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二章為“商品經濟”翻案

風塵僕僕的吳敬璉歸國，前腳剛踏進北京的家門，後腳，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馬洪就來了。 馬洪（1920~2007年）是當代改革史上一個十分傳奇的人物。他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早年深得東北局書記高崗的信任，29歲時就出任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東北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當時在他的麾下就有一位年輕幹部叫朱鎔基（1928~），朱自1951年秋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即到馬洪手下工作，23歲時被任命為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生產計劃室副主任。 1952年，高崗被任命為統管經濟工作、號稱第二政務院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32歲的馬洪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秘書長，權重一時。

兩年後的1954年，高崗與饒漱石被認定為反革命集團，高崗自殺，馬洪遭到撤銷黨內外所有職務的處理。後來，他被薄一波招到國家經委研究室工作，經常參與經濟研究所工業經濟研究組的活動，與吳敬璉自此多有交往。 1977年年底，馬洪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工作，並於次年初擔任副院長兼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不久，他就把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的老部下朱鎔基調進工經所，任工經所國內室主任。 1979年7月，陳雲領銜的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成立，組建了四個調查小組，是為體制組、結構組、對外經濟關係組和理論方法組，馬洪主管結構組，其中的成員就有吳敬璉。後來，以結構組為基礎，成立了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 馬洪對宏觀經濟管理和工業經濟非常嫻熟，曾參與多個中央經濟文件和戰略規劃的擬定。他寫於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中國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管理》一書（主編陸斐文、馬洪、桂世鏞，三人共用一個筆名“馬文桂”）是“文革”期間發行量最大的工業經濟教科書。 1982年，他出版專著《中國經濟調整、改革與發展》。也是在這一年的6月，馬洪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同時兼任國務院副秘書長，1985年起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幹事，事實上已成為中央經濟決策的重要智囊之一。

這一次，他登門造訪吳敬璉，是邀他同去東北參加一個發展戰略規劃討論會。 周南擔心丈夫的時差還沒有倒過來，想讓他在家裡稍事休息幾天。可是馬洪看上去很急迫，接著又登門來了兩次，說此行不累，可以一邊開會，一邊休息。架不住馬洪的再三邀約，吳敬璉在歸國的第七天，就隨馬洪北上去了東北。 一上路，吳敬璉就意識到情況遠非參加幾個討論會那麼簡單。馬洪從文件包裡拿出一疊文稿，題為《關於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再思考》，吳一看筆跡就認了出來，這是他的兩位老朋友——已經擔任工經所副所長的周叔蓮和財貿所所長張卓元擬寫的初稿。 馬洪說：“拉你出來就是為了這個事情，必須馬上把它改定，因為，再過3個月就要開十二屆三中全會了。”

這疊文稿的背後，風潮洶湧。 這其實涉及改革史上一個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詞解釋”之爭：到底該如何定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總的來說，主要是兩個名詞的選擇：A.計劃經濟，B.市場經濟。 是A還是B，看上去涇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於中國改革的漸進性特徵，實際的情況卻遠遠要復雜得多。日後我們知道，從A到B，我們整整走了15年。在這期間，發生了多次激烈的爭辯和反复，還出現了多個階段性、交叉性的“中間態名詞”。從這種反复及名詞中，可以讀出中國改革之艱難和曲折。 在傳統的經典表述中，市場經濟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同義詞，是應該堅決反對和批判的，如果提倡，就是走修正主義路線。而據考證，不管是鄧小平、陳雲，還是李先念，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都用過市場經濟的說法。不過，他們說的是經濟的部分運行方式，而不是改革的總體目標。例如，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使用過這個名詞，在該年11月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鄧小平談到：“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

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不過，鄧的這個講話當時並沒有被當成重要的、成熟的思想進行傳播和傳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到1992年之前，“市場經濟”這個提法仍是一個“禁區”。為了避免“因名廢事”，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在論及改革目標時，改革派進行了妥協，改之以“商品經濟”的提法。據當時中央編譯局專家的考據，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既沒有“市場經濟”一詞，也沒有“商品經濟”這個詞彙，“商品經濟”是俄國理論家在20世紀之後“發明”的特有用語。使用“商品經濟”作為中國改革的目標，可以避免“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障礙，所以當時採取這樣的辭藻，是可以理解的。

1980年9月，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顧問的薛暮橋為體改辦起草了一份題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文件，其中寫道：“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製佔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他在省、市、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對這份文件做說明時說，這個文件要解決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應當建立什麼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他認為，提出商品經濟這種說法“是對30年來佔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的挑戰”。 薛暮橋的提法得到了胡耀邦和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對。從1981年到1983年期間，出現了一系列批判這一觀點的文章。它們均反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和“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論”，其理由是“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

