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六部“孤獨戰士”（2004—2010年）
2002年2月，吳敬璉有了一項新的工作——他被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聘任為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兼政策規劃專門委員會主任。這樣，他的研究領域不能不擴展到經濟的長期發展，即宏觀經濟的長期問題上，為此，需要閱讀大量的理論書籍和各國的研究報告。好在吳敬璉從來就是一個科學技術迷，在這個領域內讀書補課鑽研，倒也不算困難，而且很有樂趣。
時間轉入2003年10月，吳敬璉撰寫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出版，受到市場歡迎，不到3個月就銷罄加印。此書可謂是吳式改革理論的集大成，吳敬璉對此期許很高，日後確實也得到了海內外學界的重視，被認定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工具考察中國改革的扛鼎之作，國內諸多高校以此為基礎教材。境外也陸續出版了英文版、日本版，台灣和香港還出了繁體字版。
也就在這時，吳敬璉的目光不得不再次回到宏觀經濟的基本面。
經濟過熱的景像從2003年的第四個季度就開始冒出苗頭。 1998年東亞金融風暴之後採取的寬鬆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後續效應開始顯現。 “中國製造”與地產熱，直接營造出一個內外俱旺、無比繁榮的經濟景象，與此伴生出現的，便是對上游能源的空前飢渴。各種原材料及能源因緊缺而價格一路飛漲，特別是水泥、鋼鐵的價格到了“一月三價”的地步。在長江三角洲一帶甚至流傳著“五個一”的說法：“生產一噸鋼只需投資1000萬元，生產設施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可達產，一年就可收回投資。”這種瘋狂的投入產出效率，聽來近乎傳奇。利益驅動投資，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45.9%，2003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329億元，增長96%。與鋼鐵行業類似的是，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121.9%。就這樣，在2003年年底，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迅速向重型化方向推進。
於是，在經濟界和政府內部展開了一場持續多年的熱烈討論，主題是那麼的似曾相識：宏觀經濟是否出現過熱和應否採取降溫措施？
2003年10月21日，在國務院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吳敬璉做了題為“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與展望”的發言，他將當時的觀點分為三種。第一種觀點肯定宏觀經濟出現了“過熱”，主張採取適度從緊、相機微調的總量政策，防止進一步“過熱”造成大起大落的經濟波動；第二種觀點認為，當前貨幣供應適合於增加內需和抑制通貨緊縮的需要，投資增長只會帶來效益，而不會造成“過熱”，“氣可鼓不可洩”，對增長的積極性要保護好，不必也不應踩動剎車；第三種觀點，可能也是政府方面的主流觀點認為，經濟出現了局部“過熱”，但還不能說是“全面過熱”，政府應當採取的政策不是對貨幣供應進行總量控制，而是“有保有壓”，進行結構調整，在擴大“偏冷”部門需求的同時，加強對“過熱”部門的項目審批和投資控制。
吳敬璉明確表示，自己持第一種觀點。他說，自1999年之後，決策當局採取了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逐年上升，到2003年的第二季度以後，貨幣供應和銀行信貸的增長速度都在20%以上，這使得經濟變得越來越“熱”，各種資源瓶頸突現。更讓人擔憂的是，目前總需求的增長過快，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過熱”拉動的。他警告說：“如果聽任投資加速擴張，一旦資源短線支持不住，就會出現市場崩潰、大量產品賣不出去的情況。於是，經濟就由'過熱'急速轉變為'過冷'，這就是'大起'必有'大落'的道理所在。”
不過，吳敬璉的這種意見在決策層和經濟學家中都不占主流地位。據吳敬璉回憶議，直到2004年年初，第二種意見都是佔優勢的。到了2004年四五月間，第三種意見成了主流，國務院的幾個部委聯合發出通知，對幾個過熱的行業的投資進行了控制。主流傳媒也發表文章，論證在中國條件下主要使用行政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必要性。與此同時，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的用巨額資本和資源投入重化工業以拉動本地經濟增長的做法，成了全國許多省份的共同選擇，各地紛紛有了從輕工業向重工業轉型的願望與趨勢，一個“重化工業化時代”的潮流迅猛地席捲而來。而理論界似乎也對之形成熱烈的呼應之勢。 《經濟日報》發表的一份《新型工業化道路研究報告》便是最生動的例子。更有媒體宣布：“現在，政府、學界和企業界顯然已經取得了這樣的共識：重化工業化是中國經濟不可逾越的階段。”
2003年12月1日，《經濟日報》全文刊發了一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型工業化道路研究”課題組的研究報告《我國工業化進入新階段》，它在回答中國經濟是否已經發生過熱的問題時說：“中國當前經濟既不是總體過熱，又不是局部過熱，也不是沒有新特點的正常發展，而是中國工業化已進入以重工業重新大發展為主要特點的歷史新階段。”這篇報告援引德國經濟學家瓦爾特·霍夫曼的論點，認為“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要經歷一個重工業化階段”。這是一個對宏觀經濟長期趨勢作出的大判斷。而更引人矚目的是，這份報告的署名人是發展研究中心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研究”課題組。吳敬璉知道，當時許多國務院的職能機構和諮詢研究單位都開始了對2005年就要製定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2006~2010年）的研究。這一預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就是什麼是“新型工業化道路”和怎樣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因此，這份報告提出的觀點，將會影響“十一五”方針的製定。
