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十五章“闖關”失敗
後世的學者在研究中國改革史時，常常會一再地討論這樣一個話題：到底在1986年的夏秋之際發生了哪些變化，導致中央經濟政策的突然轉向？
“突然轉向”的中央政策有兩個：一是在2月底、3月初，突然改變了上一年9月召開的十二屆四中全會上決定的從緊宏觀政策，開始大規模放貸；二是在10月，突然放棄了8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財經工作小組批准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轉而以企業改革為主線。
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中，吳敬璉是這樣記錄的：“按照中國政府的原定計劃，1986年經濟工作的方針是繼續穩定經濟，以便迎接1987年開始的'大步改革'，然而到了1986年年初，經濟增長出現下滑跡象，2月份還出現了GDP的零增長。這時，政府領導決定放鬆對銀行貸款的控制，結果從1986年第二季度開始，貨幣供應迅速擴張。”他在口述史中還回憶了一個細節：2月下旬，國務院召開了一次改革工作討論會，國務院負責人坐下以後就說，現在增長速度降下來了，預報好像要降到零，我看是你們把貸款抽得太緊了。在座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爭辯了幾句說，不是這個原因，根據我們的調查，是煤電油的供應和運輸跟不上導致的。負責人不高興了，說，煤電油總是緊張的，為什麼速度降到這麼低呢？我看就是你們頭寸控制太緊了。這時，劉鴻儒走出會議室，過了一會兒回來，他報告說，我已經和陳慕華行長打過電話了，我們馬上發電報，放鬆貸款控制。
薛暮橋在回憶錄裡是這樣回憶的：由於在1985年年底實施了信貸緊縮政策，到1986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遇到困難，由於大量基建項目已經上馬，原材料、能源供應更趨緊張，同時信貸的大部分用於固定資產投資，企業流動資金變得奇缺，結果工業生產增長速度顯著下降，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只增長4.4%。許多地方和企業紛紛強烈要求放鬆信貸，叫得很厲害。同時一些年輕同志大聲驚呼經濟“滑坡”了，說“雙緊政策”破壞了剛剛開始的經濟起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改變了執行半年的從緊政策，開始大量放貸，剛剛壓抑下去的通貨膨脹勢頭捲土重來。
在經濟學家中，馬洪、薛暮橋、劉國光和吳敬璉等人認為，速度下降本來是抑制經濟過熱時出現的暫時現象，用不著驚慌。在1986年4月份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薛暮橋發言說，資金緊缺的原因是大量的錢都投到固定資產上去了，流動資金不足，可通過發展銀行業務，把沉澱的貨幣吸收上來，就可促使投資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正常運行，但是切不可放棄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在信貸的水閘被打開之後，整體配套改革方案的執行難度其實就已經加大了，因此，1986年6月27日，薛暮橋又寫信給國務院負責人，提出“嚴格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從而理順經濟關係的成敗的關鍵”。吳敬璉後來回憶說，薛的這封信是由他親手送到國務院負責人辦公室的。但是，不久就傳來消息，薛的意見被認為是“陳舊的”，已經落伍，缺乏新意。
信貸一放鬆，頓時出現“一放就亂”的景象。 1986年全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猛增477億元，增發貨幣231億元，同比都增長了20%左右。 1986年10月，吳敬璉在一份題為《分析當前經濟形勢，思考今後改革的路子》的分析報告中憂心忡忡地寫道：針對目前的局面，如果不是從體制改革的戰略改進上尋找出路，而是沿著所謂“投資增一點，銀根鬆一點，稅收減一點，獎金加一點”這種老路子走下去，對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將產生極其不利的深遠影響。
不過，這種聲音仍然未被採納。
吳敬璉等人所期望的整體性改革，勢必會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調整，在過熱的經濟環境中，調整的難度不但空前陡增，甚至會被認為是要“遏制經濟發展”。因此，整體方案在10月份被突然放棄，改革的主戰場轉向企業改革，在股份制試點受挫的情況下，國務院相繼提出了“企業承包”、“部門承包”、“財政大包乾”、“外貿大包乾”、“信貸切塊包乾”等五大包乾制度。在吳敬璉看來，這是回到了維持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並存的老做法，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補來改善國有部門的運行狀況。
1987年1月，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中央宣布將在當年秋天召開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新的中央領導人因此要求各諮詢機構總結1978年以來的經濟建設和改革的經驗。