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四部經世濟民（1993—1998年）

在鄧小平南方視察之後，中國經濟再度進入高速成長的周期中，萬馬奔騰，塵埃四起，又忙又亂的景象讓人喜憂參半。 喜則在於，經濟呈現出強勁復甦的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1年全國在建工程約9000億元，到1992年擴大到2.2萬億元，而到1993年前5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又在上年基礎上增長了69%，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中央銀行多發了500億元的鈔票，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錢。到年底，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3萬億元。各省的民間企業增長非常喜人，廣東、貴州和湖南是鄉鎮企業產值增長速度最快的3個省份，分別達到了55%、57%和89%。 憂則在於，投資的超速增長正在誘發一系列的相關效應。英國的《經濟學人》在1992年年底的年終稿中便警告說，“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危險的過熱勢頭，上一次在1988年，中國幾乎著了火”。上半年，全國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上漲44.7%。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變得有點紛亂，地下錢莊格外活躍，民間的資金拆借利率越來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虛設，那些有門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從銀行貸到錢，轉手就可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

吳敬璉回憶，“在1992年中期到1993年中期長達一年之久的時間中，各方面對宏觀經濟的這種態勢的看法很不一致”。在經濟界和經濟學界，一場論戰再次燃起。 大部分報刊把這場爭論說成是“熱”與“不熱”的爭論，似乎當時只存在兩派：主張“不熱”的改革派和主張“已經過熱”的保守派。可是據吳敬璉的觀察，實際情況要比報刊的說法複雜得多。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歷來有一種為許多人接受的觀念，即改革派必定主張GDP高速增長；相對於此的，主張保持經濟穩定、哪怕“犧牲”一點兒速度的人必定是保守派。這一觀點的背後則是一種流行的思考方式，就是把具體的經濟判斷及政策設計和某種政治觀點“攪合”在一起，用意識形態的立場證明自己經濟觀點“政治上正確”。於是，使得“改革”和“保守”的區分變得有很大的隨意性。其實在1992年的中國，一些貌似激進和支持經濟增長的觀點，卻來自南方視察前的保守派人士，而一部分改革者在GDP增長的問題上卻顯得非常的“保守”。前者力圖論證，1992年的“高速度”正是過去三年整頓的結果。相反，那些堅持市場化變革的人則在此時認為，速度應該慢下來，抓住時機，推進改革。

正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大背景下，當時主要存在四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過熱的原因在於市場化改革推進太快，其潛台詞是，應當放慢改革，加強計劃控制。 第二種，同意第一種意見關於已經出現過熱的分析，但和第一種意見恰恰相反，認為出現過熱的根本原因是關鍵部門的改革仍然進行得不夠快。他們主張採取果斷措施穩定經濟和推進改革。 第三種，認為經濟發展狀況良好，既保持了高速度，又沒有出現過熱，也不存在通貨膨脹的危險，他們對前一段經濟工作持充分肯定的態度，認為應當繼續當時的做法。 第四種，對於改革的推進狀況不甚滿意，但認為經濟增長的形勢喜人。他們認為，通貨膨脹是各國高速成長中的必然伴生物，不應採取緊縮措施，妨礙高速增長勢頭的持續。

第四種意見的代表人物是厲以寧。事實上早在1985年，他在與劉國光等人的論戰中就已經形成了自己關於通貨膨脹的基本觀點。根據他提出的“非均衡理論”，在經濟轉型時期，供不應求是常態，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的開放和搞活客觀上要求增加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速度超過經濟增長是經濟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貨幣供應有限的超前對經濟增長是一種推動。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貨幣供應量，不但不利於經濟的高速增長，並且會損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們對改革的支持減弱。因此，緊縮的宏觀政策是不可取的。據此，他提出了“順勢療法”和“逆勢療法”兩套方案。前者就是容忍一定時期內適度通貨膨脹的存在，增加經濟活力，切不可採取單純壓縮需求的政策。後者則是採取一切措施先消除通貨膨脹，然後再採取措施使經濟復甦。他當然是支持實行第一套方案的。

