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一一秦城監獄的6601號犯人

一輛公安部的囚車——不是現在那種警笛鳴叫的囚車，而是一輛普通的小臥車，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車。囚犯就是我。我沒有被戴上手銬，而是像一位首長一樣坐在車內，兩旁有人“陪伴”，但我是地地道道的囚徒。汽車駛出北京的德勝門，一直向北。車內除了不時的嗽叭聲外，再沒有別的聲音，沒有人說話。我不知道開往何處。這是1966年下半年，我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快速行駛，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腳下。從山下到半山腰，築有高高的圍牆，圍牆裡面有幾座樓房，這樓房很特別，遠遠望去，只有凡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這是監獄，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級監獄！在那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這裡吃盡了鐵窗之苦！後來，倖存下來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長、後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的馮基平說：“我要是知道我建的這座監獄是關押我自己的話，我一定會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個無辜的人被關進四面不透風的監獄，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這時，任憑他是怎樣叱吒風雲的人物，也變得那樣軟弱無力，任人擺佈，屈辱、悲哀、憤懣一齊湧上心頭，但也只能停留在心頭！ 把我送進這高牆之內，我也並不太感到突然，因為在此之前。我已經坐了三年多不叫監獄的監獄。 1962年9月，正當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之際——這樣的會，一向是黨中央做出重大決策、喜訊頻傳的會議，我照例以興奮的心情期待著……。突然，陝西省委接到中央組織部急電：“立即派人護送師哲回北京”。省委當然照辦。我心里納悶：是調我去北京？又何須“立即”“派人護送”？要處置我嗎？處置我什麼呢？儘管百恩不得其解，也得服從命令。於是，陝西省委“立即”派出秘書長“護送”我到北京。不過我心裡始終是坦然的、踏實的。因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飛機，便有車接了直奔中央組織部。一向幹部到此如歸、倍感親切的組織部，此時卻令人窒息。他們讓我坐在一間屋子裡休息，門外工作人員亂哄哄跑來跑去，互相打聽著“師哲到了沒有”的聲音，我都聽得見。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還能怎樣？ 過了個把小時，副部長李楚離才出現在我的面前，幾句問候的話之後，便陪我驅車到萬壽路招待所去見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安向我介紹了十中全會情況，還談到康生在會議上給毛主席遞了個條子：“有人寫小說反黨”等等，接著又說明這些事都與我“無關”，調我回京，只是“為了弄清高崗、習仲勳等人的問題。你過去接近過他們，你應該了解一些問題，你要老老實實，有啥說啥，向黨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問題，可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我同高崗、習仲勳之間的關係以及全部活動；二是高、習二人都乾了哪些壞事；三是我和他們一起乾了哪些壞事，以及我所知道的應該向黨徹底交代的所有問題。談完後，送我回到家裡。

我本著對黨忠誠老實的態度，以一個黨員應有的責任，想幫助黨把問題弄清楚。可難就難在我找不出壞事，但為了預防自己有好壞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壞，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腦兒交代。於是用幾天時間，寫了詳盡的材料交給安子文。 在他們看材料的過程中，我有三四天的空閒時間，我便利用這個時間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時，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長，因病在北京療養（我在《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見我，十分驚訝，說我不該在此時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駐地去。當我告訴他是中央組織部調我回來時，他傻眼了。我從他的眼神裡看出他想告訴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難言。我只呆了一會兒，他便送我幾個大蘋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訴我該告辭了。他送我離去時，緊緊地握了我的手。不料這次見面竟成訣別！

不祥之兆紛至沓來，但我仍無法猜測，我能蒙受什麼禍患？ ！ 三四天過後，安子文對我說：“你的交代，領導（我立即意識到這個“領導”就是康生）看過了，但他說不行，過不了關，交不了卷（這些都是我早已聽厭了的康生慣用的語言）。還要老實交代。”安子文雖然嘴上這樣說著，但我能覺察到他內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已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並被發配到安徽。當他的兒子安民去探望他時，他對孩子說：他一生做過兩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對不起師哲。我並不怪他，他又有什麼能耐不執行“領導”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樣逃不脫厄運。 安子文這次同我談過之後，再未露面，過了兩天，由李楚離向我宣布： “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組織部再沒有關係了，你的事由另外一個部門接管了。”這是在中央組織部宣布的，當時便由公安部派來的人把我接走，送到東總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館）軟禁起來，沒有讓我同家人告別。從此，我便從家中失踪了十幾年，我的頭上套上了“金箍”，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時緊時鬆，而是用“螺絲”一圈、一圈地緊箍下去的。

