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名偉人，毛澤東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他所一手開創的業績，是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沒有哪一位帝王和君主所能相比的。不管是他在世時，還是在他已經去世二十幾年後的今天，沒有誰能否定這一點的。
毛澤東偉大的一生和人民對他的敬仰，使他從一個普通的人，漸漸成了億萬人敬重、崇仰的心中“聖人”和民族的形象，國家的主心骨。所有這一切，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不管是昨天和今天我們是否曾經反對過“個人迷信”，但人民對自己的領袖所表現出的來自心靈深處的這份感情，始終是真誠和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許是由於人民對毛澤東的這份感情，不得不使毛澤東本人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為毛澤東本人歷來反對他同人民群眾的隔絕，而作為擔負他警衛工作的我們這些衛士及公安部門，又必須這樣做。
毛澤東是個極富感情的人。除了他工作外，他是非常喜歡能同人隨隨便便地聊天，談話，甚至開玩笑的。尤其是隨著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越來越走向“神化”時，他的這種心願就更加強烈，有時到了渴望的程度。我們這些每天為了擠公共汽車，為了排隊買一件緊俏商品而整天詛咒大街上的人太多的平民百姓，是無法想像作為一國之主，高高在上的毛澤東的這一心願的。雖然毛澤東被神化的年代離我們越來越遠了，而且在今天我們有些人在議論毛澤東晚年因被神化了後所出現的一幕幕悲劇時，總是不加以客觀地分析，慷慨激昂地批評這位偉人這個不是那個不是的，但倘若我們冷靜地想一想，並且再加入幾個假如的話，大概我們對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就會有一種重新的認識。是的，假如毛澤東能不受衛兵、不受中央的有關規定的限制，能經常接觸群眾，了解來自真實生活中的真實情況；假如毛澤東能像一名基層的普通領導幹部一樣，能經常到農村、到工廠、到社會的最基層，親自聽一聽幹部、群眾對黨的政策、對自己所製定的路線、方針的意見，而不是靠那些專愛唱讚歌，報喜不報憂的人所送上的“報告”、“材料”來了解情況的話，中國歷史上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大悲劇也許不會出現，也許，中國的現代化和人民生活的“小康”在今天就已經實現了。也許，毛澤東本人就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偉人。
人，沒有缺點和錯誤是不可能的，毛澤東也同樣。然而，當我們從衛士那裡了解到作為億萬人民的領袖的毛澤東，平時卻不能隨隨便便到一個農舍家吃上一頓紅燒肉，隨隨便便到一趟工廠去聽一聽那裡的工業建設是否搞得對頭，我們對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根源，便有了新的認識。
下面是我們從毛澤東衛士口中聽到的故事，雖然它們永遠不可能出現在正式的歷史文獻和許多黨史教材中，但卻從另一個角度使我們對毛澤東、對導致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原因，會有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
“我是'文革'前離開毛澤東的，對他晚年所犯的錯誤並不十分了解。但有一點我是清楚的，那就是隨著毛澤東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越來越高後，中央出於安全的考慮，對他的行動也就越來越限制。如果我說一句，毛澤東越到晚年他的人身自由就越來越少這樣的話，許多人也許會不相信，可事實上就是這樣。這種現像從毛澤東進北京城後以及以後的幾十年間就越來越嚴重。”衛士長李銀橋回憶說。在延安，在西柏坡時，只要毛澤東願意，他就可以帶著身邊的一個衛士，或者一個秘書，想到哪兒就到哪兒。那時，社會環境正像歌裡唱的那樣“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雖然我們當時面臨的是蔣介石的幾百萬猖狂的反動軍隊，但毛澤東的安全卻十分保險。那時，人民和毛澤東之間無任何距離。毛澤東可以穿著布鞋，挽起袖子，同老農一起捏糞團，掏泥塊，鄉親們也可以提起籃子給毛澤東送紅棗和小米，親熱得很哇。可是，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他的雙腳邁進中南海那高高的紅圍牆後，情況就不一樣了。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本人從來沒有提出並有所表示過怎樣的加強他行動安全的任何建議。所有後來對他實行的警衛規定都是中央定的。絕對保證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安全，中央作出的那一系列安全措施，也沒有錯。
我們可以從幾件事來說明。
第一件事是1949年5月1日那一天。這天，天氣特別晴朗，北京正是春意正濃時。
下午約二時許，我在值班室聽到電鈴響了，便知毛澤東睡覺已醒，便直奔他的臥室。
“銀橋，我們到頤和園去。”一聽毛澤東這樣說，我非常高興。心想：主席該休息休息，換換腦子了。因為前幾個月人民解放軍渡江成功，南京解放，中央上下都十分鼓舞，毛澤東這段時間情緒亦極佳。時常吟幾句京戲。只是為了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和新中國成立的一大堆事，他沒日沒夜地會見各界民主人士和起草各種文件，依然不能很好地休息。而今天，他能主動提出來去頤和園，我們這些工作人員自然欣喜萬分，再說，我們幾個年輕人也想好好玩玩頤和園這一聞名中外的皇家公園。那時，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包括那些參加過長征的老同志，過去除了鑽山溝，住窯洞外，誰也沒有享受過逛公園的福氣呢！大概是毛澤東他老人家知道我們的心思，在臨出發時對我說：“叫上其他同志，能去的都去。”於是，我們衛士班的同志差不多全體出動，真是沾他老人家的光了。
車，很快到了頤和園東門。剛下車，毛澤東就撇開我們，徑直走向一輛比我們先停在一旁的一輛汽車。噢，原來他是有約會！此時，我們這些隨行者才恍然大悟。
