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〇六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祖籍俄羅斯，本人生於烏克蘭。祖父和父親都是工人，他自己也是工人，在頓巴期礦區幹過礦工和鉗工。中學文化水平，在沙俄時代的工人中，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有一次在同我閒談中，他問我在頓巴斯做過工沒有？我說沒有。他說：當年那裡的中國工人很多，但他們似乎生活在另一個天下。 十月革命前後，蘇共非常重視黨員的階級成分，因為那時黨內知識分子的比重較高，應該多吸收工人入黨。於是1918年當赫魯曉夫要求入黨時，這樣一位又是血統工人，又比較有文化，而且很活躍的人，便被視為優秀分子，很快批准入黨了。 他入黨後，又很快被提拔當了乾部，在黨內擔任了支部書記。但他的水平和人格並不因此而得到提高，仍表現得低級庸俗，甚至無賴。愛談女人，玩弄小孩子，和小孩打交道，甚至教小孩子罵人，罵自己的父母，偷東西等等。

1925—1926年間，他又由支部書記提到區委（相當於我們的縣屬區）。到了區委以後，他比較注意了自己的形象和影響，文明了一點。工作較努力，經常下基層了解情況。和其他幹部一樣，自帶乾糧，不向群眾要東西；餓了，到樹林裡燒點開水，吃點香腸麵包，繼續奔波、工作。繼而擔任了區委書記。 因為他是血統工人，又有點文化，所以雖在基層，仍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和重視。他也很快就摸到了斯大林的脾性，於是不斷吹捧恭維斯大林，一直奉承到肉麻的程度；同時想方設法給自己創造優良聲譽，以便給斯大林以“好”的印象，博得斯大林的歡心。 1938年蘇聯肅反擴大化，烏克蘭共和國主要領導人全部被整掉了。赫魯曉夫卻被提拔上來當了第一把手。這個位子和斯大林的距離大大接近了一步。這時他對斯大林吹捧到了無恥的地步，喊什麼“斯大林是我的生身父親”，稱斯大林為“親愛的爸爸”。斯大林則認為赫魯曉夫“對黨忠誠”、“對國家負責”他又是工人出身，因而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1940年初就把赫魯曉夫調到莫斯科，任首都市委第一書記，隨即又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赫魯曉夫鑽營成功了。 進入上層的初期，赫魯曉夫在眾多革命者前輩面前，只能是挾著尾巴做人。毛主席訪蘇期間，在一些大的聚會中，他總是躲在人身後，坐在一個角落裡，不被人們注意。但他的這些表現，倒很可能恰恰使斯大林對他增加了好印象。 1952年，蘇共召開第19次代表大會，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參加了。大會政治報告之後，當進入具體的人事安排和工作的調整，並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時，各國共產黨代表團暫時退席休息。斯大林本來答應我們三天之後同我們會談。但在人事安排上，卻遇到了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的麻煩。人事安排的中心問題是選擇斯大林的接班人。斯大林想讓赫魯曉夫往中央總書記，但其他中央委員了解赫魯曉夫的為人和能力，出於慎重和負責的態度，紛紛發表不同意見，即多數同志不同意赫魯曉夫提任總書記一職。為此事爭論不休。

我們等了5天，仍未安排同斯大林的會談。一天傍晚，斯大林給劉少奇打來電話，談了很長時間，大致介紹他們爭論的焦點，他說：我們被弄得“鬼吹火”，在人事安排上遇到了麻煩，分歧很大，至少要20天到一個月才能把這件事做好，其它許多工作安排，目前還談不上。他自己也感到了十分疲勞。所以他希望中國代表團的同志到南俄去休養若干天，大約一個月以後，待你們返回莫斯科，再安排我們的會談。 於是劉少奇利用這個時間，同印尼（艾迪）、日本（野板參三）、越南（胡志明、範文同）等國共產黨代表團舉行了一系列會談。鄧小平和我先期回國，留下林莉莉任翻譯。 對於斯大林的接班人選，我們中國一些同志認為應該是莫洛托夫，但莫洛托夫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年齡也大了，自己也應該退下來，赫魯曉夫也就利用這一點，積極活動。

