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〇五毛澤東同“遠方”秘密交往實錄

在延安時，我們通常稱共產國際為“遠方”。共產國際與蘇共和斯大林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所以“遠方”的含義實際上包括了共產國際和蘇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協助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粥時工作。 1940年回國後，繼續擔任任粥時的政治秘書。同時給毛澤東同志擔任俄文翻譯。從那時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與“遠方”（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來往的許多文件、電函大都是由我翻譯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憶起來的一部分情況。 1937年11月，王明帶著康生等從共產國際（莫斯科）飛回延安。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國，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產國際的工作。他們找到在莫斯科治病剛癒的王稼祥，王本不同意，但被糾纏不過，只答應代替三個月，要王明回國後，請中央速派代表前來。

王明離開莫斯科之前，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提醒他：毛澤東是在中國革命鬥爭中產生並為人所公認的領袖，尊重毛澤東的領導，維護黨的團結，是中國革命最高利益：囑王明回國後一定要謙虛謹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在對王明、王稼祥的一次接見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1938年3月，任弼時到達莫斯科，接任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王稼祥在離莫斯科回國之前，同任弼時一起去見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又向他們重述了以上意見，並詢問了王明回國後的表現。 1939年11月周恩來到莫斯科治病時，季米特洛夫不放心地又問到王明的表現。當他聽到周恩來反映的情況後，對王明的的分裂行為深為不滿，並說他曾明確地向王明提出過忠告：“你（王明）雖然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但並不是中國實際鬥爭中鍛練出來的國內、黨內公認的領袖：當之無愧的領袖是毛澤東。”並說這是他和斯大林共同的看法。

任弼時在共產國際工作的1938年至1940年間，在蘇聯的中國同誌中也像蘇聯人常說“為了斯大林”那樣，經常說“為了毛澤東！”共產國際機關對任弼時，則稱他是“毛澤東信得過的人”。周恩來到了莫斯科，又稱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使者”。 1940年末到1941年初，我黨中央同“遠方”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聯絡，經過多少次試驗，證明效果良好之後，便開始了經常的通信。 同“遠方”聯絡的電台不止一個，但工作正常、使用較久的，是代號為“農村工作部”的電台；此外，毛澤東還常常使用蘇方情報組（負責人是弗拉季米洛夫，中國名字叫孫平）的電台，“農村工作部”的電台，多半發出情報性的材料，直接同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聯絡；而蘇方情報組的電台，則是發出重大的、涉及戰略性、策略性，政策性等重大問題的電報，直接報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之間又是相通的，“農村工作部”的電台，形式上存在到1943年秋季，實際上斷斷續續工作到1944年，蘇方情報組的電台則一直工作到1949年8月底（自1945年底起，由阿洛夫接替孫平主持）。我方電台的干部人事、行政事務，是在任粥時領導下，由吳德峰主管的。而使用它，則是毛澤東一人。開始時，毛澤東總是將電文交給任粥時，再由任粥時交我譯出，然後我們共同校審後發出；來電也是我譯出後先交任弼時，再由他送交毛澤東，用畢存放在任粥時那裡。後來漸漸由毛澤東直接將電文交給我，我也將電文直接送毛澤東。自我擔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之後，所有來往電文都由我保管。也有極少數屬於十萬火急或極端絕密的電文由任粥時親自翻譯，我在事後才知道。除我以外，劉義虎和李唐彬也曾翻譯或經營過一部分。

1940年下半年開始使用“農村工作部”電台時，毛澤東只寫了二三行字的短文。簡單地介紹了我黨、我軍及解放區的一般情況。當他知道“遠方”確收無誤時，才開始寫長篇的、具體詳細的電文，有的長達萬餘字，要分幾次發出。 這裡只追述其中最為重要和意味深長的數次電訊內容：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我黨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之後，毛澤東給“遠方”寫了一份分析因果、教訓的長篇電文，內容大致是： 一、蔣介石背信棄義，不擇手段地鎮壓人民，口密腹劍，使新四軍上了圈套； 二、項英剛愎自用，輕信敵人，一意孤行，上當受騙，結果損兵折將，自身不保； 三、皖南事變對黨、對抗戰和華中地區造成了較大的損失和困難；

