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邊區在敵人軍事進攻，經濟封鎖的情況下，高崗帶領全區黨政軍民，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號召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發動了中外馳名的延安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為抗日根據地創造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有力地支援了前線。
1930年前，陝甘寧邊區這塊土地，軍閥爭奪，土匪橫行，苛政如虎，雜捐如毛，煙毒遍地，民不聊生，荒涼淒慘。
邊區民主政權建立後經過不足十年的建設，到抗戰勝利前夕，老百姓異口同聲說：“政治民主，社會安定，男耕女織，豐衣足食”。劉志丹、謝子長先後犧牲後，高崗在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繼承了無數革命先烈的遺志，奮發努力保衛和建設這塊新地。從1925年開始鬧革命到抗戰勝利的20年來，他一直在這塊紅色寶地上鬧革命，搞建設，足及大部山山水水，南征北戰，東擋西沖，出生入死，披肝瀝膽，在血與火中奮鬥半生。
高崗接任邊區黨委書記後，除抓邊區黨的建設、政權建設、軍隊建設之外，特別注重抓經濟建設，把經濟建設放到突出的位置，當作第一件大事來抓，全面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號召，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
1939年2月22日，為了發展邊區生產建設，以高崗為首成立了邊區總生產委員會，委員有高自立、王世泰、周興、毛齊華等。總生產委員會成立後，狠抓了發展生產和教育這兩個支持長期抗戰的關鍵，集中力量發展生產。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干會上講的：“離開經濟工作而談'革命'，不過是革財政廳長的命，敵人絲毫也不會被你傷著的。”
總生產委員會，首先抓農業生產的發展，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 “民以食為天”這個問題，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最棘手的問題，也從來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歷代農民起義，吃不飽肚子是根本原因。特別是邊區所轄範圍，地瘠雨少，風多霜早，祖祖輩輩，衣不蔽體，食不飽腹，一遇天災人禍，屍橫遍野。從李自成造反推翻明王朝到共產黨領導人民的革命戰爭，以及高崗的親身經歷，深刻認識到糧食生產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沒有糧，就要慌”，“農民鬧革命的熱情高，除了黑暗統治壓迫受不了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吃不飽。”
歷來十年九旱的陝甘寧邊區，經濟文化落後。邊區和中央機關從抗戰開始，公務人員逐年增加，經常保持7萬多人吃“皇糧”，最多增加到12萬之眾，佔邊區總人口8％左右，平均4個多勞動力負擔1個脫產人員。這批人員的吃穿住行的生活用品和公務費，都要從邊區不足200萬人發展生產來保障供給，還要向前方支援糧、款、物，僅糧食一年就需20萬石左右。八年抗戰中，安置殘廢、復員軍人1.5萬多人，優待抗日家屬10萬多人，代耕的近2萬戶，經濟負擔相當沉重。農民說共產黨什麼都好，就嫌公糧太重。延川縣代理縣長李彩雲正在邊區開會被雷電打死，有的受傷。消息傳出後，有一農民說：“怎麼雷沒把老毛打死”。藉此發洩對徵糧太重不滿情緒。公安處以反革命論處抓起來準備槍斃。高崗親自聽取匯報，並派人調查，主要是對公糧有意見。高崗將情況及時匯報毛澤東，遂決定放了農民。毛澤東對高崗說：徵糧任務重，群眾有意見，借雷劈一事發洩不滿。人家說公糧任務重，這是實際情況，要允許人家講話，不要抓人。並說：“這個農民罵得好，高崗同志也反映得好。”“不然我們怎麼知道，共產黨人應該有這種實事求是的作風。”毛主席挨罵後，遂指示邊區將公糧由20萬石減為16萬石。
1938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對邊區實行全面經濟封鎖，停止了經費供給，又連年天時不利，累遭災害，收成不好。天災人禍，人禍天災交加，造成邊區經濟極度困難，外援完全斷絕，內地生產力不發達，要保障供給，對邊區黨政領導來說，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為了邊區人民的生存、幸福，為了抗戰救國，邊區黨政組織始終把發展生產作為中心工作去抓，對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採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解放生產力，鼓勵農民種地，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創立了強國富民的延安精神。
抗戰開始後，邊區人民負擔大幅增加。當時，國民黨在邊區內搞“摩擦”，外邊對邊區實行封鎖，下令“不讓一顆糧食、一尺布進入邊區”。日本在河防進攻，飛機在延安等地輪番轟炸。邊區經濟處於極度困難時，毛主席針對國內時局逆轉的形勢，於1939年1月召開機關和軍隊幹部會議，發表了那篇著名演講：現在國民黨要困死我們，餓死我們。怎麼辦？我看只有三個辦法，第一是革命不下去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願解散，又沒辦法，大家等著餓死、凍死；第三是靠我們兩隻手，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大家共同克服困難。他講到這裡用右手有力地往下一砍，大聲說：“不要解散！那就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中央成立總生產委員會，高崗為委員。
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方針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偉大號召，1939年2月，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高崗在會上作動員講話，提出開荒60萬畝的生產任務，號召機關、軍隊、學校和全區人民動員起來，開荒種地，增產糧食，豐衣足食，支持長期抗戰！
