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六章顧準之死

從明港回北京的火車上，7連2排的負責人找吳敬璉談話，宣布他還在“被審查”，只能待在學部大院裡，不得回家。整個學部有69個沒有解放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正是其中之一。 這時候，與丈夫分別了近3年的周南表現出了她的勇敢。她找到七連的軍宣隊政委，問：“吳敬璉到底有什麼問題，他是'反革命'嗎？如果他是，我可以跟他劃清界限，但是你們得拿出證據，如果不是，家裡有兩個孩子，還要搬家，請你們讓他回家。”政委無言以對。第二天，吳敬璉宣布“自我解放”，徑自回家去了。軍宣隊的領導很氣憤，在學部的會議上說，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不過，政治環境畢竟已經大變，倒也沒有人真的去把吳敬璉抓回來。 儘管回到了北京，經濟所的正常工作並沒有恢復，仍是一地雞毛。吳敬璉又回到對社會歷史的鑽研中去，為了補習英語，他開始讀英文版《羅馬帝國衰亡史》，10卷本，每本500頁，每天讀50頁，雷打不動。

可憐的顧準無家可歸，他的子女都與他劃清了界限，約定“生不再見，死不相別”。更可悲的是，他的母親已年過九旬，十餘年未見，雖然現在身處同城，近在咫尺，卻也還是不得見面。他只能住在學部大院的一個斗室中，每天清晨，背著一隻軍用書包，內揣兩個冷饅頭，去北京圖書館讀書，黃昏歸來，點一盞孤燈繼續夜戰。他常常劇烈地咳嗽，痰中帶血，卻也並不在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希臘城邦制度》一書的寫作之中。這是一個為抽屜而寫的偉大作品，顧準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動力來自於天地間一個冥冥的召喚。他以數十萬言冷峻的筆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區別，“在全面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

按吳敬璉的看法，晚年顧准在思考“娜拉出走後怎麼辦”的天問時，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革命的理想主義”會經由某一路徑轉化為“保守、反動的專制主義”。 在近當代世界政治史上，這一路徑就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在顧準看來，革命是對現狀的破壞，它不可能獲得經驗性支持，只能通過對未來至善的想像、對烏托邦的渴望進行社會動員，爭取群眾參加，所以，革命理想主義者“唯有堅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據的，同時又是絕對正確的，他們才心有所安。他們唯有堅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論與實踐一致地勇往直前”。而對於群眾來說，“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這當然是極具感召力的。 “每當大革命時期，飄揚的旗幟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義雖然不科學，它的出現，它起的作用，卻是科學的”。在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十月革命中，“終極目的”都是革命動員的強大依據。

然而接下來，顧準發現，作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終極目的”的設定是危險的。因為——“終極目的”是一元的，邏輯地包含著權威主義和專制主義。革命家們自以為掌握著真理，承擔著“建立天國”的重任，把“終極目的”當做當前最高目的，並為此而拒絕、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間環節和近期目標都當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競爭力的所謂“異端邪說”，肆意破壞日常生活，踐踏公民權利，實行專政。 “斯大林是殘暴的，不過也許他並不是100%為了個人權力，而是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終極目的'而不得不如此辦”。誰掌握“終極目的”並無客觀標準，只能以權力大小來判斷，極易導向領袖迷信、個人崇拜，把一個具體的人塑造成領會歷史秘密、體現總體意志的神。由這樣的邏輯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終極目的”必然經過手段向目的轉化，它被構想出來是為了動員革命、引領群眾，但由於其本身俱有的一元排他性，在運用的過程中它衍變為真正的目的，革命者走向偏執。

在經歷了多年孤獨而痛苦的鑽研和思考後，顧準堅定地寫下了這段文字：“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 日後的研究者們認為，就是在這種充滿了辯證、理性的冷峻思考中，顧準終結了所謂的“終極目的”，從而解放出三個原則。首先是科學精神，主旨是承認人對於自然、人類社會的認識無止境，“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其次，科學精神是多元論的另一種說法，否定了絕對真理，否認有什麼“第一因”、“終極目的”，尊重各種思想都是歷史的一個階段，是人類認識的某一方面，從唯物論到唯心論，從經驗主義到理想主義，都對改變人類狀況有過貢獻，但都不是至高的、終極的，它們的命運取決於它們各自在相互交鋒和鬥爭中的結果。第三是政治民主，哲學上的一元論對應與政治上的獨斷主義、權威主義；多元論對應於民主和自由，它讓每個人都有表達意願的權利。 “民主是與不斷進步聯繫著的，而不是和某個目的相聯結的。”

