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〇八毛澤東的情愫

我前後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18年，同他接觸得越多，對他的了解越深、越廣，對他也就越加敬佩，無論從那個方面講，他都是傑出的人物，是中國人民真正的偉大領袖！我從他那裡得到的教益深厚而廣悵，也使我終生難忘，他的言行、他的音容笑貌、神彩韻味，至今仍赫然在目。 1940年初、我隨周恩來、任弼時一同回到祖國，是受共產國際派遣的，任務是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和召開，然後回共產國際去匯報。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要派一個外國人到延安執行此項任務實在多有不便，也不可能。 我們回到延安以後，“七大”的召開卻推遲了。於是周恩來把我安排在任弼時身邊，名義上是弼時同志的秘書，實際上主要是給毛主席擔任俄文翻譯，同時執行共產國際交代的任務、只有毛澤東、周恩來、任粥時等少數幾個人知道，在我寫回憶錄之前，絕未對外傳揚過。

那時，蘇聯的飛機差不多是每年至少到延安宋一兩次。 1942年末，蘇聯飛機又到了延安，捎來共產國際的口信，要我返回國際去匯報工作，毛主席聽到這個口信，先是一愣，接著目視著我，意思是問我的態度。我當時立即說，“不回去！”主席說，“那好，你同他講講。” 於是當著主席，我對蘇聯同志說，“請你轉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國局勢如此緊張，任務又很繁重，這裡需要人，我不能回去。” 這樣，主席知道我不願意再離開中國，放心了！我也知道主席需要我，我也放心了。所以當第二次、第三次又催我返回國際時，我照樣回絕了，當時主席還對我說：“你留在中國作用更大，如果國際一定要中共派人去，那我們可以另外派人。” 1943年3月，共產國際解散了。當我將國際方面來電譯出並讀給主席聽時，主席興奮地說：“他們做得對，我早就主張不要這個機構。”接著又對我笑著說：“把你也解放了。”不用說，我也有此同感。

我回國時，毛主席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早已牢牢確立了。然而他每向前走一步，仍要再三試探，要摸准、吃透，慎之又慎，有了十分的把握後才去做。在用人方面尤其如此，他一定要有一段時間的觀察、考核——了解其思想品德和能力等等，然後才決定是否啟用和如何用其所長。主席常講：看一個人，不僅要聽其言，重要的還是要觀其行。 1943年1月至1944年7月，我到邊區保安處工作，在此期間，我先後被派到綏德、關中專區去處理那裡“搶救運動”造成的一些棘手問題（見我的回憶錄《我所經歷的延安“搶救運動”》——刊於《中華英烈》1989年第4期）。通過這些工作，我自己得到了在基層鍛煉的機會，毛主席也了解了我，考驗了我。 不想提而又需要提到的一件事是：善於鑽營的奸人康生，—185—最注意探測毛主席周圍的“氣候”，他得到了毛主席要用我，並對我有好感的信息，便設法把我從邊區保安處調到他所管轄的中央社會部一室任主任，並告訴毛主席：“師哲已經調到中央社會部，住在棗園一一你的近旁，主席如有什麼事要找師哲，也很方便。”他還對別人說是他把我介紹給主席的，這當然是無稽之談，純屬吹牛！

我剛到棗園不幾天，主席就打電話找我，我奇怪主席怎麼這麼快就知道我到了棗園？我到他面前以後。他來龍去脈告訴了我，我才知道是康生所為。由此，對康生的工於鑽營，也有了進一步的體會。 主席很注意團結幹部。抗日戰爭時期，他反复講過對敵要狠，對己要和。張聞天的理論修養較高，在黨內也有威信，但有些書生氣，對許多原則性問題的態度，有時不夠明確。王稼祥相反，對問題態度明朗，是非界線鮮明。在遵義會議上，正是他投了關鍵性的一票，毛主席對此非常重視。平時主席很注意團結他們。中央的5位書記都住在棗園時，就請張聞天也注在棗園，中央書記處的會議，有時也請他參加。整風時，請王稼祥任中央高級學習組的組長，還請他擔任國際政策研究室指導主任。國際政策研究室成立時，主席親自主持了成立大會，以示重視。不過王稼祥當時表現得對這項工作熱不起來，我作為他的第一助手，向他請示工作時，他大多不吭聲，這個研究室的工作就一直未能開展起來。主席總是請他們參加一些重要的座談會，出席中央的會議和政治局會議。不僅對他們如此，對他們的下屬如中宣部部長吳亮平等，也常吸收列席政治局會議。至於對他們的生活，更是關懷備至。

