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五章勞改隊生活

經濟研究所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還沒有完全結束，全所成員就開赴京郊農村的周口店公社，和北京工業大學的部分師生合組成北京市“四清”工作團周口店分團，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吳敬璉擔任分團的辦公室主任，負責處理工作分團的編寫簡報、準備案件審批材料等業務工作，忙得焦頭爛額。 “四清”正處於收尾階段，公社、大隊、生產隊的新領導班子剛開始工作，工作團突然接到北京市委的命令，撤回城內集中學習。原來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1966年5月，以打倒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為標誌，“文化大革命”爆發。 接下來的十年，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不堪回首的“失去的十年”。這個有著數千年世俗理性的偉大民族陷入了集體的狂熱，人民為了“捍衛”同一個領袖和信念而互相廝殺，偏執而充滿了謊言的意識形態控制了一切，國民經濟全面癱瘓，一切都充滿了自毀的傾向。一開始，只有極少數的清醒者在理性地思考，然後越來越多的人從苦難中覺醒了過來，但是所有的人仍然被壓抑在強大的政治機器之下。對於吳敬璉來說，他生命中最好的那一段時光將與這個時代一起被白白虛擲，與此同時，又在人生道路上完成了一次“鳳凰涅磐”。

跟當時的絕大多數人一樣，他曾經熱烈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從運動一開始，南長街的鄧家就遭到了浩劫，紅衛兵衝進家裡，批鬥老“右派”鄧季惺和陳銘德，把東西砸得稀巴爛。周南這時候是北師大幼兒園的園長，因此就成了“當權派”，比吳敬璉先受到衝擊，她被“造了反”，成了每天打掃衛生的清潔員，她的女兒、只有3歲的吳曉蓮因為是“狗崽子”，被人用墨水塗臉，畫成了一隻貓。有一次，紅衛兵正在南長街的家裡抄家，周南回去看老人，當即被一把逮住，揪住頭髮，剃成了一個陰陽頭。那些日子，北師大主樓上不時有人因不堪受辱而跳樓自殺。周南後來說，“我都有一死了之的衝動，好在對這個家的惦念把我留了下來”。她上下班在師大院內行走時，都會碰到不懂事的孩子拿石頭打她，好幾次後背都被打青了。晚上回家後，吳敬璉就用酒精給她搓揉，他怕妻子想不開，便拿出《毛主席語錄》對她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吳敬璉念一遍，就讓周南跟他念一遍。就是靠著丈夫的溫情和這種“念語錄”的辦法，周南的苦悶稍稍得到了化解。

儘管母親、繼父和妻女都受到瞭如此屈辱性的衝擊，吳敬璉的內心仍然認為，革命是必須的，他在口述史中回憶說，“運動開始時，覺得這是靈魂深處鬧革命，批判修正主義是有必要的，像我們這些人更應該徹底改造”。基於這樣的認識，他還是以平和心態接受改造。 “文革”初起時，經濟所成立了由最先造反的“根正苗紅”的青年研究人員組成的“文革籌委會”，領導運動。吳敬璉是“四清”工作分團的黨委委員、政治經濟學研究組的學術秘書，於是被宣佈為“黑幫分子”，甚至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每天關在房子裡，寫檢討，不得自由活動。不久，“籌委會”竟也被宣布是劉（劉少奇）鄧（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成了一個“反動組織”。吳敬璉在經濟所的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宣布“自我解放”，算是闖過了“文革”的第一個劫難。隨後，他與同樣是研究組學術秘書的周叔蓮、張卓元、黃範章等人誠心誠意地投入到那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

經濟研究所隸屬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和中科院的其他學部不同，哲學社會科學部從1958年以後就不歸科學院，而由中宣部直接領導。 “文革”爆發後，學部分成了兩大群眾派別，一派是“學部紅衛兵聯隊”（簡稱“聯隊”），另一派是“學部紅衛兵總隊”（簡稱“總隊”），兩派之間你死我活，廝殺得難分難解。 吳敬璉身處學部這個“文革”漩渦的中心，“意外”地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現象。 在造反浪潮剛剛席捲而起的時候，經濟所所在的學部竟是暴風的發動地之一，學部“聯隊”的核心力量是由哲學所的人員組成的。 “中央文革”成員關鋒就出自哲學所。哲學所“聯隊”的領導成員吳傳啟、林聿時、周景芳等與“中央文革小組”關係非常密切，學部因此成為“前線指揮所”，是一個號稱“拐一個彎就是中央文革”的特殊地方。吳敬璉回憶說：“處在學部這樣一個與'中央文革'有特別關係的指揮中心。我們比較容易發現，在一次又一次打著漂亮的革命旗號的行動中，有一隻居心叵測的黑手在操縱，它通過學部這個中轉站，煽動、指揮學校和機關中一些不明真相或懷有個人野心的人充當打手，為他們火中取栗。”