有意思的是，這份報告的執筆人是吳敬璉的博士研究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的研究員李佐軍。
2004年春節那一天，吳敬璉與他的學生們歡聚一堂。大家的話題自然而然就轉到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與道路的選擇問題上。李佐軍正好也在場，他興致勃勃地向大家報告了自己2003年的工作成績，也涉及他執筆的那份報告的觀點，不料他關於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重化工業化階段”的論點，卻遭到一些同學的批評。他們認為課題組的論證不周密，其一，“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要經歷一個重工業化階段”，並不是現代發展經濟學的公認定理；其二，用短期間的數據——中國的工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從2000年的51.8%飚升到57.3%，並不能證明這是一種長期的正常趨勢；其三，用工業內部結構的變化——在過去3年內重工業的增長速度高於輕工業，也不能證明重工業已經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
吳敬璉頗有興致地旁觀學生們的討論，當時並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
事實上，學生們所熱烈討論的，正是過去幾年裡，吳敬璉一直在思考的命題：中國應該選擇一種怎樣的經濟增長模式？讓他感到憂心忡忡的是，進入新世紀之後，在GDP的壓力下，幾乎所有的省份都把“經濟重型化”視為發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經階段”，甚至連一些市場元素最為活躍的地區和省份也提出了“經濟重型化”的要求。
據吳敬璉回憶：“我開始意識到增長模式問題重要性的時間並不久遠，它只是始於2000年年末的北京中關村發展問題討論。”當時，中關村企業傢俱樂部邀請了一些產業界、金融界和政府人士，舉行了兩天的研討會，對中關村高技術的發展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當吳敬璉和四通集團董事長段永基就研討會的討論結果向北京市的領導人作匯報時，對方反過來向他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北京中關村搞了這麼多年，名聲也很響亮，但是產值和稅收都上不去，這使市裡很為難。這個問題應當怎樣解決，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
“老實說，我們原來並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自然也就提不出好的意見。”接下來，北京市所採取的辦法則讓他頗感意外——2002年中期，在經歷了長時期的爭論之後，“發展汽車製造業的觀點最終佔據了上風”。這年10月，中韓合資的北京現代汽車有限公司宣布成立。 12月23日用韓國部件組裝的第一批汽車開始下線。 2003年，北京現代共生產轎車5.5萬輛，實現銷售收入87.7億元，利稅37.1億元，加上北京地區的配套企業，主要是現代自己的和它從韓國帶來的零部件供應商，全年完成銷售收入114億元。就這樣，北京現代創造了北京主流傳媒所說的“200天現代奇蹟”。
就這樣，北京的財政收入和GDP增長終於因為“一輛轎車”而如願以償地實現。但是短期獲得的巨額產值和大量利稅並不能解除吳敬璉心中的疑惑：北京現代直到投產兩年以後，基本上仍然是一個主要用外資零部件供應商提供的零部件進行組裝的汽車KD廠商（組裝商）。在汽車工業已經高度機電一體化、轎車成本中電子器件成本佔1/3~3/4的情況下，北京要想成為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轎車生產基地，而不是簡單地做裝配加工，賺取微薄的加工費，不把中關村富集的人才資源開發出來，充分發揮其創業精神和創造才能，是絕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一件讓吳敬璉感到衝擊的事情，發生在2003年的深圳市。
深圳是中國重要的高新科技產業中心，特別是信息通信技術的產業基地，擁有華為、中興以及台灣富士康等眾多中外高科技公司。吳敬璉是深圳市政府的高級顧問，在兩年一次的高級顧問例會上，深圳市的黨政領導在工作報告中提出，深圳經濟存在“結構太輕”的“重大缺陷”，需要進行“重型化”轉型。據此，他們還提出擴大轄區面積、發展重化工業的設想。當時與會的廣東省老領導任仲夷等人對此不表贊成，吳敬璉和高尚全等學者還將深圳與香港進行了比較——後者開發了100多年，到2003年年末已開發土地只佔可用土地的22%；前者的GDP只有香港的1/6，卻出現了土地緊張的狀況，這表明深圳的產業素質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因此，出路在於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而不應當寄希望於外延的擴大。
不過在開始，吳敬璉只是把全國掀起的重工業化投資熱看作部分地區產業結構的最優選擇問題，而沒有把它和中國經濟增長方式選擇問題聯繫起來。看到了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以後，他才意識到，這是一個關係全局的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
