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四章新星與“批孫”

吳敬璉多次言及，“在1957年以後的10年中，我的治學生涯，是在復雜矛盾的心情下度過的”。 這種複雜和矛盾所帶來的痛苦，是後來者很難感同身受的，它意味著，一代天資卓越、精力旺盛的年輕人，壓抑住內心所有的懷疑，以空前的熱情去構築和論證一系列日後被證明是完全荒謬的思想體系。而更可悲的是，在他們的生命進入中年或晚年之後，又不得不轉身，以更大的道德勇氣和理論武器，對那個他們親自參與構築的、無比頑固的體系進行毀滅性的推倒。 吳敬璉就是其中的一個人，這也是那一代經濟學家的所有悲愴性所在。 進入1957年之後，吳敬璉屏蔽了全部的疑惑，開始投入到對計劃經濟理論的全面論證之中。他很快成了同時代的青年經濟學者中較具理論深度的人之一，而他試圖批判和辯駁的“反動對象”，則是他日後最為景仰的兩位前輩師友。

1957年，隨著狄超白的“靠邊站”，經濟研究所來了新所長，他便是老資格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孫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年）。這是一個1924年就入黨的老黨員，建國初期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部長。在就孫冶方進所前後，他的一位老同事、老朋友顧準也來到經濟所當研究員。他是一個瘦高個、帶一副深度黑框眼鏡的上海人，早年曾是上海灘很出名的會計學專家，編寫過《銀行會計》一書，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前曾任中共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山東財政廳廳長等職，上海解放後，被委任為第一任上海市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兼上海市財政局和稅務局局長。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中，他因為“不聽話”和與中央政策不一致而遭撤職。顧準到經濟所後，孫冶方安排他當財經組，也就是吳敬璉所在組的組長，不過據吳的回憶，當時的顧準只顧自己埋頭讀書搞研究，幾乎不管組員。在青年人眼裡，這是一個已經在政治上落伍了的人。

孫冶方和顧準都是有著豐富實踐經驗的經濟理論家。 1949年5月，被解放軍攻占的上海曾經陷入極度的經濟紊亂，全市工業陷入半解體狀態，1.2萬家工廠中只有三分之一維持開工，機器業工廠停工八成以上，工廠主人心惶惶，誰也不敢生產，工商矛盾空前激烈。而惡性通貨膨脹更是可怕，物價幾乎天天翻番上漲，24個商品交易市場和30多個茶會市場，也都被利用來大搞投機活動，全市的金融性投機活動者竟達30萬人之眾。面對這種險惡景象，孫冶方和顧准在華東財委主任曾山及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的帶領下，進行了鐵腕式的治理，孫冶方主管工業的複興，顧準則著手重建業已癱瘓的徵稅體系。在他們的攜手努力下，僅半年時間就恢復了生產，穩定了物價，創造了讓國內外都很驚訝的“上海奇蹟”。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在上海這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他們還參與建成了中國的第一個計劃經濟運行體系，其中，又以顧準的貢獻最大。他根據陳雲的思路，從流通入手，通過壟斷生產資料供應和產成品銷售的方式對製造業進行控制。以當時最重要的紡織業為例，顧準成立國營的花紗佈公司，私營紗廠不得再自購棉花，自銷成品，所有產品均實行統購統銷。為了與花紗佈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國營的供銷合作社，還把全市的私營運貨車全部取締，新組成了一個上海搬運公司，它成為交通運輸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寫道：“國營商業控制了重要物資在全國范圍內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築材料、糧食等項的私營零售業無法照舊繼續下去，國營商業不得不擴大到零售商業範圍中去，華東商業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組織了幾個零售公司，交給上海市管理。以上趨勢，還在急速發展，不久就擴大到建築業範圍中去了。”此外，他還借鑒蘇聯的經驗，創造性地設計了財稅專管員制度，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在這期間，顧準表現得非常激進和“左傾”，當過中科院副院長的著名科學家竺可楨曾在日記裡記載說：“顧准在1952年的'三反'時期走'左傾'路線，主張以沒收方法來消滅資本主義，被批評撤職。”1952年在上海指導“三反五反”“打老虎”工作的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給毛澤東及中央的一份簡報中說：“上海少數同志（如顧準等），有趁此機會把大資本家而且是比較靠近我們的大資本家……一齊打掉實行'社會主義'的念頭。”使人想不到的是，幾個月以後，鬥爭的矛頭就轉到了顧準自己的身上，他被宣布由於一貫“自以為是，目無紀律”，“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被撤銷一切職務。據顧准後來說，在撤職賦閒期間，他認真讀書和思考自己所經歷過的一切，認識才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也就是說，在50年代中期以前，吳敬璉對計劃經濟制度的理解還是從書本中得來的，而孫冶方和顧準則是這一制度在中國得以確立的重要實踐者。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中，善於思考的孫、顧兩人都發現了這一制度的致命缺陷。尤其是顧準，在撤職後對正在建設中的計劃經濟體系進行了深度的反省。在他們看來，這個經濟制度最重要的缺失，就是對價值規律的漠視，他們破天荒地認為，“我們必須研究社會主義下面的商品生產問題”。 1956年6月，孫冶方在《經濟研究》雜誌上發表《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指出“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必須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1957年，顧準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下稱《試論》），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驚人觀點。 ②

