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十四章單項推進還是整體配套

在講述這個懸案之前，我們先講同樣發生在1985年前後、與此頗有因果關係的另外一場論戰，它的主題是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總體思路設計。 自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後，改革的市場化取向已成當時的共識，然而，市場化的改革到底該走怎樣的路徑，如何在公有製條件下引入市場機制，卻成了接下來的爭論焦點。有人提出“關鍵是價格體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圍繞價格改革來進行”，還有人則提出“改革應以企業改革為主線”。 “價格體系的改革”之所以被如此看重，與當時實行的一種特殊的價格製度——“雙軌制”有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物資分配體制以行政指令為手段，價格完全由國家有關部門控制，結果是企業被管死，效率和效益無比低下。從1981年開始，國家允許在完成計劃的前提下企業自銷部分產品，其價格由市場決定。這樣就產生了國家指令性計劃的產品按國家規定價格統一調撥，企業自行銷售的產品價格根據市場所決定的“雙軌制”。在物資空前緊張的短缺經濟環境下，“雙軌制”一方面打開了計劃體制的一個缺口，為體制內企業的搞活以及體制外鄉鎮企業獲得原材料創造了空間，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個尋租和腐敗的土壤，特別是在經濟過熱、供求矛盾尖銳、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高低懸殊的時候，某些不法之徒，大搞權錢交易，鑽“雙軌制”的空子，從中漁利，大發其財。因此，進入80年代中期之後，對扭曲和雙軌的價格體系進行“並軌改革”成了一個十分重大的命題。

在《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有一段綱領性的文字：“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價格體系的改革則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那麼，“中心”與“關鍵”有沒有先後，如果有，又是誰更優先？這份文件沒有明確定義。以此為分野，中央決策層仍然存在著很不相同的見解，相對應的，理論界就形成了兩個針鋒相對的流派，一個是“企業主體改革派”，一個是“整體協調改革派”，兩派觀點各有出入，一時形成了混戰之勢，雙方主將，一是厲以寧，一是吳敬璉。 在中國經濟學家中，厲以寧是最早提出企業改革必須走股份制道路的人之一，因此，他被稱為“厲股份”。 ②早在1980年4月，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與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的勞動工資座談會上，他就提出應該用“新型所有製”——股份制取代傳統國有製。 8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勞動就業會議上，他再提實行股份制。據陸昊在《厲以寧》一書中記載，當時，與他持同一觀點的經濟學家有於光遠、童大林、董輔等。

在中國經濟改革中，“增強企業活力”始終被置於中心地位。一直到90年代初期，很多人仍然堅定地認為，在不改變產權性質的前提下，只要給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就能夠讓企業改革取得成功。厲以寧的股份制方案無疑是對這一觀點的挑戰。 因此，在設計改革總體思路時，厲以寧認為，應以企業製度的改革為主線。 1986年3月，國務院負責人提出價稅財配套改革的方案，並責成建立經濟改革方案設計辦公室，負責價稅財配套改革的方案設計。 4月，厲以寧明確提出反對當時擬議中的價格改革，主要的理由有三個。第一，中國當前所面臨的不是市場均衡體系，企業仍不是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價格機制扭曲，市場體系和功能均不健全，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從而導致商品短缺，因此，設計未來的改革方案，不能以價格為突破口。商品價格以生產要素為基礎，生產要素的價格又以所有製為基礎，因而價格說到底是市場當事人之間轉讓所有權的交易條件，沒有有效的所有製結構，就不可能有對企業和消費者都有效的財產權利關係的約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價格體系。第二，在短缺經濟中存在較多數量配額的條件下，力圖以放開價格來刺激經濟趨於穩定增長是不現實的，這一點已為東歐改革實踐和西方經濟運行事實多次證明。第三，商品經濟下的價格製度，與其說是中央政府放給企業的，還不如說是企業真正成為商品生產者之後自我創造出來的。