會後，高崗帶領全區黨政軍民，自己動手，艱苦奮鬥，開荒種地，開展了一次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大生產自給群眾運動。 1939年春，邊區級機關、學校等開種荒地11萬多畝，到6月，共收穫雜糧一萬多石，蔬菜120萬斤，解決了兩萬多公務人員所需糧食的四分之一，蔬菜肉食部分自給，馬草自給一半。在生產自給運動中，高崗親自參加生產，領導生產。高崗在動員生產運動大會上說：“解決經濟困難，就要大家一齊幹，短時間加重群眾負擔可以，長期下去群眾受不了。我們不能像國民黨那樣無止境的搜刮老百姓。”“我們要響應毛主席號召，自力更生，自己動手，全邊區各行各業一齊行動起來，參加農業生產。人人都有兩隻手，勞動起來樣樣有。'新式武器鋤頭一把，豐衣足食麵向荒山'。參加生產，豐衣足食，兵強馬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在陝甘寧邊區黨的第二次代表會上，認真討論了發展經濟的問題，並作出《關於發展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決議》和《關於深入鄉村工作的決議》，加強了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高崗對輕視經濟工作特別是農業生產的現象提出批評。他說，個別領導對農業的指導方面存在自流的現象，說農民祖輩是種地打糧，何必要我們抓，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高崗針對不重視經濟領導的思想傾向，多次反復強調黨和政府要重視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指出邊區的中心工作第一是發展生產；只有生產發展了，農民過上好光景，才有堅持長期抗戰的基礎。
高崗為《解放日報》寫代論《克服春耕運動中領導上的弱點》的文章，強調作計劃要結合農村實際，反對層層分配數字下達了就完事的做法。要使群眾知道實際利益，才能真心實幹。
1939年，在邊區首屆參議會上，根據高崗的意見，專題討論了發展生產的問題，通過了《陝甘寧邊區土地條例》和《發展國防經濟建設案》、《工作人員參加生產勞動案》。會上通過的“施政綱領”中，對發展生產作出法律性的規定。會議還提出發展經濟的總任務和完成任務的具體措施。
為推動大生產運動，1月，在延安舉辦首屆農業展覽，展出農業產品2000多件，顯示了邊區去年農業生產成果。高崗在展覽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號召大規模開展生產運動，大家動手，齊心協力，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渡過困難，保障供給，戰勝敵人。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指出：“我們一面生產，一面戰鬥，一定能戰勝敵人。”“五一”國際勞動節時，又舉辦邊區首屆工業展覽會，展出手工業、礦業、機械工業等各種產品2400件，反映了邊區工業生產起步實績。當時負責邊區工業的吳生秀後來回憶說：高崗陪毛主席參加工業展覽開幕。毛主席讚揚邊區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建設都搞得好。這次工業展覽中有重工業、輕工業，邊區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做出這樣大的成績來，是非常有意義的，“真了不起的”。
大封鎖逼出來一個大生產運動。 1939年大生產運動在邊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上至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下至能勞動的小孩，不分官兵、男女都有自己的生產勞動計劃和任務，大家一齊動手，為豐衣足食而戰。黨中央和邊區領導帶頭參加生產勞動，大生產自給運動首戰告捷，至9月，全邊區共開荒地105.5萬畝，超過原計劃75％；新修水地5490畝，植樹造林139萬棵，還建起供銷合作社121處。到年底，全邊區耕地達到1004萬畝，比抗戰前增加200多萬畝，糧食總產175萬石。畜牧也有大發展，羊子達到117萬隻，牛驢騾馬28萬頭，分別比抗戰前增加一倍多。積草囤糧，擺脫財政困難，改善人民生活，開荒地，廣積糧，在全邊區形成高潮，成為支持長期抗戰一大物資基礎。到40年，開荒地達170萬畝，大家畜發展到33萬頭，羊子180萬隻，人均一隻羊。
西北局領導把解決群眾的吃穿溫飽，保障黨中央和邊區機關幹部、軍隊供給作為頭等任務。西北局第一把手的高崗，不僅全力抓生產，總結經驗，還身體力行，為自己訂出生產計劃，帶頭參加生產勞動，成為邊區領導以身作則，親自動手的模範，毛澤東親手題寫“勞動模範”的獎狀，贈給高崗。
高崗陪同朱德等到南泥灣、金盆灣、麻洞川，鑽山越嶺勘察軍墾地區，研究部署屯田計劃和政策及組織領導措施。從1941年起，部隊普遍實行屯田政策，三五九旅由王震將軍率領開進南泥灣拓荒種地。部隊生產熱情很高，在緊張的勞動中唱著鼓舞人們奮進的歌曲：
《南泥灣》和《軍民大生產》歌曲風靡全邊區，馳名四海，鼓舞軍民向上奮進，戰勝困難，渡過封鎖關。
高崗對部隊屯田極為重視，多次主持會議，研究、解決生產中具體問題，先後幾次到南泥灣等屯田軍營地視察，並派勞動英雄吳滿有去部隊傳授掏梢、整地、播種技術。 1943年9月，高崗陪毛澤東視察南泥灣軍墾地，看到滿山遍地豐收景象。 1944年秋，僅三五九旅種地20萬畝，打糧3萬多石，產棉2萬多公斤，除部隊達到完全自給自足外，還向國家交糧交棉，創造了軍隊建設史上的奇蹟，被譽為“學習是模範，生產是英雄，打仗是好漢”。在大生產運動中，湧現出大批勞動英雄，延安警備8團郝樹才，日開荒地4畝，譽獲“氣死牛”雅號。邊區軍隊實行世界上鮮為人見的屯田政策，“既是生產隊，又是戰鬥軍”，糧食、肉食、蔬菜等做到自給和半自給，減輕人民10萬石糧負擔。
毛澤東讚揚：邊區部隊的功勞更大，許多部隊糧食、被服和其它一切全部自給，“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蹟，這是我們不可被征服的物質基礎。”朱德總司令說：“近年來，我們在養兵方面有新的發展和創造，這就是用我們自身的物質需要來減輕人民負擔，這個新創造對我軍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民主人士、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說：“這樣的軍隊，我們是沒有見過的，所以我們要盡心盡力的擁護軍隊。”“幾千年來，國家養活的兵都是吃老百姓穿老百姓的，唯獨我們八路軍，除了打仗以外，還進行生產，自給自足，並幫助人民春耕夏耘收秋，這是天下少有的。”群眾說：共產黨的軍隊“當兵不脫產，經費全自給”，“這是開天闢地頭一回新鮮事，八路軍是我們的貼心人。”
1940年2月，邊區舉行第二次工、農業展覽會，高崗致開幕詞。毛澤東、王明、吳玉章、林伯渠在開幕式上講了話。毛澤東針對國民黨製造摩擦說：“我們要吃團結飯，不要吃摩擦飯。吃摩擦飯肚子痛，要死人，還要亡國的。”會上展出產品6000件，其中有1000多件受獎，有吳滿有、申長林、楊步浩、趙占魁等3000多名勞動英雄受獎。這次展覽盛會，對於展示過去，促進今後工農業生產發揮重大作用。 2月10日，中央和軍委關於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中指出：“在比較鞏固的地區，一般可按延安的經驗，同時進行農業、商業、手工業生產……達到改善生活，克服困難，節省公費之目的。”
