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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第九章開闢陝寧蒙邊根據地

高崗 张思铨 21380 2018-03-16
高崗是伊盟地區點燃革命火炬,傳播革命真理,領導人民衝破黑暗,迎來曙光的第一個共產黨人。 1926年秋,陝北革命初創時期,高崗隻身到伊克昭盟的烏審旗開展革命活動,發展黨員,在納林河成立第一個黨小組,播下革命火種。 10年後的1936年春,他率騎兵團開到伊盟地區,貫徹執行黨中央《三五宣言》,開創綏蒙根據地。他堅持“接近上層,爭取中層,團結下層”和“不拉土豪劣紳”的方針政策,廣泛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黨組織和民族自治政權,擴充軍隊,戌守北邊,保衛黨中央,保衛邊區。在實踐中經受住了考驗,為我黨團結各少數民族共同抗日,探索了經驗,做出了貢獻,贏得了蒙古民族的愛戴,他們親切地稱“我們的高司令”。 1934年赤源縣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沿長城的威武、清坪兩堡東、南地區成了解放區,長城北面有曹動之、吳亞雄、郝玉山等帶領游擊隊開展革命活動。 1935年夏,靖邊解放後建立了長城、威武、清坪等區鄉政權,游擊隊活動異常活躍。秋冬,大部隊南下作戰,打擊“圍剿”蘇區的東北軍又遭錯誤的肅反,敵人趁機將魔瓜伸進靖邊等地。傅作義派一支騎兵部隊進駐張家畔,士兵著黃衣,馬是土黃色,故群眾稱“黃馬隊”。黃馬隊進駐後,勾結慣匪張廷芝和靖邊、橫山的駐軍、地方武裝以及投敵叛變分子,串通一起,四面出擊,為非作歹,“圍剿”蘇區,到處擄掠搶劫,捕殺共產黨員、游擊隊員、基層幹部,殘酷迫害群眾,破壞蘇維埃政權,逼迫群眾交糧送草,攤派苛捐雜稅,修寨建堡,成立保甲,逼民上寨,瓦解我黨政組織,加強反動統治。赤源縣六區主席投敵後向閆家寨子反動派遞送情報,密告游擊隊組織和活動情況,出謀劃策攻打蘇區黨政機關。八區主席楊國太叛變後充當了國民黨橫山縣威武堡清鄉團副隊長(51年被鎮壓),帶引國民黨隊伍多次襲擊我區鄉政府。 。橫山縣五堡民團團總曹仰漢(後被鎮壓)帶領民團到威武、長城、清坪解放區清戶口、查“敵情”,建立“鏟共義勇軍”和“肅反”組織,進行“肅反”,消滅“赤匪”。他們組織建立連環保,一家有事,全甲擔保,隱藏不報,與“匪”同罪,先後殺害了我區鄉干部許懷生、韓步雲、孫祥清、邵二騾、劉應歧、張文廣、張繼生等多人,嚴刑拷打赤衛軍幹部卜培英、張寶山等。在一片白色恐怖籠罩長城內外的情況下,革命隊伍內少數不堅定者動搖妥協,有的脫離革命隊伍,個別的投敵叛變;有的當了敵人的走狗,搖身一變成了“鏟共義勇隊”的頭頭,帶領還鄉團和投敵叛變分子,借助黃馬隊勢力和熟悉當地情況大肆騷擾,使陝蒙邊界、長城內外我區鄉政府一度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堅持下來的工作人員隨游擊隊轉移到無定河以南山區活動。蘆河北及長城外被敵人侵占,剛獲得解放的人民又處在黑暗統治的水火之中。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在瓦窯堡發表了《對蒙古人民的宣言》(亦稱三·五宣言)。 “宣言”明確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進攻面前,蒙古人民只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甘受日本帝國主義及中國軍閥的宰割,作他們的砲灰而趨滅亡”;一條是“乘機奮起,努力圖強,以爭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宣言以大量的事實,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妄圖實現其“欲占領中國,必先佔領滿蒙;欲稱霸於全世界,必先佔領中國”的侵略野心。宣言指出日本侵蒙的目的是“把你們的土地當作戰場,人民當作炮灰,以達到它進攻中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並最後消滅蒙古族。何況還有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軍閥,作日本帝國主義的清道夫,加速內蒙古民族之滅亡。”

黨中央政治局於35年12月通過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把蒙回兩族(首先是蒙族)反日、反中國統治者的鬥爭,提高到武裝鬥爭的程度,並把他們的鬥爭同我們的鬥爭直接結合起來。”宣言、決定為蒙古民族解放鬥爭指明了方向,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對蒙古民族的政策,號召蒙古族要“自覺組織起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於內蒙古領域以外,則誰敢謂成吉思汗之子孫可欺也。”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說:“少數民族,特別是內蒙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下,正在起來鬥爭……將和華北人民的鬥爭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匯合在一起。” 高崗以毛澤東指示為指針,以“宣言”、“決定”為武器,率部到塞外開展革命工作,計劃到東勝一帶開創根據地。

伊盟,位於鄂爾多斯草原和毛烏素沙漠腹地,在陝、寧、綏三省區交接處與山西晉西北隔河(黃河)相望,屬陝甘蘇區的北大門,又是日軍從綏遠向陝甘蘇區進攻的前哨重點,日偽、蒙姦和國民黨爭奪的焦點地區之一。開闢伊盟地區的革命工作,創造根據地,爭取與團結強悍的蒙古民族一道抗擊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侵略者,保衛黨中央在陝北站穩腳跟,保衛陝甘寧根據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伊盟地區,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戰亂頻頻,也是物華天寶之地,盛產食鹽、煤炭、皮毛,又是中華民族發祥地——河套地區。據史志記載,遠古時期,這裡是汪洋大海,到侏羅紀變成了陸地,北部的陰山拔地而起,伊盟東部和接壤的神府、榆橫屬下游地段,地下水位高,沙泥土質沉積,為植物生長提供了條件,形成茂密森林地帶。秦漢時代,毛烏素地區是“沃野千里食稼殷積”,“水草豐美”,“群羊塞道”的農牧業均為發展的“塞外桃園”。公元400年初,匈奴赫連勃勃在“駭浪驚濤”的無定河畔修築統萬城為大夏王朝國都,居民20萬,甚是繁華,是個“臨廣澤而帶清流”的都市。唐朝中後期,由於民族間紛爭頻繁,爭奪這塊寶地的戰爭迭起,屯兵、戰爭、開墾和放火燒荒致惡性循環,到公元八、九百年,逐漸退化到茫茫沙漠,統萬城(即白城)“深處沙漠之中”。清朝時期破壞更為嚴重,腐敗的清王朝以“借地養民”的名義,大量放墾,到解放時期伊盟80%土地沙化,沙漠面積達1750多萬畝。伊盟各族人民處在食不胞腹,衣不蔽體的境地。伊盟人民渴望革命黨來拯救。

