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二十七章受困的“主流經濟學家”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儘管在經濟理論上尚不成熟，對改革的曲折和意外缺乏充足的掌握，在具體的改革方法論上顯得手忙腳亂，但是自始至終，他們卻充滿了必勝的信心。可是，進入新世紀之後，情況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轉變，“改革”的定義及對像變得模糊起來，利益集團的分化讓矛盾和發展的路徑選擇變得異常複雜，早年的某些“共識”日漸瓦解，甚至，連市場經濟體製本身又一次受到了空前的質疑。
這樣的景像在吳敬璉身上得到了最戲劇性的體現。進入2003年之後，他曾在多次論述中表示不希望發生的情況，竟然以當時並沒有意識到的方式發生了。隨著腐敗的蔓延，弱勢群體的憤懣之情日益變得激烈起來。這時，改革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擁護者紛紛行動起來，鼓動群眾對市場化改革進行抗爭。吳敬璉的老同事、在1988年反通脹和反腐敗的戰友馬賓更是沖在前面。他在2003年9月向他親近的朋友發出一篇名為《北戴河休養雜記》的文章，論證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批判“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完全錯誤的”，“結果是繼續搞修正主義”，“從而徹底背叛馬克思學說、列寧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理論”，“搞私化、腐化、西化、分化、城市工業資本主義股份化、農業包產到戶私有化、全面資本主義化”。他並且提出希望，要他的同志們糾正認為毛澤東晚年有錯誤的思想，“把企圖和一心砍倒毛澤東思想旗幟的'鄧小平'批倒”，把他搞的一套“修正主義貨色”“再發動文化大革命除之”。
馬賓的這番宣告還真有效果。從2004年年初開始，許多網站開始連載系統批判鄧小平和所謂的“資本主義改革路線”的系列文章，後來被編成一本20多萬言的電子書《鄧小平晚年之路》，在許多網站上公開下載。
要批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路線，為市場化改革建言獻策的經濟學家自然首當其衝。在所謂的“左派網站”上出現了大量文章指斥“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誤導中國經濟改革”。有人在網站公開提出，他們的鬥爭策略是“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大兵團作戰的方法，圍殲'資改派'學者”，“這些人頭戴著著名專家學者的光環，頗能迷惑一部分群眾。對這些人，要集中優勢兵力，進行強火力的攻擊，深刻揭露和批判他們的荒謬和反動，直到弄臭打垮為止。”
2004年的2月，隸屬新華社的《瞭望東方周刊》發表長篇報導《經濟學家為企業代言的是是非非》，提出“經濟學家為誰代言”的尖銳問題。文章開列了包括吳敬璉、張維迎、高尚全、董輔、鐘朋榮、蕭灼基等14位擔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經濟學家的名單，列出了聘請他們當獨立董事的41家企業以及支付的年薪。吳敬璉被披露擔任了神州數碼、中國聯通、中石油和中水漁業的獨立董事。報導稱：“根據公開信息，截至2001年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設立了獨立董事，共聘請或提名了500餘名獨立董事，其中經濟學家131名。在2001年報披露抽樣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獨立董事津貼每年1萬~2萬元的有18家，2萬~3萬元的有26家，3萬~4萬元的49家，4萬~5萬元的21家，5萬元以上的為16家。”
文章追問道：“無從得知，那些身兼數職，不斷出現在大眾媒體上，對各種經濟問題發表意見，一場接一場地趕場出席各種論壇和研討會的經濟學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來履行這麼多兼職的應盡職責的？”報導引用楊帆教授——時在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的評論說：“獨立董事沒有實際作用，只是為了加強企業家和經濟學家聯盟。”