打西柏坡“趕考”進京後，毛澤東幾乎每天都要接見民主人士，或在書房暢談，或在會場小議，或親自大駕光臨某君家舍。而又有不少次與著名人士是相約在戲場、公園。這一次又是了。我心裡不由感慨道：毛澤東啊毛澤東，他的頭腦裡除了工作還有什麼呢？
“主席，您好啊！”這次約見的是位銀絲飄蕩、長衫拖鞋跟的老先生。他就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柳亞子先生。因為我們進京城的那一天，在西郊機場進行了入城的儀式，檢閱三軍時，柳亞子先生當時作為各界歡迎代表也在場。柳亞子是毛澤東的老朋友，當年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就與柳亞子先生相識，並從此成了至交。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中央決定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那是1949年2月的事，毛澤東特意讓人以他個人的名義給正在香港的柳亞子先生打電報，邀他到京參加政協會議。
柳先生身材雖小，卻骨頭很硬，是個不屈不撓的民主人士。老先生是這年3月18日到京的。我們是隨毛澤東在3月25日到北京的。當時因為正值我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前夕，毛澤東工作異常忙，並趕著寫一篇《評白皮書》的文章，因此，政協會議要拖到9月份才能召開。柳亞子對此很不滿，寫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詩。詩中自比前漢的“五鹿”，大發不得重用的牢騷，並揚言懷才不遇，想離開政界，回鄉隱居。
那天，正逢我值班，毛澤東看柳亞子此詩時，我在場，聽毛澤東讀完柳的詩後，聲音很大地說道：“好傢伙，竟對我如此大動肝火！”
我一聽，忙問：“主席，誰敢跟您大動肝火呀？”
他笑了，擺擺手，說：“沒事沒事，是位幾十年的老朋友了！”
“誰呀？”我好奇地問。
“柳亞子，他是中國的一個大才子，了不起的大才子。清朝末年時就組織過進步文學社，是個反帝反封建，反蔣介石的硬骨頭哩！”從毛澤東的充滿讚譽的話中，我對這位“柳長鬍子”從此有了一些認識。
末了，毛澤東捏著柳亞子的詩文，沉思片刻，自言自語道：“待我有閒時，要找他談談，談談就好了麼。”
這一天，我們來游頤和園是5月2日。當時我並不知道，毛澤東就在前一天，把他在4月29日特意為柳亞子寫的《感事呈毛主席》一詩，寫下了一首回詩，那詩便是《七律·和柳亞子先生》。毛澤東針對柳亞子的不滿情緒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及嚴重的個人主義，用“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的詩句，委婉批評和規勸柳亞子先生應從革命大局出發，不可拘泥於個人主義的小圈子。
柳亞子得到毛澤東這首詩後，觸及靈魂，既自愧，又鼓舞，因此，相邀毛澤東“聆聽教誨”。就這樣，毛澤東和他便在這天相逢在頤和園。
這一天，江青帶著李訥也去了。
“好麼，亞子，你可近好？”毛澤東雙手扶著老朋友的兩隻胳膊，端詳著。
“好好，托毛主席的福啊！”柳亞子先生連連稱好。
“——我說亞子兄，別老主席主席的，老朋友之間，你這樣叫，我可不自由了。”毛澤東站住腳步，很是認真地說。
柳亞子一愣，繼而捋著鬍鬚，開懷大笑道：“好好，我還是叫你潤之兄，潤之兄。”
“這就好麼！”毛澤東也高興了。
看得出，柳亞子的滿腹牢騷大概此時此刻也雲消煙散了。兩人邊交談，邊朝頤和園的里頭走。
看過大戲樓，遊了諧趣園，又爬坡到了益壽堂。
茶室裡，毛澤東和柳亞子品茶論詩，談笑風生，一派詩人學究的氣氛。約一個來小時，毛澤東站起身，提議道：“走，乘今天我們都很高興，到公園去好好遊一遊。”
“好，如今茶飽牢騷消，遊園——痛快，痛快！”柳亞子拍了拍肚子，欣然答應。
從益壽堂下來，便直接進入了長廊。
詩人氣的柳亞子麵觀眼前的這一歷史建築物，感嘆道：“慈禧太后腐敗無能，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簽訂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和災難。她把中國人民的血汗，搜刮起來，奉獻給帝國主義，建造她的樂園，真是可恥至極。”
老先生一激動，就會把一雙拳頭放在半空中揮舞起來。
毛澤東則完全是一副哲人的大家氣度。他接過柳老的話說：“不過，事物總是辯證的。她慈禧當初用建海軍的錢建了這個頤和園，這在當時是犯罪的。現在看來，當時即便建立了海軍，也還是要送給帝國主義的。建了頤和園，帝國主義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來享受，總比她和朝廷裡的王爺們揮霍掉要好麼。”
柳亞子對毛澤東的妙論，佩服得五體投地。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主席，您真是偉大啊！”他的大拇指挺挺地直豎在毛澤東眼前。
“哎哎，你又來了，亞子兄，這樣不好麼！”
經毛澤東這樣一說，柳亞子先生不好意思起來。不過，他還是固執地說道：“偉大，潤之，毛澤東是偉大的。”
轉後，我們幾個衛士扶毛澤東和柳亞子到了小火輪、石舫處，兩人又是一番議論。途中，遇見林彪和葉群，彼此握手，互道珍重問安後即別。
這時候，毛澤東提議：“我們登船遊湖吧。”
柳亞子欣然答應。
我和一名衛士隨他兩人坐在一隻遊艇上，其餘的人坐在另一隻遊艇上。
借春風蕩漾湖水，毛澤東和柳亞子興致甚高，湖面上不時泛起陣陣歡聲笑語，船到湖心時，柳亞子先生又挑起了話題。他說，今天勝利了，這是我們盼望已久的。共產黨勝利，這是肯定的。因為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正確，合乎民意，人民擁護支持，這就是勝利的基礎。但是，我們沒有想到這麼快，人民解放軍很快渡江成功，並且佔領了南方，我們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麼妙計。
毛澤東笑了，操著一腔濃重的湖南方言，說道：“打仗沒有什麼妙計，如果說有妙計的話，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正確的決策。還有，就是老先生說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計。一百萬軍隊要渡江，又沒有兵艦，輪船，如果沒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靠人民用土辦法造木船，木排劃子，在漫長的江面上，幾萬隻木船一齊出動，直奔對岸，加上我們有很多大砲掩護，很快就過去了三十萬軍隊。你能說這是妙計嗎？這是一般的常識。但是，像這樣一個普通的常識，蔣介石是不知道……他想的是長江天險，是美帝國主義的援助。那些都是天鵝肉，好看吃不著，他能不失敗嗎？”
