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〇七新中國初登國際舞台

1954年4-7月的日內瓦會議，是英、美、法密商之後提出召開的。這個會議和中國有關係，應該有中國參加，但那時中國同英、美、法都沒有外交關係，所以只能通過蘇聯邀請中國參加。新中國便從此進入了國際舞台。週總理將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主席日內瓦會議為了弄清英、美、法提出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什麼，準備探討哪些方面的問題以及會議可能解決哪些問題，我們要爭取解決哪些問題，哪些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以及我們應採取何種策略，做哪些準備等等，都要同蘇聯進行詳盡磋商。為此，週總理從4月初開始，三次訪問莫斯科，我三次都作為工作人員陪同前往。 在出發之前，我應約前去西花廳看望鄧大姐，隨後，李克農同志也到了。鄧大姐祝愿代表團一路平安、一帆風順到達日內瓦，並順利地完成任務。然後，她極其關心地介紹了總理的近況、工作與生活習慣。總理時常流鼻血，大姐囑咐我們對總理多加關心和照顧。我們認真地接受鄧大姐的這一重托。

這次出國活動和來回奔波，前後長達四個月。總理所完成的工作量比任何人都大，所付出的心血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任何人都更勞累。對總理的一切，大家都很關心和照顧。但比較起來，還是總理對大家的關心更多，照顧更周到。相形之下，我們心裡不免產生了內疚。 4月1日，我們到達莫斯科後，中共雙方一連進行了多次會談協商，會談是圍著圓桌進行的。所以赫魯曉夫把這些會談稱作圓桌會議。除赫魯曉夫外，蘇方參加會談的還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蘇斯洛夫等，中方是周總理和駐蘇大使張聞天。 會談一開始，雙方相互交換了有關情況並提出了一些新問題。赫魯曉夫只說了很少幾句話，但完全是不著邊際的話，態度非常輕慢。莫洛托夫則是十分認真的。他對會議的進程和結果都有自己的估計和看法。他認為可能解決一兩個問題，但不能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帝國主義國家有他們不可動搖的利益關係。我們的方針是力爭取得一定的結果，如何爭，要看會議發展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機動靈活地採取對策。所以儘管莫洛托夫介紹了許多經驗，作了各方面的分析，但仍然不能事先定個死框子。

週總理講話，他介紹了中國方面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的意見。他指出：中國、朝鮮、越南一起出席這次國際會議，這件事本身就有不尋常的意義，就是一種勝利。我們利用這次國際會議的機會，闡明對各項問題所持的原則立場和我們的方針政策，對有關事態作些聲明、解釋和澄清，就是一種政治收穫。如果工作進行得順利，能闡明和解決某些問題，那就算是有益的收效了。對會議不可以有過高的奢望，但也要力爭取得某種結果，這是可能的，不是空想。要注意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日子並不好過。假如我們能夠很好地利用參加這次會議的機會，闡明對各項問題所持的原則立場和對若干有關問題作出解釋和澄清性的聲明，如果能解決某些問題就會有更大的收效。總理是想經過努力，解決一些問題。

週總理再三聲明，中國參加這樣的國際會議尚屬第一次，缺少國際鬥爭的知識與經驗，中甦之間必須保持密切聯繫，交換意見，互通情報，校正口徑，協同動作。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有其微妙之處，這就是會議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朝鮮和印度支那和平問題——雖然與中國有切身關係，但卻並非直接屬於我國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別需要小心謹慎，嚴肅對待。 週總理希望同蘇聯很好地合作，互通消息，協調步驟、方針策略，互相幫助，步調一致。莫洛托夫表示完全同意。 週總理還指出，我們對蘇聯同西方國家關於這次國際會議磋商的前前後後和整個經過不太了解，希望蘇聯外交部作個介紹，並確定協作原則。我們的這些要求，蘇方都給予肯定的答复。週總理對此十分滿意。

雙方在會談中還約定，中國出席同日內瓦會議代表團提前兩三天到達莫斯科，以便聽取蘇方向我代表團人員介紹國際會議的鬥爭經驗以及在斗爭中必須注意的各項事宜。經過會談。雙方達到了一致的看法，由蘇聯同志草擬具體方案，於是周總理決定回國向中央匯報工作。 兩三天后，週總理又飛返莫斯科。這一次是進一步確定我們的方針，對策和中、蘇雙方參加的人員以及如何合作等。 關於人員組成，莫洛托夫介紹了他們自己的作法供我們參考。他們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團成員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到少有一百二十人。我國當時同英國剛剛略有接觸，同美既無外交關係也完全沒有貿易、文化交流和外交上的任何來往關係。但我們的代表團也要包括各方面的人才和乾部，只是在人數上略少於蘇聯，但也有一百餘人。