因此，在厲以寧看來，市場定價制度的實現，只能是企業改革的歸宿，而不是企業改革的突破口。作為全部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業製度本身的重新改造，即“建立真正自負盈虧的全民所有製企業”。 由這些論述可見，厲以寧的“非均衡理論”與他對股份制的倡導是互為犄角、自成體系的，有著內在的理論邏輯。 在清晰地闡述了自己觀點之後，厲以寧接著說明了企業改革的具體辦法，那就是通過“先包後股”、“先股後包”、“又股又包”或“隻股不包”等辦法，把國有企業改造為“真正自負盈虧的公有製企業”。到了之後的1988年，他所領導的北京大學課題組向國家體改委提交了一份《1988~1995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綱要》，提出了更明確的改革時間表，建議改革的首要任務是用8年左右的時間明確企業產權關係，實現企業的公司化。應把企業經營機制的改革與企業產權關係的改革聯繫起來，把非規範化的承包與規範化的產權改革聯繫起來。 1988年至1990年，完善與發展企業承包製，股份制繼續試點；1991年至1992年，承包製向股份製過渡；1993年到1995年，企業實行較全面的股份制，普遍建立控股制的企業集團。在這8年的時間裡，企業改革的重點應逐漸由承包製向股份製過渡，由低層次的經營機制與產權關係的改革向高層次的經營機制與產權關係的改革過渡。

在支持整體配套改革的陣營中，情況似乎要比厲以寧方面複雜一點。從學派的名稱上也可以窺見一二，厲以寧將之稱為“價格改革主線派”，而吳敬璉則自稱為“整體協調改革派”。 吳敬璉在耶魯期間就日漸形成了整體改革的思路。在他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體制體系，因此，他所提出的行政性分權與經濟性分權區分便是市場取向整體改革理念的某種體現。歸國之後，他的這一思路更為堅定。他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靠“單兵突進”的企業改革是難全其功的，因此必須整體思考，配套進行，據此，他在1985年7月討論《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草案）》時提出了企業、市場體系和宏觀調節體系三個環節配套改革的主張。此後，他一直堅持這樣的主張。

在他的構思中，改革不僅是一場破除舊體制的深刻革命，而且是一項建設新經濟體系的系統工程。這個體系主要是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和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者組成。這三個方面是相互聯繫、密不可分的。只有這三個支柱初步樹立起來，這種經濟體系才能有效運轉。因此，經濟改革必須在這三個方面同步配套進行。吳敬璉強調，所謂配套改革並不是說各方面的改革都要齊步走。鑑於問題的複雜性，由舊體制向新體制的過渡必然是分階段進行的，各方面的改革也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據此，他認為可以設計出一個既分步驟，又在每一個階段大體同步的改革實施方案。 跟厲以寧一樣，吳敬璉也清晰地表達了他對靠“放權讓利”搞活企業的不同意見。 1985年7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草案）》座談會上發表“單項推進，還是配套改革”的發言，他說，增強企業的活力，無疑是經濟體制改革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搞活企業是否就是改革的全部基本要求，以及單靠“簡政放權”是否就能搞活企業，都是值得懷疑的。從過去一年全面開展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看，單項突出“鬆綁放權”、“擴大企業自主權”，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分析到這一層面的時候，我們看到，吳敬璉與厲以寧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均認為，1978年以來實行的放權讓利改革無法建立起有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在這一點上，他們徹底超越了孫冶方——事實也是，在未來的20多年裡，他們都是產權清晰化運動的堅定支持者和捍衛者。而接下來，他們的邏輯出現了岔路口，厲以寧認為，儘管放權讓利不行，但是以企業改革為主線的方向是正確的，所以要搞股份制，也可以兼容企業承包；而吳敬璉的意見則是，單搞企業改革，無論什麼方案，都是不足夠的，因為，“如果企業不是在競爭性市場的約束下進行經營活動，沒有競爭壓力，無論建立怎樣的企業製度，企業都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在80年代中期，民營企業的產值已佔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雙軌制的價格扭曲現像不作根本改變，就會形成國企與民企之間的不平等競爭，權力尋租和腐敗必然滋生，市場化環境的建立無從談起”。