自從我被軟禁在東總布胡同那座樓里之後，唐·吉訶德式的人物同我搏鬥就開始了。三年中同我“談話”的人總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後向我要材料的將近百人。開始時還有四五位像是高級一點的（副部長級）幹部，一來到，先要表現出自己的非凡，但頂多一兩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個較低級一點的干部，說他老早就認識我，他在統戰部工作過，還參加過建設民族文化宮的領導工作，我們一開始交鋒就搞僵了，經過幾次折騰，他也不來了。可是隔了一段時間，他又出現了。這次是他一個人來的，表現得非常謙遜和藹，聲音低沉。寒暄過後，他說他對不起我，要我原諒他的粗暴，因為“領導”要求他對我要嚴厲，他是不得已而為之，是違心的。後來知道，那是他即將離開此項工作之前，來向我懺悔的。

接著來的像是一個局級幹部，可能是從外地調來的。一開始也是來勢洶洶，裝腔作勢，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勢逼人。但談不了幾句話，就思路閉塞，語言枯竭，無所措手足，一副狼狽相。我諷刺了他兩句：“演'三堂會審'也沒用，拍驚堂木更沒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卻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蘇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後，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從他的言變中發現，他每次同我談話之後，都是要向康生匯報的，然後又用康生教給他的那一套來攻擊我。有一次我說：“你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時，就早已從他的嘴裡早已聽厭了，那時他就是這樣教我們的，但這一套毫無用處，現在就更沒有用處。還來重複這一套，豈非自找麻煩？！其所以沒有用，就是因為它不科學，不實事求是。”這個可憐蟲竟反問我，“在延安時你聽誰說的？”我說：“你自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你願意捉迷藏，那咱們就玩個夠吧。但是我要告訴你：我在延安聽他講的比你在這裡說的還要多得多。不過，這一套過去就不靈，現在更不靈了！”後來有一次他自我介紹說：他在延安楊家嶺會見過任弼時，但“不知為什麼沒有遇見你這位政治秘書！”此話他在以後還重複過幾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像是長征過來的老幹部，執行任務堅決，但是漸漸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訴我：康主教給他的秘訣是對我的每一句話，都要問個“為什麼”，對每一句話都應該提出一萬個“為什麼”，使我永遠回答不完。可是他試驗的結果，自己也覺得十分無聊。於是我們常常只是對坐，沉默無言。啞戲一場又一場演過之後，他再也不來了。

向我問話的人越來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是平山縣人。他說：他從未接觸和處理過像我這樣一級的干部問題，“今天居然出面審查你一一師哲，實在，實在……”。 就這樣度過了二三年，同樣的話不知重複了多少次，實在無話可說了。有一次我自己提出問題，我說：“我們已經談了很多，談了很長時間，但一直未觸及我在蘇聯的十五年，如果你們對這方面有什麼問題，請提出來，我願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態，立即跑到樓下去打電話請示，一去兩個多小時，轉回來時則說：“今天沒時間了，下次再談吧。”我明白了，他們同我談話的範圍是康生劃定的，他們絕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對在蘇聯的一段是忌諱的（其原因見《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

過了若干天，一個上午，此人又來了。顯然我要談的問題，對康生是個威脅，他自己做賊心虛，不敢讓我談。經過策劃，重新限定了範圍，再把他派來，而來者卻以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氣十足地來同我搏鬥了。可惜他只不過是主子的傳聲筒，他提的問題是：要我交代毛澤東同斯大林的來往關係。我問道：“是談毛澤東和斯大林個人之間的關係？兩黨之間的關係？還是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而且是涉及到哪些問題和哪個時期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還是我國新政權成立之後？”他不能回答，只是含糊他說：“關於毛主席這方面的情況。”我又問他：“是誰提出、誰委託你們談這個問題的？”他狂妄地回答說：“審查幹部對誰都一樣，對誰的問題都可以查問的。”我說：“你錯了。不是對任何人、任何事你們都有權力、有資格審查的？”這話激怒了他，他跳起來，惡狠狠地說：“我們有權審查任何人！”於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別決定，而決定必須明確寫清：“中央責成師哲徹底交代毛澤東同斯大林、蘇聯之間的關係問題。”我說：“只要中央正式作出這樣的決定，我自然交代一切。”於是他們罵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聽從上級”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們對罵起來，罵累了，他們走了。