“哈哈哈……對對。”柳亞子頻頻稱是。
遊船繞過湖心島，又穿過美麗壯觀的十七孔橋，準備在東岸泊船。
這天正值“五一”國際勞動節假日期間，遊園的人很多，那時，雖然對毛澤東的警衛工作也是相對緊的，但絕不會採用“靜園”那樣的做法。可是，毛澤東到頤和園遊園的消息不脛而走。當看到岸頭圍著的人山人海時，我不免緊張起來。因為那時北京剛解放，城裡暗藏的反動分子、敵特分子的地下活動十分猖獗，如果有壞人躲在群眾中耍什麼陰謀，情況就複雜了。
“毛主席，是毛主席！”
“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岸頭，群眾已經看得清我們船上的人了，於是高呼口號，人頭攢動，那場面是自發性的，所以既熱烈無比，又顯得亂哄哄的。
怕出意外，我問毛主席：“主席，是不是改地方上岸？”
“哎，不要改，不要改，都是群眾麼，有什麼怕的！”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有點被岸頭的群眾場面所感染了，他不同意我的意見，一般情況下，只要碰到的是群眾，毛澤東是從不願意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而索性走開的。今天當然也會這樣做。
這就使我更加緊張，因為我知道今天的警衛力量是十分不足的，除了我們幾個衛士及幾個外圍警衛人員外，幾乎沒有什麼警力。十幾個人要應付面前成百上千的人是很難的，警衛毛澤東是萬不能有半點漏洞的呀！
我趕快又是招呼衛士前前後後貼緊毛澤東，還要兼顧柳亞子先生，同時，又得指揮幾個警衛人員盡可能地維持秩序。
可是，當毛澤東一上岸，任憑我和幾個警衛幹部喊破嗓子，使出全身勁也招架不住洶湧的人浪。
那時離新中國成立還有幾個月時間，可北京城裡的人民對毛澤東的敬仰之心早已遍及。能在公園裡親眼目睹毛澤東的風采，誰都不想錯過機會。圍觀的人是越來越多，並且拼命地往毛澤東身邊擁。有的人還搶著伸出手要和毛澤東握手。這種場面我們幾個衛士還是第一次見，所以都有點束手無策，緊張得心都吊在嗓門口。小伙子手握著手，一個個都用魁梧的身軀，護衛著毛澤東，並且隨時準備用生命來保衛毛澤東。
好不容易到了公園的大門口。可是，這裡的情況更糟。
大門口外的人要比公園裡圍觀的人不知多幾倍！當時我真有點傻眼了。一旦出了事，我這個衛士長怎麼向中央，向全國人民交代呀？新中國的成立，還等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呢！怎麼辦？怎麼辦？
什麼辦法也沒有呀！成千上萬的群眾則更不顧一切地擁過來。我當時只有一個能選擇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衛毛澤東。可我一個人是無論如何也擋不住來自左右前後的各種可能突然發生的意外。於是，我命令衛士們都這樣做，然而，這並不能解決什麼問題，除了我們不可能像銅牆鐵壁似的把毛澤東圍起來外，毛澤東的身材也比我們衛士都高，用警衛術語說，是“目標太暴露”了。
一切聽天由命吧！
抹著汗水，我瞥了一眼毛澤東。只見他臉上無半點笑容，只是那雙眼睛閃著明澈的光芒。他在激動。動情的時候他都是這樣的表情。他的情緒與群眾完全融到了一起。我真想對他說一句規勸的話，請他不要停步，馬上離開這兒。可我知道，這時是不會奏效的。
一切都在順其自然地發展著。
“嘀——嘀嘀嘀——”就在這時，只聽一陣緊促的哨聲。啊，我看到救星了：兩隊公安人員和解放軍隊伍開了進來！
我心中的石頭一下子掉了下來。
毛澤東和柳亞子總算擠出了人群，登上了汽車。
“我的老天爺，今天可太險了。”回程路上，我邊脫著濕透的軍裝，邊說著。
毛澤東卻滿不在乎地說：“用不著那麼緊張，那麼多群眾，即使有壞人夾在中間，他也不敢掏槍打的。他的手會發顫的，你們不用那麼緊張麼。”
他說得輕鬆，可回到香山的雙清別墅後好久，我的心卻還在顫呢！
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53年2月在武漢的那一次。
這一年春節，毛澤東是在武漢過的。
剛安頓好，他便要我和秘書通知中南局和武漢市委的領導同志，要他們來匯報情況。當時，我們一行去了不少人，公安部長羅瑞卿，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等同志都在內。毛澤東對武漢很有感情，他告訴我：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就來過武昌、漢口，就是沒去過漢陽。這次來很想過江到漢陽那邊看看。
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武漢市委對毛澤東的到來高度重視。主要領導同志幾乎天天要來到毛澤東下榻的地方匯報工作，聽取指示。那時武漢市委書記是王任重同志，當時王任重同志很年輕，也顯得十分精幹，毛澤東似乎對這位年輕的市委書記很賞識，多次找王談話，並且發表了他老人家的重要意見。他說：“我們成立的新中國，是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因此，我是讚成進步的，反對保守的和落後的。我不想看到這個世界上有個落後的中國。”
在招待當地黨政領導和少數部門負責同志的午飯後，毛澤東拉著當時兼任武漢公私合營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劉惠農的手，說：“劉惠農同志啊，武漢三大塊，我只到過武昌、漢口兩個地方，就是沒去過漢陽，我想去看一下，怎麼樣呀？”
“主席，這事……”當時，劉惠農顯得很為難。因為在這之前，羅瑞卿部長等人出於對毛澤東的安全考慮，已經向當地的同志打過招呼，希望大家配合勸阻毛澤東不要上漢陽去。一則那時還沒有建大橋，二則也沒有渡江的輪船，三則漢陽那邊社會治安秩序還不穩定。
“怎麼，有困難？”毛澤東又問。
劉惠農不能不表態了。 “主席最好不去。”
“為什麼？”
劉惠農便搬出了上面三個理由，哪知，毛澤東想做的事，別人是很難擋駕的。他反問劉說：“你劉惠農去過漢陽沒有？還有你，王任重——市委第一書記去過漢陽沒有？”
王任重和劉惠農回答：“當然去過。”
毛澤東雙手叉著腰笑了。又問：“那你們是怎麼去的呢？”
“坐劃子。”
“好啊。你們坐劃子去，我也坐劃子去。”
看來此行必成了。我看羅瑞卿部長也只好在一旁搓搓後腦勺。
第二天約十時左右，長航局派了一條船，見劉惠農來了，我便叫出毛澤東，於是一行幾人便一起上了船。
按照毛澤東的意思，船一直開到叫做舵落口才回航。船在江水中乘風破浪，毛澤東站在甲板上，興致勃勃地巡視著漢江兩岸，邊看邊問，船到漢陽高公街，便靠了岸。 “清代的漢陽兵工廠是在這一帶吧？”路上毛澤東問。
劉惠農用手指著巍峨屹立的龜山山麓一帶，說就在那裡。不過，抗日戰爭初期，國民黨就把工廠設備遷到了四川，原有的廠房被日寇炸得已無幾存。 1950年下半年，武漢市人民政府在那裡建了個棉紡織廠。