四、我黨為挽救危局，彌補損失所採取的方針，新四軍餘部的轉移和重新部署，以及與國民黨談判的前前後後等。 記得在批評項英時有如下的話：在總結和吸取血的教訓時，不能不指出項英同志因輕信蔣介石而受騙上當，一命身亡；其次，他剛愎自由，一意孤行，不聽中央的話；再次，損失是嚴重的，教訓是沉痛的，經驗是有益的。這件事教育了全黨，今後就更會心明眼亮、提高警惕了。毛澤東的這些話都是雙關的，對“遠方”那些總是輕信敵人，對敵人抱有幻想的人來說，是希望他們從中吸取教訓。斯大林的指導想想是：抗日戰爭時期要和國民黨團結抗日，不能有鬥爭；抗戰勝利後；要團結建國，也不能鬥爭。根本不懂也無視中國社會的複雜問題和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他認為黨內也不能有鬥爭，一有鬥爭，他就認為是鬧不團結。毛澤東的戰略和策略是明確的、一貫的。那就是：在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自己，最終使中國人民獲得徹底解放；他的統一戰線思想是又聯合，又鬥爭，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要磨而不破，破而不裂，磨擦不斷，當仁不讓，寸土必爭。毛澤東的長篇電報，基本上都是解釋這些問題的，希望“遠方”能夠理解。但他們怎麼也不能理解。

從1941年4月至6月中旬，毛澤東幾乎每週都要給“遠方”發一次或兩次長篇電文，其內容是結合介紹我根據地的發展變化、軍事部署、抗日戰場的形勢、國共磨擦、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等等解釋他的戰略、策略思想，還有我們情報部門掌握的蔣、日、偽的暗中勾搭及英、美同蔣介石的關係等情況，並在介紹這些情況時加了分析和評論。 值得一提的是：6月18日，我黨地下工作者從香港獲得一份重大情報——希特勒德國將於6月22日凌晨向蘇聯發動進攻，這情報立即到了在重慶的周恩來那裡，周恩來又立即轉報中央。當時中央對這一情報感到有些蹊蹺，怎麼對德國法西斯這一最核心的機密知道這樣準確，連幾日幾時出動都知道？不過，中央仍然迅速電告了斯大林。然而，蘇聯卻迷信那一紙“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6月22日這一天是星期天，蘇聯軍官們仍然照常放假，從星期六晚上就全部離開了自己的崗位，而德軍正是按情報中的時間（6月22日凌晨）對蘇聯發動了突然襲擊。蘇軍亂作一團，損失慘重。一兩個月後，蘇方以伏羅希洛夫的名義給朱德總司令發來一份感謝電，說中國同志提供的情報幫了他們的大忙。

那以後，中央同蘇共的來往大為減少，同共產國際的通信也略有減少。 1941年秋冬之際，中央領導同志開始整風學習。這時，毛澤東向“遠方”發了一份電報：中共爭取早日召開“七大”，現在正考慮“七大”代表和推薦七屆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有兩個同志，即王明和李立三，雖然都是犯了錯誤的人，中央還是準備提名王明為中央委員候選人；至於李立三，他在蘇聯犯了什麼錯誤？錯誤的性質如何？是否影響他被推選為中委候選人？望詳告，以便參照考慮。過了相當長的時間，共產國際才來了復電，電文很長，把李立三在莫斯科的表現、所犯錯誤以及被捕等事實經過作了說明，但對李立三是否可推薦為中委候選人一事，未表態。 1941年秋未，德軍直逼莫斯科城郊。蘇聯出於防備日本出兵西進，夾擊蘇聯的考慮，為牽制和阻撓日寇北進，斯大林再三來電詢問中共能抽調多少兵力，補充或擴充多少師團？如何加強長城內外一線的兵力和軍事行動，以打擊和威脅日寇後方？我們的第一次復電說，組織幾個師團的兵力較為容易，但缺少武器，不能發揮力量，那就沒有什麼用處了。對方接電後不久又來電商量：如果打通同外蒙的通道，八路軍部隊可以開赴接近外蒙邊沿區，從那裡領取所提供的裝備，然後開赴前線，如此輪番裝備，是否可行？我方復電認為此法行不通，因為部隊在蒙古的開闊地帶，行動、生活均極困難，無法隱蔽，過了不久，對方又來電商量：如果八路軍部署在長城一線，尋機出擊關外日軍，並大力干擾其後方，牽制日軍行動，可否？我方回答未作肯定答复，只是說：可以見機行事，盡可能向長城內外一線發展，但同時指出，因缺乏武器，完成不了重大戰鬥任務，也不能集結過大兵力，兔被敵人一網打盡。雖未達成具體方案，但我方仍加強了長城內外的兵力部署。日寇也很快察覺了，對蘇更不敢輕舉妄動。

1942年整風學習全面展開以後，毛澤東定期向“遠方”去電，作了許多介紹和解釋，諸如：什麼叫整風？他解釋說，就是黨內的政治學習，通過學習端正思想認識；整什麼？他解釋了“三風”；怎麼整？主要是和風細雨，方式方法是：學習文件，集體討論，各抒已見，澄清是非，端正思想，提高認識，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多，無則加勉等等。然而，無論怎樣解釋，“遠方”都不能理解，他們總認為中共是在搞清黨運動，或者是無原則的派別鬥爭。尤其是王明病倒了，張聞天到地方上搞調查研究去了等等情況，使“遠方”更加疑慮重重。他們對我們黨內的思想鬥爭不理解，對統一戰線中必要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也不理解。因此，對我們的整風學習和我們對國民黨的反磨擦鬥爭，便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認為不利於抗戰，是抗戰力量的削弱或抵消。毛澤東除了給“遠方”作解釋外，還多次同蘇方駐延安情報組的人員談話，向他們介紹解釋整風運動。但是這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他們有著自己一套固定不變的看法和想法，加上王明灌輸給蘇聯同志的種種胡說，更加重了他們的疑慮。只要看後來出版的孫平（弗拉季術洛夫）的《延安日記》，就可知道，毛主席的耐心工作，全是“對牛彈琴”了。

