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十七章觸破窗戶紙的人
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政治氣氛仍然緊張，不過，微妙的轉機悄然在南方出現了。
這一年的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報》先後發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提出要繼續堅持解放思想，敢冒風險，大膽改革，不要再囿於姓“社”姓“資”的詰難。日後人們知道，這組社論是根據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時的一系列講話精神而寫作的，而在當時，因為它並未標註出思想的來源，文章甫一刊登，便在輿論界掀起喧天大波，引來指責和圍攻。
對時政變化十分敏感的吳敬璉則已經嗅到了新的空氣。 1991年5月8日，在一個企業管理人員研討班上，他發言說，“以市場配置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是現代經濟唯一有效的協調方式，中國市場取向改革已經越過了臨界點，絕不可能拉回到舊體制去了”。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憶說，在後來的一年多時間裡，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辦了一個雜誌，寫了一篇長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場研討會，寫了兩份建言書。
這些工作弦環相扣，無一不在中國當代經濟改革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我們且一一細說之。
改革方案是指“中國經濟改革總體設計方案”。
這一工作其實從1990年就悄然開始了。回望那段時期，吳敬璉並非僅僅只有戰鬥而已，他一方面挺身而出，與“計劃派”展開激烈的論戰，同時，他和他的同事們還沉下心來，開始為接下來的改革道路思考和設計可行性方案。當時的中國，不少人對改革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幾乎很少人還在搞什麼研究，吳敬璉和方案辦的幾個同事卻不做如是想。日後他寫道：“我們當時的想法是，雖然從表面上看，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了低潮，但是，由於中國除了改革之外別無出路，高潮終究是會到來的，我們應當利用這一段時間總結過去的經驗，吸收別人的成果，為終將到來的改革高潮作好理論上和方案上的準備。”
這一段話充滿了對改革的堅定，讓人油然想起16年前顧准在臨終前所囑託過的那4個字——“守機待時”。在那段時期，吳敬璉身上的改良主義特質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有著毋庸置疑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同時，他的“建構性人格”則讓他總是從積極推進，而非破壞的角度來展望未來的道路。
1990年秋冬之際，就在論戰最激烈的時候，吳敬璉發起組織了一個“中國經濟改革總體設計”課題組，組員為他的老同事張卓元以及一批比他年輕一輩的學者，其中包括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錢穎一、吳曉靈、謝平、榮敬本、郭樹清等十餘人。他們中的不少人正是1986年的那個配套改革方案起草組的成員。時隔數年後，中國改革的局勢已今非昔比，不過他們仍然不改當年立場，還是以整體配套改革為基本理念，分別從企業、價格、財政、稅制、金融等多個方向進行拓進式的研究，並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措施和時間表，他們自稱這是“預研究”。日後我們將看到，當改革高潮真的如期而至的時候，這個總體方案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並最終改變了中國改革的路徑。
吳敬璉的這個課題組類似一個民間組織，沒有官方的經費支持。他回憶說，當時中美關係非常緊張，美方背景的福特基金會幾乎無人敢碰，他為了讓課題得以順利進行，便大膽向福特基金會申請，先後獲得了75萬元的研究經費。另外，他也從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申請了一筆研究經費。他開玩笑說，如果不是後來形勢陡轉，單這一條就夠他和他的同事們背上不小的罪名了。
接辦的一個雜誌，是由經濟學家蔣一葦（1920~1993年）創辦於1988年的《改革》雙月刊。
蔣曾任中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以首倡“企業本位論”而聞名。他的思想頗為開放，一直主張要給企業以自主權，反對“鳥籠經濟”的做法，認為國家應該放棄對國營企業的偏執性傾斜，以更大的包容和寬闊的視野來平等對待不同的所有製經濟，對於國營企業，他的觀點是“吃任何藥都不如不吃藥，不管就活”。他還有一個“黑匣子”論，認為“政府對於企業，可以從外面管，但不要把手伸進裡面去。退一步講，做不到'黑匣子'，至少也該搞成'玻璃匣子'”。他的這些思想在同輩學者中無疑是最為激進的。 1985年，蔣一葦退休，轉而出任重慶社會科學院院長，接著便創辦了《改革》。 1991年年初，《解放日報》的皇甫平三篇文章刊出後，吳敬璉在一片批判聲中向蔣一葦推薦，在7月份的《改革》雜誌上予以轉載，引起相當轟動，這是唯一的轉載了皇甫平文章的全國性經濟理論刊物。
不久後，蔣一葦被查出患上了癌症，他遍覓國內，認為吳敬璉最適合接管《改革》。他與吳並無私交，於是先是通過馬洪以及薛暮橋之女薛小和做工作，自己也同時親自寫信相邀，言辭中已有“臨終託孤”之意。吳敬璉沒有辦刊經驗，對行政管理也毫無興趣——這一方面，他自認一點兒也沒有繼承母親鄧季惺的辦報基因，因此顯得非常猶豫。