毛澤東若有所思地點點頭，說道：“當年李鴻章都知道要建立自己國家的軍事工業，不過，他是為了鞏固他們的反動封建王朝。如今，我們也要建廠，那是為了人民的幸福，國家的富強。”
返回的途中，毛澤東站在甲板上，關切地問王任重和劉惠農：“老百姓如今想到漢陽是不是都得坐劃子？”當得到肯定回答後，毛澤東說：“武昌與漢口之間的長江大橋中央政府和湖北省已著手動了，漢水上的也應該有座大橋，這就可以把武漢三鎮連成一片，那對群眾就方便了，武漢市的建設會有個飛躍。”
王任重聽後欣喜地保證一定要按毛澤東的指示，加快武漢三鎮的水上交通建設。
僅兩三天時間，我從毛澤東與湖北省和武漢市領導的談話中，漸漸領會到了毛澤東對中南重鎮武漢市的戰略建設是何等關切。他像指揮三大戰役似的，給誕生不久的當地人民政府的工作給予了決策性的指示。我不由心裡暗暗敬佩毛澤東的偉大：他不僅是戰場上的一個偉大戰略家，而且也是建設事業的一個偉大設計師。
作為一名毛澤東的警衛員，我沒有想到毛澤東在後一天的日子裡發生了一件讓我著實出了一身冷汗的事情。
那是2月18日這一天。正好是正月初五。前兩天毛澤東睡眠一直很好，每天能在清晨三四點便可躺下睡上幾個小時。因為要在白天聽匯報，參觀工廠、城市，所以他也學會了能佔用白天的時間工作。 18日這一天，毛澤東起床後，便對我說：“銀橋，今天是初五了吧？嗯，俗話說，初三初四吃足喝飽，初五初六，燈籠廟會。現在正是外面熱鬧的日子，我們也出去走走。”
“哎呀不行呀，羅部長他們不會同意的。”我一著急，隨口而出：羅瑞卿部長已吩咐過的事，為了防止意外，中央是不允許毛澤東隨便到民間走動的呀。
“不讓他羅長子知道，我們自己去麼！”毛澤東朝我擠擠眼，像個淘氣的小孩子。說實話，當時我真想答應他。因為我了解高高在上的毛澤東是太想像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那樣上街逛馬路，去小攤上吃一碗豆腐腦，跟老爺子開心地聊上那麼一會兒。
可我絕對不能那麼做。
於是，還是報告了羅瑞卿部長——對這，我必須服從羅瑞卿，而不是毛澤東本人。
攔是攔不住的。羅部長他們提出，可以出去走走，但必須戴上口罩。
於是，羅瑞卿、楊尚昆、李先念、王任重、劉惠農、楊奇清等領導同志加上我和幾名衛士，陪著戴口罩的毛澤東，拾級登上了龜山蛇山。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個春節，遊公園的人非常多。我們這一群一二十個人，無論怎樣把毛澤東擁簇在中間，可畢竟異常顯眼。在登上黃鶴樓時，正當毛澤東扶欄回顧，興致無限地俯視江城美景時，從我腋下溜過幾位小學生。俗話說人小眼尖。這幾個小學生在離身材魁梧的毛澤東幾米遠處，用好奇和疑惑的目光看著這位“戴口罩”的大個子。恰巧，毛澤東的目光移到了小學生處。
“毛主席？！”有個小朋友驚奇地叫了一聲。
這一叫不要緊，偏偏毛澤東又朝小朋友們點點頭。這下可熱鬧了，幾個小學生像沸油鍋裡濺進的幾滴水，一下咋呼起來：“毛主席！”“毛主席來了！”
“毛主席來啦——！”
霎時，這喜訊猶如長了翅膀，傳遍黃鶴樓四周，傳遍江城三鎮的大街小巷，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市民，像潮水一樣源源不斷地向黃鶴樓湧來。
“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歡呼聲，把整個江城兩岸給沸騰了。我站在黃鶴樓往下走的石級上，抬頭舉目，臉馬上變了顏色：這一次的人可比昆明湖的人不知多多少倍！再說，這裡又不比北京，是在毛澤東外巡期間，對一個曾經是國民黨偽政權盤踞過的江城，其敵情、社情、地形交通我們都極為陌生。一旦發生意外可是乾瞪眼啊！
我不由把目光投向“大警衛員”公安部長羅瑞卿將軍，真是不看不要緊，一看嚇一跳。誰知久經沙場的羅瑞卿部長此時的臉色緊張得絲毫不亞於我。
“快，快把主席圍住！”他朝我大聲吼道。
於是，我們幾名衛士和當地的警衛人員迅速挽臂將毛澤東圍住。
可是，我們幾個人哪頂得住像泰山壓頂般擁來的人潮呀！
“來來，我們再圍一圈！”一看不對勁，楊尚昆、李先念、羅瑞卿、王任重、楊奇清等幾位領導也顧不得自己的形象了，學著我們的樣子，手拉著手，背靠著人群，雙腳死勁地蹬著地，在我們的圈子外面又拉了一圈。他們喊著，叫著，用自己的職務勸說、命令群眾不要擁，不要擠，可群眾像根本聽不到似的，或者說根本沒把他們放在眼裡。他們要看毛澤東，想跟大救星握握手，說句話。
“這樣不行，得想法跟市里聯系，派部隊，派公安局的同志來幫助呀！”
“可怎麼出得去呀？”
我聽羅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急促地商討著。是啊，誰能出得去呢？李先念、王任重都是當地省、市的領導，此時想從省裡、市裡調人也沒法子。那時要像現在有個對講機什麼的就好了。可真要是部隊和公安人員來了，面對這種場面又能怎樣呢？
別無辦法，只能順其自然吧！
雖然當時只能如此，但我們依然想的是盡快讓毛澤東安全脫離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黃鶴樓。因為這裡目標太大，四周開闊地又寬，不出一小時，會有十幾萬、上百萬人擁來，那時情況就會更複雜了。圍觀的群眾他們想的是希望看一眼毛澤東，而不太會注意毛澤東的安全問題。前面能看得到毛澤東的人希望能跟自己的大救星多待些時間，而後面沒能目睹領袖風采的人更著急，會拼命朝里擁，誰能保證不出事？
“衛士長，不行……不行啦！”衛士趙鶴桐氣喘喘地對我說。
我想問他怎麼啦，可嗓子乾得說不出話。我只好晃晃拳頭，示意他堅持。
“水……鐵殼水瓶都擠扁了！”小趙告訴我。
“就是人……擠扁了，也要……保衛好毛主席！”我拉著冒火的嗓門，終於朝他及其他衛士喊了一聲。
不知擠出了多少汗，我只覺得再過一會兒自己的腦殼就要炸了！
怎麼辦呢？ “羅部長，我們想法向江邊動，這兒距江邊最近。”我請示羅瑞卿，他連連點點頭。
於是，我們全體護衛毛澤東的人，一邊喊著一邊一步步地向江邊挪動。
人實在是太多了，任憑我們使多大勁，也動彈不了幾步路。眼看我們全要垮了，羅瑞卿、楊尚昆、李先念、王任重等領導急眼了，鐵青著臉朝群眾大聲喊了起來：“不要再擠了，不要再擠了！”“我們要為毛主席的安全考慮！”
“大家自覺地讓出一條路來，讓毛主席走好不好？”羅瑞卿這樣喊著。
不知怎的，你擠我擁的群眾突然像明白了什麼似的，竟然自覺地從針插不進的人海之中閃出一條“路”來。
毛澤東就這樣從從容容，毫沒受什麼擠壓地離開了黃鶴樓，走到江邊，上到船上！
我哭了，衛士和警衛戰士都哭了。想不到群眾是這樣的自覺行動！我真想跪下雙膝向他們磕幾個頭。
毛澤東一登上船，便摘去了臉上的口罩，回身向群眾招手致意。
很長時間，岸頭的群眾如大海一般起伏，掌聲、歡呼聲直衝九天雲霄。我看到許多人又喊又叫又跳，那種狂喜之態簡直無法形容。
我們的船開了，岸頭的人潮就隨著我們的船一起流動，站在江中觀看這壯麗的場面，沒有不被感動的。
