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二部思想突圍

1976年冬日的一天，於光遠找到吳敬璉和周叔蓮說，我們應當做點什麼。 此時的於光遠正賦閒在家。自“四五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國務院研究室隨之解散，與鄧關係最密切的胡喬木、鄧力群和於光遠3人成了“待分配幹部”，每天只可以到一個專設的辦公室去看文件，無餘事可做。就是在這間辦公室裡，於光遠等人決定在經濟理論界發動一場“突擊戰”——召開關於按勞分配的討論會。 “四人幫”被打倒後，1956年以後愈演愈烈、到“文化大革命”中達到極致的“極左”思潮遠未被清除。由於“徹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影響，工廠中絕對平均主義盛行，“幹多的不如乾少的，幹活的不如搗蛋的”，嚴重影響經濟的恢復。當時，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要對“極左”路線撥亂反正還非常艱難。更為關鍵的是，鄧小平的再度復出仍面臨種種阻撓。因此，能否為他的複出創造一種“呼之欲出”的理論氛圍便相當重要。日後來看，於光遠等人選擇按勞分配——而不是價值規律——這個命題作為突破口是十分精妙的。

首先，按勞分配是經濟學上的一個常識性原則，很容易被論證明白，獲得人們的共識和共鳴。其次，在“極左派”的眾多理論中，排斥任何考核制度、以平均主義為準則的經濟路線最不得人心，無論是普通的工人或農民，都對“干好幹壞一個樣，幹與不干一個樣”的現象深惡痛絕。再者，按勞分配與價值規律有極強的關聯性，一旦突破，再往前拓進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當時，於光遠找來了馮蘭瑞、吳敬璉、周叔蓮等4人，日夜在辦公室裡秘密籌劃研討，後來他們戲稱這是“密謀於暗室”。據吳敬璉的回憶，於光遠是主導者，鄧力群有時也參與討論，胡喬木則沒有介入。有一次，他們正討論得熱烈時，胡喬木推門進來，問：“你們在幹什麼？”於光遠說明了意圖，並邀請他加入，沒想到胡搖搖頭，黯然地說，“一談起按勞分配就勾起我不愉快的回憶”，然後就離開了。吳敬璉不解，於光遠便說了一段往事。 1958年，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張春橋的長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把按勞分配當做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來批判，提倡實行“共產主義供給制”。當時是毛澤東政治秘書兼管《人民日報》的胡喬木看到後，認為這種說法是荒謬的，便指示《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林韋組織文章進行批評。不料毛澤東看了張文後，大為讚賞，讓《人民日報》轉載，還親自寫了編者按②。這使得胡的處境極其困難，他多次寫檢討才得以過關，但是卻從此失去了寵信。因此，胡一聽到“按勞分配”這四個字就避之唯恐不及。

當時的政壇局勢可謂暗潮湧動，陰晴瞬變。 就在2月7日《人民日報》等報刊提出“兩個凡是”方針的半個多月後，2月25日，於光遠組織人員，在北京地區召開了按勞分配學術討論會。因為他沒有正式官職，所以，會議屬於民間行動，開會的地點和召集都是非正式的，連發言集也是自己出錢打印的。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中科院經濟研究所、國家勞動總局、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單位都派員與會，不過它們均不是主辦機構。全國的報紙幾乎沒有予以報導，只有《人民日報》理論版發了一條不起眼的簡訊。然而，儘管如此，這個討論會還是引起了地震般的效應。在這次會議上，吳敬璉、周叔蓮等人是主要的論文遞交者和發言者。 3月10日至22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在講話中繼續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提法，仍認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認為“批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

4月，於光遠等繼續把按勞分配的討論推向深入。他們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按勞分配問題討論會，有30多個單位、100多位理論工作者參加，大會發言者達十餘位。吳敬璉、周叔蓮和汪海波聯名遞交了兩篇論文，一篇是批判“四人幫”在按勞分配上的“左傾”思路，另一篇是從正面論證恢復獎金制度的必要性。 5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批准將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升格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被任命為院長，鄧力群和於光遠為副院長。隨著這三位的重新出山，鄧小平的即將復出便成了眾人皆知的“秘密”。 6月，履新不久的於光遠等人召開第二次全國按勞分配討論會，這次的參與單位多達100個，與會人員400多位。討論會的氣氛明顯比前兩次要活躍得多，會議安排了20多人發言，其間，不斷有人遞條子，爭取發言機會。吳敬璉選擇的發言主題是“物質刺激”，這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一個“理論禁區”。吳敬璉論證說，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一切社會行動，歸根到底是由物質原因所推動，表現為物質利益的生產關係決定所有的社會關係。因此，“四人幫”那種把“物質刺激”視為洪水猛獸的做法顯然是反動的。在他們的壓制下，不但人們失去了工作的動力，甚至連研究物質利益問題的經濟學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他的發言突破了工資、獎金等具體問題的範圍，引起與會者極大的興趣。

