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〇四陪同毛主席訪蘇

從20年代中到30年代未，我一直在蘇聯學習和工作。 1940年回國後，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兼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俄文翻譯。 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主席訪問蘇聯時，我以顧問身份陪同前往。在回憶這次出訪之前，我想先談談米高揚的秘密來華及劉少奇的蘇聯之行。 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我黨中央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後，主要是同斯大林）的聯繫是很密切的。當解放戰爭接近最後勝利的時候，就有更多的問題需要同斯大林商討。所以，1948年4月毛主席率中央部分同志到達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時，就打算親自訪問蘇聯，組織了一個精幹的代表團，準備乘吉普車開往中蘇邊境。但當電詢斯大林的意見時，斯大林復電的大意是：中國革命戰爭正處於決定性關頭，毛主席作為統帥，不宜離開崗位，如有重大問題需要商談，他將派一位政治局委員作為全權代表來聽取毛主席的意見，望毛主席再三考慮。

毛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議。 同年5月，毛主席到了平山縣的西柏坡。當時駐保定的敵軍欲以騎兵奔襲石家莊。由於戰局動盪，蘇方不宜來人。直到1949年1月，我軍攻克天津，殲滅了保定之敵。斯大林才派米高揚秘密來華。 1月31日米高揚抵達西柏坡，這一天正是我軍進駐北平之日。米高揚的隨行人員鐵道部副部長、負責恢復中長鐵路的N·柯瓦廖夫和漢學家E·柯瓦廖夫以及兩名警衛人員。米高揚在西柏坡呆了一個星期，與中央書記處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同志進行了會談，主要是由毛主席向米高揚詳盡他說明當時我國國內戰爭形勢和我們解放全中國的決心、步驟，以及即將建立的新中國政權的性質、形式，經濟建設、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問題。米高揚說他只帶了耳朵來，聽了毛主席的意見後回去向斯大林匯報。這次會談由我和E·柯瓦廖夫擔任翻譯，但E·柯瓦廖夫一句也譯不出來，米高揚氣極，說要捶他。

1945年5月初，中央決定派代表團秘密記蘇。為此，委託劉少奇、周恩來著手進行各項準備工作，並決定從東北調王稼祥來中央，專門負責籌劃出國訪問有關事宜；還調來戈寶權。鄧力群等同志幫助工作。 以劉少奇為首的代表團是以中共中央代表團的名義，受毛主席的委託並代表毛主席前去與斯大林和蘇共中央進行會談，磋商和決定一些重大問題，井為毛主席訪蘇作準備的。代表團成員有王稼祥、高崗、徐介藩和我。另有幾名工作人員。 7月2日，劉少奇、王家祥和我從北京出發，到了瀋陽，高崗、徐介藩加入。我們一行乘火車先到旅順，然後乘蘇聯飛機經朝鮮上空去蘇聯。因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新西比爾斯克、鄂木斯克。斯維德洛夫斯克等地降落休息，受到當地領導的歡迎，所以飛了六天才到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蘇共中央外事處工作人員什捷爾巴可（後來於1978—1986年任駐華大使）接我們到別墅休息。 劉少奇同斯大林共會談了五次，前四次是交換意見，第五次是告別。 在第二次會談時，斯大林表示了承認他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 這裡要說一下斯大林的錯誤是什麼。在我們解放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力量估計不足，認為蔣介石有裝備精良的幾百萬大軍，背後還有個美國，而蘇聯無力援助我們，怕我們打不贏蔣介石，所以表示了不同意打。毛主席當然沒有聽他的，也沒有向蘇聯求援。毛主席對中國革命作了正確的估計和正確的指揮，將戰爭引向勝利。 1948年12月間，蘇方轉來國民黨政府給蘇聯政府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請求蘇聯居中調停國共之爭，停止內戰，說服中共別打了，還引用了一句古語“史弟閱於牆，猶外御其侮。”國民黨政府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當時我軍已包圍了天津和徐州一帶的國民黨軍隊，並在組織平律、淮海兩大戰役，國民黨力逃避覆滅的命運，想出了這麼一招。這次蘇聯政府只是將原信（俄文）轉給了我們，未作任何表示。這說明斯大林此時對中國革命已經有了新的認識。我將那封信譯成中文後，毛主席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都看了，誰也沒有說什麼，只是周恩來說了句，“一看就知道是王世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的筆法，文諂諂的。”毛主席則一言未發，不予理睬。

斯大林在這次會見中問劉少奇：“我們妨害過你們沒有？” 劉少奇說：“沒有。” 斯大林說：“妨害了，妨害了，我們對中國不大了解。”斯大林說這話時，態度非常嚴肅，深感內疚。 經過兩次會談，王稼祥提出：這樣談法太零碎，最好寫個書面的東西，全面、系統地介紹中國革命形勢和下一步的作法，徵求他們的意見。劉少奇表示同意。於是王稼祥把他在出國之前就已準備的提綱再一次斟酌之後交給了劉少奇。劉少奇認為這個提綱很好，便親自寫稿由我和一位蘇聯同志翻譯，隨寫隨譯，很快便送交斯大林，並附信說希望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看看。 第三次會談就是在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元帥們閱讀了中國代表團寫的材料之後，斯大林專門為我們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並請幾位元帥列席研究這個材料。會談中斯大林解釋說：因為材料中軍事問題很多，所以請了幾位元帥來參加。對材料本身，斯大林認為寫得很清楚，他自己沒有意見，也沒有什麼問題要向我們提出。參加會談的蘇方同志也都表示沒有意見和問題。然後斯大林問中國代表團有什麼問題。對提問題我們是有準備的。劉少奇提的問題，一個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一個是對世界革命力量如何估計，對兩大陣營如何估計。還有其它一些問題。