商量之後，週總理再次返回國內，向中央匯報和組織代表團。臨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魯曉夫設宴招待週總理。在宴會上赫魯曉夫等人不斷地向周總理勸酒。週總理飲酒過量，加之赫魯曉夫等人同周總理擁抱、旋轉，週總理因肝臟有病，不宜飲酒，又因疲勞過度而嘔吐。見到這種情況，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一時失神，無所措手足，只有莫洛托夫一人陪同張聞天，把周總理送上汽車，莫洛托夫邊走邊說：“這是我們的過錯，沒有照顧好你，我們感到內疚！這是我們應當吸取的一次教訓，一切責任在我們。”這些話是誠懇的。因為他深知在不久以後周恩來將作為他的戰友，在同一條戰線上帶領一支友軍與他協同作戰。怎能不關懷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 回到奧斯特洛夫斯卡亞街8號公寓，總理已停止了嘔吐，但仍然昏昏沉沉。我們讓他喝了兩口濃茶，把他扶上床，讓他安睡。同時，請來了皇宮醫院的一位老名醫給他診斷、醫治，醫生檢查之後說，他的肝臟可能受過虧損，得過病，所以經不起酒精的刺激。現在應該使他安靜的休息，明日他再來探望。然後，給了一點藥，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約八點左右，總理醒過來了。他說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還有點頭昏腦脹。接著他就問我：“我昨天都說了些什麼？有沒有什麼出格的地方？我是說了一些話，但具體內容一點也不記得了。” 我回答說：“沒有什麼出格的話，講的都是一般的應酬話，涉及個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說你在1928年中共召開六大時，見到了莫洛托夫，他對中共代表們講了話，你們向他學習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錯誤地說成莫洛托夫而已。” “還講了些什麼不妥當的話？”“沒有！確實沒有！”總理說：“我昨天晚上離開席位，在大廳轉了一陣兒就頭昏腦脹，不清醒了。” 我答：“在外表上看不出來，因為言語、表現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則，早請你回寓所了。”

早八時半，那位醫生又來探望總理。醫生檢查後，說一切正常，但建議好好休息一天，絕不應長途跋涉。總理本來打算當天回國，於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進行了參觀。次日總理啟程回國我沒有跟他回國，留在莫斯科等候他。 總理回國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匯報會談情況，確定在即將召開的日內瓦國際會議上我方的立場、態度、要求和會談的方針、政策、策略與各種談判方案，以及中、蘇、朝、越四方代表之間的合作、協調等問題，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動，開好會議。 4月21日，週總理率代表團抵達莫斯科。這時，他已是精神抖擻，情緒高昂，談笑風生。我們到機場迎接他時，他對我說，他向主席作了匯報，承認了錯誤。主席笑嘻嘻地說，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丟醜！

起初我不明白總理指的是什麼，談完後，我想了一下才明白。我不以為然地說：多喝了一杯酒還值得向中央匯報？ ！ 如果這樣，那些蘇聯的酒桶們恐怕得三天兩頭兒向中央作檢討了。 總理說，那不同，那是他們。 這回週總理在莫斯科又逗留了兩天，除協調雙方的方針、策略和校對口徑外，還研討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這時，胡志明、範文同也在莫斯科。同總理和赫魯曉夫、莫洛托夫、胡忐明（化名丁國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問題。 利用逗留兩天的機會，中蘇雙方舉行了各種座談會，邀蘇聯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羅米柯，到八號公寓來座談，回答我們代表團提出的各種問題，並介紹在各種國際會議中的鬥爭經驗和應注意的事項等等。座談中，我們提出的問題很多，他們回答得也比較細緻。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聽，被竊密、上鉤、上當、走漏消息，或受騙等。

葛羅米柯說，我們的對手是狡猾的，會用一切手段刺探我們的意圖和動向。因為他們比我們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辦法把我們置於他們的掌握之中。現代技術已發展到這樣的階段，使各種竊聽、竊密成為輕而易舉的事情了。因此，我們要行動檢點，注意保密，尤其應該隨時注意，不論旅館，公寓、沙龍或別墅，都難以防止或發現他們事先早已設置竊聽器，或其他竊密裝置。 因為日內瓦會議是我國第一次參加的大型國際會議，為了練兵，我們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約200多名工作人員，是第二個大代表團（蘇聯代表團有近300人之多）。週總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都是代表，王炳南為秘書長，雷任民、師哲、喬冠華、陳家康，柯柏年，宦鄉、黃華、龔澎、吳冷西，王倬如、雷英夫為顧問。張聞天、王稼祥沒有參加會議的全過程，李克農由於不懂外文，而主要負責代表團秘書、機要、警衛、翻譯、後勤等內部事務。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總理親自負責主持。