事實上，在1956年前後，已有不少人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思計劃經濟的運作規律，譬如孫冶方的堂兄、時任中財委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的薛暮橋（1904~2005年）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寫了《經濟工作中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提出了困擾內心的四個問題：“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是否可容許小商品經濟甚至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內存在，並有一些發展，然後慢慢改造它們？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採用什麼辦法來使消費品的生產能夠適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樣化的需要？第三，怎樣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保持國民經濟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應當首先用於什麼方面？”不過，當時的薛暮橋還不敢像顧、孫那樣思考，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說：“我國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在內），是一直把價值規律同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聯繫起來研究的，認為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規律，在商品經濟消滅以後，價值規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在所有的先行者中，以顧準的思想深度為最，在《試論》一文中，他展現了讓人仰止的道德勇氣，無比大膽地寫道：“可以知道，經過幾十年的歷史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的全部細節，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沒有全部預見，也不可能全部預見的。為什麼現在社會主義各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與貨幣經濟呢？應該從這個體系的內部關係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作為一個會計學專家，顧准在文章中一再挑戰傳統經典理論。他寫道：“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過；社會主義是實行經濟核算的計劃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從未指明過。相反，他們確切指明社會主義社會將沒有貨幣，產品將不轉化為價值。”他認為，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進的理念，“讓全社會成為一個大核算單位是不可能的。全社會必須有一個統一的經濟計劃，具體的經濟核算單位則必須劃小，至少以每個生產企業為單位進行核算，巨大的生產企業，其具體核算單位還必須劃小”。

孫冶方和顧準的這些思想，連同畢爾曼教他的“加強盧布監督”的思想都對吳敬璉形成了衝擊，但是1957的教訓使他對越過斯大林模式的“雷池”心存疑慮，力圖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苦苦尋找自己的出口。孫冶方十分喜歡這位清秀而聰慧的年輕人，當時，周南已經從北京師範大學進修班畢業，按原來的約定回到南京工作，擔任南京師範學院學前教育教研組的副組長，她很喜歡南京，希望吳敬璉也能南下工作。孫冶方惜才，再三動員吳敬璉留下。 1957年，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發動了大煉鋼鐵的“大躍進”，提出在一年內把中國的鋼鐵產量翻一番，一舉超過英國。全國上下為了這一目標陷入狂熱，各地建起了數以十萬計的小高爐，人們滿懷熱情地日夜煉鋼。吳敬璉參加國家經委組織的大煉鋼鐵考察團去了四川和湖北，他在四川涪陵住的時間最長，在這裡，他看到人們建起了幾百個爐子，火光映紅了夜空。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說：“開始的時候，對這種精神是非常佩服的，但是後來發現這樣用木柴煉出來的根本不是鐵，沒有用。最糟糕的是生態被破壞得一塌糊塗，因為煉鋼的燃料不夠，西南局就開電話會議，第一書記李井泉說，燃料不夠就砍樹，毛主席指示我們，只要有了鋼鐵，一切問題都好解決，砍了樹，有了鋼再種上去。然後就是一個山頭一個山頭地剃光頭。但就是這樣，煉鋼的指標還是沒有完成。後來發生了大饑荒，四川餓死人最多的就是涪陵，當地的農業完全被破壞了，一個四川盆地的魚米之鄉，卻成了很窮很窮的地方。”