到1941年，邊區大生產運動取得豐碩成果，農業一年上一個新台階，畜牧業、林業相繼得到發展。農業耕作技術改進，克服了粗放經營習慣，改造好吃懶做的“二流子”6萬多人。
在大生產運動中，在黨中央毛主席指導下，邊區黨和政府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精心指導和鼓勵幹部、職工和農民生產自給的積極性，開展了大規模學習吳滿有和趙占魁及改造“二流子”運動，實行減租減息、交租交息的政策，開展勞動競賽，互助變工，促進了大生產運動深入發展。
為了發展生產，增加勞動力，妥善安置移民。邊區先後幾次頒發優待移民政策，發布佈告，規定移民種地三年不交公糧，不負擔義務勞動，不徵兵。這項政策吸引了山東、河南、安徽等地來的大量難民和移民，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僅延安縣共安置移民38900多人，幫助解決住宿、耕畜等生產、生活等困難，為生產運動增添了一支生力軍。
在大生產運動中，延安南川卅裡鋪成立了農業學校，培訓各縣區級幹部。邊區成立了光華農場，聚集了一批專家，實行生產、試驗和推廣技術三結合，使農場成了邊區農業技術改革的尖兵，培訓農技人才的場所。還成立了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毛澤東、高崗在大會上講話祝賀。
1940年9月，邊區黨委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政軍民機關努力從事經濟建設。 10月3日，邊區中央局(區黨委改為中央局)召開生產動員大會，高崗在講話中，號召大力發展經濟，立即動員起來，為41年增產糧食作好準備，支援長期抗戰。 11月12日，邊區中央局作出《關於開展邊區經濟建設的決定》，要求各級黨委把經濟建設作為當前最迫切的工作之一，實行強有力的領導，以實現自給自足的目標。 23日，又發出《對財政經濟政策的指示》，要求全區財政工作執行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給自足的政策，發展邊區國民經濟，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政府收入，使經濟與財政相適應。更重要的是，群眾得到實惠，擁護共產黨、八路軍，把自己命運同黨和軍隊聯繫到一起。
陝甘寧邊區首屆參議會和第二次黨代會，為邊區確定了大政方針，提出了邊區建設的藍圖，指明了邊區發展的方向，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對後來邊區建設突飛猛進有很大推動。
1941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西北局召開第一次高干會議上，高崗作了重要講話，指出了邊區工作的方針，就是加強發展農業生產，大力發展私人手工業，幫助建立家庭紡織工業生產。二屆一次參議會上(6日至20日)，高崗在開幕式上致詞時，指出：“我們在困難中，今後還要困難，但是我們不怕困難，我們是可以克服困難的”。他要求各參議員檢討政府的工作，把缺點都指出來，確定今後的大政方針，規定邊區的施政方針是團結西北人民，凝聚我們力量，保衛西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說：“我們當前要著手的工作，就是更加提高民主政治，發展文化經濟各方面的建設”。
在這次參議會上，高崗作了《關於五一施政綱領的解釋》。會議通過邊區中央局提出的“綱領”中明確規定“發展農業生產”和土地問題，“發展工業與商業流通”和私人手工業、勞動工資等政策方針。這些方針、政策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進一步調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12月，邊區召開黨政軍群機關生產動員大會，隨後西北局作出《關於1942年度邊區經濟財政建設的決定》。指出必須全力貫徹執行以農業為第一、發展私人經濟的方針。
1942年春，高崗通過在綏德、米脂深入基層了解實情，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對改進領導作風，加強經濟工作領導，做到心中有數。 2月，西北局根據高崗意見發出開展春耕運動的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在上半年完成40萬畝荒地開墾，增產細糧20萬石，種植棉花15萬畝，種苜蓿5萬畝的任務，並開展大規模的學習吳滿有、趙占魁先進事蹟運動。 《解放日報》發表兩篇社論，推動了全區學先進、促生產的發展。
特別是整風運動，把經濟建設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在整風學習、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召開了西北局高干會議，用整風的方法，解決了一些高幹不重視經濟的傾向，工作思想作風大轉變，工作、生產效率大提高，加強經濟建設的領導，把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結合起來，抓整風，促生產，推動了工農業生產的大發展。高崗說：“什麼是民主？民主頭一條就是要農民手頭里多有些小米，就是要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民主與建設其實是分不開的。”他說，建設邊區就是今天黨政軍民的共同中心任務，而建設的另一方面就是精兵簡政，就是減少一大批脫離生產的人員轉入生產，就是減少各種不必要的開支，厲行節約，凡此都是為了休養民力，支援前方所必須的。
“經過整風運動學習，端正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西北局高干會議，又加強了黨的一元化領導，進一步明確了發展農業生產第一的方針，藉此東風，把大生產運動引向深入發展。1943年的生產得到突飛猛進，創造邊區建立以來最好水平。
“1943年1月西北局召開了各職能部門負責人會議，研究佈置機關生產任務，高崗在大會上講話中強調各機關、學校、部隊等單位，爭取在糧食、肉、菜等方面達到全自給有餘。19日，邊區政府召開各機關生產動員大會，為了支持農業生產的發紡織運動。遊手好閒的二流子亦多被改造而捲入生產熱潮。”
高崗在總結六年來邊區建設所取得的成就時指出：各階層人民的生活上升，不僅衣食改善，而且財富也大大增加了。 “由於邊區的經濟蒸蒸日上，提高了各階層人民的團結程度和抗戰情緒，增加了他們克服困難、迎接勝利的信心和建國途徑的認識。”過去“邊區地廣人稀，素以貧瘠著稱，然而今天竟能豐衣足食，欣欣向榮。”
邊區發展生產靠什麼力量呢？文章中說：“我們的回答很簡單，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人民力量之所以能夠充分發揮，就是因為邊區真正實行了民主政治。”