曾經對遵義會議不理解，頂得很厲害的是凱豐，但主席對他也是很注意團結的。 1937年底，王明到了武漢，武漢的中共中南局委員有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4人。王明陰謀搞第二中央，凱豐堅決抵制了，主席對這一點也是記在心裡的。 1942年主席在延安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主席讓凱豐主持會議並講了話。 主席由於對某項工作的重視，也往往表現在對乾部的態度上。皖南事蹟後，國共關係降到抗戰以來的最低點。 1942年1、2月，林彪從蘇聯回國，主席要他先不要回延安，徑直從西安去重慶會見蔣介石，做點統戰工作，以求改善國共關係，這是主席的一個策略。他認為林彪具備做這項工作的有利條件——第一，他是蔣介石在黃埔時的學生；第二，他又是舉世聞名的平型關戰役大捷的指揮員；第三，他剛剛從蘇聯回國，有國際和蘇聯的背景。我當時不能理解主席這一決定，曾向主席提問，主席不便多作解釋，只是堅持這樣做。後來我才漸漸明白，那是因為如果林先回到延安，然後再去見蔣，蔣會生疑，認為他是代表中共說話的。林彪在西安住了較長時間，主席不斷打電報或捎信讓他安心住著。林彪完成使命回到延安的那天早晨，我從窯洞出來，和主席不期而遇，便一同下山。他邊走邊對我說：“林彪回來了，我去接他。”我聽了心中一動，心想：朱總司令從前線歸來，恩來、粥時從蘇聯歸來，主席都沒有去迎接，何以親自迎接比他們地位低得多的林彪？我隨即說：“我也去接。”主席驚訝地問道：“你認識林彪？”我說：“他在蘇聯養病兩年，我經常照顧他，替他解決問題。”

我們在院子裡等了一會兒，大卡車才到。林彪一下車，主席迎上去同他熱烈握手，林彪轉身看見了我，把另一隻手伸給我。主席一直握著林彪的手回到窯洞裡去，我覺得這好像斯大林曾經拉著一位紅軍將軍的手一樣了不起。主席吩咐伙房為林彪備飯，又讓林彪在楊家嶺靠近他的地方住下。 1942年8月，蔣介石邀請毛主席到西安會面，中央出於安全上的考慮，認為毛主席不便去，於10月7日仍派林彪去重慶。這一次蔣介石對林彪的態度大變，於10月13日見了林彪一面之後，就不再見他了，而且不准他和周恩來離開重慶。直到1943年3月共產國際解散後，他們才得以回到延安，那是同年7月16日。臨行前，蔣介石又見了林彪一面，做做樣子。 相比之下，主席對李立三是比較冷淡的。 1946年初，李立三隊蘇聯回到東北。 5月，他利用參加東北三人小組和平談判的機會飛到延安，住在中央組織部。他給我打電話，要求見主席。我考慮到他和主席都是湖南人，早在五四運動之前就在一起從事學生運動，是多年不見的老相識；再者，李立三曾擔任過中共中央第一把手，自1930年出國至今，才第一次回到中央，於是自作主張，替主席很痛快地答應了，說“可以，待安排好後即通知你。”

我去請示主席，想不到主席淡淡他說：“好啊，他在哪裡？”我回答後，他又說：“明天上午見他吧。”當時主席住在王家坪，李立三來到時，主席什麼準備也沒有，只是招呼勤務員：“客人來了，倒杯茶。”見面後，主席平淡地說：“你回來了，也好。你在東北的情況怎麼樣？”李立三是滿腔熱情，看樣子是一心想好好匯報匯報，以便主席了解自己的情況，但看見主席不怎麼愛聽，也就講不下去了，主席心中有數，不能讓李立三激動。更奇怪的是李立三穿一身美國軍服（美國給中國的“救濟物資”），還得意洋洋，主席看見很不高興，事後吩咐後勤部發給他一套幹部服。 主席看人不僅從大處著眼，而且也注意一些具體小事，諸如觀察你的衣著、表情、言談舉止等，透過這些現象，了解你的內心活動、思想、感情、品德、性格等。比如，我在國外呆久了，養成了說話時好打手勢的習慣。西方人認為打手勢可以加重語氣，主席去不以為然，他認為年輕人在長者面前、在上級面前，不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也就努力改變這種西方人的習慣。

主席和我閒談的時候較多，但從未講過對任何一們政治局委員的看法。政治局開會時，他最重視不同意見的爭論，而且善於啟發引導展開爭論，在爭論過程中，他善於吸收大家意見中的有益成份，並在自己頭腦中加工。所以他起草的文件、指示和電報等，各委員很少提出修改意見。這種把各方面有益的東西迅速而及時的吸收過來，經過自己頭腦的加工，再用來指導革命和建設，實在是主席最高超的本領！他也常常教導幹部們都這樣做。 主席很重視地方乾部，他講過“外來幹部和地方乾部必須團結，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傾向，也要反對'山頭主義'。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長了，並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內才能生根成長，否則是不可能的。”