伊盟地區是強悍善騎射的成吉思汗的發跡和陵寢之地。曾經在這裡發生反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和本世紀二十年代旨在反帝反封建王公貴族的“獨貴龍”運動,給予反動統治者以沉重打擊。 日本侵占東三省後勾結蒙姦德王和李守信侵占華北和內蒙地區,妄圖征服滿蒙乃至佔領全中國。抗日戰爭中,日偽勾結國民黨反動派,把伊盟作為從北面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前哨陣地,與我爭奪甚為激烈。 1936年1月底,高崗帶騎兵團開到張家畔、龍洲界一帶活動,和這里活動的曹動之蒙漢游擊隊會師。廣大群眾奔走相告“大紅軍上來了!”騎兵團和游擊隊形成打擊敵人的拳頭。正在策劃打擊“黃馬隊”的部署,黃馬隊慌忙逃回綏遠。高崗率騎兵團收復了張家畔作為立腳點,招兵買馬向伊盟地區擴展,相繼解放了檸條梁、掌高兔、大石砭、黃大樑、雷龍灣、巴兔灣、納林河等地區,拔除十多處敵人據點,恢復和建立紅色政權,發展黨組織,擴大紅軍,拓寬游擊區。 1936年2月張愛萍為此作詩一首《長城揚威》:

瀚海萬頃起波瀾,長城內外鐵騎暄。 連克檸條(梁)張家畔,百里揚鞭奏凱還。 張家畔收復後,高崗指揮部隊乘勝開進伊盟的烏審旗,宣傳“三五宣言”,開展游擊運動。他針對蒙古民族好客、厚道和拈香拜把的風俗習慣,廣結“安達”(即拜把),交識了一批蒙古族上層人士和伊盟群眾,爭取團結蒙族和漢族聯合起來,一致對付日軍和國民黨軍閥,點燃了伊盟地區少數民族解放鬥爭的燎原烈火。 2月,高崗在榆地溝(現屬橫山縣塔灣鄉)何滿金家召開會議,研究決定成立烏審縣蘇維埃政權,在思家窪(即長城區所在地)宣布成立了伊盟地區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和中共烏審縣委,設置一套與漢族地區一樣稱謂的黨政軍群機構,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田萬生,縣委書記趙成書,組織部長曹步誠,宣傳部長白永成,軍事部長李林凡,公安局長張文清。還組建了一支20多人保安隊,負責保衛蘇維埃政權。

這是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第一次建立縣級政權。烏審縣黨政機關建立後,高崗指揮騎兵團積極配合烏審縣新政權開展伊盟革命活動,宣傳中共路線、政策,做好內蒙古民族上層人士的統一戰線工作,在牧民中發展中共組織。高崗深入蒙族群眾,親自發展牧民武八石、蘭慶山、陶日告岱等加入中共組織。由於生活、語言、風俗不同,開展工作極為困難,派出去的干部以放牧、趕腳、貨郎、行醫、安牙、畫畫、算命等為掩護,有的當喇嘛,學佛經,採取拈香結拜、送禮品等辦法拉關係、搞工作;有的打進王府內部,視探情報,分化瓦解,接近上層,爭取中層,團結下層。 烏審縣政府成立後上報中央,受到中央的批評並令撤銷了烏審縣政權。中央在批示中指出,成立烏審縣是錯誤的,改旗設縣是大漢族主義的做法,伊盟地區剛開展活動,在蒙古民族地區搞縣制會引起蒙古族人民的懷疑和不滿。中央指示說:“今天在蒙人中主要策略應該是全民族的統一戰線。”“我們尊重少數民族的傳統和習慣,不急於赤化蒙地,意義在於使其成為一個緩沖地帶以應付敵人,減少敵人進攻烏審的藉口,使烏審有充分的時間來進行統一戰線的組織及工作,以對付內蒙兇惡強大的民族敵人。……要把烏審旗作為一個模範。”尊照中央的指示,於2月底將烏審縣政府撤銷了,中共烏審縣委改為烏審旗工委。事實證明,中央的指示英明正確,當時有些蒙古同胞對成立烏審縣很不滿,懷疑是不是要佔領伊盟地區,及時糾正錯誤,受到蒙古族的好評。高崗經過這次烏審縣成立和撤銷的變動,進一步理解、明確了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烏審旗和橫山接壤,兩地群眾結親、交往甚密。高崗在橫山一高和榆林中學上學時,結識一些伊盟的學生,了解蒙古族的風俗和習慣。 1926年秋,高崗到烏審旗開展革命活動。據伊盟黨史資料記載:“陝北共產黨創造人之一的高崗和一位姓思的,一個姓魏的人(即魏剛),在烏審旗河南地區,與牧民巴音圖等人歃血為盟,結為'拜識'兄弟,說明他們不是第一次相見,而是早已熟悉了。高崗是迄今所知第一個進入伊盟的中國共產黨員。”1935年春夏之交紅軍在陝北活動、戰爭時,高崗派曹動之、陸佔金等在蒙古族人民中開展統戰工作,發展中共黨員,做烏審旗保安司令部的統戰工作,王爺府那素營長即到橫山找高崗協商邊界糾紛。 1936年春,高崗帶騎兵團到長城線一帶活動,烏審旗保安司令部的副官奇國賢聞訊決心投靠紅軍,

通過地下共產黨員張金貴引薦來到騎兵團駐地,受到高崗等熱烈歡迎。他們殺豬宰羊,款待奇副官,並由王維杰老人扶香,高崗、張愛萍、曹動之、吳亞雄、田萬生、張金貴、趙成書、高德義和奇國賢拈香結拜,歃血結盟為生死弟兄。晚上吃喝彈唱,熱鬧非常。在場群眾即席縱情唱起蒙漢人民心連心的歌曲,為結盟宴會助興。 第二天,高崗、張愛萍陪同奇國賢到羊虎台騎兵團營地參觀。紅軍全副武裝,列隊歡迎奇國賢,暴風雨般掌聲和口號響成一片:“熱烈歡迎烏審旗王爺府副官!”“蒙漢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大漢族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在舉行的歡迎大會上,高崗、奇國賢分別講了話。 會後,高崗等向奇國賢交談了烏審旗情況,佈置了開展烏審旗的統一戰線工作任務。高崗說:“奇副官來找共產黨,和我們交朋友,參加革命,我們十分歡迎。烏審旗蒙古族人民受壓迫最深,我們要幫助你們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希望你回去多聯繫蒙古人民,廣泛開展工作,宣傳共產黨的抗日反蔣主張。”

“我早就听說紅軍是真心實意幫助蒙古人的。我在北京、西安亦有所聞,我看紅軍是消滅不了的,將來是要得天下的,百聞不如一見,共產黨、紅軍如此關心蒙古人的事業,我們蒙人有希望了。”奇國賢向高崗談了自己的看法。 曹動之說:“我們如今拈了香,就是一家兄弟嘛!黨中央、毛主席制訂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希望奇副官回去後多跟王公上層聯繫,宣傳黨的政策,和我們一道工作,並以副官的身份團結好部隊中的兄弟。” 奇國賢離開部隊駐地時將一匹大青鬃馬贈給高崗作為坐騎,還贈送了一些酥油、奶酪等蒙人食品。高崗代表騎兵團送奇國賢一頭騾子和兩支馬槍及一些子彈。奇國賢在接受禮物時說:“草原上的人最善於識別狼和羊,成吉思汗的子孫懂得怎樣與朋友交往。”

高崗到伊盟做蒙古族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首先在烏審旗王爺府打開局面。奇國賢回去根據高崗的要求一心投入抗日民族統戰工作,向烏審旗王爺奇德山和他的部隊宣傳中共的民族統戰方針、政策和抗日主張,奇德山為和共產黨拉關係提任奇國賢為協理,先後爭取團結過來奇金山(保安部隊副團長)和奇國華(王府隊長)、那素(王府營長)、王悅豐(保安部隊中隊長)等投入革命,此後拉出一個團的兵力,在我黨領導下建立了一支民族武裝,為開闢烏審根據地做出了貢獻。 奇國賢身在烏審旗王府,經常和中共負責人高崗及烏審旗工委負責人曹動之、田萬生等同志聯繫,接受黨組織佈置的任務,向蒙古同胞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鼓勵蒙古青年跟共產黨鬧革命,打倒日本。先後有趙玉山、存根等一批蒙族牧民走上革命道路。高崗爭取一人,團結一層,聯繫一片。正如毛澤東同志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的“內蒙民族正在將華北人民的鬥爭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匯合在一起。” 