讓吳敬璉們認清這一事實的重要事件，是1967年2月的“反二月逆流”事件。這一月，周恩來在中南海的懷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和軍委會議。會上，譚震林、陳毅、李先念和葉劍英等軍隊老帥強烈抨擊“中央文革”的錯誤做法，他們的這一行動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定性為“二月逆流”。接著，江青、康生等人就利用這種形勢，試圖將以周恩來為首的黨內“保守派”一舉扳倒，於是，由學部“聯隊”出面，按照“打倒譚震林，炮轟陳毅、李先念，孤立周恩來”的策略，策動一些學校的紅衛兵，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二月逆流運動”。 吳敬璉回憶當年的景象時說：“當時最使我反感的是所謂的'反二月逆流'。學部的人可以看得很清楚，紅衛兵對一些老領導人的衝擊完全是按照上面的部署進行的。他們通過'聯隊'與高校和政府機關的造反派組織聯繫，將這一部署變成'群眾提出的要求'，然後由上面表態，'支持革命群眾的正義要求'。例如，他們對譚震林的定調是'打倒'，過兩天真的打倒了，陳毅是'炮轟'，真的被炮轟。這完全不是什麼群眾運動，而是操縱和運動群眾。當時，我們不敢懷疑江青，懷疑誰呢，懷疑'中央文革'其餘那些人，特別是康生。”於是，吳敬璉和他的朋友們參加了1967年年初從“聯隊”分裂出來的“非聯非總”的第三派群眾組織：“革命大批判指揮部”（簡稱“大批部”），它的主要成員是經濟所裡的“中間分子”和學術骨幹。

“反二月逆流”後不久，學部和吳敬璉很快又捲入了一個更大、也更凶險的政治漩渦——“五·一六事件”。 1967年5月初，北京街頭突然出現了一些題為“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的傳單和大標語，署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北京的群眾對這一行徑表示極大憤慨。 “大批部”的一些成員認為，“五·一六”可能與吳傳啟、林聿時等人有關係。吳敬璉還和經濟所的趙人偉一起，躲在“大批部”的堡壘——東廠胡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裡收集和整理材料，認為從思想脈絡和提出的口號看，“五·一六”和學部“聯隊”的領導人是一丘之貉。 到9月，在“文革”的“極左”力量“反週”和“揪軍內一小撮”失敗以後，毛澤東批示指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用“貌似極左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

這時雖然已經查明，貼這些傳單和大標語的是北京鋼鐵學院一個人數很少的“極左”學生小組織。可是江青等人卻藉題發揮，把“五·一六”定義為“炮打'三紅'（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發動全國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打擊反對派，刻意將清算運動擴大化。 1968年年初，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相繼進駐經濟所，宣布要抓這裡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可笑而具有諷刺性的是，在那個理性紊亂的年代，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一開始，軍宣隊聯合“總隊”和“大批部”，把1967年後掌權一年多的“聯隊”骨幹幾乎全部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就將學部全體成員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吳敬璉回憶說：“他們要打倒誰，是一定能打倒的，而且有證據。比如，他們認定你填了加入'五·一六反革命組織'的表，怎麼讓你'主動承認'呢？就把3張表擺在你面前，你指一張，如果指的不符合他們的要求，就打；接著再指一張，直到指中了他們認定的那一張。”

