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〇九同毛澤東“閒聊”
我在毛澤東身邊的18年中，在工作之餘，同他“閒聊”的時候是很多的。那是一種輕鬆愉快的氣氛。說是“閒聊”，這只是現象，就毛澤東來說，除非他睡著了，幾乎沒有閒的時候，“閒聊”只不過是用腦的一種轉換和調劑。所以他的“閒聊”都是有目的的，不是為了了解那方面的情況，就是為了探討某個問題，而且他總是聽的時候多，說話很少。但只要說一句話，甚至一個動作，都有深刻的含義，我總是從他那裡得到啟發和教益。
我們交談的內容，在寫過的回憶錄中已涉及了不少，有一些還沒有機會敘及，就集中在這裡寫吧。
1940年3月23日，我們回到延安。當晚，周恩來就給毛澤東作了匯報，當然也談到我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以及我所負的使命等等。所以，毛澤東很快地接見了我。
那是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午。周恩來帶我去見毛澤東。楊家嶺，一排石窯洞，毛澤東在門前踱步。我們朝他走近時，他微笑著迎上前來。先同周恩來緊緊握手，接著，周恩來把我介紹給他。當我握住他那寬大敦厚的手時，內心十分激動——啊！這就是我在共產國際看到的斯諾所攝照片上的毛澤東！這就是領導中國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毛澤東！這就是我們朝思幕想、做夢也想見到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現在我正站在他的面前，正握著他那改天換地的大手！
毛澤東見我有些緊張，便風趣地說：“你的面孔象XX，你的風度象XX。”但我對中國同志不熟悉，他說的人，我根本不知道是誰，也沒記住他說的那些人的名字。只是眼睛盯著毛澤東，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周恩來見我不知所云忙解釋說：“這些人他都不認識。”毛澤東立即話鋒一轉，又問：“你是哪里人？”
“陝西韓城人。”我回答。 “噢，你和司馬遷是同鄉。”這句話一下就把我和他拉近了。我說不清對他是佩服？是崇敬？還是親近？或者三者都是。他的知識那麼淵博，他能和任何人找到共同語言，他那腦海的容量究竟有多大？ ！
接著，他談起了韓城境內的龍門；談起了“禹門三疊浪，平地一聲雷”的出處；談起了黃龍山的走向，說延安的嶗山也屬黃龍山山脈，黃龍自西向東，綿延至韓城境內。
我說自己幼年時，家鄉土匪蜂起，群眾經常鬧“跑賊”，人民生活極不安定，時常處於驚恐懼怕之中。老百姓家中的財物被搶掠，人被綁票，甚至被殺害。聽說當年黃龍山就是土匪窩子。
毛澤東笑了，恢諧地說：“楊虎城將軍也是黃龍山上畢業的。”
我又驚訝了，隨口說：“我們家鄉人員叫他乳名'楊九娃子'。”
他又問了我的家庭情況和經歷等，我只簡略地介紹了一下。在以後的接觸中，又有多次較深入的交談。不過在這初次的會見中，通過這些簡單的對話，他已把我的基本情況摸清了，也掌握了。而我同毛澤東的接觸也就從此開始了。
在會見毛澤東結束時，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不僅要能吃麵包，還要能吃小米子。”
我十分懂得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在中國革命的洪爐中鍛練，在艱苦的環境中奮鬥。我心中的話是：“我再也不離開祖國了！”在此後，我和毛澤東的接觸漸漸多起來。我們在工作中間休息時，晚飯後在延河岸邊散步時，或行軍路途中，都是我們“閒聊”的好機會。我們在交談中交流了思想，交流了感情；他從我這裡了解了我的身世，了解了許多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情況，我從他那富於哲理的言談中，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和啟迪。
雖然在同毛澤東的初次會面時，他對我已經有了基本的了解，但他並不就此止步，他還要對我有更多的了解。在以後的閒暇時間裡，他仍要我談自己的出身和經歷。我也願意毛澤東對我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只要他願意聽，我就談。
我向他介紹了我的出身。
1905年農曆5月24日（公曆6月30日）我降生在陝西省韓城縣（今韓城市）井溢村。