他強調外來幹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長補短，他特別講到：“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干部對於熟悉情況和聯繫群眾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情況的了解，對於和陝北人民的聯繫，和一些陝北同志比較起來就差得多。”劉志丹犧牲之後，毛主席召集陝北的老同志開會，徵求大家意見。大家說：劉志丹、謝子長犧牲了，按資歷就數高崗了。當時高崗在內蒙工作，主席把他調回來負責西北局的工作。其實高崗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有限，特別是他品德不好，但主席當時並不了解這些。

高崗但任了中共西北局書記後經常向主席匯報工作、反應情況，還算格守職責。康生搞的“搶救運動”，他也向主席反映這些作法過激，主席都是很重視的。只是到了解放戰爭時期，高崗急急忙忙跑到東北去“工作”，接著但任了東北局第一副書記。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他是一心想過大城市生活，追求享樂，而把大西北丟下不管了。到了全國解放以後，高崗更加放肆，忘乎所以，主席對他的看法才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為人民服務”是我黨的宗旨，更是毛主席的宗旨。要為人民服務，就要了解情況，就要調查研究。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他的至理名言。主席調查研究的範圍是很多、很廣、很豐富的。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已為人所共知，其實這類調查他是隨時隨地進行的，從不放過一個機會。

主席從重慶談判歸來，精神不佳，身體不適，又加上江青的糾纏、搗亂，使他不得安寧，根據蘇聯大夫阿洛夫的意見，我想了許多辦法，想找個安靜的環境，讓他的精神放鬆些，盡快恢復健康。後來他同意到柳樹店原中央後勤部療養院去休養一段時間，其實也只住了一個禮拜。但在這一周中，他把柳樹店前前後後的村莊跑遍了，和每個村莊群眾都談過話。 我出於安全的考慮，提醒他：“主席，這個地區不會有特務，但對當地居民我們還不很熟悉，不了解，最好不要到處走動，”主席回答說，“難道我住在一個地方，連周圍的情況都不能知道嗎？”我無話可說。其實這也是主席最好的休息方法，他在同群眾的接觸中不僅了解了情況，也得到極大樂趣，健康狀況迅速好轉了。他到任何一個地方，都要先進行調查弄清情況，使自己心中有數。

主席對勞動人民有著深沉而真摯的感情。楊家嶺溝口住著一家楊姓貧農，住的窯洞和當時所有貧苦人家住的一樣，窯洞只有門，沒有窗子。窯裡住人，也燒火做飯，煙熏火燎，侗壁全是黑的，本來進光就少，這樣就越發的成了黑洞洞。門口有個碾子，楊家的婆姨經常在門口推碾子，碾穀子。婆姨三十幾歲，手很髒，脖子污黑。據說，陝北農村的人一輩子只洗3次澡——生下來洗一次，結婚時洗一次，死後洗一次。所以他們的髒是可以想見的。毛主席是楊家的老鄰居，老熟人，他們看見主席走過就主動打招呼。主席親切地向他們間長間短。主席很有感觸地對我說：“老百姓不懂得什麼叫衛生，也沒有條件洗澡。他們辛辛苦苦勞動，還被人瞧不起。” 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過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每當我讀到這段話，都倍感親切，他和老鄉攀談的神態又浮現在我的眼前，他對我講的話又響在耳畔。我相信：凡是了解主席聯繫群眾的細節的人，肯定會對這段話有更為深切的體會和理解。 主席對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是不滿意的。有一次我陪他從楊家嶺出來，在延河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從延安城裡回來路過此地。他手裡拿著根拐伏，邊走邊在空中打轉轉，見到主席打了個招呼，手裡的拐仗仍未停止揮舞；碰到老鄉趕著運鹽的毛驢隊，他依然如此，視而不見，將老鄉和毛驢隊擠到道路的最邊沿，他仍形若無人。主席氣憤地說：“這是流氓行徑，目中無人！他看不起勞動人民，只是因為他認識幾個方塊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裡，坐在人民頭上顯威風。他們只比老百姓多這麼一點知識，就驕傲自大，目空一切，擺臭架子！