他們用的是神經戰，而我取得了主動權。對罵之後他們一連五六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並準備著對付可能來自任何一個方面的攻擊。 那兩位終於又露面了，他們出現在我的面前時，一改過去那種凶神惡煞的猙獰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問好，問我的健康、飲食、起居等情況，閉口不談實質性的問題。難道我需要這些虛性假意嗎？我需要的是解決問題！所以我實在忍不住了，便主動提出要談。他們問我要談什麼？我已經意識到上次的搏鬥，我取得了勝利，索性再將他一軍。於是我說，“就談你們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們連忙聲時：“不談那個問題了，此後再也不談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裡又好笑，又悲哀：可憐的無知的人啊，你們只能盲目地充當別人的棍棒！

1966年初，我被轉移到太安候街二十幾號，此處也是一個獨院。在這裡，他們只來過一次，而且僅僅是來看看我，問我有什麼要求，健康狀況如何等等。 在這裡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轉送到學院胡同，這裡是公安部一位幹部住家的後院，前後相通。在這裡住了不到兩個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捲全國之際，不過當時我什麼也不知道），便被送進了秦城監獄，後來聽說這是當時任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的決定。 在秦城，我的編號是6601(即1966年第1號犯人）。這時，監獄里關押的人確實很少，許多樓房都空著。安排我的那幢大樓裡空蕩蕩的，大約連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間裡的窗子離地面一人多高，這就是從遠處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個。 我從被軟禁到關進監獄以後的一段時間內，除了精神上的摧殘和壓抑以外，生活上的標準仍相當高，伙食很豐富。 在這裡看管我的只有一個人，此人看來是老工作人員，有經驗，很者練。每天都要來幾次，一會兒要我出去散步，一會兒要我去做輕微的勞動，當我做不動時，他就來幫我，人很和氣，說話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時還同我閒談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都滿足了我。諸如我要的一個小木桌、紙張、筆墨、硯台以及臉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閒聊中我問他：“你們這里關押的當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無辜、無罪的人關在這裡，這合適嗎？”他回答得非常妙：“這是國家的需要。”（！！！）又以安慰的口氣說：“你來了，就安心地呆著吧，注意保護自己的健康。有什麼要求，告訴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盡力而為。”他的話對不幸者確實是點慰藉。 但是好景不長。大約1967年11月間，來了部隊，實行軍管，陸陸續續接替了原來的全部管理人員。進入1968年，聽說原來的管理人員已經全部進了“學習班”。 秦城監獄雖然“掌握”在部隊一些人手裡，但是他們既不會管理，也不會安排工作，而只會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罵人、搞點小動作之類。他們對所有的在押人員只會說一句話：“你是反革命”或“你是反黨分子”。若是反駁他一句，他立即反問：“不是反革命，為什麼把你關在這裡？！想出去？沒門！”是啊，多麼簡單的“真理”！又是多麼容易的顛倒？ ！ 已經有一年多沒有人同我糾纏了，自從這些“大兵”來到，就開始了無緣無故、無休無止的無聊折磨。他們不斷地故意敲牢房的門，即使在休息的時間，也要喚醒，使人無法安寧，無法休息。飯菜也只有窩窩頭和鹹菜了。 他們似乎把監獄當作“練兵”的出場，一天午休後，來了一批人，有穿軍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從面孔上看，並不生疏，都是軍人。然而見了面卻無活可說。尤其是年齡大的，當軍官的話很少，而是小青年沖在前。其中一個很積極，但說不了幾句就詞窮了，只能不斷地重複那幾句活，找不到結束點。時間就是這樣被車軲轆話滾過去。 當“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響徹雲霄時，我意識到彈片會落到我的身上。於是我自己爭取主動，把我所了解的與劉少奇有關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來，詳詳細細、清清楚楚寫了一篇長長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後，卻石沉大海，毫無反應。過了大約兩個多月，來了一批人，指責我“交代不徹底”、“避重就輕”、“沒有講到點子上”等等。我請他們提出具體問題。具體要求，他們無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糾纏、加壓。我明白了，並不是我爭取主動就能主動的，既然存心折磨你，還能讓你主動？於是新的一輪又開始了。 根據他們的要求，我把已寫過的“交代”又重新寫了一遍，顯然仍是“交不了卷”“過不了關”。 每天來同我談話的，全部是軍人，海、陸、空、步、騎、炮、各軍種各兵種都有。他們從來不提具體問題，實際上也提不出任何具體問題，而只是一個勁地、盲目地催逼、加壓、謾罵。他們的意思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我編造：“如何夥同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當我弄清了他們的意圖時，我反問道：“前不久你們花了很長時間，說我夥同高崗反對劉少奇，而現在又說我夥同劉少奇反對毛主席。請問：我到底是反對劉少奇，還是夥同劉少奇呢？！”那位操著膠東口音的校級軍官竟理直氣壯地回答說：“這並不矛盾！”真使人啼笑皆非，還能同他們說清楚一句明白話嗎？ ！ 繼而追問劉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務關係”。我反問道：“是斯大林要收買劉少奇做特務工作嗎？”回答說：“當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務機關這樣做的。”我說，“如果你們不了解蘇聯，那麼也可以根據我們中國的國家領導和各部委的關係做出點推理。想一想，斯大林作為黨的領袖、國家的最高領導，會親自去做收買特務的事情嗎？他們的政府官員以及其他任何人，誰敢觸動斯大林的客人？！”他們茫然了。 但是，這些可憐的人，作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拚命地、厚顏無恥地蠻幹。