在我降生和度過幼年、少年的家庭中，談得較多的是我的母親。因為我的母親太賢惠，我太思念她了，總是不知不覺地想她、談她。
母親出生在韓城西原村一戶富有的吉姓家庭。幼時，聽大人們這樣說：一天早上，我的外祖父起床後來到院中，一陣清香撲鼻，他以香覓踪，發現一朵紅艷豔的玫瑰花開放了，只此一朵！而花開之時，也正是我的母親降生之時，外祖父正在為剛剛來到人間的女兒思考著名字，看到玫瑰花僅僅開了一朵，又是那樣的婀娜多姿，他默念著“一朵紅，一朵紅”，忽然靈機一動：“對，女兒何不叫'一朵'！”這就是我母親名字的來歷。
母親自幼生活的那個家庭，物質生活是比較優越的，但是孔孟之道，而“三從四德”是教育女子的核心。她就是在這種封建禮教的束縛下，15歲做了媳婦，苦難便伴隨著她的終生。
現在十五六歲的女孩，正是最無憂無慮，求學上進之時。可是那時候的女子，十五六歲就算是大人了。我母親是千千萬萬勞動婦女中的一個典型。她那矮小瘦弱的身軀，童稚未脫的心靈，卻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
她伺候公婆，一絲不苟。從16歲就生兒育女，共生養了9個孩子，長大成人的7個。在那個年代，孩子的成活率如此之高，應該完全歸功於我的母親。每個孩子都是她的心頭肉，她不讓他們受到半點的委屈，除了田間的農活外，全家十來口人的吃、穿、用都出自她的雙手。而她的針線恬和食品製作，在全村都是鼎鼎有名的。婦女們都以她製作的衣物、飲食為最高標準，推崇羨慕之至。
現在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位治家能手，全家的頂樑柱，卻備受虐待！在那個愚昧野蠻的時代，婆婆以虐待媳婦為享受；丈夫罵妻子是他的“尊嚴”。我的母親每天生活在恐怖之中。只要聽到丈夫同婆婆嘀咕，或聽到丈夫的腳步聲，她就嚇得哆嗦成一團，因為緊接而來的就是拳腳相加，她的身上總是傷痕累累。
他們的打罵是不需要什麼理由，更無需講什麼道理的，什麼都可能成為他們打罵的藉口。例如：有一次母親搬糧食，她端著裝有幾十斤麵粉的簸箕從院子穿過。由於沉重，她使出全身的力氣，臉都掙得通紅。婆婆卻說她看到大門外的野男人，所以臉紅了。不用說，又是一頓毒打。 （因此，我也悟出：“欲加之罪，患何無辭”正是伴隨封建主義而存在的，在中國有著很深的根源！）
曾經給過她無限溫暖的娘家，對她的苦難卻是絲毫無能為力，因為“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啊！
她也只能聽天由命，仍以孝敬公婆、做賢妻良母為本分，忍辱負重，忍氣吞聲。因為在那個社會，“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是公認的道德準則，絕不能越雷他一步。
我長到13歲時，便以男子漢自居，挺身而出，捍衛母親。父親大概意識到得罪不起兒子，才漸漸停止了對母親的虐待。後來聽我的女兒秋朗說：她的祖母在我離家的十年中，常常因思念她的長子（我）而落淚。
(秋朗夾敘：現在照顧我父親的阿姨常說：“你爸爸那麼大歲數了，說起他媽掉眼淚。”可見他們母子情深，可見他太同情我的祖母了。其實我和他一樣，說起祖母，眼淚總是止不住。）
我的母親只活到51歲，那時我正在蘇聯，既未能對她養老，更未能力他送終，遺憾之至，奈之何哉？
毛澤東在聽我這些敘述時，頗為動容。原來他也有一位善良的母親，他也非常愛他的母親。他說他的母親從不訓斥他，不指責他，但他從母親身上學到的東西最多。
1919年他在長沙教書時，母親患病，他把母親接到長沙治療，不幸病情惡化，與世長辭，終年才53歲。他當時寫了《祭母文》寄託哀思。他還給我背了一遍，我未能記住。後來我到韶山參觀時，在他父母的合葬墓前，看到了這塊碑文，並仔細閱讀過。記得前面幾句是：“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邏選親疏，一皆覆載；愷側慈祥，威動庶匯。愛力所致，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
我們的母親多少相像！
我的祖父不識字，是個勤勞憨厚的農民。他就憑自己的雙手，在村西北的山腳下，開發王長溝那石頭山，整治成層層梯田。他一年到頭，面向黃土背朝天，省吃儉用，積攢家業，竟蓋起當時是相當高大的一院房子。唯一不稱心的是子嗣乏繼，從明朝時，師家兩兄弟移居井溢村後，二人即分為南門、北門。南門人口興旺，北門人口稀少。這在封建社會便形成了強弱對比。北門甚感壓抑、不光彩，甚至受欺。我的祖父就是北門這一支的。