《代言》這篇文章還引用楊帆的話，以直接點名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中國企業界分三個集團。一是投機集團，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厲以寧、蕭灼基、韓志國；二是民營企業集團，是乾實務的；三是買辦資本集團，正在興起，理論界的代表就是吳敬璉、林毅夫、樊綱、張維迎、江小娟、張五常等。任何社會理論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會集團。按馬克思說的，利益集團必然要爭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為政策，還要尋找理論和理論家，要掌握自己的宣傳工具。”
《瞭望東方周刊》的這則報導被廣泛轉載，在輿論界和經濟學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據該雜誌100期特輯的報導稱：“《代言》一文也驚動了國務院高層領導。後來，一些部門請經濟學家做研討、諮詢時，也變得謹慎了許多。”也就是從此之後，在許多公眾眼中，經濟學家成為財團的“代言人”成了一個公眾話題。
如果說“獨立董事風波”質疑了經濟學家們的職業操守，那麼，在2004年秋冬之際爆發的另外一場論戰，則幾乎將吳敬璉等“著名經濟學家”全都推到了對國有資產的流失負有責任的被告席上。
啟動於1998年的國有企業大規模產權改造，到2004年前後已格局初成，在這期間，數以十萬計的國企“轉換身份”進行了股份化改造，由於缺乏規範和對於掌握改制領導權的政府官員的監督，造成了一些混亂局面，某些有權力背景的人可以弄權謀私，甚至公然將公共財產竊為己有。我們已經看到，吳敬璉在過去的幾年中曾多次呼籲制止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但是在這場論戰中，吳敬璉卻被說成是支持盜竊國有資產的“共犯”。這是他當年所始料未及的。
2004年夏天，出生於台灣桃園，畢業於美國沃頓商學院的香港金融學教授郎咸平連續發表論文和演講，對一些著名企業的產權改革提出了猛烈的質疑。
6月17日，他公開質疑TCL，認定其股改方案實際是國有股權被稀釋的過程，是“以股權激勵為招牌，以證券市場為渠道，使國有資產逐步流向個人的過程”。 8月2日，他發表《海爾變形記——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矛頭直指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家電企業海爾，根據他的分析，“由張瑞敏等管理高層控制的海爾持股會曲線MBO取得成功”。 8月下旬，郎咸平擲出第三顆“震撼彈”，他在上海復旦大學發表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盛宴中狂歡》的演講，直指中國第二大家電企業廣東科龍的董事長顧雛軍使用多種伎倆，“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於加快國企退出的思路，將收購與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雙方互惠互利的雙贏遊戲”。
郎咸平的三次討伐在企業界、輿論界和經濟理論界平地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在整個秋天，它甚至轉移了人們對宏觀調控的關注。這位來自香港、敢於放言的金融學教授對過去幾年的產權清晰化和公司化運動進行了一次“總清算”。他的結論是，“當前這種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空檔，合法地侵吞國有財產的景象，和當初俄羅斯私有化運動極為類似”。語鋒機敏的郎教授還打了一個很生動的“保姆”比喻——“我的家又髒又亂又差，找來一個保姆，幫我把家收拾乾淨了，她算是有功勞，可是這個家突然就變成保姆的了。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據此，郎咸平提出3個觀點：必須暫停產權交易，必須禁止MBO，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爭利問題不是當前經濟改革的重點。