2004年的4月和5月份，吳敬璉兩次南下浙江調研，在這裡他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自1993年之後，吳敬璉對浙江情有獨鍾，將之當成自己觀察中國市場經濟成長的試驗田。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是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地方，產業以輕工業、加工業為主，自1998年之後，外貿經濟急速發展，許多商品在世界市場上銷量第一，在經濟最為低迷的1990年前後，吳敬璉正是在這裡發現了生動的經濟活力，此後，浙江省也成為他最喜歡行走的地方。這一次，吳敬璉在浙江的9個縣市做了調研，他發現，在經歷了20多年的數量擴張後，浙江經濟出現了疲態，當地官員發出“速度比不過廣東，質量比不過上海，外向型比不過江蘇，潛能比不過後發省”的嘆息。按吳敬璉的觀察與分析，浙江的問題出在產品檔次較低、技術含量不高以及市場業態過於低級等原因，所以應當在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上大下工夫。然而，他的觀點卻似乎不為浙江的許多官員所認可。
後者認為，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重化工業化時代”，一向以“輕小集加”（輕工業、小企業、集體企業和加工業）見長的浙江經濟已“缺乏厚度”，所以必須努力向“重型化”轉型，以便趕上“全國性的重化工業化大潮”。按照《浙江日報》的一則報導宣告，“一個浙江版本的'重化'故事已拉開大幕”。於是各級領導聞風而動，加大了對本地選定的“骨幹企業”的支持力度，用給予低價土地、幫助取得銀行貸款等辦法支持它們向鋼鐵、石油化工、汽車製造等重化工業進軍。一些從事服裝、家用電器、手機終端的企業，也積極籌措資金轉向“重型產業”。這一年，浙江省有40餘家民營企業向國家發改委打報告，要求生產轎車、皮卡或客車。當時全國銷量第一的手機生產商波導在實現國有控股以後，也不用銷售手機所積累的雄厚資金去開發自己所缺乏的自主技術，而是準備投入巨資生產汽車。
按照當時的情況，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以後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斯大林“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及其理論基礎，即斯大林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又重新回來了。只不過這次的理論論據不再是人們已經不感興趣的斯大林，而是一位德國發展經濟學教授霍夫曼。他在1930年根據發達國家過往經驗外推，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經驗定理”：在工業化的後期階段，“資本品工業的生產將超越消費品工業的生產”；在還完全沒有第三產業概念的30年代，這個經濟發展階段就被稱為“重工業化階段”。
學生們的春節討論對吳敬璉的最大啟發是，為了弄清楚眼前中國的問題，還是要用顧準教給他的辦法，先對世界各國近代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相關的理論演進做全面的回顧，弄清問題的來龍去脈，才能找出當前問題的答案。從2004年春節時起，他就大量查閱發展經濟學的文獻，同時收集了有關的經驗數據，將外國的工業化過程和發展經濟學演進過程進行梳理，然後把中國的問題放在這個大背景下加以分析。
理論梳理帶給吳敬璉的最大收穫，是使他認識到，不論是斯大林的理論和路線，還是“霍夫曼經驗定理”，都不過是西方國家在19世紀末期就已經超越的所謂早期增長模式（或稱“粗放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發展方式”）的理論表達。最早對這種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進行分析批判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讀過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作出的資本主義即將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結論，正是來源於對這種增長模式的分析。因為在這種增長模式下，隨著投資率的提高，必然導致利潤率的降低和無產階級的貧困化，由此造成了壟斷的形成和階級鬥爭尖銳化。十分弔詭的是，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斯大林，卻把由這種增長模式導出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積累（投資）是增長的唯一源泉等等確立為蘇聯共產黨的路線和“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使後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按照這一“原理”沿著這條路線進行工業化。
在當代經濟學看來，所謂“霍夫曼經驗定理”，是一種反映這種早期增長模式的理論。因為在西方國家的早期經濟增長中，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用機器代替人工，因此，要發展經濟，就必須優先生產機器、工作母機以及煤鋼等重工業產品。霍夫曼把早期增長時期經驗數據基礎上概括出來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外推到增長模式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工業化後期，就出現了理論上的錯誤。
歐美等先行工業化國家增長模式的根本變化，發生在19世紀後期。它們的發展方式在第二次產業革命後，由依靠資本和其他資源的投入轉為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第一個對基於早期增長模式提出質疑的經濟學家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他指出，如果投資決定增長，投資率越高，增長率也越高，那麼由於投資回報遞減的規律，西方國家的投資率應當不斷上升，而增長率應該不斷下降，但是這一切在20世紀前40年都沒有發生。他由此論證現代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並非投資，而是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涅茨對幾十個國家經驗數據的研究，也證實了索洛提出的原理。
