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一〇我所了解的康生
康生這個人，現在知道他很壞的人不少，但對他怎樣使壞，知者卻不甚多。從延安時期到建國初期，由於工作關係，我同他接觸較多，也就了解較多。
康生並非偶然出現的一個人，他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上此類人並不太少見，只不過康生身居高位，危害更大罷了。因此把康生曝光，有利於識別這一類人。
說是康生的“搶救運動”，是因為這一害人運動確實是他一手策劃、製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在開始時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毛澤東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闡明整風學習的目的、任務和方針對，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是非，澄清問題，端正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而不是為了追究任何個人的責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風開始後，幹部們並沒有感到有任何壓力，能夠集中的讀點書是很難得的機會。除了22個文件外，還有《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兩條路線》以及乾部必讀的六本書等。大家學習都很認真，做筆記，寫心得，自覺地聯繫自己的思想做檢討，思想認識確實得到了提高，獲益匪淺；黨內也出現了更加團結的氣象。但是最終結果卻與初衷大相徑庭。
事情是如何演變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楊家嶺宿舍閒聊時，他向毛澤東的窯洞呶呶嘴說：“我們的同志總不明白，既然我們掌握了政權，卻還不會使用，不知道使用權力。”這話與他以後的所作作為聯繫起來，實在是意味深長。
康生是中央社會調查部的部長，是反好保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也就是說他掌握了那時的主要專政機器；他又是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澤東，後是劉少奇，都是掛名），是整風運動的實際上的領導人，於是他實際上掌握了對人的生殺予奪之權。
整風學習開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為重點；後又轉入審幹，他又把中央黨校也作為重點。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馬列學院，院長是洛甫（張聞天），該院為我黨培養了大批理論骨幹。但康生對中央研究院的評價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並親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矛頭指向許多黨內的老同志和青年黨員。只因毛澤東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方針、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認識為目的而不是追究個人責任，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並不甘心就此罷休。 1942年5、6月間他又親自策劃了批判王實味。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以後，他發表了（《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藝術家》（《穀雨》一卷四期）等雜文，接著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壁報上發表了幾篇短文。他在這些文章中指責延安干部群眾之間隔閡很大，幹部不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人缺乏關懷愛護，“到處烏鴉一般黑”，而有人卻認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麼”、“天塌不下來”；他指責等級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認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義”；並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線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來襯托延安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景象。
對王實味的這些錯誤言論，毛澤東曾不指名地批評過，說整風中有些人不是從正確的立場說話，而是用絕對平均主義的觀念和冷嘲熱諷、放暗箭的辦法。冷嘲暗箭是一種腐蝕劑，不利於團結等等。毛澤東的批評顯然是為了糾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則是利用了這一問題，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會部的干部會議上說：王實味的在香港報紙上發表了，並責成中央研究院組織批判。 5月27日一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揭發批判王實味的鬥爭會，康生多次出席，並給王實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澤東的整風報告之後，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經濟問題研究的成全(陳傳綱）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頓三風，還要整頓“人風”。所謂“人風”，無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騎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還對陳伯達提了一大堆批評意見。與此同時，棗園的工作人員於炳然也給中央和任弼時寫了一封信，也把陳伯達說得一文不值。這些信我都看過。
成全、王裡（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婦委從事婦女運動研究工作）夫婦二人過去認識王實味，到延安後也有所接觸；潘芳、宗正夫婦二人同王實味是鄰居，來往較多，康生便把他們與王實味的關係定為“托派關係”，康生先在棗園組織批鬥於炳然，從於炳然株連到成全和王裡，再株連到潘芳和宗正。
從8月至10月，對他們先後開了72天的批斗大會，把他們與王實味一起打成“反黨集團”。
同年10月，在中央黨校鬥爭吳奚如，把吳打成叛徒、特務（後來得到甄別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學把張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務”。張克勤是甘肅地下黨的一名黨員，那時還不到20歲。由於他的父親在蘭州開了一個照相館，光顧照相館的人，自然是什麼人都有，國民黨的軍官、特務之類的人也去。據此，康生就說張克勤父親的照相館是“特務聯絡點”，張克勤的父親當然是“特務”，而張克勤當然是他父親派到延安來的“特務”，於是逼迫張克勤承認，張不承認，就批鬥他七天七夜，最後還以假相威脅，張克勤終於承認了自已是“特務”，還“供”出一個“紅旗黨”。此後，“紅旗黨”越來越多，幾乎所有黨的地下組織都被打成了“紅旗黨”。 （所謂“紅旗黨”，意即國民黨“紅旗政策”下的假共產黨——名義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引誘進步青年加入，而實際上當了國民黨特務）。樊不畏在很久以後給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信中說：他當時並不知道什麼“紅旗黨”、“紅旗政策”，全都是審訊他的人提示他承認的。