這就是分歧的要點所在，厲以寧認為要改企業本體，吳敬璉認為還要改企業的生存環境。 吳敬璉的整體改革理論要點有3個： ——舊體制的根本特徵在於通過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計劃來配置稀缺資源，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由於不能克服信息機制和激勵機制上的重大缺陷，因而不可能有效率。把傳統機制的弊病歸結為“權力過於集中”，是一種膚淺的論斷，如果不改變計劃的資源配置方式，企圖用“放權讓利”來實現經濟運行狀況的根本改變，是不會收效的。 ——唯一能夠取代行政命令的資源配置方式的，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克服命令經濟在信息機制和激勵機制上的缺陷，使經濟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商品經濟是一個有機的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和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者組成，並且以上三個方面互相聯繫，密不可分。經濟改革必須在這三個互相聯繫的方面同步配套地進行。

他的這一理論得到了不少學者和決策層的認同。在《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初稿討論會上，吳敬璉不同意把改革簡單地歸結為擴大企業自主權，這個意見被《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所吸取。 在日後，吳敬璉多次重申了這一意見。 1986年1月25日，國務院主要負責人聽取“七五”改革設想討論會的匯報。會上，宋國青、徐景安和吳敬璉代表三個不同的“學派”作匯報。會前，吳敬璉與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等人一起研討，形成了一個匯報提綱，由吳敬璉在會上主講，對這種整體協調改革的思路作了說明。 第一個環節：增強企業的自主權和經濟責任。國有小企業可以放開改革，大企業則逐漸實現市場化，在未來幾年內，取消行政性公司，實行股份制，資產經營責任制。

第二個環節：競爭性市場的建立和進一步完善。建立經營大規模批發業務的經濟實體；盡可能理順市場參數，區別不同產品，採取多價聯動、價稅聯動的方式，對價格進行“或調或放”、“調放結合”的改革；抓緊反對壟斷、保護競爭的立法，防止市場割據形勢的發展。 第三個環節：建設新的宏觀調控體系。包括，改進財政稅收體系，陸續開徵土地使用費、資金稅等新稅種；將目前“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推進到“劃分稅種，核定收支”的新階段；改革金融體系，加速推行基層銀行的企業化經營方式；強化中央銀行的管理和調節；整頓和利用已經出現的民間金融機構。 匯報會後，國務院主要負責人要求國家體改委綜合匯報會上各家所言，制定一個正式的改革方案。但是主要負責人認為當時並不具備大規模改革的條件，因此這個方案沒有被採納。