斯大林回答的大意是：在目前不大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暫時誰也沒有這個力量。革命力量是向前發展的人民力量比戰前更強大了。帝國主義要發動世界大戰，人民不願意戰爭，戰爭就打不起來。至於和平能維持多久，要看我們的努力和形勢的發展。我們要建設，和平是最重要的，要爭取和平多維持幾年。但是誰也不能保證世界上沒有瘋子。斯大林舉了幾天前剛剛發生的一件事為例——美國國防部長風聞“蘇軍從阿拉斯加登陸了”，他就跳樓自殺了。 在這次會談中，劉少奇對斯大林說，我們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說：“你們很快就過長江了，你們的政府設在那裡？國家不可長時期無政府。”我們當時主要考慮的是在國際上得到承認的問題，資本主義國家肯定不會很快承認，我們不抱希望，只要社會主義國家承認，我們就不孤立了，可是這一點也無大的把握。斯大林這次提了一下，態度也不很明朗。 8月，當我們告別回國時，斯大林又強調說：“無政府的時間不能長了，否則外國可能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干涉，甚至聯合干涉，那樣就被動了。”斯大林提醒我們警惕。劉少奇和斯大林會談的詳細內容都及時電告國內，於是黨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當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後兩個小時，蘇聯就來電承認井致祝賀，接著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相繼承認。

同斯大林的第四次會見是在斯大林的別墅。當時江青正在蘇聯養病。蘇方為了表示對毛主席的尊敬，也請江青參加了這次會見，不過主要是斯大林同劉少奇對話。後來大家鼓動江青給斯大林敬酒。斯大林看江青很年輕，怕她應付不了這個場面，便離座在廳中走動。其實江青並不怯場，她站起來，舉起酒杯，不慌不忙他說：“我舉杯，向斯大林敬酒，希望斯大林健康長壽！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們的幸福！”斯大林聽了非常高興，說“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們的幸福！” 在繼續交談中，斯大林講到中國的黨是成熟的黨，中國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還講了革命中心東移問題。斯大林說：世界革命中心從歐洲移到蘇聯，以後會移到中國，希望小弟弟超過老大哥，並為此祝酒。劉少奇聽了非常緊張，不肯接受。斯大林解釋說：“世界革命中心東移，你們的歷史責任加重了，這是我們衷心的願望。”劉少奇還是不接受，說：“老大哥還是老大哥，小弟弟還是小弟弟。”蘇聯同志都勸說：“弟弟趕上和超過老大哥，這是規律，斯大林的祝酒應該接受。”推讓了半個小時，劉少奇還是沒有喝這杯酒。蘇聯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對即將成立的中國政府的領導，斯大林認為是成熟的，特別指出總理和外交部長是現成的——即周恩來，那是當之無愧的。

國民黨駐蘇使館人員此時全都棄館逃之杳杳。這次會談後，王稼祥在莫斯科一面養病，一面領導徐介藩等人去接收和籌建新的中國駐蘇大使館。高崗也提前回國了。 最後一次會見斯大林，只有劉少奇和我參加。 斯大林邀我們到他的別墅，引劉少奇參觀他的花園。花園很大，種了各種各樣的試驗田，其中有從我國引去的穀子，已長出穀穗，大約兩週後即可成熟。斯大林很想讓我們在莫斯科吃到小米粥。但我們就要啟程回國，所以他惋惜他說：“這次做小米粥是來不及了。”並且說他想大面積播種。斯大林還介紹了他的各種作物。我們在花園里呆了很長時間。到吃飯時，來了幾位政治局委員作陪。這次會見也是告別。 回國時，和我們同行的還有一批蘇聯專家。我們原提出需要150名。斯大林將這事交N·柯瓦廖夫去辦。他物色到了各行各業的專家96名，並親自帶領，和我們同車來到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就著手為毛主席訪蘇作具體準備。主要是準備文字材料和禮品。文字材料是在毛主席、週總理親自過問和指導下由黨政各主要部門完成的；禮品委託楊尚昆去辦理，但江青偏偏插手瞎指揮。她提出，一定要帶山東的特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帶膠縣大白菜和濰坊大蘿蔔。還有泰安的豆腐，實在因為不好帶，才作罷。於是除湘繡（斯大林繡相）、景德鎮瓷器、浙江的龍井綠茶和安徽的祁門紅茶各一噸、江西的竹筍、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紡織品和花繡等以外，還有一車皮山東的大蔥、大白菜和大蘿蔔。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壽辰，毛主席率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祝壽，並就兩黨之間所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商談和簽訂有關條約規定等。中央政治局對毛主席此行的決定是：給斯大林祝壽之後，毛主席在蘇聯休息，條約的談判則由周總理隨後去辦。