代表團名單發表後，蘇聯人見我的頭銜是“政治顧問”，以為我負有特殊任務，與眾不同，就派人多方打聽，我說：“不要打聽了，顧問就是顧問，而且只是對外的。” 其實，我的任務仍離不開本行——俄文翻譯。我和歐陽菲（菲菲）與蘇聯人賈比才是一個小組，將總理的發言，提議等會議文件都及時譯成俄文，同蘇聯代表團交換，再將他們的文件摘要譯成中文。些外，還經常進行技術性的磋商（譯文人名、地名一致與否）。開會時，我每場必到，聽翻譯得對不對，如發現差錯，馬上糾正。在外交鬥爭中，任何有歧義的詞都可能引起誤會糾紛，絲毫馬虎不得。 西歐司司長宦鄉和喬冠華、陳家康組成政治組，負責起草文件，特別是總理的發言稿，有時一次發言可能起草十來個稿子。既要快，又要符合精神，還要針對會場變化的情況。他們常常是鑽在房子裡出不來。 宦鄉還同楊承芳、浦壽昌組成中譯英翻譯小組。楊負責筆譯，浦負責口譯，隨週總理一起參加會議。 吳冷西、吳文煮是新華社的負責人，負責新聞報導，同國內新聞機構聯繫。 新聞司司長龔澎和黃華是新聞發言人。每次會後，他們都要召開各國記者招待會。緊張時，在休息間隙也要發布新聞。常常由龔澎、黃華出面，後面起草講話稿的是喬冠華，每次總理總是細心地告訴他們對什麼問題講到什麼程度。龔澎很能幹，也是個忙人。 儘管工作如此繁忙，喬冠華、陳家康仍忙中偷閒，常常高談闊論，大夥給他們起了個雅號“廢話公司”。 王炳南是秘書長，出席會議主席召開的各代表團秘書長會議，研究決定會議議程、會務等具體事宜。他的活動能力很強，活動的面也很廣。陝西人性情耿直而固執，不善講方式。我和王炳南都是陝西人。總理認為我倆都不會拐彎，對這點他也感到比較惱火。 馬列是總理的外事秘書，懂俄文，擔任中蘇代表團的聯絡員，負責同莫洛托夫的秘書聯繫、安排、接洽中蘇兩國代表團之間的會晤。 5月底，越法雙方司令部代表團談到停火等問題時，應越方要求，中蘇越三國的軍事顧問組成軍事參謀會議，代表團團長中方是雷英夫，越方是謝光寶，蘇方是費登科中將。馬列是中方代表之一，負責同蘇方的將領們聯繫。陳浩負責機要和國內的文件往來。 隨代表團出國的還有雷任民、李強，以及他們率領的一大批外貿工作人員。總理計劃利用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機會，打開我們同西歐及世界各國的外貿局面，以進一步突破美國對我們的禁運。雷任民所率領的外貿工作人員不算是代表團的人，另住在城裡玻利瓦什旅館和瑞希蒙特旅館。在總理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會談後，雷任民同英國外交部副常務次官卡棋亞等人進行了接觸。 4月24日上午，我國代表團離開莫斯科，前往日內瓦。飛機在東柏林短暫停留。民德總理羅提渥到機場迎送。當我們正在機場中心大樓前進餐時，有人通知說，莫洛托夫的專機即將來臨，請大家加快進餐。大約在莫洛托夫到達柏林之前十多分鐘，我們起飛繼續前進。 登上飛機後，我們才發現機艙裡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個身著軍裝的年輕人。經了解，他是一個美國士兵，來執行任務的。原來，東西方之間有個協議，從東柏林起飛的蘇聯飛機，飛經西柏林和西德領空時，一律得先照會在西德的美國駐軍，西方駐軍派一名觀察員隨機飛行越過西柏林和西德領土上空。那位不速之客，就是執行此項任務的。看樣子，他只有20多歲，紅紅的臉蛋兒，滿臉的稚氣，笑咪咪的容貌，驚奇地張望著機艙裡的乘客。我們大家談笑起來，你來我往，親密無間。他受此氣氛的感染，不由得獨自笑起來。他可能是第一次見到東方人，對譏艙裡任何人的言行表現，無不覺得新奇、驚愕。 24日下午，我國代表團抵達日內瓦機場。剛一下飛機，各國攝影記者發瘋似地拍攝鏡頭。週總理在機場發表了簡短的書面聲明。聲明說，日內瓦會議“將要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亞洲這兩個迫切的問題，如果能夠獲得解決，將有利於保障亞洲的和平，並進一步緩和國際的緊張局勢”；“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抱著誠意來參加這個會議。我們相信，參加會議者的共同努力和對於鞏固和平的共同願望，將會提供解決上述亞洲的迫切問題的可能”。 中國代表團成員一律著中山裝，戴八角帽。到日內瓦下飛機時，場外擠滿了各國記者，他們對中國代表團不無好奇之至。記得當時有一家報紙這樣報導中國代表團：“機門一打開，蹦出來一群足球運動員（指中國代表的衣著，特別是八角帽）。”迎接的人準備送中國代表團去別墅休息，但周總理不去，要等莫洛托夫到來。 20分鐘後，莫洛托夫一行到了，週總理上前迎接。莫洛托夫一下飛機，就同周總理握手、擁抱。莫洛托夫在機場對記者發表講話。他說：“不能不指出這一重要事實，即：所有的大國——法國、英國、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的代表最近幾年來首次共同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蘇聯代表團在會上將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個統一、獨立、民主的朝鮮，以符合鞏固遠東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時，蘇聯代表明認為，盡快恢復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權利是日內瓦會議最重要的任務。” 講話完畢，他同周總理並肩前行。二人邊走邊談，十分親熱。這時，是最熱烈的場面。外國記者、攝影師爬滿了機場通道的欄杆周圍、牆角和窗口上，亂吼亂叫，要求給他們留一個鏡頭。莫洛托夫對總理說，我們稍微走慢點，站下來，略談幾句話，給他們留下幾個鏡頭。於是，周恩來、莫洛托夫走走停停，邊說邊笑地並肩步入候機廳。進候機廳時，記者們還在叫喊，莫洛托夫便拉著周總理的手轉了幾個方向，給記者們留下鏡頭。然後分別去各自的住處。 事後外國記者們報導，中蘇兩國外交代表在日內瓦機場上所表現的姿態，是當代外交史上的創舉，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日內瓦會議上要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半島的問題亞洲問題拿到國際會議上討論，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對英、美在會議桌上的策略雖然不夠了解，但同帝國主義作鬥爭是有豐富經驗的。 