祖父的前妻早夭。光緒18年大災荒，餓殍遍野。一個大姑娘夜裡聽見父母商量要吃她充飢，便連夜逃了出來。在野外遇到我祖父的表兄，經他撮合，祖父收留了她。她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生育了子女四人，只成活了我的父親一人。人們時常稱我的祖父是“十畝田裡一枝谷”，形容其人丁的孤單和危險。在孔夫子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和“多子多福”的思想支配下，獨生子自然是祖父的一塊心病。到我父母生了9個孩子，成活5男2女之後，總算欣慰地離開了人世。
父親師云漢，不言而喻，他是祖父的命根子。祖父拼死拼活供他上學，他讀完了龍門書院（相當於高小），在農村已是了不起的知識分子，每年全村的春聯以及紅白喜事的對聯幾乎都由他提筆書寫。
父親在本村教過小學，也是我的第一任教師。我6歲跟他唸書，他對我的“教育”除了打罵之外，再也不會別的了。我眼裡的父親，就是到學校打罵學生，回家來打罵妻子，我對他十分反感。
我8歲時，家鄉三天兩頭“跑賊”，我知道父親最耽心我的安全，便藉機要求到縣城裡去讀書，他立即答應了。他送我到縣立初等模范小學（即明倫小學）去上學，並把我託給在該校任教的表兄賈子正管教。 12歲時，升入高小。
我看得出：父親雖然粗暴，但他最怕失去我，甚至漸漸地怕得罪我。我意識到了自己的份量，開始試著對抗父親，保護母親。很順利，很成功，他對母親好多了。但我仍同他保持距離。要用錢時，我從不直接向他要，而是通過母親要，雖然他每次都滿足了我的要求，但我仍然不喜歡他！
毛澤東說他的父親也差不多，很暴燥。常打他的母親，也打他。他說：“他們都是'父權'和'夫權'主義者。”
他家門前有個水塘，水深沒頂。他十來歲時，他父親又一次打他，他就跑到塘邊，以跳塘威脅父親。他向父親大聲喊道：“你打，你再打，我就跳塘，我淹死了，你就沒得了兒子。你死了也沒得人給你燒香！”他笑著說：“這一著很靈，父親果然不再追趕，而且幾乎是央求他：你轉來，我不打你了。”
毛澤東最後的結論是：“他們都怕失去兒子，這就是他們的弱點，攻其弱點，就能取得勝利！”
1920年前後，我國南方有不少熱血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周恩來、朱德、王若飛以及徐特立等人，都是留法學生的中堅。毛澤東不僅支持他們，甚至親自組織他們去。我曾問毛澤東：“你自己為什麼不去？”
毛澤東的回答是：“我也想去，很想去。但是我的第一學科是中國，我要把中國研究透！外國嘛，他們去研究，回來後通報，分工合作嘛。”
當年我國北方的情況，毛澤東是了解的。不過他更想了解我是怎樣從陝西去了蘇聯。
我只好從頭說起：我15歲高小畢業，家裡就給我娶了媳婦，就是秋良朗的媽媽。
娶媳婦是家長的需要。並不是我的需要，我仍然要上學，要獲取知識。所以積極尋找適合我的學校。先是到鄰縣頜陽，上了一所新成立的中學，但該校一切都不正規，缺乏師資，學不到東西，所以只上了一個學期。次年（1921年）伊始，我便奔赴西安，考上了省立第一師範（前身為龍門書院）。但我並不想當教師，只是沒有合適的學校，只好暫時安身求知。
那時的中國，動盪不安，軍閥混戰，土匪蜂起；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干涉和侵略有增無減，尤其英、日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向我侵犯，真是內憂外患。我在學校根本無心埋頭讀書，而是以大部分的精力和時間搞社會活動。於是結識了社會各界人士、各高等學校的愛國學生等，大家到了一起，總是對國家的苦難大發議論；對政府的無能和腐敗，大發牢騷。
尤其是上海暴發了“五卅”慘案，更激起了全體愛國志士的義憤，紛紛聲援，西安也不例外。然而陝西當時的土軍閥外號叫“漢中王”的吳新田被委任為陝西督辦，此人反動至極，心狠手辣。他指使部下，任意污辱青年學生，鎮壓群眾愛國運動，於是進一步激起了群眾更大的反抗，引發了西安市工、商、學各界極為廣泛而激烈的“驅吳（新田）運動”，舉行了全面的罷工、罷課、罷教、罷市，使西安成為一座死城。
毛澤東說，那時的湖南也是一樣。發生了幾起教案，激起群眾更高的反帝救國勇氣，學生是先鋒。軍閥省長張敬堯一味的崇洋媚外，喪權辱國，鎮壓學生，所以1919年就在湖南掀起了“驅張（敬堯）運動”。可見全人民有著共同的苦難、共同的要求，那就是要掀掉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這就是佈滿全國的干柴，所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說我是1925年從軍校派往蘇聯的。