毛主席的隨行人員很少，只有陳伯達、葉子龍、汪東興和我。我的名義是顧問。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和負責中長鐵路恢復工作的柯瓦廖夫也同行，羅瑞卿、李克農、毛岸英負責送行。 12月6日，毛主席一行從北京乘火車出發。經過天津時，發現鐵路上有一顆手榴彈，羅瑞卿下去調查處理。李克農、毛岸英繼續送到邊境。 12月9日到達滿洲里，換乘蘇聯的寬軌火車。所乘火車是蘇聯領導人用的專列，配備了專為毛主席配餐的大夫，車廂內有浴室。到邊境迎接毛主席的有蘇聯副外長拉夫倫捷夫、赤塔州蘇維埃主席烏若夫、外貝加爾軍區司令部代表及外交部交際司副司長馬特維耶夫。過境後的第一站是奧特波爾，有儀仗隊迎接。 沿途毛主席大多數時間是自己看書，有時我也陪毛主席聊天，給毛主席介紹沿線的景緻、史蹟和風土人情。當火車到達新西比爾斯克時，蘇方先將電話掛在車站上，蘇聯外交部一位司長打來電話，詢問毛主席的健康狀況，一路是否順利，還需要什麼幫助等。我們回答一切都好。到達斯維德洛夫斯克時，毛主席感到身體不適。火車停下來，我陪毛主席到站台散步。天氣十分寒冷。毛主席感到頭暈，接著冷汗淋漓。我趕緊扶他進車廂休息，用涼毛巾敷頭。過了一會，毛主席身體復原。這些情況都有人及時報告斯大林。火車行到雅羅斯拉夫進，我駐蘇大使王稼祥登車迎接，陪同至莫斯科。

12月16日火車正點開進莫斯科北站）也叫雅羅斯拉夫車站），大鍾正打12點，這是蘇方精心安排的。到站迎接毛主席的有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帥布爾加寧、外貿部長孟希科夫、副科長葛羅米柯、莫斯科衛戊司令西尼洛夫中將等。由於已知毛主席路途中身體不適，且天氣寒冷，怕毛主席吃不消，歡迎儀式進行得很快，匆匆檢閱了儀仗隊，便乘車前往下榻之處一一莫斯科郊外姐妹河斯大林第二別墅下榻，斯大林在衛國戰爭時期就住在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地下指揮部。主席、葉子龍和我住在一層，陳伯達、汪東興住二層。 羅申把我們送到住處，只說“你們好好休息”便離去了，莫洛托夫招呼毛主席休息，並告訴我們下午6時斯大林約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宮會面。 我們休息以後，警衛人員準時將毛主席送到克里姆林宮斯大林的會客室，這是斯大林辦公室的一個小會客廳。我們比約定時間早到了3分鐘，斯大林的秘書請毛主席到他的房間坐一下，他去通報。蘇聯其他領導人到斯大林那裡集中是一分鐘也不能差的。 6時整，斯大林的門開了，請客人進去。以斯大林為首，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貝利亞、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維辛斯基等在斯大林身後排成一字行列。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門口迎接外賓的，這次顯然是對毛主席的特殊禮遇。翻譯也只有我一人在場，負責雙方的翻譯，這也是表示完全的信任和尊敬。斯大林雙手緊握毛主席的手，注視端詳了一陣，說：“你還很年輕嘛！很健康嘛！紅光滿面，容光煥發，很了不起！”接著回過頭來，又把莫洛托夫等一一介紹給毛主席。大家在大廳站成一圈，相互問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動，對毛主席贊不絕口，說：“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你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愿您健康！”毛主席回答說：“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毛主席言猶未竟，斯大林卻把話接了過去“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這句話堵塞了毛主席的言路，但他並不自知。毛主席的心裡話，始終未能說出來。 大家邊談邊移動，徐徐入座。 然後，開始了會談。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蘇方官員列坐在他的右側，毛澤東及我坐在左側。斯大林關切地詢問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說：“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在望，中國人民將獲得徹底解放，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將會改變世界的天平，加重國際革命的法碼。恢復經濟和建設國家將是你們頭等重要而又艱鉅的任務，但你們有最寶貴、最豐裕的資本一一人力，這是取得最後勝利和向前發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們獲取全面勝利是無疑的。敵人並不會甘心，也是無疑的。然而今天敵人在你們面前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全心全意祝賀你們的勝利，希望你們取得更多更大的勝利！” 雙方的談話海闊天空，從前線的軍事情況談到經濟建設、糧食收穫、土地改革以及群眾工作等，談話從一開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圖和願望。談話歷時兩個多小時，蘇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說話，其他人都未插話。 斯大林再三問毛澤東：“你來一趟是不容易的，那麼我們這次應該做些什麼？你有些什麼想法或願望？”毛主席表示：這次來，一是為祝賀斯大林70壽辰；二是看一看蘇聯，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都想看一看。斯大林說：“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咱們要不要搞個什麼東西？” 7月份斯大林和劉少奇談話時已表示要等毛澤東到蘇聯後簽訂一個條約。