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第二十八章中國的改革會好嗎？
自2005年之後，吳敬璉實際上陷入了三面夾擊、兩線作戰的窘境之中。
對他構成“攻擊”的幾種勢力，一是來自頑固的“左派”力量，他們以“利益不均”為號召，反對市場化的變革，以“吳市場”出名的吳敬璉自然成了他們在經濟理論領域重點打擊的對象；一是來自某些壟斷了資源分配大權的“當紅新貴”，他們不願意回到計劃經濟體制中，也不願意在市場化和法治化的道路上繼續前行，而是希望維持乃至擴大行政權力廣泛干預市場的轉型狀態，以繼續“尋租”獲利，吳敬璉對法治化的呼籲讓他們非常不安；還有一股勢力，則是被上述兩勢力力圖操縱的、來自社會底層的民粹主義浪潮，他們不由分說地反對一切的既得利益者。對吳敬璉來說，來自這一股力量的攻擊最具殺傷力，幾乎讓他無可奈何。
據吳敬璉的分析，“極左派”之所以能夠掀起大浪，是因為他們能夠運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言說，誤導那些對於權貴資本主義懷有正當義憤的人們，使他們跟著自己走上反對改革的歧路。然而同時，在他看來，民眾又是通情達理的，只要有正確的輿論導向，他們是能夠弄明白什麼是他們真正的利益所在。
當時，大眾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的問題。而一些“極左派”人士則利用這種正當的不滿，把矛頭引向企業家、公司職員、醫生等一般高收入階層，在某些網站上充斥著“富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向富人開槍”的叫嚷之聲。這種輿論攻勢甚至引發了致命的後果。
2005年冬，北京發生了這樣一起惡性刑事案件：一位29歲的外來農民因在搶劫中將35歲的清華大學副教授熊女士殺害，而被判處死刑。罪犯在法庭上供認，他唯一的愛好是上網，而自己網上得到的認識是，“有錢人太張狂，就想教訓教訓他們”。親歷庭審的中新社記者寫道，“這起案件又是源於仇富心態”。
面對這種社會景象，吳敬璉在11月下旬出版的《財經》雜誌上，發表了一段在很多人聽來非常刺耳的言論：“動不動向富人開槍，會導致很嚴重的社會後果。”
復原當時的對話語境是這樣的——
記者問：現在大家看到市場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現象，認為只有政府才能去維持公平；如果政府退出資源配置，會導致社會的更不公平。對此應當如何理解？
吳敬璉在回答中認為，收入不平等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是機會的不平等，一是結果的不平等，在他看來，目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機會的不平等。例如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通過權力尋租、盜竊公共財產、買官賣官，很容易就成了千萬、億萬富翁。緊接著，他對“仇腐”與“仇富”兩種社會情緒進行了一番甄別，他說：“混同兩種不平等，把矛頭主要指向結果不平等的最大問題，是把'反腐'和'反富'混為一談。矛頭不是指向貪官和'紅頂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階層的上層分子，如醫生、教授、國企高管、中小企業主等等，這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腐'和'富'之間容易混同，但是領導和傳媒的責任正在於幫助大眾分清二者，真正懂得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令人擔憂的是，現在好像集中註意的是結果的不平等，於是就要限制國企經理的最高薪酬，對一般的富人徵高額稅等等；還動不動就要'向富人開槍'。這種說法和做法不但沒有抓住要點，還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後果。貧富懸殊，是腐敗、是用權力換取收入，即權力尋租造成的。”
這番言論被《財經》的編輯提取為一個醒目的標題——《向富人開槍會導致很嚴重的社會後果》。文章刊出後，當即在網上引起一番“口水戰”，有論者在《大河報》上與他“商榷”說：“筆者對此感到費解。吳先生認為，機會的不平等就是官員腐敗，筆者承認這一點，但機會的不平等並不只是出自他們……吳先生所說的富人階層，即醫生、教授、國企高管、中小企業主等等，他們致富過程中真的都與機會不公無關嗎？我看未必。”另有論者更是徑直發問說：“吳敬璉，你是誰家的經濟學家？”
對於這樣的反駁和質疑者，吳敬璉感覺頗為無奈。不過，他還是要把自己想說的話繼續說清楚。在不久後的《財經》年會上，他說：“什麼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
2007年3月，過去幾年裡一直困擾吳敬璉的那個“經濟學家為誰代言”的質疑再次發作。他在全國“兩會”上的言論再次引來了鋪天蓋地的批評乃至謾罵。
第一波批評聲浪由“春運要不要漲價”引出。近年來，由於鐵路運力不能滿足數以億計的春節返鄉農民工的需要，於是每到春節之前，人們哪怕排幾天幾夜的隊也一票難求，而有門路從“後門”搞到車票的黃牛黨卻趁機大發橫財。 2007年，鐵道部決定春運火車票不漲價。這一舉措引來了報刊上的熱烈討論，歡欣贊成的佔絕大多數，也有一些零星的反對意見。
