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六、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新中國的成立，使中國人民第一次成了主宰自己命運的主人，數十年的貧困屈辱和血雨腥風終於換來了一個統一的、自主的、具有鞏固的中央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為此，舉國上下無不為之歡欣鼓舞。 然而，幾乎所有的中央領導人都清楚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新生的政權雖然建立了，但是它能否長期存在下去，關鍵還取決於國家的經濟能否迅速發展起來，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能否盡快提高。新中國成立伊始所面臨的是飽經戰亂、百廢待興的艱難局面。在這個時候，擔負建設大西南，即四川、貴州、雲南和西康等省的重大使命的人，就是鄧小平。 鄧小平在北京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慶祝大典，隨後又回到了西南地區的軍事前線，在那裡，他和他的戰友們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不但徹底消滅了西南三省的殘餘敵人，而且還一鼓作氣揮師西上青藏高原，在這塊還滯留在封建農奴制的土地上建立了人民的政權。

拉薩是矗立在青藏高原的瀚海戈壁上的一座堡壘，這裡有的是專橫蠻野的農奴主，有的是封閉神秘的紅衣喇嘛教徒，有的是國民黨逃亡後的殘存勢力，更有千千萬萬從未離開自已家園半步的百萬農奴們。 要在這樣一塊土地上建立人民政權，鄧小平和他的革命部隊無疑花了數倍的心血，他們克服了惡劣的自然條件，終於和平解放了西藏，為蠻荒的高原帶進了新中國的進步與文明。 全國戰事結束以後，中國開始了艱鉅的國家建設和社會改造工作，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開始了朝氣蓬勃、蒸蒸日上的建設時期，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最初的也是最好的一段時光，歲月被鮮豔的五星紅旗染成了火紅的顏色。 在全國劃分成的五大行政區中，鄧小平就任了西南行政區的主要領導——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書記。

西南行政區包括四個省——貴州、雲南、西康和四川。四川是中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省份，鄧小平就是生於廣安縣的四川人。 抵達四川他便將大西南的多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了。首先，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農業革命向他提出了新的要求。社會主義國家的土地實行公有製，這意味著要在中國農村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要沒收查抄地主、富農的田地牲畜、犁耙和其他農具，還要公平合理地分給以前的雇農和短工，鄧小平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他派出了工作團，真正深入到了貧農中間，了解民生疾苦，找出了貧農中的積極分子，喚起了他們的覺悟。正如鄧小平在中共八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談到的那樣：“動員農民自己起來，推翻地主的統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們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領導核心，而不是政府簡單地下令把地主的土地轉移給他們……”

鄧小平在大西南出色地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務，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分了地主的財產，而且也改造了人們的思想。 此外，鄧小平還集中精力處理了西南的黨務工作，使人民群眾得到深刻的教育，他在鴉片煙館多如牛毛的南方省份——雲南，更是顯示了一位共產黨幹部的魄力和才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徹底地清除了這些毒害國民的深惡淵藪。 西南是我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作為行政首腦，鄧小平非常注重平衡眾多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的關係。他經常召集少數民族幹部的座談會，認真聽取他們的呼聲並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一定的時間到山區去考察民情，鄧小平是重於實踐的，在革命時期如此，在建設時間也是這樣。 1950年4月，鄧小平乘上了去首都的飛機，由於在土地改革和首次反腐化和浪費的運動中成績顯著，他受到了中央的讚揚。在第二年中央會議上，鄧小平根據自己在西南的豐富的工作經驗，提出了“在鄉村搞互助合作運動作為今後發展農業的措施”的建議，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普遍讚賞，人們進一步認識到鄧小平在軍事之外的非凡的經濟建設才能。

由於鄧小平在西南地區卓有成效的領導工作，兩年之後，毛澤東把鄧小平調到了北京。鄧小平和他的全家住進了中南海的一座院落，這裡離毛澤東的住處“菊香書屋”只有幾十步之遙，鄧小平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接近，標誌著他政治地位的升遷，在以後十幾年的時間內，他一直住在這個威嚴的大院之內。 當鄧小平遷入新居幾天以後，中央政務院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次會議選舉了這位西南來的強人為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的上級是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這時的周恩來總理還兼任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部長，繁雜的工作需要有人作為他的助手。 鄧小平與周恩來早在巴黎和上海的時候，就曾經很愉快的合作過。在這位中國著名的外交家的身旁，鄧小平不止一次地受過教益。周恩來是一位講究實效並且有極高政治才能的領導者，他具有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傑出的調停左右政治分歧的才能。