他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現在中國既是定為民國，總要以人民為主，讓人民來講話”。他又說：“中華民國者，人民之國也。……國中之百官，皆人民之公僕也。”他還說：“我們的三民主義的思想，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高崗說：“孫中山先生這一崇高理想，在邊區已經實現了。”也已做到了官吏乃“人民之公僕的理想”，“鄉長、區長、縣長、專員以至邊區政府的委員，他們終日忙碌，為的是發展人民的生產事業。”“發展生產，以達到豐衣足食……只有發展生產，才能更有力的支持前方，使堅持抗戰和準備反攻有充分的物質基礎；只有使人民大眾豐衣足食，才能更加提高他們對於抗戰建國的熱情和信心，使堅持抗戰和準備反攻有雄厚的群眾基礎。”“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達到豐衣足食，又必須真心誠意實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高崗把發展經濟提高到政治位置，凝聚力量，他說：“我們不僅要懂得發展生產的經濟利益，而且還要認識清楚它的重大政治意義。”
由於方針、政策正確，領導得力，使1943年取得精神、經濟兩大豐收。從11月底至12月中旬，邊區舉行的第三次生產展覽及第一次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代表大會，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成績。特別引人注目的展品是吳滿有、楊步浩的玉米、穀子、小麥，轟動了展覽會。群眾編唱道：
山川萬里氣象新，五穀生長綠茵茵。
自力更生鬧革命，開展生產大運動。
挖了窮根翻了身，感謝領袖高司令。
出席這次大會的135名勞動英雄代表(代表全區幾千個勞動模範)，廣泛地交流了農業、牧業、工業、合作商業等15個項目的典型經驗，對今後經濟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和邊區發展方向。會上展出6千件產品，從1980張圖表、照片反映的邊區經濟概貌看，耕地面積擴大為1338萬畝，其中本年開荒100萬畝，糧食總產達184萬石，棉花種植15萬畝，總產173萬斤，產鹽60萬馱，全區32萬勞動力中參加集體勞動的互助組等佔三分之二。全邊區興修水地4.1萬畝(包括42年在內)，大家畜達40多萬頭，羊子200多萬隻。在安塞縣苗店子村辦起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社(這就是毛主席在55年講話中提到的延安建立了一個完全社會主義性的老朋友，他們最親近的知心人高崗同志。十年以前在關中，以及後幾年在三邊，在綏德，在隴東，在延屬各縣，高崗同志頭上絡著手巾，穿著破上衣爛褲子和他們一塊鬧革命，一塊兒挨凍受餓，向黑暗勢力作鬥爭，英雄們沒有一分鐘忘記過他。在向西北局前進的大路上，他們都回憶起這段暴風雨時代，無數人民追隨著老劉老高，為了勞苦群眾的翻身，他們流了多少汗，多少血，才有了今天。歡迎的口號，震天的鑼鼓，把英雄們引進西北局禮堂，這時，高司令出來了，相隨著的是西北局各部委負責同志，高崗同志比看見自己的親生兄弟還喜歡，誠摯的招呼他們，站在鐮刀斧頭的紅旗下，高崗同志和他的朋友、知心人，親密地交談著。申長林說，今年又見高司令了，上次蟠龍見面後，一直就想他呢！
楊清同志宣布開會，第一項是獻旗，這時鑼鼓敲的更緊，口號叫的更亮：“擁護西北局！”“擁護高崗同志！”“高崗同志是西北人民的救星！”獻旗共六面，由各分區勞動英雄一一獻上，關中分區為“西北星辰”延屬分區為“你給我們創造了豐衣足食的邊區”、綏德分區為“西北人民的領袖”、隴東分區為“西北燈塔”，三邊分區為“西北人民的燈塔”，中直、留直、邊直為“西北人民的領袖”。接著，各分區代表宣讀了獻詞。在獻詞中唱著：“劉志丹、高司令，創造陝甘寧……”歌曲。高崗在獻旗會上講了話。他說，我們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組織起來。怎樣組織起來，他熟悉地點出了石明德、馮雲等各地組織起來的過程和典型事蹟，並要求向他們學習。他特別提到“光景好了，豐衣足食了，我們的事業還很大，過去我們曾在一起幹，現在也在一起幹，將來還要在一起幹，才能真正組織起來。”他提醒“黨的工作者、政府工作者、經濟工作者，要向群眾學習，和群眾一起研究、解決群眾困難，這樣我們的群眾工作才能生根，事情才能辦好。”
獻旗的勞動英雄的代表答詞中說，我們邊區男女老幼一條心，一條路，過去天黑著呢，我們老百姓摸不著路，高司令就在西北打起一盞明燈，給我們照明一條路，這樣我們就翻身了。我們在高司令領導下，個個生產、人人勞動，“今年很多地方已做到耕一年吃兩年，明年更加努力，部分地方要做到耕一年吃三年，全邊區要做到耕三餘一。”大會獎勵了一批勞動英雄，獎品有耕牛、農具等，更大地鼓舞勞動英雄努力更上一層樓的積極性、創造性，帶動全邊區經濟的發展。
會議期間，高崗帶領吳滿有、申長林、石明德等17名勞動英雄代表應毛澤東主席邀請到棗園，座談了互助合作問題，鼓勵他們將會議上好的經驗廣泛宣傳，全面推廣，帶動全邊區人民合作生產。 《解放日報》社論提出：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給我們指出了什麼？堅持把人民群眾在經濟上組織起來，就會發揮出無窮的力量。
勞模大會通過的《宣言》說：讓我們向毛主席、朱總司令、高司令、賀師長和延安各機關的首長說句心裡話：“我們實在感激你們！敬愛你們！你們告訴我們的話，我們要句句記下，永遠照著你們的話辦，永遠跟著你們走！”
展覽會和模範工作者會議結束後，全區展開了宣傳、貫徹會議精神，響應高崗的“宣傳大會精神，做好1944年發展經濟的準備工作”號召，推動了備耕運動。柳林區二鄉(即吳滿有所在鄉)掀起“響應高崗同志號召，吳滿有創造模範鄉”的熱潮，提出全鄉增產細糧3900石，做到“耕一餘一”的生產目標，對於發展畜牧、運鹽、紡織、安移民、植樹、優撫、修路和教育等工作，確定具體任務和完成任務的措施。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及時推廣了柳林區二鄉的經驗，並在1943年12月11日《解放日報》發表，指導全邊區的備耕運動。
1944年1月11日，高崗召集邊區參議會常駐議員會議，他高度讚揚在去年經濟發展中取得偉大勝利，並指出取得成績的主要原因是整風和高干會搞通了思想，又抓住了發展生產這個中心。在會上，高崗提出自己的生產節約計劃，並要有勞動能力的常駐議員，都根據自己的情況要提各自的生產節約計劃。 2月《解放日報》發表《高崗的生產計劃》，自我要求種棉花、洋芋4垧，生產細糧兩石，被服全自給。
3月5日，邊區舉行組織廣大婦女從事生產紀念“三八”節的會議，高崗出席會議並講了話。指出，男女平等和婦女政治地位提高的基本關鍵，就是要婦女參加生產，要獲得應有的經濟地位。他號召邊區組織25萬婦女參加生產，一年產細糧125萬石。他說，“首先要在延安機關幹部中先動員起來，傳到下面去，這樣分區、縣、區、鄉都能動員起來了。”1944年邊區耕地由37年800萬畝增到1500萬畝，糧食產量由1937年111萬石增到203萬石，其中乾部生產10萬多石糧食。
邊區在發展大生產運動中，為了提高農民積極性和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從1939年以來一直堅持執行減租減息和組織勞動互助兩個方針。 1939年春，邊區發布了《勞動互助社暫行組織章程》，仿照蘇聯農莊創建了集體農場和較高級的農業合作社，西北局編印了《邊區的勞動互助》一書，《解放日報》連載有關章節，貫徹毛澤東關於發展互助合作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的教導，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勝利。至1945年參加互助合作的農戶佔總農戶40％；中農、新富農由原13％增至61％，貧雇農由原82％下降至38％。