1981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印發了一份《當前關於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幾種觀點》的材料，它把國內的經濟學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二類是不那麼堅定地贊成計劃經濟的；第三類是不太堅定地贊成商品經濟的；第四類是主張商品經濟的。其中，鄧力群等列名第一類，薛暮橋、林子力等被劃為第四類。 在為預定於1982年9月召開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中，“計劃派”力量佔了絕對的上風。起草小組成員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說：“在我國，儘管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是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如果做這樣的概括，那就會把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之間共同佔有、聯合勞動關係，說成是商品等價物交換關係；就會認定支配我們經濟活動的，主要是價值規律，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發展規律。這樣就勢必模糊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界限，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將這封信作為定論，批發給宣傳口所屬各單位。

與之相呼應，媒體上也刊發了大量類似觀點的文章，中共中央的紅旗出版社還編成《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文集（第一輯）》，編者在前言中寫道：“實行指令性計劃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本標誌，是我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在組織和管理上的重要體現。完全取消指令性計劃……取消國家對骨幹企業的直接指揮……就無法避免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就不能保證我們的整個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在這一派學者看來，薛暮橋的提法是“把落腳點放在商品經濟上，計劃經濟被抽掉了”。一些更極端的人進而反對“宏觀經濟由計劃調節，微觀經濟由市場調節”的主張，認為“這樣一來，宏觀就很可能被架空，成為'樑上君子'，結果就會削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在這種形勢下，中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因為在“十二大”開幕前夕撰文支持要著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主張，而受到了上級領導的嚴厲批評，多次檢討才得以過關。在最終形成的“十二大”報告中，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表述為——“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報告認為：“我國在公有製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於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也就是說，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由國家統一計劃，劃出一定的範圍，由價值規律自發地起調節作用。這一部分是有計劃生產和流通的補充，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日後，吳敬璉認為，這無疑是一個倒退。

