過目一下禮單而已，是見不著實物的。可是，這一次有關部門覺得事情難辦了，因為蘋果上面，個個都印著“毛主席萬歲”五個醒目的字，誰敢吃“毛主席萬歲”呀！為此，不得不請示毛澤東。那天我見毛澤東手中正拿著一個印有“毛主席萬歲”的蘋果好奇地看著。管理部門的一位同志告訴他，這是在蘋果尚未熟的時候，用寫上字的紙貼在蘋果上，太陽一曬就出了這些字。 “難為金日成一片心意。”毛澤東說，“不過，'萬歲'是不可能的，人能活到一百歲就是長命了。我這個人別說活到萬歲，就是百年也絕不可能。因為我有很多問題早想同馬克思探討探討。這樣你們也就不要有什麼顧慮。”毛澤東說得幽默，一副無所謂的神態。
“銀橋，傳達我的命令，讓衛士們和警衛中隊的同志把這二十四箱蘋果全部消滅。”毛澤東大手在胸前做了個習慣而具有吸引力的向前推動的動作。
“是！”就這樣，我和衛士班、警衛班的小伙子美美地吃了幾天朝鮮蘋果。
俗話說，再好的夫妻也有吵架的時候，再親的兄弟姐妹也會氣得咬牙切齒。我們生活在毛澤東這個大家庭裡，有時也難免為一些事情鬧些矛盾。這時毛澤東總是像父親似的，先把我這樣的“大孩子”克一頓，對年齡小些的便總免不了哄幾句。也難怪，雖然我們的衛士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戰士，可畢竟大多是剛離開父母的毛頭小伙子，辦事任性，毛手毛腳的事總是會有些的，一般情況下，毛澤東從來不會把它提高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高度來訓斥我們的，倒總是用幽默，或者像逗孩子似的啟發、開導。於是，本來有的一點雞毛蒜皮的事便馬上化為烏有。因此，我這個當衛士長的“大哥哥”，十幾年間，也非常容易帶這些當衛士的“小弟弟”們。我們衛士之間始終保持著情如手足，親如兄弟的革命情誼。這當歸功於毛澤東這個“大家長”。
對內是這樣。對外，毛澤東可完全是另一種姿態。要是我們衛士與外人搞不好關係，毛澤東會完完全全地擺出一副嚴家長的態度，把你狠狠地克一通，直到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為止。
毛澤東常對我們說：“你們是我的衛士，一旦你們跟外人鬧了彆扭，我就得像那些嚴爸爸一樣，自己的孩子再對，別人家的孩子再有什麼不是，我首先也要批評你們。我很小的時候，我父親也是這麼做的！”這一點上，他繼承了中華民族所有做父親的傳統美德。
衛士田雲玉是公認的最受毛澤東喜愛的小衛士，他不僅年紀小，而且一身孩子氣。平時在毛澤東和江青面前無拘無束。這對身邊缺少兒女天倫之樂的毛澤東夫婦，無疑是一種補償。所以，他們平時很慣著他。他身上穿的毛衣，還是江青親手一針一針織的哩！這一慣不要緊，小田卻漸漸滋長起了那些被慣孩子的通病——任性，目中無人。
有一次，我們隨毛澤東到南方。在專列上，一天，小田和乘務員小姚在一起，小姚是個姑娘，也是跟隨毛澤東多次出車的熟人了。為了開門快慢的事，小田和小姚兩人吵了起來。小田讓小姚開快一點，聲音裡帶有一種“命令”的口氣，小姚也是個任性的姑娘，偏偏不吃這一套，於是兩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頂了起來。
“你不就是個列車員嗎，有什麼了不起的？”小田挖苦道。
小姚的嘴巴也不饒人：“列車員怎麼著？我還入黨了，你還沒有入黨呢！告訴你，做人還得靠自己，別以為你在主席身邊有什麼了不起！”
小田不干了，到毛澤東身邊還沒人這麼傷他自尊心呢！於是氣得破口大罵，什麼話難聽，他就罵什麼。一開罵，小姚姑娘就只有眼淚了。她“嗚嗚”地哭著到毛澤東那兒狠狠地告了小田一頓御狀。
“小田，主席叫你去！”我把小田叫去。見他的神色，還是那樣一腔傲勁，他嘴裡喃喃著：“哼，告就告，主席會把我怎麼樣！”
