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有50多個少數民族，人口只佔全國人口的6％左右，居住面積佔全國總面積的60％左右。中國的民族問題，是歷代統治者的棘手問題，也從來沒有解決好。黨中央、毛主席一到陝北就提出民族團結的問題。 1936年春派高崗、曹動之、趙通儒、田萬生等同志到綏蒙地區開展團結蒙古民族抗戰工作。蒙古民族從古代起，就勞動、生息和繁衍在綏蒙這塊廣闊的土地上，歷史悠久，創造了燦爛的文化。
1939年春，中央決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員會，主要管陝甘寧青綏的工作和少數民族工作。 1940年春，西北工委在討論制定《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時，委員會裡邊意見分歧，有人認為回回不能算一個民族，而是一個回回宗教徒。就這個問題，張聞天主持會議進行討論。高崗、王若飛、李富春等在會上發言。他們都在回、蒙族地區工作過。高崗在蒙古工委和少數民族工委工作期間，為製定民族政策，曾作了大量調查研究，在發言中擺了大量論據，說明回回是一個民族。經過會議討論，從大量歷史資料中說明，我國回回是元代時從波斯等地來中國的回回人，也有唐宋時來中國的波斯、大食人。回族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和漢族通婚及歷史上強迫漢人人回教等原因滲入大量漢人成份。肯定了回回是一個單獨的民族，不是純屬回教徒。認識統一後，制定出《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經毛澤東審閱時指出：“要反對大漢族主義，不反對大漢族主義就不能達到團結抗日的目的。”他在《提綱》中補充一句至關重要的話：“要反對大漢族主義，這是首要的，但同時要反對狹隘民族主義”。這就為製定少數民族政策，更全面地指明方針。這個提綱後經中央書記處基本同意，發至各級黨委。
同年7月，西工委又提出了《蒙古民族問題提綱》，上報中央印發各級黨委。
這兩個文件的出台，是經過激烈鬥爭的。由於大漢族主義的影響，不僅西北工委和邊區黨內，甚至一些高級幹部受了舊社會遺毒的影響，認識不統一。蔣介石集團極力反對民族團結，推行大漢族主義和壓迫民族政策。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斷言中國祇有一個民族即所謂“國族”，中國各少數民族不過是一個“國族”的大小“宗支”、“宗族”。回回問題是一個宗教問題。他也不承認蒙古民族，說蒙古民族是“邊民”，蒙古民族問題是所謂“邊疆問題”。
日本的侵略魔爪伸進內蒙搞什麼“獨立”政權。內蒙東部淪陷後，日軍向寧夏發展，並派特務、漢奸，企圖策動回族上層中一些人成立“回回國”，誘騙回族搞分裂，鬧“獨立”，企圖藉機侵占整個大西北。
以張聞天為首的西北工委和以高崗為首的邊區黨委，為對少數民族問題統一認識、統一思想，注入了大量心血。他們派出人員進行調查，蒐集資料，為製定兩個“提綱”提供了大量歷史和現實資料，統一了認識。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維漢、賈拓夫、高崗等做了大量的具體調研工作。他們都在蒙委和民委工作過，對蒙、回民族的情況比較熟。在這兩個文件的指導下，陝甘寧邊區民族團結，各民族關係一直很融洽。在隴東、三邊有少數民族的地方，建立了自治鄉、自治村。邊區參議會和邊區政府委員會有蒙、回族同胞參加。在抗戰期間，邊區少數民族工作很活躍，成為執行黨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典範，被少數民族譽為“邊區是少數民族解放的燈塔”。
1940年3月底，延安建立“蒙古文化促進會”，高崗為大會主席和大會通過的“促進會”理事會成員，大會通過了高崗、賈拓夫提出建立成吉思汗紀念堂和蒙古文化陳列館的建議。紀念堂建成後，於7月4日，隆重舉行了成吉思汗公祭大會，高崗出席了大會並講了話。
早在1939年，日軍侵華步步深入，歸綏(即呼和浩特)、包頭失陷後，成吉思汗陵墓有被劫的危險。於是確定移靈到蘭州附近的興隆山(解放後又移回原地)。移靈途經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時，延安舉行隆重祭奠儀式。延安各界一百多個單位參加祭奠。高崗出席祭奠大會，對成吉思汗給予極高評價，他在祭文中說：成吉思汗是“元朝太祖、世界英傑”和“宇宙巨人……古今無匹”。
黨中央和邊區中央局這樣隆重祭奠成吉思汗，對蒙古民族震動很大，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益鞏固和發展。在共同抗戰、共求解放的鬥爭中，激發啟迪了蒙古民族發揚驍勇善戰的革命精神，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做出了重大貢獻。