騎兵團和蒙漢游擊隊,在高崗的領導下馳騁於古長城內外、無定河兩岸的陝蒙寧邊的伊盟草原和陝西的橫山、靖邊、定邊及寧夏的鹽池等地,開展游擊戰爭,運用政治宣傳和武裝開路的措施,除惡揚善,打富濟貧(漢人地區),擴充武裝,建立組織,籌措經費,準備進入東勝地區創建根據地。 1936年3月,高崗、張愛萍率騎兵團向北開進時,由張愛萍指揮在胡石窯溝(現屬橫山)宣傳抗日,籌措經費,沒收煙土(這裡種洋菸),被橫山縣響水、黨岔國民黨駐軍500多人包圍。騎兵部隊正在吃飯時,敵人突然三面發起攻擊,騎兵衝,步兵圍,紅軍奮起反擊,經過激烈戰鬥,斃傷敵幾十人,終因寡不敵眾又在溝裡,騎兵無法展開而被敵人打散。張愛萍等率小部分戰士衝出包圍。正在波羅某村召開地下黨員會的高崗聞訊,會未開完迅速跑到波羅沙河等村,集合了被沖散的騎兵隊員。這次戰鬥損失很大,我騎兵團傷、亡慘重,還犧牲了三連指導員齊志珍。戰士張生榮(外號叫灰張四)等三人被敵人圍到無定河邊黑峁墩河灘,敵人口喊交槍不殺,其他兩人把槍放下,被敵人“叭!叭!”兩槍打死。張生榮見交槍也活不了,急中生智,趁鞋子陷進泥灘裡拔出赤腳片子沒命地向沙坡爬上去,敵騎馬上陡沙坡不行,只管打槍。張生榮跑中覺得左肩下一震,跑到沙窩裡鼻口出血,渾身汗水淋漓,脫下衣服一看,棉襖被子彈打開一個窟窿,子彈頭還在羊毛絮裡裝著。張生榮說:“看到子彈在衣服裡,盤算起真害怕,多虧老先人沒做虧人事。”高崗聽了張生榮報告後說:“灰張四急中生智,撿得一條命,真是死裡逃生,三生有幸。要不是把鞋脫掉,沙坡就爬不上去,可能成烈士了。”他號召部隊學習張生榮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扛槍桿子就要不怕死,才能你死我活,遂決定提任副排長。 這次戰鬥中,騎兵團被敵人虜了幾名戰士。敵營長派兵將紅軍戰士往榆林押送,路過魚河堡天黑住宿,鎖在一房子裡的紅軍戰士互相背靠背把繩子解開從窗子爬出,將敵兵砸倒,逃跑回來歸隊。高崗說“你們幹得對!你不砸倒他,送到榆林就沒命了。” 由於在胡石窯溝戰鬥受挫,張愛萍被調到瓦窯堡紅大學習,作了檢討,並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進軍東勝計劃取消。 高崗率部隊回到長城區樓溝等地休整。他對田萬生說“胡石窯溝這次失利,完全吃大意的虧。他們正在弄飯吃,山上連哨也沒布,只顧收沒富豪洋菸。敵人來得急,他們只有向西沙撤。但西沙又是陡坡,無法快速撤走,部隊被打散了。”“這次一無所獲,犧牲一個指導員,張政委險些送了命。此仇遲早要報!”為了擴充民族武裝,高崗從騎兵團抽出幾十條槍給烏審旗工委和長城區,武裝了地方游擊隊,工委和區鄉干部都有了槍,既是政權機關幹部,又是游擊隊的領導和隊員,為發展和鞏固根據地提供了條件。騎兵團和蒙漢游擊隊在高崗的統一指揮下,有分有合,需要集中就集中起來,需要分散游擊就分開活動,出沒在長城內外的沙漠草地,拔除了烏審旗和靖(邊)橫(山)邊界的敵人據點,摧毀了保甲制。然後,騎兵團向檸條梁、安邊、定邊和寧夏鹽池縣發展,開展游擊活動,偵察敵情,擴大影響,以策應和迎接紅軍主力西征。 紅軍主力高舉抗日救國旗幟奮勇東征前進時,蔣介石、閆錫山糾集大批軍隊對紅軍反撲。蔣介石飛抵太原親自部署進攻東征紅軍的事宜。紅軍在敵優勢兵力的壓迫下逐步由進攻轉入防禦。此時高崗指揮騎兵團、游擊隊在西線戰場打開局面,為紅軍主力西征創造了條件。 為了顧全抗日大局,促成國共一致抗日,毛澤東主席率東征紅軍回師陝北,以保存抗日力量。 5月初,黨中央向國民黨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中旬在陝北延川縣太相寺召開一方面軍團以上乾部會議,總結了東征的經驗教訓,強調了軍隊紀律,提出了西征的戰略決策,決定成立西方野戰軍,任命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 5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聯名發布了西征的命令。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東征取得了大勝利,擴大了我黨的政治影響,壯大了紅軍隊伍,還籌備到糧款。他最後用極低沉的語調說“我們也有很大的損失,這就是劉志丹同志陣前犧牲了……” 紅軍回師陝北很長一段時間,高崗獲悉一起戰鬥十多年的親密戰友劉志丹犧牲的噩耗,痛哭流涕,沒想到他抗日的壯志未酬,竟倒在東征抗日的路上,“出征初捷身先死”。他化悲痛為力量,積極協助西征主力解放檸條梁、定邊、鹽池,開闢陝綏寧邊根據地。 西征野戰軍分兩路向甘肅、寧夏和三邊挺進。左權為軍長、聶榮臻為政委組成左路軍率8000多人,經永坪、蟠龍、吳起西進,連克曲子、環縣、阜城等地,直抵寧夏清水河一帶,解放了大片地區。徐海東為軍長,程子華為政委組成了右路軍率6000餘人,從延川、賈家坪出發,經安塞、靖邊、保安等地向三邊高原進發。高崗率騎兵團和蒙漢游擊隊迎接紅軍主力西征,積極提供敵情,配合作戰,動員群眾籌糧備草,保障後勤供應。 5月27日,高崗率騎兵團配合紅軍主力二十八軍首戰靖邊縣檸條梁告捷,旋即包圍了安邊城守敵。 6月17日解放了定邊縣城,全殲守敵350多人,繳獲大量槍支、180匹馬及物資。紅軍乘勝前進,於19日配合韓先楚、崔田民率領的七十八師,包圍了寧夏的鹽池縣城,經過兩小時激戰未克。 20日,七十八師圍城不打,高崗佈置騎兵團到城周圍做群眾工作,偵察敵情,摸好地形,了解到守城之敵對馬鴻逵的統治不滿,不會頑抗的情況。根據偵察的情況,高崗提議強攻鹽池縣城。 21日集中火力發起攻擊,一舉攻克鹽池縣城,湯澆蟻窩,殲滅守敵一個營、一個民團和縣警隊等近千人,繳獲戰馬200多匹和大量槍支、彈藥、物資及一部電台,擊斃敵營長孫兆祥和公安局長。 5天連克兩縣城一鎮,高崗親自組建了定邊、鹽池、安邊三個縣的縣委和縣蘇維埃政府,立即進行組織動員恢復城市戰爭創傷,整頓城市秩序,開展工商營業,發展生產特別是鹽業生產,為鞏固三邊和開闢伊盟後套地區提供了前提和建立了後方基地。至此除安邊城、閆家寨子敵人佔領外,三邊城鄉一片紅。 定邊、鹽池解放後為開創綏蒙建立了鞏固的後方基地。高崗借助紅軍主力西征所向披靡的東風,積極準備進軍綏蒙後套的部署,先派田萬生等到召皇、三段地了解敵情,觀察地形。田萬生在偵察敵情、地形時,從一個大邊商閒談中意外地獲知榆林駐軍派部隊已到城川增援安邊守敵的情況,他連早飯未顧吃疾速回來向我圍困安邊的部隊、高崗等領導匯報。圍城部隊及時調整部署,伏擊了增援的敵人,取得勝利,使榆林敵人再未敢輕舉妄動。 其時,中央決定成立蒙古游擊隊指揮部,任命高崗為司令。他率騎兵團和蒙漢游擊隊先後從鹽池縣、定邊縣出發,向鄂托克旗馳進,武裝開闢綏蒙後套根據地。他們宣傳“三五宣言”,堅持黨的民族政策,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擊反動勢力,清剿土匪,動員各族人民團結一致,抗擊國民黨反動派,抗擊日寇的入侵。紅軍在日夜急行軍中,觸動了高崗追古思今的幽情,他竟然講起了歷史故事。一個支隊長風趣地說“王昭君出塞為了蒙漢人民團結做出貢獻,留芳千古。我們紅軍出塞,解放蒙古民族,功垂萬年!”在行軍中,針對部分戰士對草原騎兵作戰畏難情緒,高崗動員能編善唱的戰士自編自唱起攻打騎兵戰歌: 這麼一唱,消除了部隊夜行軍中的疲勞和一些戰士害怕敵騎兵的心理,渾身是勁,躍馬揚鞭,越走越快。這支兵強馬壯、英勇善戰的鐵騎經過兩天晝夜兼程,沿途趕跑和打散傲包池、苟池、北大池和哈拉騰、召皇一帶盤踞和流竄的幾股土匪和民團,騎兵團開進了二道川、馬場井、三段地。司令部駐紮在水漫塘指揮部隊消滅土匪,打擊民團,趕跑了馬鴻逵的駐軍,將鹽池奪回來。解放了鄂托克旗大片地區,建立了伊盟地區的第二塊根據地。騎兵團初到三段地,在國民黨和王公貴族的反動宣傳下,不少蒙古群眾不了解紅軍的政策,有些人逃到草原、沙圪勞裡藏起來,一些漢人也把糧食財物藏起來。