斯大林似乎不願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後有人說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他也可能考慮到過去他對中國革命出了些不正確的主意，有些不妥當的做法，因此這次表現得很謹慎。 毛主席說：“恐怕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 這是中國很有魅力的語言，富有哲理和幽默但西方人不懂，所以，我在翻譯時做了解釋：“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給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內容。有昧道，實實在在。”然而蘇聯人仍然沒有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貝利亞竟笑出聲來。 斯大林雖不理解東方人的幽默，但沉著冷靜，仍婉轉地繼續詢問。毛主席不肯明說，可能他認為蘇方應該主動提出幫助我們，不主動提是不誠懇的，他對斯大林說：“我想叫周恩來總理來一趟。” 斯大林表示驚訝，反問道：“如果我們不能確定要完成什麼事情，為什麼還叫他來，他來幹什麼？”顯然，斯大林在追根問底，但毛主席沒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沒有猜透對方的心理和意圖。據我看，斯大林內心的打算是，不管中甦之間要簽訂什麼條約或者協定，都得由他親自簽署，而對方必須是毛澤東簽字，這樣才門當戶對，冠冕堂皇。但毛澤東卻一心要把總理兼外長的周恩來請到莫斯科完成這項任務。斯大林不能理解，為什麼毛澤東不願意代表五億人民簽署這樣的條約？ 從此，兩位偉人都沿著各自的思路考慮事情。 斯大林憂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羅申來主席處拜訪、交談，想摸清毛主席內心的想法和願望。斯大林親自給毛主席打電話，問主席有什麼願望或想法，雙方應進一步做一些什麼，是否何新的考慮等等。斯大林還給我打來一次電話，想通過我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我當然下好說，況且我也不了解毛主席在想些什麼。 柯瓦廖夫和使館參贊、中文翻譯費德林是陪代表團一起來莫斯科的，他們有時來看看主席。有一次他們來別墅交談時，毛主席對柯瓦廖夫發了一通脾氣，說：“你們把我叫到莫斯科來，什麼事也不辦，我是乾什麼來的？難道我夾這裡就是為天天吃飯、拉屎、睡覺嗎？” 他們走後，我去見主席。他情緒很好，高興地對我說，如此教訓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況（即反映我們的不滿）。 其實，他不可能反映到斯大林那裡去。這又是東西方的差別，中國人的傳統想法是對僕人的態度，就意味著對主人的態度：對下級的態度，就意味著對主管上級的態度。但蘇聯人的下級在外面受了氣，只說明他不會辦事，上級知道了，更會對他不滿意，所以柯瓦廖夫是不敢讓斯大林知道他遭到毛主席訓斥的。 但是柯瓦廖夫在此事之後，給斯大林寫了一份長篇報告，好像是匯報他對中國的了解，全是些無稽之談。在一次會談時，斯大林把它交給了中國，並說：“柯瓦廖夫是個鐵路上的技術人員，他不懂政治，卻還要在政治裡鑽，他要鑽到政治裡，就像老鼠鑽進了風箱。” 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壽，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慶況大會。到會的都是蘇聯的高級幹部，斯大林和各兄弟黨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著斯大林，我在毛主席身邊翻譯。毛主席的祝詞是費德林代讀的，高度評價了斯大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貢獻，反響很大。在大會進行過程中，斯大林一再側過臉來共同毛主席說話。 大會以後，宴請井觀看了文藝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個包廂，這是舊時沙皇的專用包廂，演出結束後，觀眾全都回過頭來歡呼：“斯大林！毛澤東！”“毛澤東！斯大林！” 毛主席舉手向群眾致意，並呼口號，“斯大林萬歲！”“光榮歸於斯大林！”全場口號聲、歡呼聲、鼓掌聲響成一片，持續了很長時間。 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宮參加祝壽大宴時，毛主席卻是沉默寡言，無論斯大林或拉科西怎樣引逗，都未能激起他一絲絲的微笑。 祝壽之後，歐洲各國黨的代表團都回去了，我們仍留在莫斯科。 毛主席參觀了莫斯科斯大林汽車製造廠，受到熱烈歡迎，並接受少年兒童的獻禮和祝愿。 在莫斯科期間，為了調節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幾十部俄國和歐洲的歷史人物傳記影片給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崙》、《庫圖佐夫》、《涅夫斯基》、《加斯豆斯·加林諾夫斯基》等等。在一次毛主席拜會斯大林時，斯大林對我說：“毛澤東真聰明，有空就看人物傳記片，這是了解歷史的最簡捷的辦法。”我把這話告訴了毛主席。 當時遇到一件沒有預料到的事：英國通訊社造謠說，斯大林把毛澤東軟禁起來了。毛主席訪問蘇聯，這是新中國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同蘇聯黨和政府最高領導人的第一次直接會晤，理所當然要引起國際輿論的高度重視。但十幾天來，竟沒有消息報導會晤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這當然要引起種種猜測。大家為此很著急，王稼祥足智多謀，不愧為“智囊”。他提出以毛主席答塔斯社記者問的形式，在報上公佈主席到蘇聯的目的。 1951年1月2日，這個《答記者問》見報。在《答記者問》中，主席說：“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於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要的時間。”