繼蒙古文化促進會成立後，於10月召開了延安清真寺落成典禮大會。宣告成立了中國回教救國陝甘寧邊區分會和回民文化促進會。本來延安的回民不多，但是為了尊重回教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體現我黨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對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政策，邊區中央局和政府出資建立了清真寺和回民食堂，並聘請阿訇擔任清真寺的教長，毛澤東題寫了“清真寺”三個大字。這座清真寺當時在延安可以說是工程壯觀，裝鈽清雅的第一流建築，對廣大回民同胞影響很大。可惜的是胡宗南侵占延安後放火燒毀了，也正是國民黨無視少數民族的例證。
1941年春，西北工作委員會和邊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工委的工作任務移交西北局。 7月，西北局成立了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西北局秘書長賈拓夫兼任工作委員會主任。 8月，邊區政府成立了民族事務委員會，烏蘭夫任主任。
高崗指示組織部調配得力少數民族幹部到民委工作，並把民族工作列入西北局議事日程，經常督促、檢查民委工作，要求各部門支持、配合民委工作，不折不扣貫徹少數民族政策，反對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調動少數民族抗戰建國、共求解放的積極性，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族人民的公敵。
為了團結東方民族的力量，建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壯大世界反法西斯陣營。 1941年秋，朱德、高崗等發起成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組織。中央批准後，9月在延安召集東方各民族代表座談會，討論籌備成立“大同盟”的有關問題。到會的代表有國際國內的團體20個的代表21人，通過召集東方民族代表大會宣言。高崗在座談會上發表了講話，指出“大同盟”的宗旨在東方各民族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反對法西斯，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鬥爭。
10月30日，大會開幕，東方各國和國內各民族組織有回教協會、蒙古同學會、藏族學會、彝族同學會、回、蒙文化促進會、日本反戰同盟等團體和18個民族的100多位代表出席大會，顯示了東方各民族空前廣泛的大團結，爭取民族自由解放和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激昂情緒和戰鬥氣氛。毛澤東、朱德、高崗冒雨出席大會，並分別作報告、講了話。大會宣布“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並選舉出“大同盟”執行委員會，高崗等選為委員，朱德為主席。大會號召東方民族加強團結，共同戰鬥，反對法西斯統治。
為了加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早在1936年高崗率騎兵部隊和一批幹部進入伊盟和鹽池地區時，就十分重視少數民族幹部的培養、提高。在蒙古民族中發展中共黨員，辦訓練班，選拔少數民族幹部，開闢陝寧蒙邊區革命根據地。 1939年春，高崗致趙通儒的信中說：“你們必須注意培養當地干部。”“認真的培養一些蒙民所擁戴的蒙人幹部是很重要的。”“要記住不從新黨員中培養大批當地干部，尤其是蒙民幹部，是不能把伊盟工作做好的。”“要從政治上大大提高民族同胞的積極性，堅持堅定的正確的政治方向，厲行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這是目前伊盟工委最重要的任務。”
1941年10月，西北局決定成立民族學院，高崗兼任院長，高克林任副院長，烏蘭夫任教育處長。高崗親自參加討論和製定教育方針和教育計劃，適合少數民族學生的特點，突出了中國革命和抗戰形勢的需要，著重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方針、政策的教育和研究。民族學院根據高崗的指示，對學生重點進行中國革命和中國少數民族團結抗日、共求解放的政治思想教育；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教育；中國民族問題和黨的民族政策、方針的教育；文化知識和時事政策的教育。高崗親自給民院學生講政治課。他講課理論聯繫實際，結合恰當，語言簡明、扼要，通俗易懂，受到好評。學生說：高院長理論不深，不咬文嚼字，講得好聽，對蒙古風俗習慣、人情、歷史都很熟。