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沙漠地帶,部隊供給成嚴重困難。 7月13(即農曆5月25日),民間傳說是龍王爺聚會布雨的日子,馬場井一個龍王廟上聚集很多人求天降雨,殺羊領牲。燉在鍋裡的羊肉快要熟的時候,高崗帶領紅軍路過,群眾見紅軍來了驚恐萬狀,以為羊肉吃不成了。高崗隨即發表講話:“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來幫助蒙古族同胞打反動派,抵抗日本的進攻。”經過他和藹親切和深入淺出地講解紅軍的政策、抗日主張和紀律,蒙漢勞動人民是一家的階級兄弟的宣傳。群眾交頭接耳,議論紅軍並不像“殺人放火”那樣的“土匪”,大家要紅軍吃羊肉。高崗說:你們領牲求雨,羊肉應由你們吃,龍王爺才認為你們誠心,說不定就降雨救生了。大家都笑了,氣氛輕鬆了,消除了害怕紅軍的心理。 面對困難形勢,高崗親自組織部隊學習有關民族政策,講解蒙古族的風俗習慣,嚴格紅軍紀律,部隊以連排為單位,分配到各地挨村逐戶宣傳黨的政策,打擊、消滅土匪、民團。部隊所到之處,嚴守紀律,對蒙民的財產秋毫無犯,所用的生活資料和戰馬的草料平買平賣,對蒙漢同胞一視同仁,還組織幫助老藝人編寫二人台演唱,從政治輿論上粉碎了國民黨誣衊共產黨的反動宣傳。經過一段活動改變了蒙民的看法,他們認識到紅軍和白軍不一樣,紅軍是保護蒙民利益的軍隊,是為蒙民報仇的。從而騎兵團在鄂托克旗站住了腳根。有不少蒙人找騎兵團,控訴敵人的暴行和王公貴族對他們的欺壓和剝削罪行。 鄂托克旗地處鄂爾多斯高原西部的干旱荒漠草原,東南靠毛烏素大沙漠,西臨都思兔河,北壤海勃灣,是內蒙古與陝西、寧夏交界處,是蒙漢回族雜居之地,統治者盤根錯節。據有關資料記載:滿人入關前,這里水草豐茂,植被完好。自清朝統治以來,統治者進行掠奪性的亂墾、亂伐,自然植被遭到嚴重破壞,變成了“風起沙揚黃龍滾,千村萬戶被沙吞,道路被阻難通行,十年種田九年空”的悲慘景象。到民國年間,國民黨實行大漢族主義,反動軍閥,地方民團,土匪流寇成群結夥,輪番流竄騷擾,搜刮殘害人民,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隨著騎兵團深入細緻的宣傳教育,蒙民提高了認識,積極擁護共產黨,擁護騎兵團,不少牧民參加紅軍,牧民中發展了一批中共黨員。同時建立起中共鄂旗工作委員會,金生華任書記(後張生智),副書記曹步誠,這是內蒙地區建立的第二個縣級中共組織。鄂旗工委建立後進一步擴大宣傳,進行“抗日保蒙”和“抗日救國”教育,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開展抗日保蒙運動。高崗幫助組建了一支鄂旗工委游擊隊,騎兵團給游擊隊調20多支槍。他要求用槍桿子保護蒙民利益,對那些反共和破壞抗日的分子堅決鎮壓,對蒙古族基本群眾廣泛宣傳中共的民族政策。在提高蒙古族群眾抗日保蒙、抗日救國思想覺悟的基礎上,建立抗日群眾組織,以發展和鞏固根據地。 鄂旗工委是秘密組織,對外稱招待所,專門接待蒙、回族群眾和上層人物,協助解決實際問題。鄂旗工委特別重視蒙古族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蒙族群眾跑來招待所和騎兵團訴苦申冤的人越來越多,有告國民黨的,告民團的,告土匪惡霸的,告王公貴族的。高崗主持召開旗工委、騎兵團領導會議,根據蒙民反映的情況,進行認真分析研究,討論瞭如何深入開展工作,爭取廣大蒙民的問題。高崗對工委、騎兵團領導提出明確要求:我們初來時群眾躲我們,經過一段工作群眾找我們靠我們,這是很大變化,說明我們工作成績很大。我們不解決群眾關心的具體實際問題,群眾又會不相信我們。會議根據高崗的意見,反复研究討論做出三項決定:①在漢人聚居地區,開展挖匪根,鬥惡霸;②廣泛發動群眾,在分清敵我的基礎上,組織農、牧、青、婦等抗日救國會;③深入宣傳“三五宣言”,爭取王公貴族抵禦外侮,保障各族人民抗日救國的權力。高崗在會上強調要求在開展鬥惡霸、打土匪運動中,將他們(主要是漢人)掠奪老百姓的牛羊、土地財物沒收回來,分配給貧苦農牧民;發動農牧民和青年婦女建立抗日救國會,在基層組織普遍建立的基礎上成立鄂旗抗日救國會,對蒙回族做好宣傳黨的民族政策、抗日統一戰線政策,反對大漢族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組織廣大蒙回族人民共同抗日,消滅反動派。要利用請吃送禮、拈香結拜等各種方法,拉攏關係,疏通渠道和王爺談判。做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團結中層人士,增強蒙漢人民是一家的觀念,組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決定”和高崗的具體指導下,鄂旗工委以三段地為中心,普遍建立“蒙古委員會”、“救國委員會”和農牧民青年、婦女等抗日救國會等群眾團體,出現了抗日救國熱潮。 8月,為迎接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高崗指揮騎兵團開到陝甘寧交界的山城堡、惠安堡,配合主力部隊消滅胡宗南一個半旅,在慶陽殲滅了馬鴻逵的冶成章(外號野騾子)旅一部。 10月初,高崗率騎兵團從豫旺出發,曉宿夜行兩晚疾馳100公里,偷襲甘肅會寧縣城,配合主力全殲守敵,為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做出一定的貢獻。西征戰役共殲2000多敵人,繳獲戰馬500多匹,籌集大批財物,拓寬大片地區。之後,他又率部轉戰到鄂旗,在群眾抗戰組織普遍建立的基礎上組建自治政權,國共合作後改為抗敵後援會。 為了進一步發動群眾,10月間在三段地召開一次軍民大會,苦大仇深的蒙古族同胞控訴了軍閥、民團、土匪和反動的王公牧主的壓迫、剝削的罪行。參加大會的人很多,男女老幼,蒙、漢、回族都有。高崗參加了會議並講了話,他的講話不時被“蒙漢人民團結萬歲!”“共產黨萬歲!”“擁護高司令!”等口號聲所打斷,掌聲經久不息。高崗講話中指出紅軍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它的任務是抗日救國,為蒙、漢、回等民族人民鬧翻身,求解放的。他說紅軍進行西征擴大了革命根據地,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的勝利將推動全國人民抗日救國運動,使與會者進一步明確了大好形勢。接著講了內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歷史,從反抗奴隸主、封建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義和團掃清滅洋和“獨貴龍”運動到共產黨成立,講到蒙古人民革命鬥爭進入到現在的新階段。從長期鬥爭實踐證明,只有跟共產黨走,內蒙人民才能徹底解放。當前,日寇的魔爪又向內蒙伸進來,這就要組織起來,動員起來,蒙漢回民族團結起來,成立自己的武裝隊伍,拿起槍桿子,跟上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鬧革命,求解放,過幸福生活。 高崗的講話對與會群眾鼓舞、教育很大,當場就有幾十人報名參加紅軍。會後,各族人民奔走相告,會議精神不徑而走,到處談論革命、紅軍、抗日救國和求解放的道理。這次群眾大會是騎兵團進入鄂旗以來規模很大的一次大發動、大動員會。蒙古青年踴躍參軍,騎兵團隊伍不斷壯大,還建立了游擊隊、自衛軍,紅軍的聲威越來越高。 隨著群眾覺悟的提高,形勢的發展,高崗抓住時機,派周仁山、田萬生等進出王爺府、喇嘛廟,做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宣傳“抗日保蒙”政策、紅軍的主張,使阿拉廟的大嗽嘛、鄂旗王爺、保安司令章文軒也接受了我黨我軍抗日主張,達成不破壞抗日救亡工作的協議。 