與周恩來總理的合作，鄧小平很快登上了國際政治舞台，他成了中國政務院的發言人。在擔任國務院領導人期間，鄧小平以其服務於國家和人民的十倍的熱情來面對自己的工作，他早起晚睡，常常通宵達旦地坐在案前，香煙熏黃了他的指頭，也正是無數個這樣的夜晚，他的決心，他的政治謀略以及他對中國未來的設想，在孕育中走向成熟。 建國初期，中央著手製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建立了三個委員會，即憲法起草委員會、選舉法委員會和中央選舉委員會，鄧小平是唯一一個進入三個委員會的領導，他的任務是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關於選舉條目的報告。 在1954年9月份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由原來的政務院副總理成為國務院副總理，在與人民代表大會同時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鄧小平選進了常委會，一直到1959年4月。

這時，年過50的鄧小平活躍於各個領域，努力工作在政府、黨務、軍事、財政和外交部門，1954年，他更多地投身於政府方面的工作。 1954年，在黨中央的七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的講話引起了代表們極大轟動，劉少奇在講話中，提到了“高饒聯盟”，說這是兩個領導幹部的陰謀！ 就此事，黨中央成立了兩個調查委員會，周恩來負責調查高崗，鄧小平調查饒漱石。 1955年3月，在黨內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在報告中，他從頭講起了原委： 共和國成立後，高崗作為第一書記領導著中央東北局，日益滋生的政治野心，使他產生推翻劉少奇的願望，並將中國共產黨劃分為蘇區的黨和白區的黨，藉以製造分裂，攻擊劉少奇和周恩來。饒漱石原是華東局的領導，後來在京任中組部部長時與高崗日益密切，以後不久就出現了“反黨聯盟”的事。

鄧小平從開始就負責整個調查。高饒事件的處理過程中，這位能幹的中央書記處負責人的組織才能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鄧小平負責這次重要會議的組織準備工作。在這次會議上，黨中央重新設立了總書記的職位，鄧小平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這一年他52歲。 1956年5月，為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蓬勃發展，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他要向全體人民以及全世界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與專制制度完全不同的。 毛澤東的講話發表不久，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等學府的教師們都熱烈地響應。從5月8日到6月8日，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辦公室聯合召開了工商界、新聞界、文藝界、科技文化教育界代表參加的座談會共38次。與此同時，其它大城市也相繼邀集民主人士及高級知識分子座談鳴放、幫助黨整風。廣大黨外人士的意見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但是也存在著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極少數人乘機攻擊共產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毛澤東等同志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就逐步升級，5月15日晚上，毛澤東揮筆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說右派分子“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刮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颱風”，並作為黨內文件指示各級黨委要做好反擊準備。隨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 》，全國正式開展了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

1980年，鄧小平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說：“1957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在23年以後，鄧小平以一個政治家的磊落胸懷，毫無顧慮地展示了自己的勇氣，他公開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一定的責任，還給50多萬人平了反。在1980年1月16日他又補充說，“另外，我想提醒一下，1957年的反右鬥爭是必要的和正確的，簡單地說：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過分把它擴大了。” 在全國范圍的反右鬥爭尚未平息之際，剛剛與鄧小平一起從蘇聯回國的毛澤東又向五億多中國人發出了新的號召，即從1958年5月起，全黨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根據這個總方針，發展中的社會主義中國要在15年之內從經濟上趕上資本主義工業國家，這個時期之後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鄧小平作為黨中央的總書記，最初也對三面紅旗充滿了信心，他興致勃勃地對第一批有4。1萬名成員的人民公社作為“衛星”放出來，表示熱情的歡迎。 “我們不但要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還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在新中國走過了第一個十年後，我們的開國功臣們沒有理由不在回首往昔之時倍感自豪，和所有的創業者一樣，他們驕傲地看到一個貧弱的封建國家正在逐步走向富強，他們也同樣對於現在和未來充滿了革命的激情與幻想。不但毛澤東和鄧小平舞動著大躍進的旗幟，就連劉少奇和周恩來也是大躍進的倡導者。 面對全國上下“大躍進”的熱潮，一貫倡導實踐檢驗理論的鄧小平逐漸看出了問題，他再也坐不住了，從1958年11月起，人民公社便陸續把房屋、自留地、家具、鐵鍋，還有小牲畜作為私人財產還給了農民。 4年以後，鄧小平公開發表意見，認為“三面紅旗”是一種不尊重經濟規律，急功近利表現。