民院成立之前，在延安的各大、中學都有少數民族的學生，有的學校設立少數民族學生班和部。民院成立後，將各個學校的少數民族學生都集中到民院，按程度分別高級、中級、低級班組，因年級和程度施教。高級班的課程有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問題、民族問題、民族政策和時事政策。低年級課程有政治常識、文化、歷史、地理、數學等課。年齡大並有實踐經驗的學生編一個研究班，如楊靜仁、雲北峰等在研究班學習。全院共有學生400多名，蒙族最多，其次回族學生也不少，還有藏族、彝族等。民院的學生有起義過來和收編民族武裝的干部、戰士和農牧民青年。這所由蒙回等7個民族組成的少數民族革命學府，對解決國內的民族問題，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具有重大意義，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開展少數民族地區工作以及建設國家，培養了一大批黨政軍和經濟建設領導幹部及文教幹部。
在經濟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高崗院長特別重視民院學生的生活給養和教學設備。他指示院務領導，設法擴建校舍，添置設備。他說對民院學生應本著“特殊點、優待點”的原則進行安排，吃糧標準要比其他學校高一點。規定每月每人多供10來斤白面，服裝每人每年二套單衣，一套棉衣，而其他學校每人每年一套單衣、三年一套棉衣。每逢民族節日，還照顧民族習慣風俗，舉行慶祝活動，進行會餐、跳舞等，高崗經常和民院學生一起聯歡、打球、跳舞。
高崗要求民院，不僅要辦成學習革命知識的學校，還應該是一所工作的學校和勞動大學。要繼承和發揚我黨創辦革命幹部學校的優良傳統，要有良好的學風、校風和作風。他親自參加修改、審定學院校歌。學院的師生員工遵照高崗的指示，不僅努力學習革命理論，文化知識，提高了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增強了民族自尊感和愛國主義思想，同時，還積極參加各種工作實踐活動，培養了實際工作能力和艱苦奮鬥精神，如學生自己動手打窯修房，種地打糧，砍柴燒木炭，在生產勞動中鍛煉意志，提高能文能武的本領。在大生產運動中，民院學生開荒種地，收穫大量糧食和蔬菜，中央領導稱讚民院學生“都是好勞動”。
民院還是一個業餘文藝宣傳隊。根據少數民族能歌善舞的特長，利用課餘時間，積極組織文娛活動，自己編創的歌曲和秧歌劇，在過新年、春節等節日進行表演和擁軍優屬慰問演出，表現了各少數民族傳統特色、喜聞樂見的節目受到群眾的好評，得到延安文藝界的稱讚。
1943年10月，邊區召開回民工作會議，專題研究回民地區有關工作，高崗在會上發表講話，號召回漢民族團結起來，趕走日本帝國主義。
1944年春，報經中央同意，西北局決定將民族學院移到定邊，這裡緊挨伊盟和寧夏，在這裡蒙、回居民較多，可以直接與蒙回民接觸，參加一些具體實際工作，在實踐中進一步鍛煉和提高。在民族學院這座革命熔爐裡，少數民族學生經過學習，普遍提高了愛國主義、國際主義以及民族解放、社會解放覺悟和階級鬥爭覺悟；提高對黨的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團結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認識；提高了反對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性的理解水平。學院不少學生光榮地加入青年團和共產黨組織。民院學生畢業後分配到各個抗日根據地和解放戰爭前線及革命需要的地方，有的成為我黨的高級幹部，為各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貢獻。
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後，不僅在漢人地區堅持了既團結，又鬥爭的方針，在少數民族地區同樣貫徹執行這個方針，維護了我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和國內階級矛盾的變化，高崗在邊區擔任領導工作中，根據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戰路線，在少數民族地區以有利於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原則，不斷調整和變通、靈活地貫徹執行團結抗戰方針、政策，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西安事變前，日本侵占東北全境和華北部分地區後，準備以“內蒙作為進攻中國蘇維埃紅軍及西北抗日力量的前進陣地”，內蒙古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黨中央曾經提出民族“自決”、“獨立”的特殊主張，號召內蒙人民與全國人民、外蒙人民以及蘇聯人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侵略者。共產黨與蘇維埃紅軍實行“贊助內蒙人民的事情由蒙古人民自己管理與決定，無條件的廢除一切軍閥對蒙古人民的壓迫”的政策。