毛澤東問：“1925年你們陝西就有了共產黨和紅軍了嗎？”
我說：還沒有黨支部，但有了黨小組，影響是很大的，當時最有影響的共產黨人是魏野疇同志。
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馬列主義迅速傳入中國，也傳到陝西。 1923年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常常帶回來一些介紹馬列主義的書，如我見到和讀過的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淺說》、《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的沿革》等書，還有一些介紹列寧主義的小冊子。記得當時中國把“列寧”譯為“李寧”，畫的列寧相是穿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帽。毛澤東微微一笑。
1924年，我又讀到了一些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發展前途的書和小冊子。
聽說上海大學是革命青年聚匯之地，上海大學校長是於右任，所以我也想去上大學。於是1925年初，我同樊明初相約同行。但是到渭南以東，恰遇豫西戰起（劉鎮華的鎮嵩軍與胡景翼的國民二軍火併），未能成行，返回西安。但西安的學校全都癱瘓，我又回到了家鄉韓城縣。
回到家裡，家鄉的學生也正在鬧學潮。縣衙、士紳、民團、地主惡霸等聯合起來鎮壓學生。學生和學生的心是相通的，便有學生同我聯繫，我當然支持他們，並出了些主意。於是當地的豪紳地主便認定我是學生的後台，揚言要對我下手，事實上，差役、民團團防人員已經在暗中行動了。我的父親得知此消息，便催我快快出走。
走向何方呢？原來聽說過馮玉祥和胡景翼等成立了國民軍，比較進步，他們管轄的地盤還頗有民主氣氛。於是約了三高教師薛志超一同經山西去河南。
行至洛陽、鄭州、開封等地時，果然這些地方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聲勢更加浩大有力，不曾被鎮壓。
當時國民軍一、二、三軍的分佈是：一軍馮玉祥部佔駐北京、張家口、綏遠、熱河、察哈爾等地；二軍胡景翼部駐河北、河南、山東等省；三軍孫岳部駐陝西、甘肅。
我們到達開封後，即參加了二軍，並被派進開封陸軍訓練處學習。在開封，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位共產黨人一一王若飛，他在那裡搞工人運動。後來又聽說李大釗也到過開封，並會見了胡景翼。他們的會面是於右任和屈武搭的橋。
當時鄭州、開封確有些言論自由和社會活動自由。南方的一些知名人士、社會賢達（如黃紹竑、李烈軍等）、大學生、留洋生等等紛紛前來（大多是為了在這裡搞活動經費），一時間熱鬧非凡，人才濟濟，欣欣向榮。蘇聯的專家、軍事顧問也應邀前來，為了接待他們，開封專門設立了3個招待處。
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李大釗的幫助下，蘇聯政府和國民一、二軍達成了一項協議：兩軍各派25名學員到蘇聯學習，我是被錄選的一個（此外有從黃埔軍校轉來的二三名學生）。
毛澤東又問我：“那些學生中有多少參加革命的？”
我回答：“在革命高潮中有一些，但最後只剩下幾個人，如王志濤、錢德修、張成功等人。”
我沒等他再問，又補充說：“我是到了蘇聯以後，1926年在基輔軍校參加中國共產黨旅俄支部的。”
毛澤東說，“革命的道路是很長的，也是曲折的，會遇到很多困難，應有充分的精神準備。”他又一次說：“既要能吃麵包，又要能吃小米子。”
我說：“麵包也並不是那麼好吃的。我經歷過蘇聯的困難時期，那確實是勒緊腰帶過日子的。那是新經濟政策末期和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初期，有6年多的時間，實行糧食定量供給，除外國專家、教授、學者和科技人員外，城市職工全部按定量供應，大多數人吃不飽。我自己是瘦骨鱗峋，醫生檢查身體時說我像只棒雞。”
國內外的資產階級說，“五年計劃把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沿”；而勞動人民卻憧憬未來，充滿信心，因而乾勁仍然極大。
