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第三十章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吳敬璉的生命只與兩個字有關——“救國”。 80年間，他的“救國”主題有過3次轉折：20歲前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科學技術迷”，信仰的是“科學救國”和“產業救國”；35歲前，他相信“革命救國”，認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讓自己的國家擺脫貧困，變得無比強大，“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60歲前，他信奉“經濟體制救國”，堅信市場經濟將是中國變革的終極目標；而此後的他發現，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會體制才可能完成現代化的目標，他成了“法治救國”的倡導者。 即便在晚年的憂慮與不安之中，吳敬璉也沒有失去他本質上的那種滿腔希望。 從顧準、孫冶方到吳敬璉一代，他們深受唯物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熏陶。 “受難者”顧准在讀書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人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種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顧準的這種思想也同樣影響了吳敬璉，使他在認識論上確信人類具有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眾以及一個國家能夠擺脫迷茫，最終選擇理性和趨優化的道路。

吳敬璉的人格特徵，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個批評性精神與建構性人格的混合體。 在50多年的經濟學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這在他看來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記者問：“你對自己成為決策層智囊是否感到驕傲？”他當即回答說：“智囊不智囊的，一點不重要，作為經濟學家首要的職責是研究科學，發現真理，做一個有獨立立場的觀察者。”他的女兒吳曉蓮也這樣評論他的父親：“公眾可能認為我的父親距離決策層很近，但我不覺得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他只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學者，向決策者提出盡可能正確的建議，至於被不被採納，那是另外一回事。”從本性而言，吳敬璉不是一個好鬥的人，他同“計劃派”人士對陣作戰，與一些學者激烈辯駁——有時候還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與某些激進的網民“勢不兩立”，在這些過程中，他並沒有感到什麼樂趣，甚至還因自己的反對態度而付出了代價。然而，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時，他又總是以建構性的角度來思考所有的問題，即便在最困難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條可能的出路。自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的知識階層就形成一種善於顛覆、樂於破壞的“悲情情結”，非“極左”即“極右”，視改良主義為“犬儒”，對中庸和妥協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視，這實際上造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多次反復與徘徊。吳敬璉的學術人生無疑與這兩種極端主義格格不入。在公眾輿論及學界，吳敬璉常常遭到“誤讀”。有人因“吳市場”之名，認定他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主張把一切都扔給市場來解決；也有人因他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設計人的身份，認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權的最大擁護者。而兩種觀點似乎都有偏頗。 吳敬璉的經濟理論要復雜得多，與放縱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場、有限的利益與有限的正義。即使對於他所情有獨鍾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那也是一種在別無選擇情況下無奈的“次有選項”。所以，他總是向人重複在1988年維也納“改革經濟學國際討論會”上從東歐同行那裡學來的一句仿丘吉爾論民主制度的話：“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好的體制，但它在人類可能實行的製度中是最不壞的一個。”在過去的30多年裡，中國的社會變革正是呈現出一種漸進、改良的特徵，儘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沒有到達真正的終點，然而它確乎在質疑和搖擺中走出了一條曲線前行的道路。而這正可謂是吳敬璉式的勝利。

晚年的吳敬璉因種種言論而遭到指責，不過，他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義對中國的重要性。在一篇題為《“左”的和“右”的極端主義都會帶來災難》的讀書筆記中，他對此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同時將之與整整40年前，顧準與他在牛棚裡一再苦思的那個問題——“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聯繫在了一起。 他用飽含歷史感的文字寫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問題，暴政——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一次又一次地輪迴。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週期律”將不再重複。但是事與願違，當“也曾相信過”革命將會給中國帶來“地上天堂”的顧准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18年後的1967年，親眼目睹“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的問題。顧準的回答是：“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為什麼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還轉化成了新的專制主義？”吳敬璉的思考答案是——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只要一方出現極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極端派，如果兩邊的溫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漸被邊緣化，社會就會被撕裂而趨向極端，而在兩個極端之間震盪，“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 吳敬璉由這個結論，進而推演到對中國現代化的思考—— 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政界、學界、企業界有識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國家這一基本共識的基礎之上，開始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於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於社會背景和價值觀的差異，往往對於這些矛盾的由來作出了不同的解讀，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突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於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係民族命運的大問題。防止這種悲劇的關鍵，在於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們採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討論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