3月中旬，國務院主要負責人有了新的想法。他在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講話說，當前在經濟領域裡矛盾很多，摩擦很多，漏洞也很多，其根源是新舊兩種體制“膠著對峙”，因此，應當在“七五”期間盡快結束兩種體制均勢的狀態，進入以新體制為主的階段。 “具體說來，明年的改革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去設計、去研究：第一是價格，第二是稅收，第三是財政。這三個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聯繫的”，“關鍵是價格體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圍繞價格改革來進行”。也就是說，“整體協調改革派”的意見被決策層原則上採納了。 為此，國務院在4月份正式成立了一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方案辦），共約30多人，都是從國務院所屬各部門抽調來的精英骨幹，領導小組組長由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擔任，辦公室主任為高尚全（在高出國考察期間由國家體改委主任安志文直接領導），楊啟先、傅豐祥、姜習和吳敬璉等6人為副主任，辦公地點在中南海北海橋邊上的工字樓裡，吳敬璉是方案的主設計人之一。客觀地說，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在中國的經濟學家群體中，吳敬璉確乎是最具有改革方案架構能力的人之一。他對經濟體系的系統性思考，以及對各項改革措施的配套設計能力，都是非常出眾的。 吳敬璉在晚年的回憶中一再強調說，80年代中期關於改革總體思路的爭論並不是吳、厲兩人之爭，而實際上是決策層不同改革思想的體現。方案辦所形成的方案正是根據國務院領導在3月中旬的講話精神而擬定的，國務院方案研討領導小組組長、副總理田紀云直接領導方案的研討和設計工作，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其後形成的方案經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各部委領導和方案辦工作人員的反复磋商。很快，到4月30日，方案辦就拿出了一個配套改革的詳盡方案，其中涉及價格、稅收、財政、金融、貿易和企業改革等多個方面。當日，方案送交國務院。 6月11日和12日，在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的主持下，方案辦及國務院相關職能部門在北京玉泉山召開了一次為期兩天的座談會。在第一天的會議上，吳敬璉作了一個情緒激動的發言，說：“現在經濟上有這麼多問題，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我不是一個很冒失的人，看問題往往傾向於悲觀，但現在，我看沒有多大危險性，我們有能力改革。” 據吳敬璉回憶，“那天的會議氣氛非常好”。當天散會後，他和幾個學者在湖里划船。副總理田紀云從遠處走來，特意把他叫上岸，對他說，我看今天領導差不多被說動了，晚上你好好準備，明天第一個發言，可能就過關了。 第二天，會議繼續召開。幾位部委領導首先發言，質疑價格改革的步子太大。風向因此發生微妙轉變，整體配套改革方案沒能在這次會上通過，被要求繼續修改。 價稅財配套改革困難重重的原因非常複雜。 在理論界，厲以寧表達了鮮明的反對立場。就在方案辦遞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後的5月份，厲以寧參加北京大學“五四”科學研討會，面對上千名聽眾和眾多媒體記者，他說，“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而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則必須取決於所有製改革的成功”。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自己的論斷，他還對價格改革與所有製改革進行了10個方面的比較。他談到，“企業是被迫捲入價格改革的，但卻很有可能自願加入所有製改革的試點”，“所有製改革實際上不需要經濟成本，或者成本非常低”，“價格改革是較低層面的改革”等等。厲以寧似乎一直把論戰對手的政策主題限定為“價格改革”——很多年後他仍然將對方稱為“價格改革主線派”，他沒有對吳敬璉的整體配套方案提出挑戰，只是說“價格改革很難同其他經濟改革配套”。 在政府決策諮詢機構和行政職能部門內，反對的聲音也不小。 一些人認為，這個方案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不可行，因為價格、稅收、金融和財政的配套改革要求有一個較為寬鬆的經濟環境，中國現在還不具備這種環境。同時，配套改革意味著巨大的利益關係調整，它不能給所有人帶來好處，因而可能會遇到社會阻力和政治風險。另外一些人說，這個方案脫離實際，理想化，是一群書生躲在書房裡從書本里琢磨出來的東西，因而不可行。也就是說，有相當部分人擔心改革的風險過大。 除了上述幾種觀點之外，一個更大的質疑來自對企業改革戰略的討論。 