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厲以寧還在1993年年末朱鎔基召開的徵求意見會上，將抑制通貨膨脹和減少失業聯繫在一起考慮。他說：通貨膨脹幾乎使絕大多數人受害，儘管大家都埋怨、都叫苦，但一般不會有人出來帶頭鬧事，他們想，“大家都受害，我何苦出來帶頭呢？”失業則不同，失業只是一部分人受害，他們心理不平衡，矛盾容易激化。如果說通貨膨脹與失業都會引起社會動蕩的話，由失業引發社會動蕩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他認為應當“兩害相權取其輕”，採取“就業優先，兼顧物價穩定”的政策。 ② 吳敬璉並不認同厲以寧關於通脹與失業的分析。他在同一個座談會上指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說法，依據的是老凱恩斯主義失業與通膨負相關的“菲利普斯曲線”。這種簡單化的說法，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關於“滯漲”的大爭論以後，連新凱恩斯主義者也認為過時。此外，所謂由於通貨膨脹對所有人的損害都是相同的，因而不會導致社會不穩定的說法也無根據，事實上，通貨膨脹是一種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惡稅”，它有利於富人而不利於“從手到口”的工薪階層。因此，他的政策取向是，必須迅速採取果斷措施，制止通貨膨脹的蔓延之勢。

從政策的選擇來看，在這次論戰中，專家們的分歧其實在於“邊治邊理”還是“先治後理”。這取決於雙方對通貨膨脹的性質判斷不同。如果認為經濟總量上的平衡對推進改革是重要的前提條件，那麼政府就應該優先治理通貨膨脹而後進行改革。而如果把通貨膨脹理解為轉型經濟的“非均衡”常態的話，那麼有一定的通貨膨脹並非有害，反而有助於經濟增長和改革的推進。根據這一邏輯，政府不應該採取緊縮政策來對待當前的通貨膨脹。 總之，這是改革史上的又一次大論戰，四種意見、幾派人馬交纏在一起，弄得人頭昏腦漲。 在政府層面上，認為經濟已經出現過熱，必須進行宏觀調控，特別是應當大刀闊斧地整頓金融系統的領導人，正是當年在馬洪主持的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過，時任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

朱鎔基於1991年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調入北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在上海期間，他以親民和對官員的嚴厲管理而聞名。在口述史中，吳敬璉這樣評論他的這位老相識：“他有兩點是不錯的，一是能夠與人討論問題，也許別人不這麼看，因為我跟他比較熟，可以辯論。很多官員怕他，見到他，本來說得清楚的事突然就忘了。其實，他跟你討論，即使爭論得很厲害，但是並不記仇。我和他在農產品收購政策上有很嚴重的分歧和激烈爭論，但這都不妨礙我們一直保持比較好的關係。他曾說，爭論歸爭論，對人的處理上面，不能夠很隨便。他對有些領導幹部一言不合就整人，很有意見。另外一點，他有時難免主觀，但認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干成，魄力很大。”吳敬璉還對朱鎔基主政12年的“成績單”給出了一個簡短的評價：“我覺得他幹得最漂亮的兩件事，一件就是1993年，用改革的辦法治理了通貨膨脹，一件是在1998年，同樣是用改革的方法應對了東亞金融危機。”

朱鎔基一到北京，就批評有些地方該熱的改革並沒有熱起來，不該熱的——一個是基建投資，一個是股市，則太熱了。可是在當時，舉國上下憋了一股勁兒，曾經熄滅的發展熱情剛剛被南方視察激發出來，在這種全民亢奮的時刻，要求讓經濟“急剎車”，無疑會背負“反對發展是硬道理”的洶洶罵名。 到1993年的四五月間，形勢越來越失控，物價零售指數持續上揚，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在半年內貶值了45%，決策層必須對此作出明確的決斷。這時候，又是鄧小平出場，他找最高領導層談話，促使採取措施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 6月份，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換人，由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鎔基親自兼任行長，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做出了“雙管齊下”的重大決策：一是6月24日下達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1993年6號文件：《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通常稱為“十六條”），整頓金融，緊急“降溫”；二是製定全面改革的方案，執行“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改革戰略。