顧準的這些思考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無疑是一個重要事件，它不但是對正在進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現實性反思，更是對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體制的終結性控訴，即便在多年之後，它仍然散發出逼人的光芒。歷史學家朱學勤因而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在1949年之後已經漸漸銷聲匿跡，並且名聲掃地。但顧準憑一己之力再次扛起了自由主義的旗幟，為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擠'出了一道門縫”。這位早年信奉共產主義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在歷經劫波之後脫胎換骨，回歸為一個理性、信奉漸進改革的經驗主義者，在一個接一個的昏暗難眠的夜晚，他將畢生的追求和坎坷鑄成了一個個帶血的文字。顧準不知道的是，幾乎就在他埋頭工作的同時，匈牙利的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JanosKornai）正在寫他批判蘇聯模式的巨著《短缺經濟學》（1980年），而寫出過《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正因他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成為西方聲名最隆的經濟學家，在全球思想界，對僵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改革已經拉開帷幕。

每隔一兩周吳敬璉與顧準見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與見聞，他們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擴大，趙人偉、周叔蓮和張曙光等都加入了進來。吳敬璉對西方經濟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已拓進到中世紀和近代階段，古今對照，他越來越感覺到封建專制主義的頑固。他在口述史中說：“在息縣和明港，我們的討論還比較粗略，主要是關於希臘和羅馬制度，以及儒法之爭等等，那麼回到北京後就現實多了，我們發現，世界近現代社會主要有兩大思潮，一是英國式的經驗主義、改良主義道路；一是革命專政式的直接民主，後者很容易形成為一種新的專制主義，到這裡，中國問題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後來顧準死了，而我則繼續往前走。” 與此同時，他們也有機會接觸到歐美經濟學的新發展動向，這要感謝經濟所圖書館的館長宗井滔——一直到30多年後做口述史時，吳敬璉仍能一口報出他的名字。 “文革”期間，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同業“雞犬不相聞”，完全斷絕了來往，倒是這個宗管理員，每年用上級分配給他的一點外匯，訂閱了國外的經濟學學術期刊，譬如《美國經濟評論》等等，這好比在鐵牆上意外地鑿出了一個不起眼兒的小洞洞。 20世紀70年代初期，受石油危機的影響，西方經濟異常波動，學術思想也變化激烈，經濟所內一些敏銳的學者從刊物上已經察覺到了這一景象。

據吳敬璉回憶，當時對這一情況最為敏感的是當過副所長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巫寶三，“在當時，凱恩斯主義正受到二戰以來最嚴厲的挑戰，主流經濟學遇到了第二次危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嶄露頭角，對這一切，像我們這些人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巫寶三好像是知道的”。巫寶三經常向顧準推荐一些新的書籍和文章，顧就組織吳敬璉、趙人偉等人翻譯，其中，吳翻譯了瓊·羅賓遜夫人的《經濟學的第二次危機》，顧則翻譯了《瓊·羅賓遜經濟學論文集》。羅賓遜夫人是左翼凱恩斯主義學者，時稱“新劍橋學派”，她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以及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凱恩斯主義為當時鼎足而立的一大學派，對於當時的中國學者來說，她的思想似乎更加容易接受。日後視之，顧準等人的翻譯工作是20世紀50年代之後，中國經濟學界第一次向“反動”的西方經濟學招手。