在大量分析的基礎上，吳敬璉得出了結論：各國經濟發展中並不存在一個“不可逾越”的“重化工業階段”。中國在“十一五”（2006~2010年）的當務之急，是要努力實現早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計劃（1996~2000年）中就要求進行，但尚未實現的“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
在對資本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進行了批評之後，吳敬璉繼而對另外一種粗放增長模式進行了反思，這就是為很多人所津津樂道的出口導向戰略，他稱之為“粗放增長模式的延續”。
在吳敬璉看來，中國前20多年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兩種戰略的成功，從1978年到1993年是進口替代戰略的成功，其後則是出口導向戰略的成功。正是因為後者的政策實施，緩解了由資源投入驅動的增長模式帶來的內需不足，從而將過度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以大量出口廉價製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經濟增長得以維持，而這正是中國經濟保持幾十年高速增長的秘密所在。
可是，出口導向戰略的長期實施已經產生了兩個十分嚴重的消極後果。
一方面，它誘使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的“專業化”，使技術和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在出口導向政策的保護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結構的長期保持，使中國雖然從出口額看似乎成了“世界工廠”，但是其中大部分卻處在價值鏈的低端，中國工廠缺乏自己的自主創新和專有技術，只能“以量取勝”。這使得我們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資源，承受著環境的污染，背負著“傾銷”的惡名，可是利潤的大頭卻不在自己手裡，出現了“中國買什麼什麼就貴，賣什麼什麼就賤”的畸形現象。
另一方面，這種出口導向政策是建立在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前提下的。中央銀行為維持本幣低估，不得不通過入市干預，大量購買外幣。 2003年，中央銀行平均每天收購2億~3億美元，2004年猛增到5億~6億美元。長此以往，這將使國家貨幣政策的運作處於極為被動的狀態，導致貨幣超發、流動性氾濫等問題，從而很可能造成通貨膨脹以及資產泡沫的形成及最終破滅。從亞洲各國的經驗看，從“東亞四小龍”到馬來西亞、印尼，凡是採用出口導向戰略的經濟體無一例外地在成功發展了一段時期之後，爆發金融危機，一些應對不當的國家更因此陷入長期蕭條。
因此，在吳敬璉看來，以數量取勝和匯率低估為基本特徵的出口導向政策的延續，已使中國的外部經濟失衡加劇，如果不加以轉變，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並存的複雜局面——到2009年下半年，中國經濟的實際表現又一次被他“不幸而言中”。
作為經濟學家和政策諮詢研究人員的吳敬璉深知，自己的責任不僅在於弄清增長模式轉型的理論，還要提出中國應當怎麼樣實現增長模式轉型、如何提高效率的具體建議。因此，他對各國提高效率的途徑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並且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以下四個基本的方向：
第一，盡量將農村富餘勞動力轉向效率較之農業為高的城市非農產業就業，努力提高他們的文化技術水平，促使他們創造的附加價值和獲得的收入得到提高。
第二，促進現有以簡單加工為主的製造業的產業鏈向能創造更高附加值的研發、設計、品牌銷售、售後服務等價值鏈（或稱“微笑曲線”）的高端延伸。
第三，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為生產者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以便降低在現代經濟的總成本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的交易成本。
第四，用現代信息化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以便降低信息成本，提高社會的整體效率。
2004年中期，吳敬璉所在的兩個單位：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和國家信息化專家委員會，也開始了對“十一五規劃”的預研究。他就在這兩個平台上展示了前一段的研究成果，並對“十一五”的方針提出建議。
吳敬璉第一次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是在2004年7月的全國政協常委會的專題討論會上，他作了重點發言，題為《注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謹防結構調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他論證了重型化道路之不可行，並提出警告說，“重型化”的快跑將使中國遭遇能源危機。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他作為政協經濟委員會“十一五”課題組的組長，和經濟委員會的委員，以及來自國家發改委負責起草“十一五”文件的高級官員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取得了基本共識。最後受經濟委員會的推舉，他在全國政協2005年3月的全體會議上做了題為《“十一五”必須認真解決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模式問題》的大會發言，受到委員們的熱烈歡迎。