應用一切辦法，向內蒙古人民宣傳日本帝國主義吞併內蒙的事實和滅亡蒙古的危險，促起蒙古民族的覺醒，進行民族解放鬥爭。 1936年冬，以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和高崗兩次向中央報告，對蒙民的動態作了具體分析，對內蒙工作政策提出調整意見。隨著國共兩黨合作，統一戰線的逐步形成，中央於1937年2月在給民委和高崗的複信中，根據高崗的意見，對內蒙工作做了調整，指出蒙古工作的中心，應該是“抗日援綏”，發動全蒙人民擁護傅作義抗戰，動員內蒙人民聯合起來參加抗戰，給前線物資幫助和組織慰勞團去前線慰問。改變過去把“抗日與反對漢人軍閥”並提的策略，否則會使蒙民與正在抗日的漢族統治者(傅作義)處於對立地位，使蒙民不參加到抗戰中，在客觀上有利於日本。复信中讚同高崗信中“華北只依靠蒙人抗擊日軍力量不足”的觀點，必須爭取漢人軍官主張堅決抗日派，糾正了“親紅派”和“聯紅抗日”的說法，幫助蒙漢抗日派的形成，擴大他們的力量，用以抗日的名義團結左派，將使右派無法反對，更易於團結廣大蒙民。吸收蒙民中的開明王公參加並主持抗戰工作，蒙人的事情由蒙人自己決定，我們只給幫助，出主意，不得使民族仇怨加深。為團結蒙人抗戰，不僅將鹽池歸蒙人管轄，而且對蒙民要回土地的糾紛，應持調解態度，說服雙方，在不妨礙感情之下，幫助蒙人索回土地。
民委、高崗的報告和中央的複信，對內蒙工作進一步撥正航向，奠定了蒙古工作發展的基礎。從而，內蒙出現大好形勢，不分階層，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不分隸屬，動員千千萬萬人民一致團結，一致禦辱，把日軍趕出內蒙，決不給日軍當亡國奴。
“七七”事變後，進一步改變了政策策略，以蒙漢聯合抗日為綏蒙工作的最高原則，發動蒙古各階級的抗日運動的廣大潮流，實行對蒙人中較有影響、威望的人都爭取的政策，瓦解日軍在華北的力量，動搖其基礎，將原來“打倒蒙姦德王”的口號，改為“要求德王抗日”，望德王回頭抗日。同時，對德王進行公開批評，以使蒙古民族認識反動民族運動與革命民族運動的區別。動員口號：“不分盟旗，不分上下，團結一致，蒙漢聯合，抗日援綏，保衛綏遠，保衛蒙古！驅逐日軍出綏遠！”“蒙古人不打蒙古人！不打抗日軍！不替日軍當走狗！”
高崗尊照上述精神，遂與綏遠、寧夏和榆林當局之問，相機進行了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對於他們仍推行大漢族主義政策，對蒙人苛稅剝削、武裝鎮壓、不許蒙人有抗戰的自由和阻撓蒙漢聯合抗日的做法，他本著抗戰第一的原則，對蒙人與國民黨政府的衝突，採取批評和鬥爭及協商調解辦法解決之。
在回民地區堅持實行“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民族自治(此前“自決”)的原則，宣布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管理，無條件贊助與擁護回民的解放運動，直到他們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方針、政策。在回民地區實行“三大禁條”(禁止駐紮清真寺，禁止吃大葷，禁止毀壞回文經典)、“四大注意”(講究清潔，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慣，不准亂用回民的器具，回漢民族的團結)。
1941年春，內蒙新三師(屬傅作義部)主要領導白海峰、烏蘭夫要起義，打出八路軍的旗號。劉瑞森回延安向高崗匯報新三師的情況後，高崗當即指示，新三師現在不能起義。因為這支部隊，名義上是打著國民黨的番號，實際是共產黨控制的武裝。他說：“邊區經濟很困難，暫不起義還能領取國民政府的給養，一起義打起八路軍旗號，不僅斷絕國民黨的給養，同時對於國共合作也不利，給敵人造成反共的口實。”劉瑞森回去傳達了高崗的指示後，有些人接受不了，就連烏蘭夫也不同意。他親自回延安匯報，高崗說：“讓白海峰也回來研究”。隨後高崗同白海峰、烏蘭夫一起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同意高崗的意見。後來形勢的發展使一些同志才認識到當時高崗的指示是正確的。
同年冬，高崗派周仁山、田萬生先後到阿拉廟做伊南游擊司令章文軒的統戰工作。臨行時，高崗分別找他們談話、交待任務，並讓趙通儒和章文軒結拜，逐步解決苟池、大池的運鹽問題。田萬生根據高崗的指示，到阿拉廟住在章文軒的親戚家裡，讓他的親友轉告章文軒：趙通儒要同他結拜。章文軒也想同共產黨拉關係，他欣然同意和趙通儒(中共伊盟負責人)結成“安達”。然後，周仁山、趙通儒、田萬生和章文軒結為把兄弟，拉上了關係，開展了蒙人上層統戰工作。後來，章文軒被他們內部人殺了，高崗嚴厲批評了伊盟負責人趙通儒等人，說你們工作不深不細，給敵人造成口實，影響黨的統戰工作。