3月7日，政協委員分組討論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所作的工作報告。那個工作報告提及，今年春運火車票不漲價就是政協向領導反映委員意見的結果。在討論中，吳敬璉對政協工作提意見說，在遇到有爭議的問題時，最好雙方的意見都反映。可是我們往往只反映“主流”的意見。過去像討論“體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的問題，反對的意見得不到反映，全體大會上聽到的發言都是一片贊同。這次對“春運漲不漲價”的反映也只有一面之詞。我看到網上茅于軾教授的文章，他指出，春運票價不上浮的結果不理想，事實上有很多農民工連夜排隊卻買不著票，另一方面黑票價格上漲，票販子發了大財。還有批條子等尋租活動也十分猖獗。吳敬璉說，他覺得茅教授說得很有道理，因為不漲價並不能增加火車席位的供應，農民工並不會因此而得到實惠。聽說鐵路部門因為不漲價，全年少收了兩個多億，為什麼不拿這兩個多億給全體農民工發一個年終獎金？至於是不是一定要在春節前夕回鄉，或者換乘車輛，由每個人自己決定。
這些言論頓時在網上招來無數口水，失望、責備乃至辱罵之聲四起，有網民在博客中寫道：“吳敬璉曾有一段時間，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然而這'良心'，大概屬於經濟學，而不屬於民眾。這有最近民眾噴出的如潮口水為證。”互聯網的信息洪流形成一種無序狂歡的“廣場效應”，人們著迷於姿態、醜聞、黑與白的衝突以及偏執的民粹主義立場，因為這些都會迅速喚起濫情和關注。而對於理性與中庸的思考，卻顯得無比的不耐煩。在這樣的輿論空間裡，理性表達會變得非常可笑，像吳敬璉這種思維嚴密、表達謹慎的學者自然很難適應。這是一個封閉已久的社會在突然開放的輿論空間裡所必然要經過的混亂階段，沃爾特·李普曼早在1922年的《公眾輿論》一書中就對此進行過描述。在那些年裡，幾乎所有的市場派經濟學家都遭遇到了類似的攻擊和嘲笑，當然，除了吳敬璉，一向以服務弱勢人群為己任的茅于軾也在劫難逃。
另外一場風暴由徵地和拆遷補償問題引起。一次散會後走在路上，南方一個報紙的記者問起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吳敬璉回答道，首先，我反對藉口土地是公有財產，“三文不值兩文”就把人家的土地拿走了。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按市價補償呢？我看不一定，因為城市化是社會各方面努力的成果，房地產在城市化過程中升值，不一定全是地產主人的貢獻，所以，升值的收益也不應全歸他們。因而，我主張分情況，用部分升值收益建立一個城市化基金。
日後吳敬璉回憶說，他當時會有這個建議，是因為在廣東一些開發區調研時看到某些情況。在那裡，劃入開發區的農戶享有房地產升值的全部收益，馬上不用工作就可以坐享十幾、二十萬的年收入，而沒有劃入開發區的農民雖然也為開發區建設做出了貢獻，卻沒有得到分文補償。這對他們是不公平的。同時，這樣做對得到補償的人也不見得有好處，從終日勞動卻收入微薄的農民突然成為可以不勞而獲的富人，很可能促使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成為遊手好閒的所謂“二世祖”。
在那次對話之後，記者立即將“吳敬璉反對按市場價格補償”的新聞發回報社。報社也立即組織了對該市大學教授及專家的採訪。這當然引起了飽受拆遷之苦的人們的強烈反應。網上一片叫罵之聲，有些人發貼鼓動採取暴力行動，“把那個吳老頭的房子砸了！”這甚至引起了和吳敬璉同住一個宿舍樓的樓下鄰居的恐慌，“如果砸了他那個單位，那不就壓垮了我們的房間？”
面對這樣的景象，吳敬璉表現得無能為力。在很多人看來，以他大師級的身份，以及業已形成的“經濟學界良心”的社會形象，根本沒有必要為了一些“芝麻綠豆”的話題貿然發言，況且這些言論很明顯地將遭致不容分說的攻擊，他好像是在把一隻萬般辛苦才燒製成功的、印著自己“高尚肖像”的瓷器狠狠地往牆上摔。在被炮轟的那幾天裡，有媒體評論說：“照此下去，離吳敬璉不敢說話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不過，這位個性倔強的老人沒有選擇躲避或放棄，他似乎根本不在乎別人的那些擔心。還是那一年的“兩會”，在全國政協經濟界的一次小組討論會上，委員們討論開徵燃油稅的問題。吳敬璉說，中國是一個貧油的國家，可是我們的燃油中的含稅量比美國還低，這不是鼓勵大家買車、燒油嗎？可是開徵燃油稅的問題談了十幾年還談不下來，這是很不正常的。一位來自工商界的委員插話提醒他說：“老吳，你別提這個意見，這是會挨罵的。”吳敬璉沒有好氣地回答他說：“如果當政協委員就怕挨罵，那麼我們這些人就不用當了，可以回家了。”然後，他還是繼續說下去。
