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一、“撤工作組我不贊成”

1984年，鄧小平說過，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1966年5月是個不尋常的月份。全國各地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古老的北京，更顯得黑雲壓城城欲摧。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在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分別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根據林彪的指控，誣陷他們4人為“反黨集團”，停止、撤銷了彭、羅、陸、楊的領導職務。 會議期間，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通知》認為，已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因此必須批判、清洗這些人。林彪則於5月18日作了殺氣騰騰大講政變歷史的講話。會議決定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為副組長，康生為顧問，姚文元等為委員的中央文革小組。這個“小組”實權相當大，實際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成員雖幾經變動，但它卻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的指揮部。

面對危機四伏的緊張局面，在中央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及鄧小平心急如焚。特別是6月伊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和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攻擊北大黨委、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在全國廣播後，許多學校很快掀起揪鬥學校校長、教師的“鬥黑幫”惡浪，而且勢頭不減，大有堤毀人亡之勢。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關部門開會研究運動問題，決定由陳伯達率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由張承先率工作組去北京大學。周恩來將會議決定電話報告在杭州的毛澤東，並取得同意。 30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聯名向毛澤東正式發電報進行請示，毛澤東當夜批示：“同意這樣做”。 正當中央一線領導忙於部署領導運動事宜時，形勢發生了突然變化。 6月1日，毛澤東作出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批示，指示新華社全文播發，在全國各報刊發表，並說“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這篇社論是由陳伯達主持連夜起草的，發表前沒有報告中央。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一天之內，風雲突變，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甚感驚愕。此後幾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大量煽動性的社論、報導和文章，形勢急轉直下，運動迅速席捲全國。 劉少奇於6月3日緊急召集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如何應付局勢。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認識下，會議制定了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遊行、不要串聯、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不准打人污衊人等八條規定；決定派出工作組以控制首都大專院校近於癱瘓的局面；並決定，哪裡出事，哪裡派人去，派工作組要快，要像派消防隊救火一樣的快。鄧小平在會上說，中央的八條傳達要快，開個十萬人大會，一竿子插到底。

會後，北京市委根據會議精神，向一些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由於有人背後支持造反運動，工作組進校後，不但未能阻止混亂的發展，事態反而變得越來越難以駕馭。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頻繁開會，研究處理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 毛澤東不在北京，許多重大政策定不下來，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於6月9日赴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 10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兩次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會上漫談，議論內容涉及“文革”的方方面面。會上談到運動可能要進行半年時間，但並未對當前運動應該怎樣進行提出具體意見。關於派工作組問題，毛澤東只是在議論中表示：派工作組太快了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

從杭州回京後，由於周恩來要出國訪問，指導運動的責任落在劉少奇、鄧小平身上。從6月4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學派工作組的經驗，向部分北京大專院校和中學派出工作組。 劉少奇和鄧小平想通過派工作組進校，達到保持黨對運動領導的目的，同時制止混亂恢復秩序。他們對工作組的工作既支持又關心，還分別直接接見工作組人員了解情況和指導工作。 鄧小平在6月4日接見駐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在談話中，針對學生批判老師“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問題，鄧小平說：“如果（老師）真有學問，還要團結他們。女附中數學、物理都不錯。好的學校熱火朝天，名氣大，有一套。如果沒有好教師，也就教不出好學生。要善於分析。工作組要教育、幫助學生提高水平。打人沒有？打人是沒有本事的，是沒理的。鬥爭要講道理，批判要做好準備，事實要核對清楚，要充分講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幫，有些不是黑幫。講錯了話都是壞人，那就沒有好人了。材料不夠，不要輕易開鬥爭會。不要搞變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錯了，將來賠禮都賠不完。政治問題要用政治方法解決。（黨的）總支中總有些好的嘛，校長、副校長總有些好的嘛。把黨都搞垮了怎麼行？把團搞垮了怎麼行？如運動把共產黨、共青團都打倒，是勝利了嗎？總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嘛。教師大多數是好的。說老師都壞，我不同意。”