毛澤東說：“好，氣可鼓而不可洩。”並說他很欣賞我的話，說他很少聽到有人是這樣介紹蘇聯的。很多從蘇聯回來的入，只能講些表面現象，對蘇聯的社會並不深知。
我意識到：毛澤東是要從各個角度深入地了解蘇聯（特別是想對王明、康生所說的蘇聯加以驗證）。而我只是根據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從實際中了解的情況，實事求是地談談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而已。我繼續說：蘇聯的軍校生活也不那麼盡如人意。我喜歡基輔軍官聯合學校，不喜歡莫斯科的工程乒學校。
我們50多人到了蘇聯以後，多數被送到基輔軍官聯合學校，學期2年。另一些人進入空軍學校或軍政學校。
兩年後，我和幾個同學被調到莫斯科工程兵學校繼續學習，不久，該校任命我為中國學生的排長，同時擔任點翻譯工作。
毛澤東說：“你當翻譯是老資格了。”接著他又問我：“蘇聯的軍校設哲學課嗎？他們的哲學課是怎麼教的？”
我說：“蘇聯所有中等以上的學校，尤其是成年人學校，無例外地都設這樣4門課：《聯共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和《列寧主義問題》等。”
毛澤東說：“徐老（徐特立）、林老（林伯渠）、葉劍英等同志從蘇聯回來後，都介紹過學哲學的情況。”還說他也聽過他們講唯物辯證法的課，他對這門課特別感興趣。
我向他詳細介紹了我自己學習這些課程的收穫和體會，它們是我思想覺悟提高和堅定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問我：“你學軍事，為什麼又去做保衛工作了？”這是我一生中不大愉快的回憶：我們1925年進入基輔軍校，1927年畢業，本應於1927年初返回祖國，但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其中有周恩來同志）決定在軍校挑選一批中國學生中的優秀分子繼續在蘇聯深造，兼學保衛工作（當時中國沒有這個條件），學完後回國參加實際工作。中國學生中共錄選不到20人，我是其中之一。雖然很想回國，但自己是黨員，應該無條件地服從組織決定，自然也是盼望熬過兩年再回國。
學習保衛工作沒有課本，只能在實際工作中學習，也就是工作。
誰知兩年將盡，卻在1929年末，派我去西伯利亞，進了保衛機關格貝烏（內務部保衛局），在這裡一干就是9年。蘇聯人在一個地方頂多只乾二三年就可以調動，而我卻動不了，理由是“無人能接替我的工作。”
到了1938年初，蘇聯突然決定，保衛機關一概不用外國人。但我的直接上級仍想把我拴住，他向中央請求把我留下從3月報上去，到8月得到批复——“無一例外”！包括我這個乾了9年保衛工作的中國人也必須立即離開。我得知後，既憤慨，又高興。憤恨的是對他們那種無情無義（我的妻子阿麗亞比我還氣憤）；而十分高興的是我終於可以脫身了。
按蘇聯的規定，保衛幹部脫離格貝烏時除了一次領取幾個月的工資外，還有退役費、養者金等一筆可觀的盧布，會計也已給我算出，但是我沒去領，一分錢也沒要，帶著妻子和孩子急急奔赴莫斯科，找到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團長，他就是任弼時同志。毛澤東問我有沒有愉快的時候？
在西伯利亞，我們的機關設在中心城市新西比爾斯克，管轄著從烏拉爾山以東至雅古吉亞、赤塔、布利亞托蒙古利亞，以及阿爾泰山區的廣闊範圍。 9年中我的主要收穫是跑遍了整個西怕利亞，把西伯利亞摸熟了。
1931年開始，日寇侵占我國東北三省，使我的主要任務成了為越境進入蘇聯的中國公民服務，這是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前後接待、安置了有名有姓的中國人15000餘名，其中有丁超、李杜、王德林、馬占山、蘇炳文、馮錫九、吳德林、吳義成、於九江等抗日將領和知名人士，也有共產黨人揚明齋等。他們大多數人在蘇聯學習休整之後，經法國到上海或從新疆過境回國後繼續領導抗日部隊或繼續做抗日的工作。
從東北的中蘇邊界越境跑到西伯利亞的中國人，給我們講述了日寇在東北的滔天罪行。例如；日軍強迫中國人為他們修築軍用工事，在山區挖洞修築飛機場。工事完成後，為了保密，便把被迫幹活的中國人全部活埋或投入大江，而埋人的大坑還要中國人自己挖就，再跳進去被埋掉。聞之令人髮指！祖國正在受難！我的同胞正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這使我煩燥焦慮，歸國之心更切，可仍然是“離不開”！