毛澤東終於安全到達了住處，可負責保衛的羅瑞卿部長、楊奇清同志坐不住了，深感不安地來向毛澤東作檢查，說自己失職，沒有把保衛工作做好。事後還鄭重其事地向中央政治局作檢查。
毛澤東呢？他對此毫不介意，在羅、楊檢查時還彷彿迷戀在黃鶴樓時的情景中，樂呵個不停，絲毫沒有責怪他的“大警衛員”，只是幽默地說了一句話，“真是下不了的黃鶴樓呀！”
這頤和園和黃鶴樓的一驚一乍不要緊，毛澤東卻從此再也沒有自己的“自由”了。為了確保毛澤東的絕對安全，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研究了加強對他安全保衛的幾條新措施。
開會回來，毛澤東對我說：“羅長子又在我的腳上綁了一根繩子。這樣不好麼，讓我跟群眾隔開不好麼。”看得出，他是不高興這種做法的，可又無可奈何，因為黃鶴樓一事對他的印像也是很深的。
我聽後倒是很高興。能讓毛澤東安全，這是我這個衛士長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後來我發現自己高興得太早了些。毛澤東是個很好動的人，而且他的思維異常活躍，除了他工作開會之外，他隨時隨地想到的是到下面去，到群眾中了解情況。雖然在他身邊有好幾個秘書，上百個警衛人員，中央每天有專人給他送來來自各地、各部門傳送的文件、材料，和一些群眾來信，可用毛澤東的話說，這些都是“第二手材料”。他是個十分重視第一手材料的領袖，他教導別人“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應該親口嚐一嘗”，自己首先是這樣做的人。他是人民的領袖，他時時刻刻關心著人民大眾的生活和疾苦，他是黨主席，國家主席，基層的黨員情況，工廠、農村的工作到底啥樣，他都想知道。中央辦公廳的同志知道他這個脾氣，便不斷地給他送來材料，可這些材料送得越多，毛澤東便越想親自到下面去看一看，聽一聽，然而，他沒有自由，他不能隨便走，就是出中南海，也必須經中央批准。他漸漸開始不滿，甚至有些氣憤。
“他們是想讓我當關在皇宮裡的皇帝爺麼，我不干，我不要他們把我的手腳捆住，不到下面親自走一走，聽一聽，我怎麼能知道下面到底是個啥樣？”
“材料，光靠材料能了解情況，解決問題嗎？”
“如今會送材料的人多著呢！他們給你送的材料，專報好的，壞的是不報的！”
毛澤東經常當著我們的面，發洩著心中的不滿。
可在這一點上，中央並不怎麼讓步。而且理由十分充足：毛澤東主席的安全，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事，是全黨以及整個國家的大事。
作為衛士長，我非常理解中央的精神，但同時我又非常同情毛澤東。
跟他時間久了，對他想說想做的事基本上能摸個八九不離十。我了解毛澤東，他來自韶山沖的農民家庭，所以他時刻把群眾的冷暖疾苦放在心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的精力全部傾注在民族解放事業上，對打仗、對同蔣介石鬥爭，他是那樣地運籌帷幄，那樣地穩操勝券。可搞社會主義，搞工農業生產，我看得出這不僅對中國共產黨是個全新課題，對毛澤東而言同樣也是個全新的課題。毛澤東是人民領袖，因此，越是處於這樣的地位，他越想了解自己制定的方針政策到底有多少是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有多少還沒有考慮到或是偏離的，人民群眾對他所製定的方針政策有多少是滿意的，又有多少是不滿意的，他統統想知道。
“我是人民選的主席，辦好人民的事，我心裡才踏實。”毛澤東不止一次對我這樣申述他的心頭話。
從黃鶴樓出現的意外後，毛澤東想“動一動”就不是那麼隨心所欲了。下去是可以的，但必須是先要報中央批准——當然一般都是能批准的。但這種情況就不那麼自然和客觀了。
先說對毛澤東的保護吧，每次出去，就必須先由公安部門通知沿途各單位進行嚴格的一絲不漏的檢查，然後便是精心的佈置，譬如估計毛澤東要同什麼人談話，或者聊幾句，於是就百里挑一地事先“培養”好幾個。如果時間允許，有關部門還要求“彩排”，以保證絕無差錯。有關部門知道毛澤東隨意性很大，於是就得事先安排好幾種方案，以應付需要。
於是，毛澤東的每一次到基層的巡視、考察、參觀、座談……便成為有關部門們“導演”的一出齣戲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毛澤東下基層了解第一手情況的本意就在這樣的精心安排下，很大程度上都變了樣，走了調。
現在我想，人們議論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難道與這些情況和做法沒有一點相關的因素嗎？
在警衛方面自然更是要求萬無一失了。前面警車開道，後面重兵保駕，四周還有便衣警戒，衛士和警衛前呼後擁……那時還不像現在有那麼多先進的警備器械，漂亮的防暴防彈轎車，所以只好多派出些人了。於是，毛澤東每到一處，要真正見的群眾、幹部倒沒有幾個人，而警衛、安全人員卻是一卡車一卡車的。
這種情況，毛澤東不是察覺不到，而是沒有辦法。久而久之，他慢慢也習慣了，這畢竟比在中南海要好多了。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可悲之處，大人物也有大人物的可悲之處。毛澤東的一生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在我看來，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樣活得自由自在，便是他的一大可悲之處。
雖說我是他的衛士長，在權力上無法與毛澤東相論比，但平時，我有比他多得多的自由權利。我隨毛澤東進中南海後，家就安在與毛澤東的住處豐澤園僅前後院之隔。平時，毛澤東是不能出這豐澤園的後牆的，而我卻不一樣。走進紅牆我是毛澤東的衛士長，站得有站相，坐得有坐相，可出了豐澤園、回到自己的家，我就是一個自由自在的人了。愛到大街上遛個彎，愛到小攤喝碗棒子粥，啥都可以，而這一切，毛澤東是無法與我相比的。他什麼都不能，什麼都不會得到。
有一個星期一，我到毛澤東房間。他見我後，便放下手中的文件，很隨便地問我星期天都回家幹些什麼？我說帶著小韓——我的愛人一起去看地壇廟會。
毛澤東一聽兩眼頓時露出十分羨慕的目光，說：“那可一定是很熱鬧的呀。什麼放風箏，賣糖葫蘆嘍，耍把戲的，要是我去，一定嚐一碗大碗茶，北京的大碗茶很有名哩！我第一次喝它還是李大釗先生告訴我的，要到前門才能喝得到正經大碗茶。”
“唉——時間過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二三十年。”毛澤東半躺在椅子上，長嘆一聲，不無遺憾地說：“要是還像當年那樣，口袋裡揣上幾個銅板，一個人哼著小調，去店鋪喝上一碗大碗茶該有多好麼！”
聽了毛澤東的感慨，我心頭好一陣激動。我真想說：“主席，我帶您去前門喝大碗茶。”可我始終沒有說出口，鐵的紀律不允許我這樣做。