在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調集軍隊進駐伊盟，破壞蒙漢聯合抗戰，西北局及時對伊盟工作做出具體指示，調整了政策，指明了對付國民黨頑軍的策略。國民黨軍進駐前，對蒙人實行拉攏，陳長捷、何文鼎部進占伊盟後，和共產黨、八路軍對抗，妄圖征服蒙人。高崗主持西北局會議，多次討論制定發動蒙人，對抗“陳何禍蒙”的政策和策略，指示伊盟工委要爭取上層、中層人士，下層不必著名地進行活動，打擊頑固分子，保護進步人士。高崗針對“陳何”所實行的“一拉一打，軟硬兼施”的伎倆，殺害進步人士，鎮壓扎旗王府，趕走沙王的罪行，指示伊盟工委在反抗“陳何運動”中，應在蒙人中提出“救沙王”、“救蒙古”、“為××(被敵人殺死者)報仇”，“糧食藏起來，不給何文鼎”，“牛羊藏起來，死也不交出”，“不讓陳何的兵搶奪蒙人地”，“拿起槍來保護蒙人命”，“抗日先保蒙”等口號，廣泛宣傳，動員蒙人反抗陳長捷、何文鼎的罪惡行徑。同時號召伊盟七旗蒙人上下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指出“蒙人一條心，千軍萬馬也難敵，不怕陳、不怕何，只怕蒙人不齊心”，“蒙人不來打蒙人，蒙人一條心，合力來救蒙”，要以蒙人口吻，編成歌曲，利用蒙人善歌的優勢，到處唱起來，激勵與提高蒙人堅持鬥爭的情緒。在反抗陳何的鬥爭中，要告戒蒙人小心上日偽的當，要對榆林的鄧寶珊高雙成搞好統一戰線而避免多樹敵人，共同對付陳何。伊盟工委根據上述指示，做艱苦細緻工作，起到團結蒙人，使陳何處於“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終日。
為了爭取上層人士，高崗親自給惠中權寫信，要惠中權、趙通儒、郭秉坤等做沙王的爭取工作，並讓他們和沙王結拜兄弟，提出：1．向沙王解釋國民黨的一切黑暗的反動罪惡，不要上國民黨的當，所有的甜言蜜語都是騙你們蒙古人的空頭支票。如果這次事變沒有八路軍和共產黨，你沙王還不是被國民黨消滅了嗎？ (沙王是紮薩旗王爺、伊盟盟長，被陳長捷趕下台，趕出境，得到共產黨、八路軍援救)把道理向沙王解釋清楚，打破沙王對國民黨的幻想。 2．我們不要一下子企望沙王就堅決依靠我們和反對國民黨。現在沙王怕我們把他染“紅”，我們就不要勉強出席他們的談判會。現在他既和國民黨談判了，我們要做他們的“幕後人”，給他們出謀定計，要他無論如何不要去榆林、陝壩，堅決要國民黨軍隊離開伊盟。口號是“蒙人的事蒙人辦，蒙古的民蒙人管”。說明依靠國民黨是沒有前途的。我們可以幫助他解決困難，如沙王來延安時，我們可以給他供所有人數的冬衣，可以發他100支好槍，給他糧食吃。 3．在蒙古人中必須進行中下層人士的工作。郭秉坤、趙通儒和你(指惠中權)，可以和沙王的老賴連長、畢團長、阿委員等拜為把兄弟，建立深厚的朋友感情。在談判時，經過老賴連長、畢團長等的口，向沙王提出對國民黨強硬的條件，堅定沙王，不要沙王動搖妥協。 4．對烏審旗鄂寶山，可以叫他來延安，對其應很好待遇，回去把那素的遺言，要翻譯為蒙文送給沙王看。 5．對伊盟各旗上下層應想辦法經過沙王進行工作，揭露國民黨一切欺騙，號召各旗上下團結一致，在沙王領導下抵抗國民黨壓迫。堅持保護蒙人自己的利益，把國民黨的反動本質和歷史上壓迫蒙人的罪行廣泛向各旗蒙人宣傳。
利用蒙人好客、憨厚的傳統習慣，通過結拜、送禮等多種方式拉關係，爭上層，搞統戰，為增加力量，特別是爭取了一批望高孚眾的中層人士，藉以聯繫、團結蒙回群眾。如奇國賢、奇金山、那素、馬本齋等蒙回族幹部。這些人先後犧牲和去世，邊區為他們舉行了追悼會、印製紀念冊、搞革命事蹟展覽，對少數民族影響很大。
那素(漢名雷壽昌)是烏審旗納林河人。他早期參加了席尼喇嘛反封建專權的革命活動。在大革命時期，他聽說高崗到烏審旗和高音巴圖等人結拜、開展革命活動，發展中共黨員，就產生了羨慕之情。 1930年前後知道高崗、曹動之等在橫山鬧革命，他把兩匹好馬送給曹動之的游擊隊，並打聽高崗行住的地方。 1935年春，在劉志丹、高崗率領紅軍從南梁來到陝北開展革命活動的影響下，那素發動武裝政變，把孟克烏力計趕下台，掌握了軍權，自任營長，宣布廢除了封建王公貴族的封建專權制度，成為打擊烏審旗反對勢力的一支力量。同年秋，劉志丹、高崗等帶領紅軍攻打橫山時，那素聞訊帶幾人來橫山聯繫。 1936年春，高崗帶騎兵到伊盟邊界開展游擊戰爭，那素專程到方灘找高崗請教。高崗向他講了共產黨、紅軍的政策和主張，他全盤接受。高崗送給他十幾支槍，那素給高崗幾匹馬，並為高崗編了一首歌：“高崗舉起解放的旗幟，把一切阻礙解放的勢力都推翻，不管他是蒙人或漢人，我們要求光明，我們要求解放……”並與高崗結拜為把兄弟。那素回到蒙地向群眾宣傳說：我這次找上共產黨了，“我看共產黨的主張完全正確。”“是我們的最好的朋友和救星。”秋季，那素帶些人馬到定邊蒙古工委，受到高崗熱情接待，送給那素30多支槍和幾千發子彈。他回來又給蒙古工委送了十幾匹馬和奶食品，他們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
