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二、真理標準大討論
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認識論新的理論思考。從1978年12月以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關於民主和法制、關於按勞分配這些問題的討論，使全國上下出現了思想活躍的局面，諸如“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之類的口號被歷史的進程所淘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決定把精力集中在經濟現代化建設的方面及改革過分集中的經濟體制，調整在前兩三年形成的國民經濟新的比例失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等。
但是，在理論戰線上有部分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有的掉隊成為解放思想的阻力，極少數人甚至攻擊三中全會以來實行的一系列的方針政策“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在批判“左”傾思潮的同時，由於輿論界以及國際上的某些因素的干擾，社會上又出現了一股極右的思潮。
從1978年的秋天起，有一些人在北京市西單附近的“民主牆”上張貼大字報，宣稱經過“文化大革命”這一災難性的歷史磨難，中國共產黨已經敗壞了自己的聲譽，因此，今後不再需要中共的領導，現代化的道路是“社會改革”。西方的記者們忙忙碌碌地抄寫反映失望和不安定情緒的大字報，匆匆忙忙地翻閱自1978年秋季以來，在所謂“民主運動”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報紙。
為了澄清中國的改革的根本性質，就必須要有明確的答复，就必須有一個為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所能接受的，用來統一人民思想的綱領。鄧小平同志站在歷史的高度，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適時地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
在鄧小平實事求是精神鼓舞下，1978年5月，《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重申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迅速在全國掀起。
中央各黨政軍部門、全國絕大多數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各大軍區負責人紛紛發表談話和文章，對文章中的基本觀點表示贊成或支持。
這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得到鄧小平等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滿腔熱情的支持，使之迅速成為一個遍及全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為思想解放和拔亂反正創造了理論前提和社會環境。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談話，著重論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建設和命運的關係。
鄧小平說：“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乾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鄧小平尖銳地指出：“真理標準大討論，實際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一個黨、一個國家，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鄧小平還闡述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並著重講了發揚經濟民主的問題。他說：“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製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放權，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同時，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
在這裡，鄧小平不僅談到解放思想，而且提出了改革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許多設想。
鄧小平的這篇談話，衝破了長期以來“左”傾錯誤思想的束縛，為即將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準備了條件。
為了總結30年來理論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1979年1月至4月，中央和省市兩級召開了理論務虛會。當時的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在會上作了題為《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的報告，提出全黨工作重點轉移之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是：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指導我們奪取新長征的勝利。他強調要堅決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繼續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現的錯誤傾向。
會議就30年來，黨在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方面的得失，個人崇拜，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徵和發展規律，以及當前經濟工作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問題。
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確保黨的思想統一，在這次理論務虛會臨近結束時，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又闡明了四項基本原則，作出了詳細的、具體的論述。後來，隨著鄧小平的思想和理論日益完善和改革目標的逐漸明確，四項基本原則也規定了現代化的性質，成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理論指導和遵循的原則。這四條基本原則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也就是說，在批評兩個“凡是”的後面，並不是可以聽任這種“資產階級民主”露頭。他嚴厲地譴責“民主運動”其口號（“反飢餓”、“言論自由”、“要人權”、“我們批評和譴責中國共產黨”等）是蠱惑人心，無視中國的實際經濟情況和法律。
在意識形態方面，鄧小平本人一直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他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條，尤其是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說，中國人民需要的是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如果“抽像地空談民主，那就必然會造成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的嚴重氾濫，造成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徹底破壞，造成四個現代化的徹底失敗。那樣，我們同林彪、'四人幫'的十年鬥爭就等於白費，中國將重新陷入混亂、分裂、倒退和黑暗”。
鄧小平的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論述得到了全黨的熱烈擁護，得到黨中央的一致擁護。中共中央認為，今後必須反復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每個共產黨員，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他還重申：無論如何，思想理論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一定要堅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方針。不允許有絲毫動搖。鄧小平在談話中，還進一步闡明了三中全會精神和四項基本原則的一致性，批判了企圖脫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歪曲“解放思想”方針的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他還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貫徹執行三中全會各項方針政策，才能堅定地向著我們的宏偉目標勝利前進。
鄧小平詳細闡明了自己對四項基本原則必須置於首位的觀點，闡明了應該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徹底駁倒那些“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觀點。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歷史經驗。他說，每一個稍有頭腦的人，任何一個稍具歷史知識和國際知識的人，都不難發現，中國離開社會主義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這早已被歷史所證明。中國還落後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建國以後，儘管我們犯了一些錯誤，但是中國也大大地縮短了差距，並取得了舊中國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社會主義國家在某種情況下也犯了嚴重錯誤，但是中國正是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以用自己的力量戰勝了林彪和“四人幫”，回到了健康發展的道路。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 “由於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是必須繼承的，“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醜惡頹廢的東西”。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堅信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和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人類歷史上所不可避免的道路，它最終代替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必然。