根本不想他日常吃的用的是哪兒來的，準供給的！”我每次和主席在一起交談，都像上了一堂課，受到生動的教育，獲益匪淺。 主席生活樸素，平易近人。他經常帶著一兩個警衛員，有時帶著小女兒李訥，出去走走，到處看看，和群眾隨便聊聊。無論他住在楊家嶺、棗園，還是王家坪，逢年過節，總是把左鄰右舍的老鄉請來一起歡度佳節。 對於損害群眾利益的事，他絕不姑息適就。當年駐於小砭溝口的中央警備團想蓋平房，在延河邊佔了農民二畝平地，須知陝北盡是山坡地，二畝平地是老鄉的心尖子。被佔地的農民抗議，警備團不理，農民就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此事。主席見信後立即命令停止建房，將土地歸還農民。並做了指示，大意是：作為警備團，應該最體貼人民群眾，最能為人民利益服務，怎麼能幹出這樣的蠢事來！此事得到糾正後，群眾高興他說：“毛青天來了！” 又如眾所周知的一個農民罵毛主席的事：那是1942年6月，邊區政府如開縣長聯席會，忽然暴雨來臨，電閃雷鳴，一個炸雷從會場的屋角穿入，擊傷數人，其中傷勢最重的是延川縣代縣長李彩榮，經搶救無效而殞命。此事由《解放日報》作了報導，並在南門外開了追悼會。消息在群眾中傳開，人群密集的新市場也是議論紛紛。其中一個趕集的農民在群眾中罵道：“雷公怎麼不把毛澤東劈死？！”保安處聞訊拘留了這位農民。高崗把此事反映給毛主席，毛主席認為群眾總是有什麼不滿才罵人的，便立即指示：問清楚了以後放了這位農民，不要難為他，由此註意到了農民的公糧負但過重，要邊區政府對農民負擔做一認真的調查，又根據調查的實際情況，將抗日公糧減少了1/3，並發動機關、學校、部隊都動手搞生產，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 就在這時的一個星期天，我在門前修理壞了的椅子、工具、木頭放在那裡，我因臨時有事，離開了一會兒。剛好毛澤東散步，轉到了這裡，他看見了那場面站住了。 我的女兒秋朗上前向主席問好。 毛澤東指著家具、木頭和工具問：“這是誰在幹？” 秋朗說：“我爸爸。” 毛主席又問：“你爸爸是哪個？” 秋朗說：“我爸爸是師哲。” 毛澤東：“晤。”點點頭，又像是自言自語地說：“自己動手，……搞生產……”。一面說，一面若有所思地走開了。 他的意思好像是說：是啊，只要自己動手，一切都會有的！似乎他那“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在這裡也得到了驗證。 1942年，全面掀起的大生產運動，既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又打破了蔣介石對邊區的封鎖，也增強了抗日實力。過年時，群眾抬著“人民大救星”的大匾給毛主席拜年。 主席不僅尊重，愛護群眾，不僅在政治局會議上發揚民主，傾聽意見，而且他的工作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比如，主席和我隨便聊夭的時候較多，他常常把他正在思考的問題，他的思考和打算，講給我聽，只有形勢發展到了他所預料的程度時，才將他的想法、分析和打算拿到書記處會議上去討論。開始時，我不理解，時間長了，我才明白：主席對我講講不成熟的意見，起個自我檢驗的作用，而我歷來守口如瓶，絕不會傳出去，況且也沒有貫徹執行的任務。如果過早地向書記處的同志講，可能會影響大家的思索；另外，作為領袖，應是一言九鼎，由於形勢的千變萬化、條件的不成熟、想法的不5全等等，過早地拿出來，未必能得到好效果。這就叫作留有餘地，是出於高度的責任感。 我從1940年到毛主席身邊，一連四五年中，常常聽到主席提到鄧小平同志說過的一句話，那是鄧小平在1938年講的：“一切都是辨證的，一切都在發展變化中。”他認為這兩句話很歷害，很有用，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富有哲理性。現在回想起來，他是以此為鑑，時刻提醒自己的。 主席很有涵養，我從未看到過他生氣、發脾氣。有一次，我對他說：“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著冷靜，有涵養，不發大脾氣。”他說：“我不是不生氣，有時幾乎氣炸了肺。但我知道應該盡量克制容忍，切勿現於辭色。” 主席的目光炯炯有神，非常敏銳。他只要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有失誤、錯了。他講話不僅邏輯性很強，而且很注意分寸，很含蓄。我在他面前講話，有時講錯了一句話或一個詞，他就用眼睛盯著我，或者說：“你再講一遍。”我馬上就發學自己講錯了，趕快糾正。 我們住在棗園時，時常到楊家嶺大禮堂去看戲。