到達日內瓦的當天，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即到會場參加座次的排列。雖然規定是按各國國名字母的順序排列，但仍有策劃的餘地。王炳南的任務就是盡量設法把朝鮮、越南和蘇聯排在我們的近鄰，其它不必管。 4月26日，日內瓦會議在國際聯盟大廈開幕。 英國和蘇聯商定，會議由主席艾登和莫洛托夫擔任，輪流主持會議，並商定主席有權指定助手組成自己的主席團。第一天是艾登主持，他選的助手有一名是土耳其人。第二天是莫洛托夫主持會議，他給自己選的助手一個是葛羅米柯，一個是費德林，另一個是我。其實這些助手並無事可做，僅僅是為了同英國對等。但美國代表團一看見中國人進入了主席團，便氣得要死，坐立不寧。 出席會議的國家有：中、蘇、美、英、法、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哥倫比亞、阿比西尼亞（埃塞餓比亞）、希臘、盧森堡、荷蘭、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土耳其等十九個國家，其中有十四個國家參加了以美國為首的侵朝聯合國軍，再加上大韓民國，都是朝中人民軍隊的手下敗將。他們對中、蘇、朝的態度是可想而知的。會議的成員中承認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沒有幾個。我們在活動中自然受到了限制，遇到些困難。但正是周總理這位傑出的外交活動家，在那樣的環境中，卻絲毫沒有感到什麼不方便，也沒有受到舊時代外交界遺留下來的那些陳規俗套的約束，他以極其機敏的智慧、超凡的目光、寬闊的胸懷、靈活的手法和無產階級政治家、外交家的氣魄，順利地打開了局面，不僅使我們沒有陷於孤立地位，而且還幫助有些國家代表團打開了局面，爭取到不少新朋友，溝通了我國與許多國家的關係。 在日內瓦會議上的論戰不必多說，因為文件都曾發表過了。我只談幾件終身難忘的事情。 會議首先討論朝鮮問題。為了促進朝鮮和平統一，撤退在朝的一切外國軍隊，舉行朝鮮自由選舉，朝、中、蘇三方代表在會上同以美國代表為首的一方進行了頑強而艱鉅的鬥爭，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但是，美國根本不顧朝鮮人民的利益，拒不從朝鮮撤軍，要求根據李承晚的憲法，由聯合國監督全朝鮮選舉。他們忘了聯合國軍是打著聯合國的名義參加侵朝戰爭的。聯合國已失去公平處理朝鮮問題的地位。美韓頑固堅持不解決問題的立場。 美國人依仗美國是金元帝國，在會場上蠻橫無理，橫行霸道。開會時，他們不顧禮節，將兩隻腳蹺在桌子上。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榮泰講了一句話，不符合美國的口徑。因為卞榮泰想多少解決一些問題。美國代表馬上跳起來，當著大家的面呵斥他，如同在家裡呵斥自己的孩子一般。弄得卞榮泰尷尬萬分，下不來台。真是有強權無公理。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是頑固的反共分子。資本主義各國基本上都看美國人的眼色行事。加拿大是跟得最緊的一員。 朝鮮問題整整吵了一個半月，沒有弄清一個問題，僅僅就“誰是侵略者”都扯不清。侵略者是要對這場戰爭負責，賠償戰爭損失的。南朝鮮和北朝鮮互相指責對方是侵略者。南朝鮮代表更像瘋了一樣，狂吼亂叫說中國侵略了他們，還問“誰打的第一槍？！”北朝鮮立即反擊說：“你們打的第一槍！是你們打過了三八線，我們才自衛還擊的！”美國代表也喊叫“中國侵略！”而大多數的情況都是各說各的，誰也不聽誰的，總之風馬牛不相及。這樣吵鬧了一個半月，漸漸都感到太厭倦了。英、美、法秘密商定不再開下去了。莫洛托夫及時掌握了這一動向，告訴我們朝鮮問題要暫告一段落。中國代表團一直表現得沉著冷睜，週總理的幾次發言都是充分說理的。 6月15日的大會，鬥爭十分激烈，出現了戲劇性的場面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已是第51天了。這天是由艾登擔任會議主席。首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日外相提出新的六點建議。這時，週總理又一次發言了。 週總理說：“我們對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討論已經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見，我們應該把已經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見肯定下來，然後對分歧之點繼續討論，以便對各項問題達成完全的協議。照目前會議情形來看，儘管我們現在還不能對和平統一朝鮮的問題達成協議，我們也應該努力對鞏固朝鮮和平的問題達成協議。為了朝鮮人民的利益，為了鞏固遠東及世界的和平，這是非常重要的。”在講話中，總理揭露了美國不容許日內瓦會議成功的陰謀，並呼籲：“我們沒有理由不在南日外務相提出的六項建議的基礎上達成適當的協議。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建議本會議召開中、蘇、英、美、法、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七國參加的限制性會議，討論鞏固朝鮮和平的有關措施。” 最後，莫洛託大發言，提議與會的十九國發表關於不威脅朝鮮和平的共同宣言。 這三個建議一下子打亂了美國的陣腳，艾登宣布休會。美國等參加侵朝戰爭的十五國及南朝鮮緊急磋商。復會後，首先史密斯發言，否決蘇聯的建議。泰國宣讀《十六國共同宣言》，企圖強行結束對朝鮮問題的討論。 