1942年，希特勒的軍隊佔領了克里米亞半島，推進到北高加索，圍攻斯大林格勒，妄圖切斷南北水陸交通，窒息莫斯科。在這嚴重的關頭，蘇方再次擔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是否會有日本的背信棄義行為川於是斯大林又試探，如果日寇進攻蘇聯，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牽制敵人？對這個問題的具體回答我記不起來了，但我方絕對沒有一次誇下海口，承擔義務，始終使自己處於主動地位。 我對毛澤東這些做法的真正理解，還是在“七大”期間。一天，我跟毛澤東從棗園出來，到楊家嶺參加“七大”會議，路上邊走邊談。我當時對整風文件中有些問題何所指，總摸不透，便想乘此機會請教毛澤東，所以談到王明的錯誤實質是什麼？當談到王明具體的這點、那點錯誤時，仍超不出文件上那幾點。但是主席從我的話裡很快就抓住了癥結所在。他說：“王明的問題，關鍵就在於他對自己的事（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了！而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大多了！”真是一針見血，使人豁然開郎！

“遠方”和斯大林只是簡單地考慮自己的問題，並如此要求我們：1.“堅持民族團結，國共合作，共赴國難，一致抗日，爭取勝利”（即一切服從國民黨）；2.“抗戰勝利後，繼續團結合作，共同建國”。他們根本忽視或不承認中國革命中的許多複雜問題和經驗教訓。中國人民在這類問題處理上流的血太多了，教訓太深刻了！一紙協議，對蔣介石國民黨根本沒有約束力，他隨時都可以背信棄義。而“遠方”不承認這些，僅僅要求我們拖住日本，減輕對蘇聯的威脅，卻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王明對這些則是全盤接受，所以毛澤東說他考慮自己的事大少了，替別人想的太多了。 為了取得他們的理解，周恩來早在1939年末到1940年1月間就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過一次長篇匯報。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他的助手哥特瓦德（主持這次會議）、德共代表皮克、法共代表馬爾梯、意共代表陶里亞蒂、芬共代表庫西寧、匈共代表拉科西、蘇共代表曼努伊爾斯基、西班牙共產黨代表伊巴露麗、何塞，迪亞斯、日共代表野坂參三、國際幹部處負責人任弼時（也是中共代表）和馬爾特維諾夫，還有一位英國人（不記得名字）。翻譯人員有徐介藩、師哲和其他數人。

周恩來在報告中，再三強調了國共積怨之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客觀現實不容忽視，他詳盡地闡明了中國的現實和各項政策，並從正面說明“遠方”的想法和建議不切實際，不合時宜，行不通。他的話倒也沒有指責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意思，而是說：我們的“友軍”（國民黨、蔣介石）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是陰一套、陽一套；既抗日，又聯日；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對內壓迫，對外投降；積蓄力量，準備內戰。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不得不有兩手準備，兩種鬥爭策略，那就是：既聯蔣抗日，又防蔣反共；一面積極抗戰，一面積蓄力量；既聯合，又鬥爭；既合作，又爭奪；磨而不破，破而不裂；當仁不讓，寸土必爭。 聽了周恩來的報告，國際執委會在討論這個報告時，態度與前就大不相同了。在此之前，他們總認為中共不聽話，不是全盤接受他們的意見，不按照他們的想法和辦法去行事；現在對周恩來和他的報告則是尊重的。但對中國革命的這些特點，以及針對這些特點所採取的鬥爭藝術，他們還沒有真正理解。 周恩來100餘頁的報告，由波諾馬廖夫（當時任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書，後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壓縮到20頁而送交斯大林等人傳閱。等了好多天，在周恩來回國前夕，才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名義作了對周恩來報告的決議。決議很籠統，基本內容是：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革命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和重大的歷史意義；抗日戰爭的勝利進展對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偉大意義；維護統一戰線，一致對外，把抗戰勝利地堅持下去，取得最後勝利，這是全民族的主要任務和唯一目標，等等。無異於一封勸告書或建議信。實際上，分歧依然存在，只是不再公開暴露，保持了沉默而已。 1940年我們回到延安時，康生已經是社會部部長，駐在棗園，蘇聯軍方情報組也駐棗園。