誰知，這一次毛澤東可沒有輕饒小田。毛澤東用手指著小田的鼻尖，怒吼地責問道：“你說，你為什麼對小姚耍態度？”
“都是我們把你給寵壞了！瞧瞧，現在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江青也在一邊指指戳戳。
“越來越不像話了！”毛澤東雙手叉著腰，那架勢真像老子要打恨鐵不成鋼的兒子似的。 “要檢查，要當面向小姚檢查，檢查不好就別來見我！”
小田這次可威風掃地了，一直幾天抬不起頭來。不過，事情過去了，毛澤東又像疼愛自己的乖孩子似的跟小田又是逗樂又是尋開心。小田也沒有一點思想負擔。
嚴格地說，這類事還只能算是孩子之間的小打小鬧。大人間的大打大鬧也是有的。我們衛士及工作人員之間還倒沒見過和聽說過有誰跟誰公開打得不可開交。不過，我們同毛澤東的家人之間倒是出現過幾次大吵大鬧。不是跟別人，都是跟不可一世的江青大人。江青那時還不是什麼“四人幫”，除了主席夫人外，沒有什麼頭銜，後來經周恩來提議，中共中央常委研究同意後，她才有了毛澤東生活秘書的頭銜。但她不怎麼管事。雖說她負責兼管我們衛士、醫生、護士和阿姨這一攤，實際權力還不一定有我這個衛士長大呢！所以，在當時我們的眼裡，她也僅算是毛澤東家庭成員中的一員，僅僅是重要一員而已。江青可不同於毛澤東，侍候她不那麼容易，而且她經常挖空心思出怪點子讓我們不好辦。我們最恨她的是她經常乾擾我們值毛澤東的正班。
毛澤東長年累月，難有閒時，毛澤東越忙，江青就越閒。她一閒，事情就多起來，而且總是叫上我們這些衛士們。雖然我們心裡也很反感她，可畢竟不敢公開跟她唱對台戲。再說，我們衛士也負有為她服務的一部分責任。江青也就藉這一點，總是對我們指手畫腳，誰要稍微表露出一些不順從，誰就不會有好果子吃。當然，那時還談不上“政治迫害”，再大，也僅算作是“家庭矛盾”吧。可悲的是，當時我們衛士、毛澤東，連江青在內都把這些頂嘴吵鬧當作一說就過去的“家庭矛盾”。待後來登上“女皇”的政治舞台後，這位“第一夫人”便一下翻臉，說成是我們“一直對她不滿”，“反對江青”的把柄，從而進行嚴酷的政治報復。這是後話。
但在五六十年代，雖然我們多次跟江青吵過，而且有時吵得非常厲害，但毛澤東和我們，包括當時的江青在內，都把這些看成是“家庭矛盾”，我舉個例子。
記得是1958年夏天，我隨毛澤東、江青又來到北戴河，還是住平房一號屋。自毛澤東1954年來後，這一號平房便成了他每年夏天的一個新辦公地址和起居處。
這段時間，毛澤東很忙，諸如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吃食堂等大事都糾纏著他，大會小會幾乎天天有。這一天照例，毛澤東晚上工作了一個通宵，上午十點來鐘才睡覺，並在臨睡前囑咐我，下午四點鐘有個會議，三點鐘要叫醒他。趁著還有幾個小時，我便坐在值班室看書。大約兩點，給江青值班的衛士說江青讓我去打牌。
就一個來小時了，我真沒什麼興趣，可江青叫的能不去嗎？
“來，銀橋，還是我們倆打對家。”江青興致正濃。可偏偏我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怎麼了，想老婆了？你幾天沒陪我打了，快拿牌。”她朝我使了個眼色，示意讓我打起精神配合她贏上幾回。
我抬起手腕，看看還差幾分就兩點了，便“唉”的長嘆一聲，那隻摸牌的手慢騰騰地抓著。
“餵，看著一點，讓你出牌了！”江青瞪了我一眼，顯然是我的精神狀態使她大為掃興。
心不在焉，牌能打得好嗎？連續兩回，我們都輸了，江青沉不住氣了：“今天你是怎麼啦？不是嘆氣就是打錯牌！”
我只好說：“主席下午有會。”
“正班不是田雲玉麼？”江青說得對，可我是衛士長，毛澤東行動時，我必須跟著，這是多年養成的習慣，也是我神聖的職責。江青這麼一說，我又不好當面反駁，取而代之的是沒完沒了的嘆氣聲。
