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陝北腥風血雨的“肅反”正在進行中，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率領中央紅軍經過11個省，走過終年積雪的高山，越過人跡罕至的沼澤草地，歷盡艱辛，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行軍二萬五千里，於1935年10月19日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現吳旗縣城)。從此，陝北蘇區成了黨中央和紅軍總部“落腳求生，東山再起”的根據地，在黃土高原找到了“家”，建家創業，將幾乎走投無路、生死悠關的中央紅軍引向奪取勝利的坦途，且使之充滿了朝氣蓬勃和巨大活力，揭開中國革命勝利新的一頁。魯迅先生知道中央紅軍到陝北落腳，寫信祝捷：“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中國與人類的希望。”而蔣介石在峨嵋山上聽到紅一方面軍與陝北紅軍會師的消息，他對左右沮喪地說：“我六載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滅毛，非人力所及也。”
中央紅軍被迫撤出江西開始轉移並不是遠離江西，到了貴州兩進遵義，未能在此地落腳，隨後打算在川西建立根據地，赤化四川；最後改變為雲貴川邊建立根據地，都未如願以償。後來他們一直到了甘肅更不明確落腳點，前途茫茫，去寧夏向外蒙發展？向蘇聯發展？沒有一定的明確方向。 1935年9月中央紅軍選擇陝北是從偶爾撿到一張《晉陽日報》上有一則消息說陝北有劉志丹、高崗的紅軍和根據地而確定的。 9月22日中央在哈達鋪召開會議對部隊進行改編，將中央縱隊和一方面軍改編為陝甘支隊，彭德懷任支隊司令，毛澤東任政委。會議決定去陝北。當時三軍團只剩2000多人，彭德懷對三軍團講話時流著眼淚。毛澤東在會上說：陝北有自己人，那裡有個“家”。這對人困馬乏，損失慘重，前途茫茫的中央紅軍來說，無疑是喜從天降。 《晉陽日報》為解晉軍失敗窘境，誇大陝北紅軍的實力，為中央紅軍指明了方向，對救中央起了重要作用。
部隊改編時還有14000人，不足一個月時間到吳起只剩不足8千人，如果沒有陝北落腳點，再拖兩個月，後果很難設想，西北歷史可能改寫。
高崗、劉志丹在勞山戰役中知道毛澤東率中央機關和紅軍已轉戰到甘肅，他們天天盼，夜夜盼，時時盼中央紅軍到陝北。
劉志丹、高崗正處在被槍斃、活埋的關鍵時刻，毛澤東等來到吳起鎮看到“工農民主政府”的牌子，“中國共產黨萬歲！”“擁護劉志丹、高崗”的標語。他們在吳起工農民主政府和保安游擊隊和騎兵團幹部張明科、馬福記、龔逢春、劉景權等同志迎接時，了解到劉志丹、高崗等許多革命幹部被西北代表團關、殺、埋的情況。 10月22日在吳起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作了目前行動的方針報告，會後總書記張聞天派中央保衛局長王首道和劉向三、賈拓夫帶一部電台先赴瓦窯堡傳達毛主席的：“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的命令。毛主席給王首道談話時說：殺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王首道等到瓦窯堡後儘快把事態控制下來，對高崗、志丹等“要犯”進行了調查了解和審查，及時解決了陝北的肅反問題，扭轉了陝北危機局面。張策說“其意義不僅在此，也為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戰高潮和爭取全國勝利創造了條件。中央來了挽救了陝北，陝北也挽救了中央。從陝甘根據地而後所產生的作用看，也是挽救了中國革命。”中央當時沒有陝北落腳地，的確後果不堪設想。
陝北不僅是中國革命的落腳點，出發點，也是轉折點，新起點。正是“滿天烏雲風吹散，毛主席來了晴了天。”
丁玲對她的摯友楊芝芳說，毛主席曾在保安與她談話時說，中央紅軍初到陝北真像是叫花子。陝北紅軍送去許多大洋、糧食、衣物，解決中央紅軍燃眉之急。 “陝北紅軍跟四方面軍的張國燾他們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啊”。
毛澤東抓緊時間部署和指揮陝甘支隊打退了尾追中央紅軍的馬鴻逵部的四個騎兵團，割掉“尾巴”。
10月29日，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下寺灣會師後，中央紅軍(時稱陝甘支隊)全體指戰員致二十五、二十六軍全體指戰員書中說：“我們經過了兩萬餘里的長期遠征，經歷了十一省的地區，粉碎了一切國民黨軍閥的堵擊、追擊、截擊，越過了無數的天險要隘、高山、大河，為的是要與親愛的二十五軍、二十六軍兄弟會合，開展西北蘇維埃運動的大局面，為中國蘇維埃運動定下鞏固的基礎，迅速赤化全中國。”“我們久已聽到，二十六軍同志們在陝甘邊長期鬥爭的歷史，……這些使我們非常喜歡，今天我們能親自和你們會面，和你們攜手，更使我們無比興奮。”致書指出：“我們的會合是中國蘇維埃運動一個偉大勝利！是西北革命運動大開展的號砲！”