這塊地方，被康生弄得異常神秘。也許他的用意是為了替蘇聯情報組保密，但蘇聯人卻認為康生對他們封鎖，監管大嚴，把他們與外界隔絕了，表示不滿。由於這些蘇聯人都是現役軍人，人數也不多、所以1942年以前，他們基本都是到前方去了解戰爭情況、蒐集情報。他們想問題狹窄而單一，僅僅是了解軍情，蒐集軍事情報。其中一個姓伊万諾夫的團級幹部在華北了解敵情時，常常以軍事專家的姿態指手劃腳，批評這個，指責那個，認為我們的作戰方法太原始、落後等等。對這些情況，毛澤東瞭如指掌。這個伊万諾夫於1942年春從前方回到延安並回國。回國之前，他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告別。毛澤東利用他辭行的機會，批評了他，大意是：我們一切都落後，對我們的一切你們都看不慣，但我們卻能勝利地抗擊數百萬敵軍，而且能使自己的軍力成倍地增長和加強！自以為是的伊万諾夫受了批評仍不知道自己的錯誤在哪裡。此人回國後不久便犧牲在蘇德戰場上。 1942年初，蘇方為加強在東方的情報工作，派來了以基斯連科中將為首的各兵種混合情報組來到延安。事先是否同中共中央協商並得到同意，我不知道，以基斯連科為首的七八個人到延安後，毛澤東為他們設宴洗塵，但第一次談話就很不愉快。基斯連科擺出一副首長的架子，向毛澤東介紹了他們成員中每個人的姓名、專職、軍銜等，也大致介紹了他們的任務。毛澤東開誠佈公地提出：要搞好這項工作，最好兩家（蘇共和中共）合作，事情才能辦得更好。合作的辦法是：你們出錢，拿出技術來；我們出人出力，兩家合作，工作就能較順利地開展，也能做出較好的成績來。得到的情報，兩家分享，共同使用。毛澤東的這一番話，那七八個人竟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談話自然也就無法繼續下去。不久，他們正式表示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於是發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情況，他們的人員也就不得不撤走，只剩下斯柯瓦爾佐夫、西索夫等人作些聯絡工作。 （這裡順便提一下：時隔8年之後，1950年1、2月間，即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在一次只有斯大林、毛澤東、周恩來三個人的交談中，斯大林提出了在情報工作上同我方合作的要求，而合作的條件，正是當年毛澤東提出過的條件，甚至表示十分迫切。中方沒說什麼，僅僅表示同意，具體方案由專門人員去協商、制訂。這裡要說明的是：八年前毛澤東提出這一建議時，他們不同意，因為認為我們革命前途未卜，而8年之後，同樣的建議由他們提出，就成了正確的了，因為我們已經勝利了。這又一次說明，我們自己的事情要有自己的主意。毛澤東批評王明“對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替別人想得太多了”，實在是入木三分，太有教益了。） 孫平是1942年5月被派來延安的。此人原隱身於蘇聯駐蘭州領事館裡做情報工作，跟他同來的，有一位外科醫生阿洛夫（特級外科軍醫）和報務員尼古拉，葛梅爾。此後，他們的情報來源，完全依賴於我們。經毛澤東同意，孫平可以同社會部、八路軍總部和新華社直接聯繫，也同各部委、西北局、邊區政府等許多單位直接聯繫。因為他有一定的中文水平，所以也到綏德、晉西北等地去活動，直接與群眾接觸，了解情況，據孫平自己講，他得到博古的幫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國際、國內、黨外、黨內許多複雜問題的來龍去脈，較好地掌握了形勢動態。此活他講過多次。但事實上，毛澤東給他介紹得最多、最系統，在蘇方人員中，他是聽毛澤東談話最多的一個。 1944一1945年問，毛澤東每隔一周或兩週，有時一周兩次找他長談，每次談話都要花三四個小時。 毛澤東同孫平談話的內容，主要是我黨自成立以來，各個革命時期的形勢變化，各個革命階段黨內的意見分歧，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策略以及黨的路線正確與廖誤，而且重點闡述了宗派鬥爭一一總的意思是：小派別活動發生過影響，但未起過決定作用。我正是在替他做翻譯的過程中，系統地了解黨史，我很幸運地親聆了毛澤東講授“黨史課”，可是孫平到底學到了什麼？不知道。此外，毛澤東也談了國內形勢、抗日戰爭的根本策略、戰略和政策，同國民黨的複雜關係和鬥爭策略等等。這種談話一直持續到黨的“七大”召開的前夕。 我感到蘇方最關心和最不安的，有兩個問題：一是中共“七大”何時召開，如何開法？二是中共同美國的關係。實際上毛澤東早就做好了安排，並把“七大”召開時間和議程等都給孫平作了介紹，並邀請他列席“七大”。孫平也確實列席了“七大”的各次會議，而且每次會後都做日記。至於同美國的關係（主要是通過美駐延安觀察組、與美大使赫爾利、馬歇爾、司徒雷登等人的往來，以及接待外國記者等），毛澤東每次同他們接觸後，都把交談要點告訴孫平或阿洛夫。但他們二人能接受和理解多少就很難說了。 1943年5月，黨中央收到了“遠方”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通知。大意是說：在過去的歷史時期，由於客觀形勢的需要，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建立了自己的國際組織中心一一共產國際。當時，國際工人運動和各國共產黨尚處在幼年時期，共產國際對他們起過一定的幫助和指導作用。