張克勤是“特務”這件事，謝老（謝覺哉）並不相信，因為他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擔任領導工作時，同張克勤的父親有過接觸，了解此人是比較進步的。但由於康生處在反好的權威地位，對他無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僅在於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風學習中正常的檢討、反省引向審幹、肅反，並且把它說成是一種規律，杜撰出“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的廖論。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了《關於鋤奸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大肆宣傳“延安特務如麻”，說什麼“一種特務是打進來的，如戴笠派來的特務”（實際上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人主動交待，並迅速查清，當時稱為“戴案”；“一種是拉出去的，即在我們隊伍裡發展他們的人做特務工作”。報告後，少數單位審查幹部開始，接著各單位也都紛紛跟了上來。1943年4月，傳出敵人可能進攻邊區的風聲，康生又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迫害幹部。一天，康生把周興（邊區保安處處長）和我（保安處一局局長）叫了去，給我們佈置抓人。抓人的理由，他說一方面是蔣介石企圖發兵進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書胡宗冕要來延安，以防有問題的人與胡“聯絡”。康生手裡拿著名單，一邊同我們談話，一邊在名單上作記號，打圈點，嘴裡念叨：“這個是'復興'，這個是'CC'、'漢奸'、'叛徒'、'日特'、……”。畫完之後，要我們把打了“〇”的都抓起來，打了“.”的，都送進邊區行政學院接受審查。我接過名單逐一看下去，打了“〇”的有個名字是“師樹德”，我脫口而出說“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搶過名單，說：“你弟弟？”接著把這個“〇”劃去。我說：“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頭一擺，“嗯嗯”兩聲，也不作解釋，把“〇”換成了“.”。兩天以後，從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與此同時，李克農（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汪金祥（社會部二室主任）奉命負責抓中央直屬機關的“嫌疑分子”。
這次抓人之後，中央正式宣布曾遍審幹開始。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向中央直屬機關作動員報告，當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時，許多同志嚇得面色蒼白，茫然失神。
接著，康生把假特務張克勤當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禮堂、邊區政府禮堂以及一些單位做“坦白交代”的報告。康生拍著張克勤的肩膀說：“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張克勤根據審訊人的提示和讀過的偵探小說編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卻說“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張克勤提出了'紅旗政策'”；“張克勤提出'紅旗政策'，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殊政策有了一個新認識，使我們對大後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使我們對延安特務的數目之多，得到了一個答案”。於是他把甘肅、河南、四川、湖南、湖北、雲南、貴州、浙江省的地下黨，統統宣佈為“紅旗黨”。他當時還不敢說陝西的黨全是“紅旗黨”，但他說關中、漢中的黨組織是“紅旗黨”。這“紅旗黨”就是這樣從康生的頭腦中設計出來，通過審訊人員教給被審查者，變成“供詞”之後，又反過來作為康生擴大“肅反”的依據。
1943年轟動一時的“綏德特務”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這裡僅以綏德師範為例：該校師生員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達162人。該校語文教師奕丁生被打成“六個縣的特務頭子”。那時，假坦白成風，只要點到誰，誰就立即承認是“特務”，而且誰瞎編得越多、越離奇，誰就越受賞識、越光榮。康生十分欣賞“綏德經驗”，不僅在延安到處推廣，還通過新華社，廣發到各根據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屬機關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並邀了綏德師範一個女學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發言，該女生編了一套自己怎樣“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務組織，又怎樣用美人計進行特務活動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極為欣賞，讓她到處作報告，待為上賓，和首長同坐主席台上。
綏德的肅反擴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強烈不滿，為了弄清真相，組織上派我帶幾個人到綏德去處理那裡的爛攤於，我在那裡的工作是受到邊區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視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後，康生仍企圖把它變成我的罪狀之一，說我“放走了許多特務，把綏德的特務線索搞斷了”。
1943年10月間，我應召回到延安，我在綏德期間，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這些人集中在兩個地方：一個是邊區保安處，一個是棗園後溝的社會部，這兩處關押的人，被認定為“特務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黨校、邊區行政學院和西北公學等處，有上千的人，是被認為社會關係複雜、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則留在本單位進行“勸說”，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花招，叫做“搶救”告一段落，以後要靠“自己救自己”。而轉為“自救”之後所發生的變化僅僅是打人罵人的現象少了，吃不飽飯的現象卻未改善，逼供變成了誘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紅花，騎大洋馬，上主席台。於是出現了更多的冤假錯案。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將審於、肅反工作做個總結。這個總結報告由我和周興起草，我們如實地敘述了運動的經過，承認了許多缺點錯誤，提出了糾正的意見。康生命我們寫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於是分段送給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給他以後，他壓了好幾天，最後說“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編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了題為《關於反姦鬥爭的發展情形與當前任務》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不但不承認錯誤，反而大擺其“功”。