到1974年的秋天，在落葉蕭條之中，顧準的生命走到了終點。 在過去的兩年多里，他經常咳血，並伴有低燒，但是醫生一直把這些症狀當做支氣管擴張來治療。 10月的一天，吳敬璉陪他去反帝醫院（即北京協和醫院）看痰液培養的結果，化驗單和X光片一出來，居然已是肺癌晚期。 因為顧準是戴帽老“右派”，醫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診室外的走廊上。顧的新四軍老戰友，也在經濟所工作的駱耕漠得悉了這一消息，十分焦急，這時的他因為青光眼已接近雙目失明，而且戴著“叛徒”的帽子，具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身份，但他仍然掙扎著摸出家門，沿著牆角趕到醫院，找到總部的黨委書記楊純——一個當年在他和顧準手下乾過的“紅小鬼”，好歹才讓顧準搬進了病房。

顧準一開始對病情並不了解，一次，醫生查房，用英文說出“癌症”一詞，他才自知末日降臨。 當時，那場“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秋風蕭瑟中，顧準把44歲的吳敬璉叫到病房，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與你作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準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所以，他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他說，“時機不到，你想報國也沒有用，沒有這種可能性。還是要繼續我們的研究，把中國的問題研究清楚，那樣才能對國家提出有用的意見”。 他還提到正在獄中的孫冶方，說，“我是見不到他了，但是我知道他的為人，他絕不會是漢奸。所以只要沒被整死，他就會出來。出來的時候，你幫我向他致意”。