“正因為陝甘革命運動的巨大發展，因為我們的會合，震撼了地主、資本家和反動統治、帝國主義、國民黨正準備用新的圍剿來對付我們。但是，我們有著會合了的力量和豐富的戰鬥經驗，有著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有著廣大群眾的擁護，我們必定能夠取得勝利。”
致書號召：親愛的同志們，我們親密地團結起來，為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粉碎敵人新的圍剿，開展西北蘇維埃運動大局面，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武裝保衛蘇維埃而鬥爭！
11月3日，毛澤東等率領中央機關到甘泉縣下寺灣陝甘邊特委和十五軍團部駐地，會見徐海東時說：“一定要在陝北建立一個鞏固的根據地。這就好比'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毛澤東為什麼用略帶傷感的古賦描繪陝北未來的景色，沒人能知道。召開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聶鴻鈞、程子華等把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十五軍團組建、勞山戰役及“肅反”等情況向中央作了口頭匯報。毛澤東批評逮捕劉志丹、高崗等同志的錯誤說：“沒有這些好同志，哪來的這塊根據地！”會議決定成立了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張聞天兼)和中央軍事委員會西北辦事處，中央機關設在瓦窯堡，決定撤銷陝甘晉省委，成立陝甘省、陝北省委和關中、神府、三邊3個特委。 5日，毛澤東在像鼻子灣向部隊發表講話，決定中央紅軍陝甘支隊和紅十五軍團合編為一方面軍，(恢復了原來的番號)，共11000多人。 13日毛澤東在下寺灣召開的中央西北局會議上說，陝北蘇區的戰略地位是“處在最前線的地位，領導民族革命戰爭的地位。”“中央紅軍從江西蘇區出發時八萬人，現在只剩下不足一萬人。人數雖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國革命的精華。”在佈置直羅戰役時，彭德懷召開七十八師(原二十六軍)幹部會議，他針對二十六軍幹部受整的情況時說：“陝甘根據地很重要。紅二十六軍、二十七10日，張聞天、秦邦憲等率中央機關由下寺灣出發輾轉到陝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後，按中央決定撤銷陝甘晉省保衛局，由中央保衛局接管了一切工作；以董必武、王首道、張雲逸等五人組成黨務委員會，對陝北'肅反'中被關的高崗、劉志丹等主要'案犯'進行認真審查。張聞天、博古等聽取了審查匯報。在審查期間，朱理智等把真實情況隱藏起來，歪曲歷史，蒙蔽中央，還說他們'創造了陝北紅軍和蘇區……''創造了十五軍團'。”
中央召開黨務委員會，朱理智、郭洪濤也參加，戴季英抱來一堆高崗等人的莫須有的罪證材料。黨務委員會經過查閱材料，發現漏洞百出，大帽子底下毫無事實。 11月初旬，打開牢門烏雲撥退，先釋放了高崗、劉志丹、習仲勳和劉志丹的警衛員等18人，保住了腦袋，“重見了太陽”。正如劉志丹在獄中對難友說：“烏云總不能遮住太陽。”
11月11日中央召開平反大會，由總書記張聞天主持，並發表重要講話。他說：以暴力手段對待黨內持不同意見者，這樣的傳統不能再持續下去了。 “黨內不許'整人'，社會上也不許'整人”'。公佈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宣布劉志丹、高崗等無罪，立即釋放，分配工作。王首道在保衛局設便宴，他說，同志們受苦了，你們都是創造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好同志，作戰勇敢，工作積極，是無私無畏的指戰員和革命幹部。這次肅反是錯誤的，中央給你們平反，恢復你們的工作，並向你們道歉。時至1982年，王首道在一次座談會上說：“高崗在陝北同劉志丹等，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是有功的。中央紅軍到陝北前，一度把他們抓起當作右派，後來我們給他們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崗是很激動的。”
劉志丹代表出獄的同志致感謝答詞。他說：“黨中央、毛主席來得很及時，解救了我們，如果來得晚些，我們大家就可能沒命了。”他還說，“這次肅反擴大到我們頭上，主要是西北代表團偏聽偏信，甚至只聽右派分子為蒙混過關、保護自己、陷害好人、破壞革命而編造的假話，我們的話半句他們也聽不進，不相信自己同志的鬥爭歷史事實，以致造成這種混亂的局面。中央來了，今後事情都好辦了。”他還對出獄的同志說，我們工作中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要嚴於責己，善於作自我批評。中央恢復我們的工作，同志們在接受工作中不要計較職位高低，要服從黨中央領導，做好本職工作。
