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十六章“吳市場”的由來

1989年春夏之際，中國發生了一場大動盪。在1989年6月24日結束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62歲的江澤民從上海市委書記的崗位上被選拔出來，當選為新的總書記。 在1989年整個年度裡，經濟發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銀根緊縮，消費降溫，工廠開工不足，企業大面積倒閉，失業人員增加，資金流通不暢，呈現一派蕭條氣象。 經濟局勢的動盪，使意識形態的爭論變得非常敏感，一些人士擔心私營企業的膨脹發展最終將造成社會主義中國的“變色”，那些針對改革政策的質疑從四面八方射來。 《人民日報》記者馬立誠和凌志軍在《交鋒》一書中記錄說，“那些密集的連珠炮似的批評文章滿天飛。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十分罕見的現象。”

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幾年前已經塵埃落定的“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之爭再次被擺上檯面。 舟至中流，突遇漩渦，去從徘徊，凶險無窮。 在這場充滿了火藥味、決定中國經濟方向的大論戰中，性情溫和的吳敬璉扮演了一個孤膽戰士的角色。 從一開始，吳敬璉就使自己成為一個招致攻擊的“靶子”，他不但捍衛“商品經濟”，甚至還進而提出，應該使用“市場經濟”這個新名詞。 早在1988年年初，廣東省和廣州市經濟研究中心舉辦了一個研討會，提出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正名。中央領導看到有關報告後，讓馬洪組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人員對此進行一個討論，任務落到吳敬璉身上。 3月份，吳敬璉和他的同事胡季寫出專題報告《關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幾點意見》，對這兩個概念進行了多方面的引證分析。他們認為，“商品經濟”是同自然經濟相對立的一種經濟形式，而“市場經濟”則是與“命令經濟”或“統制經濟”相對立的概念，“市場經濟”通過市場機製配置資源，“命令經濟”通過行政命令配置資源，而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正是用前者替代後者，因此，可以叫“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領導人對這個意見的批示說，“這是一個可以和應該深入討論的理論問題”，黨中央在1987年成立的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組（由鄭必堅、龔育之牽頭），對此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7月15日，《人民日報》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是一種市場經濟》為題，發表了吳敬璉和胡季的那篇報告，這也是中央黨報上第一次正式出現“市場經濟”這個名詞。

然而，隨著物價“闖關”的失利，對市場經濟的研討不但全面停滯，甚至出現了完全相反的理論思潮。 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報》刊發《中國不能完全實行市場經濟》一文，內稱，“如果我們……讓市場成為資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視乃至削弱和否定計劃經濟的重要作用，必然會導致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瓦解。”其觀點與一年多前的吳敬璉和胡季一文觀點截然相反。 10天后的11月7日，吳敬璉接到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孫尚清通知，要吳隨他去中南海中區西樓參加一個會議，總結1989年“70天”的經驗與教訓。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計劃派與市場派展開了第一次針鋒相對的論戰。 據吳敬璉在口述史中回憶，他一進會場，鄧力群看到他就說，“吳敬璉，我們好久不見了。”吳答，“是有一個五年計劃了吧。”鄧說，“不對，有兩個五年計劃了。”也就是說，兩人有10年沒有謀面了。會議一開始，第一個發言的是財政部科研所的原所長許毅，他原是華東稅務管理局副局長，調任北京後，與吳敬璉一度很熟悉。他洋洋灑灑地講了一個半小時，中心意思是，通貨膨脹和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是經濟改革出了毛病，本來應該計劃取向的，卻搞了市場取向，導致重複建設、通貨膨脹、貪污和諸侯經濟等這麼多的問題。

接著就是吳敬璉發言，他也洋洋灑灑地講了一個半小時。他說，自己對許多現象的看法和許毅的觀點很相似，但是對這些現象的原因分析，和他的距離很大。對於中國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確實需要冷靜的思考，人們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許多利益，為什麼還有不滿？接著，他分析了通貨膨脹、分配不公和腐敗橫行三大社會問題的根源。他認為主要的根源是發展戰略和改革進程出了問題。發展戰略上的問題是急於求成，用各種手段支撐高速度，改革的問題則是不明確到底要把原來體制下的哪些東西改掉，要改成什麼樣的體制，改革的具體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權讓利的路，用承包製等方法“調動積極性”，這些做法早在50年代就搞過。應當用新辦法，擴大市場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權讓利的思路搞下去，會出現很嚴重的惡果。

對於那種認為腐敗等現像都是由市場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吳敬璉表示不能同意。他說，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主義者。因此市場經濟國家的公平競爭立法上就規定不能有任何價格和其他歧視，不能像在價格雙軌制下那樣，有批文的和沒批文的、有權的和沒權的價格不一樣，那不是市場經濟原則。雙重體制下的經濟既是貨幣經濟，又有行政管制，權力有價，於是產生大量的尋租行為，這才是目前腐敗蔓延的原因。最後，吳敬璉還推薦香港匯豐銀行一位經濟專家的文章，此文論證說，股份公司只是一種管理形式，它可以在公有製基礎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製基礎上建立。他的發言至此，許毅打斷他說，這一點我和你絕對對立。 那天，一個上午的會就只有他們兩人發言，旁邊的人大多沒有參與爭論。