車輪戰沒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問題，一味地壓、逼、催。就這樣持續了兩個夏天，到了第二個夏天（1968年），他們日夜突擊，輪番威逼，一刻不讓休息。 我被關在一間小屋子裡，門窗緊閉，屋內悶熱，溫度高達40°C以上。他們打開電風扇，只對著他們自己吹，把我置於牆角，並面牆站立，不准動。這樣持續了二十余天，我的兩腿兩腳紅腫，血液下沉淤積，血管膨脹以至壞死，腳麵裂開血口，然後化膿。但惡狼般的嚎叫仍不絕於耳，既不讓休息，也不讓就醫。這時有從“學習班”返回來的管理人員看到我的傷勢嚴重，請來了醫生。 “天哪！”那位“醫生”活像個“何仙姑”，她站在門外老遠的地方望望，問我：“你是不是害過梅毒？你這病是哪兒傳染來的？這病沒法治！”我要求給點消毒棉和繃帶，我自己包紮，她理也不理，轉身走了。 野蠻行徑？在這走投無路的日子裡，我的確產生過自殺的念頭……。啊！有真理的卻無起碼的生存權利；無真理的卻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權利利用了愚昧，才能實現如此非人的野蠻。 大凡人在與世訣別之際，總要回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總要追尋達到這步田地的淵源。 我在其它的回憶文章中，已經敘述過我自發種下的禍根，尤其是因為我對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動難逃。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蛛絲馬跡，我都回憶了起來—— 1950年至1952年間，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員中流傳著一此閒話，主要是對劉少奇的意見。這些意見是說1949年開國大典時，江青匆匆從莫斯科趕回北京，為的是參加天安門的慶典，而毛主席堅決不允許她登上天安門成樓，然而劉少奇卻把王光美帶上去了。 1950年毛主席從莫斯科回到北京時，他又不讓江青到車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劉少奇從莫斯科回來時，王光美卻到清華園車站迎接了劉少奇。還有其它一些不利於團結的流言蜚語，都有損於諸領導的威信。我心裡存不住話，實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聽了以後，要我把自己聽到的閒話告訴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同志，這就使我大大為難了，尤其因為我知道這些流言蜚語大部分源於江青，其中的隱情又難以盡知，而毛主席的話又不能違抗。不得已，我硬著頭皮向劉少奇反映了些許，提醒他注意就是了。 1950年和1952年間，江青又有兩次去蘇聯，一次是張國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為主席夫人，蘇聯給以特殊的待遇一一單獨一幢小樓，中央聯絡部還派幹部陪同，配有警衛隨從、專門的醫護人員和單獨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這一切之後，又不滿足了。主要是不滿意她僅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現在人前，而沒有什麼公職頭銜，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夠光彩用、不夠輝煌。她為此所進行的活動我們不可能盡知，但我的親聞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個上午，毛主席的機要秘書要電話給我，說來了兩位蘇聯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裡去。我當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進他的門，就感到氣氛異常。室內一邊坐的是毛澤東和江青，另一邊坐的是蘇聯大夫和一位翻譯。這位翻譯我認識，是衛生部的，俄語講得較流利。他們談興正濃。我立即意識到我的來臨是多餘的，而毛主席正以厭惡的目光盯著我。我非常尷尬，正想找個藉口離開時，江青卻把毛澤東拉到另一間屋子去了。過了十多分鐘，他們轉回來，態度竟然大變一陰轉陽。毛主席只是面向著我，而且只要我替他翻譯，不讓衛生部那位翻譯插嘴，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還是表示對那位翻譯的信任和敬重，我們共同商量著翻譯。我很為這位翻譯同志也為我自己難過。事後我了解到：機要秘書通知我去，只是照過去的常規辦的，他不知道常規已發生了變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忽然質問：“從哪兒來的這個書記處的政治秘書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這個政治秘書室是在西柏坡時，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的。它是中央書記處各秘書集體辦公的單位，經常工作是為主席副主席們處理各界、各團體和群眾來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個年頭。當與會者說明這一情況時，主席又說：“那我為什麼不知道呢？”大家說：“你大概忘記了。”主席又說：“我只要一個秘書小組就行了，不要那政治秘書室。”於是當即決定另成立了秘書組，除了我以外，還是原來那班人，只是組長由江青來擔任。楊尚昆受命向我傳達了這一決定之後，還加了一句：“你看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說不知道。”其實不管採取何種方式，我對離開這個工作崗位，卻是為自己慶幸的。 接著，毛澤東專門宴請了秘書組的組長和副組長等人。這樣，江青既有了官職，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掛個名而已，並未做什麼實際工作。就是這樣，她仍欲壑難填，過了一段時間，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給毛主席的有關戲劇、電影、舞蹈等文藝類材料，要求由她批閱；接著又要求分擔文藝活動方面的指導事宜，“文革”開始時，甚至還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文藝顧問等職。對所有這些，毛澤東都遷就了她。以後的發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贅述。 