吳敬璉繼續說，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迴，是舊的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不是不可改變的。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為可能。在現代經濟發展階段，技術專業人員和經營專業人員的作用變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數也越來越多。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與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中國也進入了這個過程。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包括各類科研人員和學校教師、工程技術人員和技工、中高層經理人員和一般公司職員、醫護人員以及公務員的隊伍正在迅速壯大。雖然我國新中等階層的利益自覺和公民意識都還有待提高，但他們是工薪階層中更多地具有現代文化技術知識的部分，追求的是經濟生活和政治環境的穩定改善，他們和社會弱勢群體有著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須依靠的力量。

從吳敬璉的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讀出梁啟超、鄧孝可、鄧季惺、顧準的影子。這個在病床上偷聽延安廣播的年輕人，這個在勞改隊裡默默苦思的中年人，這個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戰的老者，這個在講台上一站就是幾十年的知識分子，最終在偉大的改良主義傳統中找到了思想的歸宿。他和那些前輩一樣，反對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漸進的力量。 2009年10月1日，是共和國建國60年的大慶。就在9月底的《財經》雜誌上，吳敬璉發表洋洋3萬言的長文《中國經濟六十年》，回顧改革歷程，再度呼籲“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其進程更加不容耽誤，中國經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作為60年經濟變革的目擊者、參與者及政策謀劃人之一，吳敬璉總結說：“在中國改革歷程中，各個階段的多種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階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蘊含後一階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後一階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階段改革的某些遺產。”在肯定“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不小進展”之後，他進而談及，新世紀之初，“由於改革有所放緩，社會矛盾的態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在他看來，主要有三方面的問題。

其一，當國有經濟改革改到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壟斷企業時，改革步伐就明顯慢了下來。近年來，圍繞重要行業中，國有企業究竟應當“進”還是應當“退”的爭論又起，社會上又出現了被媒體稱為“再國有化”或“新國有化”現象。這種“回潮”的趨勢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有些領域在已對民營企業進入發放“許可證”的情況下，又往後退縮，不讓民營企業繼續經營；二是一些國有獨資和國有絕對控股的公司對民營中小企業展開了收購兼併，使這類企業的壟斷地位進一步強化。 其二，政府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有所加強。自2004年開始，“宏觀調控要以行政調控為主”成為正式的指導方針，各級政府部門紛紛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加強了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手段大為強化，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則遭到削弱。英國的阿克頓勳爵說：“權力易於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行政權力的擴張，導致尋租活動制度基礎擴大，使腐敗日益盛行。

其三，政治改革滯後。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十六大”又重申了這一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10年來進展十分緩慢，如《物權法》、《反壟斷法》等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時間才得以出台。對於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基本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於是，就出現了尋租的“新動力”。 在剖析上述三大問題的實質時，吳敬璉毫不留情地認為，“我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於不受約束的權力對於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於經濟資源的支配”。他警告說：“改革的時間拖得越長，新舊兩種體制之間積累的矛盾就會越多；既得利益者積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動力去阻撓可能影響自己利益的進一步改革。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尤其是與經濟問題相關的不公事實，根源在於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