九年中我最大的不愉快之一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桎梏。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曾經是列寧所深惡痛絕的！列寧作為俄羅斯人，對沙文主義最了解，對它的危害和危險性了解得最透徹，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也最堅決、最埋直氣壯、毫無顧忌，十分有力。在列寧的努力下，也確實得到過抑制。但這畢竟是一個民族的劣根性，要根治也難。列寧逝世，斯大林是最高領導。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他不僅不能像列寧那樣大張旗鼓地反對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反而為了自己能站住腳，甚至表現得比俄羅斯人還要俄羅斯人。不說別的，僅就我自己的切身感受而言：九年中我深受排擠、壓抑之苦。為黨為革命，我自己甘心受苦受累，甚至象奴隸一樣被役使，可是當工作有了成績，應該得到獎勵或提拔時，上級一看是個外國人，就被抹掉。這種事多次發生！
並不是說俄羅斯人個個都是沙文主義者，例如我的夫人阿麗亞是地道俄羅斯人，但她卻很正直，很謙遜，很懂禮貌。她愛她的祖國，她也愛中國，任何人只要有一點對中國不尊重的表現，她都會挺身而出，予以駁斥或反擊。但這樣的正人君子終究不能代表她的全民族。
我離開格貝烏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得到王友直的夫人妞拉的幫助，找到了住外。隨即尋找祖國的親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所幸中共代表團已不是以前王明等把持的那樣，而是“黨內的媽媽”任弼時同志在領導。
任弼時同志到共產國際以後，很快打通了由莫斯科經新疆到內地的交通線。我們回國就是走的這條交通線，這是一條艱苦而漫長的交通線。
這裡要說明的是：這條交通線發揮過重大的作用。那時蘇聯援助中國抗日的軍火和裝備，就是沿著這條線路源源運來的。但蘇聯的援助是給中國政府即國民黨政府的，為的是支援抗日。而真正積極抗日的是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然而，這些軍援，蔣委員長沒有給過我軍一粒子彈，蘇聯也不曾給過我軍一粒子彈一文錢，對中共只是道義上的關心和支持。我們從這條交通線上得到的好處，除了可以走人以外，就是偶而可以和蘇聯互相交流一點圖書和報刊。
1942年，蘇聯駐重慶大使館武官向蔣介石政府建議：八路軍抗日有功，他們抵擋著日、偽軍的百分之八十，蘇聯給中國的軍援應該分給他們一部分才是合理的。這個建議不提倒還罷了，這一提，不僅不給軍人，國民黨還指使設在蘭州的檢查站，把從蘇聯運來途經這裡的所有書報都查獲、銷毀，於是什麼也收不到了。
1942年隨著盛世才的叛變，在新疆的大批共產黨員被投入監獄，這條交通線也就中斷了。
當我同毛澤東談起這條交通線時，以上事情尚未發生。我只是同他談了我到共產國際以後的情況，任粥時同志要我幫他工作。那時，國內的報刊還可以源源而來，雖然已過了很長時間，但在莫斯科的人仍覺得很新鮮。尤其是毛澤東的文章、談話記錄和各項聲明等，使這些遊子如久旱逢甘露，滋潤著我們的心田。我日以繼夜地忙碌著，把毛主席的所有言論全文翻譯成俄文，其它材料則是摘錄節譯，向各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介紹過去。還給被王明、康生利用蘇聯肅反擴大化而關押的中國同志逐一進行甄別，把他們解脫出來，大部分送回國內，如陳郁、李立三等。
毛澤東聽著這些，只是沉思，沒有說什麼話。
毛澤東善於啟發人談話，我又喜歡把心裡話倒出來，所以大部分時間是我說，他聽。而他只要說話，都是有深刻含義的。比如：我們散步時，路上遇到一塊石頭，他就說：“要是夜裡走到這條路上，就可能絆一跤，因為不了解情況。而石頭是客觀存在的，絆了跤，是因為不了解情況。所以，吃虧，受挫折，都是因為自己對客觀情況了解不夠，怪不得別人。”
他每說幾句話，都夠我深思良久，吸吮其中的真諦，補我之不足。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