週總理再次發言，深感遺憾地說：就連這樣一個表示共同願望的建議，都被美國代表毫無道理地斷然拒絕，會議已開了這麼久，我們不能功虧於一貫，他建議“日內瓦與會國家達成協議，他們將繼續努力以期在建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家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週總理說：“如果這樣一個建議都被聯合國有關國家所拒絕，那末，這種拒絕協商和解的精神，將為國際會議留下一個極不良的影響。” 比利時外長、老外交家斯巴克為周總理的誠意所感動，起而響應，說：週總理的意見有合理成份，可以研究。並說：“周恩來外長的建議和十六國宣言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後恢復一167—對朝鮮問題的討論。” 週總理抓住時機第三次發言：“如果十六國宣言和中國代表團的最後建議有著共同的願望，那麼，十六國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內瓦會議卻有十九個國家參加。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用共同協議形式來表示這一共同願望呢？難道我們來參加這一會議卻連這點和解精神都沒有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我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遺憾。” 斯巴克接著說：“我本人讚成大家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這個建議。” 史密斯又氣又急，瞪著眼睛看著斯巴克。但是比利時畢竟不是南朝鮮，史密斯不好發作，急忙派人送了一張條子給斯巴克。斯巴克一看條子傻眼了。趕緊向主持會議的主席艾登聲明：“不要把我講話的意思誤會了，我不是要延長會議。” 這時，艾登主席說：“比利時代表認為中國這個建議表達了本會議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認為，這個聲明已為會議普遍接受。” 會場短時間的寂靜，沒有人表示反對。美國人氣急敗壞，狼狽不堪，史密斯倉惶站起來說：“在請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備表示意見，也不准備參加對剛才有人建議通過的決議。” 總理用緩慢和沈著的語氣第四次發言。他說：“我對比利時外長所表現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滿意。會議主席的態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須同時指出，美國代表立刻表示反對並進行阻撓。這就使我們大家都了解到美國代表如何阻撓日內瓦會議，並阻止達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議。”會場鴉省無聲，靜得讓人心跳。週總理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我要求把我剛才的發言載入會議記錄。”這馬上得到會議主席的同意。 週總理入情入理機敏智慧的發言，將美國政府頑固好戰的立場揭露無遺。 這場舌戰真是炒不可言。 出席討論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會議的國家有中、蘇、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國和法蘭西聯邦的三個國家——越南、老撾王國、柬埔寨王國——共九個國家。 這個談判也是相當艱鉅的，談判的主要問題是停火、劃區、監督和國際保證。關鍵是前兩項，先實行停火，然後劃區（南北劃界），兩年後進行全國選舉。這時，談判的主要對手是法國，當時法國由主戰派的拉尼埃主政，派主戰派成員皮杜爾外長率團參加日內瓦會議，加之美國千方百計阻撓，日內瓦會議開始後，法國遲遲不願討論印度支那問題。 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原是法國的殖民地。太平洋戰爭之後淪入日本之手。 1945年日本投降後，法國為了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統治，發動印度支那戰爭，先後侵入這三個國家，1945年9月2日，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領導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隨後，老撾、柬埔寨的抗法民主力量相繼建立了寮國、高棉抗戰政府。 但是，法國拒不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以及寮國、高棉的抗戰政府，而把它們視為叛軍，當作交戰的對方。在中國、蘇聯的一再努力下，範文同率領越有民主共和國代表團於5月4日到達日內瓦出席會議。後經越南代表團提議，在中、蘇、越三國努力下，寮國、高棉的代表也到日內瓦進行會外活動。 5月8日，日內瓦會議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 討論印支問題會議的前一天，即5月7日，越南民主共和國人民軍取得奠邊府戰役的輝煌勝利，殲敵一萬六千多人。 5月8日，法國代表團帶著黑紗，打著黑色領帶，哭喪著臉，一掃過去趾高氣揚的勁頭走進會場，低頭就座，一言不發。 越南代表團中有人見此情景，笑了一聲。皮杜爾聽到笑聲，氣急敗壞他說：“這麼嚴肅莊重的場合笑什麼？！我們死了那麼多人，你們還幸災樂禍。同你們這些幽靈打交道真沒有什麼可講的。” 