吳敬璉執筆完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和改革經驗的研究》，再次提出，“在經濟起飛的'助跑'階段不應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應著重為高速度成長準備基本條件，必須經常保持運行中的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他寫道，從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頭腦變得不太冷靜，到處加溫加壓，號召“提前翻番”，致使各地競相攀比增長速度，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熱潮；並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積累與消費同時擴大、需求膨脹的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 “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進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損害了打基礎工作的穩步進行，不僅造成經濟結構的惡化，吃了自然資源和國民經濟的“老本”，也妨礙了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這一份研究報告雖然總體上得到肯定，但“國民收入超分配”的說法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悅，因為在他們看來，根本就不存在“超分配”這種現象。
到1987年的第二個季度，馬洪、吳敬璉等人又向中央提出警告，認為經濟已經出現通貨膨脹的險情，要求進行宏觀控制，堅決制止通貨膨脹的發生。據現有資料，在4月3日的一次會議上，馬洪匯報說，不少同志認為，當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相當程度的過渡性症狀。這些症狀集中表現為社會總需求超過社會總供給，尤其是1984年至1986年“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增勢很猛，數量很大，必須採取有效的緩解和對應措施，以避免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馬洪的發言還沒有結束，就被中央領導人打斷，他發了脾氣，指責馬洪用老觀點分析新形勢，把經濟形勢描寫得“險象環生”，說成“大事不好”，“存在驚慌失措和悲觀情緒”，並說，“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學，今後不要再用了。在過往多次政治運動中吃足了苦頭的馬洪此時也“知難而退”，會後，他寫了一封帶有檢討意思的短信，表示擁護領導會上對驚惶失措和否定改革的傾向的批評，並表示“關於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問題，我們研究不夠，提法上有錯誤”。
決策層與學界對現狀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通貨膨脹的判斷有所不同。在當時，物價處在半管半放狀態，物價上漲的威脅加重了，就用行政限價來對付，過量的貨幣大部分不能由物價上漲沖銷，成為“隱蔽性的通貨膨脹”，並導致物價體系新的扭曲。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即便在物價持續上升的1987年，統計所得的全國零售物價指數也只上漲了7.3%。但事實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計劃價格被限制住了，議價部分則價格猛漲，“雙軌制”的製度性弊端被極大地激發出來。如果對這一現狀沒有清醒的認識，任何決策都可能被誤導。
9月，由國務院系統各部委組成的一個生產資料價格監督檢查組向國務院遞交了一份報告，據28個小組到各地實地調研的情況表明，“生產資料亂漲價亂收費相當嚴重，部分地方和領域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其後一段時間，儘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和國營機構投身到物資的倒賣中，人們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權力，從“雙軌制”中牟取利益。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了一個很誇張的案例，在南京，1000噸鋼材原地不動被炒賣了129次，價格上漲近三倍，參與這一事件的有江蘇、廣東、安徽和湖北的83個部門，主要當事者是擁有專營權的南京物資交易中心等物資流通部門。民間開始流傳民諺：“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經濟日報》提出了“官倒禍國論”，它論定，“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國家三令五申禁止亂漲價卻收效甚微，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據吳敬璉回憶，“其實當時民間矛盾主要不是指向公司，而是指向某些有權力背景的所謂'太子公司'”。 1987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又增加621億元，貨幣增發236億元，在投資過熱的情況下，物價逐漸呈現難以控制的態勢，豬肉、鋼材、煤炭等原材料價格開始上漲。而在物價飛漲的同時，企業的承包製改革始終未見大成效，企業虧損報賬已達400億元，虧損補貼和物價補貼相當於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現了企業經營困難，財政負擔加重的景象。為了擺脫窘境，中央又被迫增發貨幣，從而進一步推高了通貨膨脹的勢頭。
根據吳敬璉的回憶，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屆二中全會前後，理論界曾發生過一次關於通貨膨脹的爭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橋、馬賓、吳敬璉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均認為，通脹已成當前經濟的“最大敵人”，必須著手治理。而厲以寧以及國家體改委所屬的體改所的一些學者則持相反觀點，決策層也持後一種意見。 198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一改歷年以農業問題為主題的慣例，專講宏觀經濟問題。文件指出，“1987年實現了有效益的增長，速度高而無通貨膨脹的危險”、“對物價問題要進行科學的分析”。當時的決策層認定，當前物價問題的焦點在食品，而不是別的東西。而食品價格之所以上漲，說到底是因為供給不足。在《中國當代經濟改革》一書中，吳敬璉寫道：領導上惑於“通貨膨脹無害論”的觀點，仍然認為1987年的問題不是總量問題，而只是由於農業生產的局部問題。