1937年春夏之交，烏審旗和鄂托克旗邊界發生糾紛，那素帶20多人到定邊找高崗並彙報鄂旗搶牲畜事件，要求高崗給些人馬和武器，準備打鄂旗。高崗勸他不要打，“要把力量用在最兇惡的日軍上。”並給那素一些槍，還派兩名警衛員，負責保護那素的安全，對烏審旗工作作了指示。那素回到鳥審旗根據高崗的指示和奇金山、奇國賢等聯繫，在河南、靖邊、烏審旗一帶活動，擴大宣傳共產黨的主張。 1938年春，他根據陝甘寧邊區黨委的指示，率部投奔烏蘭夫白海峰的騎兵獨立旅(後改為新三師)任營長，和白海峰、烏蘭夫、紀貞甫等開展革命活動。後來，在反動王爺奇玉山造謠挑撥下，部隊對那素產生懷疑，準備處理。我黨派向儒(即張秉義)給那素通信，讓他提高警惕，萬一不行就回解放區。 1940年初，那素帶領人馬(近3百人)回到解放區。那素拉走部隊，傅作義嚴勵訓斥了白海峰。白海峰急派他的參議楊開山到烏審旗、河南宿營地遊說。那素經請示高崗、曹動之，同意他再回去，可以利用公開番號，得到國民黨的給養。 1941年春，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那素帶領部分人馬回到解放區後到延安，延安黨政軍領導毛澤東、朱德和高崗等熱烈歡迎那素歸來，並召開隆重歡迎大會，朱德、高崗在會上致歡迎詞。
那素到延安送高崗兩匹馬，高崗辭納時，那素說：“兩匹馬算什麼呢？共產黨、八路軍給我們蒙古人這許多好處，難道是兩匹馬能夠報答的嗎？”
那素到延安後，被選為邊區參議會參議員、邊區政府委員、蒙古文化促進會副會長，民族學院副院長兼民院蒙文教授，並參加邊區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領導工作。邊區黨通過那素聯繫、爭取了大批蒙古民族中上層人士投奔團結抗日戰線。那素到延安，在綏蒙出現了一股追隨那素到延安的熱潮，上至幾十歲的中老年人，小至十幾歲的娃娃，相約離家到延安尋求革命真理，為爭取蒙族共同抗日，共求解放，做出卓越貢獻。
1942年秋，那素的摯友奇國賢被陳長捷誘捕殺害，那素代表邊區政府和民族事務委員會，向國民黨提出強烈抗議。他在奇國賢追悼會上痛斥了國民黨的罪行，號召蒙古人民提高警惕，團結在共產黨周圍，同反動派鬥爭到底。
1943年春，國民黨製造了伊盟“3·26”事件，那素義憤填膺，他到國民黨駐延安聯絡辦事處，提出抗議，聯絡處主任郭仲雲被質問的啞口無言。 6月前後，國民黨把防務日軍的駐河防部隊撤退下來，進攻陝甘寧邊區。那素痛心疾首，到處奔走，發表講話，號召邊區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抗擊，保衛黨中央，保衛邊區，由於極度憂憤和勞疾，一病未起。 7月13日，那素在延安醫院與世長辭。
那素在住院期間，高崗多次到醫院看望、安慰，並囑咐醫生精心治療。那素流著眼淚對高崗說：“我做的工作太少了，上帝不讓我再做事了，你是蒙古族的老朋友，指導蒙古民族徹底解放……”。他在病危時，叫醫生給高崗打電話。高崗正在開會，隨即趕到醫院，那素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
8月8日，延安黨政軍民機關代表及蒙回彝民族一千餘人，為悼念“蒙古族革命領袖”(解放日報語)那素舉行追悼會。
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中央西北局和朱德、高崗、林伯渠等均到會致以沉痛的悼辭。高崗在追悼會上發表了演說。號召蒙古同胞依照那素生前的道路前進！ “共產黨和邊區人民願意和蒙古人民團結抗戰到底！爭取蒙漢各民族的解放！用解放蒙古民族、解放中華各民族來紀念那素先生！”為了紀念那素先生，邊區政府根據高崗的意見，設立那素紀念堂，把那素委員創辦的農場改為“那素農場”，並編印了《那素紀念冊》。
奇金山曾和奇國賢、那素等蒙族幹部一起活動，開展蒙古上層人物的爭取、統戰工作，長期在蒙古軍隊中乾事，和中共黨保持聯繫。奇金山1945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後，高崗得悉即致電趙通儒核實，並要在《解放日報》發表悼念文章，開展悼念活動，印發紀念冊，在三邊地區搞圖片展覽。高崗還在致王世泰、高峰的電報中說：“奇金山(被害)說明這是國民黨又一次指使的陰謀，是謀害蒙古人的，我們要為奇報仇，引起蒙人對國民黨無限仇恨。”
趙通儒根據高崗指示，對奇金山(即哈諾墨拉)死因進行認真調查核准報告邊區。呈文稱：“烏審旗人奇金山團長，於二月十六日午夜被國民黨大漢族主義者挑撥害死。該旗官、兵、民對此異常憤恨與哀惋。聞已定於古曆三月二十一日(陽曆五月二日)在大石砭廟舉行盛大追悼會。查奇金山團長為人一生耿直不阿，待人公平，富於正義，愛民如子，對我邊區素重鄰誼，為此我提議，請我邊區政府屆時派員齎禮弔唁，以慰忠魂而睦誼，可否請裁示為盼。”
1945年5月4日，在延安成吉思汗紀念堂舉行奇金山追悼會。奇金山是台吉(貴族)出身，曾和我軍保持暗地聯繫，他是一個堅決反內戰，贊助抗日團結的英勇戰士，深得蒙漢人民擁戴，“成為蒙古民族的一個人民領袖。”悼詞最後說：“他的死不但是西烏審旗人民的損失，並且使抗戰反攻損失了有力的支柱。”