在10月20日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舉辦的“十一五規劃”座談會上，吳敬璉發表了題為《關於發展模式和增長方式的選擇》的長篇講話，全面闡述了他的觀點——關於中國的增長模式必須實現由投資驅動到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轉變。吳的講話引起了一個十分熱烈的討論。有的來自新聞單位的官員強烈反對吳的觀點，認為中國人應該有權享有像西方人一樣的高汽車佔有率、高能源消耗率等高消費水平；而且人類是地球的主人，地球上的資源本來就是用來滿足人的需要的。而大多數委員，包括原專家委主任、時任中央財經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和專家委委員、發改委規劃司司長楊偉民這兩位資深的發展經濟學專家，則和吳敬璉持有大致相同的觀點。
和在經濟界不太一樣，吳敬璉在經濟學界的遭遇，就顯得形影孤單得多了。
站在吳敬璉對面的是他的“老對手”，北京大學的厲以寧，以及一些重要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此外還有眾多的地方行政官員。
2004年12月13日，厲以寧在北京大學的一個學術論壇上明確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他說：“吳敬璉反對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發展階段也確實存在……大國的發展不能繞開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
接著，厲以寧以擅長的講故事方式來討論問題：“經濟學界流行一個故事，有兩個人到郊外去旅遊，忽然聽到老虎叫，一個人趕快蹲下，從背包裡把運動鞋取出來換上想跑。另一個人就說，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換運動鞋有什麼用？這個人說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個人不慌不忙，也蹲下把鞋脫了，爬到樹上去。老虎不會爬樹，吃不著，就往前追，把換運動鞋的人吃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點，經濟中的大風大浪是不能避免的，我們的企業不要認為能躲，躲有什麼用？換運動鞋也是躲。要有自己的絕招，有自己過硬的本領，你是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就更棒。”他進而推論道：“當前的經濟學界正在討論一個問題：中國能否繞開重化工階段？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過輕工業階段、重化工階段、消費品製造階段，然後到IT階段，中國是不是也要跟他們一樣地經過一個重化工階段呢？經濟學界討論這個問題的最後結論是，小國可以繞開，中國是大國，無法繞開。因為我們要建立自己獨立的體系，13億人口的大國，沒有自己獨立的基礎工業是不行的。”
針對吳敬璉提出的“早期增長模式是一條被證明走不通的老路”，厲以寧反駁說，中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確實經歷過一輪重化工業的集中發展，但是那一輪“重型化”並非建立在真實消費需求基礎之上，在結構上存在很大缺陷。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歷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的“二次重工化”開始顯露端倪。這裡面既有“由輕到重”的客觀規律起作用，又體現了產業發展本身對設備更新改造的真實需求。
厲以寧的演講一經刊出，當即被媒體定義為新一場“吳厲之爭”。新浪網特地做了一個專題，還貼了一個小調查，讓網民投票“吳厲之爭你贊同誰”。不過，吳敬璉並沒有對厲以寧的批評做正面回應。在一兩個月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討論吳敬璉《“十一五”時期（2006~2010年）必須認真解決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模式的問題》的發言稿時（厲以寧也是這個委員會的副主任），他們之間也沒有發生交鋒。
如果說，吳敬璉與厲以寧之間的分歧還屬於隔空交火的話，那麼在2005年7月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樊綱則對吳敬璉進行了面對面的反駁。
吳敬璉首先在演講中重申了他對傳統工業化道路的批評，提出了轉變增長模式的必要性，提出了7個方面的問題：不能揚長避短，有效率地配置資源；放鬆技術創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擠占用於發展服務業的資源；造成水、土、煤、電、油及其他資源的高度緊張；破壞生態環境；增加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隱含著銀行壞賬增加的金融風險。他認為，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徹底改觀，資源約束的問題不解決，宏觀經濟過熱的問題很難解決，“這就是為什麼每當我們GDP增長率達到年增長9%以上，很快就需要停下來調整的原因。與此同時，服務業在GDP當中的比重卻並沒有提高。於是我們就出現這樣的情況：在這個很長的價值鏈裡面，我們主要從事的就是附加價值最低、利潤率最低的加工部分。所以就有一句話：我們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資源，承受著環境污染，背負著'傾銷'的惡名，利潤的大頭卻不在我們自己手裡”。
樊綱的觀點與吳敬璉不盡相同，他在演講中說：“我們需要向高新產業發展，這毫無疑問。但是在發展高新產業的同時，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二三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裡，為了中國幾億農民的就業，我們還不能放棄傳統產業，不能放棄勞動密集型，甚至不能放棄資源密集型的行業。”
樊綱立論的基點是中國的就業問題。他認為，從長期看，中國首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發展的均衡，如何保持社會的穩定，如何解決“三農”問題，否則中國經濟社會就會崩潰，經濟增長也不會持續。而所有這些問題說到底就是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問題。他說：“最大的挑戰就是2.5億至3億農民的轉移和就業問題。怎麼能創造這些就業呢？我想有一條，就是中國人甚麼都得做。傳統產業裡的重化工業也得做。重化工業不做，這一塊的就業如果到別的地方去了，對我們不利。”
