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唯一沒有失去的、面積最大且較鞏固的一塊根據地，是黨中央機關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是進行抗日戰爭的策源地和出發點，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總後方。陝甘寧邊區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上，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和地位。作為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高崗，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共和製民主政權建設等各個方面作出了貢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經濟建設提供了借鑒，邊區的道路正是中國革命的道路，這裡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方向，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希望。
陝甘寧邊區的創造和發展，黨的領導是關鍵。紅軍在東征、西征取得勝利後，陝甘寧邊區根據地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1937年5月1日，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邊區召開第一次特委會議，成立了中共邊區特委會，高崗、林伯渠等17人參加會議，中央指定郭洪濤任書記，高崗、林伯渠、吳亮平、王達成、劉長勝、李堅真等為特委常委。
5月2日——14日，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全國黨的代表會議。會議確定了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的總方針。毛澤東同志對邊區黨委的成立及今後任務作了明確的指示。他要求“轉變與創立特區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範區域，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政治與軍事的模範區域，為實現民主共和國的模範區域”。
5月15日，也就是全國黨代會結束的第二天，邊區特委在延安城內二道街舊禮堂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特區黨委(當時邊區黨委和特委並稱)。出席這次會議代表84名，列席代表74名(全部是出席全國代表會的各地代表)，代表是由中共陝北省、陝甘省和神府、關中、三邊特委及各縣縣委書記等組成4個代表團出席。由於左傾路線執行者說這個曾經動搖，那個過去右傾，高崗、張秀山等一些蘇區的創造者被排擠會外。高崗等17人被選為邊區特委執行委員會委員。 17日，召開第一次特委全委會，醞釀選舉書記，中央提交的書記候選人是郭洪濤同志，大家對郭意見很大，不選郭洪濤當書記，“不能選一個殺人犯當書記”。投票結果，高崗是得票最多的一個，不過中央仍決定郭洪濤任書記。
11月，王明、康生從蘇聯出發途經新疆迪化(現烏魯木齊)和陳云同機飛到延安。毛澤東、朱德、張聞天、高崗、林伯渠等中央、邊區領導到機場迎接。毛澤東以《喜從天降》為題致了歡迎詞。他幽默地說：“歡迎你們騎著仙鶴騰雲駕霧從崑崙山那邊飛回來。”“給山溝里送來馬克思主義。”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些話似是針對王明講的。
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要一切聽從國民黨政府，以國民黨軍隊牽制日本侵略軍，減輕對蘇聯的壓力。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反對提無產階級領導，反對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反對游擊戰爭，反對洛川會議放手發動群眾的決議，攻擊洛川會議忽略了“抗戰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戰的言行準則”。他完全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並認為毛澤東是空談無產階級領導權。他的報告引起很多人的不滿與反感。但由於他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也迷惑了一些人。王明在會上拿出一份政治局委員名單，他和陳雲、康生列入政治局委員，會議勉強通過。王明在這次會上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宣傳工作，並分管陝甘寧邊區工作。這就形成和邊區主要領導一唱一和，使王明右傾路線在邊區佔統治地位，指導思想由左向右轉。他們依靠國民黨軍隊抗戰，反對放手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抹煞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作用，放棄了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由此導致了國民黨的頑固派鑽進邊區根據地，破壞民主政治建設，放任了地主的複闢，有的地主乘機“反攻倒算”，向農民強迫要回土地，逼迫要回已被廢除的舊債，搶占分出去的窯房。農民分得的土地一半被地主倒算回去，一些貧苦農民的勝利果實得而復失。邊區黨委對反動派的進攻鬥爭很不得力，放棄了黨的領導作用，背離了黨代會制定的方針。致使邊區被鬧得烏煙瘴氣，廣大群眾對共產黨又一次產生疑慮。這實際把自己手腳綁起來，限制擴大解放區和軍隊發展。
12月下旬，高崗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邊區黨委工作。高崗就邊區出現的混亂情況作了匯報。
1938年2月，王明在政治局會議上，繼續強調把軍隊交由國民黨指揮，各種兵力應統一在國民黨的統一編制、統一作戰行動等“五統一”的基礎上，強調“自主原則會影響國共合作，不利抗戰”。高崗從投身革命這天起就堅定了推翻國民黨統治、奪取全中國、建立人民政權的雄心。高崗同王明的錯誤路線進行堅決鬥爭，並向毛澤東主席反映情況，他說：“我以為蘇聯飛機給我們帶來什麼好東西，卻不知道是'禍從天降'，好端端的邊區，搞得亂七八糟”。毛澤東對高崗的“禍從天降”這句話很重視，因為毛澤東當時處於被動境地，一部分領導被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又要搖中共的腦袋。在“七大”準備委員會王明當為書記，毛澤東為主席，大有取代毛澤東地位的兆候。所以，毛採取兩手，一手派任弼時去蘇聯匯報，尋救靠山；一手要穩定陝甘寧根據地，換掉跟王明跑的人。他召集老同志座談會，進行認真調查研究，考察了邊區幹部，大家說劉、謝去世後，就要數上高崗了。他開始考慮改組邊區黨委的問題，克服中共的頭腦由共產國際來搖的弊端。
左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共同特徵都是不懂領導權。左傾機會主義者往往把自己孤立起來，右傾機會主義者是放棄領導權，結果一樣自己成了“空軍司令”，歪曲了統一戰線，給革命造成了損失。
1938年5月，中央為了加強邊區的領導，制止混亂局面，為實現“模範區域”的既定目標，決定改組陝甘寧邊區黨委，任命高崗為區黨委書記。高崗根據毛澤東主席指出：“邊區的作用，就在於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與抗日救國最有利的，是抗日救國惟一正確的道路，這就是邊區在全國的意義和作用。”
高崗一上任，首先抓緊糾正邊區黨內的右傾錯誤，組織黨委一班人重溫毛澤東主席在邊區黨代會上的指示，團結一致，統一思想，增強戰鬥力，為實現“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目標奮鬥。決定以邊區政府和留守兵團的名義發布佈告，制止了反動派的破壞活動，保護了農民的既得利益，穩定了形勢，克服了一切“服從、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指導思想，堅持了放手發動群眾，獨立自主原則。