吳敬璉的觀點在很多人看來無疑是非常“危險”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與許毅展開論戰的同時，全國范圍內正在展開一場針對民營經濟的整頓運動。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記載，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註冊數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9.06萬家，減少一半多。中共中央還專門下發文件，明確規定，“私營企業主不能加入中國共產黨”，原來是黨員的，可以暫不考慮勸其退黨。這個政策所透露出來的政治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在公開的報刊上，種種反對市場化改革的聲音喧囂塵上。 1990年1月，北京《當代思潮》發表《用四項基本原則指導和規範改革開放》，文章說，“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就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 2月22日，北京的權威雜誌和報紙發表一位政治家、理論家的長文《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者提出一個質問：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有沒有經濟上的根源？有沒有一種經濟上的力量支持他們？回答是，有的，私營企業和個體戶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濟根源。文章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說到底，一個是取消公有製為主體，實現私有化，一個是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

吳敬璉以及改革派人士此時的危險和被動，並不僅僅來自於國內的思潮壓力，同時還受到國際動盪局勢的挑戰。就是在這段時期，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發生了令人吃驚的“劇變”。 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發生劇變，執政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改建為社會黨，匈開始實行多黨制。 11月9日，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宣布合併，存在了28年零3個月的柏林牆被推倒。同年的12月22日，羅馬尼亞出現新政黨“救國陣線”。 3天后，執政長達24年的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被捕，在經軍事審訊後被槍決。 1990年12月，波蘭共產黨在競選中失去領導權，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當選為波蘭總統。 就在東歐各國相繼“變色”的同時，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開始迅速瓦解。 1990年2月，蘇共召開中央全會，將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新思想正式變成蘇共的行動綱領和基本方針。 3月，立陶宛率先宣告獨立；7月，莫斯科市長葉利欽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務，鐮刀錘子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降下，蘇聯最高蘇維埃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正式宣布蘇聯停止存在。

“蘇東劇變”給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帶來了巨大的震驚。在駭然之餘，思想界形成了幾種截然不同的結論，一些人認為，正是因為蘇聯和東歐各國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和階級鬥爭學說才導致了今日的政權喪失。這一思潮當然對吳敬璉等改革派人士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壓力。 1990年的春天，吳敬璉偕周南去英國牛津大學作訪問研究，回國時，途經剛剛合併的聯邦德國以及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從莫斯科坐火車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觀，國內及國際局勢的變幻讓他更為深入地思考中國的出路。 吳敬璉認為，造成“蘇東劇變”的最深層的原因，乃是由於體制的缺陷和建立在這種體制基礎上的政策失誤。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雖然有些國家企圖對這種僵化的體制進行改革，建立有生機與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但由於目標不明或方法不對，也沒有能取得成功。這樣，經濟情況愈來愈糟，使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失去了信心。他最終的結論是：中國祇有進行改革開放，才能確保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就在吳敬璉歸國後不久的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了一次經濟問題座談會，十多位經濟學家應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橋、劉國光、蘇星、吳樹青、袁木、許毅、吳敬璉等，總理李鵬和政治局常委喬石在座。吳敬璉與“計劃派”再次當面交戰。 與前一年一樣，許毅還是打頭炮，堅持反對市場化取向的主張。吳敬璉又是第二個發言，他說，你說的那些現像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於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 “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口號不妥當，應該明確“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 這時，袁木接著吳敬璉的話頭說，中央從來就沒有講過“市場經濟”！吳敬璉提醒他，陳雲1981年就用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時也講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為什麼這個詞不能用？袁木又說，正式文件裡改成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既然正式文件裡沒有就不能用。吳敬璉說，大家都看了鄧小平講話的錄像，既然他都可以這麼說，為什麼我們這麼講就大逆不道了？其間，還有人幾次打斷吳敬璉的話說，“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經定了的，只能討論怎麼結合，不能討論這個提法本身。但在會議主持者的容許下，吳敬璉還是堅持講完了自己的意見。

在這次座談會上，薛暮橋和劉國光也站在市場取向改革的一邊，強調必須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路線，維護市場取向的正確方向，應當恢復十二屆三中全會和“十三大”的提法。而在論戰的對方，除了許毅、袁木之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當過《求是》雜誌總編輯的有林也是最活躍的人士之一。 一時間，雙方互不相讓。 86歲高齡的薛暮橋情緒十分激動，一度連話也說不清楚了。會後，他給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寫了一封長信，說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維不如過去敏捷，臨時邊想邊說，中間又插話頻繁，該說的沒有說清楚，不需要說的卻說了不少，沒有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對此內心很不平靜”，於是又把自己的觀點詳盡地講述了一遍，認為必須認清形勢，當機立斷地進行市場化改革。