我們對蘇聯那種狀況是很擔心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蘇共中央更加不穩定了。 1954年，我曾對毛主席講，蘇聯需要我們支持一下才能走上穩定的軌道，他們和我們不同，我們內部是團結的，他們內部不夠團結。並且建議支持莫洛托夫，因為莫洛托夫老練，穩重，是和列寧同時代的人。 毛主席的回答是：“誰上來都行。只要他們安定下來，我們的事就好辦了！” 對主席這句話，我思索很久，很久。毛主席的謀略，果然是高人一籌！這一年的“十一”我國國慶5週年之際，赫魯曉夫帶領一個寵大的代表團和隆重的禮品來了，很想把自己突出地表現一番，以博得中國的好感，得到中國的支持。然而，他實際上表現的卻是頭腦簡單、心中無數、搖擺不定、“熱情”而無章法。他在同毛主席會談時說：斯大林逝世，對他造成很大困難。這個困難就是斯大林生前搞個人崇拜，群眾對他的個人迷信造成的。

毛主席說：“對人的看法不能絕對化：要么一切都好；要么一無是處。過去把斯大林吹捧上天，把他神化了。而事實上，應該對他二八開或三七開，就是說基本應該肯定，主要方面是好的。這樣，不僅對你們國內發展有好處，也有很大的國際意義。”毛主席再三強調說：“斯大林是個國際人物，對各國的影響都很大，自然也影響到我們。尤其是在今天，世界上的敵對勢力，無時不希望我們混亂、削弱。所以一定要慎重。所以說要'內外有別'”。 對主席苦口婆心的勸說，赫魯曉夫一點也聽不進去，也不願思索，只是不屑地一揮手。毛主席也立即改變了態度，不願再談下去了。可是赫氏一點也意識不到。 赫魯曉夫依然我行我素，以至把他的“生身父親”、“親愛的爸爸”斯大林的遺體從紅場拉出，予以毀滅。

由於中國和蘇聯國情的差異，斯大林不十分了解中國，有過一些不恰當的說法和不正確的指導方針。在1949年7月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自己作了檢討，說他過去妨礙了中國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此後，雖然仍發生過一點磨擦和不愉快，但總的發展是兩黨兩國愈來愈協調。 1949年末到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訪蘇期間，在相互接觸的初期，蘇方在一切公開場合都稱我們“先生閣下”。周恩來到了以後，在又一次擬發一份公報時，又是這樣稱呼我們，我對斯大林說：“我們都是共產黨員，為什麼不能稱同志呢？”斯大林點頭說：“可以互相稱同志的！”此後，在任何場合，大家都以同志相稱了，自然都很高興，也覺得親近多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由於意識到自己對中國不夠了解，所以遇事注意了同中國多協商，尊重中國共產黨的意見。這和他對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態度有明顯的不同，不那麼隨心所欲。

從毛主席第一次訪蘇到斯大林逝世以前，凡涉及中國的大小事，都由斯大林親自處理，別人不得插手。例如： 蘇聯送給我2噸金雞納霜（奎寧），總是斯大林親自經手； 劉少奇給馬林可夫寫信，提出我們過去送到蘇聯學習的一批留學生和小娃娃要調回國，幾天后，轉到了斯大林手裡，並由斯大林親自答复； 有一次，週總理在莫斯科就經濟方面一個小小的問題寫信給米高揚，幾天沒有回音，原來也是轉到了斯大林手裡，由斯大林辦了； 又一次也是周總理，就軍事方面一個小問題致函布爾加寧，也轉到了斯大林那裡，由斯大林作了答复。 此類事，不勝枚舉。 斯大林也注意同我們互通情報，包括歐洲各國黨向我們提了什麼要求等，都及時告訴我們，處理什麼問題，都先同我們打招呼。

赫魯曉夫上台以後，便以他的惡劣行徑代替了這一切。他們要辦什麼事，打電報告訴我們一下，或者不告訴；他們的成命，要我們執行，從不事先同我們商量、徵求我們意見；在國際事務上，獨斷獨行，向我們指手劃腳，要我們如何如何辦，飛揚跋扈，趾高氣揚：甚至對工、表、婦等群眾團體的活動，也要我們跟在他們後邊轉。令人無法容忍！中甦之間本來就是互相支援的。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從1949年夏季開始，蘇聯同志就向我們要東西。如水銀以及我國南方出產的某些貴重物資，數量不小，為了支援他們，都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建國初期，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想購買一大批優質橡膠，周恩來通過他的朋友班達拉奈克，從新西蘭（斯里蘭卡）替他們買到，並經過黃埔港口轉運給了蘇聯。

1951年，斯大林又向毛澤東提出在中國的南方建立橡膠園。因為橡膠是軍事工業和高科技的重要材料，斯大林稱橡膠為“液體金子”。然而蘇聯的地理條件，無法種植；國際環境，又難以購得。中國卻種植成功了！這自然也是蘇聯的利益所在，所以他們十分關心。 由於這些成功，不僅使斯大林在國內的威望大大提高，而且增強了蘇聯人民對中國的信賴。以至當他遇到什麼困難時，群眾中就會有人說：“要斯大林請毛澤東幫一把吧，也許咱們的困難就會解決的。斯大林的要求，毛澤東不會拒絕的”等等。漸漸在群眾中形成了一種偏愛，只要傳說：“賣中國扇子”、“賣中國香皂”、“賣中國綢緞”、“賣中國蘋果”等等，不管是真是假，立即就會排成長蛇陣，在大街上，一眼望不到頭。