2007年9月，吳敬璉出版《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收錄50餘篇文章，記錄了世紀之交以來作者的所思所言”。就當他拿到新書，正打算轉贈諸位老友之際，10月28日，傳來他的老同事、老領導馬洪逝世的消息，享年87歲。他在悼念文章中寫道：“雖然馬洪同志在經歷了多年臥病以後於上月陷於昏迷，他即將離我們而去已是意料中事，聽到他的噩耗，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在兩年前的2005年7月22日，另一位“市場派”宿將薛暮橋已經以101歲的高齡去世。他們都是吳敬璉的多年師友，朋輩相繼凋零，自然讓暮年的他時有感傷，同時也越加生出緊迫感。
在《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一書的序言中，吳敬璉充滿憂患地寫道：“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一路凱歌，經濟改革所採取的從非國有部門入手、由易而難的策略，一方面減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面又使以雙軌制為特徵的尋租環境得以廣泛存在，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得以四處蔓延。”他進而說，“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潮流對於我們民族前途和未來的威脅。在我看來，克服這種危險的唯一途徑，在於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實推進改革，建設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經濟和政治改革的遲滯，造成了兩方面的嚴重後果，第一，中國經濟繼續沿著依靠資本和其他資源投入驅動的粗放增長方式一路狂奔，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和經濟問題；第二，設租和尋租活動，以及隨之而來的貪污腐敗、貧富差別擴大和社會失範愈演愈烈，這些，都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不滿。”
後來的國史記錄者應當會如實記載——在30年中國改革的後半程，中國的學者一直保持著對製度改革滯後的警惕與批判。當然，變革的阻力之大、進展之緩慢，實在讓人深感迷茫。
正在發生的歷史都好似霧裡看花，卻又像在一個清晰的輪迴中苦苦掙扎。正如吳敬璉在2004~2006年的大論戰中就已經預言到的，由於沒有改變經濟增長的模式——“過熱、調控、降溫、速度下降，下一個階段又重新出現可能就不能避免。”2007年以後的中國經濟又進入了這樣的循環中，不可遏制的發展衝動，讓所有的觀察家都驚詫不已。先是股市的迅速升溫，上證指數在2005年的6月跌到了令人絕望的998.22點，接著就在放量流動性的支持下轉頭上攻，2006年11月重返2000點，然後一路高歌，到2007年的8月23日一舉突破5000點大關，中國股市總市值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同樣炙手可熱的是樓市，很多城市的房價都漲了一倍，甚至兩到三倍。
與此同時，一個“幽靈”也重新歸來，它就是自1994年以後就從未再見過的通貨膨脹。生豬的出欄價格從2006年的6元/公斤猛然上漲，到2008年年初竟達到了20元/公斤的高位，民間驚叫之聲四起。在2007年7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6%，突破了溫和通脹的界限，2008年2月、3月、4月更突破上升8%的中度通脹的界限。中央政府於2008年年初宣布進行宏觀調控，猛然收緊銀根，央行在短短100天時間裡連續5次升息，試圖讓過熱的經濟快速降溫。
與此相關的一個政策是，中央宣布從2008年1月1日起，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對企業解僱員工提出了非常嚴苛的規定。
在經濟理論界，宏觀調控政策似乎沒有引起什麼爭論，儘管有人對緊縮的力度提出了一些異議。而《勞動合同法》則引發不小的爭論，在很多人看來，這是政府將用工成本的提高全部轉嫁到了企業頭上。不過，誰也沒有料到，2008年的中國將發生非常戲劇化的驟變。
在年初，除了一些憂心忡忡的經濟學家，許多官員乃至百姓都認為這將是一個充滿了玫瑰色的年份，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進入了第30個年頭——可謂是進入了“而立之年”，而在8月8日，將於北京舉辦全球矚目的夏季奧運會。在熱烈的氛圍中，百年復興和“大國崛起”成了一個令人無比亢奮的主旋律。作為一個自始至終參與了改革全歷程的重要經濟學家之一，吳敬璉又成了媒體追逐和報導的對象。
就在新年到來不久的2008年1月12日，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的主持下，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場面：有10年時間未曾同台的兩個老對手——吳敬璉和厲以寧出現在第十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主持人將兩位79歲的老者，連同80歲的茅于軾教授同時請上講台，共同探討30年來的成就得失。
這是一次很有意味的聚會，在主持人的追問下，他們各自陳述了對30年改革事業的不同理解。
