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一、一定要發展生產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天安門廣場再次漾起歡歌笑語。 然而，巨大的歷史慣性，使中國社會按原來的軌道繼續滑行著。 1976年10月26日，華國鋒在聽取中央宣傳匯報會後指出：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判。中央兩報一刊同時發表了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正式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並以此作為“抓綱治國”的指導方針。 當時中國，在兩個“凡是”旗號下，政治上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路線。 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大，華國鋒在報告中仍然高度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成就與作用，並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成果”。

經濟上繼續沿襲“左”傾錯誤，無視十年“文革”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現實，用“大躍進”辦工業的方式，掀起“躍進”風潮。五屆人大推出了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提出：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高速度大躍進；到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1985年糧食總產量8000億斤，鋼產量6000萬噸…… 中國怎麼了？要走回頭路嗎？正當這個關係著民族發展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第一個站出來批評兩個“凡是”。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毛澤東同志這面光輝偉大的旗幟，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同中央兩位同志談話：“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於情理'的問題。不能把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把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毛澤東說，每個人都會犯錯誤的，他自己也不例外。”鄧小平再次強調：毛澤東思想是一個思想體系，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掌握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和這些談話，對解放思想、端正思想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從而揭開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序幕。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和國家歷史發展中的偉大轉折點，開始全面糾正1957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發生的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從根本上結束“左”傾錯誤長期干擾的歷史，使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開始全面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確定了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原則，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制定了改革開放總方針。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首先是在端正思想路線的基礎上，廢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工作指導方針，把發展經濟確立為新時期的工作中心，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方面，現階段的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依然存在。我國社會主義存在的矛盾大多數不具有階級鬥爭的性質，有階級鬥爭特性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哪怕在現階段，我們遇到這樣的矛盾只要提高警惕，慎重地解決，以避免重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另一方面，還存在著階級鬥爭有可能激化的危險。鄧小平反復強調必須同各種敵對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作鬥爭，正是基於這種考慮。

現階段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什麼？鄧小平這樣概括：“至於什麼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由於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實際已經解決了。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這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 為了說明這一點，鄧小平在後來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文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的著名論斷，它進一步把工作重心轉移這一思想深化和具體化，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體現在它的生產力要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

這些論斷實質上呼應了黨的八大的正確觀點，是八大提出“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的延伸。 從此，中國社會在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指導下，大步跨向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把億萬農民引上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道路，避免了土地兼併和兩極分化，以全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並支持了工業化的需要。 但是，由於體制的弊端、經驗的不足、人為的內耗，中國農民始終沒有與落後分手，與貧窮訣別。他們祖祖輩輩辛勤耕耘，但一年到頭還是吃不飽、穿不暖。 22年的社會主義集體化留給我們是一串驚人的數目：

“從1956年到1978年22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由3650億斤增加到5950億斤。增長6％，每年僅遞增2.4%，1978年國家徵購糧食1000億斤，與1952～1955年平均數一樣多，但同期農業人口增加了2.8億。城市人口增加4000萬，到1979年全國有1.4億人的全年口糧不足280斤，有1/4的生產隊（2億人口）每個社員平均收入40元以下，每人每天不足0.11元，他們實際處於半飢餓狀態。 “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也低得可憐，4億多勞動力，3億人在搞農業，但糧食副食的供應仍很緊張，每年需要進口一部分糧食、棉花、豆油以補不足。1977年全國生產5750億斤糧食，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才生產1917斤，每年以300個勞動日計算，每人6.39斤。而1975年的美國，一個農業勞動力平均生產糧食136535斤，高出我國71倍。在我國一個農業勞動只能供養2。1人，要4.8個農業人口供養一個城市人口。”