特務、漢奸對鄂旗形勢的變化恨之入骨,到處造謠破壞,說什麼共產黨要“打倒王爺喇嘛”、“共產黨共產共妻”,“把當官的蒙人都換成漢人”等等。鄂旗工委根據中央蒙古工委的指示進行針鋒相對鬥爭,宣傳群眾,揭露特務、漢奸的罪行,並公開鎮壓了罪大惡極的特務、漢奸分子,使革命人民更加擁護共產黨,熱愛紅軍。 陝甘寧綏交界地區哥老會成員是一股很大的潛在力量,他們打富濟貧,抑強助弱,多為保護生命財產而入夥,活動很廣,影響較大,弄得國民黨政權無可奈何,為了爭取、改造、團結哥老會成員走向抗日救國,1936年7月初,黨中央遷到保安縣城後,於13日毛澤東主席代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哥老會發表宣言,號召哥老會成員投入抗日救國戰線。 農曆八月下旬,在保安縣永寧山石畔鄉的碼頭山召開了全國哥老會代表大會,大會籌備處設在龍頭大爺馬海旺家裡。參加1000多人,會期7天,代表吃住全由馬海旺負責解決。高崗奉毛澤東命到會發表講話,要求與會代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宣言和高崗的講話,進行廣泛的討論,明確了抗日救國路線和方向。會議成立了中華江湖抗日救國會,選舉產生了主任、副主任,還討論通過了抗日救國會章程。會後,抗日救國會章程得到各地哥老會成員積極實施,使陝甘寧邊區哥老會成員多數成為抗日救國的有生力量。他們有的竟相捐款獻糧,有的參加抗日隊伍,有的奔走各地收騙土匪,有的到白區做地下工作,購買槍支彈藥,做了大量的有益於抗日救國工作。抗日救國會副主任、全國進步哥老會副主任馬海旺幾次到白區通過哥老會關係,買回一批槍支和子彈,武裝了地方游擊隊,後被選為邊區勞動模範、志丹縣抗聯委員會主任。 1944年7月2日馬海旺病逝,西北局、邊區政府領導高崗、林伯渠、曹力如、謝黨哉等送了輓聯,表示悼念抗日愛國志士,林伯渠題寫了碑文。不少哥老會進步成員成了黨的高級幹部,如哥老會大爺李仲英曾任紅二十九軍軍長,馬錫五任最高法院副院長,在陝甘寧邊區創立了“馬錫五判案方式”。 高崗對反對革命的哥老會成員甚至當敵特、漢奸分子堅決鎮壓,對傾向抗日救國的進步成員爭取、改造、團結。 1937年春,寧夏哥老會頭子楊老五等六、七個回民,來到漫水塘我騎兵團部隊駐地搞策反,拉攏游擊隊叛變,製造游擊隊、自衛軍(自衛軍是當地大戶自籌資金買槍招人而組織起來的抗匪組織)同騎兵團的摩擦,妄圖挑起自相殘殺,以達到消滅紅軍力量的目的。有兩個特務已打進游擊隊內部搞陰謀譁變活動,準備裡應外合襲擊騎兵團。游擊隊長發覺後即派人到二道川向高崗報告,高崗於當天傍晚帶幾個戰士回到漫水塘,聽取了金生華、高德義的匯報,遂決定審訊搞策反的特務。高崗親自審問,弄清罪惡後,處決了首惡分子,其餘的關押一夜第二天放了,只留楊老五打算第二天公開審判槍斃。楊老五被拉到野地上準備槍斃時,他苦苦哀求饒命,並要求讓他把衣服釦子扣上穿戴整齊再槍斃。哥老會的龍頭李大辮子極力為楊老五說情,請赦免一死。高崗為爭取哥老會(這一帶哥老會組織很多),就藉機給李大辮子一個人情,放了楊老五,讓其改罪自新。蒙古工委和鄂旗工委從鬥爭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中挑選了一批幹部,經過短期學習培訓分配到二段地、三段地和二道川等地區,組織群眾,開展反姦、除霸工作。他們募集公糧,籌措資金,購買戰馬,擴建武裝,鞏固後方根據地,積極負責。在培訓和分配時,高崗親自講課和佈置任務。幹部下去後宣傳發動群眾反姦除霸,監督壞人的自覺性提高了。一天,桃力民地區可泊廟群眾抓來兩個漢奸送到指揮部審問時,發現就是替楊老五說情的那個李大辮子和他的兒子。原來他是日特,以哥老會大爺偽裝騙取高崗的信任,蒙混過關,自以為得計,回去後受日寇派遣到桃力民我軍駐地偵察情報。他到桃力民不長時間,剛開始陰謀活動就被群眾抓獲。高崗親自複審後核實了其罪行,在桃力民召開軍民大會,槍斃了這兩個漢奸,對漢奸、特務以沉重打擊,擦亮了群眾眼睛,使特務、漢奸再不敢進入根據地活動。三段地、桃力民地區在抗戰時期曾是伊盟地區安定的後方根據地,為內蒙各地特別是大青山根據地培養、鍛煉和輸送了大批幹部。後來內蒙古自治區把三段地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桃力民地區善舞愛唱的蒙古族翻身姑娘們到處頌揚共產黨,唱道: 在西征取得重大勝利後,蘇區擴大到陝甘寧綏四省的大片地區,蘇區總面積達到10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到200多萬,以保安(今志丹)為中心的四周敵人據點全部拔除,黨中央於1936年6月從瓦窯堡遷移到保安縣。 為了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工作,特別是加強伊盟地區黨的領導,發展黨的統一戰線,貫徹民族政策,鞏固根據地,爭取和團結少數民族群眾和上層人士抗擊國民黨軍和入侵華北的日本軍,黨中央到保安後,根據伊盟形勢發展變化決定加強蒙古領導工作,成立中央蒙古工作委員會,高崗任書記(開始是李維漢),曹動之、趙通儒等為委員,統一領導內蒙古的革命工作。 黨中央對少數民族工作極為重視。因為黨中央遷駐保安後,一直有解放寧夏,以寧夏為中心,建立根據地,打通外蒙古和蘇聯聯繫的打算。 蒙古工作委員會在鹽池縣成立,後遷到定邊,中央黨校等機關遷住定邊。蒙古工委決定以騎兵團和曹動之帶領的蒙漢游擊隊為基礎,建立了騎兵部隊指揮部,高崗兼任司令,曹動之副之,統一指揮三邊、伊盟各縣、旗的地方部隊、游擊隊、自衛軍開展游擊戰爭。 為了加強統戰工作,爭取蒙古族上層人士抗日救國,高崗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內蒙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揭露了日偽蒙姦合夥泡製“內蒙獨立自治” 的騙局和國民黨軍閥壓迫少數民族的政策,改縣調印(即旗改縣,調換印章),建立保甲,幫助日寇吞併內蒙的罪行。明確指出關乎內蒙古民族存亡的嚴重問題,號召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蒙古工委在定邊成立了蒙民招待所,專門接待、聯繫蒙族人士特別是上層人士,發展統一戰線。同時開辦了訓練班,專門培養訓練蒙古族幹部。 蒙古工委按照中央提出的“在少數民族中基本方針,是在無條件的承認他們有民族自決權……不能到處用蘇維埃的方式去組織民族的政權”的精神,確定蒙古工作委員會的任務:“以伊盟為中心,有計劃地大力領導蒙古族的抗日救國運動和開展民族工作。廣泛深入地發動和組織蒙古族群眾,正確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民族政策,爭取大部分蒙古上層人士同情抗日,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黨政組織,動員群眾,發展農、牧和鹽業生產。 烏審旗、鄂旗在蒙古工委的領導下,深入開展民族解放鬥爭和建立統一戰線活動。按照蒙古工委“以上層活動為中心,求得上層分子的進步”的指示精神,田萬生、趙通儒、白漢臣、郝登鴻等一批幹部到伊盟各地針對蒙古族重義氣、講信用和磕頭拜把的習俗,以做買賣、攬短工為名,聯繫上層人士和蒙古族群眾,擴大宣傳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反蔣救國的道理,在深戛魯圖、舍爾利格等地發展蒙民黨員,組建基層支部。田萬生去烏審旗動身時,高崗親自和他談話。