說實在的，這種嘆氣聲和連續的出錯牌的狀態，對一個正在興頭上的人來說，是難以忍受的，再加上江青一貫惟她獨尊，我這個樣，在她看來是明擺著沒把她放在眼裡。
第三局，剛出幾張牌，我連續失誤，以致敗局已定。
“不打了！”忽然，江青把牌往我面前一甩，瞪著一雙大眼睛，“噌”地立起來，大聲責問我：“李銀橋，你今天到底想要幹什麼？你說說清楚！”
打牌的和看牌的衛士與護士一下子都驚呆了，大眼瞪小眼地看著我。
媽的，你們看著我幹什麼？我心裡頭窩著火，便沒有好氣地回敬江青道：“我要幹什麼呀？主席下午要開會，我要陪他！現在你卻要我陪你打牌，你說我要幹什麼？”
“放肆！”江青“嘭”地一下拍起桌子來。然後指著我問：“你想想你是跟誰在說話。”
瞅她那樣，我有意帶著輕蔑的口氣說：“還跟誰，不就跟你江青同志說話嗎？你耍什麼態度？”
“咳咳，你這李銀橋，是我耍態度還是你耍態度？是你們為我服務還是我為你們服務啊，你說呀！說！”江青聲嘶力竭地抬出高帽子給我戴。
我可不怕她這一套，毫不含糊地回答她：“我為主席服務，就是間接為人民服務，政治上一律平等。組織上沒有交代我陪你打撲克的義務！”
“你、你……”江青氣得就差沒搬起凳子朝我砸，“李銀橋，李銀橋，你狂到這個份兒上了，啊？你不就是個衛士長嗎？你，你你給我滾出去！滾！”
這我哪受得了！堂堂毛澤東的衛士長，給她手指著讓我滾就滾了？再說，你江青當著這麼多衛士的面讓我滾，我以後還有什麼權威指揮我的衛士了！我的臉一下子像喝醉了酒，太陽穴“突突突”地直震腦門子。那時我已虛歲三十了，跟隨毛主席也有十多個年頭了。可我第一次感到我是那樣衝動，我也彷彿第一次感到自己已不再是一個任人擺佈的小孩了，我也是人，也是大人了！於是，那男子漢的吵架架勢一下“嘩”地拉開了，好像除了記得自己是毛澤東的衛士長外，其餘全忘記了似的，指著江青以同樣的嗓門回敬她。
“你不狂？你江青不就是個秘書嗎？我喊毛主席萬歲，還輪不到喊你江青萬歲呢！”
“啊——好你個李銀橋！”江青氣哭了，衝著我就奔了過來，虧得護士把她拉住了。
“你再說一遍！我看你李銀橋再敢說一遍！”
以前我跟江青也吵過架，那時情況不同。我是小衛士，再說那次我理短。是因為我說了她躲風，可今天就不同了，我也不知怎麼搞的，像吃了豹子膽似的，眼看這一架鬧大了，心裡也不免有點慌，可嘴上還是死硬死硬：“我就說你！看你怎麼著！”
大概除毛澤東以外，江青還沒有碰到第二個人敢當著眾人面這樣對待她。她哪受得了這個，於是又哭又鬧，非要跟我拼個死活。我也哭了，也不停地與她對罵。現在想起來覺得真有意思，太好笑了，完全像小孩子打架一般。屋子裡全亂套了，護士們勸江青，衛士們拉著我，一起一伏，一前一後，雙方如同拉鋸一般。
當時，我在嘴上和行動上沒讓江青佔過上風，但心裡畢竟發毛。估計毛澤東也要起床了，我便一邊哭，一邊鬧地轉頭便朝毛澤東的房間跑去。
“怎麼回事？”大概毛澤東已聽到外面吵吵鬧鬧的聲音，正朝外探著頭張望。
我一見毛澤東，就像外頭受了多少委屈的兒子見到親娘老子，“嗚嗚”地放聲大哭起來：“江青罵我，她……她說我就是為她服務的……”
我還沒有說清兩句，江青也披頭散發地哭著闖了進來。於是我們兩個又吵成一團。
“什麼屁事！”毛澤東一聽我們淨是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鬧到如此地步，便站在中間，大著嗓門喊了一聲：“不許吵了，都給我閉嘴，看你們成什麼樣！蠢麼！蠢麼！”說著，他一副勸架樣，一手將江青往外推，一手將我往屋裡推。
“你年紀比他大，不能少說一句？”毛澤東對要出門的江青嗔怒地說了一句。嗨，不知怎的，我頓時覺得有了靠山似的，衝著江青背後又重重地說了一句。這下壞事了，江青說啥也不肯出去，非得跟我沒完。
“怎麼回事？她不說了你還嘀咕個啥？”毛澤東瞪了我一眼。
我不吭聲了，可江青哪肯罷休。她一鬧，我又忍不住了。