他說，“在這一年另兩個月的工作中，我們清出了暗藏的偵探奸細，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創造了新的反姦路線，獲得了巨大的成績”。這些“巨大的成績”是什麼呢？他說：“我們在黨的組織內清出了托派、國特王實味等內奸分子；在政權系統中清出了王毓琪、吳南山、樊作材等特務分子；在軍隊中清出了吳奚如、許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眾中清出了楊宏超、鄧應賢等特務分子及其組織；在學校系統中清出了奕丁生等特務分子；在工廠系統中揭破了張志剛等特務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單中，除了吳南山確係“戴案”分子、楊宏超是軍統特務(此人並未向軍統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他瞎編情報為了賣錢，並很快破獲了），鄧應賢、張志剛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餘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錯案。
他報告的基調是一味肯定成績，反對“極右”。他說：“我們這次反好並未完結，僅僅是從但白運動開始轉入甄別工作。在過去坦白運動階段中，我們突破了特務，鞏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滅了被資產階級同化的危險，在組織上保障了內部的純潔，在反好工作上創造了新的路線，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績。如果不進行這項工作，就會使黨受到很大損失。在這一點上如果還有懷疑，那就是極右的觀點。”
對運動中的錯誤他也說了一些，但他是這樣說的：“有些同志以'特務如麻'的主觀主義代替群眾性的正確認識，不曉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務嫌疑時，必須慎重。許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認為定是特務；既是特務，在我區定有龐大組織；既有組織，定有領導機關；既有領導機關，必有下層組織。因此，對每一個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龐大的特務組織系統，一定要求他供出許多特務關係，一定要信以為真，不准懷疑。如果是這樣一確有許多地方也這樣，那是錯誤的。如果有了這種主觀推論的方法，必然產生擴大化的結果，產生出逼、供、刑的各種形式來。”
他所說的這一切錯誤估計和錯誤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為，他從來不曾提醒過人們“慎重”，然而他把責任輕飄飄地一股腦兒推到別人（這些人是誰也不知道）頭上，與他絲毫無干，所以周興對我說，“這樣的報告，只有康生能做，我們是作不了的。”
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主要發明正是所謂“特務如麻”。為了證實他這一估計的正確性，就必須使用逼、供、信的手段。這裡簡單剖析其幾種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訊逼供。首先給被懷疑的人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接著進行肉體的折磨。 1943年5、6月間，康生召集過一次會，討論起草《審訊條例》。參加會議的有許建國、周興、譚政文，周同、錢益民、李克農、汪金祥和我。會上為可否用刑逼供，兩種意見尖銳對立。有的人主張在條例上規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堅決反對。為此，康生大發脾氣，說“不用刑，那怎麼審訊？！”有同志說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氣壯他說：“有材料還要你審訊？！”所以在“搶救運動”中用刑逼供是相當普遍的，如打人、罵人、關押、“車輪戰”、“疲勞戰”、假槍斃等等，無所不用其極。被關押的犯人則常常不讓吃飽飯，不讓睡覺，用這些辦法逼迫被審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挑撥離間，互相“揭發”。整風學習時，有反對自由主義一條，而康生把它利用來為自己的肅反化服務。他說：“如果你不把黨內的自由主義思想清除掉，那麼內奸就清不出來，這個自由主義就是特別嚴重，那個地方的奸細也就特別猖狂”。造成誰不“揭發”誰就受“自由主義”壓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間起碼的信賴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間的某些矛盾讓他們互相“咬”，然後又作為根據去抓人、關人、逼供。康生把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說：“利用反革命分子進行鋤奸工作，張克勤打了頭一炮。”類似張克勤這樣的大砲、小砲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獲至寶，再去逼牽連到的人，就是這樣滾雪球，傷害了許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嚴重地傷害了同志間的感情，破壞了黨內團結！同時也使多少個家庭破裂！
三、審查檔案，無限上綱。康生要求各單位的組織部門翻閱幹部檔案，從檔案中找問題，美其名曰“調查研究”。怎樣找問題呢？康生說：“……叫做三種自傳（下面實際說了四種，但他原話如此一筆者註）：剛來邊區時寫的自傳，整風時寫的自傳，審查時寫的自傳，到反省機關後寫的自傳，把這三種自傳一對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鬥爭的，先留下一個大綱，有個大綱寫一百遍都不錯。你就叫他當面寫自傳，在我們這裡寫自傳，他的大綱在家裡，在這裡寫就有了漏洞”。他為的就是抓住“漏洞”，無限上綱，進行逼供。
四、佈置人員，“引蛇出洞”。康生在審幹開始時，就專門佈置一些人，故意說些過頭話、錯話、甚至反動的話，把另一人的言論“引”出來，然後揪住辮子不鬆手。
五、“坦白”光榮，備受優待。與上述各種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黨的寬大政策，製造“特務光榮”的氣氛。你不“坦白”，就關起來，要受種種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給自由，吃好的，瞎編的越多越受優待。於是有些人為了不吃眼前虧，也就紛紛“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話，都是他在棗園、在楊家嶺、在保安處、在各種干部會議上多次講過的，他的作法都是當年的過來人親身感覺過的。康生這一套使許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組織。後來雖絕大部分甄別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給他們“回籠”，真正是後患無窮！康生的“功勞”可謂大矣！他究竟為誰立了功？ ！