但是，吳敬璉仍然沒有退縮。 1988年4月26日，吳敬璉和他的助手李劍閣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領導寫了一份研究報告，題目為《控制需求，疏導貨幣，改革價格》。文中，他們重申了吳在1985年就提出過的“管住貨幣，放開價格”的政策主張，也就是說，進行價格改革勢在必行，但是只有在“管住貨幣”的情況下，價格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他們認為，在當前這種情況下，用價格管制的辦法是難以維持的。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邦德國和日本的經驗來看，“管住貨幣，放開價格”是“唯一可能獲得成功的選擇”。價格改革適時推出雖然艱險，捨此卻別無他途，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困難和風險會越來越大。因此，他們寫道，價格改革這個關“早晚要過，遲過不如早過，長痛不如短痛，貴在當機立斷”。然而，他們的論述重點還在於控制需求和管住貨幣。他們指出，在多數人認識到價格改革既不能繞過，也不宜推遲以後，下述的可能性就會增大，即領導層在不改變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條件下做出積極推進價格改革的決策。但是，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種成功可能性很小的選擇，因為在需求膨脹和待實現購買力大量積累的情況下，對價格作較大的調整和放開部分產品的價格，有可能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在研究報告中，他們還列舉南斯拉夫幾次價格改革的案例，說明由於沒有改變導致需求膨脹的經濟體制和沒有採取反膨脹的宏觀經濟政策，“結果都因物價暴漲超過了社會承受能力而不得不終止改革，重新凍結物價”。
吳敬璉們的觀點仍然沒有得到最高層的採納。僅僅幾個月以後，他們所描述的場景就在中國出現了。
1988年4月，全國七屆人大召開，原國務院主要負責人轉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李鵬出任新一屆的國務院總理。到了5月上旬，中央領導發生了突然的變化。時任總書記提出啟動物價“闖關”。
“闖關”的意思是，在短期內迅速理順紊亂的價格體系，從而讓經濟運行趨於正常。由於體制內外落差很大，價格一併軌，勢必會導致物價在一定時期內的上漲，所以，這是一個凶險的“關”，而且必須以“闖”的方式才可能順利通過。
這是一個有著巨大風險和爭議的經濟決策。
吳敬璉日後分析，根據決定“闖關”的領導人當時的講話，他之所以下決心“闖關”，是為了消除“雙軌制”所滋生的腐敗現象。而在做決策時，對通貨膨脹的危險性估計不足。吳敬璉認為，這一判斷是導致“物價闖關”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下來發生的事實，是30多年的改革史上最為混亂和令人嘆息的一幕。
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制定了物價改革方案，宣布用5年時間把物價放開。為此，國務院建立了物價委員會，以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為主任。在政治局常委會閉幕的5月19日，新華社向全國發表通電稱，“中國的物價改革是一個大膽行動，要冒一定的風險，但是中央有信心把這件事辦好……”以此為標誌，打響了啟動“物價闖關”的信號彈。
也是在5月19日這一天，鄧小平接見一批前來北京參加一個國際經濟討論會的外賓。他在講話中提出改革也要過五關斬六將，過價格這一關很不容易，“但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十全十美的方針、十全十美的辦法是沒有的”，“我總是告訴我的同志們不要怕冒風險，膽子還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後怕虎，就走不了路”。交談中，一位拉丁美洲的國家銀行行長應和說：“這叫做長痛不如短痛。”鄧小平說：“你說得對，長痛不如短痛。”不過，鄧小平接見外賓時的這段講話在當時並沒有發表。
5月25日至27日，時任總書記召集中央10多個部委的領導人開會，商議價格改革事宜，與會者中有兩位經濟學家，是劉國光和吳敬璉。會上，各部委領導都同意立即進行“物價闖關”。劉國光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由於連續幾年的物價上漲，民眾的通貨膨脹預期正在形成，年初開始，各地已經發生了零星的搶購風潮，如果立即進行價格改革，勢必促使通貨膨脹預期完全形成和爆發全面的搶購風潮，所以，應當先用一兩年時間治理好經濟環境，再來進行價格改革。總書記對劉國光的意見不以為然，他說，你們這些經濟學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為高速度一定會有高通脹，要求先治理環境，再放開價格。他援引韓國的經驗說，韓國就是先通膨，後治理，打“時間差”，實踐證明這是成功的經驗。
吳敬璉覺得總書記所講的道理不對，也加入了爭論。他說，劉國光所說的基本道理是對的。打“時間差”要以居民還存在貨幣幻覺、沒有形成通貨膨脹預期為前提，這時多發票子他們不會馬上作出反應。但是，4月份開始已經出現了儲蓄負增長和零星搶購，所以，在這種宏觀情況下實施激進的價格改革方案，可能會使通脹預期完全形成並出現銀行擠兌和恐慌搶購。至於韓國，朴正熙搞“重化工業運動”以為打“時間差”是個好主意，結果造成嚴重通貨膨脹，政局動盪，朴正熙的命都送掉了，這種教訓不能不汲取。領導也不同意吳敬璉的意見。於是，兩位學者與領導之間發生激烈的辯論，以至於爭得臉紅脖子粗，10多位部長們在一旁面面相覷。