農業形勢嚴峻！ 整個國民經濟形勢嚴峻！ 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領導經濟體制改革戰略部署中，首先推出了農村改革。鄧小平指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80%。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不逐步擺脫貧困，就是我國絕大多數人沒有擺脫貧困……工業的發展、商業的和其它的活動，不能建立在80%的人口的基礎上。 1985年4月15日，鄧小平會見坦桑尼亞副總統姆維尼時說：我們確定兩個開放，一個是對外開放，一個是對內開放，對內開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 從農村出發，是鄧小平根據中國的國情，為社會主義改革製定的根本指導思想。鄧小平認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必須看到：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鄧小平說的這兩個特點主要是指農村。農民是我國農業生產的主力軍，也是我國人民的主體。鄧小平指出：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因此，鄧小平感到：農村既是最落後的地方，也是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地方；既是改革的重點，又是改革的難點，又是全面改革的基礎。

鄧小平以極大熱情首先從農村實行他的改革計劃，是因為我國“左”傾錯誤始於農村，“左”把集體搞垮了，把農民搞窮了，把農村搞死了。鄧小平認為，改革也就是搞活。改革搞活首先要從被搞得很死的農村著手，他強調“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 農村改革如何搞？鄧小平指出：“農村改革的內容總的說是搞責任制，拋棄'大鍋飯'，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鄧小平說的責任制，指的是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它是指導者的智慧和群眾的智慧相結合的產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當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拉開改革的序幕後，安徽鳳陽的農民提出一個與鄧小平設想相吻合的名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從鳳陽一“包”到全國，成為農村普遍實行的經營方式。農民形像地將這種經營方式概括為：“先交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鄧小平1985年會見外賓時指出：“可以肯定，這是個很好的政策。”

農民響應黨的號召，在土地上創造出一個個奇蹟，鄧小平對此是極為高興的。 1984年，鄧小平會見外賓時曾說：“現在看，一系列新的農村政策是成功的，而且見效快，成績顯著。農村政策見效，對我們制定翻兩番的目標是一個鼓勵，增加了我們的信心。” 鄧小平從農村著手進行改革，並取得了巨大成功。老百姓為此是感激他的。不少山區農民解決溫飽問題後甚至用迷信的方式表達他們對鄧小平的愛戴。一位70多歲的老太太每年收穫時節都要向著北京鞠躬，她說是感激鄧小平。 十一屆三中全會給改革指明了正確方向。鄧小平在會上指出：改革在全國的統一方案拿出來以前，可以從局部做起，從一個地區一個行業做起，逐步推開。 會議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提出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責任制。