邊區從1938年以來，為了解決軍民的穿衣和日用工業品的需要，積極開辦工廠，發展合作、公營自給工業。先後建立了一批公營經濟，如紡織廠、紙廠、服裝廠、藥廠、火柴廠、農具廠、兵器廠等。創辦了綜合性的合作社250多處。 1940年為打破國民黨頑固派對根據地的封鎖，邊區掀起了自力更生建設工業的熱潮。到1941年，建起公營紡織、造紙、化學、石油、皮革、兵器等工廠100多家，職工7000多名。布匹、火柴、紙張、肥皂等做到了自給有餘。新民主主義公營企業在貧困落後的陝北誕生。 1942——1943年進行了公營企業整頓、提高，在經營規模、機器設備、技術水平、產品質量和數量等方面都有發展和提高，職工達到12000多人。公營和私營、合作企業穩定發展，保障供給，並有外銷。尤其紡織業，1944年家庭紡織工人有15萬人，紡紗166萬斤，織布11萬匹。公營、集體和私營商業並進，雖然公營沒私營多，可公營、集體效率、利潤比私營大。尤以合作社發展最快，到1945年有合作社600多個，股金達7億多元。
1944年5月1日至25日，邊區召開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參加203名代表。會議研究大力發展工業的問題。朱德、周恩來等到會講話。高崗在大會上作了題為《為工業品的全面自給而奮鬥》的講話。他說：自去年工廠會議、整風運動和趙占魁運動開展以後，產量增多，工人勞動積極性大大提高，模範工程師、廠長、模範工人大批湧現。 “我們邊區正在艱苦抗戰中，邊區又受到重重封鎖，任何機器不能進到邊區來，而我們內部有些同志認為邊區'地瘠民貧'，無法發展經濟。我們不否認歷史和舊社會的遺產是貧乏的。但是這些同志忘記了共產黨人及革命同志的責任，就是在現有基礎上改造這種'地瘠民貧'的狀況。”事實已經證明：由於黨政軍民一齊動手，去年吃的問題基本解決了，“緊接著我們就要解決用的問題。”“邊區毫無工業基礎，發展到現在有77個工廠(整頓中合併一些公營廠子)，這是陝北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事。我們的工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逐漸脫離了過去工業品完全靠外面供應的情況，向工業品全面自給的目標邁進著。這一巨大的進步是勞動群眾熱忱和技術人才的科學知識相結合的創造成果，證明邊區新民主主義經濟已日益生長起來，壯大起來，給中國人民指出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他針對當時工業戰線上出現的問題，及時地指出了“自滿”情緒和一些“天才”思想要不得等問題，注意把好“質量關”。他說我們虛心檢查工作中缺點，在“只有切實工作，虛心學習，有耐心、有毅力，三番五次的試驗，千百次的研究，才能解決問題，只有具備這樣品質的人，才是真正從地上生長起來的天才，只有這樣的人，群眾才會擁護他。我們必須虛心地學習技術，把政治熱情和技術結合起來，以求創造出更多的東西！”他很重視知識分子和群眾的結合。他最後號召：“所有工人、技師、廠長和做工會工作、做黨的工作的同志，團結一致，互相幫助，為完成邊區工業產品自給自足的目標奮鬥。”
會議根據高崗等領導的講話，確定了今後兩年全部實現自給與提高質量而鬥爭的工業生產方向和任務，提出公私兼顧，工業以自給為主，軍民齊辦，改變了過去先公後私的方針，大大調動了民辦的積極性，小型軍民工業遍布全區各地。企業實行勞動保險和社會保險制度。科學技術與工人群眾的創造性相結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學習趙占魁運動的新內容和革命工人品質與生產技術的統一，工廠企業化等重大原則和方針。會上還獎勵了80多名特、甲等勞動英雄。
廠長會議結束後，西北局召開技術人員座談會，高崗要求技術人員到工廠去進一步提高技術，提高效率，保證在兩年內做到邊區工業品的完全自給。 7月29日，西北局作出《關於爭取工業品全部自給的決定》，提出五項要求：一、工業管理部門要努力發展工業生產，提倡群眾使用邊區工業產品；二、有計劃地發展合作社和民營紡織、造紙、煤炭、瓷器等工業；三、提高工業品質量；四、重視技術，重視技術人員；五、加強領導和堅持學習趙占魁運動等。
在發展工業生產中，特別注重了原材料生產。陝北的棉花從1941年開始種植，隨後在延長、延川、固臨等縣普遍發展棉花生產，到1944年種植面積達到30萬畝，年產量三百萬斤，1945年種植面積達到40萬畝。為了發展棉花生產，解決人民穿衣困難，邊區對棉農實行優惠政策，給低息貸款，免納稅，加強技術等一系列措施，鼓勵農民大種棉花。在子長(原安定)發展煤炭，煤油生產，解決群眾和工廠的燃料問題。定邊發展鹽業生產，年產量和營運達到60萬馱，約合1千萬斤。食鹽是邊區出口換取外彙的拳頭產品。在發展鹽業生產中，西北局於1941年5月作出《關於運銷鹽的決定》。決定指出運銷食鹽是黨與邊區人民的迫切的中心任務。同時，成立了以高崗為主任的食鹽督導運輸委員會，習仲勳、王維舟、賀晉年、王震為督導運輸食鹽的各路司令，各縣長組織食鹽運輸隊，加強食鹽運銷工作的領導，食鹽銷往關中、甘肅、山西、內蒙等解放區和國統區，為邊區發展經濟開闢了最廣闊的財源。高崗抓住志丹縣組織3千多頭牲畜運鹽的事蹟，寫信指示，要獎勵運鹽勞動競賽中勞動英雄，揭露破壞分子的造謠。各地傳達了指示信，推動運鹽競賽熱潮。全邊區組織1.6萬頭畜力運鹽，各地通往定邊縣的大小道路上，鈴響馬幫，川流不息，“一道道水來，一架架山，趕上毛驢運鹽歡”歌聲嘹亮。
在發展工業品自給運動中，全邊區組織了十多萬婦女參加紡花、織布運動。 1943年三分之二的群眾穿衣達到自給。西北局領導高崗等親自紡線，學習織布，到1945年，陝甘寧邊區所需煤炭、石油、工具、肥皂、紙張、火柴、布匹等日用工業品，達到自給自足。
隨著農業、工業大發展的同時，積極開展商業流通領域的工作。堅持實行“管理進口，保護出口，發展內部貿易”的政策，創辦集市貿易、工農產品和騾馬交易會。 1943年1月，高崗陪毛澤東、朱德參觀延安舉辦的為期一個月的商品、騾馬交易大會。組織出口食鹽，換回抗戰和軍民必需的物資，發展邊區的實業，繁榮邊區市場。
當時，邊區商業資本的剝削很厲害，為想辦法使群眾不受這種剝削，想辦法著手辦合作社。 1939年10月，邊區召開成立供銷合作總社會議，李會友任理事會主任。高崗到會講話指出，要把商業一定辦好，解決好軍民生產、生活日用品供應，為發展工、農業服務。由於公營和集體性質的商業合作事業在邊區尚屬首創，開始辦合作社沒經驗，經營方向不對，群眾意見很大。會議通過了合作社章程和決議，指導合作事業的發展。會上介紹了南區合作社的經驗，糾正了少數合作社的商業投機思想，使合作社真正為人民謀利益。
1944年6月27日至7月7日，邊區召開合作社主任會議。 6月29日，在西北局招待合作社主任會上，高崗作了題為《合作社要為群眾辦事》的長篇講話。他說，去年以來合作社進步很大，“打爛了舊的合作社，創造了新的合作社。”他說，過去有些合作社專以賺錢為目的，不以為群眾服務為目的，群眾有什麼困難需要解決，從來不想辦法去解決，所以在群眾中留下一個印象“你不給我辦事”。 1943年根據群眾的意見，對一些沒有辦好的合作社進行改造，撤換了一些合作社領導，出現了新的合作社。有的同誌有情緒，說：“我辛辛苦苦的搞了十多年，為什麼叫我走呢？”高崗批評說：“是的，你辛辛苦苦的搞了十多年，可是你也辛辛苦苦的把老百姓妨礙了多年。”他強調指出，要貫徹執行毛主席“組織起來”的偉大號召，樹立生產觀點和群眾觀點，把合作社辦好，為群眾辦實事。合作社只要給群眾辦實事，群眾就會擁護合作社，合作社也才有力量。