這裡只說與我有關的事。 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談話中說，“要把師哲搞倒、搞垮、搞臭。”為什麼卻沒有說。江青何以對我仇恨至此？這要追溯到延安時期我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之時，我那時既沒有滿足她要工作職位的要求，又不肯給她報銷一大筆沒有名目的賬目，為此她懷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因為她同康生坑瀣一氣，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識他廬山真面目的人通統置於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們當時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1954—1955年之交，一次我因事到毛主席的辦公室裡，辦事後，他忽然對我說，“你以後再到我這裡來時，不要事先經過機要秘書，不要打電話能知他們，直接來就是了，我已經告訴哨兵不要攔擋你。”天哪！這又是怎麼回事？我不僅沒有受寵若驚，反而腦子裡亂蓬蓬一團，不知所以，只覺得後脊梁發涼。過了不久，又一次見到他，他這樣對我說：“你當我的秘書好吧！”卻不說什麼秘書，更不說是否中央決定。我推說自己不能勝任，而他仍表示堅持，說我只是謙詞而已。這兩次的會見，使我下意識地感到自己情況並不美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這個是非圈子！又過了不多久，我到他辦公室辦完公事正要退出門時，他異乎尋常地走出來送我，並同我在頤年堂院子裡來回踱步，他也邊走邊談。忽然問我：俄語學院有多少學生？留蘇預備部又有多少學生？我回答之後，他又問：“你不怕俄語人才過剩嗎？！”我聽了非常詫異，因為我正承受著各方面需要俄語人才的壓力。我怎能知道那麼熱乎的中蘇關係會破裂？ ！於是我回答說：“我因為培養不出足夠的俄語幹部，不能滿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國務院的會議上都受到衝擊，這'過剩'又從何說起呢？”他看我不開竅，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說：“算了吧，今天不談這個了。” 早在1950年，任弼時同志剛剛與世長辭，康生就說過：“師哲失去了弼時這個靠山，他是難以應付下去的。從哪方面衝擊他、搞倒他，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時認為：“你算什麼算命先生？”中蘇關係出現了裂痕，康生又說：“中蘇關係破裂，師哲首當其衝！”我仍認為我怎麼能等同於蘇聯？回憶到這裡，想到一句俗語：“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記”著了。如何才能逃脫他的魔爪？ ！ 為了離開這個環境，我很費了一番苦心。如何擺脫現在的工作？怎樣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兒？做什麼？最後決定給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寫信說明自己的願望和請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實際工作，鍛煉自己。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沒有向毛主席請示，而我給中央其他同志（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的信又沒有轉報給毛主席，所以我臨行前去見主席時；他大為不滿，說我要離開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說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見，我願意留下來，日後再走。主席問：“你什麼時候走？”我回答：“再過兩個鐘頭就要開車了。”主席說：“既然這樣，那你先走吧，以後有機會再說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濟南，擔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在這里工作的期間，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適應中國的人情世故，並非僅憑積極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腳，我的處境是艱難的。但是千不該方不該，不該自己在生活上不檢點，犯了錯誤，這給排斥異已勢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也應驗了康生的預言：“師哲要陷在山東的泥潭，拔不出來。” 在處理我的問題時，康生極力插手干預。除了開除黨籍之外，康生還提了三個條件：一是“要把師哲安排得遠離鐵路交通要道”；二是“要割斷師哲與中央的聯繫”；三是“要防止師哲逃跑到蘇聯去（？！）”。這只有康生那特製的腦袋才能想得出來。可見對我的處理只不過的借題發揮。 13年的囚徒更與此無關。當山東省委已經決定恢復我的黨籍之後，康生又給壓下來，直等到十中全會的機會又進一步加害於我！ 在陝西扶風農場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時期。我潛心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經營管理和研究，沒有任何精神負擔，心情愉快。同時也和毛主席保持著通信聯繫。我把自己看到的認為帶有原則性、政策性的問題，都及時寫信向毛主席報告，而毛主席也數次把我的信批轉到地方上，或轉週總理辦理。有時還讓葉子龍來信轉達他的話說：“你不要著急，黨對你是了解的，你的黨籍問題也會解決的，只是時機問題而已。”但是，康生扣壓山東省委關於恢復我的黨籍的決定，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裡了，他是一定要置我於死地而後快的。與其這樣慢慢地被折磨死，還不如自殺算了，既可少受點罪，也是表示抗議，於是我千方百計收藏一根大針、一個鐵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銅絲（可以觸電），再用布條搓成一根繩子（可以上吊）。準備這麼多，是因為哪一種方法用起來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機而行的。 