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三部護旗的人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風雲跌宕，陰晴迭變，面對完全陌生的經濟環境，學者圈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及方案提供，極大地影響了中央政府的決策。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經濟學家對政策影響最大的一個時期，同時也是百家爭鳴，辯駁得最激烈和精彩的一個時期。
在1985年到1986年期間，經濟理論界發生了兩場影響深遠的大論戰。
先說第一場。
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成果，讓薛暮橋、馬洪和吳敬璉們興奮了好一陣子，不過很快，現實讓他們陷入了新的焦慮。隨著經濟的複蘇，“一放就亂”的老毛病又犯了，物價再次大亂，通貨膨脹的火苗蹭蹭地往上躥。
從1984年的10月份起，信貸增長已經嚴重失控，12月的銀行放貸總額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全年增長28.9%，四季度國有企業的獎金發放同比增加了一倍多。國務院在11月份下發緊急通知，規定本年度增發貨幣不得超過180億元，而實際上全年增發了26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9.5%，通貨膨脹即物價全面上漲的前景已經明顯出現。這是自1978年以來，第一次在轉型中的經濟體制內部生成的通貨膨脹。
於是，一道大難題擺在了經濟學家們的面前：如何應對這種前所未見的局面？
12月，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和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聯合組成一個以吳敬璉為組長的研究小組，寫出《當前貨幣流通形勢和對策》的研究報告，緊急建議中央加強宏觀調控措施，以穩定經濟，這份報告在除夕夜由專人送達國務院主要負責人。 1985年1月4日元旦假期剛過，國務院就開會研究了宏觀經濟形勢，並正式決定對基本建設投資採取“剎車”行動。接著，國務院在上半年連續召開了3次省長會議，要求控制信貸和消費基金的過度膨脹，並把全年工業總產值增長定在8%。可是，已經發動了的“火車”並不容易一下子就慢下來。第一季度，工業產值同比增長22.9%，第二季度又增長23.4%，調控幾乎失效。
對於棘手的經濟局面，中央高層產生了分歧，主要是國務院系統與中共中央書記處形成了“必須調控”與“反對調控”兩種意見。受此影響，在經濟學界也很快出現了對峙的兩派，一派學者認為，必須嚴厲調控，另一派學者則認為，不必調控。由此，引發了改革史上又一場重大的論戰。
調控派的代表人物是老經濟學家薛暮橋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他們認為，從國際經驗來看，通貨膨脹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中國的主要改革任務是價格改革，它需要一個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的寬鬆的宏觀經濟環境，政府的財力要有餘地。因此，政府應該採取果斷措施抑制通貨膨脹，控制總需求，改善總供給，在經濟的體制環境得到治理的條件下，第一批的改革措施才能迅速推進。
反調控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和青年經濟學家朱嘉明。他們認為，通貨膨脹是經濟轉型和經濟起飛時期的典型現象，而且，只是表現在結構問題上，而不是總量問題上，不應當採取緊縮政策壓制。
這派觀點的理論基礎是厲以寧提出的“非均衡理論”。
這位與吳敬璉同齡、曾經同在金陵大學附中讀書卻互不知曉的江蘇才子，中學畢業後被保送進金陵大學的化學工程系，畢業後在湖南沅陵的一家消費合作社當會計，後來他對經濟學產生濃厚興趣，於1951年考上了北京大學的經濟系，自此，一生未離此校。讀書時期，厲以寧從學於陳岱孫、陳振漢等先生，二陳均為哈佛大學博士，所以，他的學術根基中頗有西學的成分。大學畢業後，厲以寧留校，在經濟系資料室作編譯工作，主要是整理、編譯學術動態資料，在當時人看來，他是坐了“冷板凳”，而這“冷板凳”一坐就是整整20年。日後他說，資料室的這段經歷使他閱讀了大量經濟學原著，獲益不少。 “文革”期間，他還被打成“牛鬼蛇神”，先後在勞改隊、江西和北京郊區的農場下放數年。 1978年後，厲以寧連續發表多部論著，特別以對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而日漸成名，1982年，他與羅志如教授歷時4年創作的《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英國病”研究》出版，引起了學界很大的關注。在80年代中期的爭論中，他提出了關於中國經濟的“非均衡理論”。
根據這個理論，在經濟轉型的時期，供不應求是常態。經濟的開放和搞活，客觀上要求增加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速度超過經濟增長是經濟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貨幣供應有限的超前對經濟增長是一種推動。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國民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始終處於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狀態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貨幣供應量，不但不利於經濟的高速增長，並且會損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們對改革的支持的減弱。因此，緊縮的宏觀政策是不可取的。
在當時的一些青年學者中，還出現了一種“起飛論”，代表人物是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朱嘉明等人。他們認為通貨膨脹正是經濟起飛時期的典型現象，不應當加以壓制，相反，應當自覺運用通貨膨脹來加速增長。如果實行了從緊的宏觀政策，那就是打擊和反對了改革。可以看出，當時爭論的分歧之大，甚至，學術上的分歧在有些時候已被上升到政治和原則性的高度。
在這一場空前激烈的大論戰中，吳敬璉屬於“調控派”。他在1984年年末的那份研究報告中就已經明確指出通貨膨脹即將發生，需要進行宏觀調控。 1985年年初，他又連續發表多篇論文，詳細分析了中國貨幣流通的狀況和通貨膨脹對發展和改革的不利影響，在學界和政界都造成了很大影響，對中央下決心進行宏觀調控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時的吳敬璉如美玉生成，在學術上日趨精湛。 1985年2月，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經濟改革初戰階段的發展方針和宏觀控制問題》一文，老一輩的政治家、理論家陸定一當時臥病在床，讀了此文後頗為讚賞，給老朋友薛暮橋寫信，內稱：“經濟文章寫得這樣'解渴'，實在難得。如果我編《人民日報》，必將此文登在第一版。”