1954年，赫魯曉夫上台以後，也向我們提出過要求，我們也盡力滿足了他們。例如：給他們往來的人員和在中國境內活動的人以相當大的方便；允許他們的間諜飛機先後有四五次飛越我國上空到南海、收集美、法在太平洋島嶼核試驗的空氣污染情況，及其成果、性質等。 斯大林逝世後一年多時間內，除了我們提供上述方便給蘇聯以外，他們上層忙於自己的內部事務，兩國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往來。 赫魯曉夫上台後的第一步是掌握克里姆林宮。辦法是先拉攏布爾加寧，用軍隊把內務部擠走。而原來對克里姆林宮的警衛是掌握在內務部貝利亞手裡的。軍隊是被赫魯曉夫利用了，用完後又踢它一腳。這裡主要說說赫魯曉夫是怎樣對待我們的。 赫魯曉夫深知我們中國在國際上、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和分量，所以想從一切方面控制我們，駕馭我們，利用我們。 前面提到1954年我國國慶5週年時，赫魯曉夫代表團前來，10月3日，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了一次中蘇兩國最高級會談。參加會談的中方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蘇方是赫魯曉夫、布爾加寧、什維爾尼克（可能還有米高揚，記不清了）。由我和費德林擔任翻譯。為表示親密、友好和互相信賴，分工是我任俄譯中，費德林任中譯俄。會談經過大致如下： 毛澤東：有些問題，我們今天可以談談，交換一下意見。一般地說，我們之間的問題和意見都是隨時提、隨時談、隨時解決的，沒有積累下多少可談的。可是今天有這個好機會，我們還是再交換一下意見。 國際形勢總的說來對我們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國人民積極起來了。抬起頭來了。帝國主義的威風被煞下去了好多，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囂張、盛氣凌人和輕舉妄動了。實際上他們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赫魯曉夫：帝國主義沒有睡大覺，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動，在圖謀什麼，想達到什麼目的。誠然，他們的氣焰的確沒有以往那麼高，但他們是在活動著。 毛：十個指頭被切去了一二根，而且切去的是大姆指，手力畢竟不能同過去一樣，大大削弱了，甚至是減去了一半的力量。總之，形勢是好的，對我們是有利的。國際帝國主義的氣焰被煞下去了不少。自然，我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應放鬆自己的警惕性。 現在我們有一個和平建設時期，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發展生產，進行經濟建設，不過，這個時間究竟有多長，卻很難說，因為這不是由我們主觀願望來決定的。如果我們能有20年的和平時期來發展經濟，那麼，戰爭的危險就會減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來。過二三十年之後，如果帝國主義要打，那也就是結束帝國主義存在的時候了，也就是永遠地結束戰爭（指世界大戰）。但究竟是經過一場大戰來結束戰爭，還是由於人民力量、和平力量的壯大而打不起來？這還要看看，但剩下的問題恐怕是這個了。 （接著雙方各自介紹了本國一般的形勢和建設情況。） 赫問：對我方還有什麼要求？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毛：關於這方面的事，兩國專家天天在接觸、交換意見，他們比我們知道得多，了解得詳盡、具體。他們互相協商，事情能辦得通。 我們對原子能、熱核武器感興趣。今天想同你們商量，希望你們在這方面對我們有所幫助，有所建樹。總之，我們也想搞這項工業。 赫（一聽，傻眼了，愣了一會）說，搞那個東西太費錢，太費事了。我們這個大家庭有了核保護傘就行了，無需大家都來搞它。須知生產那東西，既費錢，又費電、費人力，而且生產出來的東西，即不能用，又不能吃，還得儲存起來；過不多久，又不適應了，還得重造，太浪費了。我們的想法，目前你們不必搞這些東西，還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設。發展與國計民生有關的、改善人民的福利為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彈好。假使你們目前要搞熱核武器，我看把中國目前的全部電力都用上去，是否能夠，還很難說。