8月，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帶回來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指示。王明在回國前，斯大林會見王明、康生和王稼祥時，講了一些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觀點。之後，王明、康生和王稼祥在一起會見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時，季對王明說：你回中國要與中國同志搞好關係，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對於中國黨的路線，沒有聽見共產國際說過路線不正確的話。任弼時到莫斯科匯報中國情況後，季米特洛夫對任弼時談話時說，王明回國前提醒過，他回國並不代表國際，他長期脫離中國實際，回國後要以謙遜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可是，王明和康生回國祇傳達斯大林的指示，未傳達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交待意見。
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了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論新階段》的報告和大會結論講話，批評了王明(時任中央統戰部長)的錯誤觀點。與會同志集中批評了王明的“兩個一切”的投降主義錯誤。高崗在發言時批評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於一切”和把邊區和統戰區混為一談的錯誤觀點，他用邊區當時比較混亂的事實，批評王明的投降論及反對洛川會議精神的言行。他說，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那天起，就是要推翻國民黨黑暗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統一戰線要服從這個大目標，抗戰工作就是動員全國人民覺悟起來，緊急行動，把日本鬼子趕出去，不能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只聽蔣介石、國民黨的“統一指揮，統一作戰”是右傾思想。
會上，彭德懷、博古、賀龍、鄧小平、楊尚昆、關向應、羅榮桓等同誌發言，批評了王明的錯誤路線，總結了自去年黨代表會後15個月來的工作經驗教訓，特別是總結了統一戰線工作中出現的右傾方面的教訓。
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清算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通過了《政治決議》，批准了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路線，統一了全黨思想，統一了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發展。西北地區在高崗的領導下，堅決貫徹六中全會決議，使王明的錯誤影響和邊區黨委的右傾思想得以徹底糾正。邊區黨委的改組，對王明錯誤路線的批評，穩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六屆六中全會閉幕不久，中共中央為了加強西北地區(主要是邊區以外地區)黨的工作，決定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負責西北地區的工作。張聞天兼書記，鄧發、高崗、李富春等為工委委員，李維漢為秘書長。西北工委除聯繫陝甘寧邊區黨委的工作外，其日常工作主要是：受黨中央委託，主管陝、甘、寧、青、綏五個省的白區工作，包括五個省少數民族工作。高崗參加研究起草了《回回民族問題提綱》、《蒙古民族問題提綱》。這兩個重要文件，提出了黨對團結回、蒙族共同抗日的各項具體政策，經毛澤東同志批示，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原來的文件中只講到“反對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毛澤東看後提出：“還要同時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為西北的民族工作中開展反對兩種傾向的鬥爭指明了方向。
這兩個文件對爭取、團結回族、蒙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一致抗日起了重要作用。當時，日本軍隊在西北地區已經佔領了歸綏市(呼和浩特)、包頭市，並向伊盟擴張，而且在內蒙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即以德王為首的“蒙疆自治政府”。日寇還派遣特務潛入甘肅、寧夏、青海等省，分化回族上層，策動回族反動上層要在甘、青、寧三省成立一個類似偽“滿洲國”那樣的傀儡國——即“回回國”。如果敵人的這個陰謀得逞了，不僅嚴重地威脅整個西北地區，而且要嚴重威脅黨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邊區的北大門和西大門的安全，威脅著整個中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安全，更為嚴重的是造成西北地區少數民族分裂狀態。這兩個“提綱”中，針對日寇的陰謀和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在中國少數民族問題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允許回族、蒙族人民在他們原居的地方實行自治和“自決”的權利，提高了民族統戰覺悟，增強了“民族自治”和“抗日救國”的信心。 “自決”的提法儘管不科學，當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1939年9月23日，高崗指示區黨委組織部發出了《關於今後組織工作的指示信》，提出“注意吸收工人與知識分子入黨”，發揚黨內民主，提高黨的紀律，開展正確的思想鬥爭。
“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為了抗日和對日反攻的勝利，高崗把吸收和培養教育幹部作為西北黨的頭等任務來抓，掀起搶知識分子熱潮。高崗到處吹搶知識分子的風，“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早在38年他任邊區黨委書記後，提出“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誰搶到知識分子，誰就搶到天下”的口號。他對管人事工作的張秀山、陳正人說：“沒有不可用的人，要善用各種人才，用人要有大的氣量。”他親自主持起草發出《關於吸收知識分子的指示》。明確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指示要大膽吸收各方面願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到底的知識分子，並團結其他黨派的進步的知識分子為國家民族奮鬥到底，歡迎知識分子到邊區來為建設邊區和抗戰服務。號召“新老幹部互相學習，不務虛名，不擺資格，外來幹部幫助工農幹部提高理論知識”。這一指示吸引了大批特別是參加過“12·9”運動的骨乾和進步的愛國青年奔赴延安，參加各種學校、協會、培訓班、研究會學習。邊區各個抗日群眾團體、各個黨校、幹校，根據區黨委的指示，進一步通過各種形式，拓寬多種渠道，向敵戰區和海外伸延，擴大聯繫範圍。
自從黨中央和邊區黨政軍大本營奠基延安後，到1942年底前，國內外各種人物都紛至沓來，形成一股“救國真理在延安”的潮流，吸引了全國愛國青年和有識之士十多萬人。他們認為“中國希望在延安”，“共產主義首都在延安”。中國當時有蔣記政權，汪偽政權，偽滿政權，還有北京臨時政府，大批愛國青年選擇了延安解放區，共產黨領導的邊區民主政權。他們懷著抗日救國熱情從蔣管區、淪陷區、海內外，衝破層層封鎖，越過道道關卡，冒著生命的危險，蜂湧奔赴邊區“取經學知”，尋求抗日救國真理，出現了“天下人心歸延安”的局面。延安成了中國人們心目中的抗日聖地，救國中心。北京、上海特別是南方的大批知識青年，抗日報國心切，躲過國民黨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和胡宗南的三麵包圍，通過林立的關卡，千里迢迢來到延安。高崗的妻子李力群就是其中之一，她求知報國心切，高中還未學完，就從江蘇省奔赴延安。這些熱血青年男女大都是途徑西安輾轉到延安的。他們從外地到西安是坐火車來的，從西安到延安多數要徒步而行，腳上打起血泡，一拐一扭，艱難跋涉。他們豪邁地說：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這對於這些青年來說，是一次“長征”式的鍛煉。他們背著行李，日出而行，日落而停，有許多人是“少爺”和非常洋氣的“小姐”、打扮怪異的外國記者，從來沒有步行過這樣遙遠的路程。然而，抗日救國熱情高昂，追求光明真理的理想信念堅定，在西安到延安的400多公里漫長的黃土大路上，三五人一行，幾十人一隊，還有穿裙燙髮的大城市、海外女青年，不約而同地走到一起來了。在延安的大路上浩浩蕩盪，出現了一幅壯觀的歷史圖景。他們到延安都進了“土窯大學”，喝延河水，吃延安小米飯，取延安的經典。
