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二、毛澤東保住了處理的底線

由於“文革”是以“天下大亂”的方式去奪取社會權力和触及“人的靈魂”的“政治大革命”和“靈魂深處鬧革命”，這一些勢必引起許多人的懷疑、抵制和反對。為了深入進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為了徹底摧毀“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社會基礎，毛澤東必須藉助和倚重林彪、江青等黨內極端勢力，所以，對於林彪和“中央文革”堅決打倒鄧小平的企圖，倚重和信任他們的毛澤東也不得不有所遷就。考察毛澤東在發動“文革”時給江青的那封意義深長的信，提到了他“違心地同意別人”，“我只好上樑山了”，“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等等一類的言語，其實也為我們理解毛澤東對黨內極端勢力不得不有所遷就的心情，提供了一個思路。這些“考慮”體現在毛澤東的一系列關注和保護鄧小平的舉動上，包括他對鄧小平在人身上的保護和在政治上的保留。

根據毛毛在她的書中披露，1967年5月，毛澤東約鄧小平談話，主要是問他30年代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這一段歷史情況，並批判了他派工作組的錯誤。毛澤東態度緩和，批評得併不嚴厲，並且說，以後有事情，可以找汪東興。毛澤東作為一個大政治家，當然知道林彪、江青等黨內極端勢力要極力置鄧小平於死地，所以，“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便有深刻的含義。鄧小平雖遭批判，被軟禁在一座小房子裡，一直與他一起生活的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被允許與他呆在一起，而且未受到人身迫害和摧殘。鄧小平躲過了厄運顯然與毛進行了乾預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有關。數年之後，鄧小平本人也承認：“林彪、'四人幫'總是想把我整死，應該說，毛主席保護了我”。毛澤東不但在人身上保護了鄧小平，而且在政治上為重新起用鄧也埋下了“伏筆”。 1967年春，戚本禹發表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將鄧小平指責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對其批判時，毛澤東向鄧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談話時說：“我的意見還是要把他（指鄧小平）同劉區別一下。”在1968年九大召開前的視察途中談到鄧小平時說：“鄧小平是不是要保？一個是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1969年3月23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說：“九大報告上只寫我與劉兩個人的名字，只寫劉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陳伯達也曾回憶說：“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九大選舉前夕，毛澤東談過鄧小平的問題，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這些談話，在將劉少奇定性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和九大前夕，毛澤東這些談話，顯然是有的放矢的。把劉、鄧拆開來，話只是一句，但含義很深。它是對劉、鄧個人生死前途、政治命運的不同決定，在深層次上為重新起用鄧小平準備了最必要的條件。

除了把劉、鄧進行意味深長地分開外，毛澤東還“反潮流”的保留住鄧小平的黨籍，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用近乎協商的語言“替他說一點話”，要求給鄧小平“做點工作”，哪怕是“做點室內的整理材料”，並且“不合你們的口味”地不同意“大家要開除他”的意見，在1968年，毛澤東用這種口氣與語言在中央正式會議上為鄧小平說話，真切地反映出毛澤東的確不想根本打倒鄧小平，的確是想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然而又不得不顧及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所以，他堅持最後的底線，保留住鄧小平的黨籍。 毛毛在書中寫道：“九大的召開，父親是從報紙上和新聞中知道的。雖然他再一次被確定為'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卻沒有開除他的黨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經驗，他深知這一處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奧。應該說，只要沒有開除黨籍，就留有餘地，就存在一線生機。”鄧小平作為幾乎搞了一輩子黨務工作的老黨員，自然對保留黨籍的玄機有著遠比一般人深刻的理解，毛毛的這句感嘆更為我們理解和感悟當時的政治“玄奧”，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再聯想到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一再要求“留在黨內”，而毛澤東為保留鄧小平的黨籍一再親自出面乾預，對於我們了解這一具有特別意義的“玄機”提供了啟發。這個“玄機”為鄧小平的複出預留了空間，當然，由於黨內情況的複雜性，鄧的複出還需要時機和鄧個人的努力。

歷史有幸，在時機成熟的“林彪事件”後，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共同努力下，1973年，鄧小平終於第二次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