劉志丹、高崗出獄後，廣大軍民得知後，奔走相告，歡心鼓舞，高呼：“陝北得救了！”“劉志丹、高崗得救了！”
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指揮直羅鎮戰役勝利後，12月6日離開東村經安塞縣到瓦窯堡，聽了五人小組匯報了肅反情況後說：“逮捕劉志丹、高崗等同志是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 13日接見了劉志丹、高崗等同志。他們是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說：“你們受委曲了。不過對一個革命者來說，是一種考驗”。劉志丹說：“中央來，今後一切都好辦了。”高崗說：“老劉帶領大家冒著生命開創根據地，毛主席遲來陝北，我們就可能沒命了。他們不聽革命者的話，一意孤行，只聽個別人的話。”
毛澤東說：“你們在這裡不是搞得很不錯嘛！我一到陝北，就看到人民群眾很懂得革命的道理，政治覺悟很高，鄉村政權很鞏固，游擊隊戰鬥力很強，我相信創造這塊根據地的同志是黨的好乾部。”他還說“陝北這個地方，是有革命傳統的，李自成、張獻忠就是從這裡鬧起革命的。這里地方雖窮，但窮則思變，窮就要革命嘛！這裡群眾基礎好，地理條件好，搞革命是個好地方呀！”“我們感謝你們創造了這塊根據地，使中央有了落腳地。我是來投奔你們的呀！”“我們到陝北就是到家了，有了根據地，有了立足點，劉志丹、謝子長、高崗同志對陝北是有特殊貢獻的。”
周恩來說：“左”字號的監獄，也“左”得出奇哪！他批評戴季英等人得了“瘋狂病”，戴季英不服氣地強辯。周恩來說：“象劉志丹、高崗這樣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這樣的'真革命'倒是一個沒有才好。”(見習仲勳回憶)
劉志丹、高崗釋放出來，群眾說他們成“氣候”也，必然有“百日之災”，有“貴人相救”，這是“天數所定”。
是年冬季，黨中央到瓦窯堡後，中央有關部門對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考察，結論指出：“陝甘黨的同志，紅二十六軍工作是最好的。”
老幹部王東皋回憶當時的情況很能說明問題，他說：“35年秋底，我從赤源縣被調到瓦窯堡肅反，交待右派反革命問題，被關了50多天禁閉，那簡直是人間地獄，現在回想起來不寒而栗。那時差不多天天審訊，審問者都是南方口音，有些話你聽不懂就得挨打；指明問供，你說不知道也得挨打；你不回答也得挨打；你若說劉志丹、高崗對窮人好的意思，打的更慘，硬打硬逼，蠻不講理，可把人整慘了，槍打、刀砍、活埋很多人。和我同號關的兩個乾部，他們說了劉志丹、高崗愛窮人的話(他們不知道劉、高也被關)，便罵他們為'右派反革命'塗脂抹粉，打得鼻口流血，臉腫的肥大，半死不活被拉出去活埋了。我見劉、高也被抓了，死咬門牙一句話不說，挨了幾次打。
“中央紅軍到瓦窯堡，我被放出來，看到九死一生的中央紅軍，不論高級將領，還是普通士兵，都一樣個個破衣爛褲，肌黃面瘦，頭髮老長，真像叫花子，四散住在老鄉家裡，懶懶散散地進行整訓。連毛主席、張聞天總書記，週副主席都穿粗布破衣。”
高崗出獄後，受中央組織部委託，到各地了解“肅反”造成的混亂局面，做些穩定工作。他奉命到赤源、橫靖縣等地區了解情況，宣傳黨中央到陝北的喜訊。他到橫靖縣麻城界區正好碰見從白區來的谷奇峰、馮效章(原橫山一高同學)在家鄉聯絡10多名青年準備參加軍紅，擔心紅軍不收白區的人，古歷十月，先由谷、馮兩人前去與紅軍聯繫，卻被關押起來。
此前，我黨政軍正在大搞錯誤肅反，他倆不知道肅反和高崗被關押。他們找到區政府要求當紅軍，並說他們是高崗同學，打出高崗同學的牌子，反起到負作用，將他們安排到山溝的村子裡，派游擊隊監視。隨後白軍來圍剿蘇區，游擊隊把他倆和地主、豪紳關押一起，戴上腳鐐，多次轉移。谷奇峰給區政府寫了幾封信。未見回信。一次在轉移中，恰巧被高崗看見說：“胖娃娃(谷個小體胖，學校時都叫他胖娃娃)，怎麼你在這裡？”谷將來參軍和被關押的情況告訴高崗後，高崗回到區政府的當天下午放了谷、馮。他對谷、馮說：中央紅軍到了陝北，革命形勢很好，還講了許多革命道理。 “你們被關押了幾十天，家里人也不放心。部隊正需要文化人，你是小知識分子，家在白區，先回去在家鄉開展革命活動，配合部隊解放橫山縣城。”遂給些宣傳品和書籍，並給烏審旗的王兆林、徐鴻猶等寫一封信，捎些中央紅軍到陝北的宣傳資料。
1935年12月17——25日，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主持下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和《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定》。為適應新的形勢，會議明確的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線、策略和方針，以團結全國人民抗日與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為奮鬥目標。會議決定猛烈地擴大紅軍，積極擴充兵員，準備對日軍直接作戰。