延安遭日本飛機多次轟炸，邊區黨委機關一些部門搬到徐家溝，位於沿安塞川的山溝裡，距真武洞三四里，借住農民的窯洞。筆者走訪時健在老農說：“高崗騎一條大黑騾子，經常去楊家嶺向毛主席匯報工作。回來工餘時，和農民一起勞動，好苦水(即乾活賣力)，做活很麻利。一邊勞動，一邊和大家啦話，沒一點官架子。聽說毛主席發給他'勞動模範'獎狀。”
1939年11月13日——12月17日，邊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安塞縣徐家溝召開，出席代表170名，代表全區5萬多黨員。高崗代表邊區黨委會致了開幕詞，提出“如何把邊區更提高一步，把邊區更加鞏固起來”的任務。 11月14日，由高崗主持大會，毛澤東同志親臨大會作了重要報告，強調指出邊區的任務：“一是提高自己，一是幫助別人”。他在報告中高度讚揚陝甘寧邊區在區黨委的領導下，近兩年在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經濟、提高文化教育，除奸肅特，發展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政權建設、軍隊建設和學習馬列主義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毛澤東針對當時國民黨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再次強調指出，目前我們“正處在日寇與反共分子的包圍之中，正處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生投降、分裂與倒退的危險關頭，我們必須以更大的努力，進一步提高邊區，使邊區在繼續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鬥爭中，起更大的模範作用。”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高崗同志對中央紅軍和抗戰鬥爭立了大功，這種功勞與我黨我們軍隊的歷史所共有。在座的同志不要忘記了他的好處啊！這個邊區就是劉志丹、高崗同志他們搞起來的。不管是誰，只要對革命作過貢獻，我們就永遠記著他們。”毛澤東這樣表揚一個人還是很少見的。
11月15日，高崗代表邊區黨委向大會作了題為《抗戰新階段中陝甘寧邊區的任務》的工作報告。他著重講了邊區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保衛邊區的任務，進一步提高邊區與鞏固邊區，進一步鞏固與提高邊區黨的領導等三個問題。他在大會上鄭重宣布：黨中央在第一次邊區黨代會上交給我們的“使邊區成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據地”的任務，經過全區黨政軍民共同努力，由於中外許多朋友、團體和先進人士對我們的幫助，特別是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我們已經大體上把這個任務實現了。他在總結兩年半的工作中，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強調指出決不能以此自滿，要為完成黨中央向邊區提出新的任務而繼續努力，渡過難關，自給自足，豐衣足食目標奮鬥！
這次會議開了一個月零五天。中央和邊區有關部門負責人肖勁光、張聞天作了軍事、組織工作報告，王稼祥、陳雲、李富春、李維漢等先後在大會上講了話。陳雲在講話中說：“陝甘寧邊區是模範的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學各方面的工作都很有成績。”“……劉志丹、高崗等同志很早就在這裡組織游擊隊，進行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
大會採取無記名投票方法選舉產生了邊區新的黨委會，高崗繼續當選為邊區黨委書記。會議還選舉了高崗等為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大會通過並發布了《告全體黨員書》、《告全區民眾書》、《致中共中央賀電》、《致八路軍、新四軍電》，作出了工作報告的《大會總決議》、《擁護和擴大八路軍的決議》、《發展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決議》、《發展邊區教育提高文化的決議》，以及農、商、稅收、衛生保健、鄉村工作、審查黨的成份、幹部教育等“決議”，決定邊區繼續動員抗戰，除奸肅特，保衛邊區，發展經濟和教育等任務。
這次代表大會，在黨中央正確領導和高崗直接主持下，準備很充分，開得很成功，是一次團結、勝利的大會，是一次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動員會，是提高、鞏固和發展邊區“模範區域”的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會議。儘管會場設在農家小院，小組討論放在農戶窯洞裡，但這次會議使邊區黨的建設和思想建設，促進邊區共和製建設走上正規的轉折點。在大會精神的指導下，各級黨組織在各條戰線上發揮了組織、核心和戰鬥堡壘作用，在不足二百萬人口的地區，依靠人民，教育人民，團結各民族人民，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一次又一次軍事進攻和反共高潮，打破了經濟封鎖，發展了生產和文化教育事業，鞏固和發展了“三三製”的民主政權建設，支援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為其他解放區樹立了民主政治建設榜樣。
邊區黨組織在高崗的領導下，為把邊區建成“模範區域”而作了極大努力，成績卓著，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讚揚，他說：“高崗同誌有能力”，使邊區的貪污腐化、損公利已、陽奉陰違、官僚主義、消極怠工之風為之一掃；克已奉公、艱苦奮鬥、言行一致的作風人人奉行。 “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蹭飯，十沒有發國難財。”
高崗與楊芝芳離婚後，一些人熱腸古道為他物色對象。 1939年冬在安塞縣籌備邊區第二次黨代會時，抽調邊區黨校部分學員辦事，經陳雲、李富春介紹李力群與高崗見面談戀愛。黨代會結束後，李力群和高崗一起到楊家嶺見毛澤東，毛澤東、江青招待吃飯，在一塊吃飯時，毛澤東說：高崗是山溝裡成熟的馬列主義者，西北人民的領袖，他笑著說，陝北漢子，南方姑娘，郎才女貌，贊同你們結為夫妻。
毛澤東向來喜歡成人之美，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的配偶都是他搭橋牽線。李力群原先嫌高崗年齡大，現在，聽毛澤東還稱讚高崗，“欽定”他們結合，消除了思想矛盾心理。 1940年元旦，他們同李卓然、張邦英三對一起舉行簡單婚禮，朱總司令、張聞天、李富春、蔡暢、江青等參加婚禮，一塊吃飯。
李力群生於1920年，江蘇省睢寧縣人。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出現了“天下人心歸延安”的熱潮。正在高中上學的她，憂國憂民，抗日救國心切，年僅17歲的南方姑娘，不聽父母勸阻，毅然輟學奔向“北國”。她同鮑永花、姚靜修、消岩等為伴，踏上奔赴延安的漫漫征途，經過重重關卡，迢迢幾千里行程，於10月到達令人神往的革命聖地延安，遂進入陝北公學學習。當時，大批青年來延安尋求“抗日救國”真理，住宿很緊張，她一到陝北公學就碰上挖窯洞，打柴挑水，經受了餐風飲露、嚴寒勞作的考驗，南方姑娘隨風就俗，變成了陝北打扮，賣力勞動，刻苦學習。由於她勞動積級，學習用功，表現也好，不久就加人中國共產黨，改入黨校學習，黨校畢業後，分配到高崗辦公室工作，後擔任柳林區委書記。
1940年9月11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經由張聞天和高崗等商量，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高崗任書記、謝覺哉任副書記，林伯渠、肖勁光、劉景範等17人為委員。之後由高崗主持召開全委會並講話，他對軍隊和地方乾部提出具體要求。毛澤東、張聞天、任弼時參加了會議。黨中央對邊區中央局的工作非常重視，決定由任弼時負責指導邊區中央局工作。