他說:“開展烏審旗地區的工作很重要,這裡的工作一做好了向後套發展,就可以為打通國際交通線創造條件。你在烏審旗已經有了關係,要先找奇國賢,然後擴大範圍,為上層工作的開闢創造條件,爭取烏審旗成為模範區域。”田萬生作為蒙委特派員獨身到烏審旗王府做統戰工作,他按高崗的指示首先找到奇國賢家,對奇說:“是高崗派我來烏審工作,請兄弟關照。”並把高崗囑咐告奇。奇國賢說:“高司令派來的人,只要是我管轄的地方,你可以放手工作,我想辦法保護你。”田萬生經過一段工作和蒙古族群眾熟了,拈香結拜,稱兄道弟,親如一家。有些蒙族同胞要求到延安參觀紅區,經高崗請示中央同意,於1937年1月(黨中央剛遷到延安)組織了一個54人參觀團,由田萬生、其勞(漢名趙玉山)帶領到延安,白堅負責接待,受到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並進行友好談話,使參觀團同志受到深刻教育,對開展伊盟地區統戰工作起了重大作用。參觀團的同志給延安和毛主席著了神奇的色彩,有的說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和凡人不一樣,是天星轉世,神仙下凡。回到伊盟後,越傳越神奇。 蒙古工委在少數民族地區除了在政治上堅持抗日反蔣為主要內容的統一戰線,還以經濟領域進行統戰工作。在解放前,定邊、鹽池、鄂旗,大池、苟池、傲包池等名義上是蒙人管理,實際上所有權歸馬鴻逵一手掌握。馱鹽的要割兩張稅票,一張由王爺開,稅款輕,給蒙人一點甜頭,另一張叫花定票,由馬鴻逵的鹽務所開,這張票稅很重,收得稅幾乎全部歸馬鴻逵。騎兵團把鹽池收回管理。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阿拉廟伊南游擊司令部保安司令章文軒向我蒙古工委及高崗提出要管理鹽池。蒙古工委為爭取蒙古上層人士,高崗同邊區國民經濟部長毛澤民研究決定將鹽池交回鄂旗蒙人管理。章文軒隨即派人來蒙古工委接收並受到高崗等熱情接待。鹽池交回,對鄂旗一帶特別是上層人士影響很大,為我黨在伊盟開展統戰工作創造條件。蒙古族群眾說:“紅軍真為少數民族辦好事,馬鴻逵把我們的鹽池搶占了,紅軍給我們奪回來。”藉此機會,高崗及時派田萬生、曹步誠、慕生髮等做王爺章文軒的統戰工作,送給幾十條槍,打消了章文軒對紅軍的戒備心理。雙方洽談達成四項協議:①相互來往,有事共商;②章部允許共產黨在鄂旗成立抗日救亡組織,發動和宣傳群眾抗日;③章部允許共產黨在漢人地區徵收抗日公糧,杜絕保安部隊挑釁事件;④雙方協議條款,對國民黨方面嚴守保密。從而,鄂旗地區蒙漢人民友好往來,擴大了我黨我軍影響,抵制了日偽和國民黨特務、漢奸向伊西的侵占,為創造和發展伊西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1936年夏,中央調騎兵團到瓦窯堡休整。高崗和張愛萍(5月從紅大回到騎兵團)率部從靖邊縣麻城界出發行進中聽老鄉說,我駐李秋家坪縣政府被張廷芝的隊伍襲擊。高、張指揮部隊追擊,一直追到下午未發現敵人,高崗主張停止追擊,張堅持繼續追,並親自帶領部隊追擊,想挽回胡石窯溝失利影響。騎兵團入春以來,除胡石窯溝失利後,在高崗指揮下連打勝仗,士氣高昂,不顧疲勞。張愛萍是犟脾氣,帶領部隊又追了二、三十里找到了敵人。戰鬥打響,戰士們義憤填膺,奮勇當先,當即消滅部分,俘敵40多人,奪回了敵人搶去的東西。不料在返回途中遭敵伏擊,部隊受到損失,東西全丟,俘敵逃跑。氣得高崗直拍腦袋,到鄉政府連燉羊肉也吃不下。張愛萍在李秋家坪戰鬥失利後又調到紅大學習。去校前,毛澤東召見並批評了張愛萍說:“你又犯了錯誤!你常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作為帶兵的人,不能用這句話為自己開脫,你說是不是?我看還是沒接受教訓,沒有承認錯誤吧。” 1936年7月,中央派以毛齊華、賈拓夫和工、青、婦負責人李堅真、鍾月林(宋任窮妻)等為巡視團和國民經濟部長毛澤民率領的經濟工作團,到定邊、鹽池縣等解放區考察和指導經濟工作,對蒙古工作委員會給以極高評價。蒙古工委發動群眾從老財家裡挖出大煙、元寶銀洋交中央財政部解決困難。有人對蒙古工委機關財務混亂感到懷疑。蒙古工委機關管帳先生為人老實,沒文化,記下一本糊塗帳,檢查團的同志幫助搞了幾天弄不清,後來經考察團協助下反复核對把帳弄清了。高崗高興地說,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提醒我們對經濟的重視,只顧政治,沒注意經濟,幾乎說不清,落個貪污名。蒙古工委在檢查團的幫助下,深入發動群眾,落實了工商業政策,對團結各民族發揮了極大作用。 期間,蒙民頭頭來很多人要同高崗和中央經濟巡視團的同志結拜,為了搞好統戰工作,高崗、賈拓夫、毛澤民、毛齊華等和蒙古上層人士設香案,結“安達”。高崗向毛齊華說中央紅軍未到陝北前,受朱理智等人的迫害,關進監牢,受冷受潮,致腿部生濕瘡,至今未好。毛齊華說:“你到中央為什麼不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治療?”高崗說:“小毛病,不好意思提。”毛齊華回中央反映後,周恩來、張聞天電告部隊派醫生給高崗治療好濕瘡。 9月,中央在保安多次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討論部署寧夏戰役計劃,毛澤東向前線指揮員部署討論。高崗以地方領導幹部身份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了《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寧夏戰役”等問題。高崗在會上匯報了開闢綏蒙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經驗及今後意見。毛澤東主席在會上批評了王明路線的宗派主義,讚揚了高崗領導綏蒙工作的成績。他當著大家的面說:在紅軍將領中,高崗同志能夠獨當一面,力挽狂瀾,他和劉志丹一起使紅軍由弱到強,由小到大,別人的根據地全部丟失,而唯有陝北根據地得到發展,這說明他們的正確果敢,“我們幹革命就是要高崗這樣的同志”。毛澤東講這番話似是針對一些王明路線的執行者而言的。 通過這次會議,高崗對陝北錯誤肅反的根源有了進一步認識,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線教育,認識到政治上搞“左”傾主義必然導致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高崗被放在綏蒙草地沙漠沒有辜負毛澤東主席的期望,經受起了“真革命”考驗,不僅開拓了地盤,在綏蒙少數民族地區站住腳,在烏審旗、鄂旗和鹽池創建根據地,還擴大了紅軍,和蒙古上層分子拉關係開展統戰工作並取得經驗,出現了“抗日保蒙”的局面。這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屬首創。 會議決定成立保安司令部(亦稱三邊保安司令部),屬中央軍委二局,任命高崗為司令員。會議還決定改蒙古工作委員會為中央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高崗任書記(開始李維漢)兼蒙古游擊司令,統一領導西北少數民族工作,團結蒙回等民族反蔣抗日。他擔任保安司令後加強對中央機關和地方黨政機關的安全保衛工作,狠抓保安部隊建設,做了大量細緻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已經成為一名可靠的、能獨當一面的將領,贏得毛澤東的完全信任和重視。 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共寧夏工作委員會,李維漢任主任,葉劍英任副主任,高崗、宋任窮、宋時輪、賈拓夫為委員。