康生作為掌握敵情的社會部部長，對敵情作了“特務如麻”的錯誤估計(姑且不說他是故意的還是犯了主觀主義），開始時，對黨中央毛主席是多少有些影響的。尤其是利用了所破獲的“戴案”，似乎對這種估計也作了印證。所以，康生的估計和他決定採取的種種措施，都使得黨中央和毛主席等領導同志不便輕易開口。例如：張克勤的假口供在中央傳閱過，毛澤東也看過；王實味案不僅為毛澤東所認可，而且從王實味案出發，毛澤東還作過整風要解決資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革命與反革命這樣兩種矛盾的指示。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報告時就是根據康生的報告說：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細、托派反動分子，以黨員為招牌進行他的活動，吳奚如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個文化人，是參加高幹學習組的人，皖南事變的時候，國民黨把他抓住了，以後又把他放出來，叫他到這時來鬧亂子。王實味最近也被發現了，怎樣發現的呢？他是以共產黨員的資格在這裡講話，他們5個人就組織了5人反黨集團，這些人就是王實味、成全、王裡、播芳、宗正。現在證明有兩個反革命的人（指吳奚如和王實味一筆者註）在延安反革命，以共產黨員的招牌在共產黨的黨報上發表他們的文章。
黨中央1943年4月3日發出的《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中說：“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種是革命隊伍中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後一種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與我黨大量發展黨員以來，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了不少奸細分子，其方法自然是巧的，其數量也是驚人的，這在延安的整風運動中已經充分證明。”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特務之多，原不足怪”，並說：“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眾性的問題，不認識此點，就不能採取正確的方針。”
但是，真正糾正逼、供，信的錯誤和進行實事求是的甄別工作，也是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導進行的。
中央的文件中有受康生的干擾而把敵情誇大的一面；也有如何嚴肅認真、實事求是、正確地進行審幹工作的一面；但康生對中央的文件是取其所需，一味搞他自己那一套。
1943年7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康生，指示“防好工作的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幹部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但對康生並沒有起什麼作用，他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
1944年4月，毛澤東在看了我們送上的幾份犯人口供之後，就找周興和我去見他，他用了整整一個上午的時間，耐心地啟發、引導我們認識犯人說真假口供，解釋為什麼會有假口供，以及如何讓犯人說真話。我們受到很大教育。一方面回去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去執行，另一方面又把毛主席的談話向康生作了匯報。但康生卻置若罔聞，不理不睬。因為他打著“搶救失足者”的旗號，行的是把並未失足的人推向深淵。所以他不管真假，只要口供，有了口供，又怎能讓他翻案？ ！
1944年4月以後，終於對各種案子進行了甄別，平反工作。這個工作時間很長，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別、平反完畢，少數人拖到解放初期才解決，也有個別人一直未能給予明確的結論。
七大召開之前，毛澤東對“搶救運動”承擔了全部責任。他到好幾個單位向被搞錯了的同志賠禮道歉，承認“搶救運動搞錯了”，他說：“我向大家賠個禮！”說著便脫帽鞠躬。
在邊區行政學院講這番話時，還加一句：“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大家都為毛澤東的誠懇態度、坦蕩胸懷所感動。
直接責任者康生卻始終沒有承認過錯誤，也從未作過檢討，而且千方百計為自己洗刷，一有機會就為“搶救運動”翻案。 “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他翻案並施展害入的陰謀慣技的最好時機。
對於康生其人，我原來並無意深究，對他幹的壞事，也是孤立的看待，認為是偶然的。只是在他於了無數的壞事，陷害了無數的好同誌之後，才引起我的深恩，並把他對我說過的話和我所知道的他的行跡聯繫起來思索一他究竟是什麼東西：是人還是鬼？
我在蘇聯工作生活了15年之後，於1940年3月隨同周恩來、任弼時從莫斯科回到延安。那時，康生住在棗園，我們住在藍家坪。
周恩來和任弼時從莫斯科帶回來一批俄文書報，為了使這些書報發揮作用，周恩來根據各單位的條件和需要，開列了一個名單，要我照單分發給這些機關的負責人，大約共七八份。而部分食物和禮品則直接送交毛主席。
所有收到物品的人都無甚麼反應，唯獨康生非同一般。他首光打聽這些東西是誰分送到他那裡的？接著打聽還有什麼東西，怎樣分配的？而師哲又是何人？並急切地要漠清我的底細。
在延安當時的艱苦條件下，沒有人舉行什麼宴會，但康生卻在棗園設宴招待新近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我也收到了請柬，但未去赴宴，其原因很簡單，我對僅僅為了吃飯不感興趣，不料這倒使康生對我大大增加了興趣。他雖不露辭色，但行跡卻說明他心急如焚。他從多方探聽、調查，後來從周恩來向政治局的匯報中知道了一點情況——我仍將返回共產國際，於是更加緊了同我拉關係。
1941年，機會來了。毛澤東要住棗園，於是康生搬到了楊家嶺，與任弼時的住處很近，我作為任弼時的政治秘書，也住在附近。康生通過他的老婆曹軼歐同我接近，對我表示出格外的關心和親暱，還給我作媒。說實在的，我當時是領情的，雖然也隱約覺得他們的作法超乎常情。
康生夫婦如此熱情的原因，不久便以他自己的話作了註釋。他說：“要在中國的社會上搞好關係，站得住腳，能發跡，就得重視兩條渠道：一是教書，建立師生關係；二是說媒，成全男女間的好事。這不僅可以獲得對你的好感，甚至可以成為長期友誼和恩典的基礎。”他之所以把江青推到毛澤東身邊，就是出於這種想法。至於他何以把我作為他“站住腳”、“發跡”的利用對象，我後來才漸漸醒悟到：那不僅因為我是任弼時的政治秘書，更因為我擔負著中央和毛主席俄文翻譯的任務，時常接近毛主席，所以他認為是大有用場的。還因為他聽說我要回共產國際，他從他和王明都曾受到共產國際某些人的重用的經驗而想利用我的，實際是還想利用共產國際。
從此時到撤離延安的5年間，我和他常有接觸，有時還較頻繁。所以他儘管善於喬裝打扮、巧言令色，但得意之時，仍不免口吐真言，加上他的所作所為，使我對他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也給自己種下了禍根。
康生本姓張，原名張宗可，字少卿，乳名張旺，生於1398年。 1917年他家遷至諸城後改名張裕先，同年畢業於教師講習所，又改名張權平，1924年在上海大學，又改名張坰或張溶，延安棗園門口所題“延園”，署名趙溶，亦即康生。康生是他在蘇聯時的俄文名字的譯音。他出生於山東膠縣，家庭地主。民國初年，當地土匪蜂起，他們為了安全，全家遷諸城縣城里居住，是當地有錢有勢的大戶，不僅擁有金銀財寶，還收藏了不少琴棋書畫、珍貴文物等。康生確實有才氣，很小就學會刻圖章、繪畫，臨寫過各種字貼，也學過各家的詩詞歌賦。