就在這次會議舉行的一個月後，7月，在中共第十屆三中全會上，因陳雲和葉劍英元帥等人的堅持，鄧小平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通過決議宣布，持續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 10月底，第三次全國按勞分配討論會在北京舉行，參與者又有增加，除了在京的135個單位、500多位專家和官員之外，還有23個省、市的130多個單位、300多人趕來參與討論，會議上的發言人多達100多位。周叔蓮、吳敬璉和汪海波遞交的論文是《論社會主義工資和它的具體形式》，提出為社會主義工資和獎金“恢復名譽”。如果說，很多與會者的發言是“表態性”的，那麼，吳敬璉等人的觀點則明顯更帶有可操作性。

由於光遠發起的這幾次按勞分配討論會，無疑是1977年中國經濟理論界最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自1964年之後萬馬齊喑的黯淡局面，為日後的思想大解放鳴響了號角。 對中國思想界來說，真正的轉折性時刻出現在1978年5月11日。當天，《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新華社同日轉發，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可以被視為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中，作者勇敢地宣稱：“凡是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文章的發表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很快，圍繞著“真理檢驗標準”展開了一場全民性的大討論，它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改革的整個進程。在思想基礎上，它徹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倡導一種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而在經濟變革中，它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思想基礎和商業倫理，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姿態建立起實踐主義的思想基礎，成為中國吹響經濟和社會改革的第一塊思想基石。它成為日後引導中國改革的實用主義，甚至功利主義思潮的起源。

在經濟理論界，沒有什麼經濟學命題比“按勞分配”更直觀地體現“實踐檢驗”的道理了。 這一年的10月25日，北京召開了第四次全國按勞分配討論會，這既是對這一命題的進一步研討，更是以此來呼應如火如荼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因為參與的人越來越多，大會就分成了3個組，分別討論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問題、勞動報酬的形式問題、農村按勞分配及其形式的問題。吳敬璉等3人遞交的論文題為《深入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若干問題》，其中提出了兩個與企業經營管理制度有密切關係的問題：一是怎樣使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企業的經營狀況緊密地聯繫起來，二是建議對企業領導幹部實行物質獎勵制度。 在這篇論文中，他們提出了“自負盈虧”的原則——企業在遵守國家政策的前提下，完成國家計劃，特別是完成利潤計劃之後，企業勞動者集體應該分得一部分企業利潤，反之，企業勞動者集體也應承擔一定的物質責任。

這一觀點引起了高層及理論界很大的興趣。它把按勞分配的原則，由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對應性直接推進到了國家與企業的層面，也就是產權擁有者與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事實上，這也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命題之一。它體現了中國企業改革的一個主流探索命題，那就是：能否在不改變產權關係的前提下，通過利益分配的調整，提高經營者的積極性。我們即將看到的事實是，理論界在這個命題上的持續爭論將長達20年之久。 歷史仍然在堅定地向前邁進。 1978年12月18日，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全會做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決定。而就在全會召開前後，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運動”（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為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並召開追悼會。此後兩年中，全國300多萬幹部群眾獲得平反，55萬“右派”得到改正，其中，顧准在1980年2月9日被“恢復名譽，徹底平反”，他和妻子汪璧的部分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墓室裡。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命題，全會的決議中寫道：“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基於這一共識，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始發站。不久後，國務院宣布，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8家大型國企率先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有關“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徵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的5個文件一併發布，首鋼等企業的改革舉措成為舉國關注的焦點。 那段時間，吳敬璉似乎又回到了10多年前，勤勉而充滿激情。

他的很多文章是與周叔蓮及汪海波合寫的，他們是複旦大學的同班同學，交往超過20年，性情相投，觀點近似。特別是周叔蓮，更是他最好的知交。他的女兒吳曉蓮在《我和爸爸吳敬璉》中回憶說：周叔蓮家住學部大院，離吳敬璉的母親家很近，週末吳敬璉去母親家時，他時常過來兩人一起討論。我和妹妹對這位周叔叔自然非常熟悉，但是不記得他跟我們說過話。我印象裡他是一個比我爸爸更有書呆子氣的人，一門心思就是經濟學，進了我們家的門，便目不斜視地到爸爸房間去，坐下來就開談。他們倆不面談的時候就通電話，那時候住家很少有電話，吳敬璉也只有在母親家的時候，才用那裡的電話，長時間與周叔蓮談他們的稿子。幾十年後，周叔叔跟我說，當年他是在他夫人彭韻倩的辦公室裡跟吳敬璉通話的。週末辦公室裡沒人，他正好可以幾小時地跟吳敬璉討論。