我不由自已地為領袖連隨隨便便上街遛一趟，喝一碗大碗茶的自由都不能得到而深深感到……我不知道怎樣用言詞來寬慰毛澤東。
“銀橋，你還記得那次在黃河邊我們一起到農村搞調查的事嗎？”許久，毛澤東緩緩地問我。
“記得，主席。那次您帶我轉了十幾個村子，走了十幾天時間，收穫很大。”這樣的事，我怎麼會不記得呢？那是在轉戰陝北的時候，也就是毛澤東第一次單獨讓我跟著他到農村調查，回來後讓我寫《旅行記》的那次。
“收穫是很大呀，那時我出去可以隨隨便便地到老鄉家，跟他們一起住窯洞，上炕頭，在地裡撒糞土……那時有多好哇。”
是啊，那時確實值得我永遠的回憶。
那時胡宗南部隊在毛澤東指揮的我軍沉重打擊下，已開始無力向我們發淫威了。部隊到達黃河邊的神泉堡後，借戰事間隙，毛澤東跟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打過招呼後，便帶著我及一個警衛班開始了一次農村社會調查。那是一次十分愉快和輕鬆的社會調查。毛澤東想到哪兒，就到哪兒，完全不像以後外出時那種前呼後擁的樣子。在陝北解放區，有不少人是親眼見過毛澤東的，而大多數人則是從畫像上見過他。解放區的治安也十分好，群眾覺悟也高，我們給毛澤東當警衛也就用不著那麼緊張了。
毛澤東走東村，跑西寨，就像小時候在韶山沖的田埂上走一樣，非常隨便，他每到一處，就跟老鄉一起推碾子，嘮家常。
一次，毛澤東與老鄉在一起，在一個糞堆旁，用手捏著糞肥。毛澤東問老鄉：“你們往常都給地裡施些什麼肥呀？”
一個老鄉說：“主要是上糞肥，有時，也上些草肥。”
毛澤東又問：“夠不夠莊稼生長呢？”
老鄉說不怎麼夠。於是，毛澤東便轉身指指窯洞，說：“我住過好幾個窯洞，牆上的土皮都熏得黑油油的，這可是很好的肥料，為什麼沒人用呢？”
老鄉們憨厚地笑了起來，七嘴八舌地議論著。有的說：“窯洞的黑土是灶老爺的衣裳，是使不得撒在地裡的。”有的說：“祖輩人沒有這麼用過，所以，我們也沒人用。”
毛澤東聽後笑了，說：“我們現在種地，就是要跟先人有點不一樣，要不然就提高不了產量，今後要科學種地，科學種地就像我們跟胡宗南打仗一樣，得講究點道道哩！”
老鄉們連連點頭。
毛澤東接著又說：“要說窯洞裡的黑土動不得，我看這就不太對頭了。天上的老天爺最講究乾淨的，我想，這灶老爺也總不是覺得越臟越好吧？你給它刮去黑皮，時常穿上新衣裳，它不是會更高興麼！”
“哈哈哈……”毛澤東把深刻的道理，滲進幽默的比喻中，老鄉們聽了無不贊同，田間裡一片歡聲笑語。
幾個與毛澤東年齡差不多的老鄉，一邊笑著一邊還拍著毛澤東的肩膀，連聲說道：“有你的，真有你的！”當時我站在一旁，目睹這情景，心裡感到好舒服。人民領袖與人民真如魚水一般的交融！
當時，是陝北行政區實行土改後的第一個秋收，農民們都喜氣洋洋，像過年一般，在毛澤東搞調查的這一路上，不時有中央和陝北臨時人民政府的領導及當地干部向他匯報各方面的情況。每次毛澤東要求他們詳細地把農民生活和土改中出現的問題講給他聽，而更多的是毛澤東他自己直接與農民們在一邊勞動一邊交談中了解情況。
那幾天，毛澤東跟農民一樣高興，他幫老鄉們打穀子刨山藥就像幫自己家的人幹活一樣。我怕他累了，便勸他休息。毛澤東擺擺手，說：“跟著老鄉們搞秋收，幹得越多，我心裡越高興，高興了就不累了麼！”
打穀場角上有一群娃娃們在掰玉米。娃娃們認得毛澤東，便嘰嘰喳喳地圍著“毛爺爺”要他講打仗的故事。
毛澤東擠擠眼，打趣地對娃娃們說：“你們先回答我一個問題，如果回答出來，我就給你們講打劉戡的故事。怎麼樣？”
於是，娃娃們“嗷嗷”地叫起來，瞅著毛澤東出問題。
“你們誰是地主呀？”突然，毛澤東兩手叉腰，一本正經地放開粗嗓門，說道。
娃娃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認真地分辯說：“地主都給我們鬥倒了，誰也不是地主。”
毛澤東便又壓低粗嗓子逗孩子道：“不是地主，怎麼會有這麼多糧食呢？”
娃娃們一聽是這個問題，便勇敢地搶著說道：“土改了，我們有了地，這是好幾家的糧食呢！”
毛澤東笑了，裝作剛明白的樣子：“哈，原來是大家的！”
娃娃們立刻又叫又跳地擁向毛澤東，有的抱著他的腿，有的往他肩膀上爬：“你逗我們呢！你逗我們呢！……”
毛澤東開懷大笑起來，邊笑邊舉著雙手：“好好好，我投降，我投降。”
一天，我跟著他離開南河底村後，便來到了白雲山一帶。那個山上有座白雲寺廟，很大。毛澤東突然問我：“銀橋，你到過寺廟嗎？”
我說：“小時候跟媽去過小廟燒過香，大廟沒見過。”
毛澤東樂了，說：“看來你又跟我一樣了。我小時候也是跟母親到過小廟燒過香，還磕過頭呢！不過，我比你強一點，我見過大廟哩！那是在長沙讀書時，我與一個同學曾一次徒步五個縣搞社會調查，我們身上一文不名，有一次到了微山寺，討得一頓齋。那寺廟好大喲，方丈是個很有學問的人……”
片刻，毛澤東轉頭問我：“想不想去看廟？”
我猶豫了：“這……不都是些迷信嗎？”
“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嗎？寺廟是中國傳統的名勝古蹟，它是宗教文化的集中地。是一種了不起的文化。”
我搖搖頭，心想：我只知道書本上的東西才是文化呢！
“明天，我們上山一定去看看廟。”毛澤東興致很高。
第二天早晨，天氣晴朗。毛澤東手持柳木棍，帶著我，順盤山的松林陰道，向山上走去。當地的縣長聞訊後也從縣城趕了來，陪我們一起上山。
到了山頂，毛澤東俯瞰大地，臉上露出了驚喜的神色，那博大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對我說：“銀橋，你看要是再有點雲，今天我們可真成了騰雲駕霧的神仙了！”
可不是，我高興地笑了。問：“主席，世上真有神仙嗎？”
“有啊。”毛澤東一本正經地睜大兩眼對我說：“能改變這個世界，能呼風喚雨的就是神仙。這個神仙就是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哇！”
我和縣長聽他這一說，都笑了。是啊，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的人民用雙手能在地上種出糧，造出田；我們的黨領導人民從黑暗中走出，建立起自己的光明社會；我們的軍隊能以一當十，在短短時間內，打得胡宗南部隊落花流水，難道這不是神仙嗎？可這一切，難道不都是您毛澤東領導的結果嗎？啊，毛澤東，您才是神仙呢！
我真想把自己的心裡話告訴毛澤東。我剛想說，卻見茂密的柏樹叢裡鑽出一個老和尚。
老和尚非常有禮貌。看見是縣長陪著的，料定是個大人物，於是便合掌施禮。
毛澤東很高興地上前與他握手，說：“老師父，我們來參觀參觀你的這個大寺廟。”
老和尚忙彎腰說：“歡迎歡迎，首長請。”
毛澤東笑了：“你們過去是稱'施主'麼，怎麼改口了？可別破壞了佛門的規矩。”
老和尚一聽，肅然起敬地重新打量了一下毛澤東，我見他的目光裡閃著光芒。
進了寺廟，後入至方丈。屋子裡顯然是久日無人打掃過，桌椅上蒙了不少灰塵。老和尚又吹又撣的，毛澤東忙說：“不要費事了，我們很隨便坐下來聊聊麼。”