1991年年底，黨中央召開了一次準備十四大的座談會，重疾在身的蔣一葦抱病與會，在講完自己的觀點後，已是虛弱不堪，不得不提前退場，吳敬璉起身相送，臨別時，兩人持手相望，竟是不合，均知這一別就可能是此生永訣。
從1992年第一期起，吳敬璉慨然接過《改革》編務，與蔣一葦合署主編，1993年1月，蔣去世。吳敬璉接手雜誌後，定題組稿，幫助培養一批特約撰稿人，事必親躬，投入巨大精力。在整個90年代，《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思想重鎮，吳敬璉以及多位學者的最新觀點大多首刊於此，在1998年，經濟理論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授予11篇論文為當年最佳理論文章，其中有5篇出自《改革》，為一時之盛事。吳敬璉可謂不負蔣氏所託，他主編此刊一直到2000年，此後出任名譽主編。
所謂的一篇長文和一部著作，指的是1991年12月發表的長篇論文《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和幾乎同時出版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
這一文一書，是吳敬璉的嘔心瀝血之作，就在與“計劃派”舌辯的同時，他坐下來，用理論的武器全面闡述了他對中國改革的觀點。
《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是一篇正文加附註約3萬字的長篇論文。吳敬璉以他對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理解的雙重嫻熟，對計劃與市場的經濟關係進行了全面、深刻的論述，它是吳敬璉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理論檄文之一。
在論文的開篇，吳敬璉就擺出了決辯的姿態。他寫道，自從近一個世紀以前提出公有製經濟的運行問題以來，市場和計劃的關係就幾乎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永恆主題”。近年來，我國經濟界又就計劃和市場、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關係等問題反復進行了熱烈的爭論。撇開語義上的分歧，爭論主要集中在作為稀缺資源的配置方式的計劃和市場之間的關係問題上。
在論文中，他從亞當·斯密和馬克思對市場資源配置機理的闡述開始，分別講述了100多年以來，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中國經濟學界對此的不同理解和實踐，最終得出分歧的實質和問題的焦點是：“社會主義經濟是否只能按照預定計劃在社會範圍內配置資源，讓主觀編制的指令性計劃成為稀缺資源的主要配置者？”
吳敬璉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比較了多種經濟運行體制之後總結說：“總之，現代市場經濟無一例外地是有宏觀管理、政府乾預或行政指導的市場經濟，或稱'混合經濟'。就是說，這種經濟以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為基礎，同時引入政府等公共機構通過計劃和政策對經濟活動進行調節。顯然，我國的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具有與此相類似的運行機制。
最後，他回到中國的經濟現狀，指出“在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非國有成分放得比較活的情況下，想用強化指令性計劃的辦法來加強、支持公有製經濟，恐怕難免落空”，對於惡劣的經濟環境，中國必須靠建立新經濟體制來加以根治，不可能有別的出路。他同時建議說，經過從1988年9月到1989年9月一年的治理，物價漲勢迅速回落，甚至出現了所謂“市場疲軟”的現象，這就給了大步推進改革以十分難得、稍縱即逝的機會。
吳敬璉把這篇長文交給了《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編輯部對是否應該發表猶豫再三，最終在經濟編輯室主任韓志國的堅持下，於1991年12月份予以發表。一個值得記載的細節是，整整10年之後，吳敬璉因對資本市場的無序狀態猛烈批判與眾多經濟學家形成對峙，激起了一場轟動一時的大論戰，其中，韓志國就是最主要的反對者之一。
就在這篇論文發表的同時，吳敬璉與他的學生劉吉瑞合著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了。此書的主旨與論文完全一致，汲取了新古典經濟學資源配置理論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理論的精華，總結國內外尤其是我國前10年經濟改革經驗教訓，更為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體制轉軌的策略原則，並提出了許多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改革發展的政策建議。在此書的序言中，吳敬璉以挑戰者的姿態寫道，“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於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後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越來越多的同志開始懂得：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誌。”