主席乘宋慶齡送的一輛救護車，有時，許多青年往車上爬，凡是擠上來的，都可以搭乘，主席從不干涉。一路上主席同大家說東道西，問是哪個單位的，叫什麼名字，多大年齡等等；返回時，還要問他們看節目的心得。他講話時，眼睛注視著對方。後來，有的青年對我說：“我看見主席就害怕，他望著我，幾乎要把我看穿了。” 主席的歷害之處，也正在這裡，他對一切事物都要看穿，也都能看穿！主席生活簡樸，對飲食從不挑剔，只愛吸煙、喝茶。偶爾搞到了鮑魚、就魚，就吃，沒有，也沒有關係。進了城，生活改善了，但也不過是一禮拜吃一兩次紅燒肉。 在延安時，主席自己有個小灶，倒不是他有高級食品，而是因為他的作息時間與眾不同，大多是白天睡覺，夜里工作。有一段時間，有人要求中央領導人過集體生活，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甚至是錯誤的。但是辦公廳決定首長們都到飯廳吃飯。主席也來了，吃了幾口米飯，說道：“這是什麼東西？稀飯不是稀飯，乾飯不是乾飯？！” 我說：“有人（我沒好說是朱總司令）要求把飯做得軟些。”他說：“那要牙齒幹什麼？！”他就吃了這麼一次，再也沒有來過食堂。 主席有他自己的生活規律。他在延安的飲事員、理髮員、司機都對主席生活規律非常熟悉，主席也覺得稱心，省心，後來他們都跟著主席到了北京。主席一生不愛錢，一貫不摸錢。他的津貼、工資、搞費等，都是由勤務員或警衛員管著。他從不讓孩子沾光，不允許他們享受任何特殊待遇。進城後，李訥從學校回到家裡，很少一起吃飯，總是和一般工作人員一樣到大灶食堂吃飯。他兒子毛岸英的培養，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也寄予厚望。但是，抗美援朝開始，前線需要翻譯，主席就讓愛子到前方去。岸英壯烈犧牲，主席悲痛萬分，但仍指示：和所有抗美援朝犧牲的戰士一樣，把岸英安葬在朝鮮。 主席一心為人民。他不僅將自己的全部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且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他的弟弟、妹妹、妻子和許多親屬都參加了革命，他的親人中就有6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似這等獻身的精神和事實，從高級幹部到全體黨員能找出幾個？僅憑這幾點：一、人民利益高於一切；二、絕不愛錢，不謀私利；三、不讓親屬子女沾公家的光；四、犧牲自己及親屬。我們還能說什麼？對主席還能有什麼可苛求的？ ！ 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論斷，毛主席是很讚賞的。可是毛主席早先並不懂軍事。他給我說過：在井岡山時，由於不懂軍事，雖有正確意見，卻缺乏說服力，比懂軍事的人低一頭，有時不得不屈從別人。於是他就下決心學軍事。他通讀了《孫子兵法》，研究了德國軍事家克勞塞茨，並結合中國的實際，終於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戰略戰術思想。到了毛兒蓋已是大不相同了，他完全掌握了主動權。事實上，正是毛主席指揮中國的武裝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主席曾經說：我們黨內要有200個精通馬列主義，就等於打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所謂精通，是說法僅能懂，還要會用。所以他同時又極力提倡理論聯繫實際，提倡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對那些言必稱希臘、誇誇其談、黨八股、只會唱高調等作風習氣，他是深惡痛絕的。 我曾碰到這樣一件事：主席想找一個熟悉馬列主義理論，又在工作上能作為助手的人幫他工作。中央黨校給他推薦了一位，這位同志據說是研究蘇共和中共黨史的專家，20年代曾在蘇聯留學，回國後一直搞理論工作，是位飽學之士。他從中央黨校搬到了楊家嶺，在離主席不遠處住了下來。可是主席只見了他一次面，就把他打發走了。事情是這樣的：主席約他談談有關馬列主義、聯共黨支方面的問題，他卻如同平時在黨校講課一般，不問情由，不看對象，把他背得滾瓜爛熟的那一套滔滔不絕地講起來，講得十分得意。主席實在聽不下去了，打斷他問道：“《聯共黨史》你讀過嗎？” 他不明其意，誇口說：“我通讀了三四遍。” 主席說：“我一遍也沒有通讀過，只是將每章的結束語都讀了。書，既要會讀，更要會用。我沒有通讀過，可是會用。你講的這些都很對，但是對目前中國的問題一個也沒有涉及到。