目睹這樣的景象，吳敬璉心生疑竇，卻不敢往危險的地方去想。檢查組的組長、國家計委成本物價局局長范若一是一位老革命。範一到武漢，就去看望老戰友、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範回來後告訴吳敬璉等人，王任重說，有的地方報導一爐子就能煉幾萬噸鐵，這是絕不可能的，不能這樣蠻幹。回北京匯報時，範若一講了他的一些觀感，後來在國家經委的“反右傾運動”中，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離開涪陵後，檢查組一行人又到河南安陽考察那裡的“小土群”，然後歸京。這段時期，吳敬璉仍然在“正統”的理論軌道上滑行。 就是在風雨飄搖的1959年1月17日，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一周後正是他虛歲30的生日。這是一則關於即將召開的上海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的報導，記者引用了青年學者吳敬璉的觀點。吳認為，在當今的中國計劃經濟制度下，已經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換關係，只不過多少還遺留著商品交換的痕跡，即程度不等地應用著在商品交換中也通行的等價交換原則，因此，把全民所有製企業間的交換稱作“產品交換”是妥當的。很顯然，吳敬璉的這一觀念與孫冶方等人相比，顯得更為“思想純正”。在經典論述中，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一直認為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同社會主義不能兼容，而斯大林在具體的國家治理中發現，這一理論引導的是一條無法通行的道路，所以他在計劃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加入了貨幣結算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元素”，他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等著作中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

也正是在1959年年初，國民經濟因“大躍進”的虛耗陷入空前的低迷，可怕的三年大災害（1959~1961年）開始了，政治運動減緩。 3月，毛澤東在鄭州會議講話中說，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客觀規律、客觀法則，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孫冶方等人為之大受鼓舞，認為反思的時刻到了。 4月，中國經濟學界在上海的和平飯店主辦了一場“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這是建國之後第一次全國性的理論研討會，與會學者245位，幾乎囊括了當時中國所有重要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公認的四大經濟學領袖——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和國家計委副主任薛暮橋、學部委員和中宣部科學處處長於光遠、原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駱耕漠、經濟所所長孫冶方。這四位在日後均與吳敬璉有很深的淵源。學者們提交了54篇論文和23篇調查報告，大家討論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關於人民公社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3種主要交換關係和價值規律的作用等等。

在研討會上，吳敬璉、張卓元和孫尚清等年輕人為幾位著名經濟學家充當助手和編寫會議簡報，據吳敬璉的回憶，這次會議開得沒有火藥味，不像後來的“學術討論”那樣“以階級鬥爭為綱”，“雖然有激烈爭論，卻完全是學者之間的平和討論”。經濟學家們似乎已經就價值規律的問題達成了共識——日後證明這一共識在政治需要面前是多麼的脆弱。據張卓元回憶，“在青年學者中，吳敬璉是唯一一個能夠插得上話、堅持闡明自己觀點直到最後的人，讓人印象深刻”。 這次討論會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有著破冰式的意義，但是對實際的工作卻沒有產生現實的推動，在餓死人事件頻頻發生的時刻，經濟學家們的坐而論道顯然“緩不救急”。 更讓人感嘆的是，到了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原本決定對當前的失控景象進行反思，而最終的結果卻以更激進的方式閉幕，對“大躍進”持有不同看法的彭德懷元帥等人遭到嚴厲批判，會議最終達成的共識是：形勢大好，前途光明，繼續“大躍進”。廬山會議的風向突變讓中國失去了一次清醒反思的機會。而經濟學界也按照政治指揮棒的指揮，徑直向“極左”的方向疾行。 後來將發生的事實是，下一次關於價值規律的討論會將在整整20年後的1979年4月舉行。 1960年一開春，吳敬璉學術生涯中發生的大事，是和自己的年輕同事桂世鏞一起被派去作孫治方和於光遠的助手，參與準備孫於兩人與蘇共展開論戰的論文。接著，吳敬璉參加了理論界學習毛澤東《政治經濟與讀書筆記》的研討班。通過這次學習，吳敬璉完全被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論述所吸引，認為經濟研究工作的意義就在於闡述毛澤東的這些思想。