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四、不要爭論姓“社”姓“資”

1977年7月16日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復鄧小平原來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在那陣陣熱烈而真誠的掌聲中，73歲的鄧小平異常平靜，只是微笑著向大家致意。此刻他心中並不輕鬆，他深深知道自己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剛經歷十年浩劫的中國百廢待興，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強大中國談何容易，這副擔子好重啊！ 復職後的鄧小平，第一個決策就是為那些在不正常的年月含冤者平反昭雪。儘管阻力重重，但是必須還清白於天下。彭德懷、劉少奇、賀龍等老一輩革命家終於獲得了公正的評價，其他在“文革”中蒙冤遭迫害的人和錯誤定性的事件（如“二月逆流”、“七·二零事件”、“天安門四五事件”等）都得到了公正的結論。

為了共和國的前途，許多老革命家如彭真、陳雲、聶榮臻、王震等又恢復了在黨內、軍內的職務。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還提拔了一批年輕一點的領導人，他們包括：胡耀邦、方毅、耿飚、趙紫陽、彭沖、烏蘭夫、韋國清等。 1980年11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辭去了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胡耀邦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軍委主席。 1982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十二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為軍委主席，黨中央新的領導班子開始著手設計改革開放的新中國的宏圖。 鄧小平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可是社會主義的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在哪裡？世人矚目。 “摸著石頭過河”，這是鄧小平最初的發展思路。只要敢闖、敢為天下先，才有生路。於是，中國踏上了一條改革開放的“不歸路”。

說改革，中國要改的東西太多了，經濟體制要改革，政治體制要改革，甚至連國人的思想觀念也要來次改革。改就是要去掉一些舊的，自然要補充一些新的，新的哪裡來？國內新的可以補充，可畢竟有限，中國人開始放眼於國門之外，實行對內搞活、對外開放。 1985年10月15日，鄧小平在會見當時的美國副總統喬治·布什時指出，中國的改革是一種試驗，要走一步看一步，不斷總結經驗。他說，我們正在進行的這場改革從某種意義上是一場革命。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的提出，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的召開，整整14年的歷程，中國城鄉的變化遠遠超過了以往40年的變化。農民富了，城市人也富了，萬元戶、十萬元戶甚至百萬富翁也有了。中國真正從“階級鬥爭為綱”的噩夢中醒來了，併步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巨大而輝煌的成功。

1992年1月，已是88歲高齡的鄧小平再次踏上處於中國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開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看到自己設計的改革開放之路經中國南方帶來的種種喜人景象，鄧小平會心地笑了。這是他一生為之奮鬥的成果。他似乎並不滿意於中國人過於求穩的思維方式，及時在南方談話中補上了他的“三點”思路，即：思想要解放一點，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 在南方一城市視察時，鄧小平又一次對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些爭論作了具有戰略意義的評判：許多東西不要總問它姓“社”姓“資”，只要對人民有利，就可取。 這一論斷，再現了他在60年代的“貓論”的影子。其實，這些都統屬於鄧小平經濟建設謀略的同一體系，只是60年代是為渡險關的應急之策，而今天則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政策。

有人問鄧小平，中國的步子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是不是走出了社會主義的範疇？ 鄧小平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告訴這些人，我們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股票不是資本主義獨有，市場經濟也可引入社會主義國家，只要對中國經濟建設有益的，我們可兼容並包，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在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快步向一個全新的世紀邁進！ 1992年元月，港報發表了鄧小平的談話，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也給中國的春節團拜會上註入了新的內容。他們互相詢問鄧小平談話的內容。 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全面貫徹鄧小平的談話精神，中央曾向高層幹部和機構下發了“白頭文件”以供全面理解精神。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決定將鄧小平的談話作為黨的文件下發給全黨、全國人民學習貫徹，在全國掀起了學習貫徹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熱潮。 在共和國歷史發展的重大關頭，鄧小平總共發表了四次談話，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經過了十年改革開放，渡過了三年治理整頓，國際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出現新格局，而且國內經濟面臨著新困難，又有人害怕改革開放，主張走回頭路的重要時刻，鄧小平發表了第四次談話，就是1992年1月的南方談話。 這次談話，為中國今後發展的道路，從根本原則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指導作用。今後，中國改革的根本任務，就是扭住發展生產力不放，把現代化建設搞上去。 改革不會完美無缺，更不會一路順風。每遇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出現一些曲折、溝坎之時，總有一些人否定改革開放的方針及路線，要將中國重新拖回到舊體制上。因此，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路線以來，鄧小平多次向全黨全國全世界鄭重聲明：改革開放的路線和政策不會變、不能變、不許變。鄧小平的每次鄭重聲明，都是對改革者、開拓者的披荊斬棘的壯舉鼓勁，對動搖者、拖後腿者的一聲棒喝。

