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第二十九章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
2008年5月12日，四川的汶川地區發生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舉國陷入空前的悲慟之中。
幾乎與此同時，國內外的宏觀經濟局勢也突然發生了逆轉。美國華爾街因次貸風波引爆了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歐美消費市場突然疲軟蕭條，吳敬璉在2004~2006年所擔心的景象終於出現了，以粗放式增長為特徵的中國出口導向經濟遭遇重挫。從2008年年初開始，數以十萬計的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特別是新的《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使得東南沿海的眾多勞動密集型外貿工廠無以為繼，大量外遷或歇業。深滬兩市自1月起就暴跌不止，從最高的5499點一路下探到5月底的3？433點。 6月份，央行與銀監會頒布《關於金融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時稱“限貸令”，一把關掉了對房地產企業的信貸閘門，樓市價格應聲下滑，陰跌不止，各城市的土地拍賣更是頻頻流產，那些靠土地出讓金維繫行政支出的地方政府叫苦不迭。在內外交困的大氛圍中，一年前還受過熱困擾的中國經濟陡然間陷入可怕的大蕭條，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幾乎全數停歇。
面對突如其來的大變局，政府、學界及企業界顯然都沒有做好應對的準備。 7月中下旬，吳敬璉和厲以寧分別在上海和北京發表了自己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他們給出了兩個不同的“藥方”。
7月22日，吳敬璉在上海參加《解放日報》的文化講壇，同台企業家有聯想的柳傳志、阿里巴巴的馬雲和正泰集團的南存輝。吳敬璉在演講中警告，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微妙的十字路口上，他建議一方面要堅持貨幣政策的總量緊縮，另一方面要從機制上改善和提高企業的效率，鑑於大量中小企業因信貸緊縮和市場的萎縮所面臨的困難，他呼籲給企業減稅。在他看來，中國的稅收已經連續18年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長，“現在到了該減稅的時候”。同時，他建議放活民間的金融產業，讓“地下錢莊”變身合法化。
他在講壇上的警告似乎引起了企業家們的嚴重關注。就在7月23日晚間，馬雲給內部職工發出一份題為《冬天的使命》的緊急電子郵件，要求員工警惕宏觀經濟周期性起伏帶來的巨大風險，“不要過多考慮股價波動問題，而是肩負比以往更大的責任，不能讓自己倒下”。這是第一個提出要“做好過冬準備”的中國企業家。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厲以寧在北京的一次討論會上對當前宏觀形勢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當前反通貨膨脹的措施不當、時間過長，下半年的首要任務是防止通脹衍變為滯脹。因此，他建議鬆動銀根，擴大信貸規模。
8月底，吳敬璉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訪問，再提主張用供給方面的政策刺激經濟的意見。
這位對政策設計十分嫻熟的經濟學家深諳其中之道。在他看來，貨幣和財政政策都是短期政策，關鍵在於時機和力度的掌握，一旦錯過最佳時機，就可能步步被動，招招皆錯。他對記者說：“最大的隱患有些人不願意聽，人無遠慮，近憂必至，這是三四年前就已經講過了，靠要素投入、出口導向一定會產生很嚴重的問題……我看貨幣政策不能鬆，但金融應該搞活，小企業貸款、民間銀行，都應當做。”吳敬璉始終不太贊同粗放式投資的拯救方案，而寄希望於重要體制的改革。對於信貸鬆動的呼聲，他警告說：“從發票子到物價漲，有一個時間的滯後期，按西方的說法起碼是8個月。發票子的時候，高興得不得了，說是空前繁榮，等到物價漲的時候怎麼辦？”
就在這次專訪後的半個來月，9月15日，華爾街突然傳出全美四大投資銀行之一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產，一場金融風暴迅速傳導至全球，引發二戰以來世界經濟最大的一次震盪。就在這一天下午，中國的中央銀行宣布下調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在此後100天時間裡，連續5次下調利率。同時，國務院宣布了一個轟動全球財經界的“四萬億拯救計劃”，信貸的口子陡然大開。
在這期間，吳敬璉又莫名地捲入了一個“間諜門”的風波之中。
就在8月下旬，吳敬璉剛參加了國務院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的辦公會議，從外地回到北京，一條短信已經在國內各家媒體主編的手機上快速地流傳：“吳敬璉涉嫌出賣國家情報，已經被有關部門以間諜罪帶離調查。”這實在是一條太驚人的消息，幾乎所有的人都將信將疑。到8月28日上午，美國新聞網站博訊網發布了一條消息，似乎一下子證實了傳言的真實，該網站在一篇沒有作者署名的新聞中稱，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因涉嫌為美國擔任間諜工作，被國家安全部門調查。博訊網宣稱消息來源是中國境內讀者的“爆料”，因為沒有吳敬璉本人的電話，所以“沒有辦法求證，只好先發消息”。到中午，海外一些網站紛紛轉載這一消息，並添加了一則“秘聞”，稱吳敬璉身中“美人計”，曾向一名美籍華裔女性洩露某些機密。 8月29日中午，台灣“中央社”隨即也進行了轉發。
一時間，國內外輿論嘩然。在當時的各種傳言版本中，還有人將“間諜門”與不久前的另一則財經事件聯繫在一起。在8月19日，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忽然對外透露，中央政府正在開會研究，“將出資2000億~4000億元人民幣刺激經濟”，這一消息導致第二天的上證股指大漲將近180點。傳言說，摩根大通在期間獲利甚鉅，而龔的消息就是吳敬璉洩露給他的，吳因此獲罪。