就在我這一切都準備得差不多的時候，恍惚之間，似乎出現了康生的猙獰面目，並且惡狠狠地說：“就是要你死在這裡！”我忽然清醒過來，我想：不能讓他如願！後來有同志告訴我：在把我送進監獄時，康生確曾說過：“師哲活著進去，但活著出不來了。” 恰在這時，來了一位與眾不同的青年軍人，聽口音是山西人。他態度平和。說話在理。他的出現，幫助我堅定了活下去的勇氣。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誰能為我鳴冤？究竟落個“自戕抗議”，還是“畏罪自殺”？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軍人，前後來過五六次，每次只兩個人，他們不曾用審問的口氣說話，而是和藹而有禮貌地問寒問暖，問我的健康狀況，飲食起居如何，也給我提供了醫療條件。又一次他們來找我談話，談話室本來有兩個人，我進去以後，一個人離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談幾句之後，我抓緊機會提出：“我有一封給毛主席的信，請你帶出去，設法轉呈他，可否？”他吃驚地問我：“寫的什麼內容？”我說是揭發康生的。他馬上回答說，他帶不出去，更無法呈遞上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處的地位，寫這樣的信行嗎？反正我帶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裡，想想這中轉間，會送到哪兒去？恐怕下會成功，只會招來麻煩，惹起禍端。我替你著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講得誠懇而有道理，於是我也就死去了這條心。我很感激他！ 幾天后，又來了另一批人，雖著便裝，但仍能一眼看出是軍人。他們一開口便問我的信寫好了沒有，信的內容是什麼？我裝作不明何所指。他們又說：“你不是要給毛主席寫信嗎？寫好沒有？”我說我是同一位同志閒聊時曾說過想給毛主席寫信的問題。他們又問：“什麼內容？揭發誰？”我說：“只想說說我個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訴。但並未寫成文字。”就這樣算是搪塞過去了。事後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是十分正確和有道理的。他是個正派人，有道德的人。我也進一步了解了自己的處境，也進一層地懂得我們黨和國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動難！ 某一天，來了八九個人，似乎各兵種的都有。其中一青年格外的積極，搶著給我說教，搬出了許多條文，累得滿頭大汗，上氣不接下氣他說：“你不要鬼鬼崇崇，混不過去了。”他一直在重複這句話，我糾正他不要說“崇崇”，而應說“祟祟”。他回答說：“反正都一樣。”還把“班門弄斧”說成“搬門弄術”，再加上一些形象解釋，我又給他糾正，真使人哭笑不得。 再一天來的似乎是一批老手，也很精明狡猾。一進門就要我站起來朗讀牆上貼的各種語錄條幅，大都是從“紅寶書”上摘下來的，諸如“反對主觀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反對不實事求是，不忠誠老實、裝腔作勢、盛氣凌人、自欺欺人”之類。我倒是很喜歡讀，而且讀到“反對不實事求是”之類的語錄時，故意提高聲音，且多讀幾遍。其中人總算聽出了味道，要求我說明“是給自己讀，還是給我們讀，為我們聽？”我說：“這是主席的話，誰都得聽，誰聽誰不聽，我怎麼知道？”他說：“你的讀法是給我們聽的。”我說：“那隻好大家都聽吧。”此後，他們把那些語錄全去掉了。這不足以說明那時叫得震天響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貨色嗎？ 接著，他們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況下，交代問題時，都不能涉及毛澤東、周恩來、林彪三人的名字和事情。過了幾天，再次重申這一原則時，又變成了六個人，即加上康生、江青和陳伯達。並且強調：在談話中不僅不能涉及他們的事，即使一提他們的名字，都是犯罪。我反問了一句：“如果你們提出有關他們的問題時，我如何答复？”他們說：“不會間你這類問題的。”此後，全國十億人口中，只有六個人受到保護，似乎進入了保險庫。實際上在以後的談話中，又不能不涉及到這六個人中的某一個，遇此情況，我只好用“他”或“她”來代稱，顯然這就很難使他們聽得明白，而他們又不敢追問具體人的姓名。這種愚蠢的狀態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期，漸漸地也就不再來糾纏了。 這期間，來了一批十九、二十來歲的女孩子，她們的長相一個賽一個，然而她們那種無賴勁，更是一個賽一個。她們那被扭曲了的靈魂，在這裡得到充分的表演。她們出言不遜，任意侮辱人，張牙舞爪，推推搡搡。夠了，我想起就痛心，我們文明古國，到底造就了一代什麼“新人”？ ！ 還要說到一個文化水平極低，不懂事理，又講不清任何一個問題的人。他一坐下來就摳腳搔癢，態度十分蠻橫，卻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帶來的一個北大的學生，是他的依托和幫手。我前前後後被他們糾纏了三個多月，僅僅為了這樣一件事： 1949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訪蘇時，斯大林建議出版《毛澤東選集》毛主席則要求他派一位哲學家來幫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譯《毛選》，同尤金來往較多。這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這也反復交代過了。由於毛主席的親自安排，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曾陪同尤金遍遊中華大地，並請尤金講學。這些也是組織上了解的，我也反復交代過的，唯有尤金在蘇聯大使館請陸定一、林莉、張錫儔和我參加了一次午餐，這樣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遺忘了。三個多月的車輪戰、罰站、折磨，就是為了這件事，他們的提問，只是要我交代陸定一同蘇聯的關係、同蘇聯大使館的關係。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關係”沒有交代，請他們提示一下，他們不肯，只罵我“不老實”，施加了種種的折磨。一天午飯後休息時，我腦海中突然浮現出尤金請我們到蘇聯大使館參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謝幫助過他工作的幾位中國同志的。