那麼，其它生產怎麼辦？國計民生怎麼辦？如果你們十分想辦這件事，而且是為了科研，培訓幹部，為未來新興工業打基礎，那麼，我們可以幫助你們先建一個小型原子反應堆。也可派一部分有基礎的人員到蘇聯去學習、深造，你們以為如何？ 毛：也好，讓我們考慮以後再說。 在此之後，毛主席還向赫魯曉夫提出過幫助我們搞原子彈，並提供原子彈樣品。赫魯曉夫又拒絕了。毛主席當然更加惱火！ 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談後，通過尤金向劉少奇提出要我們加入經互會。毛主席知道後說：“我們不參加。”他們又在各種場合提過多次，我方均未表態。 1954年的國慶節後，赫氏一行到我國南方逛了一圈（下面要談）。返回時，在飛機上，赫各曉夫同布爾加寧私下商量：想設法把我國東北變成農業區，專門生產商品糧；而蘇聯則把他們的遠東濱海區建成工業區。這樣，讓我們用農產品向蘇聯交換工業品。我回到北京向毛主席匯報了。 回到北京以後，赫氏又單獨會見毛主席，還是談參加經互會的事。起初，毛主席未表態。赫氏軟磨硬泡地解釋說：“東歐國家小，想全面發展經濟。樣樣都有，毫無意義。那樣搞，既浪費，又無必要，也不可能，只有分工協作，各有側重，互相幫助，才有出路。”毛主席立即說，“中國沒有必要參加。” 赫氏只好表示中國是用不著參加。中國人多，地大，物博，要全面發展。但他並不死心，在一些非正式的場合，仍然談過他自己的想法，只不過說法上略有變通一蘇聯在歐洲搞個經互會，中國在亞洲搞個類似的東西也好嘛。 此後不久，蘇方宣布要贈送我們一整套國營農場的農業機械，看來也是為他們的上述打算鋪路。但我們的脖子不是那麼容易被套住的。 赫魯曉夫企圖控制我們，干涉我國內政，無所不用其極。他利用斯大林領導下簽訂的蘇聯援建我國256項工程來擺佈我們。什麼能給我們，什麼不能給我們。完全由他說了算，什麼“協定”，什麼“合同”，對他都沒任何約束力。後來，當他發現中國不是可以任他擺佈的稀泥、軟蛋的時候，便於1958年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帶走圖紙。停止了援建項目。以為這樣就能置中國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但是，中國人民在毛澤東領導下，畢竟是硬骨頭，我們依然挺立！沒有他們，我們照樣發展了，經濟發展了，核能、核彈都有了，這是有目共睹的！應該承認，赫魯曉夫的倒行逆施，的確給我們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但也僅僅是困難，困難怕什麼？中國人民從來就是迎著困難上的！ 在赫魯曉夫拿256項工程扼制我們的同時，還向我們傾銷劣質商品，如劣質自行車、劣質手錶等，還代替捷克推銷賣不出的小汽車2000多輛。為此事，赫氏直接找到毛主席、週總理，苦苦哀求他們。赫魯曉夫是做得出的！但他的目的達到了一一既要我們吃虧，出錢買廢品；又意味著蔑視我們，我們暫時還生產不出這些東西。 赫魯曉夫套不住我們，進而就想扼制我們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途撤走256項工程的圖紙、專家還不算，更乘我國三年困難時期，1963年逼我們“還”抗美援朝的“債”。朝鮮危局的造成與我國根本無關；但危局已經出現，我們就不能袖手旁觀、見死不救，況且這種局面對我們也不利。於是在斯大林的一再要求下，出於國際主義的義務，決定由中國出人，蘇聯出軍火，進行抗美援朝。中國千百萬優秀兒女的鮮血撒在朝鮮，並把美軍逼回三八線。然而背信棄義的赫魯曉夫卻利用我們的困難，逼我們“還”抗美援朝的軍火費用。在斯大林時代，我們兩國互相信賴，我國出人，蘇聯出軍火、裝備，都是口頭談的，沒有文字的協議，甚至我們連個賬也沒有記。此刻，就由他赫魯曉夫說多少是多少。我得知這一消息時，正被軟禁，我想出面證明斯大林當年是怎麼說的而不能。毛主席一個“還”字，我們勒緊腰帶，這筆糊塗賬也“還”清了。 斯大林和毛澤東締造的中蘇友誼，就是這樣被赫魯曉夫一步一步破壞掉的！ 赫魯曉夫完全沒有一個國家元首的氣魄和風度，純粹是個粗魯的小丑。例如：他周遊世界各國，尤其出訪美國時，不顧情況，隨心所欲地亂撞，在對美國群眾的一次講話時，竟脫下鞋來撓桌子，聽眾對此大聲宣嚷，會場大亂，美國新聞界便大肆曝光，可謂出盡了國際洋相。在我國出醜也不少，不過我們的新聞界要嚴肅得多，不拿他當噱頭就是了。 1954年10月3日中蘇那次高級會談中間，服務人員送來工作餐，有湖南臘肉、火腿（是松菸熏制的）、烤麵包和茶水等。客人們是第一次嘗這些特殊而十分鮮美可口的地方食品，不需相讓，風捲殘雲，一掃而光。看樣子是還想吃，只是實在不好意思再開口索要了。 會談結束時，毛主席說：你們是否準備到我國某些地方，特別是南方去走走看看？ 赫：一定姜走走、看看，你們這裡的一切對我們都是生疏的、新鮮的。我們想去的地方很多，但這次只能沿海、沿江的南北看看。 