眼看清查“五·一六”變成又一次打擊異己、煽動群眾鬥群眾的運動，吳敬璉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逍遙派”。身心疲憊的他一度對現實十分悲觀，索性丟下經濟學專業，轉身著迷於裝晶體管收音機，一直裝到8個管，甚至買了元器件打算自己動手裝一台電視機出來。他每天拿著電烙鐵，到吃飯時間也不停，周南只好給他餵幹饅頭，嘴張一下，饅頭餵一口，常常噎著。這時，倒是周南有個樸素的想法：國家不會一直這樣下去，終究是需要知識分子，需要學問的。她勸吳敬璉停止這些手藝活兒。就在這時，1969年10月，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下達了準備打仗的“一號命令”。接著，學部軍宣隊宣布，學部全體工作人員不分老幼，整體下放到河南信陽地區的“五七幹校”。

“五七幹校”首先是在地方產生的。 1968年春季之後，隨著劉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黨內政治鬥爭告一段落，該奪的權都奪完了，這時候，出現了一個問題：數以百萬計的“靠邊”幹部該怎麼處置？ 5月，黑龍江省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到農村勞動，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了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它迅速被認定是一條很好的經驗，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紛紛響應，在農村辦起“五七幹校”，大批人員被下放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僅中央所屬各部委就先後創辦了106所“五七幹校”，遣送了10多萬名下放乾部和3.5萬名家屬。 為了到“五七幹校”，軍宣隊把學部改成軍隊的連、排編制，文學所是五連，經濟所是七連。 1969年11月16日，這兩個連作為“先遣部隊”，先赴息縣做基本建設。文學所所屬的“第五連戰士”中有著名的文學大師俞平伯、錢鍾書等人。錢夫人楊絳在《幹校六記·記別》一文中記錄了當時的景象，“兩連動身的日子，學部敲鑼打鼓，我們都放了學去歡送。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幹校上學，我看著心中不忍，抽身先退……”

息縣歸屬於河南省的信陽地區，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中國，信陽，是荒誕和悲劇的同名詞。 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正是信陽地區遂平縣的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高調宣布實現小麥畝產3520斤，《人民日報》以《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為標題進行報導——這是媒體上第一次出現“放衛星”這個高產專用詞，由此拉開了一場充滿了虛假和災難性後果的糧食高產競賽。 “大躍進”的狂熱直接導致了其後三年的大饑荒。當悲劇發生的時候，放衛星最積極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慘的地方，全國的衛星以河南放得最多，河南又以出了“嵖岈山衛星”的信陽地區最耀眼。 3年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200萬以上，死亡牲畜74萬多頭，荒蕪土地440餘萬畝，為全國最慘烈的省份，一向為豫東南“魚米之鄉”的信陽地區更是餓死100多萬人，很多鄉村絕炊絕戶，浮腫病大面積蔓延，農民大量外逃或餓死，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檢討書中，也稱這個時期的信陽“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息縣地處大平原，盛產小麥、水稻，自古富足，有“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有錢難買息縣坡，一半米飯一半饃”的民謠，可是，到60年代後期，這裡卻已成了一片荒蕪貧瘠之地。 “大躍進”時期，吳敬璉曾去四川涪陵做過短期考察，儘管已觀察到一些不正常的現象，不過卻沒有切膚之痛。而正是在息縣，他親眼目睹了不當政策結下的驚人苦果，這在當時還是一個沒有人敢於觸及的“秘密”。在口述史中，他說：“到了乾校，就先起疑了。中央國家機關的干校大部分所在的信陽地區，走出去幾十里路，沒有村莊。這個地方是中州，中華民族就是從這裡繁衍出來的，它的文明開化已經幾千年了，怎麼可能有這麼大量的荒地？