在會後接受媒體採訪時，樊綱更加直言不諱：“在我看來，如果有什麼新型工業化的話，對於中國來說，應該首先就是所有產業都要搞！中國人太多了，不搞不行。但要採取更好的製度，盡可能利用較新的技術來搞，比如現在可以用新信息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而不是這也不搞那也不搞。你只有可以論證不搞這不搞那也能解決中國幾億農民的就業與收入平等的問題，你的理論才是可信的。”
在當時理論界不盡同意吳敬璉觀點的除了厲以寧和樊綱之外，還有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專家林毅夫和外貿專家龍永圖。 2005年1月25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召開“新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圓桌討論會”，林毅夫邀請吳敬璉作主題發言，龍永圖為主要評論人。龍永圖在評論吳敬璉的發言時指出：“我國祇能老老實實再走10年年加工貿易路，再為外國公司打工打上20年。”林毅夫則從“比較優勢學說”立論。在他看來，中國勞動力過剩，應當更關注勞動密集型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在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相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推行比較優勢戰略還能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使勞動者得到充分就業，工資水平隨著勞動力由相當豐富變為相對稀缺而不斷提高，廣大的勞動者因而可以從經濟的增長中不斷受益。因此，與發展重化工業的赶超戰略相比，比較優勢戰略更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這次圓桌會議，是學者之間的一次平和而深入的學術探討。吳敬璉在回答時說，他並不是要求取消我國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業，但是也不能永遠停留在目前這種外資拿走90%的價值，中國人只拿到5%~10%甚至更低的狀態。現代比較優勢學說看重的是動態的比較優勢。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中國的技術力量已經有了很大增強，一些加工企業完全有可能延伸自己的產業鏈，從研發、設計、品牌營銷、供應鏈管理、售後服務等方面提高產品的附加值。
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吳敬璉不放過任何一個宣傳自己觀點的機會，如此“佈道”使他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傳道士。然而這位銀髮長者一邊說，一邊卻發現，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把快速實現當地GDP和財政收入高增長的法寶押在了產值大、利稅高的“重型化”上。他的警告似乎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反對的力量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利益實在太過強大，它以不容分說的囊括之勢，把他的聲音全然沖淡。
2005年9月28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召開了一個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上，吳敬璉是第一個演講者，題目是《中國重工業及化工產業的發展》。細心的《南方周末》記者鄧瑾記錄了現場的一個細節：“離研討會開始還有一刻鐘。75歲的吳敬璉走到會場一側的投影儀前，不斷校正，希望有一個最好的展示效果。儘管當天的研討會規模不大，而且與會的近20名專家中有一半來自日本和美國，吳敬璉仍然非常重視。”
在半小時的演講裡，吳敬璉再一次論證了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應該轉向技術和效率導向的內生型增長（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增長模式），而不是繼續依賴過去靠資金和資源高投入的粗放型增長。這就需要建立一個有利於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的體制，而這個體制建立的關鍵又在於政府自身的改革，即政府能否從為自己帶來權力和利益的資源配置中退出，讓位於市場。
在這次研討會的間隙，吳敬璉對上前採訪的鄧瑾說：“現在關於中國重化工業以及經濟增長模式的討論並沒有達到應該有的深度和高度。”他顯得有點急切，甚至建議《南方周末》就此展開深入的討論。鄧瑾在題為《一個人的“傳教”》的報導中寫道：“吳積極參與辯論，當他的觀點遭到許多學者的質疑後，他一一回應。然而令他無奈的是，之後就鮮有人接他的招了。所以他希望有辯論，更熱烈的辯論。”
也是在清華演講的兩個月後，吳敬璉出版了他的新著《中國增長模式抉擇》。在開卷導論的第一段，他就明白寫道：“現在呈獻給讀者的這本書，並非在書齋中披閱前賢論著、靜心進行學術探索的產物，而純然是為了回答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提出的實際問題作理論和政策研討得出的結果。”
儘管此書是為現實所做，吳敬璉還是秉持了嚴謹的研究風格，完成了一部學術性很強的論著。在書中，他將早期經濟增長與現代經濟增長進行了理論上的比較，提出了新中國工業化建設的成就與問題，進而論證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讓吳敬璉稍感欣慰的是，在這場曠日長久的論戰中，他儘管不無“孤獨”，卻也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一些學者，其中包括參加起草“十一五建議”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和“十一五規劃”的主要起草人、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以及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發展問題專家張平等，都對《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該書對“十一五”規劃的製定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這一著作同時也獲得了“首屆全國信息化研究成果·特別貢獻獎”、發展經濟學大師張培剛的“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等多個獎項。