毛：那你們就到各地走走、看看，隨你們的便，願意到哪兒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我們也不准備作什麼特殊安排。我是喜歡自由自在地、隨心所欲地去活動，無須別人牽著鼻子走！ 赫魯曉夫滿心滿意地要去南方，我們並未做任何的安排和準備。然而他們自己帶來的漢學家、翻譯費德林不願陪他們去，他們的大使館也無人陪他們。我了解到這個情況以後，考慮到他們不僅語言不通，而且不了解中國的風俗習慣；我們的干部那時也還缺乏接待外賓的經驗。如果讓他們自己去橫衝直撞，有些不妥，出洋相事小，鬧出亂子來，我們也不光彩。於是我和周總理匯報了這一情況，並自告奮勇陪他們去遊覽。 赫氏一行30餘人，另有各類服務人員。空中3架飛機陪送，地上專列隨行。火車的服務人員兩套，廚房兩個，食品中西兩套。專列由武競天指揮。 南行的路線是：從北京乘火車經天津、濟南、上海到杭州；從杭州乘飛機到廣州；從廣州飛返北京，中途在武漢稍停了一下。 到達上海時，他們中的多數人，特別是米高揚，力圖接觸上海居民，首先是想同上海工人交往，他們溜馬路，吃餛飩，逛商店、公園，在大街上同青年們一起跳舞取樂。又乘船遊黃埔江。赫魯曉夫遊興正濃，忽聽說江水深有30米以上，便立即要求返航登岸。 去廣州時，由於赫魯曉夫的剛愎自用，不讓中國人陪同，冒冒失失坐上自己的專機先行，我和米高揚等乘坐後邊的飛機，比赫機晚起飛半小時。 赫魯曉夫的飛機在廣州機場降落後，省委書記陶鑄前去迎接，但因語言不通，彼此只好擠眉弄眼，指手劃腳，或沉默相顧，無可奈何。待我們走下飛機，赫魯曉夫喊著“快救救我們”，向我撲過來，於是才結束了他們無聊的30多分鐘。 在廣州郊區參觀橡膠園時，赫魯曉夫特別注意地聽講解，仔細察看，詢問了許多情況，包括客觀存在的發展遠景。這些橡膠樹是華僑從南洋帶回的樹種，已長到拳頭粗。當地干部還向他介紹了海南島橡膠園的生產情況。 赫氏看著、聽著、問著，饞涎欲滴。不知是誰說了這麼一句：“您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走進橡膠園吧？” 赫魯曉夫立即顯得興味索然了。 從南方回來以後，我給毛主席寫書面匯報。 蘇州主代表團回國之前，在蘇聯展覽館（即現在的北京展覽館）舉行答謝宴會。宴會前，週總理先行拜會了赫魯曉夫。一是告訴他毛主席出席這次宴會：二是為他們回國時沿途參硯的安徘徵詢意見。然後各自趨車前往宴會廳。 剛一離開赫魯曉夫，走出大門，周恩來便若有所思的告訴我：主席說要揭蓋子。現在由於蓋子捂著、壓著，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發展不起來，這對我們的經濟建設和事業發展都不利。一切好的東西，只要是走向了它的反面，變成絆腳石、攔路虎，變成妨礙前進的東西，就要把它搬開，否則如何走向前去？ ！ 我聚精會神地聽著，揣摸著這蓋子是什麼？捂著的又是什麼？仍摸不著頭腦。 毛主席和赫魯曉夫的車幾乎是同時到達的，他們一同步入宴會廳，談笑風生。福爾采娃、謝波洛夫、亞利山大洛夫迎上前來，向毛主席問好，並要求同他們合影，毛主席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告別宴會的次日，赫魯曉夫率蘇聯代表團，途經旅大、瀋陽、長春、哈爾濱參觀後，經綏芬河回國。又是我送他們到邊境的。 從北京到大連，天色已晚，我安排客人們在賓館下榻。唯有赫魯曉夫要首先去看望駐施順的蘇軍人員。當他們到達蘇總部時，除一二名服務人員外，竟找不到任何人。蘇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紀律渙散，可見一斑。赫魯曉夫看見無人招待，立刻怒容滿面地斥責服務人員。那也沒有法子，乘興而去，只好掃興而歸。半夜三更趕回大連又找我，少不了再把他安置住下來。 次日，把蘇聯海軍司令庫茲涅佐夫從海參藏叫到大連來朝見赫魯曉夫。然後在庫茲涅佐夫的陪同下，代表團檢閱了海軍，參觀了海防線上的射擊演習及砲位設施等。 庫茲涅佐夫沒有給赫魯曉夫爭氣，赫氏回國後立即將他撤職。赫魯曉夫在哈爾濱參觀訪問期間，和蘇僑接觸較多。這些蘇僑都是十月時逃到哈爾濱的白俄及其後裔，尤其在一面坡車站上，赫魯曉夫不斷找蘇僑交談。那些僑民異口同聲地說我們自己都是勞動者，懷念祖國，願意回到蘇聯去參加國家的建設。這就是其後蘇聯政府決定接收全體蘇僑回國，並把他們安置到西伯利亞等地勞動這個措施的由來。 赫魯曉夫經東北出境歸國途中，特別在北滿，映入他眼瞼的是無盡的沃野。他南行時在飛機上同布爾加寧談的打算——把我國東北變成糧倉一這時更加堅定了。 赫魯曉夫在暗中打著自己的如意算盤。然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人民是不會上當的。多少鮮血換來的獨立自主比什麼都寶貴！我們會保衛自己！ ！ 1956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有幾次重要外事活動，其中有米高揚的來訪。 