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1960~1964年期間，吳敬璉做了兩件事情，一是寫出了他40歲前最重要的一篇論文，二是參與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材編寫。 1960年5月，經濟所主辦的《經濟研究》刊出了吳敬璉的長篇論文《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它不但在中國經濟理論界造成了轟動，甚至在國際左翼理論界也產生了影響。 在這篇論文中，吳敬璉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是“一個過渡性的社會”。這是一種貌似大膽的、帶有原創性的思想。當時的吳敬璉便進行了兩個向度的解釋，一方面，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還在若干方面保留著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什麼是資產階級法權呢？據我們的理解，資產階級法權就其完整的意義來說，就是私有權，就是商品所有權”，“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具有特徵性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另一方面，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共產主義的經濟規律起著主導作用，首先，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取得利潤，而是為了滿足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顯然這是共產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在起作用。其次，社會主義不是盲目地、無政府狀態地進行，而是由社會'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調節'”。據此，他推導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經濟中私有製的殘餘，需要有步驟地加以消除。”他所指的“殘餘”，包括“資本家還在拿定息，農村中還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農民私人副業產品中的一部分還可以在初級市場上出售”。 吳敬璉的這篇論文充滿了矛盾和黏合的痕跡，他試圖在經典理論的敘述框架內消解所有的思想衝突和爭論，他提出的這一“過渡理論”，為當時的執政者提供了“靈活”的理論武器。在這篇近兩萬字的論文中，吳敬璉展現了吳式研究的兩大基本特點。第一是論述形式上的嚴密性，他先是提出問題，陳列不同的觀點，接著提出己見，最後進行詳盡的論證，他的論述具有強大的邏輯能力，能夠嫻熟地調動各種理論工具為己所用，他的文字並不華麗卻充滿了思想的靈光。第二是理論的融合性，他願意為現實而不惜進行思想和立場上的妥協。晚年的吳敬璉回顧這篇早年舊作時說：“它不過是毛澤東在《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中提出的革命邏輯的'學術性'闡釋。” 《經濟研究》是當時國內最重要的經濟理論刊物，《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的發表，意味著一顆經濟學新星的崛起，吳敬璉從此成為新中國第二代經濟學家中的一位標誌性人物。他的這篇論文後來流傳到國外，被日本的一些左翼理論家看成是中國學者在蘇聯政治經濟理論陷入困境後進行的一次突破性的修訂，是在某種原則上區別於蘇式學說的代表作。吳敬璉因此受到前輩學者們的青睞和器重。 在上海會議後，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要求，孫冶方和於光遠分別組織班子，編寫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960年10月，孫冶方打算按《資本論》的程式編寫教科書，他組織所內近40人開始在中央黨校編寫《社會主義經濟論》。 1961年3月到5月，他又召集編寫小組骨干成員在香山飯店研討書稿，吳敬璉參加了這一會議。幾乎與此同時，於光遠也組織了一個班子寫作《政治經濟學》，吳敬璉被同時徵調。 1961年，這本書的“資本主義部分”只用了1個月的時間就寫成了，並於當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後被長期而廣泛地使用。 有意思的是，這兩個寫作班子在社會主義部分的創作都陷入了困境。於光遠的寫作組從1961年寫到1964年，只寫出一些“部件”，無論如何也成不了體系。孫冶方的寫作組苦戰經年，反复研讀了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可是每個人的頭腦中都有一些解不開的結，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現實，從理論上無法自圓其說，致使它最終流產，甚至到20世紀70年代末，孫冶方出獄之後，再度組織吳敬璉等人攻關，在他去世之前竟然仍未完成。於光遠的班子撰寫資本主義部分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可是進入社會主義部分後，卻進展緩慢，幾乎寸步難行。日後，吳敬璉回憶說：“我總感到編寫組的氣氛有些特別。一方面，於光遠骨子裡傾向自由主義，在編寫組裡培育自由討論的氣氛，幾乎任何問題都能討論；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閻王殿'在科學（包括社會科學）方面的總管，需要貫徹黨中央的政治意圖。”最終，於光遠的這個班子只寫出來若干篇章，其中包括吳敬璉獨立寫作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表》，以及他與陳吉元等人合作的《全民所有製經濟論》。 1963年初夏，33歲的吳敬璉、周南夫婦的第一個女兒吳曉蓮出生了。