這是吳敬璉第一次與厲以寧發生觀點上的分歧，在後來的20多年裡，他們將在改革主戰場的選擇、對中國股票市場的評價、如何看待通貨膨脹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等重大命題上持續地發生針鋒相對的辯論。
正是在大論戰的背景下，1985年9月2號，一條遊輪緩慢地從山城重慶駛出，順長江南下駛向武漢。
在這條名為“巴山號”的遊輪上，聚集了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對政策制定有重大影響力的一群經濟學家和學者型官員，他們決定“閉關推研”。這便是著名的巴山輪會議，會議的全稱是“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召開。中國政府對這次會議也十分重視，國務院總理在開會前就會見了全體外方專家，聽取他們的意見。
遊輪上的中國參加者可謂三代同堂，其中既包括馬洪、安志文（時任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副主任）、薛暮橋、童大林（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等第一代宿將，也有劉國光、戴園晨等中生代經濟學家，還有吳敬璉、高尚全（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周叔蓮（時任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卓元（時任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陳吉元（時任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趙人偉等建國後成長起來的學者，同時，還有一批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如項懷誠（時任財政部綜合計劃司副司長）、洪虎（時任國家體改委秘書長）、楊啟先（時任國家體改委委員）、樓繼偉（時任國務院辦公廳研究室主任科員）、田源（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兼價格組組長）和郭樹清（時為中國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等。
應中國政府的要求，世界銀行為本次會議請來了一批世界級的經濟專家，也是“東西合璧”。西方學者中，包括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的詹姆斯·托賓，牛津大學教授阿萊克·凱恩克勞斯爵士，法國保險總公司董事長米歇爾·阿爾伯特，聯邦德國中央銀行行長埃明格爾，世界銀行駐北京代表處主任林重庚和日本興業銀行執行董事、經濟學家小林實，而來自東歐的學者，包括南斯拉夫經濟學家亞歷山大·巴伊特，前些年來過中國的弗·布魯斯和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其中，亞諾什·科爾內在1980年出版了轟動一時的《短缺經濟學》，被認為是描述計劃經濟運行的典範之作，在中國，它影響了中國新生代經濟學人頭腦中的經濟研究的範式。儘管這部著作的中文版在1987年才正式出版，不過在巴山輪會議期間專門出了摘要版本，在經濟界的圈子裡已經變得無人不曉。
這次會議分為7個專題——“目標模式和過渡步驟”、“財政政策與宏觀管理”、“貨幣政策和金融體制的改革”、“收入政策與宏觀管理”、“經濟增長與投資問題”、“通貨膨脹和價格問題”以及“實現宏觀經濟間接控制目標的一個重要前提”。當然，最核心的討論議題是：如何看待當前的通貨膨脹？在巴山輪上，儘管只有一篇“調控派”學者劉國光、趙人偉提供的論文，而沒有主張“通貨膨脹有益論”學者在場，不過，受邀的西方經濟學家涵蓋了新自由主義德國弗萊堡學派和凱恩斯主義學派的重要人物，而中國主張“通貨膨脹有益論”的學者通常都是以凱恩斯主義相標榜的，因而，辯駁的空間仍然形成。
從現存的會議記錄資料看，在巴山輪上並沒有發生預料中的爭論，與會專家幾乎一致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過熱，必須採取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其中，最有說服力的是托賓的態度，他是當時全球最著名的凱恩斯主義貨幣理論家，“反調控派”所依據的理論與他的主張是一個門派，可是，托賓卻認定，中國經濟已經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必須加以治理，他甚至提出要立即採取“三緊政策”——從緊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在一次發言中，托賓說，這麼多經濟思想並不一致的第一流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作出了相同的診斷，這一事情說明中國政府應當對此給予充分的重視。
吳敬璉日後說，正是參加巴山輪會議上外國專家的一致診斷，使國務院領導堅定了實施宏觀穩定政策的信心；而且他們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也被吸收進幾天以後中共全國代表會議（9月23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
除了診斷迫在眉睫的通貨膨脹問題之外，巴山輪會議上還討論了其他幾個重大的經濟改革命題，其中，對後來的中央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有兩個。
第一個問題是改革的目標模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標模式和朝市場經濟的過渡步驟。科爾內在這個問題上給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構造。