“十六條”帶有強烈的應急色彩，其中包括，提高存款和貸款利率，嚴令專業銀行必須在8月15日之前收回超過限額的貸款和非法拆借的資金，全面削減基本建設投資，重新審查地方批准的經濟開發區，減少20%行政開支等等。國務院派出調研組分赴20個省市，督察金融活動的正當性。 6月，中央電視台《經濟專家論壇》由國家體改委宏觀司副司長李青原主持，邀請吳敬璉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馬建堂錄製專題節目，對夏季經濟形勢進行了一次電視討論。馬建堂對正在展開的“急剎車”政策進行了解釋。吳敬璉的言論則顯得更為獨立，他一方面表達了對通貨膨脹的擔憂，支持進行宏觀調控，認為“如果群眾的心理狀態穩，政府的措施又正確，兩者配合起來，我估計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能夠把經濟穩定下來”。另一方面，他也明確批評“十六條”的“行政措施力度偏大”。這在當時被不少人認為“過分大膽”。在晚年回顧此事時，他說：“據我理解，經濟學家的正確角色，不應當是'解釋和論證政策'，而是對經濟情況和政策作出獨立的判斷，並告訴政府和公眾。”這個節目在7月份分兩期播出，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在朱鎔基的嚴厲手段之下，“十六條”果然讓過熱的勢頭受到阻止，到10月份，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已從6月份的34%降到了15.6%，生產資料物價指數也隨之快速下降，外匯市場的美元對人民幣兌換率從1∶11.5，回落到1∶8.7。 用行政性的霹靂手段固然能夠使過快的速度慢下來，可是，如果因此讓啟動不久的“改革列車”也停下來，則將是另外一場災難。此時，“雙管齊下”中的另外一面就顯出它的重要性。 在中央電視台的那次電視討論會上，馬建堂對“十六條”進行了一番解讀，隨後，主持人問吳敬璉：“吳教授，您經常給政府提供諮詢，那麼，除了馬建堂講的那幾條措施，如果總理要求您還有什麼其他措施要採取的，您有什麼高見呢？”