“在這些問題當中，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貴我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並說：“我還打算訪問蘇聯的幾個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和文化建設。”《答記者問》發表後，震動很大，謠方不攻自破，政治空氣為之一新。 此時斯大林不再堅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來到莫斯科來。 1950年1月2日晚8點，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到別墅來和毛主席談話，詢問主席對簽訂中蘇友好條約等事的意見。主席講了三個意見（甲）簽訂新的中蘇友好條約，“中蘇關係在新的條約上固定下來，中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左翼都將感到興奮，可以孤立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在國際上我們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去審查過去中國和各帝國主義國家所訂的條約。”（乙）由兩國通訊社發一簡單公報，說明兩國政府對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交換了意見；（丙）發一個聲明，內容是講兩國關係要點。如果按乙、丙兩個方案做，周恩來可以不來。莫洛托夫馬上說：“甲項辦法好，周恩來可以來。”毛主席追問：“是否以新條約代替舊條約？”莫洛托夫說：“是的”。毛主席當即說：“我的電報1月3日到北京，恩來準備五天，1月9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約十天時間談判及簽訂各項條約，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國。” 他們走後，毛主席於晚11時致電中共中央，“最近兩日這裡的工作有一個重要發展。斯大林伺誌已同意周恩來同志來莫斯科，並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貸款、通商、民航等項決定。” 得知周總理一行從北京啟程的確切日期，毛主席便赴列寧格勒。 1950年1月15日抵達列寧格勒，當地領導隆重迎接，並安排毛主席到斯莫爾尼宮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去波羅的海。遵照毛主席的願望，汽車直奔波羅的海芬蘭灣，大海和陸地已被冰連在一起分不出界線了，冰層厚度在1-1.5米。這裡可以看到十月革命時工人暴動的地方一一喀琅施達特要塞。毛主席下車後在冰上踱步，舉目眺望，激情他說：“這真是千里冰封啊！”又說：“我的願望是從海參威一一太平洋的西岸到波羅的海——大西洋的東岸；然後從黑海邊到北極圈，把蘇聯的東西南北都走遍！”蘇聯同志頓時活躍起來，歡呼，鼓掌，被毛主席的激情和廣闊胸懷所感動。 在列寧格勒期間，毛主席參觀了基洛夫機械製造廠，看了十月革命時砲擊冬宮的阿芙爾號巡洋艦、蘇德戰爭中的防禦工事，還參觀了冬宮、沙皇的寢室、藏書室和客廳等。 估計週總理快到莫斯科了，毛主席就返回莫斯科。第二天，週總理從新西比爾斯克打來電話，談了一會兒，因傳音不良，毛主席聽不清楚，改為到了烏拉爾山區的斯維德洛夫斯克再通話。這次毛主席同周總理在電話上講了一個多小時。毛主席把自己的活動、願望及將要簽訂的條約內容都講了，也徵求了周總理的意見。這樣，週總理心中有了數，一到莫斯科即可投入工作。王稼祥到200公里以外的雅羅斯夫爾去迎接週總理一行。 1月20日週總理到達莫斯科。車站也有儀仗隊迎接，比迎接毛主席的禮儀規模小些。週總理在車站發表演說：“我這次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來到莫斯科，參加關於鞏固中蘇兩國邦交的會商。” 週總理一行的成員有：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伍修權、東北工業部部長呂東、東北貿易部副部長張化東，以及賴亞力、何謙、沈鴻、蘇農官、歐陽欽、柴樹藩、程明昇、王勳、聶春榮、羅維、常彥卿等。週總理住在另一座別墅，離毛主席住處較遠。週總理一到就來見毛主席，商量如何開展工作。過了一天，週總理索性住到毛主席樓上的一間屋子，這樣更便於同毛主席商量問題。 週總理工作很緊張，一方面要在克里姆林宮談判條約，一方面要到李富春率領的一批人那裡指導工作。正好這時孫維世從歐洲回國經莫斯科來看周總理，我建議孫維世留下幫助週總理料理生活，週總理同意了。 斯大林直接給毛主席打電話共三次。前兩次是我接的，第三次是我正在克里姆林宮幫週總理工作之時，孫維世接的。因思想表達不夠明白，斯大林又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要我把他的話翻譯給毛主席，還是問毛主席的打算和願望。此時，條約雖在擬定，但是斯大林對誰來簽約，仍不知毛主席的想法，所以又來一次試控，毛主席的回答是：“我沒有意見，有意見都在周恩來那裡，周恩來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宮裡談嗎？！”我把原話譯給了斯大林。 1月21日，毛主席應邀參加了列寧逝世26週年紀念大會。中間休息，舉行便宴。這次斯大林的話不多。倒是貝利亞、馬林可夫、莫洛托夫很活躍。先是貝利亞說：“我們都爭先恐後地想到中國去看看，何時能實現我們這個願望？”毛主席回答說：“表示歡迎。”貝利亞睜著大眼說：“這個回答夠我們揣摸思索的了。”馬林可夫說：“如果你不拒絕，我們就依次排號到中國去旅遊。”莫洛托夫看見這個場面輕鬆愉快，就建議把德國的格羅提猩也請來列席，斯大林立即反對說：“歐洲人離下開老婆，請他就得請他的夫人，一個女的參加到這個場台，說話不方便。”赫魯曉夫坐在最邊遠的一端，只顧低頭吃飯，他的姿態成了大家逗趣的笑料。 週總理在到達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月22日，便隨毛澤東與斯大林舉行會談。