範文同的法文很好，不等翻譯就立即用法文回答：“噢，難道你們是跟幽靈打仗？！同幽靈打仗還損失那麼慘重？！”噎得皮杜爾無言以對。 一句話使得法國人無言以對，更顯其狼狽之態。 由於美國的阻撓，加之拉尼埃政府對停戰缺乏誠意，會議進展緩慢。這引起了法國人民的強烈不滿，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上台。 17日，孟戴斯——弗朗斯組成新內客，自兼外長，親自率團到日內瓦談判，並向法國公民許諾7月20日若不能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和平協議就辭職。所以孟戴斯——弗朗斯一上台，就對談判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 儘管美國仍然極力阻撓會議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任何協議，但周總理運用統戰工作的經驗和方略，同英國代表團團長艾登、法國代表團團長孟戴斯——弗朗斯等人直接交往、會談。這對促進問題的解決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隨著會議的進展，本來就存在著的美法之間的矛盾日益增大，美國日形孤立。這裡應特別指出的是周總理6月23日專門到伯爾尼拜訪孟戴斯——弗朗斯，並與他交換意見。會談中，雙方不僅坦率地交換了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意見，而且促進了雙方的了解和信任。這對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起了積極、有決定意義的作用。 會前我們對印度支那的情況並不太了解，只同越南民主共和國有來往，同老撾、柬埔寨沒有什麼來往。蘇方先同意越南保大政權代表、老撾、柬埔寨代表參加，美、法不得不同意越南民主共和國范文同到會出席。 老撾的代表馮·薩納尼空、柬埔寨代表泰普潘第一次在會場上一見面就罵我們是帝國主義，他們只知道我們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國，因而認為越南民主共和國代替中國侵略他們。我們支援越南是支援他們抵抗法國的侵略實際上我們不僅只支持越南，而且也支持其他印支國家抗擊法國侵略的鬥爭。老撾、柬埔寨代表的上述行為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且令人惱火。可是周總理以他博大的政治家胸懷。不僅沒有發怒，反而派我和王炳南去做他們的工作。總理說，他們受了法國人的蒙蔽，必須扭轉這種局面。 我和王炳南請他們到中心花園裡觀賞花木，喝咖啡，聊天，他們見我們彬彬有禮，不是青面獠牙的帝國主義，才知自己上當了，進而總理請他們吃飯，推心置腹地談話，他們的態度一下子改變過來了，鬥爭矛頭不再指向我們，而是指向法國帝國主義者。 我們從他們的談話中了解到不少印度支那的實際憎況，及時地修正了政策。同時，越代表協商後，5月27日，週總理提出折衷方案：“關於雙方軍隊集結地區，也就是雙方地區調整問題，印度支那三個國家一一越南、高棉、寮國的情況不完全相同。因而在雙方地區調整原則確定之後，還要根據三國的具體情況加以實施，因而解決辦法也會有所不同。”會議因此決定越法雙方軍事代表談判越南問題，外長會議繼續討論老撾和柬埔寨問題。 經過多方協調、商議，在越南劃分集結區的談判終於於7月20日下午達成協議。在解決這個問題時，週總理付出出了很大的心血，開導、說服越南同志不要在劃線問題上過於糾纏。因為法方已給我方交了底：法國目前只要求給他留下面子，以便體面地擺脫在越南的困境、越南還是越南人的，20日晚，法國分別同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簽訂了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 簽字的那天晚上，週總理到蘇聯代表住處訪問，擬會見莫洛托夫，了解憎況。但很奇怪，莫洛托夫傍晚九時就外出赴會，直到夜間十一時許，還未回來，總理在他們的會客室等候了好久，仍不見人回來。 蘇方代表團的人向總理解釋說，印度支那三國的代表們早已聚會在會堂裡，但卻拒不簽字，故意找麻煩，拖延時間其用意是有意給法國方面的代表們臉上摸黑。原因是孟戴斯一一弗朗斯一上台就向法國國民議會許願，說他一定將在7月20日以前達成停戰協定。因此，印度支那三國代表們，非要把簽字儀式拖到當天夜間十二點以後，即7月21日凌晨不可。這樣就可以表示關於印支問題的簽字，不是在7月20日完成的，而是7月21日完成的。 莫洛托夫在簽字儀式完成後回到住地時，已經是7月21日凌晨三四點鐘了。總理倦意正濃，昏昏欲睡，忽見莫老回來了，精神頓時振奮起來，隨後，他倆又談了一席話。莫洛托夫說，在簽字儀式上沒有發生什麼意外，只是印度支那三國代表有意拖延了一段時間。莫洛托夫還說，印度支那三國這一招，可把法國人嚇壞了，急得他們團團轉，坐立不安，結果是虛驚一場。總理這才放寬了心。東方既白，我們才回到萬花嶺別墅。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常去蘇聯代表團駐地一一這個地方是蘇聯國家購置的一座別墅，管理精心，保密條件很好一一同莫洛托夫協商問題。莫洛托夫也多次為周總理及其隨員安排過便宴，熱情招待，以示親近、友好。莫洛托夫是會議主席之一，平時常和艾登會商，很少到其他國家代表團駐地去，但卻到週總理往處和中國代表團總部來過幾次。 莫洛托夫說：“長時間都是中國同志到蘇聯代表團住處來，雖屬工作關係。但從外表上看，好像只是有來而無往，你們中國有句古語：'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很少來拜訪你們。這從禮節上說，是不妥當的。所以，我們必須前來登門拜訪。”接著他又說：“你們的住處是租賃來的別墅，很難說事先沒有人在這里安裝竊聽器、錄音器，甚至拍照設施。這使我們不便暢所欲言。