政治局會議之後，於27日在瓦窯堡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著名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高崗第一次聆聽了毛澤東同志精闢演講，對他啟發教育很大，眼界大開，開動腦筋，並作了詳細的筆記。他從心底里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站的高，看得遠，講話博大精深，對中國的形勢和前途看得清楚，對於策略論述的精闢，堅定了高崗跟毛澤東幹革命的決心。
這是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毛澤東主席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議，精闢的論述了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中國工人農民不能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著重指出共產黨和紅軍在這個統一戰線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闡述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過去長期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革命急性病——這些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之一。
毛澤東主席的報告不僅切準了南方革命失敗的要害，也完全符合西北革命運動過程中的實際。毛澤東同志只能在遵義會議經過串連、做個別人的工作，戰勝了錯誤路線，也是在失去了與共產國際聯繫的情況下，沒有乾擾才取得軍隊領導權，也只能到達陝北可靠落腳的根據地，才獲得系統地說明中央對這樣重大的政治策略問題上的諸多問題。毛澤東這次的講話之所以對高崗印象最深，就是毛澤東講的正是高崗想的；毛澤東提出的策略，正是高崗所實行的所謂“右傾取消主義”；毛澤東批判的“關門主義”、“急性病”等，正是陝甘邊和陝北革命鬥爭中感到的想解決而無力解決的問題。面對現實，感受很深。他原來認為朱理智等人的那一套和現實不對頭，但從理論上又說不清，聽了毛澤東的報告才明白了中央也有兩條路線鬥爭。
實際上毛澤東曾受過錯誤路線的迫害。到延安他對高崗憶舊時說，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大肆在城市屠殺共產黨人和工人。毛澤東到湖南搞調查目睹農民運動寫出考察報告，他認為農民一定會起來，是二十世紀革命的主力軍，革命的元勳，所以他大膽地採取了一個合乎中國歷史情況的馬克思主義戰術，發動了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起義，然後向城市進攻。他在井岡山創建了根據地，後成立了蘇維埃政權。 1930年斯大林派年僅25歲在蘇聯讀書的王明為第三國際代表回到中國。列寧逝世後，第三國際就成了斯大林的工具，而中國共產黨就納入了第三國際的指揮下，自然成了工具的工具。王明路線的執行者把當時的革命路線由鄉村改為推向城市。毛澤東認為當時革命力量薄弱，先搞城市紅軍一定會節節潰敗，會大傷元氣的，因而大力反對。他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見，認為中國的事情應由中國人按中國情況自己定，不應由外國人來決定，他反對外國插手。但是，當時中共的一些主要負責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把自己的腦袋交由斯大林來搖，自然把毛打成了右傾保守者，“狹隘經驗主義者”，斯大林甚至說毛澤東是“異端分子”、“紅皮白心蘿蔔”。博古嘲笑毛澤東為《水滸》中的綠林好漢，他們把中國革命的希望寄託在城市無產階級身上，“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農民領袖不能領導無產階級革命。”李德在湖南召開的軍委會議上揮舞著拳頭大吼“毛澤東盅惑人心，陰謀篡黨奪權……”因而毛澤東多次被排擠，撤職，降職，調離部隊，倍受折磨，致使紅軍損失極大，根據地縮小到不足6個縣的地盤。 1933年夏蔣介石吸取前四次“圍剿”紅軍失敗的教訓後，於6月8日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部署第五次“圍剿”，確定實行“徹底封鎖”的作戰方針，採取“戰備攻勢，戰術守勢”和“步步為營，節節推進”的滾鐵式戰法，李德以陣地戰反對毛澤東的游擊戰，湘江戰役損失更慘，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不得不撤退出根據地。撤退時博古、李德不讓毛澤東跟大部隊走，在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的力爭下，才同意隨部隊轉移，幸於34年10月18日離開根據地。蔣介石的軍隊沒用一槍一彈大搖大擺踏著紅軍的餓殍，舉著青天白日旗幟進駐赤都——瑞金城。我軍被幾十萬敵人，圍追堵擊，趕出幾個省，從南國趕到北國，正是“東方不亮有西方，南方黑了有北方。”