郎咸平極富鼓動性的言辭，得到了早就對企業改革中的不公正現象心懷不滿卻無處申訴的底層大眾的熱情支持。而受到攻擊的科龍董事長顧維軍則起而反擊，以涉嫌誹謗起訴郎咸平幾乎所有的財經和都市媒體都站在了郎咸平一邊，有的報紙更以《顧雛軍郎咸平公案反思：經濟學界為何集體失語》為題，嚴厲批評國內學者對郎的果敢行動的“暖昧”態度。
正在尋求機會把“資改派”經濟學家“弄臭打垮”的舊路線和舊體制的人們更是大喜過望，早在2004年8月28日，在郎咸平剛剛發起對TCL、海爾和科龍的質疑之際，就有一些以“新左派”自居的學者在北京召開“資產流失與國有企業資產發展研討會”，為郎咸平大聲叫好，10多人聯名發表聲明“聲援郎咸平”。不久，南京、上海也召開了類似的集會。
2005年6月，一本名為《“郎旋風”實錄：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的大討論》的圖書出版，該書宣稱：“這是一部明辨是非曲直的書；這是一部分清真善美和假惡醜的書；這是一部反對在我國推行MBO，為大量侵吞國有資產的暴發戶張目，撕開其畫皮的書。這場關於國有資產的大討論，是關係到祖國前途、命運的大問題，它明確指出我們共和國今後應該走什麼路，朝哪個方向前進，也就是說，是繼續沿著鄧小平同志指出的走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呢？還是走信奉西方新自由主義學派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們所推崇、誤導的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道路？”尤為醒目的是，這本書的“總顧問”是一位中宣部前任部長。一位叫鍾建國的作者在左派網站上撰文解釋他“為什麼要親自出馬當'總顧問'”時寫道：“《'郎旋風'實錄》這本書，觸及今日中國最敏感、最重大的問題。理虧心虛的權勢人物，可能要逼迫主管宣傳、出版的部門出面壓制。中宣部老部長親自出馬擔任這本書的'總顧問'，也許可以起到'泰山石敢當'的作用。”
很顯然，在一個更大的、關乎中國改革命運的大論戰中，郎咸平也成了一顆被利用的“棋子”。連一些西方媒體也看出了“左派思潮”在中國的再度活躍，美國《洛杉磯時報》在一篇評論中認為：“郎咸平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某些批評並不是孤單的聲音，他代表著一個被稱為'新左派'的日益有影響力的團體，他們對國有企業民營化和中國經濟的試驗進行抨擊。”
郎咸平提出的質疑，事涉中國企業改革的路徑抉擇與道德正當性，很快讓一大批經濟學者都捲入其中。幾乎所有重量級的學者都主動或被動地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一時間觀點鋒矛相對，立場鮮明對立，構成近20年來經濟理論界規模最大、火藥味最濃的一次大論戰。
不少學者認為郎論偏激，對中國企業製度變革有誤讀。復旦大學張軍教授認為郎咸平的案例研究“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有失偏頗”。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發表演講，呼籲輿論環境要“善待企業家，不要把他們妖魔化”。北大教授周其仁在一篇《我為什麼要回應郎咸平》的文章中說：“我是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到底怎樣郎咸平才覺得對……產權改革不是什麼好事之徒策劃出來的。就是把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全部槍斃，只要走市場經濟之路，公有製企業還是要搞產權改革。”
一向被視為“主流經濟學家”之翹楚的吳敬璉，是以一種很“無辜”的方式捲入論戰的。而其起因，就是2004年8月28日的那場“資產流失與國有企業資產發展研討會”。
在研討會前的數日，郎咸平宣布將邀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前來與他面對面地辯論。開會當日，“被邀”學者無一到場。郎咸平在演講一開始，就以調侃的方式逐一點名哪些經濟學家沒有應邀。他說：“主辦單位在我要求之下，邀請了主要的經濟學家來到會場，但是很遺憾，今天我所談論的題目，該參加的人員因為某些原因沒有參加。為了證明主辦單位是誠懇邀請所有人，今天我把邀請的人做一個匯報，有吳敬璉、張維迎、林毅夫、茅于軾等，今天談的學術性主題就是批判主導中國產權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義學派。”