吳答：“我想，這次治理整頓要採取三個層次的措施，第一個層次是行政措施；第二個層次是政策調整；第三，也是最深的一個層次是體制改革……當前通貨膨脹最深刻的原因在於3個關鍵部門的體制改革落後，所以，要想釜底抽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是要在改革上下工夫。” 吳敬璉所謂的三個關鍵部門，分別是指財稅體系、金融體系和國有企業。 他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必須堅持以改革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而在方法上，則應當推動整體配套改革。也正是在那段時期，他和他的同事們呈交於決策層的方略，正是成胎於1986年，再研於1990年，已經磨礪良久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計方案”。 實際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1993年5月部署“十六條”啟動的應急行動的同時，就已部署一項更有深遠意義的行動：起草一個啟動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首先，國家體改委組織20位經濟學家在5月份提出了一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規劃綱要》。接著，就由中央財經小組辦公室組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專題調研組和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組（這份文件後來由11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吳敬璉參加了《綱要》的起草工作。吳敬璉課題組的好幾位成員也應召參加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組。 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在這樣的形勢下，吳敬璉課題組的多年努力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自1992年的春夏之後，隨著改革形勢的回暖，吳敬璉課題組的成員們加快了研究的進程，各項成果相繼成型。吳敬璉回憶說：“'南方講話'之後，成果就一個一個出來了，每出一個先都是往中央送，一般都是送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辦公室主任曾培炎和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十組負責人，由他分送各位決策領導，然後在刊物上陸續發表，不少就發在我主編的《改革》雜誌上。” 由日後匯總出版的《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與方案設計》一書可見，他們總共完成了21個項目報告，涉及財政新體制、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和國有企業所有權框架、中國貨幣政策、金融體制改革、國家專業銀行改革、人民幣政策、公司化、企業與銀行關係重建、社會保障體制、政府職能定位及轉變、現代國家職能的理論探討等多個層面。這是中國經濟學家第一次整體地思考中國經濟改革的前途，並提出了操作性極強的實施策略，它表明，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摸索之後，中國學者逐步梳清了改革的路徑和脈絡，也正是從此開始，關於中國改革的爭論，暫時告別了意識形態的分歧，而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前提下，進入到了方法論的爭議期。 在這些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獻是吳敬璉與周小川執筆完成的《對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整體性設計》。在這份研究報告中，他們提出要在英美式的市場經濟（個人主義的市場經濟）、日本（亞太式）市場經濟（社團主義的市場經濟）、德國式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之外，建立第四種，也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模式”。以此為出發點，他們對重點領域的改革步驟及近中期的改革目標進行了具體的設定。 就在這些方案陸續上呈之際，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開始進行，課題組中的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和李劍閣被徵召進入文件起草組，樓繼偉此時擔任體改委宏觀司司長，李劍閣是經貿委研究室主任，吳敬璉等人完成的多篇報告被印發給起草組作政策參考。 在起草過程中，學者們又發生了一場頗有意味的討論。當時，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整整15個年頭，所以，全會要對中國改革戰略的特點進行一次描述，這時，分歧出現了。 當時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國改革戰略的特點是實行“漸進主義”路線的勝利，正是因為改革的漸進性，才使得中國沒有像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那樣陷入困境，相反在改革時期實現了高速增長。這種觀點得到很多人的認同，他們用鄧小平的名言——“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為依據。由此，對後一階段的改革提出了“整體漸進，每個階段尋找一兩個突破”的方針。 吳敬璉則不以為然。他的觀點是，將蘇聯、東歐的“休克療法”與“漸進主義”相對起來，以後者為中國改革的主要成功經驗是不恰當的，因為，這種以速度為標準的概括沒有接觸到中國轉型的本質。那麼，中國前15年經濟轉型的本質是什麼呢？吳的答案是：增量改革。 所謂增量改革指的是，中國改革的主要成就不在體制內的存量，而在體制外的增量。 他論述說，從中國改革的實際情況看，在國有經濟的範圍內，15年來基本上只作了一些小的修補，而沒有根本性的變革。以國有企業改革而論，從放權讓利到實行承包製，都是在計劃經濟為主體框架的條件下進行的改良，而事實上，其改革到1981年就已經停滯下來了。但是，中國經濟成長的成就卻是舉世公認的，原因何在？秘密在於體制之外。我們在國有經濟改革停頓不前的情況下，沒有吊死在一棵樹上，而是把改革的主要戰場轉移到了非國有經濟，即農村和涉外經濟方面：一個農村改革，一個對外開放，構成了1980年之後到1993年前後中國改革的特點。 在經濟理論上，吳敬璉認為《短缺經濟學》的作者、哈佛大學和布達佩斯高等研究院的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提出了一個“更能觸及事物本質的理論框架”。科爾內論述說，就純粹的形態而言，“後社會主義”的轉型有兩種基本的戰略，其中“戰略A”，或稱有機發展戰略，把最重要的任務確定為創造有利條件，使私有部門得以從下而上地生長起來；“戰略B”，或稱加速私有化戰略，則把最重要的任務確定為盡可能快地通過國有企業私有化消滅國有製。中歐和東歐各國的轉型經濟表明，“戰略A”由於能夠促進資本積累、培育企業家階層和加速市場製度的形成，是一種較為有效的轉型戰略；而“戰略B”卻由於無法做到這一切而不能提高效率，弄得不好還會形成被一小撮寡頭控制的無規則的市場，貽害無窮。 吳敬璉認為，中國前15年改革的本質近似科爾內提出的“戰略A”，他據此分析說：“如果對科爾內的區分標準稍作變通，從著重非國有企業成長，還是著重國有企業改造來分析問題，這一理論框架完全可以用來分析中國改革戰略演變。