於是我立即找他們說了這件事，他們似乎滿足了。我卻不想就此罷休！我說：“你們只知道同我在無足輕重的小事情上糾纏，卻不願了解實質性的問題。”他們裝腔作勢說他們什麼都知道。我說：“不管你們知道還是不知道，我得告訴你們：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親自和斯大林商定後，邀請尤金來中國的。陸定一是以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身份陪同尤金周遊全國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周遊和講學回來以後，立即給主席寫了一封匯報信，主席看了表示滿意，而對陸定一回來'一聲不吭'主席有意見。這些事你們都知道嗎？怎麼能懷疑我隱瞞陸定一同尤金有關係而加罪於我？！真是莫須有！” 1969年秋，秦監獄的醫生忽然斷言我患有惡性腫瘤，把我送到復興醫院。要求給我施行“手術”。醫院接診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後升任院長）錢之達同志。他診斷不是腫瘤，沒有必要動手術。但監獄來的人不答應，不但要求立即動手術，而且要在手術後立即把我帶回監獄去。錢大夫卻本著高尚的醫德和責任感拒絕了他們的無理要求，絕不草率從事。於是他們用習慣的“專政”態度同大夫大呼大鬧了一個多小時。錢大夫是寸步不讓，決不苟且，毫不動搖！那些人只好押著我轉回秦城。過了兩三天，又送我到醫院醫治。錢大夫顯然意識到了其中有蹊蹺，也就特別的小心謹慎。我被隔離在單人房間，用一周的時間做各種檢查和準備工作，然後順利地做完了手術。雖然無緣無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於錢大夫的精心安排和防範，總算沒有發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來！術後三日，便把我接回了監獄。 我的身體在康復期間，食欽特別好，我自己暗暗慶幸。但不料禍從天降！一天午飯後幾小時，我開始腹部疼痛，並不斷加劇，至晚則上吐下瀉，頭錯腦脹，不省人事，由於返回崗位的原監獄管理人員的救助，我又一次脫了險。後來知道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個人，我因食慾好，是中毒最重的三個人中之一，但是怎樣造成的食物中毒，卻始終不知。 我在監獄裡好像是孤身奮鬥，實際上有著許多看不見的援救之手！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約法三章：一、讓犯人吃飽；二、讓犯人睡足；三、沒有病症時才可以審訊。並責成監獄管理人員不僅要遵照執行，還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傳達，徵求犯人意見。從此才停止了種種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糧變成全部細糧，可是我已經吃慣了窩窩頭，覺得饅頭沒有窩窩頭香，可是討要窩窩頭，也是沒有。 “保險庫”裡的人也並不那麼保險。大約1970年初，突然來了幾個人，很神秘地要我揭發、交代陳伯達的問題，講了很多，好言相勸。我問我們：“你們這是什麼意思？講的是真話還是想捉弄我？希望你們的態度放老實點。我已經被捉弄糊塗了，被折騰夠了！前不久，你們還劃了個'鋼鐵圈'，裡面的六個人中就有陳伯達，是受到絕對保護的。連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卻要我在太歲頭上動土。收起你們這一套把戲吧，我不上當！”他們則苦苦勸說，搥胸發誓說他們不是耍圈套，而是有上級和毛主席、黨中央的機密緊急指示。今天來，也還只是秘密調查，收集材料，在這裡說的也還不能公開等等。我表示要考慮兩天，待弄清問題再說，他們只好答應。我又問：“那麼那個鋼鐵圈還存在不存在？”他們馬上回答“沒有什麼鋼鐵圈。”我又說：“你們曾經宣布的六個人不許觸及，只要觸及其中任何一個人就要犯罪，還有效沒有？這個罪我是犯不起的！”這使他們大傷腦筋。於是他們再次來時，把毛主席親筆題詞的複製件拿來給我看。那是幾個大字和幾行小字，原文已記不清了，大意是說陳伯大大鬧廬山，幾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廬山會議開完，便不辭而去，不知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題詞，我答應寫有關陳伯達的材料。他們囑咐我，寫好後，不可交任何人轉，只要告訴公務人員，他們自己就會來取。 我當然實事求是地，據我所知，一是一，二是二地寫了材料。但他們還是不斷糾纏，反复“啟發”我、提示我，授意我添油加醋，我說不能畫蛇添足、弄虛作假。他們卻說。 “你只管寫，不要你負責。”我反駁說：“這是什麼話？！我寫的材料，卻不要我自己負責，那還行？！既然你們認為可以弄虛作假、胡說亂寫，那你們自己按需要去編造豈不更好麼？！”後來才知道，他們正是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後加以歪曲，並偏造“中央文件”，其中說：“'蘇修特務'師哲檢舉陳伯達……”背後給我加上罪名，以加重陳伯達的罪過。何其卑鄙？ ！實際公開批判陳伯達，是我寫了陳怕達材料的六七個月之後開始的。 兔死狐悲，唇亡齒寒。陳伯達被揪出後，可以想見康生那種危哉殆哉、戰戰兢兢、不可終日的鬼樣子——他同陳伯達的拉扯關係是永遠也交代不清楚的！但是，“吾發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過大大地虛驚一場，而真正後台卻是林彪。 林彪摔死，我當時當然不會知道，但很快就來人了。來的還是那位操著膠東腔調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陪。這位幹部絕對沒有了以往的神氣，而是一副哭喪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個八九不離十。他要我揭發交代林彪的問題、我同林彪的關係等。我很樂意談，於是興致勃勃、滔滔不絕地向他們講起了林彪三次訪問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崗的會面和交談的情形，又如何經過高崗給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談得很上勁，這位幹部卻不耐煩，他心不在焉，聽不下去，終於阻止了我的話。我十分驚訝！而他競以十分沮喪和難過的表情說：“人都粉身碎骨了，還談他幹什麼？！”看來，大戲快到終場了。 戲太大，尾聲就不會大小。北京外語學院（前身是俄專）一批20歲上下的青年學生也來“提審”我。我離開該校已20多年，與他們可干？