顧準還立下了遺囑。他把自己的遺稿分為兩部分，其中“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這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思想家對另外一個思想家的衣缽相傳。 12月2日，吳敬璉去醫院陪顧準。到了晚上八九點鐘，顧準的呼吸極其艱難，氣管幾乎已完全堵死，每呼吸一口氧氣都要拼盡全力，額頭、脖子的青筋畢現。醫生見他實在痛苦，被迫給他服用了安眠藥，這才稍稍安靜了下來。吳敬璉一直坐在旁邊，握著他的手。大概到了11點的樣子，吳敬璉已經有點迷迷糊糊，顧準突然醒了過來，他掙扎著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打開行軍床休息”。 這是顧準一生說的最後一句話。吳敬璉打開行軍床躺下不久，就听到很響的動靜，護士們亂作一團，醫生在為顧準做心臟按摩，但顧準沒再醒來。 幾個小時後，吳敬璉和一位護士一起，親手把顧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他日後回憶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傷……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準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據周南迴憶，吳敬璉凌晨騎自行車回到家後，臉色特別蒼白，先是一言不發，接著號啕大哭，久久不止。周南與他相處半個多世紀，這是吳敬璉第一次痛哭流涕。 就在顧準去世的8天后，1974年12月10日，哈耶克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獲頒當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時，那場“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聲。 1975年4月10日，在秦城監獄坐了7年牢的孫冶方突然被宣布“釋放”。他問監獄長：“當時為什麼抓我？”答：“不知道。我們只管犯人，不管案情。”再問：“今天為什麼放我？”答：“不知道。我們不管緣由，只管執行命令。” 孫冶方回到經濟研究所，剛一下車，他站在車門邊就對前來迎接他的人們說：“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觀點。”當時，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領導仍是江青的親信遲群，孫卻毫不在意。上面讓他寫檢討反省材料，他揮筆道，“個人恩怨我從不計較，理論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觀點一個也不放棄”。 孫冶方出獄後，吳敬璉去見他。吳說：“我代表周叔蓮他們向你道歉。那時候我們參加對你的批判，其實你是對的，我們完全錯了。”孫一擺手說：“這個事你們以後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錯誤。” 吳敬璉轉達了顧準對他的致意，孫冶方默然良久。對於顧準，孫不但有老戰友個人的濃烈感情，而且從其一生的苦難透視到黨內生活的不正常。那時，他的好友，也是從華東出來的、當時被“開除留用”的汪道涵常常在中午帶個小酒瓶來與孫冶方共餐。一天，兩人談起老朋友顧準。汪說，老顧自己也不是沒有缺點的，這個人恃才傲物，像陳毅老總那麼好脾氣的人都跟他吵架。孫冶方卻不以為然，漲紅了臉，跟汪道涵大大辯論了一場。 這時的孫冶方身體已經衰弱之極，行動遲緩，肝區患有重疾，但他仍然埋首於研究，每天精心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試圖有所突破。他的俄文非常好，但是為了讀通原著，他甚至開始學習德文。 他內心最大的願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產”了的《社會主義經濟論》。他說，關於這部書稿，他在秦城監獄裡已經打了85遍腹稿。 這時候的吳敬璉，正被派往大寨寫一本《大寨政治經濟學》。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生產大隊，原本是貧窮的小山村，在村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社員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從而成為全國農村的先進典型。 1964年2月，毛澤東先後提出“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樹起了經濟領域的兩面旗幟。喜歡頭纏白羊肚頭巾、滿臉溝壑的陳永貴一躍成為舉國矚目的政治新星，一路當到了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 1974年，陳永貴通過他的兒子、昔陽縣委宣傳部部長陳明珠，邀請南開大學去寫一本《大寨政治經濟學》。南開的寫作組到昔陽工作了好幾個月，基本資料也拿不到，寫書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於國務院研究室。這個研究室是鄧小平復出後新組建的，成員包括胡喬木、鄧力群、於光遠、胡繩、吳冷西等人。於光遠一轉手將這個任務批給了中科院經濟研究所，於是，吳敬璉、沙吉才和楊長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參加《大寨政治經濟學》編寫組。 這是吳敬璉第一次走進光芒環繞中的“中國第一村”。他們被安排住在縣城的第二招待所裡。之所以不住在他們將要考察的大寨，並不是害怕這些城裡來的讀書人不能適應村里的生活（陳永貴直屬的寫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讓他們和大寨人接觸，“免得乾擾他們的勞動和休息”。為此縣委宣傳部長陳明珠就向編寫組宣布了三條“紀律”：第一，不能參加大寨的勞動；第二，不得在街上拉著社員談話；第三，不能到社員家裡訪問。 “三不准”紀律一宣布，編寫組等於跟大寨絕了緣，那書該怎麼寫？答案是，只能根據當下報紙上登載的宣傳文章寫。連登載陳永貴過去講話的報紙，也保留在大寨資料室，外人不能藉閱。在當時，大寨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政治標杆，自它成名以來的十多年中，先後有710萬人前來參觀學習，全國性的農業會議多次在這裡召開，“學大寨就是走社會主義大道，不學大寨就是搞邪門歪道”，幾乎是一個政治共識。可是，不得其門而入的吳敬璉卻從所見所聞中窺見了“神話”的陰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傾向非常嚴重。