出身並不決定一個人的品德，我們革命隊伍裡不乏地主家庭出身的好同志，就是康生的兄弟三人中，也只有他這老三才是夠特別的。他在得意忘形時，曾經吹他幼年時如何機靈，心眼多，辦法多，如何看不起自己的兄長，特別容不得二哥，自己做了壞事，總是安在二哥的頭上，然後向家長告二哥的狀，害他挨打受罵。又說他如何心靈手巧，會做玩具，製做皮影人物等，總是想法子把二哥比下去，壓倒二哥，使自己在長輩面前爭到寵愛，得到袒護和支持。這些故事使我聯想到他在黨內的所作所為，難道不是他這種心態和手法的延續和膨脹？
他打擊、貶低別人，幾乎不放過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此種事例，不勝枚舉。譬如，有一次在棗園食堂吃飯時，他把頭向胡喬木一擺，說了一句“尾巴翹到天上去了”，聲音並不高，卻給周圍人留下了深刻和印象。又如他在我面前表示很希望我到社會部去工作，說副部長“李克農活不久了”，但在李，農面前不知道又說了什麼，使李在很長時間內對我耿耿於懷，卻無法交換意見。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革命浪潮把康生也捲進來。他是用趨時髦、講交情、論友誼、拉感情的辦法，先混入進步學生之中，繼而以他道聽途說，生吞活剝的馬列主義詞句偽裝自己，儼然以進步青年自居，然後竟以理論家自誇，他裝模作樣，一直混到他“蓋棺”騙取了“論定”。
康生如何成為共黨員的？何時何地經何人介紹入黨？始終是個迷。我曾無意中問過他這個問題，他卻說得前後矛盾，而且含糊其詞，我始終沒有聽明白。 1942年有一天在楊家嶺。他忽然特意地、信誓旦旦地對我說，他的入黨介紹人就是與他在上海大學同學的王友直。王友直是我的同鄉，也曾同學。此人1992年2月逝世，王友直1937年從蘇聯回國後加入了國民黨，其時正任陝西省副主席，自然無法向他索證。但是解放後，我曾給王友直寫信問過康生的入黨問題，王的回信大出我之所料（此信我仍保存著），信中說：1925年王本人在上海大學還只是個團員，1926年末赴蘇學習，行到海參葳的路途上才入黨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紹任何人入黨，包括康生。根據他的記憶，1925—26年康生在上海大學也是團員，並未入黨。致於康生何時轉黨，他毫無知。
也是在延安，康生還提出另一旁證，說和他在上海大學同學的李予超知道他是1925年入黨的，可是李予超1943年曾聲明說：他自己1927年以前還是團員，至於康生何時入黨。他毫無所知。
康生的入黨是個迷，康生何時以及如何成了中央委員也是個迷，沒有人能證明。 1928年康生被國民黨戴笠系特務逮捕，但不到兩個小時就釋放了，此事早有人反映過，只因“證據不足”，未曾立案。那時的黨是幼年的黨，還缺乏同敵人鬥爭的經驗，對此事電就無人重視了。
康生同王明勾結之後，很快代替了顧順章（此人系工人出身，第六屆中央委員，後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分管對敵鬥爭，領導特科，後叛變——筆者註），掌握了黨的機密和保衛機關一特科。直到“文革”，與年倖存下來的同志的（如王世英，生前任山西省省長，他知道上海特科的情況，但正因如此，他在“文革”中被康生迫害致死——筆者註）面對康生這個迫害狂，才覺得當年在上海的一些不解之迷似乎有了答案。康生負責特科，曾經秘密處決過黨員，都是以“混進黨內的特務”的罪名處決的，而又有許多黨員認為被處決的還是好同志，只因那是掌握敵情的特科所為，於是只好表示相信，還只好承認自己的“嗅覺不靈”。
康生在以後的許多時候都是佔據著保衛部門，並利用這個崗位陷害同志。陳云同志說得對：“康生是鬼不是人！”
1929年一31年間，上海的黨組織遭到極大破壞，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大批被捕、被殺。然而，康生夫婦卻安然無恙。作為處決了大批“特務”的特科頭目，這不能不是個“奇蹟”！更奇特的是他從此竟大大發跡了。
1931年初，人在共產國際的王明決定在空前白色恐怖的上海召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這個時間和地址的選擇都是令人不解的。然而，這是王明和米夫（蘇聯人）的主意，其原因就在於米夫急於把王塞進中國共產黨中央；王明則受寵若驚，也急於改變自己的境況，謀取黨的高位，所以他們不顧一切地要走這一步棋。問題是這步棋怎樣才能走成？王明在國外六七年，對國內情況知之甚少；米夫只是整天在辦公室裡讀報章、刊物的一個外國人，又能有何作為？康生以他恃有的“政治嗅覺”捕捉到了這一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便自告奮勇，要求幫助王明和米夫工作。而王明和米夫正是求之不得，於是把這次會議的一切籌備安排工作，通統交給了康生。康生果然不負所望，大顯神通，在對共產黨屠殺還在升級的時候，四中全會竟順利地召開了，沒有遭到任何破壞和麻煩，這還不算是天大的奇蹟嗎？ ！
在這次全會上，王明從一個普通黨員一躍而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幾個月後。由於總書記向忠發的叛變，他又直接接替了總書記。康生則由追隨李立三轉而緊跟王明。
這次會議的“成功”，使康生獲得了重大的政治資本，從此便飛黃騰達起來，然而，黨卻在四中全會之後遭到了更大的破壞，更多的同志被捕和犧牲了，各大城市黨的組織也同時遭到了破壞，以至於黨中央不能在上海立足，黨在白區的組織損失了百分之九十，黨內也出現了分裂（羅章龍另立中央）。就在這腥風血雨之中，王明驚恐萬狀，但任總書記才一個月，便辭去該職，又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名義去了蘇聯。康生夫婦則在上海安全地呆到1933年。
中國的環境極度惡化，倖存的一批同志先後去了蘇聯，康生這個瘟神在王明的支持下也去了蘇聯。他一到蘇聯，便立即提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之職，同王明緊緊地勾結在一起，同時施展了他陷害共產黨員的本領。
1934—38年間，最蘇聯肅反擴大化最嚴重的時期之一，這種時候，正是康生最得意、最能施展本領的時候。他同王明一起，把他們所認識的、所了解的、一起工作過的或被他們利用過的中共黨員，一個個地扣上“托派”、“右派”、“反黨嫌疑分子”或“奸細”的帽子，提交蘇聯的肅反機關處置廠。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產國際活動時被逮捕下獄的。半而未被處決。 1938年，任弼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時，才逐個審查了倖存而在押的中國同志，使他們重見天日，得以繼續為革命貢獻力量，對李立三的證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於1939年獲釋出獄。
為了說明問題，有必要將米夫——王明——康生作一簡要交代。米夫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副校長兼黨支部局書記，被蘇聯認為是中國問題的權威。王明在中山大學學習時，米夫對他很賞識，也極力提拔他，他們以師生相稱。米夫後來調到共產國際為東方部負責人之一。米夫一心想選用王明，千方百計為他創造進身的條件。當時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已有瞿秋白、蘇兆征等同志，米夫為了把王明也拉進共產國際機關，並佔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才迫不及待策劃了1931年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
四中全會後，米夫、王明先後回到莫斯科。王明回到莫斯科簡直成了一個身價百倍的大紅人。米夫為了突出王明，自己退到二線，在背後給王明撐腰。米夫違背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意志，費盡心血，絞盡腦汁，出盡力量，硬是讓王明在共產國際以中共代表團的名義設立了獨立的辦公室，安排了自己的全班人馬。然而，他名聲雖顯赫，威望卻全無；權力雖無上，能力卻低下，大家不佩服他，明里暗裡反對他、為難他。中國青年甚至給他起了個外號一一“小鬼”，意思是“人小鬼大”，旦水平低下，很不成熟。他只會生吞活剝馬列主義的一些詞句，還想利用來打擊別人，結果卻常常使自己狼狽不堪，焦頭爛額。