就當郎咸平在北京“點名批判”的時候，吳敬璉在深圳參加“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華南論壇”。 8月29日，在他結束演講回答聽眾提問時，如何看待“郎顧之爭”自然成了被追問的話題。他對此講了三層意思：第一，利用國企改制之機蠶食和鯨吞公共財產不是個別現象，應當對這種現像作堅決的鬥爭；第二，對於郎教授指控一系列企業家盜竊國有財產，自己沒有調查研究，無法作出判斷；第三，不能同意郎教授關於“國企效率優於民企”、“國企不能退出”的主張。
記者再問：“你如何看待經濟學家在'郎顧之爭'中的表現？”
吳敬璉回答說：報上有篇文章，標題叫做《顧雛軍郎咸平公案反思：經濟學界為何集體失語》。經濟學家並不是一個組織或者機構，每個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研究獨立地作出結論，所以也沒有什麼“經濟學家的集體意見”。多少人讚成、多少人反對，然後作出一個決議，這有什麼意義呢？當然，經濟學家有義務維護學術自由。如果郎咸平教授受到壓制、受到打擊、受到迫害，任何一個公民、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應該發表意見支持他。至於牽涉到一些具體的問題，你沒有研究，怎麼能夠發表意見？有的評論說這次拷問了經濟學家的良知，沒有研究，不發表意見就是良知缺失啦？我覺得如果自己沒有研究亂發表意見，才更有問題。
記者進一步問：郎咸平教授在昨天的研討會上公佈了請而不到的經濟學家名單，第一個就是你，你怎麼看？吳敬璉溫和地答道：“我沒有收到過任何邀請，所以沒有應邀不應邀的問題。我估計是報刊誤報了，我想郎教授不會說這樣的話，他到底是我的一個朋友嘛。”
讓吳敬璉沒有想到的是，在不久後的一個公開場合上，過去與他關係不錯的郎咸平迴避了到底有沒有發出邀請的問題，而是斷然聲稱：“我沒有朋友，我也不需要朋友。”這樣的公開表演，讓吳敬璉非常不滿，以致在風波過後一兩年，當郎教授一再致電給吳敬璉，邀請他參加自己的課題研究時，吳敬璉再也不願，也不敢和他有所交往了。
郎咸平發動的這場“討伐”，讓他如願以償成了一個明星級經濟學家以“獨立學者”自成一方；而那些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為改革出謀劃策的學者則被劃入了“誤導中國改革的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之列。在某些不明就裡的民眾看來，這些人真的都已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他們的“良知”被金錢收買了。
就這樣，吳敬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尷尬境地，不久前他還被讚頌為“社會良心”，如今卻遭到被利益集團收買的指控。而更錯綜複雜的是，對他的攻擊來自兩個不同的方向：一向視之為“眼中釘”的“左派”網站發表文章，認定這是“吳敬璉們黔驢技窮”的表現；而北京的一些媒體則指責說，吳敬璉既不肯定郎咸平的指控，又不“拿出事實和數據來駁倒郎咸平”，是在玩“太極推手”。日後來看，吳敬璉儘管不習慣這樣的狀況，不過卻沒有給他帶來太多的困擾，他仍然率直發言，從心而論。根本的原因是，這個人並無私利可言，他沒有與任何企業達成過利益上的勾連，他不炒股票也不做投資，他的子女或親戚都不從事商業活動，甚至，年過古稀的他對名利本身也已失去了追逐的熱情。
直面洶洶而來的攻擊，吳敬璉憂心的，並不是他個人的聲譽，而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前景。 2004年12月，吳敬璉在《經濟觀察報》年會上發表主題演講《現代化中國的臨產陣痛》，他在一開始就說：“我們注意到，近來社會上散佈著這樣的疑問：改革以來，問題和矛盾不但沒有減弱，而且有加劇的趨勢，它是否表明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出了問題，需要改變？這是最近幾個月來各種場合討論的一個中心問題。”繼而他給出了自己的思考：“我認為，問題不是出在改革的大方向上，而是與一些跟這個改革大方向相背離的做法有關……所以，我們要減輕臨產陣痛的正確途徑不是'墮胎'、'開倒車'，而是堅定而穩妥地推進改革開放。”