10月初，任弼時代表中央局向黨中央建議，邊區中央局所屬部門、邊區政府和邊區駐紮軍隊政工工作，均應由中央局討論解決，需要請示黨中央的問題，經中央局討論後報請黨中央或中央有關部門解決。中央和中央各部門下達的指示，經中央局討論執行。邊區軍事上大的行動，經中央局商定後由書記報請毛主席批准執行，一般的軍事行動由高崗負責解決。任弼時的上述意見獲得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說：“高崗同志的意見應成為主要的意見。”從此，邊區中央局的體制和職權更加明確、具體和擴大。
1941年5月13日，中央決定中共西北工委和邊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統一領導西北地區的工作，高崗任書記，林伯渠、謝覺哉、陳正人、肖勁光、王世泰、張邦英為委員，賈拓夫、李卓然為候補委員。 6月7日，高崗主持西北局召開第一次黨委會議，決定謝覺哉任副書記，陳正人任組織部長，李卓然任宣傳部長，高崗兼統戰部長，賈拓夫任民運部長，任作民任秘書長，高長久任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高朗山任青年運動委員會書記，崔田夫任黨務委員會書記。西北局的成立及其辦事機構的組建，加強了黨對西北地區的一元化領導，加快了西北建設步伐。
1942年，高崗和任弼時領導了著名的邊區整風運動，使西北黨受到深刻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提高了馬列主義水平。之後，主持了兩次西北局高干會議，總結了西北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解決了長期爭論的問題。進一步完善了以“三三製”為核心的共和製政權建設，奠定了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的雛型。陝甘寧邊區的鞏固，使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有個安定的後方基地，得以潛心研究馬列主義，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寫了大量著作，形成毛澤東思想體系。邊區建設時期為毛澤東把馬列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實踐檢驗基地。
高崗正是在毛澤東思想體系形成過程中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對他自己教育、鍛練、成熟、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在陝甘寧這座大熔爐裡，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主觀世界。高崗在擔任陝甘寧邊區主要領導者工作的近十年中，始終精心組織“三個模範區域”的建設，並取得了卓越成就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建設的豐富經驗。毛澤東讚揚高崗是“成熟的馬列主義者”，正是延安時期在毛澤東領導下及其身邊工作、學習的結果。
為了實踐新中國民主共和製度，實現三民主義，高崗在1939年第一次邊區參議會議前，親自主持制定並提交第一屆參議會通過《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在實施過程中，高崗又經過大量調查總結，於1941年春主持制定出新民主主義的“五一施政綱領”，黨中央政治局批准，經過了一段試行，受到邊區各級領導和廣大群眾熱烈擁護。 1941年10月17日——11月3日，高崗主持召開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重要報告，對“五一施政綱領”進行進一步的論述，會議就舉行陝甘寧邊區第二屆一次參議會的內容、議程等進行討論決定。會上毛澤東同志作關於思想方法問題的講演，朱德、林拍渠等就邊區軍事、財政等問題作了講話和報告。在同年11月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高崗代表中央西北局向大會作了《關於五一施政綱領的解釋》的報告並提交大會討論通過實施。
這兩個“綱領”規定了邊區實行三民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施政方針和政策，進一步推動了邊區民主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
著名的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領導下進行的。是毛澤東經過長期思考後親自領導的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學習教育運動。她在我黨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這次偉大的整風運動，首先從黨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的首府——延安開始。
整風前，西北局為整風做了充分的準備，派了幾個考察團到基層和部隊調查研究，掌握材料。 1月，高崗率領西北局考察團，用兩個多月的時間到綏德、米脂一帶進行考察，聽取了綏德地委和分區領導匯報了政治、經濟、軍事、黨務工作等問題，廣泛了解情況，與各階層人士談話和閱看有關材料後，考察團30多人分為四個分團，分別到雙湖峪、綏德縣城、保四團進行政治、經濟、軍事和黨務工作的考察。高崗、賈拓夫分別到二、三團指導考察。經過20多天考察後，集中於綏德分區進行初步整理分析，並和綏德分區領導一起座談，對綏德分區工作進行初步研討，提出很多問題。考察團於2月5日來米脂縣進行考察，對米脂縣黨、政(即三三製)、經濟、文化教育和乾部問題進行了解考察。 25日集中於米脂縣城座談，高崗特召集在米脂縣的邊區參議員座談會，李鼎銘副主席參加，聽取了他們對米脂的金融、土地和生產等問題的意見。通過了解考察，發現不少干部對情況了解不夠，工作不深入，區幹部忙於動員工作，調解糾紛和打路條，不知道建立經常的正規工作；特別是黨委有包辦政府的工作；米脂土地問題中，多數未按邊區規定辦事，有的地主多收租子；有的農民少交租子或不交；不少農民怕地主收回土地，懷疑政策變；金融、貿易也存在問題，不能適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要求。
高崗在兩縣考察後，得出“黨的政策還不能夠貫徹到下邊去，幹部不能夠掌握政策，辦法少，解決問題一般化”，不能適應當前形勢結論。同時出版了《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一本小冊子，詳細介紹了綏德、米脂兩地土地和農業生產情況及社會階級關係。
林伯渠帶考察團20多人到甘泉、富縣進行考察。中央軍委和留守兵團組團到部隊調查研究。還有西北局宣傳部、組織部到固臨縣、安定縣等地3個鄉調查研究，並出版《固臨調查》小冊子。青、工、婦也組團到縣、鄉調查研究。這些為整風學習和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整黨、整政、整軍、整財、整學、整民及整機關作風等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毛澤東一直認為江西蘇區的失敗，是黨內一些留洋、赴甦的自稱是“共產國際”代表，擅長引經據典，唯蘇唯書的領導，把一個用鮮血生命創造的根據地和幾十萬紅軍弄得七零八落。毛澤東在1940年12月4日政治局會議上說：“左傾把江西蘇區和大批幹部沒多時弄得淨光，”“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所剩下的只有陝北蘇區，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損失還大……”毛澤東到陝北落腳後寫的《實踐論》、《矛盾論》等光輝著作，旨在糾正唯蘇是從，唯書至上的傾向，要從中國國情實際出發，確立“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使“馬列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延安整風一開始，矛頭自然針對黨內那些赴蘇留洋的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洋八股錯誤在黨內的影響，背後就是斯大林。當時赴甦的所謂理論權威在中央不佔多數，但是他們打上“共產國際代表”、“留蘇學生”的旗號，盛氣凌人，影響著實不小，就連毛澤東也不能不對他們敬而遠之，盡量不涉足“二十八個半”的“專業領地”。康生在整風後期說過一個鮮為人知的情況。他說：“如果不搞延安整風，毛澤東幾乎不敢來中央黨校作報告。”高崗和毛澤東都是王明路線的受害者。毛澤東在江西時深受教條主義嚴重打擊，因而他對教條主義深惡痛絕，他倆交談了江西和陝北肅反的教訓時，自然同病相憐，意氣相投，共同認為“這些歷史經驗教訓，不總結清算，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一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鬥爭，便不能加以克服，非有一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果的”(據張秀山訪談錄)。