主持人問：30年中最讓他們感覺滿意的三項改革分別是什麼。
吳敬璉將三次中共中央的會議視為改革史上的三個轉折點：“第一是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商品經濟是改革的目標；第二是1994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了市場經濟的整體性改革；第三是1997年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改革。”
厲以寧說：“第一個是農村的家庭承包製，它打破從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統農業的情況；第二個大成績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中國有了證券市場；第三個是民營經濟的興起。”
主持人又問，30年中最讓他們感覺遺憾或者說沒有達到理想預期的三項改革分別是什麼。
厲以寧先答，他說：“一是城鄉二元體制基本上沒有觸動，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二是在國有企業改革中，行業壟斷沒有消除；三是因為財政困難或者其他原因，社會保障制度推行得極慢。”
吳敬璉的答案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產權制度改革沒有到位和法治建設問題。”
這兩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儘管在很多方面有不小分歧，不過在一點上卻達成了共識，那就是，改革開放30年中，最大的遺憾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失敗，在日後的很多場合，他們一再表達了同樣的意見。與厲以寧相比，吳敬璉的表述更具有批判性，他說：“它的原因我看還不是什麼財政困難，而是部門從自己的工作方便、從自己的權利、從自己的利益著眼太多，所以願意保持舊體制，所以使它遲遲不能實現。”
吳敬璉與厲以寧的這次北大對話，引起了傳媒很大的關注。這兩個同齡同籍的江蘇人，從1947年起就有了生命的第一次交集，在後來的數十年中，多次展開了劍拔弩張的論戰，他們的每一次分歧，都是中國經濟前行中的關鍵時刻。吳敬璉說：“我跟老厲在這個問題（中國股市）上的爭論已經很長時間了。我們要提倡一種風氣，經濟學家所秉持的原則是思想自由、學術獨立，所以應該要形成一種氛圍，使得各種不同的意見，為了一個目標，就是為了推進改革，為了建立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為了振興中華。”
在後來的一年裡，為了紀念改革開放30年，國內各家媒體都進行了報導，開展了一系列的評選活動。 《中國企業家》發起評選“30年最具貢獻的十位經濟學家”，最終，吳敬璉以67.14%的得票率位列第一，剛剛出任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緊隨其後，厲以寧位列第三。在那段喜慶氣息很濃的日子裡，幾乎所有前來採訪吳敬璉的記者都喜歡多得一些“總結”、“經驗”，然而老先生卻似乎沒有滿足大家願望的意思。他說：“我對中國的發展前景，一方面持謹慎的樂觀態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機感。由於受到某些社會力量的阻礙和反對，改革形勢有可能出現逆轉。”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嚴厲的告誡。在2008年4月號的《小康》雜誌上，他是如此表述的：“這種阻礙和反對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由於某些在轉型期中憑藉特權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擾，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礙或者遭到扭曲，從而使腐敗等權貴資本主義的現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維護者利用這種情勢忽悠大眾，把他們引向反改革開放的方向。如果他們相互為用，扭轉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勢的逆轉。”
與90年代的那個意氣風發的吳敬璉相比，進入21世紀之後的他顯得越來越焦慮和“不合時宜”。 “中國的改革會好嗎？”這個問號在他的眼中似乎變得越來越大。這位具有人文氣質和道德勇氣的經濟學家再次引用10年前曾引述過的中的那段開篇語，“這是一個最好的年代，也是一個最壞的年代”，我們這裡的季節，“既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前途無量，同時也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起奔向天堂，我們全又走向另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