寧夏工委成立後,積極為寧夏戰役做準備。西安事變後,寧夏工委撤銷。 一次,高崗患病躺在老鄉家的炕上。毛澤東親自去看望,他見高迷迷糊糊,用手摸頭滾燙,即派人通知中央保健醫生傅連璋前去檢查治療。毛澤東親自給高倒洗臉水,並對高崗隨從人員說你們要好好照顧,高司令的安危關係到中央的安全。高崗不好意思地說:“著涼了,過兩天就沒事啦,我的命大,這點小病不要緊……別叫醫生。”這件事連警衛人員也感動了,他們說:“毛主席真是人民的領導,愛兵如子,愛民如子,跟他幹革命,一定可以得天下。”毛澤東和高崗交談時,說:“中央救了陝北”,也是陝北紅軍救了“中央紅軍”。高崗不同意這樣說,他說:“中央紅軍救了陝北,也救了一批幹部”。 西方野戰軍準備打寧夏、奪銀川,中央派中組部長李維漢到定邊於9月22日成立定邊工作委員會,李任書記,高崗、宋任窮、宋時輪、賈拓夫為委員。 10月,定邊工委改為三邊特委,賈拓夫任書記,高崗、李維漢、毛澤民、宋任窮為委員,高崗兼任軍事部長。楊芝芳也到定邊工作,任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 為了增強漢、蒙、回三大民族團結抗日,10月下旬民族工作委員會在定邊縣城舉行三大民族盛大宴會,進行會餐和歌舞演唱。高崗在會上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指出各民族團結一致,驅逐日寇,爭取中國獨立,各民族解放。三大民族代表也互相表示民族團結的心願。他們說:“這樣的宴會從來沒有過,現在響應高司令的號召,我們要親密團結一致驅逐日寇,爭取中國獨立,使各民族得到解放。”這次名義是聚餐宴會,實質上是一次各民族代表人物交流感情,增強團結,一致抗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動員會議。 為了聯合東北軍抗日,早在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聶榮臻、劉志丹、高崗等紅軍將領聯名向張學良、於學忠、王以哲等東北軍全體將士發布了《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指出:從“九一八”之後,一直到現在已經有四年多了,在這四年中間,不但東三省三千萬同胞,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刀下鬼與俎上肉;而且熱河、察哈爾、河北等省亦相繼被佔,整個的華北,快要變成“滿洲國”第二。蔣介石南京政府的“長期抵抗”,事實已證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蔣介石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大的漢奸賣國賊。他要把整個中國賣給日本帝國主義! 致將士書說,東北軍在蔣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之下放棄了你們自己的家鄉與你們自己的土地財產,讓你們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們為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們所蹂躪、壓迫、姦淫、殘殺。想起這些,好不傷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是你們東北軍不共戴天之仇敵,你們應該誓死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收復我們的東北三省以及整個華北而奮鬥! 因為東北軍的將士們絕大多數都是願意打日本帝國主義,同日本帝國主義拼命的。自東北軍退出東三省後,蔣介石是不給東北軍一個休息的地方和時間。他不要東北軍打日本帝國主義,卻要東北軍打紅軍。他把東北軍今天調到豫鄂皖邊打紅軍,明天又調到甘肅陝西來打紅軍。他要中國人與中國人自相殘殺,他要願意抗日的東北軍同決心要抗日的紅軍打仗,教日本人喜歡,教東北軍犧牲受損失。你們想蔣介石賣國的毒計可恨不可恨? 致將士書指出,打紅軍不是東北軍的出路,而且是“絕路”,“不要認錯了你們的冤家對頭,不要把你們的朋友認作了你們的仇人。一錯不能再錯,一誤豈堪再誤?”東北軍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是賣國頭子蔣介石,抗日反蔣才是東北軍唯一的出路。 中國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對於有抗日光榮歷史的東北軍是極端愛護的,對於它的發展的前途,是非常關心的。我們不揣冒昧的為東北軍領導者與將士們貢獻一點意見。中國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是誠意與任何抗日的武裝隊伍聯合起來,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去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我們願意首先同東北軍來共同實現這一主張,為全中國人民抗日的先鋒。願同東北軍將士均是深明大義的愛國志士,是能拋開過去的一切疑慮誤會,來首先響應紅軍與蘇維埃政府的抗日號召。在四萬萬同胞中,甘心作日本帝國主義的孝子賢孫,甘心做亡國奴的,除了極少數漢奸賣國賊外是沒有的。只要我們來登高一呼,我們相信響應我們的不是十萬百萬的中國人,而是幾千萬幾萬萬中國人。拿四萬萬中國同胞的人力、財力、武力、智力,是一定會戰胜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是中國人,要為中國的獨立解放奮鬥到底!救中國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責任! 在致將士書中提出互派代表共同協商:一切願意抗日的個人或代表,都是蘇維埃紅軍的朋友歡迎到蘇區來。對蘇維埃制度是否適合於中國,並請親來考察,加以判斷。 在致東北軍將士書的敦促和釋放俘虜高福元的勸解下,對張學良等將領觸動很大。之後,紅軍派代表同張學良等談判,統一戰線取得一定進展,最終形成三位一體促成西安事變,達到國共合作抗戰局勢。 高崗按中央戰略策略主要打擊寧馬軍隊和地方民團,避免同東北軍作戰。 1936年秋張學良去南京,何柱國部趁機向我軍進犯,我軍奮起反擊,打垮何部4個連,俘虜一批戰馬和人員。經過“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宣傳和談判,達成互不打仗的統一戰線協議,我方將俘虜、戰馬等戰利品歸還。我軍屬下怨聲很大,“我們用生命鮮血奪來的,當官的又送給,白乾了一場……”高崗給部下做思想工作,解釋統一戰線的意義,揭露蔣介石企圖趁紅軍跟東北軍打仗,借紅軍的力量消滅異己東北軍,同時削弱紅軍力量,達到兩敗俱傷,他好從中取利的陰謀,這叫“借刀殺人”。戰士們聽了高崗的解釋,心悅誠服,怨聲漸消。 紅二、四方面軍和一方面軍會師後,毛澤東設想以寧夏為中心建立根據地,以便於同外蒙和蘇聯的聯繫,爭取外援。隨著“打寧夏,奪銀川”的準備工作,為三大主力會師籌備軍糧在定邊成立徵糧委員會,由李維漢、董必武負責,賈拓夫、高崗為委員。具體徵糧工作主要由高崗抓,他為紅軍主力打寧夏,奪銀川籌糧、備草,保障了主力部隊供養。後來由於西路軍渡黃河後失敗,寧夏戰役計劃取消。 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在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團結抗日”主張的影響下,在臨潼扣留了蔣介石,西安逮捕了國民黨幾十名要員,實行“兵諫”。