六屆六中全會之後，毛澤東連續發表文章、指示，反復強調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統一起來，並決定成立兩個委員會，一個是以毛澤東牽頭的清算歷史的委員會，一個是由陳雲、高崗負責的對過去挨整幹部的審查委員會。整風開始時主要在高中級幹部中進行，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解決唯蘇是從，以書唯上的問題。經過整風運動，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進一步得到鞏固和提高，全黨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空前團結起來。
1941年9至10月間，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王明的錯誤進行批判。高崗參加會議並作批判發言。一些受王明路線影響的同志陸續作了自我批評，如劉少奇、張聞天、周恩來等檢查了過去的錯誤，1943年整風審幹中，周恩來繼續檢討中說，他在武漢時期的政策是錯誤的，並把他錯誤說成是“投降和機會主義”，表示忠於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從莫斯科回來的楊尚昆等也講些鞭撻自己丟臉的話，並幫助王明認識錯誤。在爭論中，有人提到斯大林的一篇文章時，毛澤東說：“你不愧為斯大林分子，斯大林放個屁，你們使勁地聞，還說是香的。”康生在蘇聯期間，每次開會王明講完話，康生站起狂呼：“王明萬歲！”他回國後，王明把康生塞進政治局，見風使舵的康生見毛澤東反對王明，他搖身一變，極力洗清自己，把王明踩到腳下，並說王明是“投降分子”。王明當時抵觸情緒很大，說什麼“名為整三風，實為行四反”(即反對列寧主義、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共黨)。他對張聞天講：這次整風是針對我們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尤其是你，你過去的教條比我們更多。張聞天說，我過去確有很多錯誤，應該好好反省。我這次下去聯繫實際調查，得益不少，頂回了王明的挑撥、拉攏。
中共西北中央局根據中央總學委會的部署，於1942年4月14日，高崗主持召開了負責幹部會議，專題研究了學習計劃，建立了組織領導。邊區成立了總學習委員會，由任弼時、高崗負責領導邊區黨、政、軍等三個學習委員會。黨群系統由西北局常委、組織部長陳正人和楊清（即歐陽欽）負責；軍隊系統由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肖勁光和莫文驊負責。 4月20日，邊區總學委召開會議，學習有關文件，研究部署整風學習。 21日，召開幹部大會，2000多人參加，高崗主持大會並講了話，任弼時作了整風學習動員報告。會上，他們進行思想發動，佈置學習任務，宣讀學習計劃。整風運動開始後，認真學習了中央規定的22個文件，學習和整風成為邊區幹部的中心工作任務。
4月27日，邊區總學委會為了促進學習、總結學習經驗，解決學習中出現的問題，決定由西北局各部門抽調七人組成巡視團，分別到各單位檢查、督促和參加各單位討論學習。高崗及時聽了巡視團的匯報並指導學習運動健康發展。
5月22日，邊區總學委發出通知，決定機關、團體等單位的學習時問延長兩個月，跟中央機關的學習在步驟上保持一致。同時，根據高崗的提議，在巡視團的基礎上，成立了辦公室，龔逢春任主任，陳正人、李卓然、楊清參加領導，並主編了邊區《學習》報，指導、交流學習經驗。
6月2日，在邊區禮堂由高崗主持召開各學委成員、學習組長聯席會議，總結了第一期學習的成績與偏向。會議上任弼時、高崗在講話中指出學習中的一些缺點，存在咬文嚼字的現象，專講文件多，中心思想發揮不夠，聯繫自己思想實際反省少，或者只講他人而不反省自己，即使反省也只是約略涉及幾句。這種偏向的存在，影響學習的效果，不利於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風。高崗在會上，針對存在的偏向，進一步強調了整風學習意義，明確指出：“整風學習，是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鬥爭。”他要求各學委會和單位負責幹部要起帶頭作用，帶頭聯繫實際，帶頭反省，帶頭自我批評。要發揚民主，不論什麼意見都可以講，只有這樣，才有利於正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次會議對邊區整風學習起了極大推動作用，使大家對整風學習的方法、目的更加明確。 6月5日《解放日報》就高崗講話發表了社論：《延安一個月運動的總結》，指出10種偏向和糾正辦法。
8月1日，西北局委員會和總學委會聯合召開會議，對區級機關學習形勢作了初步估計，提出整風學習的總結計劃。 4日，召開各機關、學校、團體等學委會負責人會議，傳達了聯合會議的精神，李卓然對整風學習作了初步總結。而後，用3——5天時間，以學習組為單位，本著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切實解決幹部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問題，反對學習中的形式主義，進行具體的總結。在總結整頓學習的基礎上，轉入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的階段。
其時，西北局召開了邊區各分委、特委以及直屬縣的組織部長聯席會議，西北局各部委、群眾團體負責人參加。高崗在這次會議上佈置了分區、縣級整風學習任務，對全區學習文件，領會精神、提高黨員素質、整頓基層組織，整頓機關作風，加強邊區黨的領導，改進黨風，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執行起到很大作用，收到良好效果。
邊區在整風學習中，始終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決定、指示進行安排的。從4月下旬開始，除了抓緊邊區級機關的整風學習外，西北局先後向基層發出《關於準備整頓三風致各地黨委的信》和《關於在各分區及縣學習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等22個文件的指示》。文件中指出，黨中央及毛澤東同志號召的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整風運動，“是黨在思想上的革命”，並且規定整風學習為今年下半年各級黨委的中心任務。要求各地區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以身作則地把參加學習，領導學習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6、7月間，各地根據西北局的部署，結合下邊的實際，採取各種形式，開展了空前的馬列主義學習活動。
通過自上而下的全黨整風學習，提高了乾部的馬列主義水平，糾正了一些糊塗觀念，樹立了正確的學風、黨風和文風，使黨的思想建設達到了新水平。很重要的一個收穫是使共產黨人懂得了自己的歷史和傳統，懂得以獨立和創造性的方式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通過一遍又一遍學習規定的22個哲學文件，對照自己走過的道路，尋找馬列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方向，使馬列主義水平空前提高。整風學習中，特別抨擊了“洋八股”。所謂的“洋八股”實質就是王明等離開中國國情而亂套照搬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東西，對革命造成極大損失。經過整風運動，使共產黨人弄懂了吸收國外好的經驗，又要“實事求是”地聯繫本國的實際、特色，最終目標是：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思想體系。通過整風學習，這個目的達到了，為黨的“七大”召開作好思想準備。