正當鄧小平日以繼夜地工作的時候，卻發生了一個意外。 1959年年初，這位55歲的總書記不慎折斷了腿。正是因為這次意外，使他沒能夠參加1959年7月份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急於求成，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加上連年遭受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對我國逼債，致使我國國民經濟進入了極嚴重的困難境地，甚至在一年以後由於供應緊缺不得不取消了國慶的所有慶祝儀式。 鄧小平是一個敢於正視現實的人，無論是指揮作戰，還是建設西南時期；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他都堅信一點，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儘管總書記在“紫禁城”裡受到的是最好的待遇，但還是決定親自下去了解基層的真實情況：他在距離首都約50公里的順義縣搞調研，鄉下里的所見所聞令他瞠目，農民們的糧食和其他供應品消費低到了難以維持的程度，而且他還發現了村里有些黨員幹部的腐化和自私。 調研結束並向黨中央作了匯報以後，中央政府成立了緊急委員會，接著便開始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其後製訂出了從農民的利益出發的“農業六十條”。儘管六十條事實上取消人民公社，但這份條例卻沒包括真正意義上的農業改革措施，緊急措施的核心是“三自一包”。 “三自”是允許農民重新擁有自留地，可以自己經營副業如編竹籃和織布，可以自己把產品拿到既非國家也非集體控制的市場上去出售，因為已經完全公有化和集體經營的糧田和土地又重新租給農戶，所以國家作為出租人用實物的形式收取租稅，每個家庭必須按照合同規定的數字向國家交糧食——這就是名符其實的包產到戶。 鄧小平工作起來特別有信心，一方面因為政治局和常委會里大多數人都支持他的經濟措施；另一方面，他高興地看到，儘管那些辦法施行起來進展非常緩慢，但他那從實際出發的經濟措施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1962年，經濟增長率略有回升。 赫魯曉夫同鄧小平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54年9月，當時，赫魯曉夫和蘇共的兩位領導正值在遠東幾個兄弟國家訪問。當他們在中國得到眾多領導人的歡迎接見之時，他怎麼也沒有註意到這位矮小的四川人，因為那時鄧小平只是數名副總理中的一位，在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等領導親自出面時，這類對外事務是無需他首當其衝的。 但是在六年之後，赫魯曉夫深切地領教到了這位隨時在後方枕戈待旦的軍人出身的中共領導人的鋒芒。 1960年的初冬，由於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了合同，使中國的工農業生產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中國共產黨人感到在思想上和物質上都受到了他們蘇聯兄弟的欺騙。 11月中旬，怒火難捺的鄧總書記帶著一大堆批評意見，前往莫斯科去參加8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參加的第二次國際會議。 不僅是鄧小平氣憤不已，就是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也是如此，因為在不到4個月前，蘇聯“老大哥”一夜之間撤銷了343個合同、紀要以及257個經濟技術項目，從中國招回了1390位專家。另外，他們還要求迅速歸還經濟援助和朝鮮戰爭中買武器欠下的債務。 這對於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我國無異於雪上加霜！ 在第二次國際會議上，幾乎出乎所有與會者的意料，中國領導人竟然對蘇聯共產黨提出批評，而這在社會主義陣營中還是聞所未聞的事。 鄧小平是有備而來。他把對蘇共的反擊處理得十分機智，在這樣一個有各國共產黨雲集的大會上，鄧小平緊緊抓住蘇聯共產黨在中印衝突中站在了印度一方這一事實，由此入手，慷慨陳詞。他在講話中說：歷史上還從未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去詛咒“一個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去譴責資本主義國家反動派的武裝挑釁”。在這樣一針見血的質問面前，赫魯曉夫無言以答。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還委婉地批評了蘇聯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背叛，他認為“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和其它帝國主義者頌揚”不可原諒。這位農民出身的蘇聯共產黨固執的領袖像吞一顆苦果似的嚥下了鄧小平尖刻的話語，面對這位不卑不亢、言辭犀利的中國領導人，他一反常態的謙和。為了讓記者照相，他還把手放在了拄著拐杖的鄧小平的肩上，故意做出親密的樣子來。 鄧小平回國以後，向黨中央報告了他在莫斯科的情況。也是從鄧小平的匯報之中，大家更加了解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現狀。 儘管中國共產黨不想激化矛盾，但是赫魯曉夫卻在蘇共二十二大會上猛烈地攻擊了中國的執政黨，而且更為狂妄地宣布了他的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霸權地位。中國共產黨在1961年還只是批評了蘇共的“個別修正主義錯誤”，並不想使兩國的關係過分緊張，只是從1963年才開始公開點名批評赫魯曉夫。 1963年6月份，毛澤東草擬的《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被作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爭的武器。