8月29日下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官方網站的首頁刊出聲明，稱：“近日網上流傳吳敬璉教授的一些不實傳言，也有不少人來電詢問並關心吳教授的近況。我們剛剛與吳敬璉教授通過電話，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並將於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關學術會議。”
第二天，吳敬璉出現在北京郊區順義的一個會場上，參加天則經濟研究所與廣東人文學會聯合舉辦的“改革開放30年研討會”。至此，平地生起的“間諜門”事件才得以平息。
在一年後的口述史中，吳敬璉也沒有對此有更詳盡的評論，不過他顯然認為這是“有心人”的有意為之。倒是周南在事發當日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講了一番頗有意味的話，她說：“吳敬璉的性格可能是造謠者的誘因。他說不能違背良心和規律，說一些奉承的話、迎合的話，所以可能得罪了一些人，這種可能性是有的。”
如此荒唐的傳言居然能夠堂皇流傳，而且攻擊的對象竟是形像一直非常正面的吳敬璉，由此確可讀出利益角斗的複雜和暗潮洶湧。北京大學的傳媒學副教授胡泳評論說：“這是一起典型的以顛倒黑白的動機製造和以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傳播的網絡事件。”更有論者認為，“各方的利益訴求和利益驅動，最終促成了吳敬璉'諜案'流言的出籠，這也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流言會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2008年9年20日，從“間諜門”事件中脫身出來的吳敬璉出現在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舉辦的論壇上，在深思熟慮之後，他第一次比較詳盡講述了自己對本次金融危機的系統性看法。當時，陰霾密布，人心飄搖，連格林斯潘都認定這是1929年以來最大的金融災難。人們迫切地想听到老練的吳敬璉的聲音。
他在演講一開始就說了三句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健體強身，自求多福”。第一句話說的是美國，第二句是中國，第三句是應對之道。
他分析說，當今的世界金融系統出了大毛病，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美國，美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儲蓄率太低，儲蓄率從來沒超過10%，怎麼維持經濟的運轉？它就利用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性大量發行美元，用這種方法借全世界的錢來投資和消費，維持一個很高的生活水平，這樣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動性氾濫。
關於中國當前困局，他不同意是“突降災難”。他說：“現在有一個說法，沒有人想到2008年中國會發生這樣的情況，突然就爆發了，在政府裡面有人這樣說，經濟學家中也有人這麼說，在我看來不是這樣的。這就講到了從本世紀初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樣一種增長方式一定會造成內外失衡，現在就是這兩個內外失衡碰頭了。這種增長方式有兩個特點，一個特點就是靠要素投入來支撐增長，另外一個特點是靠出口需求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前者造成了很多惡果，使投資率不斷提高，而消費率不斷下降，而且投資的效率不斷下降，金融系統內的潛在不良資產大量積累起來。後者，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輔之以本國貨幣貶值。”
接著，他再次重複2006年做過的分析：“1994年外匯改革之後，人民幣深度貶值，這就標誌著全面轉向出口導向政策。跟其他採用這種政策的國家和地區一樣，在成功執行了10多年之後，就必定會出現外匯存底的大量積累，本幣升值壓力增大，貿易摩擦加大。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實現匯率形成的自由化（市場化）機制。我們在這方面的改革一直存在很大爭議。到2007年6月，中國外匯儲備就超過了1萬億美元。大量的貨幣發行和流動性氾濫的結果不外是三種情況一是資產價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消費均價指數）上升誘發通貨膨脹，第三種情況就是二者兼而有之。於是，房地產價格和股價猛烈上升，在一開始，我們把它看成是形勢大好，後來發現控制不住了，就想用行政的方式把CPI用各種方式管住。現在，CPI管住了，可是股市、房地產市場搖搖欲墜，另外企業產品出場價格指數（PPI）倒掛了，實體經濟整體蕭條，終於成了一個疑難雜症。”
在剖析了國內外局勢後，吳敬璉提出了“標本兼治”的應對之道：“標就是運用我們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穩住市場，不要讓它崩盤，而且盡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業能夠繼續運轉，但是根本問題還是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
在這裡，吳敬璉又回到了他一貫的主張——“增長方式的轉變就是要強身健體、自求多福。世界經濟的格局不可能有大的改變，我們至少不要當冤大頭。自求多福最重要的辦法就是轉變增長方式，轉變增長方式的癥結在於製度性障礙，所以要真正實現轉變就是進行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礙。”