為了推動合作商業發展，進一步肯定南區合作社的方向，樹立了南區合作社、蟠龍合作社為模範，還獎勵了94名英雄，會議要求全邊區合作社向他們學習。
7月9日，西北局由高崗主持作出《關於貫徹合作社聯席會議的決定》中指出：“合作社是私有財產基礎上各階層人民大眾聯合經營的經濟、文化、衛生、社會公益事業的組織，是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槓桿。”至年底，綜合性的合作社達435個(包括農、工、商、信用、運輸等)，社員發展到24萬多人。
在發展工商業生產中，高崗極力支持經濟管理部門放手工作，交給“業務自主權、人事選調權、勞動獎懲權”等三權，他還親自簽發文電。同時又抓了厲行節約，反對大手大腳。 1944年1月西北局高干會上專題研究了經濟管理整頓。會後調整了經濟幹部，加強了領導，嚴格了管理，反對鋪張浪費，防止錢物多了而大手大腳，胡花亂用，使邊區日趨物資充裕，價格平穩，市場繁榮，信用不斷提高。 “價高招遠商，貨高招遠客”。西安、甘肅、寧夏等地的一些地方都成立了邊區的進出口物資的轉運站。國民黨封鎖線上的國民黨軍隊也成了轉運物資的保護傘了。由於國民黨的法幣貶值，士兵吃不飽，跑到邊區買東西。僅1943年，綏德專區給榆林二十二軍協商賣糧2千石。邊區的商行主動地給白區出賣多餘的東西，並幫助運出，使封鎖線沖垮了，邊區的業務拓寬了，一直擴展到晉察冀、晉東南地區，既保障我方渡過難關，也和敵占區拉開商貿關係，為邊區準備反攻積累了大量財富。更重要的是從工業自給和合作商業運動中，鍛煉了一批能打仗、懂經濟的干部，學會了從事公營經濟建設的本領，建立了一個新式的財政、金融、公營經濟佔居主導地位的國家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的模型。
1944年9月，邊區召開倉庫主任、二科科長聯席會議，研究反攻的物質準備。高崗作了《保存糧食，準備反攻》的報告。在會上提出“休養生息，藏糧於民，準備反攻”的號召。在發展經濟的政策上也作了具體規定，鼓勵農民多“保存糧食，準備反攻”。他說保管糧食十分重要，糧食工作在今天有其頭等重要的意義，任何時候任何人的第一個問題是吃飯，在戰爭時期糧食更為重要。過去糧食不多，今天糧食多了，要重視保管，“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邊區在敵人軍事、政治、經濟封鎖的困難條件下，農、工、商得以蓬勃發展。到1944年底，糧食達到“耕三餘一”和“耕三餘二”的目標；工業生產基本保證了軍民日用生產、生活資料供應。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在邊區圓滿實現。群眾有吃又有穿，享受到真正的“安居樂業”的幸福。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人士黃炎培等參觀團來邊區參觀、考察，也受到很大震驚，他們感慨地說：“沒有想到！”中外記者團、美軍考察組到邊區參觀南泥灣和綏德、延長等處的經濟、軍事。毛澤東和高崗等與各次參觀團多次會談，並用事實回答了參觀團成員提出的問題。他們看到麥苗青，穀子壯，牛羊成群，聽到雄壯的勞動競賽歌聲，無不稱讚共產黨的偉大氣魄和無堅不催的革命精神及邊區人民勤勞儉樸的作風。
邊區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奇蹟，推動了全國各解放區的經濟發展。賀龍同志在晉西北推廣了邊區的經驗，一手抓軍事，一手抓生產，解決了黨政軍的發餉、生活困難，穩定了民心，增強軍隊士氣。
1944年底到1945年春，法西斯陣線的軸心德國、日本由衰落而走向垮台，反法西斯陣線由相持而走向反攻的形勢下，西北地區響應高崗的號召，全面進行反攻的物質準備和思想準備工作。
1944年12月，在邊區召開的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會議上，高崗作了《時時刻刻為老百姓興利除弊》的重要講話，講了邊區大後方准備反攻的大好形勢，提出當前的各項任務，突出強調加強團結，發展生產和培訓教育幹部。他要求勞動英雄發揮“帶頭、骨幹、橋樑”作用；邊區各級幹部和領導要深入基層，改造農村，提高農民，完成45年215萬石糧食和400萬斤棉花生產任務。
1945年1月9日，西北局召開高幹座談會，高崗針對當時干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存在的問題，發表了《關於工作作風問題》的講話。指出當前存在著：跑腿多、調查多、會議多、任務多、主動少、研究少、用腦少、檢查少的現象，要改變不良作風，“共產黨除了真理和老百姓以外，再沒有不可丟掉的東西。”
期間，高崗在思想上和情報方面作了對日反攻的準備。 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結束後，蘇聯反攻力度加大，高崗得悉蘇聯有出兵東北的意向，及時決定加強北線工作，掌握北面動態，偵察敵情。先後派黎光、葛申、周興等40多人到綏蒙、寧夏了解動態，偵察敵情。在動身前，北出的情報人員由周興、李啟明引到高崗辦公室，高崗對抗戰形勢進行分析和佈置了任務。他說：“根據目前抗日形勢的發展，估計一年打敗日本，那時蘇聯紅軍可能對日宣戰，出兵於東北。我們和國民黨在華北將有大的爭奪戰。現在派你們去要把那裡的情報工作做好，以配合這個爭奪戰。”(見黎光回憶，原件存內蒙自治區檔案館)。
當時，蘇聯駐延安情報觀察組孫平同志(俄名弗拉基米洛夫)和高崗關係比較好，經常一塊喝酒，無話不談。孫常到高崗辦公室了解邊區的情況，諸如建設、思想動態、反攻準備情況等。高崗也試探了蘇聯的態度，互通了不少情報。孫平說，蘇聯把西線敵人打垮後，東線可能對日本宣戰出兵。蘇聯出兵東北信息，最早就是從私人交談和酒後吐真言的這個渠道獲得的。
孫平在《延安日記》裡是這樣描述高崗的，“高崗的個兒魁梧，一臉麻子，頭髮往後梳，說話聲音低沉，走起路來不慌不忙。是個能幹的、意志堅強的人。”高崗儘管有過一段悲觀的經歷，“但還是和藹可親。他跟人交往沒有露出一點意志消沉和不相信人的樣子。他喜歡聽人講笑話，自己也愛講笑話。他那非凡的韌性是驚人的。不是忍耐，而是有韌性。”
高崗將他從小道獲得信息向毛澤東透露，引起中央的重視，領導一塊研究分析形勢，認識不統一。毛澤東考慮頗多，認為蘇聯元氣大傷，經濟千瘡百孔，人力已經枯竭，對蘇聯的力量沒有估計的那麼充分，會不會打日，還不能肯定。朱德認為蘇日條約期滿(4月13日)後可能對日作戰。葉劍英等軍隊領導和高崗都堅信蘇聯會參戰的，不會寬恕日本法西斯的。周恩來對蘇參戰與否，不發表明確意見。高崗說，蘇參戰可能在蒙古邊從內蒙歸綏、包頭等地日軍薄弱地區突破。之後，周恩來、毛澤東對孫平特別親近，套近乎，一改以往態度，想探到信息，未得到孫平的實話。