就這樣，吳敬璉再次擂響了改革的大鼓。戰士已經垂垂老矣，卻似乎仍有披袍再戰的勇氣。 10月30日，吳敬璉給中歐國際工商學院2008級的EMBA班講完了最後一課，學員們起立鼓掌。一位學員代表大家贈詩一首曰：“大音希聲聞洪鐘，大象無形睹真容。八十春秋譜華章，百年風雲笑談中。” 吳敬璉是中歐最早的中方教授之一，早在1984年，國家經貿委與歐共體管理教育基金會在北京合作開班，為中國的企業高級管理人員授課，吳敬璉是學術委員會中唯一的中方委員。 1993年，中歐想要把辦學基地南遷，吳敬璉拜會了上海市老市長汪道涵和時任副市長徐匡迪，促成此事。在過去10多年裡，作為中歐的創院人之一和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他以《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為教材，給每個班的學生授課30學時，課程名稱為“中國經濟”，這是中歐的王牌課程，也是最受學員歡迎的課目。儘管年事已高，他仍然沒有告別講台的打算，對他而言，這是他的“戰場”。在一次授課中，他對300多位聽課的企業家學員說：“我希望，我的生命終結在講台上。”

在2009年的最後兩個月，他奔波於各地，參加了中歐的管理年會、上海的“浦江創新論壇”、浙江的“長三角論壇”等等，與各地的官員和企業家座談，切磋觀點，探討改革。他依然保持著冷靜而理性的思想銳度。 到2010年的1月24日，吳敬璉會迎來80歲的壽誕。對於這位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來說，這80年是一個與自己的國家圖強求富、蹣跚前行的80年。 在一個物質至上、平庸的商業年代，吳敬璉的故事像那隻最後的理想主義的風箏，它以自由和獨立的精神憑風飄弋，任狂風驟雨不能讓它斷線墜落，無論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總是保持著不合時宜的姿態，讓人們在仰望中生出別樣的勇氣。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個有限的人生實在無法窮盡時代所有的秘密，即便聰慧、勤奮如吳敬璉者，也是難免。中國的歷史實在太過漫長，自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所形成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傳統幾乎成了國民性中與生俱來的一部分，它的高貴與頑痼一樣的深重，打斷它，談何容易。相對於變革的漫長，人生實在太短暫，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吳敬璉在口述史中自稱是一個“悲觀的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往往在現實世界裡面，就會變得很悲觀。”不過接著他又說，“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不可能被打斷，它必將曲折而前行。” 在2009年的8月和9月間，他還騰出時間完成了長達20多個小時的長篇口述史講述。他的記憶力之好令人吃驚，儘管已年屆80歲，卻仍然能清晰地記起1972年中科院經濟所圖書室管理員的名字。在那次講述中，對生命的感恩，對所有朋輩的感念與追憶貫穿了整個敘述，命運將如此多的際遇與衝突塗抹在一個人的身上，讓一個溫和的人成長為一個勇敢的戰士，讓生命以如此充滿磨難而純潔的方式綻放。 吳敬璉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這本薄薄的傳記也許只展示了有限的一部分。要回答這個問題，似乎要回到兩千多年前的一個場景中去。 那是一個天空蔚藍的清晨，在愛琴海微波蕩漾的春風裡，蘇格拉底與他的學生柏拉圖進行著一場睿智的對話。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漫漫的2400年，可是那思想的光芒仍如海面上粼粼泛動的碎銀般的日光，永生永世，總在後世人們舉目眺望的視線之中。 這些聲音後來被編輯在了一本叫的書中，在《何為哲學家》一章中，有一段這樣的對話—— 柏：如果好奇能算是愛智的話，那麼你會發現許多荒謬的人物都可以叫做哲學家了。所有愛看的人都酷愛學習，那些愛聽的人也不在少數——這種人總是看不到他們參加任何認真的辯論，認真的研究；可是，彷彿他們已經把耳朵租出去聽合唱了似的，一到酒神節，他們到處跑，不管城里鄉下，只要有合唱，他們必到。我們要不要稱這些人以及有類似愛好的人為哲學家？ 蘇：絕不要。他們只是有點像哲學家罷了。 柏：那麼，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學家呢？ 蘇：那些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年代，還沒有“知識分子”或“經濟學家”這些稱謂，而事實上，他們辯駁的對象便與本書主角的人生志趣相去無遠。 80年來，這位名叫吳敬璉的中國經濟學家用歷經劫波的生命證明，自己是一個“眼睛盯著真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