由於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的巨大成功，因而在整個80年代，它被認為是中國改革最重大的經驗，很多人認為，改革就是“一包就靈”，只要把承包製引入到企業改革中來，就一定能夠取得成功，有人甚至提出“承包製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根本體制”。它在決策層也有很大的市場。即便在方案辦內部，也存在著分歧，據吳敬璉在口述史中回憶，整體配套改革的第一個方案形成後，原本應由安志文和體改委劉主任高尚全簽字上報國務院，而當時，高尚全不在國內，安志文則傾向於企業改革優先，對價稅財配套改革持有保留意見，所以，這個方案初稿是由他簽字上報的。 另外，在企業界和地方政府兩個方面，反對取消價格雙軌制的聲音也浮現出來。 當時被視為國有企業改革代表人物的首都鋼鐵公司總經理週冠五給黨中央上書言事，認為改革應當“以承包為本”，離開了企業承包製，改革就背離了正確的方向，國務院搞的改革是“反改革”。據吳敬璉回憶，當時很多國有企業都擁護承包製和雙軌制，反對價格改革。一次，方案辦在上海召開調研會，幾位大型國有企業的廠長們說，如果價格放開了，我們拿不到調撥價的原材料，成本就會上去，企業就會虧損，所以，價格不能放。 地方政府的反對主要是針對分稅制。因為這一制度一旦推行，地方的財稅自主權明顯就會減少。吳敬璉回憶說，原先以為沿海會反對，田紀云出了一個“保基數”的主意，也就是保證既得利益，沒有料到，內地政府也反對，因為他們的自由裁量權也會受到很大的約束。 正是這樣的背景下，玉泉山座談會的第二天風雲突變。會議一開始，當吳敬璉準備按田紀云的吩咐第一個發言的時候，一些部委領導首先拿起話筒，相繼對方案表達了自己的擔憂，這些發言一個接一個滾雷般地講了下去，最終，國務院領導宣布，方案有待修改，等成熟後再議。 吳敬璉非常沮喪。會後，幾個方案辦的年輕人則責怪他說：“怎麼不發揮搶話筒的精神，使方案通過功虧一簣。” 就這樣，在玉泉山的座談會上，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對整體配套改革方案沒有拍板。方案辦對原來的“大方案”進行了修改，很多方面往回縮，比如價格改革方面，原本的設計是價格全面調整，後來就改成只調整鋼材的價格，因為那時候鋼材的價格被炒賣得最厲害。 8月份，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在北戴河召開，這個修改後的方案獲得通過。 9月13日，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向鄧小平匯報了方案，鄧說，這個非常好，我看就這麼辦。 可是到了10月份，改革突然轉向，以股份制和承包製為主要形式的企業改革成新的突破口，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被徹底放棄。 這就是發生在1985年到1986年之間的那場著名的政策辯論。 日後，我們將看到的事實是，吳敬璉參與設計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被整整“雪藏”了6年。 1987年年底，他結集出版《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一書。 1993年，這個方案被中央重新採納，從而徹底改變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 在很多年後，厲以寧和吳敬璉都宣稱，在這場大論戰中，自己的觀點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 厲以寧方面說，發生在1988年的物價“闖關”失利（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詳盡敘述這次失利），正是“價格改革主線派”闖下的大禍。如果在1986年就堅決地推廣股份制，中國的改革將別有一番局面。吳敬璉方面則認為，正是因為放棄了積極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中國喪失了大步推進改革的時機，才導致了後來幾年的改革被動，以至於發生了1988年的嚴重通貨膨脹。他在口述史中說，田紀云後來“跟我說過不止一次，說如果當年干成了，那後來好多事情就不會發生，因為，1986年的改革條件還是相當好的”。在吳敬璉看來，這場爭論更深刻的含義，是兩種改革路線之爭，其核心是保持、強化還是剷除尋租活動的基礎。 對於他們所爭論的焦點，在後人看來，都已是課堂上的教案。中國的經濟改革如同一盤不得悔棋的偉大棋局，誰也無法回到過去再次復盤，甚至，在後來的時間段裡，即便再重新找回當年的思想，也因時空的斗轉、條件的變幻、民眾預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現實的意義。 不過，這場辯論也在某種意義上成就了吳敬璉和厲以寧。在同時代的經濟學家中，他們都是最早、自覺地從制度層面對改革進行反思的人，儘管他們的觀點時有差異。他們都有深厚的學術素養，是新中國第二代經濟學家中出色的代表人物，在30多年的大改革時代，他們堪稱是影響力最大、知名度也最高的一代宗師。 這一場發生在兩個“1930年出生的江蘇人”之間的“戰爭”，是他們在中國經濟理論界成為領袖級人物的成名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