我中共中央在保安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推動了國共兩黨二次合作,促進了國共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這成為由國內革命戰爭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折點。 西安事變發生後,12月14日張、楊兩將軍宣布撤銷“西北剿共總司令部”,所有“剿共”事宜一律停止,結束了西北戰場上紅白兩軍和國共兩黨的對峙狀況。 16日,南京政府何應欽軍事部長演“戲中有戲”,悍然宣布了討伐張、楊的命令,命令中央軍開進潼關向西安逼進,妄圖趁討伐張、楊的機會,滅蔣反共,為投降日本消除障礙,鋪平道路。張、楊為回擊何應欽等親日派的進攻,把陝北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撤至關中東部。我紅軍主力也日夜兼程急行軍南下,在西安西部集結策應東北軍、西北軍,打擊中央軍的進犯。 紅軍主力南下,高崗指揮騎兵團和游擊隊,承擔中共中央所在地和西北面的保衛防禦工作。同時,徵得東北軍的同意,紅軍進入了原東北軍駐守的陝北部分防地。 12月25日,紅軍進駐延安,三邊工作由民族工委統一負責領導。 在釋放蔣介石的問題上,當時有很多人心存疑慮,連毛澤東也不例外,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了幾次會議討論,在蘇聯的催促下,決定放蔣介石回南京。高崗來到保安毛澤東住的石窯洞裡說,這不是“放虎歸山”嗎?蔣介石這人向來出爾反爾,他不會信守諾言……下邊都想不通,議論紛紛,說蔣介石不打日本,“9·18”後一再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對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對共產黨勢在必剿。把東北軍撤出東北,將東北拱手送給日本,專門“圍剿”紅軍,把中央紅軍趕到陝北,不知殺了多少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罪該萬死。革命就是要革蔣介石反動派的命,好不容易捉住又放走。經毛澤東對“逼蔣抗日”解釋後,提高了他的認識,疑慮頓釋,心情輕鬆,並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胸懷。他積極向部下解釋說,捉蔣是逼他抗日,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兩黨軍隊統一行動,一致對日,這是毛主席放眼全國救亡的。殺了蔣介石,正中了親日派的陰謀詭計,發動內戰,會削弱抗日力量…… 期間,國民黨特務和地方反動派勾結一起,趁我主力南下,肆意進行破壞活動,妄圖危害中央機關,策動游擊隊叛變。為了保衛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的安全,高崗奉命調回保安加強保衛工作,清除暗藏的特務、地方反動分子,有一次險些遭敵人暗算喪命。駐紮鹽池縣井記溝的豫旺縣游擊隊長,在敵人的策反下,趁我軍南下,策劃謀反叛變。民族工委發覺後,高崗指揮騎兵團前往包圍了游擊隊並當場繳槍,帶回定邊改編,消除了我後方一大隱患,穩定了軍心,保衛了黨中央的西面和北面後方基地的安全。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推動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西北地區不僅要團結蒙古族,還要團結回族、藏族和其他民族一致抗日。 1937年初,為加強民委的力量,根據高崗的要求,中央調楊一木、高增培、王萬義、魯直等一批骨幹到民委工作。高崗向他們傳達了中央的意見,組織學習《三五宣言》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36年5月25日發表)。他指出加強團結蒙民和回民工作“是黨在西北的戰略任務”。他強調要堅持貫徹兩個“宣言”的精神,回族人民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決,擔保回民信仰的絕對自由;協助武裝回民,成立獨立的回民抗日軍;取消軍閥官僚、民團的一切苛捐雜稅,改善回民的生活。高崗親自點名抽調一批骨幹派往綏蒙各旗的桃力民、郡王旗、杭錦旗等地,全面開展伊盟地區的革命工作。他們繼續深入貫徹《三五宣言》,宣傳解釋抗日救國的主張,爭取蒙漢聯合抗日保蒙救國。同時,抽部分乾部到寧夏開展活動,發展回民地區抗日統一戰線。他對派往各地的干部要求:要高舉抗日旗幟,宣傳中共抗日主張,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爭取蒙、回、漢團結起來,抗日保蒙、保回救國。 中央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下設蒙民部、回民部,楊一木任回民部長,趙通儒任民委秘書長兼蒙民部長,蒙民招待所改為蒙回招待所,還成立回民學校、蒙民學校,以便聯繫蒙、回民族,培養蒙、回族幹部,還擴建了蒙漢支隊,組織了回民支隊等民族武裝。蒙漢支隊是由曹動之領導的烏審旗衛隊和橫山縣二支隊的基礎上組建的,劉約三任支隊長,李占勝任政委,何英武任總支部書記;回民支隊由馬懷藺任司令,李靜波任政委。 這個時期,高崗在蒙族人民中樹立了很高的威望。他和蒙族群眾及上層人士混得很熟,拈香結拜,請吃請喝,互相來往談工作,交朋友很頻繁。他們之間建立濃厚感情和革命友誼。成群結隊從遠道趕來定邊的蒙族群眾和王公貴族要見高崗,一見面就要結“安達”。高崗抓住這個機會向他們做工作,把統一戰線工作寓於交朋友之中,為爾後開展伊盟工作結識了大批朋友,培養了一批蒙族幹部。在國民黨發動的反共高潮中,國民黨特務和日偽漢奸煽動破壞,製造摩擦,我方的人員被蒙人扣留後一說是高崗的人,蒙方就放了。 由於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高崗先後帶領蒙古工委和少數民族工委一班人,從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在三邊和伊盟、鹽池、豫旺開創根據地,以“三五宣言”和“回民宣言”為指導方針,宣傳貫徹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和民族政策,以交友拜把子為手段,反對大漢族主義,深入細緻地做民族上層人士和下層群眾工作,爭取團結了大批少數民族同胞包括上層人士和愛國分子及革命分子,解放了群眾,保護少數民族利益,取得了成功的民族地區工作經驗,並在蒙古族群眾中留下深刻印象,樹立了威信。高崗回到陝甘寧邊區工作期間,伊盟的上層人士和群眾是高崗的常客,稱兄道弟,親如家人。邊區黨委、邊區中央局和西北局,高崗主持召開多次會議,專題研究討論蒙、回等民族地區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為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革命解放鬥爭,探索了正確的道路,從理論和少數民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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