然而，大論戰的帷幕一直沒有落下。自2004年夏秋之後，一些人利用產權改革中的不公平和腐敗現象，一再攻擊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成為“明星”的郎咸平也越來越走向極端。他甚至對政治改革發動攻擊，說是“民主和民意監督根本解決不了中國各級政府的腐敗以及低效率”，“在此我呼籲中央政府進一步加強執政能力，以嚴刑峻法貫徹以民為本的思維”。他還以中國電信等壟斷性公司的業績來證明“中國國有企業從來不比民企差”。
2006年3月，在全國政協經濟界的小組討論會上，幾乎從未在公開場合點名批評同行的吳敬璉罕見而直截了當地對郎咸平2005年11月發表在香港《亞洲周刊》上的長文《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提出指名的批評。他說：“郎咸平教授對中國情況的總體判斷是'國企改革天怒人怨'，'教育改革成本由窮人負擔，醫療改革基本失敗，三農問題觸目驚心'，'所有這一切，都源於市場化改革'，以致使中國'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以致'社會之壞5000年僅見'！郎咸平說民營企業盜竊國家財產，中國的著名企業幾乎無一漏網。郎咸平還說民營企業效率比國有企業效率低，所以國有企業不應該改革。有學者用數據反駁他，他說'我討論大是大非問題，我不討論小是小非'。”接著，吳敬璉評論說：“既然是大是大非問題，就應該討論清楚。我不贊成用行政壓制討論，但不能用造謠、煽動弱勢群體的這種辦法來討論，如果用這種辦法，就是'搗糨糊'，把事情攪成一團糟。”“改革開放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前途的戰略措施，現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對，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去年10月反改革的聲音達到高潮，我認為這是令人氣憤的。”
吳敬璉的這些聲音很快被娛樂化地描述成“吳敬璉對撼郎咸平”之類的新聞，媒體和民眾沒有耐心去聆聽到底什麼是“大是大非”，學界對於理性的辯論似乎也日漸喪失熱情。在漫天喧嘩之中，身處漩渦中心的吳敬璉顯得越來越孤獨。讓他憂心的正是，那些最終會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煽動，在支持舊路線和體制的人們的鼓譟和某些輿論工具的配合下，很有可能蒙蔽大眾，把他們帶上反對自己根本利益的歧路上去。進入2006年之後，他在多個場合介紹R·拉詹和L·津加萊斯合著的《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一書，並一再引用其中的論述來分析中國市場化改革的艱難性——
市場經濟制度在政治環境方面面臨雙重的威脅。第一重威脅來自市場早起發展的既得利益者。這些人已經在市場中佔據了強勢地位，還企圖繼續維持其地位。由於市場的自由競爭體制要求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這些擁有特權的人生怕自由市場體制以及與之配套的製度的確立會危及自己的既得權力，於是就極力鼓動運用政府的力量限制來自國內外的競爭，阻礙市場競爭體制以及與之相配套的製度的進一步健全。第二重威脅來自在市場前期發展中受損的弱勢群體，當這些弱勢群體受到蒙蔽，他們對種種不公正現象的正當不滿被別人所利用，就常常會把矛頭指向市場經濟體制。而這種做法恰好迎合了既得利益勢力的需要。在這種情勢下，既得利益勢力就能夠躲在大眾的身後，要求擴大政府乾預，摒棄對外開放，壓制市場競爭。弄得不好，就會出現下面這種“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糟糕場景”：“在保護貧困人群安全的幌子之下，既得利益集團壓制了市場機制，保證了自己的安全，而受害者則是自由市場經濟和所有可以從中獲得機會的人。”
吳敬璉既而指出，“弱勢集團不但不會抗議，反而還會喝彩，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未來會受到損害”。
然而吳敬璉這一番本應發人深思的話，被網站以最能吸引眼球的《吳敬璉說窮人反對改革》為標題，發表在醒目位置上，又引來了網上的一片狂轟濫炸。
在這一片非理性的攻擊中，這位老者只有徒喚奈何！他就像站在一個牌局邊上的“老管家”，儘管對正在進行中的遊戲十分不滿，以為必須要改變現行的規則，但是誰想要伸手把桌子掀翻了，卻是他萬萬不能同意的。也正因此，他成了一個左右都不“討好”的人，正在玩牌的人嫌他多“囉唆”，而看不慣現狀的人則認定他是不公平遊戲的同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