學者專家以及規劃官員之間的認真討論最終還是結出了成果。到2005年年底，眾說紛紜的增長方式之爭塵埃落定。
10月18日，新華社受權播發《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建議》指出，我國正處於改革的攻堅階段，在“十一五”時期，應當“以轉變政府職能和深化企業、財稅、金融等改革為重點，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有利於轉變增長方式、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2006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這個《規劃綱要》指出，“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推動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切實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此，“十一五規劃”提出了六個“立足”：
——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
——立足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發展，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線，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和數量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同帶動和結構優化升級帶動轉變。
——立足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推動發展，把促進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作為著力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資源投入帶動向主要依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帶動轉變。
——立足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發展，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資金和物質要素投入帶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本帶動轉變。
——立足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發展，把改革開放作為動力，促使經濟增長由某些領域相當程度上依靠行政干預推動向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大程度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轉變。
——立足以人為本推動發展，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促使發展由偏重於增加物質財富向更加註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轉變。
雖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2007年10月舉行的“十七大”將“轉變增長方式”的提法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等口號都寫入了黨和政府的文件，但是吳敬璉對此並不盲目樂觀。正像他在2003~2005年的討論中多次說過的，從第九個五年計劃起，中國領導就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一直收效甚微。其原因蓋在於現行體制：一方面，增長方式的轉變存在著“體制性障礙”另一方面，能夠支持和鼓勵創新創業活動的政經體制和經營環境還沒有建起來。
因此，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以轉變政府職能和深化企業、財稅、金融等改革為重點，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就成為能否順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點。
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的最後一節，他一如多年所堅持的那樣認為：“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最終取決於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關鍵中的關鍵，乃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他寫道：“由於政府改革的實質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較困難的，對於在舊體制中有種種權力和利益的人來說就更困難。但是，我們只能堅定不移地推進政府自身的改革，因為這一任務能否完成，將最終決定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
接著我們將會看到，事態的發展仍然曲折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