一天午後，我被邀到大會會址政協禮堂的休息室。那裡的餐桌尚未收拾，毛澤東和米高揚正坐在桌旁交談著，馬列同志在旁幫助語言交流。我到場後，稍事休息，毛澤東便要我接著翻譯。聽起來，在此之前，似乎是毛澤東從歷史上談了各個時期的黨內鬥爭，特別是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和各種不正之風對黨的危害，錯誤路線對正確同志的打擊等等。我就是接著這個話題翻譯下去的。 後來話題全部轉到了國際方面，包括蘇聯在內，時而講共產國際，時而又指向蘇聯。米高揚幾乎沒有插過話，只是傾聽。 主要內容是說：中國共產黨在他的幼年時期，由於缺乏經驗，老是“左”右搖擺，尤以“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時期較長，因而“左”的錯誤給黨帶來的危害和損失也最大。其結果是使我們的革命根據地（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而在白區黨組織損失了百分之百。這都是由於不相信自己，而一味地盲聽、盲從、盲動的結果。同時也由於國際共運中的不正之風，出現了好似“老子黨”和“兒子黨”之分。不管口頭上怎麼稱為“兄弟黨”，但實際上是一個黨竟可凌駕於其他黨之上，破壞了兄弟黨之間的關係，形成了“老子黨”與“兒子黨”——我發號施令，你聽話、服從，而不管我說的做的對不對。這是一種壞習氣，壞傳統，要一個平等的兄弟黨聽從另一個黨的話，他從另一個黨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著另一個黨的屁股後面跑，這就是一種極端的不正之風！試想：從一個黨的具體條件、具體需要、具體利益出發所製訂出來的政策、方針，怎麼可以要求另一情況、另一條件下的黨去聽從，去照搬、硬套呢？客觀實踐、血的教訓已經證明這種作法是極端錯誤的，對革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其中最嚴重、最根本的錯誤是打擊排擠正確領導，否定和拋棄正確路線，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損失，最後，被迫丟開了革命根據地，跑了二萬五千里，事實教育了我們黨內的頑固分子，挫折和損失才使他們的頭腦清醒過來。有益的話，符合事實的話，過去他們是聽不進去的，他把耳朵拉得長長的，只聽外國的話，不相信自己的耳目和腦筋，更談不上傾聽同志們的正確意見和勸告了。聽不進正確意見，固然是由於他們的愚昧無知，一味盲從，只信別人，不信自己；但同時也因為有許多不正之風，諸如：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經驗主義等等，而後者（指經驗主義）作了前者的俘虜，實際上起了幫兇的作用，削弱了黨的戰鬥力。我們黨在成長過程中，在曲折的道路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不僅要對付強大、狡猾而兇惡的中外敵人（外國帝國主義、國內的封建勢力和反動派），而且每一步都要與各種機會主義投機分子和愚昧無知的現像作鬥爭，不斷糾正、校正我們前進的步伐。由於我們黨本身的幼稚和無知，又由於有些人剛愎自用，不相信群眾，一味聽從別人的、遠處的、外來的、奇異的、聳人聽聞的東西，不分青紅皂白，只要是外來的，不管正確與否，不管對我國革命是否有用，一概當作聖物接受下來，照搬、照套、照用、照辦，而對後果都是不管的。這種盲從的責任當然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應負責的。但造成這一現象的另一方面，卻不能不說清楚！不說清楚，不講明白，怎麼吸取經驗和教訓呢？那另一方面就是披虎皮、拉大旗，藉以嚇人；空吼空叫，虛張聲勢，講大話，盛氣凌人等等。而這一切也都是幼稚無知的表現，對實際毫無補益，只能是遺害無窮。他們簡直不懂得乾革命是要老老實實，勤勤懇懇、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埋頭苦幹，來不得半點虛假，才能做出成績、獲得成功。 我們黨一旦克服了自己的弱點，便走上了正確的康莊大道，顯示他不可限量的強大力量！這是我國革命勝利、穩步前進的可靠保障，是以高昂代價換得的寶貴經驗！我們今天活著的人，對犧牲在我們前頭的人特別感到沉痛，其原因也在這裡，只有對過去走的道路作個認真負責的檢查和總結，吸取應有的教訓，得出正確的結論，才會對革命有益、有助！ 關於這一切，我們將要在適當的時候、適當的場合，講明我們自己的觀點和以高昂代價得來的經驗教訓。也就是說，我們要發言，要講話，要寫文章；假如憋不住氣，就會罵人的。我們有這個民主權利，就要使用它，誰也封不住我們的嘴。我們中國有一名古話，叫作“不平則鳴”，我們要說話，要寫文章，也就是本著這個意思而來的。總之，氣不平，就要出氣；理不合，就要講理……如此等等。 