當時，他們家的第三代全部住在北京南長街那幢三層樓的花園洋房裡。吳曉蓮與四個表姐、表哥都歸鄧季惺統一管理，這位已經徹底靠邊站的“右派分子”重新拾起當年在南京第一托兒所當所長的勁頭，樂此不疲地干起了保姆總管的工作。 風華正茂的吳敬璉在工作、生活上兩廂得意，似乎正處在事業的上升階段。可是命運總喜歡在最不經意的地方玩一出惡作劇。緊接著，一件讓吳敬璉終生悔痛的事情發生了。 在過去的一兩年裡，經濟所所長孫冶方先後寫作了20多篇論文，論述計劃經濟與價值規律的關係，如《要用歷史觀點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論價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等等。 1962年，孫冶方與陳伯達（時任《紅旗》雜誌總編輯）就一些經濟概念發生了書面爭執，孫認為，不應該在計劃供應與憑證供應之間畫等號，不要把集貿市場叫做“自由市場”。他還指出了陳伯達在一份報告中的基本概念錯誤，例如把“商品流通量”說成是“商品供應量”，這自然引起後者的嫉恨。 1963年年底，孫冶方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專門作了一次關於利潤問題的演講。據劉國光的回憶，在演講前，有年輕學者勸孫冶方別講了，提醒他說：“你講利潤，人家會說是修正主義。現在還是不講為好，風聲已經這麼緊了。”孫淡淡地答：“風聲是什麼？我不是研究氣象學的。” 到1964年，隨著國民經濟漸漸從三年大災害的低谷中恢復起來，重新認識價值規律的思潮日漸成型，而它的發生中心就在孫冶方領導的經濟研究所。 開頭炮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最高領導人之一張聞天（1900~1976年，曾用名“洛甫”）。他是1925年入黨的老黨員，曾在20世紀30年代當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一度主持中央工作；延安整風運動以後，淡出領導層核心。建國之後，他曾出任駐蘇聯大使。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他被定為“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首領之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了一名“特約研究員”。 1964年2月，時年64歲的張聞天寫出《試論社會主義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規律的新內容》一文，鮮明地提出了新價值規律——積極倡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搞自由競爭。 張聞天的文章顯然鼓勵了其他思考者。 5月，時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的薛暮橋寫了3篇關於價格問題的論文，提出糧食價格的購銷倒掛問題，建議提高農村中返銷糧的銷售價格，提高到購銷拉平，以此為突破口，理順已呈僵化態勢的物價體系。 6月，薛暮橋的論文在經濟所進行了討論，會上，孫冶方和顧準都讚同他的觀點，顧準還專門寫作了《糧價問題初探》一文，倡議提高糧價和煤價，降低人民幣對外匯率。此外，經濟所的年輕人楊堅白、張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紛紛發表論文，主張以資金利潤率作為評價社會主義經濟活動的標準，以生產價格為基礎定價。這些觀點都聚焦於計劃經濟的弊端，市場和價格的自由化成為焦點。 進入1964年的秋天，這股市場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極左”理論家們組織了多場座談會，對這些觀點進行清剿。在這一過程中，孫冶方被鎖定為最主要的批判對象，他是經濟所的所長，而自由化言論大多出自該所。 批判孫冶方的序幕在《紅旗》雜誌社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拉開。 在這次會議上，楊堅白、張卓元撰寫的《生產價格論》等兩篇論文遭到點名批判，發言者的調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氣氛十分緊張。孫冶方被點名務必參會，但沒有安排發言，這時，坐在一角的他實在按捺不住，站起來大聲說：“不要再批他們了，文章觀點是我的，我來承擔責任！我應戰，我喜歡赤膊上陣。” 接著，孫冶方操著一口濃烈的無錫口音論述自己的觀點，“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從蘇聯承襲了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價值規律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這種觀點幾乎已經形成了一種規範模式，嚴重束縛了人們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探索……” 有人當即質問：“請問，你宣揚的規律是什麼？” 孫答：“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是第一條！” 會後，楊堅白與孫冶方一起出門，楊悄聲說：“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來報名呢？”孫說：“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觀點是我的，我來承擔責任。” 10月，中央宣傳部派出30多人組成的工作隊進駐經濟所，以“張（聞天）、孫（冶方）反黨聯盟”的罪名對孫冶方進行批鬥。孫冶方被批判的觀點主要有兩個，一是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統一管理經濟，主張企業獨立自治；二是反對按社會需要調節生產，主張以利潤調節生產。