而時至今日，各國共產黨已經鍛煉和成長起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基本上可以獨立自主地處理本國革命中的複雜問題，再無需像共產國際這樣的組織干預各國黨內事務，在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之後，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國際執委會決定解散共產國際這個組織，同時取消它的一切附屬機構。 與此同時，“遠方”還發來了成立情報局的通知。意思是：由於歐洲形勢的特殊需要，歐洲各兄弟黨決定成立一個情報局，以研究國際形勢，互通情報等等。實際上，德蘇戰爭爆發以後，國際機關已經變成了情報機關。 共產國際解散了，但我們同斯大林的聯繫仍繼續著，蘇方駐延安的機構和人員也沒有因此有所變動。 1944年，從重慶來到延安一批外國記者，其中有蘇聯的普羅岑柯。毛主席接見了他，向他談了黨的組織情況、思想教育問題。黨的發展和乾部培養問題。普羅岑柯提出應當考慮抗戰勝利後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和乾部的培養問題，接見後，主席認為普羅岑何這個人有頭腦，有見識。 孫平這個人，同王明等人有共同語言，而對毛澤東的後，總是格格不入。 1942—1944年整風學習——審幹——肅反運動一開始，孫子就從王明和博古那裡，聽到他們從自己的角度所作的介紹和評價，他全盤接受了。所以，儘管毛澤東給他和蘇方其他人員作過多次介紹和解釋，他們仍然疑惑不解。但當康生把肅反擴大化之後，在開始階段有些擔心的王明之流，反倒放寬了心，隔岸觀火，幸災樂禍。而蘇方人員則採取“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的態度。後來，在毛澤東親自乾預和領導下，到“七大”以前，肅反中受冤同志的問題已基本上全部得到了解決。 在“七大”期間，凡參加和列席大會的工作人員，都暫時移住楊家嶺，棗園只有我和陳剛二人既要參加大會，又要照顧機關工作，在棗園和楊家嶺之間往返穿梭。遵照毛澤東的安排，我還要給孫平做些翻譯。 大會結束時，毛主席對大會的評價是：“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團結的大會”。這話既是如實的評價，也是回答斯大林的。 大會剛一結束，毛澤東便同孫平談話。一是問他對“七大”的理解和感想；二是向他介紹會議進行的過程和意義（即幫助他理解大會）；三是要孫平把“七大”的主要文件和發言稿轉送蘇共中央。孫平以自己的耳聞目睹和理解，並以自己的方式向蘇共轉達了消息。毛澤東向他強調的：大會最後形成以毛澤東為首的五人領導核心（中央書記處），是我黨有史以來最有威望、最團結、最有力量的領導核心，而這是我們將要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這一點，孫平可能轉達了。不過在談話過程中，孫平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也沒有表態。 在蘇聯人中，毛澤東同孫平談話最多。在談話中孫平歷來很少插話，有時不能逗起毛澤東的談話興趣。所以，他們的談話從未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 “七大”自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開了49天。在這期間，國際、國內都發生了不少重大變化。首先是蘇軍5月2日攻克柏林，9日攻下布拉格，井以這天為勝利日。法西斯殘餘勢力也被迅速掃清。這預示著東方的戰爭也到結束的時候了。我們黨的“七大”從歷史角度看，是最適時、最從容不迫、最有成效的大會，它為迎接勝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自5月9日歐戰結束至8月9日蘇聯出兵我國東北、內蒙和朝鮮，整整三個月的時間內，蘇方沒有向我們透露過任何消息，外界也未曾看出蘇聯軍事行動的任何跡象。我們只是在蘇軍進入東北同日軍打響以後才知道蘇聯向日本宣戰了。然而我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僅對這個時機抓得緊，也利用得十分巧妙。這期間，毛澤東精力十分充沛，日夜操勞，不知疲倦。黨、政、軍各級幹部也表現了極其高昂的鬥志。大批大批的干部從延安和其他根據地出發，利用一切交通工具和各種方法，而基本上是用兩條腿奔赴前線和東北各地區，不僅要趕上接受日寇投降，還要趕在國民黨飛機、車船的前頭，我們也確實趕在了他們的前頭。 蘇聯由於承認中國國民政府（即國民黨政府）為唯一合法政府，並與之簽有協定、條約等，又在國際會議上承擔了義務，所以極力避免同中共和八路軍發生任何正式的往來關係，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後，也保持了這種態度。還根據他們同美、英的協定，對我黨施加壓力，“勸”我們同蔣介石合作“維持國內和平”，“共同建國”。國共和談之前，儘管蘇方發誓在國共談判時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但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以及離延、返延，都沒有任何一個蘇方人員露面，在延安的情報組人員也未發表過任何意見，沒有表示任何態度。 日本剛一投降，孫平等人就急於回國，但莫斯科要他堅持到10月底，可能是為了觀察重慶談判的動靜。但據我所知，黨中央和毛澤東沒有同他們談這方面的問題。這或許是因為蘇聯駐重慶大使館知道得既早又詳盡之故。 孫平要趕在十月革命節前回到莫斯科。 10月25日（或26日）專門向毛澤東辭行，談話大意是：總部來電要我們結束在延安的工作，最近將派飛機來接我們回國，我們特向你告別，並感謝你和中國同志對我們的關心照顧和工作上的幫助！