毛澤東談得比較含蓄，米高揚當時理解了多少很難說，而毛澤東的這些話，當然是早已籌思好了的。 這裡需要交待的是：這次談話是在1956年9月下旬，即1956年4月5日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之後，1956年12月29日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之前。而對這兩論，當時在我國工作的蘇聯專家一再說：“這些話，都是對著我們說的，我們懂得其中的意思。”聽了毛澤東的一席談，我想起了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一再想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談他的心中事，而未能成功。這次同米高揚談的，也許就包括了他原來想談的若干問題，只是問題比過去更嚴重了。 1956年初秋，我出差正在山東，忽接中央電，令我速歸待命。我將有什麼任務已猜到八九分。因為我在山東已得知匈牙利出了事的消息。在山東工作的匈牙利幾位專家及其家屬憂心國事，愁盾苦臉，甚至有的哭哭啼啼，全都驚慌失措。 我趕回北京，得知赫魯曉夫又來了“萬萬火急”的電報（貝利亞事件時，他也來過“萬萬火急”的電報），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團赴莫斯科商量問題。 1956年5月發生波滋南事件時，周恩來正在波蘭訪問，幫了一臂之力，解決了問題。 10月，又發生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慌了神。 這時，他又需要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了。但他知道我們對他那“老子黨”的作風有意見，所以他對我們在此問題上究竟會採取什麼態度，心中無底。我們立即組織了劉少奇為團長，鄧小平、王稼祥、胡喬木等人參加的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 赫魯曉夫自己心虛，怕我們不支持他，怕我們在匈牙利事件上採取中間立場。所以他邀中共代表團以及代表團的到達，他都沒有讓蘇共政治局的其他人知道，而是他一個人驅車到機場迎接我們。為的是便於他先摸底，以爭取主動。 我們飛抵莫斯科，一下飛機，赫魯曉夫就把劉少奇拉上自己的車，代表團其他成員上另一輛車，他是不管了。他同劉少奇和我擠在後座上。一上車，他就把隔板提起來，為的是不讓前座的人聽到他們談話。 赫魯曉夫開始同劉少奇“咬耳朵”。先是介紹了匈牙利事件發生的前前後後，說布達佩斯已是一片混亂，領導人拉科西，赫格居斯等都逃到蘇聯來避難；匈牙利已成為無政府狀態；共產黨員和乾部被絞死，懸掛在電線桿上示眾；而西方的大批反動派已擁到奧匈邊界，窺測動向，蠢蠢欲動。駐匈蘇軍、蘇僑及他們的家屬受到威脅。說他們的安排是：一、派了米高揚到匈牙利去坐鎮；二，把駐匈蘇軍、蘇僑及他們的家屬撤回國。這些家屬同當地群眾感情很深，但也得全部撤回。現在（我們到達之際）正從布達佩斯撤退中，部分已到邊界，說納吉，伊姆列很活躍、想攬權等等。 劉少奇只是聽，一言不發。始終未表態，可以感覺到赫魯曉夫的惴惴不安。 到了招待處，他們既不讓我們洗一把臉，也不讓我們喝一口水，赫魯曉夫就把代表團成員拉到桌子周圍坐下，他把在車上對劉少奇說的話重複了一遍。完全是副六神無主的樣子。當他說到在匈牙利的全部蘇軍家屬和部分蘇軍已經撤出布達佩斯，撤向邊境時，似乎是一種“安慰”我們的口氣。 鄧小平未等赫魯曉夫把話說完，就斬釘截鐵地說：“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國主義就進來了。要站穩腳跟，堅守崗位！紅軍這麼大的力量，還對付不了那麼幾個反動派？！”他的具體意見是：第一，蘇軍不能撤出匈牙利，不應把革命陣地拱手送給敵人；第二，全力扶持匈牙利共產黨內堅定可靠的黨員，協助他們掌握住政權，把黨員、革命力量、積極分子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形成堅強的堡壘；第三，掌握住軍隊和警察的力量，讓他們守住陣地、保護政權、維持秩序，堅決保衛黨和政府機關不受破壞！在這方面蘇聯軍隊應起模範作用，才是真正的國際主義……。 赫魯曉夫一聽，摸著了中國的態度，腰桿子一下就硬起來了。而且馬上就要離開，想回去向他們正在開著會的政治局報告好消息。劉少奇攔住了他，要他不必著急，還有話要說。恰在這時，服務人員報告飯準備好了。劉少奇邀赫魯曉夫一同進餐，赫又要走；劉少奇要他把話聽完，他還是要走。劉少奇說：“那好吧，以後再說。” 我把這句話譯完了，加上一句自己的話；“你莫慌嘛，先聽听少奇同志的意見！”他才勉強留了下來，但極象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 席間，劉少奇說：“我們的態度是明朗了。