因此，孫冶方的經濟觀點的實質就是“使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理論”，他被判定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並且有“里通外國”的重大嫌疑，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每天打掃廁所，刷洗痰盂，在其後的一年內被批判39場。 孫冶方卻不肯低頭認罪。這個倔強的無錫人寫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檢查材料，進一步清晰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工作組對他的評價是“抗拒黨和群眾對他的原則批評，態度十分驕橫”。 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縣周口店公社大韓集大隊進行勞動改造。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於1968年4月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監獄關押整整7年。 孫冶方的朋友們也紛紛遭殃，楊堅白、桂世鏞等《社會主義經濟論》的寫作骨幹被認定是“張、孫反黨聯盟”的“八大金剛”，一直受到他保護的老“右派”顧準這次自然也是在劫難逃，他作為“張孫反黨集團”的“外圍”被隔離審查，掛牌批鬥，然後同樣送到周口店勞動改造。 在這場突如其來的、由理論探討迅速升格為政治鬥爭的大辯論中，吳敬璉扮演的角色是尷尬的。 在過去的幾年裡，孫冶方對吳敬璉非常器重，他們的經濟觀點也比較接近，可是在這場批孫鬥爭中，用吳敬璉自己的話說，他成了“批孫”的積極分子。 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說，原因有兩個。 第一，是思想上的原因。吳敬璉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一文中闡述的理論基本上秉承了毛澤東在《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以及列寧在《論我國革命（論尼·蘇漢諾夫札記）》中的觀點，即認為共產黨執政，先是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改變生產關係，發展生產力，經過一個漫長的過渡性階段，逐漸消滅資本主義的種種殘餘，其中包括按勞分配、商品交換等資產階級法權。如果這一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孫冶方就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他認定生產力的發展是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演進的基礎，而價值規律、貨幣交換等等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然組成部分。 第二，是人事上的原因。自1961年之後，吳敬璉就被屬於中宣部管理的於光遠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編寫組徵調去寫書，與科學處的一班人十分熟悉。而此次，中宣部派出的進駐經濟所的工作組，就是從科學處抽調的。 1964年春季，編寫組去東北考察調研，吳敬璉和陳吉元原本是應當隨隊前往的，然而，於光遠卻把他們留了下來，為工作組即將進駐而向他們摸底。所以，當工作組進所批孫的時候，吳、陳以及周叔蓮就成了被利用來“批孫”的骨幹。 吳敬璉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工作組進所後，照著搞運動的老套路，先是紮根串聯，找出一些積極分子來，當然我和陳吉元都是工作組依靠的積極分子，然後就先'掃清打外圍'，抓幾個'反革命'出來，從揭發顧準、駱耕漠、楊堅白的所謂'歷史政治問題'入手，然後就給孫冶方加上'招降納叛'的罪名，開始揭發批鬥。” 在對孫冶方的批判中，吳敬璉擔當了“理論反擊員”的角色。在這一年12月期的《經濟研究》上，他與陳吉元、周叔蓮聯合署名發表《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容歪曲》一文，指出：“一種社會生產只能服從於一個目的，而不能服從於兩個不同的目的。生產要么是為了利潤，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要么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這就是社會主義生產。”這一論斷顯然是衝著孫冶方去的。 對孫冶方的批判，是吳敬璉此生參與的第一場重要的理論論戰。在未來的數十年中，他還將捲入10多場重要論戰，其中不少場的是非曲直，迄今仍未定案。不過就第一場而言，他站在了真理的對面，儘管他只是一個小小的、被利用了的配角。 吳敬璉日後對這段經歷從不諱言。他說，這段時期所研究的問題和所做的學問，雖然其中是一些技能型知識，還是有用的，但從總體上來說是一些“假問題”和“偽科學”。他多次在公開場合講述自己參加對孫冶方批判的事，一次次揭開滴血的傷口，表達懺悔，對自己進行批判。 1997年，他在《我與顧準的交往》一文中沉痛地寫道：“對於我們自己來說，卻不能不把自己由於自私和盲從而在政治運動中採取錯誤的態度引為終生的教訓。”2000年，吳敬璉因揭露股市黑幕而達到個人聲望的頂峰，中央電視台《對話》欄目專門為他錄製了一期節目，以表達對他的敬意，面對全國億萬觀眾，他坦陳，“我也曾經走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彎路，當過風派人物……”在談及孫冶方和顧準時，他說，“他們樹立了非常好的榜樣，我要達到他們那個境界還差得很遠”。 發生在1964年的這場運動，拿敢講真話的老馬克思主義者孫冶方開刀，使全國知識分子噤若寒蟬。此後13年，中國經濟理論界萬馬齊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