維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澤東首先發言，闡述了在新情況下中蘇兩國的合作關係應以條約形式固定下來的意見。他認為，條約的內容應是密切兩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製止日本帝國主義再起及日本或與日本勾結的其他國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這一意見，並談了中長鐵路問題、旅大問題、貿易及貿易協定問題、借款問題、民航合作問題等。 毛主席提議中長鐵路、旅順及大連三個問題寫在一個協定中。斯大林說：“中蘇條約應是一個新的條約，對雅爾塔協定問題可以不管它。旅順口問題的解決辦法，一個是限定歸還，在對日和約締結後撤兵；一個是現在撤兵，但過去的條約形式暫不變更。”毛主席同意前一個辦法。談到大連的問題時斯大林說：“可由中國自己處理。”關於中長鐵路，因為我們原無變更中蘇共同經營之意，所以只提出縮短年限，將資本比例由現在的中蘇各佔一半改為51：49，由中國同誌任局長第三項意見，蘇方同意縮短年限，但不同意改變資本比例，仍主張資本各半（50：50），並提出雙方人員定期輪換，輪流擔任正副局長。 關於貿易問題，毛主席說，我們準備的出入口貨單，並不十分準確，因此與貿易有關的問題只能作出大概的規定。 斯大林還提出不允許第三國居民進入和在中國東北。新疆地區居留的問題，由於這個問題提得突然，談話有些冷場。週總理隨即反問道：“東北住有很多朝鮮民族的居民，他們算不算第三國公民？更不用說外來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對這一反問措手不及，一時啞口無言，後來知道他們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國主義國家的人進入東北活動。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不愉快的氣氛，是因為蘇方提出這個問題，干涉了我國的內政。 關於聘請蘇聯專家的問題，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條件，這些條件既不符合中蘇友好的原則，又帶有明顯的不平等性質。在這個問題上，斯大林采取了西方國家在對外援助方面所持的態度，同時也表現出大國沙文主義。列寧過去在這個問題上對斯大林的批評，看來是十分準確的。 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還表現在於3月27日中蘇兩國簽訂的《關於在新疆創辦中蘇石油股份公司協定》、《關於在新疆創辦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協定》中和兩國互設領事館等問題上。斯大林去世後，1954年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時，取消了四個中蘇合股的公司。 在後來的談判過程中，蘇方提出在我國的哈爾濱、瀋陽大連、上海、廣州等城市設立領事館，中國相應地在蘇聯的海參崴、伯力、赤塔等地設立領事館；在西部地區，蘇方在我國的烏魯木齊，伊寧、喀什設領事館，中國相應地在蘇聯的塔什幹、阿拉木圖、齋桑設立領事館。在這個問題上，雙方的實際做法有很大差距。蘇聯非常積極地按協定設立了他們的領事館，並立即開展了活動。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參崴兩處勉強設立了領事館外，在其他幾個地方根本沒有設立領事館。 在1月22日的會談中，雙方決定委託周恩來與米高揚、維辛斯基進行具體會談。後來在會談時，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蘇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羅申。 在協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週總理強調：“友好同盟”的具體內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內了，而後者也應該是條約的具體內容。蘇方按週總理說的基本思想和大體內容，寫了一個草案給我方看。週總理看後說：“不對，我說的很多，內容沒有全包括進去，要修改。”當即把王稼祥、陳怕達叫來商量，同時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說：“我們自己重槁一個吧。”於是，週總理花了整整兩天多時間草擬了條約文本，我把它譯成俄文交給蘇方修改。蘇方沒有改動多少，表示滿意。看來，這是出乎他們意料的，他們沒有想到我方會提出內容這麼充實的條約。所以說，條約文本實際上是我方起草的，條約的名稱，也按週總理的建議，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改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條約》。 在條約和有關協定的談判過程中，雙方共同發表了一個公告，《公告》指出：1945年8月14日中蘇簽訂的條約、協定均失去效力，“雙方政府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與其建立外交關係而獲得了充分保證。”“蘇聯經濟機關在東北自日本所有音手中獲得之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在蘇軍從東北撤退時，已搬走了大量的裝備）。 《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位問題，是因為1945年8月國民黨政府和蘇聯政府互換了《關於外蒙古問題的照會》，同意外蒙古獨立，劉少奇訪蘇時已表明，我們承認蒙古獨立。 一次，毛主席、周恩來和斯大林會談，在交談了若干問題後，週總理提出：“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中國準備發表一項聲明。”斯大林一聽立即就緊張起來，愣了一下，說：“蒙古問題不是早已解決了，並不存在問題，有什麼要聲明的？