這也是我們很少來拜訪你們，而卻經常勞駕你們去我們住處的原因。”但是，週、莫二人還是在收音機大音量的噪聲中交頭接耳，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交談，對若干敏感問題交換了意見。 會場休息室擺了咖啡、糕點、水果。休會時，大家一邊吃一邊談，可以隨意走去。這也是各國代表交談、接觸的好機會。休息時加拿大的代表悄悄對我們說，他聽了周總理的發言，認為很合乎情理。我們對他的態度信以為真，反映給周總理。週總理聽了也很高興，以為他會講幾句公道話。誰知休息過後，加拿大代表發言，又將杜勒斯的提案大加發揮，並重複美國對我們的攻擊、污衊，罵我們挑起朝鮮戰爭，是侵略者等等。散會後遇見我們，他又主動同我們握手，請我門原諒，說他必須聽美國的話，照美國的意思講話，不能越雷池一步。 我們這才知道這些人都是沒有靈魂的傀儡，也由此發現他們內部並非鐵板一塊。我們也隨之調整了對他們的政策，採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爭取多數的策略。 在中、朝、蘇三國聯合鬥爭下，美國的恐嚇政策失敗了。 5月30日，杜勒斯就離開日內瓦回國，留下副國務卿史密斯出席會議。史密斯多少有點民主作風，但他不敢破壞杜勒斯不准同周總理握手的規定。休息時，週總理同莫洛托夫談話，我為他們翻譯。史密斯一手拿著咖啡杯子，一手空著，在旁邊轉來轉去。不一會兒，史密斯擠進來，同莫洛托握手，然後用手拉總理的衣袖。這樣表示既不破壞杜勒斯的規定，又向總理打了招呼，同莫洛托夫談話，眼睛卻望著周恩來。 週總理始終沒有主動和他握手。我們早已知道了他們的章法和規定，所以從容不迫地應付了一切場面。 後來，史密斯私下向我們表示：會議結束後，他就辭職，不願再乾這個副國務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辦事，又不能根據事實真相辦事。 6月24日，日內瓦會議體會。週總理利用休會機會，應邀訪問了印度、緬甸，向兩國領導人通報了日內瓦會談情況。 7月3日，週總理在我國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領導人會談，達成“7月5日協議”，在越南爭取16度以北的地方劃線停火，在老撾爭取把靠近中國和越南的桑怒和豐沙裡兩省劃為抗戰力量的集結區，在柬埔寨只能政治解決。隨後，週總理回到北京向中央詳細匯報。 7月12日，週總理經莫斯科回到日內瓦，我專程到莫斯科迎接他。 週總理回國期間，中國代表團大部分成員繼續留在日內瓦，由李克農任代團長。英、美、法、蘇等國代表團都留有人員在日內瓦。代表團之間相互也有接觸。一天，美國代表團要求同我們會談一次。要會談，時間不會太短，起碼得準備半小時講話的內容。應該講些什麼呢？我、宦鄉，陳家康等人討論，由宦鄉執筆寫了一個稿子。因為總理走後，李克農雖任代理團長，但無權解決談判中的任何實質性問題。因此，我們起草講話稿時，擬定了一個原則，即既要保證能講半小時，又不涉及實質問題，不要把自己拴死。會談時李克農看著稿子向美國代表宣讀一番，只是海闊天空，泛泛的談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然而對方卻大加讚賞，說講話非常有內容，使我們雙方更加接近了，更一致了，這使我們很是莫明其妙。尤其第二天的報紙對此作了報導，說中國代表團的話講得很好，很有內容，有價值，有水平。 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請週總理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介紹他們相識。這是中英兩國外長第一次直接接觸。這是莫洛托夫事先徵得了周總理的同意而特意作的安排。他在自己的別墅設了雞尾酒會，請週總理和艾登出席。三方各有四、五人參加。中國方面有張聞天、喬冠華、薄壽昌（英語翻譯）和我。席間三位首相（總理）交談，我們幾個人遛出室外。英國外交大臣是個商人，張聞天可以直接用英語同他談話，他說他到過上海，住在上海英租界同在英國一樣，而做的是生意。他的歷史和他的形像都使人感到厭惡。 宴會後，週、莫、艾交談了較長時間，相互揣摩，交換意見。以後，週總理同艾登還進行了幾次談話。艾登也回訪了周總理。 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團個人生活都很節儉，但應酬交際卻很闊綽，因為這些活動的費用都是國家統一支付。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則不然，很少舉行集體活動，也不請客。據說他們是個人包乾，公用經費很少，而且節餘下來的又分給個人，所以他們極力為自己節省撈錢。 日內瓦會議進行到一半時，中蘇兩同代表舉行了一次聯歡晚會。地址是蘇聯代表團附近租來的旅館。蘇聯方面擺了雞尾酒，中國方面拿出了我國第一部彩色影片，並為該片準備了俄文價紹。放映前，先由我國青年女翻譯歐陽菲大聲朗讀這個影片內容介紹。 莫洛托夫和周總理坐在一起。觀看過這部影片時，莫洛托規極力對周總理稱讚歐陽菲的俄文翻譯水平，說她的俄語是地道的、標準的、超級的莫斯科俄語，其清雅、優美、悅耳動聽之聲大大超過了一般俄羅斯的鄉下人。當他看到影片上的梁山伯、祝英台相遇相處的情節時，驚訝他們互相不苟言美，不相諧濾。當看到梁山伯訪問祝英台的家而發現後者是一位妙齡女郎時，竟不握手、不擁抱、不接吻、莫洛托夫極其詫異而驚愕地說：“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國的禮儀和道德準則：看見了自己心愛和仰慕的情人，竟可以不伸出一個手指頭來，不來吻，不擁抱！” 當天他們招待的客人只有中國一家，範圍較大，也較隆重。在日內瓦會議的整個過程中，中蘇雙方自始至終密切聯繫，互通情報，協同步調，互相配合得很好。在斗爭激烈、形勢緊張的日子裡，中蘇兩國首席代表一一周總理與莫老幾乎每天都要會面，並約請在關第三方面（朝或越)協商、調整步驟。