延安整風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就無法搞清什麼是“左”，什麼是“右”，反對錯誤傾向就會人云亦云，表面上眾口一詞，統一得很，而實際結果只會把黨內思想搞得更亂。整風把解決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問題，作為“第一個重要問題”嚴肅對待。毛澤東同志指出：“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才能抬頭”。高崗強調貫徹毛澤東的這一英明指示，他指出：“只有剷除了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真理才能維護，黨性才能鞏固，革命才能勝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在邊區也是嚴重的，1935年肅反中的錯誤“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產物”。邊區整風和之後的高干會，由於抓住了黨內主要矛盾，使長期不明確的問題迎刃而解，達到了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實現正確領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過延安整風，真正找到了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的道路。
在整頓學風、文風取得初步成績，廣大干部的馬列主義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有所掌握的基礎上，西北局召開歷時88天的高級幹部會議(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也是整頓黨風的重要步驟。這次高干會在我黨歷史上佔居光輝地位，也是延安整風運動繼續深入和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在高干會前，西北局組織了整黨、整政、整軍等七個準備委員會。參加這次高干會的有：陝甘寧邊區黨政軍民學黨員負責幹部97人，分區黨、政和軍隊旅一級負責幹部52人，縣級黨政及軍隊團級幹部117人。參加旁聽的有209人，中央高級幹部學習組的同志和中央黨校的大部分重要負責幹部也都到會旁聽。
黨中央、毛澤東對高干會極為重視。早在8月下旬召開政治局會議，對加強邊區工作進行討論，毛澤東在會上提議由任弼時代表中央指導高干會議。為了做好高干會準備工作，9月初，西北局根據中央政治局決定，發出關於召開高干會的通知。通知指出，這次高級幹部會議主要討論整風、整政、整軍，統一黨政軍民領導關係，精兵簡政和財經等問題。在高干會正式召開前，高崗出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匯報了高干會準備情況，專門研究高於會有關問題，同意西北局對高干會的準備工作和討論的各個決議草案，並決定草案先由高干會討論，在高干會結束前提到中央討論，然後再經高干會通過。
毛澤東同志出席了高干會開幕和閉幕會議，並在會議期問作了長篇重要報告，闡述著名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號召“全邊區要團結在以高崗為首的西北局周圍。”任弼時代表中央自始至終參加和領導了這次會議，並發表了《關於幾個問題的意見》的演說。他說：“如果中央晚來一步，或者是遵義會議以前的中央來到陝北的話，那麼，全國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蘇區——陝北蘇區，怕是會損失了的。”邊區“對於全國、甚至全世界來說，是處在一種中央發言人的地位。”“對於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來說，是處於領袖地位。”朱德、劉少奇、陳雲、彭真、葉劍英、康生、吳玉章、徐特立等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都表示支持西北局以及高崗的工作。會議上，張秀山、馬文瑞、習仲勳、張邦英、賀晉年、劉景範、李卓然、賈拓夫等70多人以親身經歷就邊區歷史和現狀以及各方面的工作發了言。
這次會議是在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的形勢下召開的。當時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轉守為攻，取得偉大勝利，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迫使希特勒從此把整個方針轉入戰略防禦。美、英兩國也加強了它們在太平洋戰線上的實力，開始對日局部反攻。國內在中共的領導下，各抗日根據地軍民，不斷粉碎日寇的“掃蕩”、“清剿”，一些解放區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蔣介石仍堅持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日軍的力量還是強大的，繼續向解放區進攻。作為抗日策源地的陝甘寧邊區，有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在這種形勢下，邊區更應統一思想，凝聚力量，在積蓄與培訓幹部、休整部隊，醫治接回來的傷員，發展生產，支援前方和準備反攻等方面做出更大貢獻，以滿足前方和後方軍民的要求，進一步提高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
這次高干會議，是一次最實際的整風會議。會議運用了整風的精神，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充分發揚黨內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全面地討論了邊區的歷史和現狀，檢討和整頓了邊區黨、政、軍、民、財、學等各方面實際工作中的歪風，取得很大收穫。
這次會議，主要解決了三個重大問題：一、總結了邊區黨的歷史經驗教訓；二、解決了抗戰以來邊區黨內存在的主要偏向問題，糾正黨內鬧獨立性的現象，加強了黨的一元化領導；三、批判了地方工作的官僚主義傾向與軍隊工作中軍閥主義傾向。分析了邊區的現狀，確定了發展生產、教育是邊區黨政軍民等方面今後的基本任務，並為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總結歷史提供了經驗。
一、對於邊區黨內歷史上的問題，中共到陝北後忙於東打西征，沒有來得及解決黨內長期存在的思想分歧與隔閡。同時，邊區黨內許多同志還沒有掌握強有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還不容易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上很好的說明是非使對方心服口服。陝甘根據地是王明路線的重災區，革命鬥爭成果險些被“左”傾路線斷送，一批黨政軍優秀幹部沒有犧牲於敵手，反而成了“左”傾路線執行者的刀下冤魂。如果不做一個公正的結論，將影響許多同志的工作積極性，也影響著黨政軍民之間的團結。整風整黨不得不接觸邊區黨內過去歷史上的一場大爭論而未結論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0月21 日，陳正人在高干會上做了整黨整風的報告。到11月2日，以討論會的形式講了邊區黨內的歷史經驗教訓問題，澄清這個問題涉及邊區黨內歷史上長期的爭論和鬥爭，是一次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邊區實際相結合的的教育。中央決定召開高干會議，就黨內歷史爭論問題，大家共同認真的總結經驗教訓，開展了尖銳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整風的精神，採取研究歷史文獻的方法，進一步明確了政治路線錯了，組織路線必然會錯的的道理，使到會幹部從活生生的歷史現實中，深刻懂得了什麼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及其對黨和革命事業帶來的危害。會上同志們說：“過去毛主席說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如果發展到極點的時候，可以鬧到亡黨、亡國、忘頭的地步，總是不能理解，想著也許是過分的誇張之詞吧！但是，參加了這次高干會後，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才了解了毛主席這些話的真正內涵。”