當地人'憶苦思甜'，他們哭著說的，都不是解放前的事，都是說那3年（1959~1961年），講的事情都慘不堪聞，因為真的發生了劉少奇所說的慘劇'人相食'。一個人餓死了之後，雖然他的親人都沒有力氣，但還是想辦法把他埋得很深，你埋淺了，就給人刨出來吃了。這種故事才使我們真正認識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後果，為什麼會發生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慘劇呢？” 正是在慘烈的事實面前，以及因此而引發的苦苦追問中，意識形態的硬殼開始殘酷地剝落，滴血的新肉一絲一絲地長了出來，這是一個多麼痛苦的過程，卻將讓吳敬璉獲得靈魂的新生。 哲人說，苦難是生命最大的財富，這句話其實因人而異。沒有人會主動去追求和擁抱苦難，但是當它到來的時候，卻會滌蕩出不同的底色，有人消沉，有人麻木，有人背叛，有人隨波逐流，也有人從此警醒和昇華。吳敬璉的人生在“五七幹校”以及後來的勞改隊裡徹底轉變了，他開始學習獨立觀察，這位從少年時代就信仰革命的知識分子，沒有在革命家們的書本上，而是在貧困和苦難中學會了獨立和自由的思考。 讓吳敬璉感到幸運的是，就是在幹校期間，他“重逢”了顧準。 吳敬璉對顧準這位“熟悉而又陌生”的老“右派”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是在經濟所人員出發去幹校的前夕。 當時，學部人員在大院裡集中待發，顧準問軍宣隊：“我的妻子汪璧現在哪裡？”軍宣隊支吾以對，最後只好告訴他，汪璧早在1968年就服毒自殺了。顧準一生摯愛其妻，聞言，痴立半晌，然後把頭埋在一隻飯盒上嘶聲嚎哭，如一隻喪家的孤犬。同事們站在一旁，淒然相望，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到達息縣後，五連分為四個排，原來的政治經濟學組和《經濟研究》編輯部編成二排，吳敬璉與顧準又被分在同一個排裡，他們一起勞動和生活。 一開始，全連住在縣城的一間棉花倉庫裡，顧准在日記中記錄了當時的景象：“棉花倉庫搭了架子，半數以上的人睡高鋪，其餘的人睡床板，處中間，行李箱籠放在架子下面。這一個倉庫很長，有十間房子，這樣安排的結果，室內蔚為奇觀。” 安頓下來之後，就開始脫磚坯，建房子。吳敬璉先是被分配當瓦工。他很快就成了高級技工，負責砌山牆，天亮上工，天黑收工。到了1970年8月，一連蓋了7棟宿舍和一座糧食倉庫以後，吳敬璉的工種變成了電工，他學習《電工守則》，把電線穩穩妥妥地舖到每一個角落。除此之外，他還與同一個排的青年經濟學家賀菊煌自學木工。木工的最高手藝不是打造家具，而是自造木工具——鋸子和刨子。鋸子比較簡單，三根木頭加上鋸條就可以了，刨子則比較難，槽一定要挖得平整，刀縫要有適當的角度，只有這樣，刨花才能出得順利，不會卡在刨刀槽裡。吳敬璉使出了他好鑽研的勁頭，和賀菊煌總結出一套製作刨子的程序，不但質量好，速度也很快，甚至一天就能做出一把來，他的製刨技術竟在息縣的干校裡有了點兒小名氣。就這樣，從瓦工、電工幹到木工。這個從小就喜歡理工科的人，沒有想到在不惑之年竟真的實現了“理想”。 除了體力勞動，其餘的時間幾乎全部用於吃飯和睡覺。信陽地區屬於淮河流域，盛產甲魚、鱔魚，但是農民因為太窮而不捨得吃，幹校自產糧食，所以伙食也很好。在那時，除了“紅寶書”（《毛澤東語錄》）和6本經典著作解說小冊子，閱讀其他書籍都是不允許的。就是《人民日報》也只許“讀”，而不能“看”。因此，天一黑就熄燈睡覺了。一向多病的吳敬璉身體一天天好起來。 不過，這種消停的日子沒有過得太久，就因為“深挖五·一六”而被打斷了。 江青等人抓住“清查五·一六”的大旗做文章，親自抓典型，發通報，要求“深挖”，一次次把迫害的烈火煽旺。學部軍宣隊按上面的指示辦事，在把“聯隊”骨幹的“五·一六”罪行辦成“鐵案”以後，又將清查的重點轉向昔日清查“五·一六”的同盟軍、今日的“五·一六二套班子”——“大批部”。 1971年4月，學部幹校奉命遷到了距離息縣50里外的明港鎮，住進了一所被廢棄的軍營，從此，不再需要勞動，每天只搞政治運動，在很多人的回憶中，明港更像一座“集中營”。 運動的主題還是檢舉揭發和批鬥“五·一六分子”。隨著鬥爭的“深入”，壞分子越挖越多，以至於經濟所100多號中有三分之一都成了“五·一六分子”。吳敬璉更是厄運連連，有人揭發說，自己曾經讓吳敬璉修理收音機，當收音機修好之後，打開一聽，竟然是“美國之音”，於是，他又多了一條“反革命”罪名——“偷聽敵台”。他幾乎隔三差五就會被批鬥，有時一天還會被斗上三四次。他被“隔離審查”，連里大多數人都不太敢跟他交往。學部的“大批部”成員中，很多人被迫屈服了，還有人不堪其辱憤而自殺。吳敬璉卻死活也不肯承認，他因此被批鬥，多的時候，一天會被游斗3次。他回憶說，經濟所的軍宣隊隊長似乎對知識分子有著“天生”的反感，每一次批鬥會，指導員對他喝喊的第一句話常常是：“把你的破眼鏡給我摘了！”他還被逼著供認自己的“同夥”。