我們沒有什麼可留作紀念的東西，只有自己備用的4支自動步槍，願全部贈送毛主席，請派人前來提取。語言不多，乾巴巴的。第二夭他們離去時，有3名女工作人員把他們送到機場。 胡宗南進攻延安的前夕，1946年12月下旬，一天下午，毛澤東問我：“同'遠方'往來的電稿和密碼等保存在哪裡？如何管理的？”我回答說：“全部保存在我手裡。”他令我全部銷毀。我問：“可否清理一下，把最重要的文件挑出幾份，妥善保管，行軍時我自己隨身攜帶？”毛澤東立郎回答說：“不妥！如果受傷或被打死了怎麼辦？你快去把那些文件全部清理出來！”我遵命回到辦公室，剛剛把那一大包文件清理出來，毛澤東就跟著到了我辦公室門口，並問我是否清理得徹底？當他確信全部文件都在眼前之後，便大致翻看了一下，要我立即燒毀。我就在門口的火爐裡燒起來，而他也守候在一旁，直到文件全部化為灰燼才離去。我一方面為毀掉這些歷史資料而惋惜，另一方面又十分欽佩毛澤東嚴謹、周密、萬無一失的工作精神。此後，直到1948年，這方面的文字資料都沒有保存下來。而且，據我所知，這類來往電文，從未在中央書記處或政治局會議上原文傳達過，毛澤東只揀必要的內容融匯於他的講話中。 1947年6、7月間，當中央轉戰陝北到了小河，並在此召開會議時，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和西方通訊社異口同聲地喊叫說：中共的陝北總部已被國民黨軍徹底搗毀；共軍被擊潰，死傷慘重；賀龍、江青等人被俘，解送西安；正在圍剿流竄股匪等等。莫斯科對這些消息竟信以為真，立即發電向我黨中央建議：如果形勢危急，難以支持時，他們擬派飛機來接中央幾位領導同志暫時離開中國，以避鋒芒。此時我正在子長縣馬蹄溝西北局所在地，接到中央電報，要我立刻趕到山西臨具中央後勤機關。我接到命令後的第一天趕了140里路，到達黃河邊，次日趕到臨縣三交鎮。這時，米大夫已從小河返回三交，講了他親眼所見的一切情況，大家笑敵人自欺欺人、說夢話。阿洛夫也給蘇共中央報告了真實情況，一場虛驚才算完結。 10月，沙家店戰役結束後，中央轉移到葭縣的神家堡。這時，毛澤東要我陪同阿洛夫到此地來，毛澤東同阿洛夫談話的內容，主要是把撤出延安至沙家店戰役結束這一段做了個總結。對沙家店戰役的意義，今後戰局如何發展，國內局勢的變化等都作了分析和評價，甚至談了許多細節。共談了兩次。 12月，中央轉移到米脂縣楊家溝，並在這裡召開了中央會議。就在會議期間，毛澤東給蘇共中央發了一份電報，其內容與他這次會上所作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致，說明解放戰爭已發生了根本的轉折，進入了反攻階段。 1948年，毛澤東原擬秘密訪蘇，後接受斯大林的意見，放棄了這一打算。後來到了西柏坡，在9、10月間的一天午飯後，毛澤東把阿洛夫邀到他的住處，坐在院中一棵大樹下，向他介紹中國各主要戰場的情況，以及今後發展趨勢。毛澤東興致勃勃他講著，當他講到我們取得偉大勝利的同時，還會有某些難以預料的失誤時，阿洛夫想安慰毛澤東，急急忙忙插了話，說：“我們有一句諺語：砍伐樹木時，難免有木屑飛濺”。意思是說勝利中也難免會有損失。這樣兩句話，不知為什麼竟堵塞了毛澤東的言路，沒有再談下去。中蘇兩國接觸，有許多民族性格和思維邏輯的不同而互相不能理解，以致發生不愉快。但就這件事來說，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也不能理解為什麼這樣兩句話竟會掃了毛澤東的興，他再也沒有了興致，由高談闊論突然變成了冷場，無趣無味地結束了。 1949年3月，中央機關剛進北平時，住在香山。很快，柯瓦廖夫等人也從東北來到了北平。又過幾天，他把當時留駐北平的蘇聯領事齊赫文帶到香山來拜會毛澤東。那天傍晚，毛澤東在雙清別墅接見了他們。坐定後，齊赫文先是祝賀中共、解放軍取得的勝利，然後要求毛澤東給他們介紹一下我軍各戰場上的一般情況，諸如我軍的戰略部署、進軍計劃、以及對戰局展望，如許可，還想知道我黨的各項基本方針和政策，以及對敵人的分析，即敵人還能支持多久等。毛澤東只是籠統他說明了一般形勢，但明確指出勝利肯定屬於我們。他說：“你們很快就會看見，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後，接著將是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不出現其它意外變化，或出現什麼意料不到的複雜形勢，勝利是有把握的。不過至今為止，尚看不出會發生什麼特殊的意外。例如：我們不允許美軍在秦皇島登陸，也不許他們艦隊靠岸，結果他們溜走了；在天津郊區，美軍出城試探了一下，與我們的武裝力量發生了一點衝突，打了它幾下，他們就縮回城裡去了；在青島市郊外，美軍也出來了幾個，但一受衝擊，就龜縮到城裡去了，而且很快把他們的兵艦撤離了青島。至於其它港口，如煙台、威海等地，就沒有遇見美艦。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未出現美軍想同我們交鋒的意圖，也未看出他們想阻擋我們前進的徵候。我們是比較有把握地進行著鬥爭，推行著我們的政策。勝利終歸是屬於我們的！” 柯瓦廖夫在香山期間，毛澤東批轉的一些電報和文件都譯給他看，但他不感興趣。他同毛、劉、週、朱、任都見過面，談過話，而毛、劉同他談話較多，主要是啟發他的思想，使他能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特點、意義以及重大政策等，能有所了解和比較正確的認識。讓他知道中國革命不同於“十月革命”，但中國不會停留在目前階段，而是要繼續向前發展的。例如：在劉少奇訪問蘇聯前夕，即7月1日下午（這時，毛澤東已經住在中南海），毛澤東特約柯瓦廖夫來會見，同他談了較長一段時間的話。主要內容是：1.關於解放戰爭當前發展變化的大概形勢；2.