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好了，好了，你自己去吧，我這裡容不下你。” 主席在《整頓黨的作風》中，對教條主義這一頑症作了深刻而生動的批判，這裡不贅。 這樣說，是不是主席只注意中國，不注意外國呢？那也不是，他只不過把外國的事放在較次要的地位，作為參考而已，在楊家嶺，我住的窯洞位於他的側上方，他工作疲勞了。就走出來休息一會。往往在這時他就喊：“師哲，下來。”我來到他的面前。他利用這個休息時間，讓我談我所知道的蘇聯各方面的情況，各個時期的許多生動的事實。剛出版的《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一書中所述我在蘇聯經歷，當年也都同他談過。我這人情急心直，用不著啟發，就滔滔不絕地說起來，他也就注意地聽著。他覺得精神已經得到調濟之後，就說：“今天就談到這兒。”然後各自回窯洞繼續工作。 有時為了活躍一下氣氛，他也講點笑話。不過他的幽默、笑話往往只有三兩句，隨即言歸正傳。記得有一次，他這樣說：“我是個好人，能容人，連老鼠都可以在我屋裡自由往來（陝北的老鼠有半尺長），甚至爬上我的脖子。”他這話是指這樣一件事：他在專心致志伏案工作，一隻大老鼠爬上他的腳，上了腿，上到他的身上，他都絲毫沒有察覺，直到老鼠爬到他的後脖根，他才似乎覺得有東西，下意識地用手扒拉了一下，老鼠跳到地上，他才發現是老鼠，待他發現的同時，老鼠已經跑掉了。 為領導農民發展生產，他向各階層的農民學習領教，樹立典型，帶動群眾。延安東有個姓張的地主，土地革命時被分了地，但他仍積極勞動，且經營有方，收成比別人好。主席就找他談陝北農業的經營經驗，了解他是怎樣發家致富的。了解之後他說：“這裡的地主和南方的不同，南方的地主，土地可能不多，但不勞動。和綏德、米脂地地主也不同。這裡的地主自己勞動，也有經營的好經驗。” 吳滿有是富農，柳樹店的揚步浩是貧農，都是勞動模範，這是人所共知的。 康生一手搞的“搶救運動”，傷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別是西北土生土長的干部，沒進過城，更沒見過國民黨。但他們也被當做“特務嫌疑”。集中在邊區行政學院，逼他們“坦白交代”，同志們憤怒難平，十分不滿。有人把這些情況反映到中央，毛主席知道後，親自來到行政學院，向這些同志賠禮道歉。他對大家說：“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事情有不是我幹的，但是我沒有管好。”說著脫帽鞠躬，要求大家原諒。本來滿肚子冤氣和怨氣的同志，被他的舉動感動得熱淚盈眶，熱烈鼓掌，一下子就把問題解決了。聽說主席在楊家和中央黨校也這樣做過。 “七大”以前，他早就被大家稱為“毛主席”。他曾對我這樣說：“叫我毛主席。究竟是叫我中央軍委這個主席，還是黨中央主席？不過軍委主席是已經確定了的。”我體會他這話的雙重意思：一是中央軍委主席是明確了的，但黨中央尚未設主席；二是也表示他對中央軍委主席這一職位的重視。在“七大”上明確了他也是黨中央的主席。他對“主席”這一稱謂很喜歡，他的解釋是：“主席就是主要的一席，主人翁嘛。” 中國共產黨設主席開了個頭，不久，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跟著學。如伊巴露麗當了西班牙共產黨主席；陶里亞蒂當了意大利共產黨主席等等，不過他們只是主持會議的主席。 毛主席歷來對人的特點、特性抓得很準，抓到要害處絕不放鬆。例如：在“七大”上，王明做了自我批評以後，我和他在回棗園的路上，他問我：“你認為王明的檢討怎麼樣？” 我說：“不深刻。” 他說：“你說得對。不過他的核心問題是對自己的事想得太少，替別人想得太多了！” 我立即覺得豁然開朗！真是一針見血，言簡意賅，太準確，太深刻了！ 彭德懷在“七大”檢討以後，他又問我彭德懷檢討得怎麼樣？ 我說：“作為副總司令，檢討得就算不錯了。” 他聽了有點不高興，說：“態度很勉強！他的問題是剛愎自用，目空一切，高傲自大，不聽話！” 對敵人，他絕不手軟，這已是中國革命所證實了的。我這裡只說一件自己親知的小事： 有一個漢奸軍閥，名郝鵬舉，是我留蘇時的同學。日本投降後，他在蘇北處境不佳。想投機靠攏我解放軍，以求生存。陳毅、粟裕在山東，郝鵬舉正是他們控制的對象之一。郝鵬舉通過我們的統戰工作者，說他有個同學師哲在共產黨中央工作。陳毅指示統戰工作者，要郝給我寫信。信寄到了毛主席的手裡，主席當即替我給他寫回信。郝的第二次來信，幾乎是痛哭流涕，說我軍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信仍然是到了毛主席手裡，這一次，毛主席寫了一封很長的回信，意思是開導他、教育他向人民交心，老實做人。但是，我向毛主席介紹了此人的情況。 