柳紅在《吳敬璉》一書中寫道：“有一點特別值得提及，在筆者走訪吳敬璉的同事時，他們不約而同地談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用逼供的辦法時，吳敬璉總是秉公直言，絕不亂咬別人，不無中生有。” 不過，這一切遭遇對於吳敬璉來說，都有點無所謂了。他的朋友周叔蓮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記下過這樣一個情節，“我走出小屋子，往後面一排房子一看，二排的吳敬璉在離我約50多米處洗衣服。他抬頭看見我，開口唱了一段樣板戲：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當時承認自己是'五·一六'的不少，他用泰山青松跟我暗示，他沒有承認，也要我挺住”。 最後，吳敬璉因為“頑固不化”，被定性為“帽子抓在人民手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進了條件更為艱苦的勞改隊。 在這個隊裡，既有像他這樣的中青年“反革命分子”，還有不少老資格的“反革命”，有些甚至是過去批鬥過他的人。吳敬璉非常孤獨，在隊裡，他與老“右派”顧準走到了一起。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儘管他與顧準都在經濟所，甚至在同一個組里工作，不過卻沒有太多的交往。追求進步和自詡為“革命者”的吳敬璉對這位兩次戴上“右派”帽子的前輩並無親近感，他們在經濟思想上也南轅北轍。而現在，形勢比人強，一切都似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如今的吳敬璉也成了一個被勞改的“反革命分子”，他與顧準的社會地位同樣“低”到了“賤民”的水平上。 在高強度的體力勞作裡，自幼多病的吳敬璉遠遠比不上比自己年長15歲的顧準，只能噹噹顧準的下手，兩人越走越近。吳敬璉的學術功底和聰慧給顧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做電工，同組的賀菊煌帶了一本《高等數學》，吳敬璉隨手翻了幾頁，竟發現有個地方的邏輯推導上有點問題，幾個高手聚首一細研，果如其言，吳的數學底子讓大家很是驚艷。顧准在日記中還記錄了這麼一件事，有一次，他與吳敬璉一起去信陽城裡裝瓦，他們藉機用經濟學家的眼光去觀察這座城市的工業，評價它的經濟發展，經過一座火電站時，當地人介紹說它有1.6萬千瓦的發電能力，吳敬璉憑著自己對工業技術的熟悉，從外觀和規模推斷出，此電站的設計裝機容量應該有10萬千瓦。 對於顧準，吳敬璉也有了新的認識。有一次，勞改隊對顧准進行批鬥，指責他“偷姦耍滑”，年過半百、體質羸弱的顧準就是不肯低頭，軍宣隊的人開始打他，顧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仍然頑固地高昂著頭，大喊：“我就是不服！”還有一次，有人前來向顧準調查譚震林的問題，顧准在蘇南工作時與譚震林常因工作吵得很厲害，甚至他被撤職也與譚頗有乾系，可是，當來人讓他確認譚是“叛徒”時，他卻堅決地說“不是”，來人就狠打他，打完再問，他說“不是就是不是”，再打，還是說“不是”。另有一位秦姓研究員，是孫冶方的無錫同鄉，也是顧准在華東的老同事，思想非常的“左”，在學部工作時，整孫冶方和顧準很厲害，顧非常討厭他。這時，他也被打倒了，“革命群眾”發現，在抗戰時期，秦曾在廣西桂林當過國民黨桂系一個專科學校的政治輔導員，於是被作為“反共老手”批鬥。顧準卻上門去找專案組說，你們這些人沒有歷史知識。這個學校是受李克農直接控制的，為地下黨做了許多工作，在這里工作怎麼能叫“反共老手”呢？ 顧準的正直與“較真”讓吳敬璉非常敬佩。有一次，在私下交談中，言及過去幾年的紅衛兵間的派系鬥爭，顧準對吳敬璉說：“他們整天鬥來鬥去，自己很得意，以為是在幹革命事業，其實只不過是別人棋盤上的棋子，還不如利用這個時間讀點書，對國家、對人民更有益。” 這席話讓吳敬璉很有同感，他開始反思自我，把過去堅信的那些理論一一反芻省思，對於曾經全力批判過的孫冶方和顧准他們所倡導的價值規律理論也進行了新的審視。已經受難十多年的顧準顯然比他看得更深、更遠，他說，問題的關鍵其實是，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 娜拉是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創作的一個女性人物，她出身中產階級家庭，從小是她父親的玩偶，結婚以後又是她丈夫的玩偶，為了他們的幸福，她不惜犧牲自己，在經歷了一場家庭變故後，娜拉毅然摔門出走。在“五四運動”前後，青年思想領袖胡適提出“易卜生主義”，出走的娜拉成為中國青年自我反叛和自我覺醒的典型，她被認定為“革命之天使，社會之警鐘”。