在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正確領導下，中央西北局和高崗帶領全邊區軍民認真貫徹執行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方針，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大生產運動，機關、軍隊、學校等乾部職工、戰士都參加生產，“建立革命家務”，為抗日反攻創造了雄厚的物質基礎。邊區經濟欣欣向榮，博得敵占區人民的嚮往和羨慕。在敵人軍事進攻，經濟封鎖的環境下，沒有被困難嚇倒，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到抗戰勝利前夕工農業生產實現了自給有餘。敵人妄圖把邊區人民餓死、凍死或“兵無糧自散”的美夢徹底破產。邊區毅然成了全中國政治上進步，經濟上發展的抗戰救國的光輝旗幟，創造了強國富民的延安精神。毛澤東說：“我們的生產運動，成了全國的模範。”
到1945年物質更加雄厚，黨的“七大”前後，邊區調回幾個旅部隊進行反攻訓練和集中培訓大批幹部，整頓三風，準備接管新區，保障了一時期驟增幾萬人的供應，可國庫裡還積存了2萬多匹雁塔布和10萬多斤棉花，結存10萬多兩黃金的家底(各分區、縣除外)。農民平均每戶存糧上萬斤。毫無疑議，高崗帶領邊區一班人，將毛澤東主席的偉大號召落到實處，發動的軍民大生產運動，為抗日戰爭乃至中國革命立下汗馬功勞，這一偉大創舉和成果已載入新中國史冊。
抗戰開始以後，根據毛澤東“新文化”的指示，開展革命文化運動，邊區黨和政府對文化教育事業建設花了很大的心血，當作第二件大事來抓，促進文化教育工作改革，糾正了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和舊教條的教育傾向後，學校教育和社會文化教育有很大發展。
高崗在西北局、邊區參議會常駐委員會、參議會上多次強調指出：“尊重知識，注重教育，尊重人才”等問題，並身體力行，經常到學校視察，當發現一些學校的規程是抄襲國民黨的，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把學校辦成“不紅不白”的現象時，責成有關部門限期整頓提高。指出：今後加強馬列主義教育和文化教育，改變乾部學校和國民教育質量太差的狀況。大部分課程是舊的一套，沒多少改變，延安第一完小一度教學方法脫離實際，上學的人數較少，他親自到學校調查了解，發現脫離實際的傾向後，立即指示革新教學方法，增設適合農村實際應用的內容，把學習和勞動結合起來，實行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的方針，使學生猛增，由原來的180來人增加到300多人。並指示教育部門領導，深入農村調查研究，解決農村文化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提高教育質量。從而使大量學校改變了面貌，不少學生學會務農、養畜的新技術和記帳、寫信、打路條、擁軍優屬、鋤奸報案和演秧歌戲的本事，特別突出的是邊學邊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學方法，使學生成為既是文化者，又是勞動者，既培養了學生愛學習、愛勞動的情操，又為學校經費不足廣開了財源，有不少學校開展勤工儉學後，達到開支自給自足。群眾普遍稱讚說：“如今學校裡教育的學生，真是文武雙全。”
為了推動文化教育，1939年5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成立，7月中國女子大學和農業學校相繼成立。 8月邊區召開學生救國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 9月成立了邊區師範學校，由教育廳長周揚兼任校長。邊區黨委始終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工作，在經費非常拮据的情況下，教育經費投入佔總經費的25％。
1940年1月4日至12日，邊區文化協會首次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 123名各界知名文化人士和107個文化團體的273名代表參加，旁聽者200多人。會議通過了成立蒙古文化促進會和回民文化促進會等議案。毛澤東作《新民主主義論》演講，張聞天作了報告，高崗等在大會上作了講話。 9月在延安召開邊區教育工作會議。晉西北派代表參加了會議。高崗、張聞天、徐特立等到會講話。高崗在講話中，強調指出了教育工作要搞統一戰線，培養師資，提高教育質量，提高“小學教員的地位和待遇”，解決教材困難。
會議集中修改和討論制定了小學法、小學規程、實施義務教育暫行條例、民教館組織條例等法規。條例規定，邊區的教育方針和學制：服從於革命的三民主義政治原則，適合今天邊區抗戰和建設需要，為邊區人民服務和學校教育與勞動、社會、家庭教育相結合。完全小學實行五年制(即初級三年，高級兩年)，普遍提倡民辦小學，以及後來實行“民辦公助”的教育政策。
由於西北局、邊區政府領導重視文化教育，各地區小學猶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綏德、米脂辦起了女子小學。延安成立了保育院、保育小學，收容了很大一部分抗屬子女和全國各地及海外來到邊區的兒童，如李鵬、劉力貞等一批烈士子女在保育院保小就學。在少數民族居多地區——鎮原縣、定邊縣成立了伊斯蘭小學，在伊盟的城川成立了蒙古族小學，保證了少數民族的娃娃有機會受到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學習教育。米脂縣的楊家溝和關中的扶風創辦了民辦小學，並將經驗向全邊區推廣，帶動了其他地方創造民辦小學的積極性。小學出來的娃娃，受到家長喜歡、群眾歡迎。他們說：“現在學校裡教的娃娃比過去好多了，既能文，又能勞，在農忙的節骨眼上放忙假，一回來幫家裡做活很行當。”
邊區的文化教育運動，在“五一施政綱領”指引下和整風運動、高干會的推動下，向深層次發展和提高。 “五一綱領”第十四條中規定：“繼續推行消滅文盲政策，推動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規學制，普及國民教育，改善小學教員生活，實施成年補習教育，加強幹部教育，推廣通俗書報，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才。保護流亡學生和失學青年，允許在校學生的民主同政治權利，實施公務員的兩小時學習制”。綱領還規定：“推廣衛生行政，增進醫藥設備，歡迎醫務人才，以減輕人民疾病之目的”，“從政治經濟文化上提高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西北局對1941年教育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實施新民主主義教育，大力充實教育內容和加強教學設施，發展師範教育，提高教師質量。在教育界實行統一戰線，發動全邊區各個方面抓教育的積極性。
在普及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的基礎上，西北局、邊區政府根據以上指導思想，相繼成立了日本工農學校、魯藝學院、延安大學(後改為行政大學)、西北黨校、民族學院、軍事學院、陝北公學、延安中學等20多所學校和各種短訓班，培養訓練大批幹部、學生，輸送全國各地。高崗對邊區直管的學校積極奔走籌備，並兼任西北黨校校長和民族學院院長職務，為抗戰勝利後接收新區和解放戰爭乃至建國後經濟建設培養了大批人才。