但我們對你們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在處理同兄弟黨的關係方面，還是有意見的！” 劉少奇告訴他：要善於從一個事件中吸取經驗教訓，以便糾正其它方麵類似的缺點或不足之處，找到恰當的辦法。特別像同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關係方面存在的問題應當虛心、耐心地聽取他們的意見。你們應該利用當前的機會，在這方面多作點工作。今天能主動地解決一些迫切的問題，更為適合時宜，更為有利。在這方面，中國黨作為第三者，有些意見和看法，也希望有機會在一個適當的場合同你們交換交換意見。 劉少奇簡單地提了幾點意見，並提出要在他們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赫魯曉夫全都立即表示同意（這個時候，說什麼他都會同意的）。 進餐當然很快，赫魯曉夫匆匆離去。劉少奇開始準備發言提綱。提綱內容我大致了解了一下，感到很有說服力，很感人。對翻譯好這次講話，我更加有把握，有信心。 這時的蘇共政治局，赫魯曉夫已經把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等都搞下去了，舊的政治局委員只有米高揚、亞歷山大羅夫、福爾采娃、謝皮洛夫等。其他都是新手。留下幾個，也只不過是為了鞏固赫魯曉夫自己的地位。另外，還想藉助我們的力量嚇內部一“中共是支持我的！”第二天，劉少奇在蘇共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講了幾個小時，主要是批評他們的沙文主義，對兄弟黨的不正確態度和惡劣作風。這個講話非常精彩！為了意思連貫，他一口氣講一大段，我也沒有逐句翻譯，而是按他的意思，丟開講稿，站立起來，加上手勢，就像我自己發表演說一樣，王稼祥在旁邊沖我豎起大拇指說：“棒！棒！” 少奇同志的講話中有批評、有勸導、有啟發，也有建議。完全是同志式的關懷和幫助，批評也是為了引起他們對問題的注意和重視，希望他們能夠自己改正缺點和疏忽、不足之處，真可謂苦口婆心！ 中心問題是希望他們對兄弟黨、兄弟國家不論大小、不論人數多少、歷史長短、功勞大小，都應一律平等，互相尊重。我們堅決不贊成、堅決反對那種“老子黨和兒子黨”的關係！而應該是在平等的基礎上，互相尊重、互相幫助。尤其不能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兄弟黨之間當然應該經常的互通信息、交換意見、交流經驗、相互切磋、溝通思想，以求得意見的一致。但絕對不是一個黨對另一個黨發號施令，要求別人無條件服從，這是行不通的，也是十分有害的。相反，較大的、較老的黨應該更謙虛些、更謹慎些，應該更多地關心、幫助、照顧較小的，較年輕的黨。在這些方面，大家應該多想想，多考慮自己做得夠不夠？ ！ 他們政治局的人個個聽得低下頭。只有福爾采娃似乎坐不住了，幾次想離席走開，但被赫魯曉夫制止，不許動，要她耐心地聽下去。 少奇同志繼續講：較老的黨、較大的黨在與兄弟黨之間發生了矛盾的時候，就應當首先多作自我批評。主動糾正錯誤或偏差，多想想自己的不足之處或不正確之處，考慮如何引正和改善，希望我們大家經常注意到這樣的事實一較小、較年輕的黨，往往不便於向他的老大哥提建議、提要求，更談不上提什麼批評意見了。鑑於此，我們希望在這些方面多做些思考，多做些工作，同時不希望蘇共作為老大哥對某些問題，特別是在對各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係上，不妨多作點自我批評，以彌補不足和疏漏之處，我們這些意見和建議，不只是今天對你們講講而已，更希望你們藉今天所形成的局面，進一步作些表態，求得各兄弟黨的理解和諒解，以達到進一步的友好團結，而團結就是力量！ 為此目的，建議蘇聯不妨發表一項正式的聲明或宣言，一方面作些自我批評；一方面表明自己對各兄弟黨之間正確關係的態度，以及在國際問題上的主要立場等。以期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在蘇聯老大哥的周圍達到更進一步的、更堅固的團結。 赫魯曉夫做得出，他這時需要我們的支持。乖得像貓兒一樣，對我們的尖銳批評，他也不得不承認，但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會後，蘇共由謝皮洛夫執筆起草並發布了宣言。宣言是完全按我們的意思寫的，使人以為他悔改了。但實際上，他們只不過做姿態應付局面而已。 我們在莫斯科只呆了3天，返回時匈牙利暴亂已平息，局勢已穩定。但赫魯曉夫卻依然故我，我行我素。我們還未啟程，他們就又擺起了“老子黨”的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