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基本特點和主要任務；3.解放戰爭一定要進行到勝利的結局，但發展道路是曲折的、迂迴的，歷來就沒筆直的道路。革命會分階段進行，但是一定要進行到底。這是一條較長、較遠的路程：由人民民主階段的各項革新，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但都是要有條件的，這條件就是人力和物力，二者缺一不可。我們目前要準備和要爭取的，就是這兩條。毛澤東這些話說給了柯瓦廖夫，實在沒引起什麼反應。此人正像1950年1月斯大林對毛澤東介紹的那樣：柯瓦廖夫是一個鐵路上的工程技術人員，不懂政治，沒有政治經驗，或者說，在政治上他完全是個門外漢。他如果鑽進政治裡，就會像老鼠鑽進了風箱。 毛澤東和柯瓦廖夫談到最後，還表示了對他的關心，他說：這回你陪代表團走遠路，會辛苦的，不過你順便同家人團聚一次，也是個好機會，又間到他個人還有什麼要求，需要我們幫他解決什麼問題？他沒有提出什麼。可是後來發現，他不知通過什麼渠道，弄到一罐子水銀，足有三四十公斤，帶回蘇聯去了。 柯瓦廖夫拜會毛澤東之後，同我一起從中南海乘車出來，準備先回香山，再按計劃當晚出發去東北，與劉少奇為首的訪蘇代表團會合。車子剛出中南海的西門，柯瓦廖夫就說：“七一(俄羅斯人的舊俗認為凡屬1號的日子，是不吉利的——筆者註）本不應該出遠門，因為不吉祥。”話音剛落，就在西四拐彎處撞倒了一個騎自行車的青年，壓壞了他的腰、腿和自行車。於是處理事故，耽誤了幾個小時，不得不把行期推到7月2日。 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蘇聯派來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以法捷耶夫、西蒙諾夫、杜布羅維娜等為首的工青婦群眾團體成員被邀請會見毛澤東主席。在這次會見中，除了一般的禮節和祝愿外，毛澤東發表了非常精彩的長篇講話。他那生動活潑、有聲有色的演講，扣緊了聽眾的心弦，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熱淚。他講的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中國勞苦大眾、中國的革命在近百年來所走過的艱苦道路，所進行的轟轟烈烈、前仆後繼、頑強不屈和堅持到底的革命鬥爭，走過了一條坎坷不平、曲曲折折的道路。革命的先驅者，拋頭顱、灑熱血，終於找到了有力的戰鬥武器——馬列主義。吸取了十月革命的經驗，推翻了壓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中國人民在解放鬥爭中所遇到的，有外來侵略者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的事件，也有中國統治者殺害自己同胞的事件。 20世紀以來爆發的革命事件很多，幾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最重要的、震撼世界的大事件，除了1917年蘇聯的十月革命，就是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了。解放了5億中國人民和起先鋒隊作用的2億蘇聯人互相結合，使世界力量的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取得今天的勝利不容易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壓迫，卻未獲得民族解放，未能擺脫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奴役和壓迫；而國內的封建勢力、官僚豪紳、地主惡霸、買辦階層，仍然爬在人民頭上為所欲為，作威作福。 1925—1927年的大革命，取得了很大勝利，但是買辦資產階級和土豪劣紳不喜歡，他們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把革命人民一巴掌打倒在地，把人民浸泡在血泊中，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留在人間的同志從地上爬起來，除去自己身上的泥土和血污，擦乾臉上的血和淚，掩埋好犧牲了的同志和親人，又重整旗鼓，建立自己的立足之地，這就是上山，建立根據地。前後歷時10年的浴血奮戰，走了二萬五千里，爬雪山，過草地，衝出重重圍困，進行了無數次的戰鬥，終於找到了立足之地。緊接著就是八年抗日戰爭。須知，這是在毫無外援，完全靠自力更生堅持下來的。外國侵略者被打倒了，但人民還未得到喘息，甚至還未來得及伸伸腰，蔣介石國民黨又在美帝國主義的慫勇和支持下，打響了內戰，企圖一舉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獨霸中國。可是這一回，人民已經有了以往數十年中多次的經驗教訓，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不再受人的欺騙、愚弄和出賣。我們依靠自力更生，根據獨立自主的原則，堅定不移地同敵人進行一次最後的較量，作一次你死我活的決戰，把革命進行到底！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決心，也是全國勞動人民的意志！我們的決心兌現了，中國革命勝利了！但這僅僅是我國人民在長征路上邁出的第一步，我們前面的路程還很長，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還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不驕做，努力前進，中國的發展進步將會是較快的。