“住嘴！”毛澤東真的發火了，只見他站在我和江青中間，雙手叉腰，右腳往地上狠狠地一跺，那聲音像打雷一般：“從現在起，誰再說一句，我就追究誰！”
江青和我眼瞪著眼，誰也不敢吭聲了。
“看看你們的能耐！一個毛澤東的老婆，秘書，一個毛澤東的衛士長，就為了打撲克吵成這個樣？”毛澤東的眼睛衝著地，火氣十足：“我整天忙得顧頭不顧尾，你們倒好，閒得發慌！吵架吵得拉都拉不開，說出去叫人家聽著，丟不丟人哪？啊！”
“到此為止，你們兩個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了，都看書去！”毛澤東把那隻大手在胸前那麼一畫，“都給我下去！”
事後，公安部長羅瑞卿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給我們整風。批評是批評了，但我沒有感到什麼壓力。因為我心裡有底，這是“家裡”的事，吵得再凶也是家裡的事，像所有的家庭一樣，吵過也就完了。我們在毛澤東身邊時間幹得長的衛士們都有這種感覺：毛澤東把我們當作他家庭的成員對待，我們也覺得有他這麼個“大家長”，如同生活在自己親生父親身邊，愛與憎，都清清楚楚，沒有什麼隔閡。雖然若干年後，江青得勢時藉這些私怨對我報復，但當時我始終沒因為跟她在毛澤東面前大吵大鬧後有什麼後顧之憂。毛澤東也沒有，第二天他就“銀橋”、“銀橋”地叫個不停。
“這就是我們在毛澤東一家生活的真實感受。”李銀橋說。
我需要補充一點的是，毛澤東對自己的一生幾乎毫無物質上的任何追求，他吃粗茶淡飯，穿舊衣破襪。但對我們衛士以及其他身邊工作人員、親屬、故友卻從來是慷慨解囊。在他工資開支中，後來專門讓我單設了一項“救濟同志”欄。我本人就幾次接受過毛澤東的經濟幫助。差不多衛士班的同志人人都受過毛澤東的這種幫助。
“說起這些，常常使我們衛士感到催人淚下。”兩鬢斑白的李銀橋，眼眶裡盈滿了淚水。
“我能不動情嗎？”他說，“毛澤東自己一套毛衣補了又補，洗臉洗腳捨不得用兩塊毛巾，可只要一聽我們衛士中哪個家裡有困難，便會馬上解囊。”
他自己不管錢，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我這個人最討厭錢。”在我跟隨他十幾年間，從沒見過他動手拿過錢。有一次，一位叫張瑞岐的同志，在延安時當過毛澤東的警衛員，解放後，他寫信給毛澤東說家裡遇到了困難，毛澤東見信後立即吩咐我寄錢。
我從毛澤東的工資節餘存款中取出三百元，放在牛皮紙袋裡，準備寄之前讓毛澤東本人過過目。當口袋送到他面前時，毛澤東以為又是什麼公文，正準備抽出來看時，我說了聲：“是給張瑞岐同志的救濟款。”
毛澤東一聽，臉色突變，像是無意中抓了一隻癩蛤蟆似的那樣噁心，把牛皮紙袋扔到了一邊。 “你以後要注意呢！我是從來不摸錢的。我最討厭錢這東西。”從那時起，我便知道毛澤東是不摸錢的。然而，他自己不摸錢，對我們衛士，對身邊的同志，卻總是關懷備至，百般幫助。記得，經我手得到毛澤東經濟幫助的就不下幾十人次。對我們衛士，除了平時同志的家中和個人有什麼特殊困難外毛澤東要救濟，一般在衛士離開他時，在衛士結婚、生育時，在衛士離開數年再來看他老人家時，或者來信有意無意地提起有困難時，毛澤東無一例外地都解囊相助。
“請不要大眼瞪小眼地看著我，我明白你們想說什麼。先聽我把話說完。”
確實，毛澤東給同志的這種幫助一出手就是幾百元，不了解內情的人還一定以為反正毛澤東是國家主席，要多少錢就會有多少錢。錯了，毛澤東儘管一年中總有幾次那樣幫助別人，但從來不動用公家或者說國庫裡的錢給別人。他的這種資助，全是用他工資節餘中的存款。也就是說，都是從他牙縫里和身上扣下來的錢！我粗略地統計過，他一年幫助別人的錢，總是遠遠多於他自己吃飯和穿衣所花去的錢。