我說：“郝鵬舉一貫有野心，反复無常，已反叛過多次。開始他在馮玉祥部。很受馮的信賴，和我同期派往蘇聯學習。1927年他回國後便背判了馮玉祥，自己拉隊伍單幹。獨立混不下去了，日寇侵華時，他又投靠了日偽華北行政委員會王克敏，當了漢奸。日本投降後，他被國民黨收編，又積極反共，成了進攻解放區的先頭部隊，並到蘇北想撈一把，卻遇到了強大的人民解放軍，走投無路，又想投機。” 毛主席了解到此人不可爭取之後，便指示陳毅、粟裕：把郝鵬舉一方面穩住、警惕他；另方面調動他，在調動中予以消滅。這次戰鬥只用了2個小時，而且第一個被打死的就是郝鵬舉本人。 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烈士和他們的孩子毛永福（岸英）、毛永壽（岸青）是人們所熟知的。從現在展出在楊開慧烈士紀念館的照片看，楊開慧蒙難前夕和孩子們的合影，除了她膝前的永福、永壽以外，懷中還抱著一個嬰兒，這嬰兒大概是隨母親同去了。 開慧犧牲時，毛澤東已經上了井岡山，撇下永福、永壽二人。哥哥永福八九歲，弟弟永壽五六歲，哥哥照顧弟弟，二人相依為命。而敵人是要斬草除根的，一時也無人敢收養，他們到處流浪。地下黨組織設法找到了他們，並把他們送到上海。在上海，他們賣報、揀破爛、給人打掃房子……，勉強維持生活。 上海地下黨為了使他們能受到教育，也為他們的安全計，又通過許多關係把他們送到上海基督教會。牧師董建吾可能有覺察，但並不真正知道他們的身份。 兩個孩子在教會受到百般虐待，被強迫幹力所不及的工作，幹不了，就拳腳相加。永壽（岸青）更小，更不會幹活，因而受到的摧殘更嚴重，他的腦神經就是在那時被打傷而致殘的。 顯然，此處也不是久留之地。 1936年黨組織同共產國際取得聯繫，委託法國輪船上的熟人（據說國內方面是張學良與董健吾疏通的）把兩個孩子帶到了馬賽港。當時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康生親自到馬賽把他們接到莫斯科。康生為自己的資本增加了一點積累，另當別論。 永福、永壽到了莫斯科即被送進國際第二兒童院（即莫尼諾兒童院）教養，這時已是1937年了，同年底，王明和康生等都回到了延安。 1938年3月，任弼時同志到達莫斯科，接任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工作。同年8月我找到任弼時同志要求回國，一時未獲批准，卻派我到國際第二兒童院任副院長兼教務長之職。上述情況，便是我到任後同永福、永壽的接觸中了解到的。 永福、永壽到了國際第二兒童院以後，都改了名字，永福的蘇聯名字叫塞爾蓋伊，中國名字叫岸英；永壽的蘇聯名字叫亞力山大，中國名字叫岸青。該兒童院經過整頓，準備專收中國兒童，後因盛世才的背叛，國際通道中斷，大批孤兒未能去蘇。 岸英和岸青在國內養成了隱瞞自己真實身分的習慣，到了蘇聯，仍繼續隱瞞，起初對我也沒說實話，談到毛澤東時，他們也直呼其名，以示他們和他沒有關係，我向他們說明我知道他們是誰的孩子，同時知道兒童院每一個孩子的身世，告訴他們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在這裡什麼都不需要隱瞞。就這樣，他們漸漸生活得舒展了。 兒童院的孩子不多，只有四五十人，但年齡從三四歲到十六八歲都有，文化程度自然也是參差不齊，很難進行教學。於是設法把他們送到蘇聯的各學校適合的班級，兒童院只管他們的生活。 有一次岸英無意中談到一個觀點一一他認為無產階級只能由無產者領導，並流露出毛澤東是無產者的意思。我又不得不同他進行認真的交談，向他解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不是無產者，卻都是無產階級革命偉大領袖的道理，他終於領悟了。 我把孩子們的學習、生活安排就緒之後，仍回共產國際幫助任弼時同志工作，在兒童院時間雖然不長，但和孩子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蘇聯衛國戰爭開始以後，岸英很快報名入伍，在軍隊中，他進步很快，兩三年後即獲得上尉軍銜。回國時，他就是戴著這個軍銜見父親的。他在軍中自然也是受到多方保護的，沒有讓他擔任過艱險的任務。 1945年，毛主席從重慶談判歸來，健康狀況欠佳，斯大林派兩位醫生來給毛主席治病時，毛岸英也同機回到延安。蘇聯飛機在機場降落時，毛澤東帶著病體，親自到機場迎接孩子。他的心情，可以想見，但他絕不流露在表面上。至於岸英，歷盡十幾年的磨難，即將投入父親的懷抱，其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天我和他再次相見時，他竟像是初次遇見我似的，可見他當時除了父親以外，一切都視而不見了。 