會議期間，形勢變化多端，難以揣摩，如果各行其是，其結果肯定是糟糕的。 正是由於中、蘇、朝、越之間的親密無間的合作，在日內瓦會議上，我們取得了比較完滿的結果。我們的對手是十分老練而狡猾的。他們利用他們的一切優勢、有利條件和豐富的鬥爭經驗，施展一切陰謀詭計，但最終幾乎沒有撈到什麼好處，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朝鮮問題雖然以無結果而告終，但美國根本不想從朝鮮撤軍，根本不想通過政治會議協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侵略者的面目卻因此而暴露無遺。在印度支那問題上，我們取得了更加滿意的結果，最後迫使法國停戰，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合法地位和以北緯17度線為臨時分界線。自然，法國也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得以從越南從容撤走。 由於王炳南的精心安排，中、蘇、朝三國代表團的座位得以緊靠在一起，排成倒“品”字形。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團結就是力量！” 中蘇兩國代表團團長在臼內瓦的最後一次會談，是周總理在張聞天大使陪同下去見莫洛托夫。雙方交談時間不長，用簡練的語言概括了一下日內瓦兩個會議的經驗。 關於朝鮮問題的會談，由於美國、南朝鮮兩家始終沒有達成協議的誠意，步步設置障礙，阻撓會議的進展，最後無結果而告終。這是國際鬥爭中常有的現象，是不足為怪的。 關於印度支那問題，雖然經過種種努力達成了一個協議。但並未徹底解決，留下的麻煩還不少。而且為了實現已達成的協議，仍然需要越南同志繼續努力。來解決許多實際問題和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別在勘定劃界、人員轉移、撤遷和一179—安排、組織17度線以南人員的撤退及人事、後勤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還應特別充分估計到帝國主義的動向。法國由於國內的困難形勢，加上其他麻煩，可能在印度支那不能長期待下去了。但是它走了，別的帝國主義國家，例如美國可能要鑽進來，因為它野心勃勃，實際上已開始插手了。要防止前門拒狼，後門進虎。 週總理談到他很快就離開日內瓦，東歸途中打算訪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波蘭，然後再訪問莫斯科。莫洛托夫認為，東歸時，莫斯科是必經之地，在莫斯科逗留幾天，參觀、休息都是很適宜的，並表示歡迎，但莫洛托夫卻未理解週總理的意思是要作一次正式訪問。所以，擊總理訪問東德、波蘭後，7月28日到達莫斯科時，蘇方沒有舉行隆重的正式接待儀式，只把周總理作為過路客人來迎接、招待。 週總理在莫斯科只呆了兩天，就動身回國，途中首次訪問了蒙古人民共和國。 4月上旬週總理回國向中央匯報返回莫斯科時，原計劃在伊爾庫茨克稍事停留直飛莫斯科。但因飛機發生了故障，不得不在烏蘭巴托作一次意外的降落。我隨總理走進機場休息室。 一會兒，澤登巴爾打電話到機場詢問：何人的飛機，為什麼飛來飛去，不打招呼？ 機場領導向他匯報了情況，然後要我去接電話。我告訴澤登巴爾：是周總理的飛機。本來沒有計劃在這裡降落，因發生故障而不得不作意外的降落。 澤登巴爾說：我們是一個主權國家。照理降落時，應向我們打個招呼，這樣也便於我們迎接和招待。 我回答說：澤登巴爾同志，我們是老熟人了，大家都不必客氣，一切禮節也可以免去。你們什麼時候願意到北京都可以，我們都歡迎。關於今天咱們的談話，我立即向周總理匯報。你還有什麼要說的話嗎？我向他轉達。 澤登巴爾說：我們今天不能去機場迎接周恩來同誌了，因為事前我們不知道，也沒有準備，現在也來不及了。好吧，請向他問好！ 我把上述的情況向總理匯報了以後，他沉思了一下，說：我們應找一個適當的機會，對蒙古人民共和國作一次正式訪問。 當飛機經過西伯利亞上空時，天氣突然惡化，前方出現一片烏雲，看得見雲中打閃。我有些擔心，叫醒了正睡覺的周總理，又去提醒駕駛員注意。 駕駛員說他看見了，一副滿不在乎、成竹在胸的樣子，說可以繞開。於是向西繞過去。由於這一繞，到達烏蘭巴托比預定的時間晚了40分鐘。 7月29日，週總理的專機降落在烏蘭巴托國際機場上，蒙古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在機場舉行了熱烈、壯觀的歡迎儀式，車隊在進賓館途中，受到蒙古人民群眾的夾道歡迎。烏蘭巴托真是萬人空巷。週總理拜訪了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桑布，回訪了澤登已爾，參觀了工廠、博物館、展覽館，聽取了各項介紹，出席了他們舉行的招待會等。歡迎宴會時，蒙古人民共和國全體黨政領導出席，週總理和他的隨行人員也全部出席，總共也不過五十餘人。蒙方用他們的最高規格招待客人一一先敬每人一碗馬奶。澤登巴爾說：“喝馬奶在我們是最高的敬意，但不知你們能不能喝得下，喝不下不必勉強，沒有關係。”他用俄語講話，發音很標準。他的講話主要內容是介紹他們的建設情況，對中國給他們的援助表示感謝。隨後安排了活動日程。 在蒙古參觀了製革廠、機械廠、縫紉廠、博物館等。博物館裡的陳列品，主要是中國古代的東西，如漢、唐時代的錢幣等，還有少量石樣品。 臨別時，澤登巴爾給我們贈送了禮物：每人一張羊皮，有黑色的，有灰色的，有金黃色的。送周總理一個金碗（木胎包金），送我一個銀碗（木胎包銀）。我們在烏蘭巴托逗留兩三天后，8月1日下午回到北京。朱德、劉少奇等到機場迎接。 （分別以《日內瓦會議散憶》和《週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上層內幕》為題刊於《人物》1989年第1期和《愛我中華》第6期，收入本書作了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