據吳敬璉回憶，此書初稿完成後，江西一家出版社曾表示願意以最高規格出版，但在1989年的風波以後就放棄了。後來，工業經濟出版社表達了接受意向，不過提出要刪去“市場經濟”等字眼，吳敬璉斷然拒絕說，寧可不出版，也不能刪。一直到了1991年3月，書稿轉到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該社總編輯在終審意見中寫道：“我通讀了吳敬璉同志這部書稿，與初審姜志輝、複審袁中良同誌有相同的看法，認為這是一部很有見地、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應及時、公開出版。但考慮近來報刊關於姓'社'姓'資'的討論，我有些寒噤。”最終，在再三斟酌之後，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由社長、總編輯、責任編輯三人一起簽字——如果因此遇禍，則一同進退，決定“冒險”出版這部著作。
《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和《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的發表及出版，在政經兩界引起極大震動。日後，它們被看成是中國學者在理論的高度上，對計劃經濟體制的一次總揚棄和總清算，《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被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發生在1989年年底到1991年之間的這場“計劃與市場大論戰”——事實上，這也是中國改革史上，對計劃經濟思潮展開清算的最精彩的一役，是吳敬璉真正成長為一流經濟學家的標誌性事件。他以罕見的道德勇氣和學術功底，捍衛了市場化改革的旗幟。這個個性溫和、在生活中從未與人紅過臉的江南人，在逆流橫飛的時刻表現出了倔強和無所畏懼的一面。
就在吳敬璉的論文和書籍出版的同時，富有戲劇性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歷史一把將他推到舞台的中心。
從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歲高齡的鄧小平南下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間斷斷續續地講了不少話，他說，“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這就是中國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南方講話”。一時間，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為輿論之共聲。
在煥然一新的大轉折的前夕，吳敬璉發表的論文《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和出版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為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經濟理論上的依據，“吳市場”之名迅速為公眾所知曉，他成了全國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家。
3月14日，在鄧小平南方視察的講話還沒有在國內報刊上得到正式報導的情況下，由吳敬璉任主編的《改革》雜誌和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聯合舉辦了一場“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杜潤生、童大林、高尚全、徐雪寒、王夢奎、吳樹青、厲以寧、周叔蓮、周小川及樊綱等70多位經濟學家與會，這是鄧小平“南方講話”後，國內最先作出反應的大型學術活動。會上，眾多學者均一吐為快，表達了加快改革之意。老資格的經濟學家、曾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童大林一言以蔽之曰，“夢寐以求”。
4月16日，北京一些經濟學家在香山飯店召開了一個加快上海改革開放的座談會，吳敬璉在發言中再次強調市場體制的重要性，提出應當把“市場經濟”作為國家戰略真正確立下來。時任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的劉吉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明瑜覺得他講得十分清晰，便建議寫出來，送給中央決策層。
吳敬璉在李劍閣的協助下寫成一份建言書，於4月30日寄送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題為《關於計劃與市場提法問題的建議》。在這封信中，吳敬璉回顧了10多年來關於計劃與市場的多場爭論，然後明確建議中央，應當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
他從理論的高度上十分尖銳地指出，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上一條市場化取向的道路，已經無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論上也到了非得作出一個決定性突破的時刻。他說，“其實，由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直認為商品生產或貨幣經濟同社會主義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條主義的傳統觀念，即使採用'商品經濟'甚至'商品生產'的提法，也無法走出由於陳腐的教條與現實生活脫節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將'市場經濟'改變為'商品經濟'，並不能解決問題。如果沿著這條思路推演下去，就是勉強從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找根據，恐怕也只好回到'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這種1982~1983年的老提法上去。而這種提法是大多數人所不同意，並為1984年至今的中央文件所棄而不用了的。”