吳曉蓮還回憶了父親當時創作的局促情形——吳敬璉的寫作，多數是在我們北師大的家裡進行的。那時我們一家四口人住在大筒子樓14平方米的房間裡，房裡的全部家當是：爸爸媽媽的雙人床，我和妹妹的上下舖，一張書桌，一張飯桌，兩張桌子間夾著鋼琴，鋪邊一隻五屜櫃，兩隻木凳，兩隻折疊凳，一把椅子和一個小馬扎。 1976年後，我和妹妹開始學習文化啦！那對我們倒不一定是什麼值得興奮的事，我要告訴你的是，我們從那時起，每天放學回家後就“霸占”了家裡的兩張桌子。爸爸寫作的固定位置是雙人床的床沿，他在床上墊了一塊三合板做的象棋棋盤，稿紙放在上面，人半蹲半坐在馬扎上，勾著頭在那裡，寫出了一批按當時的標準來講很有深度的文章，也寫出了嚴重的頸椎病。奶奶最心疼他，當時就跟我說：“你爸爸整天在那兒爬格子，脖子都快要爬斷了。” 即便研究的條件是如此的狼狽，不過，“在床沿邊寫作”的吳敬璉仍然表現出了超出時代的勇氣和學術能力。從現存的文字資料可見，從一開始，吳敬璉就在兩個方向上思考和探索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一是經濟體制的變革，一是社會體制的變革，前者屬於技術層面，後者則帶有更強的思想和哲學意義，而這一風格無疑受到了顧準的影響。 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不久，決定組建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胡喬木和於光遠從全院徵調了三個不同業務方向的骨幹進行前期的籌備，其中包括哲學研究所的邢賁思（後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守和（後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會長）和經濟研究所的吳敬璉。在一次理論座談會上，吳敬璉和周叔蓮以《“四人幫”的封建實質》為題進行了發言。他們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步，出了很大的毛病，主要問題是封建專制主義的複活，“四人幫”在中國的出現，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必須從國民性的高度進行反思。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封建專制歷史的集權國家，農業社會主義意識根深蒂固，如果未經徹底的改造並接受現代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一有機會，就可能歪曲和醜化社會主義理想，演變成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批判過的“封建社會主義”，他們的這個發言，得到了與會者和社科院領導的好評。 1979年1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理論務虛會，這是“四人幫”被打倒後，中國理論界的第一次盛會，幾乎所有重要的理論家都受邀赴會。在這次會議上，吳敬璉做了一個長篇發言，講述他過去幾年對大寨的觀察與思考，對種種虛假現象進行了切實的揭露。他的發言引起了很大的震動，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在如此高端的會議上掀開大寨的“蓋子”。 事實也是，中央的理論務虛會是和各省的理論務虛會結合進行的，當北京的務虛會上揭發大賽問題的消息傳到太原，山西的務虛會馬上開了鍋。當時陳永貴仍在副總理的位子上，很多人替吳敬璉捏一把汗。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吳敬璉說，“我當時並不擔心，因為，大寨問題的'蓋子'遲早會揭開”。 還有一次，那是在1981年，吳敬璉去南京調研，當地官員邀請他參觀在天王府舊址舉辦的一場太平天國展覽，一路看下去，讓他非常驚心。第二天，金陵大學的老同學請他在南京大學禮堂做一場報告，他由前日的參觀即興說起，太平天國起事是以“平等”相號召，但是建國之後卻嚴分尊卑，清軍包圍南京時，城內饑民無窮，局勢空前嚴峻，天國卻還建起了100多個王府，王爺們在那裡窮奢極欲。他因此推論說，農業社會主義發展下去一定就是封建社會主義。 他的這番言論很快惹出一場不大不小的麻煩。回北京後，他寫了一篇題為《科學社會主義同非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文章，說：“共產黨長期在農村環境中從事打土豪、分田地的民主革命鬥爭，同時，黨的隊伍中有相當數量的農民成分，他們很容易把平均主義混同於社會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一再發生'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等'左'的偏差的一個重要原因。農業社會主義和封建主義總是互為表裡。”這篇文章投給了《經濟研究》。 1981年第4期的《經濟研究》雜誌在印刷廠裡剛剛印出來，從社會科學院院部就傳來了南京方面“出事”的消息。原來南大兩位教員寫了一篇批判農業社會主義的文章，刊登在《南京大學學報》上，結果受到北京的嚴厲批判，學報主編因此被撤職。據南大的兩位作者交待，他們寫那篇稿子，是受到了吳在南大禮堂講演的影響。一天，經濟所一位副所長找吳敬璉談話：一是院裡要銷毀這一期的《經濟研究》，二是勸他寫一篇文章參加對南大學報文章的批判。吳的回答是，“銷毀是雜誌社的權利，我沒法干涉，寫文章批判，不能從命”。這件事就尷尬地擰在那裡了，最後還是所長許滌新堅持說，雜誌已經印出來了，銷毀掉要浪費上萬塊錢，下不為例吧。就這樣，這場風波才不了了之。 在口述史中，吳敬璉回顧改革初期的研究工作時說，當時，他對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的雙向思考是並行的，甚至對後者的思考更多一點。然而，由於經濟改革的舉步維艱，眾多現實的、技術性問題層出不窮，讓他以及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們都把精力漸漸放到了前者身上，關於專制主義與封建社會主義的討論基本上就停滯了。而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來看，反對封建專制主義一度是新執政者在清算“四人幫”時最重要的理論武器，而一旦任務完成，便被束之高閣。中國的國民性中有一個十分重大的缺陷，那就是，當人們反抗一個暴政時，往往以推翻它為成功的終點，卻很少從制度上去思考和設計，如何防止它再度發生，這便造成了國家悲劇的循環式重演。 吳敬璉再次慎重地回到這個話題，已是在20多年後的2001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