1988年到1989年這兩年，中國的改革進入了關鍵時刻，由於新舊體制的轉換和相觸進入膠著狀態，改革的步伐難以跨大，而舊體制復活的勁頭攛升，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艱苦和困擾。類似“眼前一片朦朧”、“怪圈”、“兩難”、“死亡谷”、“此題無解”等標題和詞句在一些報刊雜誌上出現的頻率增多。 在關係到改革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尖銳地提出了我們應當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來對待改革的問題。他指出改革是一場革命，在解放生產力的同時，也強調指出改革是一場試驗，帶有風險是繞不過的，除非我們不前進。 “膽子要大一點，不要怕風險。如果前怕狼後怕虎，那就走不成路。”鄧小平還提出“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也準備好對策，這樣，即使出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總之，對於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只能靠更深化的改革來解決，停滯和倒退只會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更加難以解決。 “有問題要及時妥善解決，不能停滯或倒退，停滯是沒有出路的”。鄧小平這一改革的新思想，使全國人民振奮了精神，明確了方向，又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艱苦而又細緻的工作。

1989年平息發生在北京的那場政治風波以後，有一部分人被面前的困難嚇住了，也有人把全部的賬歸結在改革開放的身上。中國將往何處去成為全國人民急盼解決的問題。 鄧小平再次在中國命運最關鍵的時刻說了話：“是不是因為發生了這次動亂，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就發生了問題？”“不是！我們沒有錯！”“我們的一些基本提法，從發展戰略到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說不夠，就是改革開放得還不夠。”“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製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干下去。”鄧小平的回答撥開了迷霧，全國人民堅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在治理整頓、深化改革中，控制了通貨膨脹，完成了治理經濟秩序的預定目標，同時在放開價格、擴大流通等領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20世紀90年代初期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年份，當時國內外形勢都十分有利。我國在動盪不安的國際環境中，在多邊關係和國際活動中提高了國際地位和聲望。這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外部環境。能否把我國的經濟建設搞上去，能否抓住難得的機遇，至關重要。 然而，在反對資產階自由化思潮的同時，出現了否定改革開放政策的情緒。對於改革的方針、政策，有人要分析姓“社”還是姓“資”；對於經濟特區，有人認為是在搞資本主義，不僅在理論上造成了混亂，在客觀上也阻礙了改革的步伐。 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鄧小平通過南方談話，總結了改革開放十幾年的經驗，深入闡明了改革對於社會主義前途的重要性，澄清了理論問題，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增加了新內容。鄧小平回答了“左”的思潮對改革開放造成的困難和對它前途的挑戰，深入地、系統地闡明了改革開放的綱領、方針和原則。

鄧小平尖銳地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要發展生產力；經濟發展與經濟穩定協調統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要警惕右，但更要防止“左”；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會變。 鄧小平還指出，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中，必須堅持兩手抓，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必須運用人民民主專政，保衛和鞏固人民政權；在改革開放中，必須加強黨自身的建設，按“四化”標準選拔和培養接班人。 鄧小平在新的理論高度上，充實和發展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並且使之系統化、具體化，標誌著我們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客觀規律的認識已經上升到一個嶄新的高度。

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長期困擾人們，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這個問題越來越敏感。一些人利用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給開拓者、建設者布下了層層雷區。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提出了判斷姓“社”還是姓“資”的三條標準：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怕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其中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辦特區，從一開始提出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製是主體，外商投資只佔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裡。有的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因此，“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製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 鄧小平尖銳地指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到了，搞一兩年對了，就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 鄧小平從這兩個方面回答了關於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社會主義根本任務就是要發展生產力，要發展社會生產力，就必須大膽吸收和繼承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其中也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東西。 鄧小平一貫堅持發展生產力是判斷姓“社”還是姓“資”的根本原則。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內在本質決定的根本任務。離開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任務，去判斷姓“社”還是姓“資”，必然會陷入主觀唯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泥坑。 改革姓“社”不姓“資”，對外開放也同樣姓“社”不姓“資”。鄧小平曾經指出，在中國，要盡快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僅必須改革，而且必須對外開放。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時指出，當今世界是新的技術革命蓬勃發展的時代，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鄧小平強調說：“總的是要開放，我們的開放政策肯定要繼續下去，現在是開放得不夠。我們的開放、改革是件不不容易的事情，膽子要大，要堅決。不開放不改革沒有出路，國家現代化建設沒有希望。” 鄧小平強調：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得到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方面講全了。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時繼續強調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 “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 “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以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正是總結中國革命、社會主義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而得出的科學社會主義結論。 只有改革，才能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使國民經濟得到最快的發展，使國家財富得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只有這樣社會主義才有光明前途。 不發展經濟，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革除舊體制的弊端，不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社會主義就沒有出路。 這就是鄧小平對中國經濟建設和發展的理論貢獻！ 傳統的觀念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逐步擺脫了這種觀念，形成新的認識，衝破了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邁入了市場經濟的大潮。 鄧小平南方談話談話，第一次科學地分析了計劃與市場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問題。鄧小平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 鄧小平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製度範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鄧小平突破了把計劃經濟看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特徵的觀點，澄清了人們思想認識上的混亂。這也是對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 鄧小平的思想，對於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健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將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黨的十四大全面肯定鄧小平的精粹思想，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是一項艱鉅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正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