例如，80年代初期的農村承包製催生了幾千萬個農民的家庭農場，把中國農民天生的企業家精神解放出來；隨之而來像雨後春筍般的鄉鎮企業和私有企業開拓了市場，培育出大批企業家，產生了對於建立有序市場的強烈要求，從而支持國有企業改革走向深入。” 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他進而還比較了中國與前蘇聯及東歐各國的改革路徑差異。以經濟改革最激進的國家匈牙利為例，它從1968年開始改革，一開始兩年情況還不錯，到1972年前後就遇到了困難，經濟秩序混亂，財政赤字增加，通貨膨脹出現，以後改革在國有部門中進進退退，一直沒能找到出路。東歐的其他各國，如南斯拉夫、波蘭等情況完全類似，改革的主要對像是作為國民經濟主體的國有經濟，而改革過程中，整個國民經濟又要靠它來支撐，這就好比一架舊汽車，既要對它大拆大卸，更新改進，同時又要用它代步，這當然是做不到的。中國與之最大的不同正在於，國有經濟雖然是老牛破車，但並不急於對它大拆大卸，而是做一點小的改善，讓它繼續走著，與此同時，在它之外打造新車。 吳敬璉之所以堅持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漸進改革”來描述中國前期改革戰略的特點，要義有二。 其一，以此突出展現中國改革的體制特徵，設定改革的對象與邊界——日後我們將看到，“改革”一詞的寬泛化、對像模糊及被特殊利益集團所利用，的確成為困擾中國現代化進步的一大病症。 其二，明確地指出了未來改革的主要戰場。他認為，增量改革儘管成效顯著，但是也有明顯的缺點，因為經濟體制是一部配置資源的機器，長期在體制外打“外圍戰”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國有部門的財務狀況日益惡化，國企職工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二是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壓力經常存在，不時爆發；三是雙重體制並存使腐敗的滋生有一個非常大的體制基礎；四是新舊體制採取的政策不同，使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吳敬璉越到後來越認識到，增量改革長期持續必將造成“雙軌制－尋租基礎擴大－權貴資本主義”的衍生軌跡，他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中描述說：“問題的癥結在於，在'體制外改革優先'的戰略下，經濟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貨幣化了，可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居於統治地位的行政權力仍然干預市場交易；改革使獨立企業得以建立，然而相當大部分的資源，如生產資料、土地、投資和信貸資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方法加以分配。這樣，它就把整個經濟變成尋租活動的巨大溫床。” 由上所述，吳敬璉回到了自己的那個著名的結論：中國改革必須從此走整體改革的路徑。由“增量改革”到“整體改革”，實際上蘊含著這樣的一個宣示：應把改革的對象與重點放在體制之內，使之與蓬勃發展中的、市場化的體制外力量形成製度性的匹配。 吳敬璉的這一主張並不為所有的人所接受。他回憶說：“直到1993年下半年準備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時，決議起草小組專題調查組的一份報告還認為，過去改革搞得好，是因為採取了'整體漸進，階段突破'的方針，今後仍然應當堅持這樣的方針。到全會決議的文件中，才改成後來的提法：'整體推進，重點突破'。”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的改革戰略，不只在邊緣地帶進攻，而且要在國有部門打攻堅戰，確保在20世紀末以前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日後的史家認為，這一《決定》，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所形成的關於經濟改革的《決定》以及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具有相當的延續性，是改革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3個“三中全會”，成為前15年中國改革的一個傳奇。 從1994年開始，改革在各個領域整體推進—— 建立新的財政稅收體制：將沿用多年的財政包乾制改造為新的分稅制，從而改造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及稅收關係，中央集權在宏觀經濟意義上重新確立。 啟動金融——銀行體系的改革：建立了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體制，開始推進現有國有專業銀行的商業化經營和商業銀行的多元化，相繼組建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信貸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等政策性銀行。 進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宣布取消雙重匯率制，自1994年1月1日起，兩種匯率實行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元貶值33%。 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提出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要求，1994年7月1日，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下稱《公司法》），中國企業步入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規範化管理的時期。 建立新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城鎮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制度。 這些新政策及新制度的相繼推出，讓中國改革和經濟面貌出現了前所未見的格局。日後，吳敬璉在自己撰寫的大學教科書《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也以此分界，認定1979年到1993年的中國改革為“增量改革”時期，而之後則進入到了“整體改革”的新階段。 也正是從1994年開始，中國宏觀經濟駛上了一條高速、健康成長的道路，由此創造了連續13年沒有爆發通貨膨脹、年均GDP增長高達9%的經濟奇蹟，這段時期堪稱新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黃金時間”，也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國民財富積聚最多的“大國崛起”年代。在這期間，中國的經濟總量相繼超過了法國、英國和德國，躍居世界第三。 對照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計課題組的報告，可以清晰地看到，前者採納了後者眾多的政策建議及言詞提法，吳敬璉等人苦心孤詣多年所形成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無疑起到了“草圖”作用。 作為一位經濟學家，此時的吳敬璉也許真正接近了經世濟民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