在西北局高干會上針對邊區人民對物質和文化日益迫切需要，確定了“生產第一，教育第二”的正確方針，把文化教育運動逐步引向縱深發展。到1944年，全邊區學校發展到1300多所，在校學生達到4萬多人，比1935年增加近10倍，教育質量大大提高。毛澤東在12月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上講話中說：“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適用。”
在抓學校教育的同時，採取各種組織形式，利用各種渠道，開展多種活動，大抓社會教育。 1941年冬，邊區成立冬學委員會，高崗擔任冬學委員會主任，加強了業餘教育工作領導，促進了冬學、夜校和掃盲識字活動。 1944年底統計，全邊區建立識字組2千多個，參加2萬多人；夜校、冬校1600多處，學員達5萬之眾；普遍建立起讀報組和辦起黑板報。一些縣城還辦起25個民教館及展覽室、圖書館、小型劇團、秧歌隊等文化藝術組織，文化教育運動變成了熱烈的群眾運動，參加學校和群眾文化學習的人數達十幾萬，在歷來貧瘠落後的陝甘寧邊區來說，是史無前例的。
為了促進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鼓勵先進，帶動後進，1944年冬在延安召開文教代表大會。高崗在大會講演中提出：“加強幹部教育頭等重要”的問題。他要求各級領導者必須親自動手負責，將大、中、小學辦好，各區鄉干部把訓練班辦好，各級政府機關一律辦幹部文化夜校，在兩三年內掃除乾部中的文盲，為長期建設邊區、建設國家，反攻日軍打下基礎。他說這次大會的方針是：“為大多數人民服務，為戰爭生產服務，打日本、反漢奸、反封建迷信。”
他指出教育是“一切建設事業的關鍵，各級領導同志必須予以第一等的注意。”各縣、區、鄉都要辦好冬訓班，掃文盲，講衛生。文化教育“永遠為群眾服務，永遠依靠群眾。”他為《解放日報》題詞：“為革命文化事業犧牲”。
邊區黨政為吸收、團結、教育外來的知識分子製訂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和關心、照顧及使用的辦法，調動了知識分子為工農兵服務的積極性。高崗針對一些人不願接收知識分子入黨和安排工作的現象，他指出：這是不懂得知識分子對革命事業的重要性，不懂得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和為工農兵服務的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別，不懂得國民黨正同共產黨奪取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別。他要求組織、人事部門要積極吸收知識分子參軍、參政、入黨，要政治上關心，工作上大但使用，生活上優選照顧，地方乾部與知識分子搞好團結，搞好關係，相互取長補短。
高崗極重視新聞、報刊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時隨形勢的發展、變化而為新聞單位指出正確方向。”1942年10月，西北局作出關於報紙工作決定，規定了指導思想和方向。黨中央於10月28日《關於報紙通訊社工作的指示》中肯定西北局的“決定”，要求“各地亦應仿照此辦法，改正過去不討論新聞政策及社論方針的習慣，抓緊對通訊社及報紙的領導，務使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黨的政策，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
為了推動新文化運動，邊區創辦了幾十種刊物，不僅培養了一批“從政、黨務、拿槍”的隊伍，也培養鍛煉出一批“文化隊伍”，促進了各個根據地文化運動，幅射到國統區和敵占區。邊區已成了吸收、培訓、輸送幹部的基地。
邊區文化教育運動從編小型戲劇和民歌活動開始，教育不斷革新和發展，又促進了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與不斷提高。邊區各縣、區、鄉普遍建立文藝宣傳組織，有劇團、秧歌表演隊等，他們採取就地取材，自編自演《兄妹開荒》、《大家歡喜》、《擁軍優屬》和《血淚仇》、《劉巧兒團圓》等小劇，逢年過節到集鎮、農村表演，宣傳邊區政治、軍事、經濟發展事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創作一批中外馳名的優秀民歌，如《東方紅》、《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南泥灣》、《橫山里下來些游擊隊》等。除了在邊區演出宣傳，活躍文化生活外，還到陝北白區的榆林各地和關中、隴東等國民黨軍營地、農村表演，受到白軍官兵和白區群眾的好評。文化教育運動的興起，有力地促進了人民的思想覺悟提高，使精神變為物質財富。安塞縣馬家溝村群眾在讀報組學習了吳滿有、楊步浩等勞動英雄的事蹟和毛澤東主席、高崗司令參加生產的報導後，當即提出為毛主席、高司令、林主席等代耕細糧五石。關中白源村有個二流子看了改造二流子王三保的小劇《大家歡喜》後，把計劃開荒地8畝改為28畝，精心務育，奪取了豐收，多交公購糧，支援邊區抗戰建設。子長縣第一完小秧歌隊演出了這齣戲，有個二流子看後說：“只要你們不嫌我，我決心務正，你們幫我改掉遊手好閒的習氣。”延安市區群眾看了吳家棗園吳滿有組織的秧歌隊演出宣傳後說：“新戲比舊戲班子好看，都是當地的事情，一看就懂，既增加了知識，又能勸人，真是演一台戲，勸一場人。”真人真事小劇、秧歌的唱詞、台白，都是當地群眾鬥爭、生產、生活中的實事情，教育自己，改造自己，群眾喜聞樂見，正是自我教育的好方法。
邊區過去由於經濟、文教落後，不講衛生。邊區黨政領導隨著經濟、文教事業的發展，同時發動群眾衛生運動，全邊區組建起醫療單位49個，動員群眾修廁所，講衛生，除疾病，破除迷信，進行反巫婆神漢鬥爭，使邊區可怕的死亡率逐年下降。 1944年5月，西北局和邊區政府聯合召開邊區醫藥衛生工作會議，成立以大夫傅連璋為主任的防疫委員會，領導防疫衛生工作，並組織醫療隊下鄉流動撲滅疫情，減除疾病。 6月，邊區召開衛生動員大會，高崗出席會議並講了話，發動了熱烈的群眾衛生運動，做到了人財兩旺。還在會議上獎勵了70多名模範衛生工作者。
隨著經濟、文化教育發展，邊區體育、新聞、出版事業也達到蓬勃發展，精神高度文明，娼妓、賭博、吸毒等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惡習一掃而光，搶劫、偷盜現象絕跡，出現“夜不閉戶，晝不鎖門”和人人為抗戰救國的局面。林贈送政治、文學、歷史、傳記、中外問題等書籍萬餘冊，支持發展文化教育，在當時書籍緊張的情況下發揮了一定作用。
另外，他從小攬工放羊，清楚陝北地廣人窮，有發展羊子的條件且是農民穿衣、鋪蓋的主要來源，皮毛肉是重要出售的商品，東北人民政府捐資黃金80兩亦稱“黃金吩羊”，支援陝北老區發展畜牧，脫貧致富。陝北是高崗的家鄉，也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於是他對老區關愛多了一份親情，在陝北人民中留下深刻影響。後來，高崗出事被作為一條罪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