他把協調機制區分為兩種類型：行政協調和市場協調。每一種協調機制又可分為兩種具體的形態，於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協調（1A）、間接的行政協調（2A）、沒有控制的市場協調（1B）和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2B）。這個概念組合對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有非常大的影響。在會議上，大多數學者都沿用了這個概念組合，並且原則上同意2B應該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與會學者還一致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要達到這個目標，還需要較長的時間。因為中國的改革起點不是1A，而可能是半個1A。用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的話說，中國從1A向2B的過渡將是“第二次長征”。很顯然，科爾內的類型分類，與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相類似。吳敬璉在日後的論著中多次引用他的這一觀點。
另外一個重要的討論點，是“一攬子改革”的戰略構想。
與會的國外經濟學家都比較強調“一攬子改革”的重要性，認為改動經濟體制是不能零敲碎打進行的，改革需要整體配套。根據郭樹清和趙人偉當時整理出來的會議情況報告來看，會上的代表多次強調了價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張要盡快設計推出以價格改革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托賓、瓊斯等在內的經濟學家還提出，等價格改革成功之後再逐步推進資本市場和外彙的改革，而那是10年之後的事情了。有專家日後推測，這個意見對1986年的價稅財配套改革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巴山輪會議一直開了6天，到9月7日結束。在閉幕式上，馬洪代表中方致閉幕詞，為會議做總結，全面闡述了中方對“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理解。這篇講稿是吳敬璉和田源起草的。
關於這次會議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巴山輪從重慶開出時，就引起了國內傳媒和理論界很大的興趣，人們都希望早點知道討論的結果。然而，會議是在完全封閉的情況下進行的，傳媒只能憑自己對改革的認識作出猜測。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這是當年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全力支持改革的經濟類週報——按照當時改革派中的流行觀點，刊登了一則報導稱，“外國專家認為，中國正處在調整經濟結構的時期……不能將目前的價格上漲與通貨膨脹簡單地畫等號”。
很明顯，這則報導把專家的意見徹底地擰反了，吳敬璉不得不給編輯部寫了一封信予以澄清。他在信中說，“外國專家們認為，一個最令人不安的跡像是，出現了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的趨勢，他們建議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三管齊下……”
至此，會議的討論結果才公諸於世。
在中國改革史上，巴山輪會議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復旦大學教授張軍在2009年時評論說：“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來判斷，也很少有一個學術的會議會像巴山輪會議對政策的影響那麼大。”參與會議討論的張卓元認為，“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會議，它決定了中國市場經濟取向，對中國，包括很多經濟學家都是一次帶有啟蒙性質的會議”。會議期間，中國學者深感國際經驗之不足，“外國專家講到任何事物時，都有比較廣泛的外國經驗，比如講到養老金，他就講智利怎麼幹的，新加坡怎麼幹的，然後講哪些對我們可以有參考價值的。而我們對中國的情況可能的確比較了解，但美國是怎麼做的、英國是怎麼做的等等，我們就不知道了”。
在吳敬璉看來，巴山輪會議上的中國經濟學家們儘管顯得有點稚嫩，不過，還是顯示出走向成熟的一面。僅僅在四五年前，中國學者對東歐模式還感到非常的新奇，對市場社會主義頗有迷戀之處。而到了巴山輪上，他們的改革思路完全地超越了東歐同行，脫離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框框，已經跟上了現代經濟學的潮流。世界銀行的林重庚在會後對吳敬璉說，西方的幾位經濟學家覺得中國人很了不起，因為在剛開會的時候，各方還根本沒有共同語言，而到總結的時候，大家的概念和闡述邏輯已經完全一樣了。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巴山輪會議是中國經濟學界在理論思想上告別東歐模式和“市場社會主義”的一個像徵性“儀式”。
巴山輪會議對決策的直接影響是明顯的。
就在這個會議結束的11天后，9月18日至23日，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討論並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在這個建議中，關於宏觀政策的大段論述顯然受到了巴山輪會議的影響。它描述“七五”計劃的基本任務之一是：進一步為經濟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努力保持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順利地展開，力爭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建議》採納了整體配套的思路，提出要“配套地做好計劃體制、價格體系、財政體制、金融體制和勞動工資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形成一整套把計劃和市場、微觀搞活和宏觀控制有機地結合起來的機制和手段。爭取在今後五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鄧小平在這次黨代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使積累和消費保持恰當的比例……速度過高，帶來的問題不少，對改革和社會風氣也有不利影響，還是穩妥一點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資產的投資規模，不要把基本建設的攤子舖大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此後，信貸開始緊縮，經濟表現趨於平穩。人們把注意力轉向如何推進十二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市場取向改革。
不過，這樣的景像沒有持續多久，到1986年的夏秋之際，從緊政策突然被放棄，經濟再度升溫，從而導致惡性通貨膨脹捲土重來，並最終在兩年後以一次慘烈的“闖關”失敗而告終。
這其間的曲折詭異，已成改革史上一個眾說紛紜的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