毛澤東有一筆數目不小的稿費。過去是由秘書代為保管，現在是全部繳中央辦公廳，就連李敏、李訥都不會得到的。對過去的朋友，對生活過得清貧的民主人士，對那些素不相識但問題反映到他老人家那裡的平民百姓，毛澤東這類的幫助，大多動用他的稿費，由秘書代為處理。
“最後，我還要補充的一點是：儘管我們衛士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過毛澤東的經濟幫助，但他老人家把我們看作自己家庭成員中的一員的最突出的表現，是在政治上給了我們平等的權利，生活上給予了關照，以及精神和感情上的融洽。”
李銀橋搬出幾本當年他們衛士和毛澤東一家生活在一起的珍貴照片，我們一頁一頁地翻著，深深地感到毛澤東不僅是一個舉世無雙的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同時，又是一個慈祥、可敬、可愛的父親。
1957年8月上旬，毛澤東到青島視察。因為人手緊，我就帶了衛士封耀松和田雲玉，偏偏這個時候，小田的家裡來了封加急電報，電報就五個字，“母病重速回”。小田一家兄弟姐妹七人，家庭生活相對比較艱苦。他的母親里里外外真不容易。小田一見電報就特別著急。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飛回家，可又一想毛澤東身邊人少，就是他不走，也每天要同封耀松兩人每天每人輪流值十多個小時，要是一走，顯然毛澤東身邊的值班可就成問題了，因為我是衛士長，還有外圍及與地方聯絡等工作，毛澤東出外巡視時我一般不值正班。小田不知如何是好，便拿著電報找到了毛澤東。
“你打算怎麼辦？”毛澤東看了電報問道。
“我……還沒想好。”
“你母親平時身體咋樣？”
“還可以。”
毛澤東思忖了一會兒，說：“你準備一下，馬上回去看看。當孩子的，應該為家里大人多費點心。”
小田覺得為難：“我一走，主席身邊就沒人了。”
毛澤東拍拍小田的肩膀：“不要管我。我這裡總會有辦法，你就安心回去看老人，回頭你把羅秘書叫來。”
毛澤東叫羅秘書來，是問有沒有順便的交通工具把小田帶到北京，然後讓他早些回到家。一聽有，毛澤東馬上叫來小田：“正好有北京送文件的飛機，你可以跟著飛機回北京，然後再轉火車回家。讓衛士長給你帶二百五十元錢，作路費，也好給你母親治病用。”
小田見毛澤東為他考慮得如此周到，心裡熱乎乎的。
“一百元就夠了，主席。”
“嗯？”毛澤東說，“那好，你就先帶上一百元回去，如果再有困難就寫信來，啊？！”
“哎。”
小田回到老家黑龍江雙城縣，走進家門，只見母親紅光滿面，正歡快地干著活。
“媽，你病好了？”小田驚訝道。
母親一見兒子回來了，高興得直上下瞅個不停。然後笑嘻嘻地告訴兒子：“你媽沒病。就是太想你才拍了個電報。”
“媽，看你，怎麼能這樣！”小田生氣了，在家待了幾天后，滿足了家里人的願望，便又回到毛澤東的身邊。回來後，他如實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他低著頭，心想這一下肯定要挨毛澤東“克”了。
不想，毛澤東笑呵呵地把他拉到自己的身邊，連聲說：“你去對的吆，對的吆。”然後，又十分感慨道：“你現在該明白，兒行千里母擔憂啊！母親的愛是其他的愛不能相比的。”
我看到毛澤東在說此話時，眼睛濕潤潤的。是啊，過去他老人家曾多次跟我說過他的母親當年也是三天兩頭地掛念這位遠離韶山沖，到全國各地去尋找真理的兒子，其情其景，不無催人淚下。毛澤東是個極富感情的人。他當年為了革命事業，為了全中國勞苦大眾的解放，不曾顧得上這種崇高而神聖的愛償還給自己的母親，而今，他卻把這種愛傾注在我們這些生活在他身邊的衛士身上。這種愛，難道不值得我們這些衛士把它化作力量，化作忠誠，化作全心全意為毛澤東服務，為全中國人民服務的實際行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