日後發生的事實表明，吳敬璉的建議並沒有成為主流意見而被政策部門採納。
10月28日，上證股指跌到1664點，市場信心全失。從11月份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四大商業銀行開始大舉放貸，每月新增貸款成幾何級增長，11月新增額為4769億元，接著是7400億元、9000億元、1.07萬億元，到2008年3月放出空前的1.89萬億元天量。從2008年年底到2009年6月的8個月中，新增放貸總量近8萬億元，掀起了一個至熱的投資狂潮。這些貸款中的八成以上被大型國有企業所獲得，而投資方向則為鐵路、公路和各項基礎建設設施，民間戲稱“鐵公基”。在資金突然巨額放鬆的情況下，股票市場率先活躍起來，在2008年的上半年，中國股市放量振盪，一掃前期低迷，增幅為全球第一。房地產的表現更是驚人，它以出人預料的速度回暖，各大城市的土地拍賣相繼創出令人瞠目結舌的“地王”價格。
在中國的投資熱浪拉動下，全球的能源價格也立即上彈，鐵礦石、石油和有色金屬等價格扶搖直上。在很多人看來，在哀鴻遍野的金融危機籠罩下，中國經濟再一次“奇蹟”般地率先沖出了危機。
對於這樣的景象，吳敬璉並無喜色。在他看來，有兩個問題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是，宏觀手段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邊界到底在哪裡；二是，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長期發展中的問題。
從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實際上，是對2004年那次宏觀調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終呈現為三個特點；第一，“宏觀調控以行政調控為主”成為政策主軸，“看得見的手”變得越來越強大；第二，經濟增長主要倚靠巨量投資，而不是著力於轉變增長模式和產業升級；第三，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中央企業得到偏執性的扶持，民營企業被邊緣化。
在金融危機最動蕩的時刻，歐美各國政府紛紛出手拯救經濟，連最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將一些陷入危機的銀行收歸國有化，由此，國內經濟界再次出現國家主義思潮強勁回歸的跡象。 2009年3月3日，吳敬璉在《經濟觀察報》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從經濟史的角度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認為：“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學中兩個學派（新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爭論，是在自由市場機制，即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範圍內進行的，這並不意味著有哪一個學派主張回到政府包辦一切的計劃經濟舊體制去。即使他們支持對某些企業實行國有化，那也只是一種短期的應變措施，而不是一種長期的製度安排。20世紀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基本脈絡提示我們：在市場製度範圍內，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適宜邊界，是經濟穩定運行和長期增長的一個重大問題，必鬚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確定。”
進而，他將筆觸回到了對當前政策的反思上：“我們還必須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宏觀經濟管理（宏觀調控）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於復闢命令經濟。這不但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損害經濟的活動，還會帶來強化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氾濫等惡果。這是必須堅決制止的。”
到了10月23日，在上海的“2009浦江創新論壇”上，吳敬璉在演講中批評說，4萬億經濟方案，實際上打壓了民營企業，不僅沒有起到拉動民間投資的作用，還產生了擠出效應，產生了“國進民退”。他引用調查數據說，70%以上新的技術創新都出自小企業。 “如果我們熱心於創新的話，一定要幫助小企業上來，給他們信心。”
除了對宏觀調控的方式提出警告之外，吳敬璉的另外一個擔憂是，如何解決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問題。正如他在2007年8月那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訪問時所預料的，大量的放票子一定會形成“空前繁榮”，然後接著就是資產（房地產、股票）泡沫和通貨膨脹生成。如果體制性矛盾無一得到解決，新的、更大的危機將會如影隨形，如期而至。
2009年6月30日，他在一份送交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問卷答案中寫道：“目前對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看法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緣於對我國經濟近年來困難成因的不同分析。主流的意見把困難成因歸結為以美國金融泡沫的崩潰和由此導致的中國企業出口訂單的減少，認為我們只要用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創造足夠的需求，來維持8%以上的經濟增長，待到西方國家經濟走出困境，增加出口，中國經濟就可以全面復甦。”