再說，蒙古同志不在，我們談蒙古問題幹什麼？我們有什麼權力談論人家的命運？”總理耐心地解釋說：“我們政府必須有個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們宣布舊中國的一切國際協定、條約一概不予承認。蒙古獨立是國民黨經手辦的。國內的民主人士提出來，既然國民黨簽訂的一切國際協定、條約都不予承認，那蒙古獨立的問題，你們承認不承認？我們必須表明態度。” 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塊大石頭，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說：“我們兩國都可以發表聲明，還是中國政府先發表，蘇聯政府支持中國的聲明，蒙古政府也表個態。” 最後以兩國公告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 會談中還提出瞭如何對待蘇聯在中國（主要是東北和新疆）的僑民問題和蘇方向中國移交在新疆的一批武器彈藥的問題。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有效年限開始談定是20年，不知後來怎麼變成30年。翻譯時，我曾間主席，他說：“原來是20年，不知什麼時候改為30年。”看來，他並不看重年限。 在工作人員擬訂條約和協定時，毛主席和周總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宮拜訪斯大林。在這次會見中，斯大林提出，為了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建議毛主席把自己寫的文章、文件等編輯出版。毛主席說他也有此意。毛主席還提出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論上強的同志幫助完成這項工作。斯大林立即答應派尤金來華。後來尤金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卷的編輯工作。在編輯過程中，由我和費德林隨時譯成俄文，郵寄斯大林閱讀。如：《實踐論》和《矛盾論》是單獨抽出提前編譯的。斯大林閱後指示在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發表。 簽字儀式於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 為舉行中蘇友好條約簽字儀式；中國代表團被請到克里姆林宮。毛主席、週總理和斯大林、馬林科夫、貝利亞、維辛斯基等聚集在斯大林辦公室旁的一間客廳裡。其餘的人都在另一間客廳。 簽字儀式開始了。中國方面出席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李富春、陳伯達、王稼祥、賽福鼎。蘇聯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維辛斯基、赫魯曉夫、貝利亞、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葛羅米柯、羅申等。代表雙方簽字的是周恩來和維辛斯基。 在簽字儀式上，毛澤東、斯大林站在最中間。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澤東略低，在記者給他們拍照時，斯大林總要往前移動一兩步，這樣，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會顯得比毛澤東矮，或許還要高些。各種鏡頭對著我們，攝影燈在不斷地調整，烤得大家汗流滿面。斯大林也不得不常常調整一下姿勢。 突然，斯大林對我說：“你們的翻譯工作沒有做好，耽誤了貿易協定文本的印製。否則，今天在這裡可以同時簽署貿易協定，那多好哇！”毛主席問我斯大林說的什麼，這時斯大林也要我翻譯給毛主席聽，我如實作了翻譯。毛主席聽後說。 “缺點和錯誤總是中國人的！”斯大林非常敏感地回頭問我：“他說什麼？”我回答說：“是我們個人之間的私話。”這樣，斯大林就不好再問了。 中蘇貿易協定，是蘇聯對外貿易部在蘇聯外交部協助下，與中國貿易代表團合作準備的。當時蘇方還未準備好。蘇方有關人員深恐斯大林斥責，所以就稱中方未準備好該協定的中文本，以此搪塞，逃避責任。這種事發生在莊嚴鄭重的簽字儀式上，實在使人啼笑皆非。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洞察力，一眼就看穿了這件事的本質，同時用一針見血的話消除了我的顧慮。 簽字儀式結束後，斯大林舉行招待宴會，中蘇官員互相祝賀。斯大林同毛澤東坐在一起。毛澤東對斯大林說：“再過幾個鐘頭，也就是今天傍晚，我們要舉行答謝宴會，也是告別宴會。希望你，斯大林能蒞臨。我們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狀況不允許，你可以隨時提前退席，我們不會認為這有什麼不合適。”斯大林回答說：“我歷來沒有到克里姆林官以外的地方出席過這樣的宴會，而且已經成了慣例。對你們的邀請，我們在政治局會議已討論了，決定破例接受你們的邀請，也就是允許我答應你們的邀請，出席你們舉行的宴會。”毛主席再次說：“如果身體不支，你可以隨時提前退席。”斯大林說：“不會的，既然來了，就要參加到底。” 蘇聯禮節性宴會的時間一般都很短。中午12時過後，我們就回到了自己的住處。王稼祥大使立即著手安排告別宴會。這次以王大使夫婦的名義舉行的盛大雞尾酒會，邀請了斯大林在內的五百位客人，其中有蘇聯黨政軍領導人、各人民民主國家駐蘇大使、蘇聯知名人士及各國記者。我們租用了克里姆林宮附近的米特勒保爾大旅社的第一層。 酒會預定晚9時舉行。會前，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夫婦、李富春親自在門口迎接客人。客人們誰也不知道斯大林將出席酒會。 9時許，斯大林率蘇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到達門口。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後，便陪斯大林向餐廳的正席走去。不僅外賓，就是蘇聯的許多高級幹部也都沒有在這麼近的距離看過斯大林。