在這種十分窘迫的情況下，米夫和王明想到了在上海幫過他們大忙的康生。
1933年，康生到達蘇聯，成了王明離下開的副手。王明委託康生出使德、法等國，並順便把毛澤東的兒子岸英和岸青從法國帶到莫斯科，這正是康生的機靈之處。
在1935年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王明作了一個長篇報告，後來印成小冊子，即臭名昭著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奮鬥》。康生在大會上為主子吶喊助威，也作了“副報告”，報告的末尾高呼“王明同志萬歲”。於是他們的狼狽關係更加緊密了，他們曾不止一次聯名向黨內下發文件，東北地下黨的負責同志（如馮仲雲）就多次收到過“王康指示”。 “文革”中，康生得知馮仲雲保留有“王康指示”，便派人從馮仲雲那裡騙出來一份，予以銷贓滅跡。但後來又從林某那裡得知馮仲雲並未全部交出，手裡還存兩份，康生拿不到手，便給馮仲雲加了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秦城監獄，馮仲雲很快就死於獄中。
1936年蘇聯肅反時，國際機關在黨員大會上宣布米夫是暗藏的托派分子、反黨陰謀家，王明當即站出來揭發、批判米夫。這一舉動使在場的人無不震驚，為之瞠目！王明的“人小鬼大”、“機靈”程度可見一斑。季米特洛夫曾說王明“這一轉變，真使人哭不得笑不得”！
無獨有偶，康生的機靈勁比王明有過之而無不及。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兩對夫婦同乘蘇聯飛機回到延安。據後來曹軼歐對我說的情況大概是這樣：他們一下飛機，就看到以毛澤東為首的歡迎他們的陣勢一一毛澤東身後站著那麼多的高級幹部，於是康生腦子裡就轉起了各種念頭，考慮自己如何轉變，如何改弦更張。不過，他初到延安還是極力吹捧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奮鬥》，後來聽到毛主席的批評，他立即又說：王明的小冊子簡直就是“為中共更加孟什維克化而奮鬥”，並把自己喊了“王明同志萬歲”的那份“副報告”文字稿立即銷毀，隨即向毛主席訴苦，說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歧視、排擠、打擊，處處同他過不去，甚至受到迫害等等（此手法後來又用於別人身上）。應該承認，康生那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要比王明高明得多，巧妙得多。
1939年末，周恩來到了莫斯科，在一次同季米特洛夫的談話中，季米特洛夫間周恩來：王明回國後的表現如何？同毛澤東的關係如何？合作得好嗎？周恩來回答說：不夠好，甚至有一個時期，王明跑到武漢去，拉了一部分同志，企圖組織自己的班底，另立中央。季米特洛夫立即嚴肅地說：“王明回國前，我們再三告誡他：不要以為自己是國際執委會成員，又是書記之一，就可以翹尾巴，不聽黨領導的話，把自己凌駕於黨中央、毛澤東之上。須知，他（指毛澤東）才是在人民群眾中，在實際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所以他才是中國人民、中國革命和中國黨的真正領袖，而絕不是別人。希望王明回國後放下架子，尊重毛澤東，服從黨的統一領導。我和斯大林都這樣告誡過他，可是他竟然不聽我們的勸告，這使人很失望。他，看起來是個精靈的人，為什麼在實際活動中又這麼愚蠢呢？”是啊，王明是愚蠢，康生卻是鬼精靈。
康生在毛主席面前洗刷了自己，但覺得還很不夠。 1942年初，西北局召開一次約百人的高干會議，會議的任務本是討論、推選，通過七大飛表，然而會議期間，康生突然出現了，並要求在會上發言他講話長達兩個小時，卻與會議的任務毫無關係、他講的內容，主要是說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打擊、壓制、排擠、凌辱、限制，甚至給他造成了無法活動、不堪忍受的環境，以致後來他被逼病了，神經夫常了。如此等等。儘管他自己講得慷慨激昂，聽眾卻沒有被感動。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編造得太離奇，不近情理；另一方面是因為西北的同志對共產國際方面的情況都不了解，所以聽不懂。而康生選擇的正是這樣的對象，他只要給他們一個康生與王明不合的印象便足矣，他們還可以替他宣傳。我當時時他這一大篇謊言意圖雖摸不透，但時他大言不慚，謊話連篇，感到憤懣。會後，我和他一同回楊家嶺，邊走邊談。我對他說：“你今天的講話很新鮮，有很多新內容，人們多半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在中央機關也講一次？”康生“哦，哦……”兩聲。吱吱唔唔不回答，這是我意料之中的。我實際上是將他的軍，因為中央機關的同志對他和王明知者甚多，他的謊話不靈。我仍不放過，又逼問了一句：“如果你同意的話，我請弼時同志批示一下”。這時他不能不回答了，但回答很滑頭。他說：“現在不要提這個問題，以後再說吧。”任弼時在中央分管西北局的工作，我當然把西北局高於會議的情況如實地向他作了匯報。當他聽了康生的表演之後，一向沉著穩重的任弼時。也冷笑了一聲，表示驚奇。
1940—41年間，有一次，我同陳郁參觀延安柳樹店的和平醫院，詳細地了解了外科手術設備和工作情況，一位女護士給我們講解，她對醫院情況很熟悉。參觀中，她把我們帶到一間十分寬敞、豁亮的大廳，裡面用布簾隔成幾間，其中的一間擺著一個大槽，槽內用福爾馬林浸泡著一具男屍，年約30餘歲。臨時任解說員的護士長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邊，唯這具完整，還未作用”。他又接著說：“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一概不知道。”我們聽了頗覺詫異，便問：“他們被送來時是活人？”回答：“當然。以醫病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聽之令人毛骨悚然，不禁要問：康生何以一句話就可以置人於死地？ ！即便是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難道可以由康生個人定罪、判人死刑和決定行刑的方式麼？ ！別人不敢，康生敢！他不放過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他正是鑽了法制不健全的空子。
延安那時有一位知名的同志蔡子偉（離休前往全國政協委員，健在），他曾無緣無故被康生關押近十年。康生1937年回國不久，就借反右之名，把他關押起來。 1943年，我們建議將此案重新審理，實事求是地做出結論，恰當處理，但是康生不同意，他決定繼續關押，只是未敢殺害。
又如一個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級，1939年從北平跑到抗日游擊區，後又到陝甘寧邊區參加革命，其時只有十六七歲，僅僅因為她長相漂亮、舉止文雅，又是大地主、偽華北行政區主席王克敏的侄女，康生便把她當作特務關押起來。 1943年我接她的案子時，她己在監獄裡度過了將近5個春秋。我找她談話，我問：“王克敏和你是什麼關係？”她說：“我叫他叔叔。”我又問她：“他怎麼會讓你到延安來？”她對這個問題顯得有些茫然，說：“我來，他不知道。他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又問她：“你為什麼要到延安來？”她說：“聽同學說延安好，到延安來為了救亡。”我再問她：“為什麼把你關起來？”回答：“不知道。”經審查，她並不是王克敏派到邊區搞間諜活動的，從她的性格、能力和知識等方面看，也絕不可能擔負這種任務。於是我們建議“在一定條件下”釋放她，然而康生不同意，尤其是曹軼歐在旁極力阻攔，不讓釋放。其中原委，始終令人不解。