面對上述意見，吳敬璉認為“不符合實際”。他仍然堅持在2008年9月的那次上海論壇上所給出的結論，認為是美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及中國經濟粗放增長模式相互作用的結果。接著，他對兩個非常流行的觀點進行了糾正。
其一，有些論者對西方經濟復甦寄予很大的希望，認為只要它們恢復進口，中國在出口導向政策的支持下，粗放的發展方式又可以繼續運行下去。他覺得這種想望恐怕不太現實。因為，金融危機發生以後，美國的儲蓄率已經提高了7%，這意味著至少最近不會需要過去那麼多的淨進口；其次，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正在致力於改變美元作為唯一國際儲備的狀況，建立受到國際監管的國際貨幣體系。這兩方面的演變說明，靠出口需求支撐的經濟發展方式無法持續，應當自求改變。
其二，他對人們經常所謂的“三駕馬車”（消費、投入和出口）之說提出了異議。他認為，“三駕馬車”的分析乃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的變形，著重研究短期經濟政策的凱恩斯主義也從來沒有說過可以用它來分析長期經濟問題，這可以說是一種短視，說得嚴重一點，是一種誤導。如果用“三駕馬車”的態勢來預測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這意味著不管用什麼樣的辦法，只要能夠使總需求增長，就能維持GDP增長穩定上升的趨勢。分析問題的理論框架的誤用，極易造成宏觀經濟決策的偏差。
吳敬璉最終指出，我國經濟存在的兩大問題是——效率低下、污染嚴重的生產方式和腐敗蔓延、貧富懸殊的分配格局，其根源都在於馬克思曾經進行尖銳批判、西方國家在上一個世紀之交已經拋棄的粗放增長模式……而解決之道則是，在採取短期的財政貨幣政策維持市場穩定的同時，堅決執行“十一五”規劃和“十七大”關於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決策，激發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活力，延伸產業鏈，提高附加值，實現產業升級和增長轉型，以便消除經濟危機最深刻的根源。
驚心動魄的2009年在“保八”成功的欣喜中走進歷史，而面向未來，中國經濟仍然存在多種可能性。 2010年1月，吳敬璉在為《財經年刊》所寫的文章《集中力量解決長期增長中的問題》中，再次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對過往一年多中國經濟表現的觀點。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長期發展中的問題”。
他寫道，現在人們普遍承認，中國經濟在2009年實現了GDP增長的“V”形回升，現在的問題是：從更長的時間跨度看，能否保證今後的經濟走勢不會出現另一個“V”字，二次探底，出現人們所說的“W”行走勢。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能否解決中國經濟長期存在的問題。
所謂“長期問題”就是，中國經濟採取了一種靠資源投入和淨出口（出超）拉動的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從而導致了貨幣超發、流動性氾濫和資產泡沫形成等難題。在吳敬璉看來，單純依靠向國民經濟注入流動性的短期政策來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採取增加海量投資和貸款的辦法來增加需求，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使用的。 2009年所實行的巨額投資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已經引發了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的形成，貨幣流通正在加速，國民經濟面臨著資產價格膨脹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危險。
因此，吳敬璉警告說，如果只專注於短期經濟政策，用注入流動性救市而忽視長期問題的解決，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弄得不好，別人在“去槓桿化”和消除泡沫，我們卻在“再槓桿化”和掀起泡沫，那就會埋下再一次資產負債危機和高通貨膨脹的定時炸彈。
那麼，著眼長期的關鍵又是什麼？吳敬璉的答案是，必須要促進居民的消費，而其基本的辦法有二，一是增加就業，二是促進技術進步，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換而言之，就是必須努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優化經濟結構，保證持續穩定的增長。
吳敬璉不無擔憂地寫道，這裡需要提出一個問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並不是一個現在才提出的口號。早在1995年到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規劃中，就已經規定了實現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轉變的任務。 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規劃不但重提這一話題，還列舉了轉變的具體途徑。但是迄今為止，除了少數地方，成效並不顯著。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吳敬璉以為原因不外有二：其一，這一轉變遇到了許多體制性的障礙；其二，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經濟環境和法治環境還有待建立。他一言以蔽之曰，“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何謂東風？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