在信中，薛暮橋也談及了他對“蘇東劇變”的看法，他寫道：“最近大家對'東歐劇變'議論紛紛，我認為，僅僅以資本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來加以解釋是不夠的，蘇東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未作徹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亂物價、軟財政、軟信貸的圈子，這些國家採取對傳統體制修修補補，或者搞一點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遲矛盾的爆發，把國民經濟引入慢性危機，而不能求得經濟狀況的根本改善。” 薛暮橋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載，“這封信在起草過程中得到吳敬璉同志的大力幫助，他對我寫的原稿做了許多修改和補充”。 為了呼應薛暮橋，吳敬璉也繼續頑強地反批評。在1990年11月，他寫出《九十年代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一文，對未來10年的改革進行了戰略性的思考。 針對困難重重的局面，吳敬璉把當時各種政治力量提出的解決之道概括為以下三種方案。 第一種方案，實行行政性的重新集中化，廢止前幾年施行的行政性分權體制，如“財政大包乾”等等，取消價格雙軌制，加強中央對稀缺資源的集中控制，把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重要產品的生產和主要投資置於指令性計劃的控制之下，用行政性手段進行資源的再配置，優化國民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 換而言之，就是退回到中央集權的計劃模式。他判斷說，“這種辦法如果能夠實現，是能夠實現短時期的經濟穩定的”。但是，中國的變化將從此非常緩慢，“不能指望依靠它來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第二種方案，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盡快取消“雙重體制”，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即“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體系初步地建立起來，在強化國家對宏觀經濟總量的控制的同時，充分運用市場競爭的力量來克服現有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轉的種種問題。 第三種方案，大體保持現有的計劃－市場雙重體制以及“財政大包乾”、“外貿大包乾”、“信貸大包乾”、部門承包和企業承包等製度，只在兩個方面做一些改變，一是適當加強中央行政當局和計劃機關的權力，增加指令性計劃的比重，二是對某些不太合理的價格作某些調整，對承包基數和方法作修訂和改進。 吳敬璉認為，合意的是第二種方案，不過他認為被採納的概率很低，他寫到，“雖然一些經濟學家，包括本文作者在內，堅信這是中國經濟擺脫困境、走向繁榮的道路，但是由於思想認識上的原因和10年來已經形成的利益格局，這種想法恐怕很難為人們所接受”。所以，他幾乎無奈地認為，第三種方法——“從政治上說也許是較為可取的。但是中國經濟現實存在的問題則很難由此得到解決。如果繼續保持緊的宏觀經濟政策，則中期經濟不可能有大的起色，而如果採取放鬆貨幣控制的辦法刺激經濟回升，又很容易出現新的一輪擴張——膨脹——緊縮——蕭條的波動。” 在文章的最後，他頗帶期望地寫道，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要真正成功，“出路在於推進經濟體制的根本改革，較快地建立有宏觀調節的市場經濟體制，在今後的發展中，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專家和領導人認識這一點，因而出現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寫作此文時的吳敬璉並沒有料想到，他所期盼的“在今後會出現的那個領導人”居然不久就出現了。兩年多後，在他給出的三種方案中，中央政府最終採納的居然不是折中的第三種，而是最具市場化特徵的第二種。 這些當然是後話。至少從1990年前後的公開輿論看來，吳敬璉和薛暮橋等人仍然是孤獨的。 就在勤政殿座談會開後的4個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報》刊發文章，標題是《中國的改革絕不是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其核心觀點直奔市場取向派而去。 1991年4月，《當代思潮》發表《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 》一文，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葬送社會主義事業”。 7月，《真理的追求》雜誌發表《重提姓“社”姓“資”》，說“一切不願意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在改革大道上前進時，有責任也有權力問一問姓'社'姓'資'，時刻提防不要偏離改革的方向”。北京一家報紙則發表《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提出“我們的同誌中，有的也在抹殺兩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資'，更有甚者，在喧騰一時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聲受到遏制之後，'私有化潛行'論者仍在潛行”。 1990年年底的一天，吳敬璉的老朋友烏家培給他打來電話。在寒暄數語後，烏小心翼翼地詢問說，“你知道最近外面給你起了一個什麼綽號嗎？”吳敬璉茫然地說，“不知道。”烏說，“計委那邊有人說，目前北京經濟學界有三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有計劃'（指有林），一個是'吳市場'，還有一個是'楊承包'（指楊培新）。” 也就是從這時起，“吳市場”這個綽號不脛而走。日後吳敬璉在接受采訪時多次談及，“'吳市場'對我完全不是美稱，當時是很厲害的貶義：'和中央不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