匡亞明同志（離休前任南京大學校長）於1928年前後在上海時，曾與康生有過工作上的聯繫。不知何故，康生暗中指使特科人員去謀殺他，槍擊了匡亞明，幸未擊中要害，死裡逃生，經醫治痊癒了。康生於1937年回到延安以後，匡亞明得知，在共同的目標下團結起來為黨工作。於是他來到延安，找到康生。從此，他便陷入了羅網。康生先是贈他一首侮辱性的詩，詩曰：“故人不相見，相見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揮之不能去。”然而匡亞明要到別處去工作，卻不放他走，而是把他安置在康生自己身邊，勉強給了一個政治秘書的頭銜，卻不讓他做實際工作，更不允許他接觸重要文件。匡亞明曾向我吐露過他在工作中的苦惱。我也曾問過康生那首贈詩的含義，他吞吞吐吐不能回答。到了“文化大革命”，匡亞明所受的苦難，更是難以言狀了。
1944年初，從晉察冀邊區經晉西北押送到陝甘寧邊區四名嫌疑犯外國人，其中三名是俄羅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們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區，設法去南洋或澳洲謀生的。被押送到延安後，康生命保安處把他們關押起來，不許他們前行。直到1947年初，胡宗南進攻陝甘寧邊區時，又把包括這四名外國人在內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後方永坪一帶。康生從瓦窯堡經永坪到山西去時，在行進中順便指示保安處將這批人連同王實味一起處決了，處決後把屍體全部塞進一個枯井裡。胡宗南的部隊到達後，發現了這些屍體，也有人告訴他們這些屍體為何許人。胡軍便將屍體拉出來陳列示眾，大肆張揚了一陣。由於此事對我軍的聲譽和影響極為不利，彭德懷極為不滿，大發脾氣。接著中央的周恩來、陸定一，西北的林伯渠、賀龍、習仲勳等同志對此事都作了批評和指責。保安處長周興只好自己承擔責任，受批評，挨鬥爭。而真正下命令的人康生卻裝聾作啞，似乎全無責任。
“文革”中，康生操縱一部分紅衛兵，揪鬥當時在北京養病的山西省省長王世英，不拿出任何證據，只說“王世英是壞人”，便把他殘酷地活活打死。而置王世英於死地的真正原因，卻是王世英對康生在上海時的劣跡和罪惡行徑太了解了，所以康生惜此機會殺人人滅口，掩人耳目。
原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副處長劉海賓是長征老幹部，又是殘疾，解放後任西北工學院黨委書記。 “文革”中，康生對西安來北京的學生代表們說：“劉海賓是老特務，是叛徒，要查清”。學生們回去後對劉批鬥了一個多月，卻找不到任何疑點。學生代表二次來京，向康生要證明材料，康生卻矢口否認了自己講過的話。學生代表雖然感到茫然，卻也無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康生在“文革”中是置身於“保護圈”裡面害人的。康生乾了一輩子壞事，在黨內數十年，一直乾著危害黨的勾當，然而幾乎步步、件件都能得逞，這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江青鑽到毛澤東身邊，也是康生和曹軼歐的“傑作”。江青的手段是得到康生的真傳的，而江青得逞之後，便實際上成了康生通往毛主席的一條暗道機關。因此康生對政治風向的嗅覺才特別靈敏；因此康生總是佔據著特殊的地位，乾了壞事無人敢追究。
康生同江青之間的微妙關係，許多人看出了一些蛛絲馬跡，但並不真正了解。在延安時，康生和江青分別同我閒聊中，吐露過一些真情實況，後來目睹種種怪現象，使我儲存在腦海中的零散印象漸漸連貫起來，大致如下：
江青原名李雲鶴，後改為藍蘋，出生於山東諸城縣城東門外，家道中下。藍蘋姐妹二人，姐姐其貌不揚，父母不許她上學，裹起腳來，待機出嫁。妹妹藍蘋，自幼聰慧，長相端正，身材窈窕，父母偏愛。她上小學時，學校在城內東街南頭，上學下學，必經當地大戶張家的門前。這張家就是康生的家。康生由於一貫的放蕩不羈，遷到諸城後，很快就成了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十五六歲娶妻，不到20歲生了第一個兒子即張子實。這個二十幾歲的有妻有子的少爺，每天準時站在大門外的台階上，以貪婪的目光迎著打這裡經過的藍蘋。康生在得意忘形之時曾經這樣說過：“藍蘋雖然年齡還小，但身材修長，發育較早，從外表看，像是很懂事的人了。”
藍蘋14歲時，家裡經濟拮据，父親便領著她學藝賣藝，她自己也因為可以走南闖北而樂於此道。當她得知上海是個繁華世界時，便決計到上海去。
1925年，康生、藍蘋先後到了上海（並非相約）。康生在上海大學讀書，並很快愛戀上了女同學曹軼歐，遺棄了自己的結髮妻子。曹軼歐和康生既是同鄉，又同屬貴族階層，他們一拍即合。曹軼歐正處於年輕氣盛之時，雄心勃勃，壯志不已，不幸而到處碰壁，曾給魯迅寫信傾訴自己的鬱鬱心情。然而她卻能駕馭康生，不許他尋花問柳，甚至不許他同女同學接近。所以康生雖然知道藍蘋也到了上海，卻無法接近她。
藍蘋到上海之後，憑自己的美貌和風流，很快結識了許多朋友，加入藝人的行列，而且十分活躍，這一點也是康生自慚不及的。不過在十里洋場，藍蘋要飛黃騰達，僅有這個條件是不夠的，她尚有自知之明，不過分追求自己的身價。還由於她自己的放任不羈，聲譽也不高雅，有些人評她為四流的明星。
藍蘋由於在社會上很活躍，便成了國民黨特務關注和控制的對象之一，康生直到臨死之前才對王海容和康聞生說江青在上海時被特務機關突擊過(突擊，是指逮捕後立即逼其叛變自首，並答應為他們服務，旋即釋放，以掩人耳目），也玷污了她。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僅兩個月，藍蘋便到了陝西，並經西安到了延安。從西安與她同行的還有張茹之等三人，途中她們互相了解到彼此都有些污點，於是商定嚴加保密，互不暴露。這一點是“文革”後人所共知的。藍蘋到延安即進入魯迅文學藝術院學習。
同年11月，康生夫婦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康生便擔任了中央社會部部長，還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曹軼歐則任中央黨校幹部長。很快，康生便知道藍蘋己到延安並在魯藝學習。他同藍蘋取得了聯繫，並將藍蘋以及同藍蘋一起從西安來的幾個人都調到中央黨校，把她們編在一個班、一個組，稱“特別組”，由曹軼歐新自管理。藍蘋改名江青。
康生住在棗園。棗園原系陝北一個土軍閥高雙成的家園，圍牆聳立，果木成林。康生把這裡弄得神秘莫測，不僅不准任何人進入，甚至不許人接近此地，如無意中郊游至棗園附近，便有可能被懷疑為“敵特”、“奸細”，後來毛澤東住進棗園，康生搬出了棗園，直到撤離延安的整個過程，康生為社會部設在棗園門口的收發和傳達一直未撤掉，形成兩套收發和傳達，可見康生對高圍牆的偏愛。當時的棗園，自然是警衛森嚴，但江青卻可以自由出入，去會見康生。
1938年初，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又名志貞）離開延安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去蘇聯治病，行前已身懷有孕。孩子後來生在蘇聯，未能成活。賀子珍離開延安剛到西安的時候，康生和曹軼歐便急不可待地把江青塞到毛澤東身邊。
江青是以毛遂自薦的方式出現在毛澤東面前的。毛澤東的警衛人員都是康生安排的。江青很容易會見毛澤東也就不足為怪了。
賀子珍是一員武將，不善家務；毛澤東身邊的服務人員雖都忠心耿耿，但全來自山鄉，只會掃地、打飯，別的事情幹不來，所以毛澤東的辦公室和宿舍顯得雜亂無章。江青去了，立即使出她那演員的全身解數，能說會道，奉止得體，首先給毛澤東一個好印象，接著把毛澤東的辦公室和臥室的里里外外收拾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毛澤東很高興，覺得身邊有這麼個人倒也不錯。江青說她還能給主席擔任保衛工作，毛澤東更加有了興趣，談話的興致越來越高。於是頻頻接觸，直至同居。江青親口對我說過：這個過程的每一步都是在康生、曹軼歐的指導下進行的。
江青同毛澤東經過兩三個月的接觸，他們便決定宣布結婚。為了這樁婚事，中央黨校許多了解江青底細的同志（如王世英等）數次寫信給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聞天，認為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和江青這種人結婚不妥。張聞天本認為這是個人私事，不便過問，可是又覺得下面反映的意見有義務讓毛澤東知道。於是他揣著那些信去見毛澤東。約略談了幾句，剛反映了一點意見，信還未遞交，毛澤東便顯出不悅之色，張聞天只好作罷。