老和尚還是很客氣地給毛澤東沏上一碗香茶，而後才坐下。
“你們現在生活怎麼樣？”毛澤東問。
老和尚敬畏地望了一眼縣長後，含糊地答道：“好，好著哩！”
毛澤東笑著一擺手，說：“出家人是不打誑語的，你們是講究超脫的，要講實話。”
老和尚聽後很是感動，於是也就不看縣長，只管與毛澤東聊道：“不瞞施主，以前這兒信神的多，出家人也多，布施的人多，收入也多，我們生活得很好。後來成了解放區，信神的人就少了，出家的人也少了，來布施的人更少，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有時顯得困難。”
“嗯，很好，這才是實話。”毛澤東頻頻點頭。又問：“有什麼困難你都說說。”
老和尚受了鼓勵，於是便放開了膽子：“施主您是明白的，布施的人少，即便遇到廟會也收不了幾個錢，我們吃穿就都有困難了。現在廟裡的人已經走了不少。後來人民政府叫我們自力更生，種點地，搞些生產，開頭不習慣，幹乾就手腳靈活了，倒也能勞動。”
“好，這可是一大進步。”毛澤東十分讚許道，“你說說，現在生活到底怎樣呢？”
“出家人不打誑語。現在我們自己打的糧食夠吃，其他什麼穿衣、治病、修理寺院，一概都由政府包下來。再加上收些布施香火，生活倒也蠻好的了。”老和尚說。
毛澤東聽到這裡，臉上終於露出寬慰的微笑。 “老師父，你看這樣安排還妥當嗎？”
老和尚連忙拱起雙手，做鞠躬狀：“托您的福，安排很周到。如今我們出家人也得隨著社會一起進步啊！”
“講得好！講得好！”毛澤東好不高興，說：“社會變了，人也要變，過去和尚一不生產人口，二不生產糧食。現在要隨社會變一變。不生產人口可以，不勞動可不行。我們共產黨人是保護宗教信仰的，將來全國解放後也要這樣做。不過，和尚還有尼姑們，得參加一些能養活自己的勞動，參加勞動一可以解決吃飯問題，二可以增強身體。老師父，今天我來到你這兒真是'取經'了。”
老和尚高興得連連點點頭：“不敢不敢。”
毛澤東接著又問了有關寺廟的情況，完後便在老和尚的領路下，參觀了整個寺廟。
這座白雲山寺廟很大，有五十餘座殿、堂、庭、閣。毛澤東對那些雕刻、塑像、石碑、牌匾之類尤感興趣，一塊一塊地看，一字一字地讀，並不時感嘆地說：“這些東西，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遺產，一定要保護好，不要把它毀壞了。”轉頭，他對縣長說：“縣長同志，請縣里再撥一些經費，這寺廟有些地方已失修多年了，得給它重新修一下了。”縣長馬上掏出小本本記上。
要告別了，老和尚依依不捨地送我們出了寺廟，臨別時說：“明天是九月九，這裡有廟會，還有大戲，歡迎施主光臨。”
“噢？明天就是廟會呀！”毛澤東很高興地接受了邀請，“好，明天我們就來看大戲。”
下山時，我見毛澤東的腳步似乎輕鬆了許多。看得出，他的心頭又去了一樁心事——這大概就是他平時難有閒暇顧及的而又十分注意的我黨的宗教政策落實情況。白雲寺廟這一趟，使他得到了滿意的答案。
說實在的，當時我也很高興，為毛澤東高興，也為明天能同毛澤東再來看大戲而高興。
第二天一早，大路上就已經是熱熱鬧鬧的了，老鄉們三三兩兩地喧嚷著上山趕廟會去了。
毛澤東的興致並不亞於老鄉們，他拉著我的手就往山上走：“快，咱們也去趕廟會，看大戲。”
不過，我倒是一時猶豫了：“主席，我們別去了吧？”
“為什麼？”毛澤東感到突然。
我說：“人這麼多，亂糟糟的，怕不安全。”
“哎喲，有什麼怕的麼。”毛澤東滿不在乎地說，“要知道，趕廟會就是趕熱鬧，人少了還有什麼意思？再說，趕廟會的人都是去求菩薩保佑、平安無事，誰還敢生是非呀？”
經他這麼一說，我也就沒堅持了。
一路上，毛澤東又滔滔不絕地給我講開了：“看廟看文化，看戲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利用廟會是去行善做買賣，我們去可以學到很多知識，了解這一帶民情和風俗，這對我們接近群眾好處大著呢！”
他總是有一套目的的。在我跟他在一起的以後的那些日子裡，漸漸了解到毛澤東為了同群眾接觸，了解到下面的真實情況，只要有可能，他是什麼事、什麼形式都願意去做的。
九月初九是重陽節，又是廟會正日，山上的人多極了。廟裡廟外，香煙繚繞，木魚聲、念經聲，加上廟場上的戲台鑼鼓聲，可謂好不熱鬧。
毛澤東沒有進殿，隻身來到了戲場。那天開場戲是山西梆子。看戲的人很多，開始人們並不知道毛澤東也來了，於是毛澤東就擠在群眾後面伸長了脖子朝台上看。他平時對京劇感興趣，現在有山西梆子，也能對付。
看了一會兒，突然有人發現了毛澤東，於是，戲場裡就騷動起來。 “毛主席來了！”“毛主席來了！”老鄉們興奮得連戲都不看了，轉身都向毛澤東擁來。還有人給他搬來凳子請他坐。毛澤東連連擺手：“不要不要，大家都站著看，我一個人坐著，不是太孤立了嗎？”說著便朝人群裡擠。
這當兒，台上的戲也演不成了，演員們也擠出後幕來看毛澤東。台上台下，熱烈流淌著群眾對自己領袖的一種崇敬的心潮。
毛澤東有點待不住了，悄聲招呼群眾：“老鄉親，看戲吧，今天我們是來看戲的，可不是來看我的。”然後又招呼台上的演員：“你們趕快演吧，我和老鄉們是來看你們演戲的呀！”這才又重新演戲了。
那十幾天時間裡，毛澤東是那樣的輕鬆愉快，自由自在。而且吃得好，睡得好，要不是後來周恩來派人送信來，說中央機關要搬地方，我想毛澤東還會帶著我多走幾個村寨呢！
毛澤東是那麼渴望能到他的群眾中去。什麼叫魚水關係，我覺得毛澤東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係，才是最好最好的體現。他渴望到群眾中去，像魚兒渴望到水中去一樣，離開了群眾，他就會心慌、煩躁、坐立不安，一旦到了群眾中去，下了基層，他就是那樣的興奮、快活、談笑風生。
那時，中國還沒有全部解放，可如今，全國都解放了，整個天下都是他和人民的了，然而作為一國之主的他竟不能想到哪兒就到哪兒，這能不使毛澤東焦躁、發怒？可面對高高的紅牆，他又能怎樣呢？
可他卻不能輕易地邁出這座紅牆，別說是高高的紅牆，就是要從我這個衛士長身邊走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時常為毛澤東難過，而更多的是同情他。
於是，我也總想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利用我的權力，給予毛澤東一點“自由”。但這機會畢竟太少，而且我實在不敢斗膽做出這種也許會釀成比天還要大的嚴重後果。然而，我依然想，這種機會總是有可能的。因為我太了解毛澤東了，一旦他離開了人民群眾，時間稍稍一久見不到來自底層的聲音，他就會發悶發慌，坐立不安。他是人民的領袖啊！
可是，現實卻是無情的。解放初期，逃到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分子依然不甘心其失敗之心，明知“反攻大陸”無望，便在美帝國主義情報部門的幫助下，一次又一次地計劃陷害毛澤東。像派飛機轟炸上海，襲擊南寧的事，都是毛澤東正在那裡考察之時，顯然敵人是知道毛澤東的大概行踪的。因此，中央對毛澤東的安全措施越加嚴密。發展到後來，連飛機也不許毛澤東乘坐了。因為中央認為，飛機一旦失事更無半點餘地可言，所以作出瞭如此的決定。