到了1923年12月，魯迅在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做演講時，卻提出了一個讓人驚醒的疑惑——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這是一個深刻的提問——娜拉出走，意味著拋棄舊制度、舊秩序、舊文化；但出走之後怎麼辦，即意味著革“舊”之後怎樣建“新”，這個問題不解決，無論革命革得怎樣徹底，也不能說革命取得了成功。魯迅在演講中說：由於缺乏獨立的經濟地位，娜拉出走以後“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在魯迅提出這個問題之後的半個世紀裡，“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的困惑仍然未解，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它被掩蓋了起來。正是在息縣的荒蕪平原上，顧準重新將之拾起。他尖銳地提問：為什麼在推翻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革命成功之後20年——也就是“娜拉出走之後”，中國又發生了幾乎是對一切人的“全面專政”？計劃經濟為什麼沒能讓中國人富起來？中國要建立怎樣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 顧準的提問，對於吳敬璉來說無異於驚雷在耳，它像“毒藥”一樣危險卻又充滿了新鮮感，他點出了吳敬璉幾年來苦思冥想卻沒有頭緒的核心問題。因為與外部世界的徹底隔絕，他們不知道的是，就在這時，反思蘇聯體制已成為全球政治和思想界最重大的命題。在西方思想界，英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等新自由主義學者先後寫出了《通往奴役之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眾多著作，從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多個層面對計劃經濟體制和現代極權主義的來源進行了挖掘和批判。即使在蘇聯，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後，一些經濟學家也對蘇聯經濟體制提出了質疑，吳敬璉當年的老師畢爾曼此時成為了計劃經濟模式的重要批判者之一，1967年，他在《不可避免性》一文中寫道：“國家計委的工作人員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為什麼又能夠這樣做？所有這些都不取決於某個主管部門工作人員的覺悟和良心，而是經濟體制決定的……這種國民經濟最可怕的禍根，唯意志主義在經濟中的活躍，根源不是某些工作人員的習慣，也不是因為他們的頭腦死板和保守主義，而是因為蘇聯社會創造了適應於它的經濟體制。”在蘇聯經濟改革史上，畢爾曼是最早的計劃經濟制度質疑者之一。 顧準和吳敬璉對這些思想動態當然一無所知，他們完全是在一個黑暗的“箱子”裡，從問題的原點出發去尋找答案。一個讓人十分驚訝的事實是，當時的顧準已經放棄了對計劃經濟制度的“完善”工作，甚至決意從經濟制度以外去直接追擊問題的本源。他認為，要把中國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學習世界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宗教史，對整個人類歷史作一番整理，然後再回過頭來分析中國的問題，就容易看得清楚一些。這樣的思想高度，顯然非當年的吳敬璉可以抵達，甚至超出了當時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局限性。譬如在經濟學領域，孫冶方、薛暮橋和於光遠等人在晚年突破了計劃經濟的框框，不過仍然在經濟制度的範疇內進行思考。而作為上述幾位的同輩經濟學家，顧準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就已經意識到了更深層面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很多年後，他受到人們極大的尊重。 那麼，如此漫長而艱辛的“思想長征”應當從哪里為起點呢？顧準的答案居然是：希臘。 理由是，顧、吳以前所學的蘇聯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和歷史書籍上說，希臘、羅馬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公社民主制是直接繼承來的，似乎公有製度總是與民主制度相聯繫，共產主義社會不外是原始共產主義的複歸。據此，顧、吳試圖從這一理論的前提開始思考——希臘的城邦民主制度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它又是如何衍變的呢？ 