“十二大”以後，薛暮橋不得不在他主持的一次關於體制改革理論的座談會上作了違心的檢討，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錄了當時的痛苦心情：“感到相當為難……這次討論要由我來做動員報告，我必須表態，是讚成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呢？還是讚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傾向前一種提法，另一方面我有義務在公開場合遵守中央文件有關規定。” 此刻，擺在吳敬璉面前的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試圖推翻1982年的“定論”，為商品經濟“翻案”放出的一個試探氣球。 馬洪等人敢於在此時“探險”，也與當時的宏觀氛圍分不開。從1984年開始，中國經濟從整頓中走向復甦。在元旦過後不久，近年來除了出國一直坐鎮北京的鄧小平突然決定到南方看看，這是他一生中兩次著名的南方視察的第一次。當時，中國就對外開放方面的問題展開大論戰，深圳和珠海特區正飽受爭議之苦，被一些保守派認為是“除了五星紅旗還在，社會主義已經看不見了”的地方。鄧小平馬不停蹄遍走特區，2月1日，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對特區模式進行了公開的肯定，這一消息以新聞的方式傳播全國，關於特區的爭論至此告一段落。在他離開廣東後的第二個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決定，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此後，中國的對外開放逐步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廠長經理們以《請給我們“鬆綁”》為題聯名向省委書記項南、省長胡平寫了一封信。廠長們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為放權不能只限於上層部門之間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權力落實到基層企業。為此，我們怀揣冒昧，大膽地向你們伸手要權。我們知道目前體制要大改還不可能，但給我們鬆綁，給點必要的權力是可以做到的。”此信被《人民日報》在二版頭條顯著位置刊登，一時轟動全國，這一呼聲很快成為一種共識。 5月10日，國務院順勢頒發《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 正是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之下，國務院主要負責人授意馬洪，給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們送上一篇試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重提“商品經濟”。 馬洪立即組織周叔蓮、張卓元完成了初稿，這回趕上吳敬璉正好歸國，馬洪怎麼肯放過他。於是，他們幾個人在瀋陽、長春白天參加戰略討論會，休息時間和晚上就抓緊逐字推敲，修改文稿。據後來學者的揣測，馬洪之所以倚重吳敬璉，一是信任他的學術素養；二是希望他能夠把耶魯帶回來的現代經濟理論融匯進文稿之中。 馬洪和吳敬璉從瀋陽寫到長春，再從長春寫到大連，一路數日就把文稿基本改定了。馬洪當機立斷說：“下面幾站我不走了，要馬上回北京。”吳敬璉與他道別，代表馬洪繼續前往哈爾濱開會。 一回到北京，吳敬璉就急忙去馬洪家裡探聽情況，了解反應。他知道茲事體大，關乎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走向。馬洪非常高興，告訴他，文章已分送給幾位老同志，沒有什麼反對意見。最讓馬洪高興的是，王震還專門給他寫了一封親筆信，說這篇文章寫得好，我們不能只說老祖宗說過的話，應該有創造性。只有一位理論家給馬洪打電話，說基本觀點是讚同的，但是不要從全民所有製內部找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還是從兩種所有製的關係、兩種公有製的存在來說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的原因，言下之意，還是要回到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設定的框架下。馬洪拒絕了他的意見，並拿出王震的信給他看，王是這位理論家的老上級，他便不再吭聲。 當獲知有影響的“老同志”對這篇《關於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再思考》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之後，9月9日，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題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正式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 9月11日和12日，鄧小平、陳雲先後批示同意。緊接著，在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領導的堅持下，經過人員調整的“十二大”政治報告起草小組對所有的表述作重新的擬定。 吳敬璉還回憶了一個細節。 9月中旬，他隨馬洪在上海作調查研究，一天晚上，他發現馬洪又在伏案寫東西，便問他在寫什麼，馬洪說，現在看到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報告的最新一稿上還是沒有“商品經濟”的提法。他透露說，在9月9日，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用我們那篇文章的意思給中央領導人寫了一封信，現在，我再用那封信中被肯定的提法給黨中央領導人和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寫信，要求把它寫進去。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全會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下稱《決定》），明確指出：“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十二屆三中全會被認為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對改革開放影響最大的會議之一。鄧小平在全會上說，《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新政治經濟學”。他在10月22日的中顧委會議上又說，“這次經濟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見《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那幾天裡，最開心的人是薛暮橋。 《決定》實際上為他兩年前的檢討“平了反”，而10月25日正是他80歲的壽辰，更讓他開懷的是這天的中午，他的小女兒為他生下了一個小外孫。中科院、國務院研究中心及國家計委等聯合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一場祝賀他“從事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五十年茶話會”，多位主管經濟的國家領導人到會，算是替他暖壽。四喜臨門，他自然是笑逐顏開。 至此，在歷經幾年的大爭辯中，“商品經濟”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確定為改革的目標。我們即將看到的景像是，日後還將有新的大反复，而最終，新的爭論的塵埃落定是在1992年。吳敬璉在1984年的這次爭論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而在數年之後的大論戰中，他更將孤身出戰，並因此而聲名大噪。 在結束了東北之行之後，9月份，馬洪又安排吳敬璉去參加了上海的調研。當時的上海正處於歷史上最困難的時刻，全市工業經濟低迷，發展沒有空間，財政枯竭，出生於上海郊區青浦的陳雲曾心疼地說，如果在上海拍30年代的電影，都不用搭景了。中央因此組成了一個振興改造上海調研組，各部委至少派出一個部級幹部參加，由宋平和馬洪帶隊，為上海設計一個新的發展戰略。 這個高級調研組共30多人，住在興國賓館，與上海的各級幹部開會，開了數十次座談會，漸漸理出了一些思路，提出了“四個中心”的發展戰略，就是把上海建成中國的商業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信息中心，這個方案很快得到國務院批准，上海的複興正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在調研中，經濟研究中心的薛暮橋、徐雪寒等學者提出了許多重要建議，其中之一是，組建一個全國性的股份制銀行，最好就是從解放初被關掉的老銀行中恢復一個牌子，後來被確定下來的就是恢復交通銀行。經過幾年籌備，1987年3月，交通銀行在上海成立。後來10週年慶典的時候，交行的人從檔案中查出，最早的建議就是1984年由調研組提出的，還專門請吳敬璉寫紀念文章。 調研組在和上海市委合寫了振興改造上海戰略之外，還單獨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提出兩點建議：一是設立上海特別市，把對外開放的優惠政策全部都給上海；二是增加上海的財政收入能力，當時上海每年的財政自留比例只有13%，專家們建議提高到23%，增加10%。後一個建議被中央採納了。上海的干部對那次調研非常感念。 吳敬璉自己也對那段時間的工作十分滿意。他在晚年的口述中說，原本以為，當一個經濟學家就是坐而論道，清談議政，離實際政策制定很遠，為商品經濟“翻案”和上海的調研讓他發現原來理論研究還可以為國家的重大決策起重要作用，一個政策建議居然能夠如此顯著地改變一個地區或一個行業的成長。 從上海回來以後，馬洪向吳敬璉提出了一個動議：調進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出任常務幹事。 吳敬璉對此非常意外，他回去想了幾天后回复說，可以。 對於自己為什麼要離開心愛的理論研究工作，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吳敬璉在《我在改革的歲月裡》一文中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人說，你為什麼要當政府經濟學家呀？我說這有什麼，也不是因為當了政府經濟學家你就道德低下了。那麼清高幹什麼呢？你不是要改變這個社會嗎？不是要為人民造福嗎？你在政府機構裡面，完全有條件做得更好。” 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辦公地點當時在中央決策的心臟地點——中南海。那是座工字形的小樓。吳敬璉到上班幾天以後，就被在同樓辦公的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薛暮橋發現，便和馬洪商議把吳敬璉轉調到經濟研究中心，擔任常務幹事。 1985年，國務院決定把國務院的三個諮詢機構：經濟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價格研究中心合併成為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後改名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馬洪任總幹事，薛暮橋任名譽總幹事，吳敬璉也隨之進入了發展研究中心，繼續擔任常務幹事一職。 就這樣，在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了整整30年之後，吳敬璉“意外”地扮演起了另外一個角色——由純粹的書齋學者，一轉身成了“政策諮詢專家”，在他的面前突然展開了一條從未料想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