客人們全驚呆了，接著便是熱烈的掌聲和“斯大林萬歲”的歡呼聲，直到毛澤東和斯大林穿過大廳就座後才停息。 毛澤東和斯大林成了大家一致注目的中心。兩位偉大的革命領袖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間小廳裡，這間主賓廳與外廳隔著一排玻璃牆壁。外廳的人們不顧禮節紛紛向里間擁擠，連各國駐蘇使節也坐不住了，無論是玻璃隔牆，還是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都阻止不住他們。眼看隔板、玻璃門快要擠碎了，周恩來見勢不妙，索性讓服務人員拆除玻璃隔牆，將兩廳合成一廳，讓大家都能看到這非凡的歷史性場面。 酒會繼續進行。週總理致祝酒詞，由費德林擔任翻譯。他手裡拿著周總理的俄文講話稿。週總理臨場未拿講稿，2000餘字的祝酒詞竟說得與原稿一字不差。他說，我們兩國所簽署的條約和協定，將使中蘇兩國關係更加緊密，將使新中國人民不會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將有利於中國的生產建設和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有利於世界和平。中蘇友誼要世世代代傳下去。週總理的祝詞深深激動著人心，全場熱烈鼓掌。斯大林講話很輕鬆。他說，中蘇友好、兄弟情誼要保持下去，周恩來都說了，也代表了他的意思。社會主義陣營也應象周恩來講的那樣，可惜今天與會者缺少了一員——南斯拉夫未被邀請，原因是南斯拉夫自己把自己劃到外面去了。斯大林表示惋惜。接著講了團結就是力量。全體熱烈鼓掌，經久不息。 席間毛主席曾舉杯祝斯大林健康並祝中蘇友好萬歲！斯大林也數次舉杯，祝毛主席、周恩來健康。宴會持續至午夜，盡歡而散。告別宴會後，我們準備啟程回國。 週總理了解了給斯大林、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主要工作人員的禮物都已送到。給斯大林的是綢緞和屏風，其他大體都是綢緞、刺繡之類。週總理又親自給所有的服務人員分發禮物。有的服務人員雖然一直未見過面，也一個不漏，每人一份。禮物放在一個長條桌上，每份禮物上都寫了名字。 為毛主席和中國代表團服務的都是斯大林身邊的和克里姆林宮的服務人同。例如：給毛主席端飯的就是平時給斯大林打掃衛生的30多歲的瑪露霞。瓦麗雅不言不語，瑪露霞愛說愛笑。一次週總理的警衛員何謙在值班（何謙長得英俊，毛主席叫他“拿破崙”），瑪露霞就同他聊起來，儘管語言不通，各說各的，仍然談笑風生。毛主席本來在睡覺，被他們吵醒了，起身循聲而去，發現是他們，也加入了他們的談笑。 2月17日離開莫斯科。臨上汽車時，所有的服務人員都哭了。 除了個別人尚能到車前握手送別外，全都哭得出不了門，瓦麗雅哭得尤其厲害，我同一位送行的上校說起此情，他說那些服務人員覺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親。管理食堂衛生的老太太說毛主席理解他們，關心他們，不浪費電。 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出出進進很有規矩。他們感動得不得了，所以有感情。 莫洛托夫到毛主席住處把毛主席送上汽車，又先於毛主席趕到火車站，在那裡迎接毛主席並送上火車。車廂裡擠滿了中蘇雙方的保衛人員。莫洛托夫想同毛主席說幾句話，我好不容易才擠過去。莫洛托夫對毛主席說的是：要保護身體，在路上，到國內，都要保重，並一語雙關他說：“你們的道路是遙遠的，行程是漫長的，只有健康的身體，才能繼續自己的行程。我們祝賀你一路福星高照。這是斯大林再三讓我告訴你的。另外，保衛工作要做好，千萬不要大意，這是臨別贈言。”說完握手告別下車。 和我們同行的還有胡志明。毛主席、週總理、胡志明各一節車廂，負責送行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和工作人員一節車廂。 離開莫斯科後，2月29日第一站到烏拉爾山的斯維德洛夫斯克，已是午夜。毛主席等參觀了機械製造廠的鍛壓車間，還參觀了研究院和一所大學。研究院是專門研究烏拉爾山的礦石藏的，送了毛主席一件禮物——用烏拉爾山的珍稀礦石粘貼的藝術造型。 火車東行，經秋明，從車窗望出去看到遍地都是石油。 21日到鄂木斯克，這是個大城市，也是個老城市。我們遊覽了市容並訪問機械工具製造廠。 第三站是新西比爾斯克。參觀了飛機工廠和另一個工廠。城中有一宏偉的劇院，歷經了十數載的建造之功。這天晚場演出後，演員都沒有卸裝，等候著中國貴賓。直到午夜過後毛主席一行才來到，先參觀了劇院，然後坐在劇場中央看演出，節目是一出舞劇和一出《伊戈爾王子》片斷。 繼續東行，又過了一天，到了克拉斯洛雅爾克。當地領導迎接毛主席一行到劇院。演出的節目是新編的與中國有關的歌劇，我覺得不錯，向他們要了劇本。 第五站是伊爾庫茨克，這是同蒙古交界又瀕臨貝加爾湖的大城市，中國歷史上蘇武牧羊就是在這裡，歷來與中國關係密切。我們參觀了一個少年富和一個茶葉包裝工廠，這個工廠規模很大，而茶葉全部來自中國。 繼續東行到了烏蘭鳥德。自治州的領導是蒙古族，請毛主席下車，毛主席沒有下去，在車上同他們談了一會兒。 到赤塔是白天，參觀了幼兒園，小朋友表演了節目，還給毛主席獻上紅領巾。 從赤塔往南，2月26日到了我國邊境城市滿洲里。毛主席給斯大林發了致謝電，週總理給維辛斯基發了致謝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拉夫倫捷夫和保衛人員、工作人員一直陪送到這裡，並將火車上的東西移到中國的火車上，其中有斯大林送給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兩輛小汽車，不知是什麼人的疏忽，水沒有放掉，汽車水箱凍裂了。 在滿洲里，毛主席和周總理要求當地盡最大努力把蘇聯工作人員招待好。蘇聯同志把東西卸裝完畢，交待清楚之後即回國了。我的任務到此基本結束。 回國後的第一站是哈爾濱，停了一兩天，第二站是長春，毛主席參觀了偽滿洲國的新京銀行。第三站到了瀋陽，住太湖旅館。毛主席到專家招待所看望了蘇聯專家。 1950年3月4日晚回到北京，受到在國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熱烈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