詳細抄錄這篇講話，是為了說明兩點。一是可以看出，鄧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則上都不認同“造反”的理論；二是可以看出，到了這時，他對毛澤東發動這場政治運動的意圖依然毫無意會，更不要說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緊跟。作為中央一線領導人，他和劉少奇一樣，於不自覺之間，在運動的問題上，已經落伍，已經跟不上，已經遠遠脫離毛澤東的步伐了。 6月14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杭州會議精神。此後，他們多次開會聽取運動情況匯報和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 6月21日，劉、鄧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運動問題。鄧小平在會上就工作組的工作方法等問題提出意見。會議精神貫徹下去後，學校和社會上的混亂狀況有所好轉，無政府主義現象得到遏制。 6月28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運動要有步驟，要製定一些便於掌握的具體政策。

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面對突如其來的運動狂潮，劉少奇、鄧小平的做法，是他們所應該作出的正常的決定，也是正確的決定。他們和絕大多數幹部一樣，希望學校恢復正常，希望學生回去上課，希望首都恢復平靜。 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的做法，從根本上與毛澤東的想法背道而馳。而且在暗處，中央文革一班人馬，正在鼓足了勁頭，精神抖擻地策動和支持學生的造反行動。對於江青等人來說，只有動亂的局面，才是他們顯示身手的大好舞台。 這場“文革”運動，從根本上來講，是自上而下的和人為發動的，加之林彪、江青等“文革”勢力利用青年學生的革命熱情和天真幼稚，大肆挑動和蠱惑，因此，中央派出的工作組進校以後，不但沒能扭轉混亂的局面，反而從一開始便遭到部分“革命群眾”的激烈反對甚至轟趕。

由於對工作組進校的態度不同，各院校群眾組織迅速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兩大基本陣營。這種局面的形成，實際代表了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一線中央負責人，與以林彪、江青等為首的“文革”勢力之間的對立的形成。 7月份，因事態緊急，中央於13、19、22日連續三次開會討論工作組問題。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說工作組壓制民主，給群眾潑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組。劉少奇憤而駁斥，並與康生髮生爭執。素以沉穩著稱的鄧小平忍無可忍，一下子站了起來，指著陳伯達說：“你們說我們怕群眾，你們到前邊試試！”並明確表態：“撤工作組我不贊成！”在會議上，中央一線領導和中央文革，從思想到言詞均已針鋒相對，鬥爭已趨白熱化。 混亂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一些學校中出現了紅衛兵組織，批判校領導、揪鬥“黑幫”和“牛鬼蛇神”的行動不斷升級，發生了體罰和打人。反工作組和保工作組的鬥爭更趨激烈，派性和派別組織由此產生。各大中學校均已停課，大小辯論會晝夜不斷。中央文革人馬頻頻到各校煽風點火，鼓吹造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也被迫到學校與學生對話進行說服。記得有一次，鄧小平到一個大學參加辯論會，回答學生質問，在場的還有其他中央領導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操場上人群擁擠，口號震天，群情激昂。在強烈刺眼的燈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向紅衛兵小將致敬！”的尖聲叫喊，陳伯達那沒人聽得懂的福建話和王力的從旁翻譯，顯得那樣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線中央領導的那些說明和勸說，則顯得那樣的無奈和無力。這些參加了一輩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面對這樣一種扭曲變形了的群眾“革命造反”場面，徹底地茫然了。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是造反運動的支持者。在北京“天下大亂”的時候，他在杭州，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發表了與北京的一線領導截然不同的觀點。 6月21日，他說，文化革命是一個政治鬥爭、階級鬥爭。他說，現在不派工作組去學校，讓他們大亂一場。 7月8日，他給江青寫信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打倒右派。 這是自運動以來，毛澤東發出的又一次“戰鬥”號令。 7月18日，毛澤東在武漢豪邁從容地暢遊長江後，回到了北京。 從第二天開始至23日，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召開“文化大革命匯報會”。會上仍是分歧很大，中央文革小組猛烈攻擊中央一線領導派工作組是鎮壓群眾。會議期間，毛澤東發表了意見。他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 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小平，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明確指示立即撤出工作組。

毛澤東為工作組定了性，派工作組的劉少奇、鄧小平，在此問題上，自然而然地“犯了錯誤”。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工作組。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會上作了檢查性的講話。鄧小平說：“必須說明，以新市委名義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這是根據中央的意見辦的。”“有的同志說，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的確是這樣。”周恩來說：“工作組絕大多數的同志是好的，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嘛。” 劉少奇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許多其他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講話，是檢查，是承擔，更是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