這樣的思想探索隱秘而頑強地持續了4年，一直到顧準去世為止，它徹底改變了吳敬璉的價值觀和學術立場。在此之前，他的身上流淌著兩種不同的“血液”，一是來源於改良主義世家的變革思想，二是被革命年代所激盪出來的激進主義，它們水火不容，互為衝突，在一個天性溫和而倔強的軀體內激烈地對沖，每每使之陷入困頓和苦惱。而此時，國家的動盪、苦難的降臨以及顧準的出現，讓一種新的理性主義力量加入了進來。日後我們將看到，與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們相比，吳敬璉有更深重的人文主義情懷，更善於哲學思考，在獨立批判的立場上更傾向於社會法治秩序的重建，這種集批判與建構於一身的人格特徵，無疑和他的成長歷程有很大的關係。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吳敬璉很少談及勞改隊生活的艱苦，他的樂觀，固然是因為個性的倔強，然而更重要的則是因為他的靈魂早已飛翔在思想的世界裡。 從息縣到明港，他一直與顧準一起偷偷地苦思“娜拉出走之後”的問題，閱讀每一本找得到的書籍。按當時的紀律，“五七幹校”的“戰士”除了《毛主席語錄》和《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6本馬列經典著作及其註釋與解說外，嚴禁閱讀任何圖書，他們卻對此置若罔聞。吳敬璉回憶說，他們有這樣的“特權”，不是因為軍宣隊的“法外開恩”，而是顧準巧妙鬥爭的結果。 顧準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聖經》，還是國民黨年代為了紀念蔣介石壽辰所印的老版本，有一天他在翻閱時被軍宣隊的一位參謀發現了，便被狠狠地訓誡了一頓，參謀嚴肅地批判他說：“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麼能看這樣的書？！”過了幾天，當著很多人的面，顧準拿了一本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解說一書，去問這位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麼意思？”參謀當然答不上來，顧準乘機大大地教訓了他一頓，說，“這個典故出自《聖經》，你不讀《聖經》，就根本讀不懂列寧”。從此，軍宣隊的人領教了顧準的厲害，凡看到顧准在讀書，就繞著走，以免彼此尷尬。跟在顧準旁邊的吳敬璉也因此大沾其光，他們得以讀到不少所謂的“禁書”。 這時候的顧準，早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會計學教授、上海市財稅局長，苦難讓這個人的靈魂變得更加純淨，而思維的深度更是讓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時代人。他帶著吳敬璉一起，由希臘的城邦制度溯源而下，進而研究中世紀以來的法國革命史、歐美經濟變革史，試圖搞清楚人類在追求民主制度時所面臨的種種抉擇與思考方式。同時，他們也研究先秦的韓非子、荀子，在中西思想的對比中尋找異同。 這種富有穿透力和強大時空坐標感的鑽研，讓顧準的思考力變得愈加尖利，他對諸多尋常事件的看法已信手拈來，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購得一本《天演論》，視為寶物，顧準拿來“粗讀一過，頗多感觸”，他的感觸是，“（此書）歸根到底，無非強調'人定勝天'一語，而於政治則為捨己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說，持其論，可以破民主個人主義，而歸於集體英雄主義，此集體英雄主義鋒芒所向。並非人事，特為自然。循是推論，則凡違此義者，都與人類本身之目的不合，而為人類之異己分子，階級鬥爭不可廢，且永不可廢，根據悉在此”。吳敬璉日後感慨道，在“文革”後期，《天演論》被重新推薦，從沒有人以這樣的角度來解構此中真意，顧準卻從中尖銳地看出了植根於國民精神深處的對專制的膜拜。 1971年8月，顧準以《十年來的蘇聯經濟》為題寫道：“他們的經濟是有發展的，但是，這仍是備戰經濟體制的發展，而且是一種極其笨拙的、悉索敝賦的以供軍備的那種發展，一句話，斯大林主義的經濟體制，對他們已經積重難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進而說：“本因為如此，所以，他們的經濟體製本質上是一種浪費和窒息的製度，用在軍費與基本工業擴展上的比例很大，用於增加消費基金的數額，永遠跟不上工資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見的將來，這個看來都難受的體制還是會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會有一種力量來推翻這個令人窒息的製度。” 