他們由幾個教師模樣的人帶領，從上午就來到了，監獄的工作人員對他們說：“快吃中飯了，不能提審。”飯後又說：“要放風，不能提審。”可憐的娃娃們就這樣等著。放風後，工作人員對我說：“有幾個青年學生要找你談話，但不著急，等一會兒再去。”最後帶我去了，屋子裡擠滿了人。他們開口就宣布“紀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說：“如果違反了這三條紀律，就要打爛你的狗頭！”我問：“誰的頭？”他們緊張了一下，其中一個說：“你的頭。”我又問：“我的頭怎麼會長在狗身上？”他們無可奈何，在這裡他們不敢動武。接著提了幾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 一、“為什麼你要建議成立'俄語專修館'？” 二、“為什麼你要把俄專的教室、圖書館、食堂等處的名稱都用俄文寫成？” 三“你任用過你的私人嗎？” 四、“張錫禱是怎樣到俄專的？” 我說：“你們太辛苦了。”看守人員在門旁聽著，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並催促他們快點收場。其實他們並無意弄清任何問題，只不過出於好奇，找藉口來欣賞這座“高級監獄”而已。 前後審問過我的，不下百十人。但真正有自己頭腦的，充其量不過一二人，其餘全是稀里糊塗給人當棍子。 自1972年起，由一個青年戰士專管二樓犯人，他20多歲，一口膠東話，有時同我聊聊，問長問短，表示對我很關心，我也表示願意幫他做點什麼，於是他告訴我，他們學習抓得很緊，但常遇到困難，特別是有些引用馬克思、列寧的語句，既不知道它的出處，又不能深解其意，像此類問題，想來問問我是否可以？我十分高興地滿口答應：“只要我知道的，全部告訴你。”從此，他就有時帶著問題來找我進行探討。研究過三四次以後，我問他還有什麼需要我幫他做的事情？他說圖書館的《馬恩全集》全都需要包上書皮，以防損壞，問我願不願意做這件事？我的答復當然是肯定。於是他把書和必要的用具陸續送來。我花了幾天功夫，把兩套《馬恩全集》幾乎全部包上了書皮，併題寫了書名。他很滿意，對我也更關心了，有時我想吃青椒、蔥、辣椒、鹽、蒜、醬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設法給我弄來。有時廚房沒有辣椒，他竟到獄外向群眾討要點來。我很感謝他，我們之間似乎形成了一種可貴的、真誠的友誼，而我的身體也迅速肥胖起來。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5月的一天早晨，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這是要釋放我，因為在押犯人己有許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獄。他讓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來，只帶屬於我私人的東西，那條大棉被，是監獄發的，但歸個人所有了，他極力勸我帶上，並動手替我包裝。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的痕跡都留在這裡”，所以堅決不要。現在想起來，也許他是對的，我沒有留下半點鐵窗的“紀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監獄的大門口，裝上汽車，然後站在高台上……我們的友誼再深，此時此地，他卻不能挽留。他表情淒慘，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別；我也同樣，幾回首…… 在監獄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拿我自己的俄文版《列寧全集》對照獄中圖書館的中文版《列寧全集》，從頭至尾校對了一遍。開始時，由於管理人員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看什麼，所以不許我看，當我向他們解釋這是《列寧全集》時，便沒有理由禁止我了。我發現第28卷以後的各卷誤譯甚多，有的我批在書上，有的作了記錄。出獄後把我的意見告訴了編譯局。 十幾年與世隔絕，社會和家庭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人們的觀念和語言的變化。我只要開口講話，孩子們就笑我，別人也瞪著奇異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個外星人，是個怪物，這是後話。 再說我雖從監獄出來了，但“案子”並沒有了結，而是移交給公安部第一專案組繼續審理結案。我呢？仍舊被流放到陝西扶風，在扶風又呆了三年。 在這三年中，給我的案子做了五六次結論，主要是辦案人員想不開，總不願意這十幾年白辛苦，於是糾纏不休。然而謊言終歸不能成為事實！他們起草的“結論”上的胡言亂語一個一個被否定之後，只剩下一個費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為我“里通外國、勾結蘇修特務”的罪證，堅持要寫在結論中（費德林和尤金一樣是毛主席的客人，也是同我一起翻譯《毛澤東選集》的）。有一次他們為此事來到扶風時，正值我的小女兒明朗來看望我，她在旁插話說：“難道給毛主席做事也有罪嗎？！”他們頓時啞口無言，無所措手足。啊！這就是經過風雨，見了世面的小青年！以後他們來談話，就不許我的女兒在場。無理者卻有權！ 直到1979年初，一切專案統統移交中央組織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很快給我做了最後的結論——“經13年審查，沒問題”。 沒問題！沒問題為什麼要把我關在監獄，泡上13年？加上前後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幾個18年？ ！對我個人來說，蹲監獄或許還是一種幸運，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同王世英一樣被活活打死的結局。 可是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和我們相同或相近命運的人還有多少？數得清嗎？而實際上真正暗藏在我們心腹之中的奸人、反革命分子，只有康生、江青之流極少數幾個人。怎麼就會弄得人妖顛倒到如此程度？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幾乎朝朝代代都不乏忠奸顛倒的事例，而“文革”則在中國歷史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一切悲劇的根源是什麼？如果不真正汲取教訓，還可能踏上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