新的論綱作為致蘇聯人民的公開信，仍以“親愛的同志”起首，“致以共產主義的敬禮”結尾，表達了中國希望國際共產主義陣線在新的基礎重新統一的意願。 蘇聯方面對此不可能毫無反應，赫魯曉夫簡直氣炸了肺，正當鄧小平打點行李準備應邀到莫斯科參加會談時，蘇聯將5個在其國土上散發公開信的中國人驅逐出境。 莫斯科上空烏云密布。 在莫斯科機場便已表現出了極不友好的挑釁，因為同時有一個英美高級代表團抵達，中國空軍的飛機不得不在機場苦苦等候數小時。鄧小平當時並沒有因此而大動肝火，他準備冷靜中取勝。是的，冷靜在關鍵時刻是銳利的武器。 從7月6日起，鄧小平和蘇共的中央書記蘇斯洛夫之間開始了意識形態的論爭。按照蘇聯人的說法，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人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都非常的固執和傲慢。為了回到列寧的共產主義的和睦氣氛，鄧小平向蘇共建議，召開所有共產黨參加的國際大會，聰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額要按黨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來確定，蘇聯人對中國人的毫不讓步一天比一天感到惱火。 7月14日，正是中共的公開信發表一個月後，蘇共領導人反應過來了，拋出了他們的公開信，與此同時，蘇共領導人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華浪潮。赫魯曉夫在紅場出席反華集會不到24小時，蘇斯洛夫和中國的鄧小平總書記就中斷了陷入了僵局的會談，最後，冷若冰霜的爭論有了一絲友好的氣氛，正如開始所提到的那樣，赫魯曉夫出席了雙方參加的宴會，氣氛十分微妙，在赫魯曉夫致罷祝酒詞而先乾為敬的時候，鄧小平——這位善飲的四川人“客氣”地一連回敬了三杯，這使大酒量的俄國人也不禁暗自一驚。當然，這兩位領導人在酒宴上的政治角力，不過是一些有趣的花絮了。從此以後，他們之間由於種種原因，再也沒有見過面。 20多年後的1986年9月份，鄧小平在談及蘇中關係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早完成了去外國的歷史使命，當時我已決定不再離開中國，如果中蘇關係上的障礙解除了，我準備收回我的決定，在蘇聯領土上會見他們的領導人……”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發生了農業大危機。在嚴峻的現實面前，中共中央提出全面調整的方針，包括調整“三面紅旗”之一的人民公社。 作為黨中央的總書記，鄧小平憂心如焚。他洞悉中國的現狀，深知拯救中國經濟刻不容緩，“發展經濟、全面發展經濟”，這是唯一的出路！ 當時的中國農村，人民公社是農業生產的一級組織，二級組織是生產大隊。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主持下，1960年9月，中央委員會通過了農業12條，並從1961年至1962年制定了人民公社60條，為以後農業生機的恢復打下了基礎。 1961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鄧小平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農村建設思想：“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1962年7月7日，鄧小平接見出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並講話。他提出，當前的政治形勢大好，經濟形勢不大好。克服困難，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要從恢復農業著手。恢復農業的政策主要是兩方面：一是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農民能夠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多搞點糧食，把經濟作物恢復起來；二是工業支援農業。農業本身的問題，主要得從生產關係上解決。 “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快比較容易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黑貓、白貓，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鄧小平的這種“不分哪種形式”的貓論，是與當時的“政治掛帥”、“人定勝天”等“最高指示”極不合拍的，但是，對當時的經濟卻是一劑“良藥”，符合中國的危難現狀。 與“貓論”相配套的是鄧小平於1962年提出的“三自一包”，建議把土地分給農民，實際是包產到戶。 1962年5月，劉少奇和鄧小平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指導調整工作的財政經濟委員會的計劃。根據這項計劃，農民把在分給他們的土地上生產的一部分產品作為租金交給集體，剩餘的產品由農民自己支配，可到自由市場上出售，也可從事非農業生產的勞動，如商業、運輸等。 針對農業生產中的“大鍋飯”、“平均主義”，鄧小平在1962年夏天公開宣布：農民對集體經濟已失去信心，並且“農民首先要吃飯”，這就要生產糧食，“在農村，我們也允許小商品生產”。 “三自一包”如雨後春筍，在乾裂貧瘠的中國農村大地上迅速地生長起來，並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越來越多的人已不再看重“貓”的顏色，農村經濟開始出現了新的轉機。 然而在60年代的中國，一切依然是“政治掛帥”，任何一種經濟政策，哪怕它是合乎客觀規律的，一旦它被“政治風”掃上，都會成為極易夭折的“早產兒”。 鄧小平的“貓論”雖然給中國死氣沉沉的農業生產帶來了新的活力，但很快就被政治陰雲所籠罩，十年以後，鄧小平所提出的“白貓黑貓”理論被等同於“不區別帝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而遭到“四人幫”的惡毒攻擊，並成為被判為黨內走資派的主要口實，這大概是當初的鄧小平所沒有預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