中國具有的優勢之一，就是有一個好近鄰，所以中國不是孤立無援的…… 客人們凝神屏息，全神貫注。他們被深深地打動了，許多人熱淚盈眶，這是一個罕見的場面。 毛澤東最後建議他們同我國的勞動群眾作些接觸，作家們可以隨軍到前方去看看，了解我們的軍隊生活、戰鬥能力、戰地實況、軍民關係等等。隨軍甫下，還可以看到舊時勞苦大眾的生活狀況，也可觀察到部分作戰過程，但是特大規模的戰役不會有了。作家西蒙諾夫回國後完成了一部不甚成功的作品《戰鬥著的中國》。 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的情況，我在《陪同毛主席訪蘇》一文中寫到的情節，不再重述，這裡僅作一些補充： 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國會新聞俱樂部發表了長篇講話，其內容是挑撥蘇中、甦蒙關係的。當時蘇方提出有關各國都發表一項官方聲明，予以駁斥，給他點顏色看看，有關國家都同意了，但並未明確什麼叫“官方的”。結果，蘇聯和蒙古都以外交部部長的名義發了聲明，中國則只是以新聞署長的名義發表了聲明，內容都是駁斥艾奇遜的。蘇方對此十分注意，可能還是疑慮重重，1月中下旬的一天；他們鄭重其亨地派人來說：斯大林邀請毛澤東、周恩來到克里姆林宮會面，無須再邀別人，而主人方面也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二人參加，翻譯也只要師哲一人去。我們到了斯大林的會客室，確實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等候。 先是斯大林說：今天請你們來，只想在這個範圍內談一個問題，莫洛托夫有些話要說。 接著他又問：“關於駁斥艾奇遜的造謠，中國政府發了聲明否？” 回答：是用胡喬木的名義發表的。 斯大林又問：“胡是什麼人？” 回答：他是新聞總署署長，也是用這個身份發表聲明的。 斯大林說：“按西文的習慣，任何新聞記者都可以對任何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評論，但他們並不代表官方的立場和觀點，他們怎麼說都可以，也不必對自己的話負責，所以他們的話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說：“上次我們談定，關於艾奇遜的談話，我們應該分別各自發表一項正式聲明，駁艾奇遜的胡說八道。本來我們談定用官方名義發表的，而你們卻用新聞總署名義講話，新聞總署並不是權威，它代表不了政府，而且新聞記者的談話也決代替不了官方的觀點和意見。” 斯大林接著說：“這麼一來，我們的步調就亂了，各行其是，會減弱我們的力量，我認為我們都應該信守諾言，緊密配合，步調一致，這樣才會更有力量。來日方長，今後互相協作，相互配合的機會和場合會很多的。把這次作為前車之鑑吧，吸取經驗教訓，加強今後的合作，是我們應該做到的事情。這次事情雖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但沒有按原定方針做，亂了步伐，削弱了戰鬥力，給敵人留了可鑽的空子。只有信守諾言，步調一致，才能顯示出鬥爭力量。” 毛澤東始終未發一言。周恩來講了幾句，主要是解釋，由於這樣一種氣氛，他顯得十分矜持。會見時間很短。 斯大林也許是為了緩和氣氛，臨時安排前往他的別墅，說他組織了一個夜宴，請大家歡聚快樂一番，斯大林特地把毛澤東和周恩來請到他的車子上，井讓他們坐在後排的主位上，他和我坐加座上。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語，空氣異常沉悶。我為了打破這種僵局，先同斯大林談了幾句閒語，然後問他：“你不是答應過要到我們代表團的住處去作客嗎？”斯大林立即說：“我是說過的，而現在也沒有放棄這個願望……”他的話還還未講完，毛澤東問我：“你同他說什麼？不要請他到我們那裡去作客！”我立即承認我談的正是這個。毛澤東又說：“把話收回來，不請他了！”斯大林似乎也猜到了我們談的是什麼，於是問我：“他說什麼？”我回答，“是我們之間的話。”氣氛又重新變得像鉛一樣沉重，大家一言不發，一直沉悶了30分鐘。 車子接近別野時，斯大林打亮了信號燈，大門隨之洞開。進入會客廳，還是我們4個人。莫洛托夫落得很遠。 半小時以後，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貝利亞、卡岡諾維奇、維辛斯基和羅申等人都來參加宴會。人雖不少，主人也不斷地敬酒、勸吃，講了許多趣事、笑話。然而，客人卻高興不起來，無論怎樣努力，氣氛仍然異常冷落。斯大林為了作些改善，在飲宴間，他拿出他收藏的藝術品請大家欣賞，並親自作說明，還指著牆上掛的湘繡“鷹”，說是盛世才贈他的禮品，並問那上面繡的字（“飛得最高，看得最遠”）是什麼意思？給他解釋之後，他非常高興，客人卻沒有共鳴。他又去開留聲機，繼而請大家跳舞。即使這樣，也沒有改變沉悶的空氣。開始時，主人起舞，客人旁觀。後來，幾個人死拉硬拽，把周恩來和我拖下舞池。但他們輪番去拉毛澤東，卻沒有成功。於是，斯大林聽音樂，毛澤東在一旁觀看，一言不發，這樣一來，更加襯托出了不和諧、不愉快和格格不入的場面。只有周恩來靈活自如，他也吃也喝，也談也笑，也歌也舞，同時一舉一動又都緊跟毛澤東，不失自己的尊嚴。 半夜三更，我們回到自己的住處，無論在路途中，還是回去以後，誰也沒有再提起今天的事。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不愉快，斯大林和毛澤東締造了中蘇友誼，這是不可辨駁的事實。到了赫魯曉夫時期，情形就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