在鄧小平看來，無產階級專政（1982年憲法後也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因為它和“文化大革命”的術語沒有多大的聯繫）是人民社會主義民主，是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是對那些敵視社會主義事業的反革命分子、敵特分子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的專政。鄧小平說：“我們已經作了大量的宣傳，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歷史上最廣泛的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但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決不是可以不要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還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並且這種現像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鄧小平認為，這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對於這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壞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不對這些人進行專政，就不可有社會主義民主。但是，同他們的鬥爭不同於過去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因為這些壞分子不可能重新形成一個完整的階級。
根據鄧小平的理論，這種鬥爭“是歷史上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但黨反對搞階級鬥爭擴大化，首先是不像毛澤東那樣認為黨內有資產階級的“司令部”、“走資派”。這種專政，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保障。因此，“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不可能設想常備軍、公安機關、法庭、監獄等等的消亡。它們的存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並不矛盾，它們的正確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礙而是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
鄧小平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堅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建設、發展和繁榮的根本保證。他說，自十月革命以來，更證明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建設。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任何一個政黨不可能不犯錯誤，中國共產黨也不是聖人，犯錯誤同樣是不可避免，但是這決不能成為要求取消中共的理由。 “我們黨經歷過多次錯誤，但是我們每一次都依靠黨而不是離開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今天的黨中央堅持發揚黨的民主和人民民主，並且堅決糾正過去的錯誤。在這樣的情況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黨的領導，更是廣大群眾所不能容許的。這事實上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瓦解和覆滅。”林彪、“四人幫”踢開黨委鬧革命，鬧出了一場什麼樣的“革命”呢？如果今天踢開黨委再去鬧什麼民主，會鬧出什麼樣的“民主”呢？現在中國經濟正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如果再讓某些人胡作非為，踢開黨委去鬧什麼“民主”，那就只可能把四個現代化吹得精光，再次耽擱中國發展的大好時機。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大量的實踐所證明了的客觀真理。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現在領導人所承認的思想遺產。作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嚴肅地指出，林彪、“四人幫”嚴重地歪曲和割斷了這個遺產。從今後起，處理意識問題的基本原則是根據當前的需要，運用毛澤東思想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觀點，用新的辦法解決新的問題。
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談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性文件。它是正在全面展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南，是實現改革目標的保證，同時也是實現改革的政治界限。對外國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引進也好，對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借鑒也罷，都必須有一個適當的“度”。這個“度”就是四項基本原則。任何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作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1986年底和1987年初，受西方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蝕、受外國敵視中國社會主義者的別有用心的煽動，在中國的大學裡出現了一些不安穩的跡象。一些青年學生提出了“自由和民主”的口號，甚至某些人公開抨擊中共的領導。這時，鄧小平站了出來，援引了四項基本原則，毫不含糊地拒絕了這些要求。他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黨才能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批駁中國“全盤西化”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針對別有用心的人誣衊政治體制改革是枉費心機，黨和中央明確地肯定，實現這些改革和其他一切領域的改革都只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而學生運動的幕後人正是懷疑黨的領導，因而他至少也是幼稚無知。大學生支援加速四個現代化的辦法是學習，並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發表自己的意見。經過教育，學生們認清了是非正誤，自動地回到了校園。至於在這場鬥爭中，或者支持了上街遊行的，或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夠堅決的領導人，有的被停職檢討，有的則主動地引咎辭職。
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分人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在這個黨內外和國內外都非常關心的問題上，鄧小平有過多次重要講話，幫助全黨同志澄清認識。
在看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報告後，鄧小平的確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個人的問題，它是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分不開的。鄧小平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戰略眼光，深刻認識到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很大的政治問題。他對決議起草小組的同志說，關於毛澤東同志功過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麼寫，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黨內外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鄧小平在多次談話中糾正了這種認識，他說：“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紅軍時代中央革命根據地打AB團，打AB團的品質都不好？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候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在那個異常緊張的戰爭環境中，內部發現壞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腦子發熱，分析不清，聽到一個口供就相信了，這樣就難於避免犯錯誤。從客觀上說，環境的確緊張。從主觀上說，當然也有個沒有經驗的問題。”
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為統一全黨認識作出了重要貢獻，再一次贏得了人民的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