高崗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統戰工作，確費盡了心血。不僅爭取團結少數民族共同抗戰，還通過祭奠死者，喚醒了大批“睡覺”的蒙回民眾。冀中回民支隊領導馬本齋，為了反抗國民黨和日軍，早在1937年就組織武裝力量。 1938年，經中共冀中省委書記魯賁和軍區司令員呂正操等做工作，馬本齋成為中共黨在冀中地區抗擊日軍的一支重要力量，和日軍作戰百餘次，轉戰華北大地。 1944年，調馬本齋部回延安休整，他正身患病未能隨部隊回延安而病故，延安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高崗出席會議，中央和邊區有關領導出席追悼會並送輓聯：“馬本齋同志不死”、“壯志難移漢回各族模範，大節不死母子兩代英雄”，“民族英雄，吾黨戰士”等。高崗委託賈拓夫代表西北局在會上講話，他指出本齋同志是回回民族的旗幟，是代表著回回民族和中華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回族代表在會上講話說：“堅決打倒日軍，團結全國各民族共同爭取解放。”“堅信毛主席是我們的救星，各抗日根據地是回民解放的靠山。”
西北地區是蒙回兩大民族聚居地區，還有藏、滿、彝等少數民族，這就使中共的民族政策顯得極為重要。高崗在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為動員、團結各民族抗日救國，打倒蔣介石，解放各族人民，制定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並長期在民族地區學習貫徹。早在1936年，他在蒙古工委代中央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內蒙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中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策劃在內蒙搞所謂“獨立政府”的陰謀鬼計，妄圖“變整個內蒙為日本殖民地，以求再併吞全中國與進攻蘇聯。”指示信為蒙古族提高警惕並指明了解放道路和方向。 1937年夏，少數民族委員會《關於目前綏蒙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和工作》中，全面分析了綏蒙地區形勢，提出具體工作任務和方針政策及策略口號，“動員綏蒙地區人民抗日救國、抗日保蒙”，使綏蒙地區抗日的上層人士和群眾更進一步明確了任務和策略。 1938年1月3日，三邊特委召開蒙古工作座談會，高崗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對內蒙抗日形勢進行分析，就工作策略和統一戰線進行詳細闡述，提出要注意保護積聚力量，不宜過早暴露力量。在後套、五原發展蒙漢抗日游擊戰爭，培養內蒙幹部，待機而動。並獲得會議一致贊同，最後做出《關於開展內蒙抗日工作結論》。同年11月22日，高崗參加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做出《關於綏蒙工作的決定》，對綏蒙地區的任務、統一戰線策略、在蒙人中的工作、友軍工作、漢人群眾中的工作、偽軍偽組織中的工作和部隊的行動與擴大中共黨的組織等8個問題，分別作出了全面、具體要求。同時決定成立綏遠省委，任命白如冰為省委書記，武新宇、劉道生、李井泉、趙通儒、於佔彪為委員；蒙古工作統歸高崗負責，由中央軍委領導。
高崗要求白如冰為首的省委著力根據地創建和爭取上層人士工作。 1939年春，邊區黨委召開伊盟工作座談會，高崗主持了會議並產生了《紀要》。接著，高崗簽發了區黨委《關於綏蒙工作給趙通儒的指示信》和《關於蒙漢團結建立游擊根據地的指示》。指示中對蒙漢團結抗日，建立武裝、培養調配幹部及經費等工作作了具體指示。指出：“目前的方針仍是積蓄力量，加強蒙漢民族團結，反對日寇、漢奸及頑固分子的挑撥離間。從政治上鞏固蒙漢已有武裝部隊及建立新的武裝力量。並認真的培養一些為蒙漢所擁戴的蒙人幹部等都是很重要的。”指示說：“綏蒙工作要埋頭苦幹，任何大吹大擂的工作方式，只是暴露力量，引起頑固分子對我們的摩擦，這是有害的，望特別注意。”隨後，高崗親自主持並簽發了《關於對伊盟黨的建設和統戰、幹部工作的指示》。針對伊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強調指出，在敵人加緊進攻西北的形勢下，伊盟工作無論在現在或將來，均佔著很重要的戰略意義。過去的工作成績是極不夠的，尤其是蒙民中的工作，還是很薄弱的。領導同誌中某些不融洽不團結現象，必須立即糾正。只有黨的布爾什維克的一致與同志間緊密親愛的團結，才能克服一切困難，開展今後的工作獲得更大進步。指示還指出：必須想盡辦法打入偽軍中工作，這是保衛伊盟準備反攻，爭取最後勝利的重要工作之一，望萬勿忽視。要加強黨員教育和乾部的團結，沒有黨的團結一致，工作是不能做好的。
同年，還發出《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會關於回民工作的指示》。強調指出，團結、教育回民抗日，發動全體回民反對頑固分子挑撥離間，破壞回漢民關係和哥老會的關係。要求對回民工作應有極大耐心，以說服教育為主，不要因為回民一時的落後而發生工作方式上的強迫命令。
邊區先後對回民地區革命工作做出具體要求和部署。高崗要求“在保衛西北和創造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爭取回民是我們中心工作之一”，“開展回民抗日運動，使之成為保衛西北的一支重要力量。”號召“發揚回教反侵略精神”，“團結回漢兩族共同抗日”。