黨支部書記郭鳳蓮把大寨經驗歸結為階級鬥爭抓得緊，叫做“鬥一步，進一步；鬥十步，進十步；步步鬥，進一路”。陳永貴在大寨組織了“天天學小組”，要求農民每天學習領袖語錄，宣稱“天不下雨不要緊，毛澤東思想就是雨”。根據報紙上的經驗報導，毛主席的思想光輝不僅可以普照集體的行動，而且還能深入到農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體內部。比如一位社員得了疾病，在萬般痛苦的時候，他就在學習小組裡面背誦毛主席的著作《紀念白求恩》，他自稱沒有文化，但卻已經精通用大量樸素的言辭表達一種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說“千服藥萬服藥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寶書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緊的，就是要與黨支部保持一致，吳敬璉等人到昔陽不久就听到了一個故事，說是新華社記者馮東書因為懷疑大寨田畝丈量不實而被驅逐。因此，在昔陽編寫各種宣傳大寨作品的創作人員都互相提醒，不要觸了陳永貴的“逆”。 吳敬璉在昔陽住的時間長了，便與當地人熟悉起來，漸漸聽到了一些對陳永貴的議論。 議論得最多的一件事，是陳永貴為他第二任夫人的前夫、一位強姦女學生的校長翻案，還在幾年的時間內把這位前校長的弟弟從一個公社書記提拔為省委副書記。他的兒子陳明珠更是一個名聲不大好、人稱“陳衙內”的人，開會講話，即便照稿子念，也常常讓人一頭霧水，不知何言。據稱在陳氏炙手可熱時，他的親友中變身為官的多達百人以上。 議論得多的另一類是陳永貴在政治鬥爭上的嫻熟技能。他對於“文革”派仗中的對立面，以及反對過自己的人都予以無情鎮壓，甚至曾巧用一些政治運動事件，把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謝振趕出了山西。這些都絕不是一個種田出身、老實巴交的農民所能為的。陳永貴的種種行徑使吳敬璉想起吳晗所描畫的朱元璋，他對陳的評價是，“如果早生200年，這個人完全可以當皇帝”。 為了尋找大寨的歷史資料，吳敬璉設法從陳永貴直屬的《大寨紅旗》寫作組借到了過去的剪報資料。在閱讀過程中，掉出一張夾在其中的圖表，竟是1973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單，據上面記錄，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來自糧食，40%來自兩輛卡車的運輸獲利，還有20%來自其他副業。這一發現非常讓人吃驚，因為根據陳永貴等人的宣傳，大寨是從來只種糧食，而絕不跑運輸，也不搞工商業的，他們管這叫做“莊稼攪買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分配清單顯示的情況顯然與此不符。 特別令人吃驚的是，1976年春節以後，陳永貴的政治態度變得異常鮮明起來。在江青集團與鄧小平的鬥爭中，陳永貴旗幟鮮明地站到了江青一邊。為了公開表明這一新的政治態度，他在昔陽建立了一個《大寨三十年階級鬥爭史》編寫組，下令在半年的時間內將大寨發展的歷史重新寫一遍。從這本書的編寫提綱可以看到，它不但隻字不提陳永貴過去口口聲聲最愛戴的周恩來，還大肆吹捧江青和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此外，還說“賈進才三讓賢”並無其事，賈承讓則被說成是“右傾保守分子”。 1976年開春，學部哲學所又派來一個編寫組，寫一本叫做《大寨哲學》的宣傳讀物，編寫組裡的許多人，例如社會學家陸學藝是吳敬璉的老熟人。在向哲學所的人介紹自己的經驗時，吳敬璉說道，對大寨提出的一些口號要慎重對待，譬如“莊稼攪買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大寨自己就未必是按照這一口號幹的。他講述了那張分配清單上的情況。 這一下子，他捅了一個大大的馬蜂窩。當時的政治背景實在是非常凶險，這年的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 3月下旬至清明期間，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了群眾自發悼念周恩來的行動。民眾對極“左”路線的憤懣在這裡得到了極大的宣洩，一首匿名詩歌迅速風靡全國——“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詩句犀利，直指“反週”的江青、張春橋等人。這場群眾行動被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復出3年的鄧小平成“幕後主使”，再次被打倒。在那時，昔陽縣委擺出了堅決與“右傾翻案風”鬥爭到底的架勢，對“大寨紅旗”的懷疑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四五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陳明珠在對昔陽的幾十個“寫作組”、“攝製組”成員訓話的會議上聲討說：“我們這裡也是不平靜的，階級鬥爭也很激烈，有人專門找大寨的毛病，攻擊大寨，他是哪個司令部派來的？” 在昔陽縣“擁護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決議”的群眾大會和民兵武裝遊行之後，《大寨政治經濟學》編寫組就被“禮送”出了昔陽。 從現有的材料看，吳敬璉是第一個公開懷疑大寨經驗的經濟學家。經歷了10多年的苦難磨煉，從勞改隊中“死裡逃生”的他顯然有了別樣的勇氣，對大寨宣傳的大膽質疑，其實印證了他此前對東方專制主義的研究與拷問。 出了昔陽，回到北京，吳敬璉一身輕鬆。這時候的中國正處在劇變的前夜。 7月6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逝世。 10月6日，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與葉劍英等軍隊老帥配合，對被稱為“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實行隔離審查。對這個“極左集團”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國家發展戰略出現重大轉折的標誌。 吳敬璉是在北京三里河的街上得悉“四人幫”被抓的消息的。他當時正在騎自行車，迎面撞上經濟所的胡瑞梁，老胡一把將他抓住，對著他的耳朵，用抑制不住的嗓音顫抖地說：“中國最壞的那些人已經垮台了！”兩人喜不自禁，當街相擁。 此時的吳敬璉，已年近4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