多年之後的人們，細讀這段文字，仍然會為吳敬璉的赤誠和勇敢所感動。由這一段論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經超越了上一輩經濟學家在舊框架裡尋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論家的意義上，他表現得非常勇敢和義無反顧，他是伸出手指頭，真正觸破了那層窗戶紙的人。
就在吳敬璉上書的同時，中共中央正緊鑼密鼓地籌備即將於年底召開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關於是否採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已成一個十分敏感而舉國註目的話題。從種種跡象表明，爭論如暗潮洶湧，一直沒有停頓下來過。
6月9日，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級幹部進修班上講話，他提及，理論界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有多種描述，其中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等，他表示自己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而耐人尋味的是，6月15日，新華社在播發江澤民講話的新聞稿中，略去了這段有關經濟體制提法的內容，表明領導層此時仍帶有試探性。可是使人始料未及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在高級幹部中並無反對意見。於是“十四大”這個基本調子就被定了下來。
8月，吳敬璉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做訪問研究後歸國，參加“十四大”編寫組的劉國光告訴他，“十四大”報告的起草工作不太順利，本來應該把“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放在總論裡講的，後來卻放到了次一級標題，當成方法，降到了操作層面，此外，還注入了“市場調節”的含義。吳敬璉當即意識到，如果這一次不能把體制爭論從目標和綱領上進行澄清，那麼，改革的進程仍然可能延誤。
於是，在9月5日，他再次提筆給江澤民寫第二封建言書，信中寫道，“日前讀到'十四大'報告徵求意見稿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部分，我有一些想法，現報告如下”。在信中，吳敬璉提出五點看法，懇切陳述說：“把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規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鄧小平同誌所倡導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的進一步闡明，也是本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項最重大的發展，其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都十分深遠，應當用有分量的語言加以概括和評價。目前的文稿似乎體現不足。”
他還對意見稿中的一些提法進行了斟字酌句式的修正，例如，文稿上說“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使用了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這種認識上的深化，對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吳敬璉認為，“這是很不恰當的。對於近年來出現的認識上的曲折和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後退，只能在以下兩種辦法中選擇一種來加以處理：或者迴避，或者進行適當的批評。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對不恰當的提法曲意維護，甚至加以頌揚，則非但不利於在弄清認識的基礎上加強團結，還會挑起爭論，搞亂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另外，文稿還寫道，“要看到市場受局部利益的驅動，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因此要“在經濟的運行上，把計劃和市場的長處結合起來”，吳敬璉也認為大大不妥，他在建言書中說，“這裡使用的，是與1989~1990年批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時完全相同的語言，對提法的歷史作這樣的說明，只會使它變得模糊，甚至留下隱患”。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說，之所以要對意見稿中的文字如此挑剔，就是要盡可能地清晰表達，杜絕模糊地帶，以堵住任何可能的反复。
10月5日，新華社記者對吳敬璉進行了專訪，向全國播發新聞通稿《公有製與市場經濟並非不相容——訪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很多觀察家看來，這似乎是在為即將召開的大會做理論思想上的預熱。 10月12日，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江澤民在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至此，反复折中、辯駁了十多年之久的“市場”與“計劃”的體制之爭宣告終結，中國改革在委靡和混沌多時之後，再次一躍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