會議對陝北黨內朱理智、郭洪濤等少數人的錯誤進行了揭發批判，指出了土地革命時期，劉志丹、高崗等同志，根據陝甘邊當時實際情況，規定的依靠山地農村，發動游擊戰爭，創建根據地，發展黨組織，建立紅色政權，建立革命武裝，實行土地革命的策略路線是正確的，肯定了高崗在恢復二十六軍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毛澤東到會聽討論並幾次插話發言。朱理智、郭洪濤、戴季英等在會上作了檢查。
高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11月17、18日用兩天時間，代表中央西北局在高干會上作了《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結論報告。他在報告中，把邊區黨的歷史是非曲直過程從頭細說了一遍，對過去兩條路線的的爭論，錯就錯在不懂得中國和西北的實際情形，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而造成的惡果等作了客觀的、透徹的說明和批評。他說：“這是邊區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會議，是一個大學校。”經過這次“會議的討論，把邊區黨在中央來到陝北前內戰時期特別是後期歷史爭論的問題基本搞清楚了。朱理智等同誌所推行的是反馬列主義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與劉志丹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相對立，並以其錯誤路線來打擊正確路線和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路線是問題的實質，這個問題不檢討清楚，就不能貫徹整風學習和根絕三風不正的路線，就不能獲得全黨在思想上的一致，因而也不能獲得團結全黨的鞏固基礎。”
高崗的報告長達三萬字，分為陝西黨的創立到大革命時代；國共分家到'9·18'事變；反帝同盟軍成立到肅反事件；肅反事件；肅反事件以後和結論等六個部分敘述了邊區黨從創立以來一直同“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建上、軍事上、蘇區政權上、社會政策上、根據地開創上、民族民主革命任務上和統一戰線策略等重大原則問題上鬥爭中前進著。他在報告中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作了嚴肅的批評。他說“左”傾機會主義者不了解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裡的革命，必須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鄉村為主要的根據地”。他們極力反對“槍桿子萬能”，反對以“武裝為主”，反對以“鄉村為主”。他們抄襲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經驗，主張陣地戰，主張以城市為主，以工人為主。他們不了解民族民主革命，必須聯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階級力量，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所以他們反對統一戰線政策，主張打倒一切，不許對國民黨、民團、哥老會及各種上層分子中搞統戰，誰搞了就扣上和“白軍勾搭”。 “富農路線”或“濃厚的土匪色彩”、“土匪路線”帽子。中國政治經濟不平衡，決定了革命的長期性。 “左”傾機會主義者認為革命力量已佔優勢，幻想革命一下子就要全國勝利。在肅反政策上，誇大了反革命力量，把有錯誤的革命同志與反革命分子混淆，“甚至將執行正確路線的革命同志當反革命對待”。在游擊戰爭時期的政權建設，土地改革與乾部政策方面，“左”傾機會主義者搞政權建設正規制度；地主不分田，肉體消滅之，富農分壞田，並侵犯中農的利益；合他們口味的干部就拉攏提拔，否則就排擠打擊。他指出，“左”傾機會主義者堅持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路線”，是“三風不正的必然產物”。杜衡、朱理智等人，在“軍事、民運、黨務等及一切政策問題上，不從實際出發，不進行調查研究，而只憑書本上的教條和腦子的空想辦事”。他們寫文章言之無物，誇誇其談，是“典型的黨八股”。從三風不正的危害中，我們深刻體會到“三風不正足以亡黨亡國亡頭的滋味”。高崗在報告中就“路線鬥爭變為肅反”的錯誤產生的根源及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品質上作了嚴肅地分析批判。
他最後強調，歷史的教訓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凡是有實際經驗的老幹部，必須努力學理論，才能抵制與克服錯誤的東西。一切新的知識分子乾部，必須到實際工作中去，取得經驗，學會“把自己與農民和槍桿子結合起來。這是我黨進一步布爾什維克的重要關鍵。”他告訴人們一個結論：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高崗還指出：“過去站在正確路線方面的同志切勿因此自滿，必須努力學習文化和馬列主義理論，同時希望革命知識分子務須深入基層，與農民和槍桿子結合，只有這樣才不致重蹈主觀主義的複轍。”高崗在報告最後提出五條建議：1．對過去在錯誤肅反中一切被冤屈的同志，應當替他們申冤，摘去他們“機會主義”帽子。 2．請求中央取消過去認為被捕同志裡“右傾取消主義及對反革命自由主義”的決定。 3．希望犯左傾錯誤的同志痛改前非，繼續為革命工作。希望其他同志本著治病救人精神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加以幫助。 4．對所有到會同志，希望都能認識這場思想鬥爭，同時也是教育了我們自己，應該用這種精神貫徹整風學習，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來整自己整現在。 5．提議把這段歷史作為乾部教育材料。
他號召：“我們要在中央與西北局統一領導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克服工作中的弱點和缺點，以迎接我們黨當前的任務。邊區黨在全國是有特殊地位的，因此，在邊區工作著的每個同志，也是有特殊任務的，希望全體同志努力前進！”
高崗的報告，使大家了解了整頓“三風”的豐富內容與偉大意義，進一步了解了真正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規律，了解了邊區與高崗本人。 “高崗對西北情形熟悉到那樣的如數家珍，對於決定政策那樣的慎重而有創造性，對於革命利益和黨的原則又是那樣堅定的忠誠，對於犯錯誤的同志也抱著那樣治病救人的態度，這些都使人覺得，西北老百姓擁護他做領袖，親熱的喚他做'我們的高司令'，中共中央決定他做西北局書記，要他代表中央領導西北和邊區的一切工作，完全不是偶然的。”(《解放日報》)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報告中說：“外地干部比較本地干部，對熟悉情況和聯繫群眾這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的情況了解，對於和陝北人民的聯繫，和高崗同志他們比較起來差得多。”
毛澤東、任弼時同志在高干會上講話時，對西北黨內歷史問題討論結論給予了肯定，對高干會給予肯定。高干會解決了陝甘的歷史遺留問題，肅清了“左”傾錯誤影響，糾正了黨政軍中的不良傾向，統一了思想認識，統一了黨的領導。毛澤東號召西北的全體幹部一定要團結在高崗同志周圍，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聽取討論發言和弄清情況後，於12月12日，發出黨中央《關於1935年陝北(包括陝甘)問題重新審查決定》，指出，劉志丹、高崗同誌所領導執行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1934年——1935年間陝北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時，在朱理智、郭洪濤的高壓政策下，依然堅持原則和正確路線。而朱、郭是王明路線在陝北的執行者。 “當陝北'肅反'問題未徹底弄清楚前，他們一貫把握了布爾什維克立場和態度，這是值得我黨同志學習和效仿的。”“朱理智等同誌所主持的'肅以'將陝北蘇區和紅軍創造者劉志丹、高崗、張秀山、楊森等同志逮捕並殺害了二百以上的黨政軍幹部，這種將黨的最好乾部誣認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殺害，不僅完全是錯誤，而且是革命的罪惡。”並決定撤銷朱理智陝甘寧邊區銀行行長職務，撤銷郭洪濤中共山東分局書記的職務。