為了尊重回民風俗習慣，利於發動回族與漢族共同抗日，在延安、定邊、鹽池、曲子、正寧、廟兒溝、三岔等地，政府贈資建立9個清真寺，定邊還建了回民街，從寧夏移來很多回民，種田、開店、做生意，搞得紅火熱鬧，生活大大改善。他們說：“回民來到邊區生活幸福了，共產黨真是少數民族的救星。”勞動英雄馬忠標(回民)說：“邊區人民過著豐衣足食幸福快樂的日子，但在我老家人民沒飯吃，還要抓兵派款，逼的人過不成日子。”
1940年白如冰回延安匯報大青山根據地工作，高崗講話指出爭取蒙回族上層人士的工作，還對伊盟工委充實了力量。以伊盟、後套、大青山為中心根據地，開闢革命活動，創建和鞏固根據地。以上指示和決定對綏蒙根據地的創造和鞏固，積蓄力量、打擊日偽、準備反攻以及後來的解放戰爭，都產生了重大歷史意義，在綏蒙歷史上佔著重要地位。
1945年春，在抗戰勝利前，西北局就伊盟工作召開座談會，並產生《紀要》，進一步指出伊盟是對日反攻中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區，要鞏固統一戰線，“積蓄力量，準備反攻”。 《紀要》對團結蒙人進行艱苦的地下工作，和頑固派鬥爭的策略上，作出具體要求。
毛澤東主席在“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對邊區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給予肯定。他說：“多年以來，陝甘寧邊區……對待蒙回兩個民族的態度是正確的，其工作是有成績的。”共產國際(後為蘇聯)駐延安觀察組孫平在《延安日記》中說：特區的幾個省裡，各個不同民族和宗教集團，長期發生激烈戰爭。少數民族互相之間、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經常發生殘酷的鬥爭。中央到陝北後，“黨派高崗解決特區復雜的民族問題。高崗經驗豐富，透澈了解各種民族集團的民族問題和宗教集團問題以及他們的關係。1935年後，他幾乎使特區幾個省的民族和宗教集團停止了相互殘殺，這是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貢獻。”
高崗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在少數民族地區正確地貫徹執行中央的路線，為少數民族地區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策略的製定並實施，作了大量理論研究和具體實踐，付出了大量心血，並獲得蒙回族人民的擁護，為中央制定少數民族地區政策提供了實踐依據。
陝甘寧邊區，北靠綏蒙，西挨寧夏、甘肅，能否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做好蒙、回等少數民族和漢族團結抗戰工作，是關係到邊區能否鞏固和發展，有著戰略意義的重大問題。高崗根據中央的指導方針，把民族問題作為邊區革命總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主持制定的“施政綱領”中，對少數民族問題以法律形式作出具體規定，實行漢族和少數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使漢、蒙、回民族和彝、滿族的團結，取得成功的經驗。
高崗在西北乃至東北政權建設中，一貫重視少數民族工作方針、政策的製定和落實。 1948年8月，高崗在哈爾濱召開的內蒙幹部會議上講話，全面闡述了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蒙古地區解放道路和黨的民族政策；內蒙工作現狀；內蒙黨當前的政策；加強蒙漢幹部團結；會後要辦好幾件事。講話充分體現了少數民族特點，保障了少數民族的權益，調動了他們當家作主，建設祖國的積極性。 1949年初，米高楊和毛澤東會談時提到中國民族問題，毛澤東說，目前是防止和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這兩者是妨礙和破壞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的禍根。他還說，我軍向前發展，很快就要進入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了。因此，關於民族問題將會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應的方針、政策。中央將高崗在內蒙古乾部會上的講話印發有關地區。建國後中央政策研究室編印《政策文件彙編》把高崗講話作為一個單元，印發全國學習貫徹執行，在少數民族地區作為較長期的政策文件貫徹執行，受到少數民族的歡迎，對於加強少數民族地區黨政軍工作，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發展經濟、文化發揮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