中央機關也有許多同志對這樁婚事有意見，私下里議論紛紛。唯有朱德總司令永遠是穩重沉著的，遇事總能想出辦法。對此事，他出了個主意——一定要結婚也可以，但給江青規定約法三章，其大意是：一、不能接觸黨的機密文件；二、不能以黨的名義出頭露面進行活動；三、不能干預黨和國家的事務。此約法三章在於部中迅速傳開，意見為之平息。似乎得到了同志們的認可。
舉行婚禮儀式時，請的來賓不少，唯獨沒有邀請張聞天夫婦。毛澤東原來有個警衛員名劉海寬，是在全警備團挑選的最能吃苦、最勇敢也最忠誠老實的好同志，可是江青不喜歡，很快就把他趕回警備團去了。以後又挑選過好幾個，大多數都是同江青不和而乾不下去。對此，康生曾無不傷感地、吞吞吐吐對我講過一些對江青不滿的話，接著便半開玩笑半認真地發揮說：“他們（指毛澤東和江青）的事情真不好辦，就像蔣乾說過的話——'曹營之事啊、難辦得很哪，啊，啊……'”，拉了一串京戲腔。結束了他的話。
又一次閒談中，康生說：“中國（指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問題和事情，外國人（指共產國際）總是弄不清楚的，甚至連我們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的話何所指，我不大清楚。但這話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直覺是他急於要摸中央的脈搏。
“七大”之後。江青使用詭計，同時也少不了康生、曹軼歐的一臂相助，從中央黨校弄到一紙證明——為她七八年前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補做的“鑑定”。 “鑑定”中說江青在中央黨校學習了數月，有進步；經過審查，無問題。可安排工作等等。我作為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她給我看過。我讓她自己把“鑑定”保存好，並把她編入支部過組織生活，但未安排工作。讓她好好照顧主席。對這樣的安排，江青已然是不滿意的。
江青不甘於僅僅是個夫人的身份，一有機會她便躍躍欲試，圖謀顯位，這方面的表演將另文敘述。
毛澤東對江青並不那麼了解。日本投降以後，國內形勢很微妙，國共之間是戰是和，都在猜測，江青也在緊張地關注著形勢。她所不同於一般同志的是她在暗自斟酌自己的抉擇。有一確鑿的事實足以說明：當時有一位山東籍的同志（現仍健在）問原籍探親，江青托她給住在諸城縣東門外的胞姐帶去一封家信。不看則已，這一看卻大吃一驚！原來江青在信中充滿了對我黨和她自己前途的悲觀失望。這位同志疑慮再三，還是把信轉交了，但返回後立即向組織作了匯報。似此等事，毛澤東又何以能夠知曉？ ！
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中央為了適應國內形勢和當時的任務，對自身的工作安排和中央機構都作了相當大的調整。中央書記處既代表中央政治局，也代表中央委員會，五位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和彭德懷、張聞天都住在棗園。書記處開會，有時請彭德懷和張聞天列席。而康生一直沒有被邀請參加這樣的會，並且他一直留住楊家嶺。康生自己也十分了解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得人心，為了發洩心中的不快，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他利用社會部在西安的關係，以高價為自己購買了幾十盆名貴菊花，又花大錢運到延安，然而卻改變不了自己的污穢面貌，反而更加醜惡。於是他為了暫避一時，並為自己撈點政治資本，便要求去隴東參加土改。
不久，胡宗南進攻延安的動向已明，康生又急急忙忙回到延安，然而他既怕死，又對戰爭一竅不通，於是趕忙又撤到瓦窯堡，接著東渡黃河，就在途經永坪時，如前所述，下令槍殺了王實味和幾個外國人。
康生到了山西臨縣，晉綏分局讓康生等人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給自己拚湊了一個班子，包括把分局副書記張稼夫同志拉到自己身邊，還特地邀來毛主席的長子岸英參加他的土改小組，說是為了跟他“學習”。 1946年11月，我到興縣賀龍同志那裡去辦事，路過郝家坡，住了一夜，次日清晨我離開時，岸英送我，我們邊走邊談。岸英興致勃勃地對我說，他跟著康生學到了很多知識，“真好”、“真有趣”。我問他同父親有無聯繫？他說，康生要他每週給爸爸寫一封信，主要談他參加農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這個組的工作。難怪1948年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講話中肯定了晉綏分局土改工作的“成績”和“成功經驗”，也肯定了康生“對分局的幫助”（這些話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被刪去了）。
接著，康生又把自己的“經驗”奉獻給劉少奇（劉少奇能不上當嗎？），並參加了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的全國土改工作會議。就在這次會上，康生的“村村點火、家家冒煙”、“分浮財”、“挖地財”、“搬石頭”等等作法，都成了會議的正面經驗，其後果就可想而知了，消息傳到中央，中央不得不委託任弼時替中央起草新的工作指示，下大力氣糾正那些極左的作法。
全國土改工作會議以後，他帶全家到了山東，擔任了山東分局的書記。這是他比較得意的時期。他那在家里幹投機倒把的兒子張子實也是在這時變成了國家幹部，“文革”中甚至擔任了福建省委書記。然而，1949年全國勝利在望的時候，康生卻焦急不安了。這個心思卻說不出口，於是他們全家在青島演出一場鬧劇——曹軼歐的妹妹蘇枚，因失戀而情緒不佳，常到姐姐家裡散心，後來索性住在他們家裡一起生活。然而不久卻“瘋癲”了，跳樓自殺，摔折了一條腿；接著曹軟歐也“精神失常”了，康生也“病”了。至於他們發病的原因和鬧“病”的目的，許多人心裡都是明白的，只是不便說出而已。至於毛澤東，心裡更是明鏡一樣，只不過不理他，讓他裝病裝個夠。
一直到1951年末、1952年初的時候，他們在山東鬧得大家不得安寧，他們自己也下不了台階的時候，毛主席允許他們到北京來。康生夫婦把蘇枚暫留在青島，也暫時不讓兒子張子實同他來往。一切安排好，他們來到北京。
康生到北京時，我恰好在外地出差，他們被安排在中南海與我同院的上屋。我回來時，家里人告訴我：康生夫婦病重，不會客，連李克農來探望，他都不接見。叫我不要去看望。我認為他們同我住在一個院子裡，豈有不見之理，我還是去了。
我見到的康生，根本不像個病人。他談笑風生，精神好得很。他拉住我談了兩個小時，主要意思是說他還能工作，其意圖是為了我向毛主席反映，他知道我這個人心裡存不住話。大小事都向主席反映，然而我卻知道毛主席對他裝病是明察秋毫的，何必還去反映？但我仍想幫助他，於是向劉少奇同志反映了，劉少奇說“應該給他工作做”，表示要予以考慮。過了一兩個月，康生住進了北京醫院。
康生的病房，完全是一套家庭住房，有臥室、有會客廳、有廚房、衛生間等。他們給自己安排了一個比誰都優越的安樂窩。有一次曹軼歐對我說：“在中央這裡，畢竟同地方上下一樣，甚至最時髦、最繁華的地方（指上海）也不能同中央的條件相比，我們深深感到還是回到中央好。”這就不難知道他們急於到北京的真正目的了。
講到這裡，使我想起往事一段。那是1938年，我從西伯利亞回到莫斯科，組織上給我分配的宿舍，恰好就是康生和曹軼歐居住過而剛搬走的那一間——柳克斯大樓裡第181號，我們花了兩三天的時間打掃清理屋子，竟清理出半噸多的垃圾，沙發里、箱、櫃裡，盡是些爛紙、破書、破料衣物鞋襪等，臭氣熏天，真不知他們是怎麼在這樣的的環境裡生活了好多年？ ！
可是他們一回到中國，情形就大不同了。首先是他的秘書在不斷增加——機要秘書、行政秘書，業務秘書、生活秘書、還有政治秘書等等。這些秘書當然都派了用場。於是他們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書來承擔，包括給他們洗腳、洗澡在內。他除了伙食標準同中央負責同志看齊外，還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諸如：襪子非狗頭牌的不穿；地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