二、邊區黨內歷史問題作了結論以後，會議轉入討論當前工作。 11月21日、23日，毛主席作了關於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的解釋演講，一面概括了歷史的教訓，指出了與錯誤路線作鬥爭的必要。他說：“你們現在作一個西北的結論，是很好的。”我們雖然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但要歷史觀念上怕當地反映歷史是不容易的。經過這樣的磨折，這樣多年，“這次高干會才把歷史搞清楚。”一面指出了當前工作中的偏向，特別是鬧獨立性和自由主義的偏向。他說：“邊區黨從1938年5月由高崗同志領導，克服了抗戰後存在過一個時期對統一戰線政策上的右傾和乾部政策上的宗派主義以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是與中央路線符合的，黨內也沒有產生過其他的錯誤路線。但是政府中、軍隊中、民眾團體中的黨，對於黨的政策和組織都還有不尊重的地方”，政、軍、民之間的關係，“地方黨的組織成份，整個黨的領導作風，都還有不健全的地方。為了使邊區黨真正實現斯大林提出的十二條要求，這些缺點不能不加以切實揭發和改正。”
大會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由高崗作了關於統一黨的領導的報告，林伯渠作了整頓邊區政府問題的報告，賀龍作了整軍的報告，陳正人作了整頓民眾團體的報告，採取討論歷史問題方法，對抗戰以來邊區黨內思想偏向問題即黨內的鬧獨立性的問題，政權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問題，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軍隊至上傾向等進行檢討糾正。高崗提醒大家說，這次討論比歷史問題討論更艱鉅，所說艱鉅就是要涉及到許多具體問題和負責人本身的問題。
參加大會的黨政軍各方面的干部，都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揭發和檢討了邊區存在的主要問題，思想上的主觀主義殘餘，政策上的糊塗觀念和不顧客觀環境的所謂“仁政”的思想；組織上的鬧獨立性、自由主義；在實際工作中缺乏調查研究，處理問題時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在統戰工作中只講聯合不講鬥爭或者只講鬥爭不講聯合的傾向；實行“三三製”中的關門主義的殘餘，或放棄原則的偏見，強調民主形式，不講民主的內容，只講民主，忽視集中，對上級的指示不夠尊重甚至不貫徹執行；在領導上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老一套”的毛病等。經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做到既弄通思想，增強了團結，又解決存在的偏向問題。黨員幹部都感到思想上有很大提高，感情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達到了清除不良傾向，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的目的。使到會的干部明確了是非，認識到“只有路線上、政策上、組織上完全統一的黨，才能稱為真正布爾什維克黨，才能更有力量來建設邊區，支援抗戰”。獨一旅旅長說：“參加這次會是最徹底的整風，不但脫了褲子，還洗了澡，擦了背，一切大的毛病小的毛病都揭露了，都醫治了，使我得到了最寶貴的教育。”
為了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會議明確規定：邊區一級黨、政、軍、民的工作全歸以高崗為首的西北局統一領導，分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工作歸分區地方委員會統一領導，其餘縣、區以此類推。通過這次高干會，使中共西北黨更加團結，風雨兼程，銳意進取，勇往直前，蓬勃向上。 《解放日報》發表高崗在11月初紀念蘇聯十月革命25週年的題為《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文章裡說：“蘇聯一國，終於擋住了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希特勒及其歐洲匪幫的進攻”。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使納粹的戰略進攻歸於破產，確定了同盟國轉取主動的局面。 “為什麼蘇聯能替人類完成這樣偉大的任務呢？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條件，就是蘇聯有一個布爾什維克黨，斯大林領導的一元化的聯共黨。”“在保衛蘇聯的戰爭中，全蘇人民都在聯共黨的領導下，無論後方和前方，士兵和工人，老人和小孩，像一個人一樣的同法西斯德國搏鬥著。”“這種堅強團結，步調一致，就是蘇聯能夠戰勝納粹的最基本條件。”
高崗在文章中還說：“今天紀念十月革命25週年的時候，我們邊區黨要向聯共黨學習的，主要就是這種布爾什維克的一元化、統一性的精神。如果沒有這種精神，步伐不齊，各自為政，是無法戰勝敵人的。”
他向全邊區黨員和黨政軍各部門工作的黨員號召，“我們要堅決執行中央的路線，我們要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的周圍，我們一定要在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領導這方面做模範！”他旗幟鮮明地第一次提出“團結在毛澤東同志周圍”的號召。這是自毛澤東擔任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後，從公開文件中首次見到的提法。
高干會把學習、整風和改革三者緊密結合起來，在高崗的提議下，會議作出發起擁政愛民擁軍優抗運動的決定，軍擁政愛民，民擁軍優抗蔚然成風，使黨政軍民之間的關係大大改善，出現團結抗戰，團結建設的新局面，並為我黨我軍創建了優良傳統，直到現今仍發揚光大。
三、高干會的第三個收穫，認真檢討了抗戰以來的建設事業。會議指出，必須糾正過去邊區不顧本身的具體條件和政治情況，想“百端並舉”、“樣樣做模範”、“樣樣是中心”的急躁思想，大會按照毛主席為會議作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書面報告，經過會議討論，明確地規定生產和教育是邊區建設的兩大中心，並且以發展生產為基本任務。
會議圍繞以上三個主要問題，經過深入檢討，在組織上、思想上和路線、政策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團結的局面，發展了理論聯繫實際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特別是搞明白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問題。 1943年1月6日，報經中央批准，西北局設立常委會和辦公廳，常委有高崗、林伯渠、賀龍、陳正人、賈拓夫(兼辦公廳秘書長)。會議上，高崗代表西北局宣布了毛澤東親筆題寫的獎狀，表彰了王震、馬文瑞、馬錫伍、羅成德、賀晉年、王世泰、習仲勳、王丕年、劉秉溫等22位模範，同時處分了6名假公濟私、貪污腐化的干部，落實了獎罰嚴明的政策。
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賈拓夫受高崗委託，傳達了高干會討論的各項問題。與會的民主人士一致讚揚高干會的成功。民主人士、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先生說：“這次會議是思想上與製度上的大轉變，將來貫徹下去，見諸實行，才是我們的收穫。我們黨外人士，國共兩黨都是大黨，但無黨無派的人總佔多數。去年共產黨提出整風運動，秋後又開高干會，是把思想問題見諸實施，是一貫的精神。而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據我看是為了與全國人民攜手。以偉大的黨與全國人民攜起手來，才是偉大的作風。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