在顧準的引領下，吳敬璉的思想也日趨理性和深廣。他在研究希臘時發現，希臘在小亞細亞的殖民地推行民主制，竟先於本土，並且這些殖民地的社會結構與千年後的北美英屬殖民地很有類似之處。於是他提出了一個假說：當初小亞細亞殖民地的希臘人多半是逃債者或者被放逐者，因此他們原有的等級從屬關係的繩索被切斷了，面對著強大的異族勢力，不得不以獨立平等的成員身份組成共同體。這種情況，是城邦民主制度發展成為政治制度的起源之一。顧準對這一解釋非常欣賞，認為頗有創見。吳敬璉對當時倡導的“崇法批儒”十分不以為然，他在研讀了《荀子》、《韓非子》及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後，看到了“儒表法裡”的專制主義在中國千年政治思想中的源遠流長。 在一個又一個黯淡而漫長的勞改隊之夜，被專制的淤泥堵塞住的思想隧道一寸一寸地打通了，儘管距離找到答案的時刻還如此遙遠，但是他們似乎已經摸索到了前行的方向。顧準曾經跟人說，與吳敬璉聊天是一種享受。吳敬璉則更是珍惜那段難忘的時光，他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寫道，“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參與這種能夠啟發人思想的自由討論了，這種機會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況下得到，真是一種奇緣”。 由於手頭資料的極端缺乏，顧準和吳敬璉的研究看上去顯得非常不“專業”，也因此，後世學界對他們的這次思想探索有著不同的評價。 一些西方的華裔學者對此的學術價值表示懷疑，德國波鴻大學教授仲維光認為：“在學術思想領域中，顧準的那本書（指顧創作的《希臘城邦制度》一書）應該說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如果把顧準的書翻譯成西方文字，會讓這裡的學界哭笑不得。他從概念到對材料的運用都是非常有問題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臘城邦制，那就要去讀有關的原始文獻，和這方面專家的研究。顧準涉及的文獻都不過通俗讀物，對於治史和作學術研究的人，如果限於這些資料，那麼只能說明自己還沒有完全進門。” 而與之截然相反的是，國內思想界則評價非常之高。歷史學家、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認為仲維光的評論是“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觸的所謂西方'學術鏈'為標準，貶低國內思想前驅的歷史地位”，是一種“知識傲慢”。他指出，顧準當年“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到與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可以對話的程度”，這是不容後人所任意“輕薄”的；而顧準所得的“知識”是“鼓面上的常識”，是“思想的常識”，它比經“學術訓練”而寫出來的“學術知識”更有價值和生命力。 從經學濟世的角度來看，朱論顯然更為公允。而對於吳敬璉來說，與顧準的這段朝夕推研，無疑有著清明開竅般的意義。 1971年9月13日，“文化大革命”中取代劉少奇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的林彪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國境內。他的一批下屬相繼被捕。 10月，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這意味著中國在時隔22年之後重新回到了國際大家庭。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抵達北京訪問，一周後，《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長期尖銳敵對的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經過了幾年“文化大革命”的大折騰，國民經濟陷入了極度低迷的狀態，商品供應極度貧乏，極左的江青、張春橋及王洪文等人只搞政治運動，完全不抓經濟，於是，被打倒的中央領導幹部們又被陸續召了回來。 隨著國內外政治形勢的突變，吳敬璉們的勞改隊生涯也行將結束。到7月，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干預下，整個學部從明港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