後來毛澤東便有了專列，他的專列有單獨的停車場，車上的工作人員是經嚴格政審和考察過的，而且一般不允許經常換人，以相對保持穩定，這也是從安全保密方面考慮的。
國家領導人的專列分大列和單包。大列有十幾個車廂，表面上看去，像一列普通客運火車似的。大列分高級專列和一般專列。高級專列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國賓和當時中央的五大書記。一般專列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友好國家來訪的各種團體及國內領導同志的集體活動。比如某個友好國家來個經濟、文化大型團體或國內的人大代表、政協代表到某地參觀什麼的，就都要乘坐一般專列。
單包又是一種。它一般只是一節車廂。掛在其他普通列車後面。當時我們國家的副總理及中央各部部長一級領導都是坐單包。至於中央副部長及各省、市政府副職幹部，便只能享受普通軟臥的一個包廂。據說現在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除了幾個主要的領導外，一般領導人的享受乘坐待遇可能更低一些，不過，現在坐飛機的多了，大概用專列的相對少了。
毛澤東受到特殊限制，所以他到外邊巡視，就是坐專列。毛澤東的專列自他逝世後一直沒有動過，一直放在京郊的一處車庫裡。據說，最近因為要拍電影《大決戰》的一個鏡頭，才把毛澤東的專列特意開了一次。
毛澤東的專列除了一節軟包車廂是德國進口的外，其他的都是國產車廂。他老人家一般被安排在軟包車廂。車廂的內部結構是這樣的：一個客廳，廳內有沙發、桌椅。毛澤東在沿途與省、市領導談話一般都在這個客廳裡，有時在專列上開會也在客廳內。客廳旁邊就是主房間。這是毛澤東的臥室兼辦公室。內有浴池和廁所。主房間裡有一個小房間，這是我這個衛士長住的地方，因為毛澤東一旦有事，我好隨時處理。旁邊還有兩個小房間，是上下舖，分別由衛士和其他工作人員住。還有個公共廁所，是我們一幫隨行人員共用的，毛澤東也在此用。 1956年以後，軟包車廂改成了國產的，裡面要比原來的大。專列的客廳和主房間是一般不允許進的，只有我們衛士和毛澤東身邊帶的秘書、醫生才可隨便出入。
毛澤東睡的包廂裡，本來是張彈簧軟墊床，可他命令撤掉。他說：“我只要睡硬板床。”這是他在長期革命戰爭的艱苦環境中養成的習慣，改不了。他的枕頭也是硬邦邦的。就像列寧到衛士瓦西里家睡覺一樣，用幾本書往頭下一墊就睡了。天熱時，毛澤東隨便手抓張報紙往頭下面一塞便閉眼了。
不過，生活中的毛澤東是隨便的，但不乏嚴謹。雖然他睡覺時有赤身的習慣，但在人面前，從來是長衣長褲長筒襪。無論天多熱，也不曾穿短袖衫，更不會袒胸露懷。特別是有女同志在場時，他連偶爾挽的衣袖也會下意識地放下來。
沒有了再隨隨便便的“自由”了，於是毛澤東便利用各種可能的條件，與一般群眾接觸。在專列上，本來他吃的飯都是我們替他從餐廳提來的，可他堅持要到餐廳去吃。而在中南海時，毛澤東從來沒有說到食堂吃一類的話，或像模像樣地坐到餐桌上吃飯的那種講究。我心裡知道，他是想藉吃飯機會，爭取點“自由”，以便能同專列上的司機、乘務員聊聊天。因為專列相對安全，所以他的這點“自由”獲得准許。對此，毛澤東很高興。於是，毛澤東在專列上又開始了他的“交朋友”和了解民情的工作。
在專列上工作過的普通司機、服務員，後來都成了毛澤東的“老熟人”，他跟這些普普通通的同志混得可熟呢！大夥都願意把心裡話掏給他聽，而毛澤東又從他們那裡不僅了解到了這些人的情況，而且了解到了他們以外的世界。
許多人開始時都把毛澤東看得極為神秘，幾次接觸後便覺得他同普通人一樣，和藹可親，並且十分幽默有趣。
有個專列上的女醫務衛生員，叫小姚，當時年齡比我還小，與我們衛士班的幾名同志差不多年齡，跟毛澤東和我們衛士們很熟。她在毛澤東面前也非常隨便。
有一次專列路過天津之前，毛澤東見小姚，便問：“天津有什麼特產？你是天津人，應該知道。”
小姚說：“有大麻花。”
毛澤東便說：“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狗不理……怎麼叫狗不理呢？”
小姚很有趣地說：“聽人說，發明這種包子的老闆是個很精的人，因為他看到當時店鋪做包子的很多，到他店鋪上買的人卻不多，於是他就給自己的包子起了個'狗不理'，誰要是不買他的包子，不自己承認是狗麼！”
毛澤東聽完哈哈大笑起來，高著嗓門對我們一群衛士們說：“我們可不要挨罵。喂喂，今天小姚請客，請我們吃狗不理包子，好不好？！”
衛士們一聽可就全哄起來了：“好好，小姚請客，小姚請客嘍！”
小姚被逗得臉通紅。毛澤東打趣地問：“哎，願不願意請啊？我的衛士可都是些餓狼呀！”
小姚笑了：“請就請。”
“我們的人可不少啊。”毛澤東用手一畫，意思是全體人哪！接著，他笑著說：“誰讓你是天津人呢。哎，你的工資是多少啊？”
小姚說：“工資不多，可請一次客還是夠的。”說完，小姚紅著臉，開始掏起腰包來了。
毛澤東一見便攔住了。 “錢么，還是我來掏，這叫吃大戶。”毛澤東說完，轉頭吩咐負責生活的張管理員：“這件事情你辦一下。”
來到天津，果然有人送來一籠狗不理包子。毛澤東問張管理員：“交錢了沒有？”
張管理員說交了，並把發票給毛澤東過目。
毛澤東這才招呼大家：“好，大家統統到餐車，今天是小姚請客吃狗不理包子。”接著頓了頓，又詼諧地點點頭：“我掏錢！”
我手下的那些“餓狼”和專列上的部分同志哄然大笑，接著便在餐廳展開了一次“不吃就會挨罵的'戰鬥'”。
掏錢的“大戶”毛澤東看著我們嘻嘻哈哈、吵吵嚷嚷地搶著吃包子，心頭和臉上一樣高興得樂開了花。
專列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奔馳在祖國的大江南北。我經常碰到一些同誌有時議論起毛澤東的外出巡視行踪。總覺得很神秘，也很神速，今天說在南京，明天也許就到了杭州，這時如有人會猜到他明天可能要到上海，可毛澤東偏偏又回到了北京。
毛澤東的行踪是絕密的，專列更如一座密不見縫的秘密城堡。毛澤東外巡時，有時到目的地後白天同有關人士談話，而一到晚上就回到專列上。為了他的安全，他的許多活動安排被限制在專列上。毛澤東在上面找人談話、開會、寫文章、批文件，幾天幾夜吃睡在專列上。有人稱毛澤東的專列是“走動的中南海”，確實是這樣。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的許多重大決策就是在專列上作出的。在準備與自稱是他的“親密戰友”的林彪動手時，毛澤東不是也在專列上與有關省市黨政軍領導“吹風”的嗎？
儘管專列可以開到毛澤東想去的任何地方，但它卻無法滿足毛澤東想在毫無外界干涉的情況下，親自到群眾中了解民情的願望。
毛澤東不止一次地為此煩躁、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