岸英回到延安的最初一兩天是同爸爸一起用餐的，接著，毛澤東就止岸英到食堂去吃飯，第一餐是工作人員領岸英到中灶食堂吃的，飯後毛澤東問他在哪個食堂吃的飯？岸英如實回答了。 毛澤東說：“你對革命有什麼貢獻？”又讓他到大灶和戰士們一同吃飯。大家看著都很心疼。孩子固然應該鍛練，但生活條件一下子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會吃不消的。我自己深有腸胃不適應的痛苦感受，很想讓岸英同米大夫一起用餐，但不便這麼辦，也不矛說。 陝甘寧邊區那時已經頒布了婚姻法，規定男滿20歲、女滿18歲方可結婚。岸英已20歲出頭，在蘇聯開放的中活過慣了，和女孩子接觸中，總引起周圍人的議論，尤其是江青，最愛在主席面前說三道四，使毛澤東很煩惱。 岸英很快鍾情於一位姑娘——就是他後來的妻子。他向父親報告，要求准許他們結婚，父親問他：“姑娘多大歲數了？”他如實回答說：“差一兩個月就18歲了。” 父親說：“這不行，一天也不能差？你應該知道，政權是我們的，婚姻法是我們訂的。如果我們自己訂的法律，自己不能執行，還怎麼要人民去執行呢？一句話，就是一天也不能差！”岸英只好服從了。 這已是1946年春季。接著，他又讓岸英到農村去勞動鍛練。 10月間返時，已是為準備胡宗南的進犯而開始疏散了。 在中央轉戰陝北期間，留在莫斯科的岸青間或給爸爸寫信來，毛澤東拿著岸青用俄文寫的信，不得不讓人到處找我給他翻譯，甚覺不便，不覺說道：“他為什麼不用中文寫信？”我說他中文沒有俄文學得好。 到了西柏坡，毛澤東對岸英還是嚴加管教。其具體原因和內容不得詳知，但有一次，岸英可能是受不了了，從爸爸屋裡出來，跑到一間無人住的空房間裡，硬梆梆躺在床上，又吼又叫，又哭又鬧，手握成拳頭，胳膊腿直挺挺不打彎。毛澤東害怕了，找到我，卻又是小聲告訴我，要我找米大夫給岸英看病。米大夫拿著小錘、釬子來到岸英床前。用釬子在岸英腳一劃，他的腿立即躲閃，反應靈敏；敲敲膝蓋，也正常。米大夫向我擠擠眼小聲說：“給他爸爸撒嬌哩！”然後向岸英用俄語說：“謝廖沙，起來，別耍死狗！”這病就這樣治好了。而毛澤東卻裝作毫不關心的樣子呆在自己房間裡。 1949年11月毛澤東訪蘇時，李克農負責護送到邊境，為到邊境與蘇方交接時的方便，李克農帶了毛岸英同行。我陪著毛主席，他們在後面車廂裡。我並不知道岸英在車上，但毛澤東知道。而且想得很周到，他怕岸英臨時要跟他同赴莫斯科，別人不好拒絕。所以他要我去告訴李克農：到邊境交接工作辦完了一定把岸英帶回去。我照辦了。他做了預防工作。 毛澤東在莫斯科兩個多月，竟沒有讓在莫斯科的兒子岸青和女兒嬌嬌來看他。我也有一雙兒女在莫斯科，我很想見，只有一天有空，我請假看了孩子。毛澤東就是不見孩子。 岸英參加了抗美援朝，彭德懷把他放在自己身邊，為的是便於管理和照顧。然而不幸的事還是發生了。開始，有人主張暫時對毛澤東隱瞞岸英犧牲的消息，但彭總認為不能隱瞞，他親自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匯報了這一噩耗。毛澤東聽了以後，呆愣了好一陣子，然後說：“他是國際革命的烈士！”這話實際上是給彭德懷寬心的。 毛岸英，一個純潔的青年，他以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撒盡了自己一腔熱血！ 在毛澤東的親人中，岸英是第六位為革命獻出寶貴生命的人！毛澤東訪蘇後不久，岸青回國了。回國後跟一個搞翻譯的人一起工作。此人俄文很低，在翻譯工作上，岸青付出了很大的勞動，可是稿酬卻被那人獨吞了，或者只給岸青很少一點。對此人我也曾大大領教過。岸青向爸爸談到自己的遭遇，毛澤東聽了異常氣憤他說：“他竟欺負一個殘疾人！那裡還有共產黨員的氣味？！連人格都喪失殆盡了！”因此，毛澤東建議開除其黨籍。但此人卻受到另外一些人的包庇而不了了之。 毛澤東東對親人有著深沉的情感，但原則性極強。這裡敘述的僅僅是我親知的一小部分。 毛主席，他來自人民，熱愛人民，心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那敏銳的感知、刻苦的求索、準確的判斷、高超的領導藝術和知人善任，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常想：要是沒有毛澤東的領導，中國不還要在黑暗中徘徊摸索多少？ ！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毛澤東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列寧說得好：“鷹有時比雞還飛得低，但是雞卻永遠飛不到鷹那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