對家庭承包責任制這種人民群眾的偉大創舉，鄧小平給予了高度評價和支待，他說：農村改革的內容總的說就是搞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實行責任制就是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這樣一下子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把基層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 就在推行包產、包乾到戶責任制受到重重阻力的重要時刻，鄧小平以極大的勇氣和魄力對廣大農民的偉大實踐給予高度評價和支持。 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農村政策問題時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合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麼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發展生產力，發展農村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鄧小平為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前景作出了科學的戰略指導。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指出：在那些邊遠地區和貧困落後地區，群眾要求包產到戶，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乾到戶，並在一個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在一般地區，已經實行包產到戶的，如果群眾不要求改變，就應允許繼續實行……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麼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怕。 上述文件明確肯定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管理形式，這是中國共產黨政策思想上的一次飛躍，對統一人們的思想，推動農村體制改革有重大意義。 在中央支持和鄧小平的大力倡導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在我國農村全面鋪開，到1982年底，全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的生產隊達93%，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作為農村的基本生產經營方式在我國確立起來了。 農村體制改革的大變動，終於衝破重重阻力，迅猛地向前發展。 巨人的偉大，就在於高瞻遠矚，洞察歷史，把握未來，推動社會順應歷史潮流前進。鄧小平為中國農村偉大變革指明了方向，中國農村的改革大潮順應這一方向，奔流而下，一瀉千里，一個新的時代終於向中國走來。 聯產承包製振興了整個農業，給農村經濟注入新的活力，農村由此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隨著家庭承包製普遍推行，勞動生產力大大提高，推動了廣大農民利用剩餘勞動和資金，發展多種經營，從事商品生產。 沿襲幾千年的自給半自給的農業生產，已開始向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生產轉化。在中國，農民從此開始告別貧困，走向富裕。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內容的農村改革，極大地解放了長期被壓抑的農業生產力，農村經濟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到1984年，農業總產值達3612億元，糧食總產值突破8000億元大關，人均800斤，達到世界平均水平，棉花一億擔，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農產品商品率53.3%。 1985年農民人均收入達397元，大部分農村人口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但是，在打破集體經濟“大鍋飯”之後，還必須進一步把農村經濟搞活，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擴大市場調節，使農業生產適應市場的需求，促使農村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1985年1月，在鄧小平支持和指導下，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改革的基本目標，推進我國農業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著較大規模的商品化經濟轉化，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化。 第二步改革措施出台，對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體制的大體輪廓已經形成。億萬農民的偉大實踐不僅給農業生產注入生機活力，同時也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革積累了經驗。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把黨今後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爭取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根據這一精神，中共中央於1979年4月召開了工作會議，決定對整個國民經濟採取“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會議認為：“鑑於在最近幾十年內，國民經濟將以調整為中心，城市改革只能在局部領域進行，認真調查研究，搞好試點。改革要側重於擴大企業自主權，增強企業活力。劃清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權限，在中央統一領導下，調動地方管理經濟的積極性。要精簡行政機構，更好地運用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要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作用。” 1979年6月，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了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隨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便以擴大企業自主權利為內容，逐步在局部範圍開展起來。 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從四川開始。 1978年10月，四川省在寧江機床廠、重慶鋼鐵公司等6家企業進行試點。 1979年1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全國確立了第一批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驗的企業。四川省擴權試點企業發展到84個。到1980年底，企業擴權試點已達6600多個。 在鄧小平的改革思路中，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出發點，就是實行生產責任制。他強調：“基本原則是搞責任制，這點是肯定的。” 實行經濟責任制，是工業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的又一探索。這一改革由山東省首先在企業中試行，時間是1981年春季。主要是通過承包劃分國家同企業之間、企業同職工之間的責任權利的關係，貫徹聯產承包，按勞分配的原則，進一步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 1981年10月，國務院轉發了《關於實行工業生產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意見》。文件要求通過經濟責任制，把企業和職工的經濟利益同他們所承擔的責任和實現的經濟效果聯繫起來，使廣大職工以主人翁的態度，用最小的人、財、物力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 1981年率先試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首都鋼鐵公司取得很大的經濟效益。擴權3年，實現利潤8.26億元，平均每年2.75億元，比擴權前的1978年的1.8億元平均每年增長45.32%；3年上交利潤7.3億元，平均每年2.4億元，比1978年的1.8億元平均每年增長34.8%；3年上交利潤加稅金共8.38億元，平均每年為2.79億元，比1978年的2.8億元平均每年增長27.9％。 1984年，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跨入了第六個年頭。農村第一步改革取得成功和城市局部改革探索進展順利，使整個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已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鄧小平揭示了這一歷史趨勢：農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去，來推動城市改革的發展。 正如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許多關頭一樣，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審時度勢，緊緊抓住這一契機，適時地推動改革向深度發展。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一致認為，必須按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需求，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 全會通過充分討論，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決定》在總結歷史經驗及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回答了社會主義實踐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規劃了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範圍： （1）建立一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2）“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 （3）“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4）建立一個“合理的價格體系”； （5）實行政企職責分開，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 （6）建立多種經濟形式，擴大對外的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 （7）發展多種經濟形式，擴大對外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 （8）為了未來的經濟發展，起用一代新幹部和一批管理人才； （9）加強黨的領導，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 隨著《決定》通過，經濟發展開始增加了新的動力。 1984年國民生產總值達9200億元，和前一年相比，增長10％。隨著城市改革的發展，在工業體制改革的同時，商業體制、建築體制、外貿體制、金融體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紛紛出台，中國城市經濟，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