在第二天的討論會上，氣氛緩和了下來。領導人還是堅持他的觀點，認為通脹根本不可能發生，而且即便發生了，也不可怕。他談到，體改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考察，他們發回很多電報，說拉美的通脹率高達百分之幾千，可是經濟還是在發展。他還舉例說，前些日子阿根廷總統阿方辛訪華，當他得悉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時說，你們這點通脹算什麼，如果能像你們這樣，我就謝天謝地了。
後來才知道，當時體改研究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訪問，他們從大使館給總書記和國務院領導人發來電報，力陳高通貨膨脹沒有什麼可怕，拉美的經濟十分繁榮。
至此，立即“闖關”的決策敲定。
從上述的這些細節以及綜合後來的其他史料可以看到，在讚成進行價格改革的人士中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意見。
第一種是薛暮橋、劉國光和吳敬璉的意見，他們都認為應當先治理經濟環境，然後再進行價格改革，只不過對治理的力度和所需時間有不同的估計。劉國光認為要花兩年時間；吳敬璉則認為，只要力度足夠，不需要兩年。
第二種是立即進行“闖關”的意見，他們認為通貨膨脹要么不會產生，要么並不可怕。
爭論的結果是，第二種意見被採納執行。當時的決策層對立即“闖關”所可能引發的市場和社會動盪竟沒有去設計一個防範性的預案。用吳敬璉的話說，“根本不相信物價會飛漲”。
爭論至此仍未結束。
5月30日，國家體改委召開經濟體制改革中期規劃研討會，期間，專家們也自然討論到迫在眉睫的物價改革問題。 6月1日，國務院總理李鵬接見與會專家，各個方案的代表吳敬璉、厲以寧、張卓元、王珏、吳樹青等5人發言。從當時發出的會議簡報可以看到，他們均支持進行物價改革。吳敬璉和張卓元都重申了治理環境、防止通脹的必要性。厲以寧則談到，可以利用政府手中掌握的金（黃金儲備）、木（國有房產）、水（引進外資）、火（國有工廠）、土（土地使用權）和人（戶口）等六種資源，通過出售黃金和房產、發行國營企業股票、賣掉小企業、有償轉讓土地使用權和賣戶口等辦法，防止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
8月，北戴河政治局會議正式公佈“闖關”決定，確定5年理順價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後兩年微調，計劃5年物價總計上升70%~90%，工資上升90%~100%。
這個“闖關”政策一公佈，迅速震動全國。從當月開始，全國中心城市的豬肉和其他肉食價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漲，其他小商品迅速跟進。出乎決策層預料的是，“物價闖關”很快就呈現全面失控的可怕趨勢，各地物價如脫韁的野馬，撒蹄亂竄。當時，全國居民的存款為3000億元（1992年為一萬億元，2008年為24萬億元），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是由於公眾的看漲恐慌心理，卻造成全國性的搶購風，這似乎應了凱恩斯的那句名言，“社會心理決定了人類的永久的經濟問題”。根據當時的報紙報導，“人們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既搶購保值商品，也搶購基本消費品，連滯銷的也不放過，電視機有圖像就抱，電風扇能轉就買，電冰箱有冷氣就要”。不同尋常的是，民眾的搶購已經與實際的供求脫節，以電扇為例，當時全國有200多家電扇廠，年產量達3400萬台，成為世界最大的生產國，從兩年前開始，國內產銷就出現供大於求的狀況，電扇積壓非常嚴重，但是在搶購風中，國內倉庫裡的所有電扇均被一搶而空。
8月下旬，上海搶購狂潮進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實行憑票供應食鹽和火柴，鋁鍋只能以舊換新或憑結婚證和戶口證申請購買。
8月27日晚，中央總書記召開緊急會議，宣布暫停物價改革方案。 8月30日，國務院正式發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調價措施，下一年的價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點從深化改革轉到治理環境、整頓秩序上來。
1988年秋季爆發的這場物價暴漲和全面搶購，被認為是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國家物價局的《中國物價年鑑》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在國家計算零售物價指數的383種商品中，動價面達95%以上，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3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
在吳敬璉看來，後來實施的“闖關”方案——在通貨膨脹政策下放開價格的做法太過魯莽，他在晚年口述史中說，“這就叫不幸而言中，因為物價飛漲和全民搶購是可以預見到的、一定會出現的事情”。
據《薛暮橋回憶錄》記載：“1988年12月1日，時任總書記找我、劉國光和吳敬璉去談話，表示接受我們對他的批評，說最近這一年犯了通貨膨脹的失誤。我說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國光和敬璉也談了自己的意見……但已造成相當大的損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彎路。”
1988的“物價闖關”失敗，是中國經濟改革史上最讓人沮喪的一個事件，它的擱淺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現代化的路徑。 “闖關”失敗後，宏觀經濟陷入紊亂，全國上下瀰漫著陰鬱的緊張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