“另覓寶地，落腳求生，東山再起。”毛澤東一直認為早期紅軍失敗與斯大林和第三國際有關係。把“中國共產黨搞得一塌糊塗，白區損失百分之百，根據地損失百分之九十，我軍由30萬人損失到2萬人左右。我沒有怪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只怪我們的同志犯了教條主義錯誤。”
當時中共不少領導也同意王明、博古的那一套，不贊成毛澤東那一套“農民游擊戰術”，和毛關係較好的王稼祥也不贊成那種適合農民口胃的做法。他認為中國農民革命畢竟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無論如何也不能只滿足於農民運動。如果這樣，與李自成、洪秀全又有什麼區別呢？可他們卻沒有看到毛澤東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極為重要的方面，這是和李自成、洪秀全根本區別的所在。
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卅年》一書中說：在敵人第五次進攻紅軍時，“紅軍因為黨的中央實行了完全錯誤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和其他錯誤政策，沒有能擊破敵人的進攻。一九三四年十月間，中央紅軍退出江西根據地，進行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長征。在此期間，全國其他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也遭到'左'傾分子同樣的損害。各地紅軍，除劉志丹、高崗等同誌所領導的陝甘紅軍外，都先後退出了原來的根據地，進行了長征。”“在國民黨第五次圍攻以前，紅軍曾發展到三十萬人”，“到陝北會合之後，總共不到三萬人。但這是紅軍和黨的極可寶貴的精華。”
毛澤東一貫認為“誰贏得農民，誰就贏得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贏得農民”。他在長征的路上和王稼祥講，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乃至博古的左傾幼稚病就在於對中國現狀把握失當。中國的資本主義不發達，工人階級不成熟，怎麼能照搬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教條呢？佔全國總人口80％以上的農民沒有發動起來，哪怕城市工人階級奪取了政權，最後也會消融在小農意識的汪洋大海裡。因此，中國的革命，“不能不是農民革命，中國的道路，只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千萬優秀共產黨人組織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使農民在革命實踐中脫胎換骨跟黨走，中國的革命沒有打不勝的道理。”他說不要再迷信蘇聯的經驗，“不要相信中國無產階級速勝的囈語”，一切中國人自己做主，借助於最先進的馬克思主義，在反复實踐中摸索出一條中國革命的成功之路……。
王稼祥聽了這番話頓開茅塞，心悅誠服。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奪回軍事指揮權時，有王稼祥的一大功勞。
毛澤東到延安後和高崗談話中多次講到這些道理，使他對農民的力量、意義認識更加提高，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正確。這也是他緊緊跟隨毛澤東的一個重要因素。他說：中國工人階級力量太弱，工人佔不到1％，農民佔絕大多數。農民深受土地危機之苦，土地危機一定有助於他們鼓動全國，動搖蔣氏政權。同時他進一步認識到為什麼朱理智要攻城市，強調“提拔工人在領導機關、保護無產階級領導權”，無視農民革命的重要性，只是他們從“北方”帶來的“奇貨”販賣而已，脫離了中國的實際。
毛澤東到延安不久，找高崗、肖勁光談軍事問題時，又一次讚揚延安：“我們的延安很美啊！不要小看延安這個地方，我們走了兩萬五千里，幾乎把所有的根據地都丟了，只剩了這塊落腳之地。這是我們的資本，是我們的'家'，我們要在這里扎根，學漢高祖劉邦，建立根據地。”他還強調軍事工作，根據地、政權要靠槍桿子取得的重要性。毫無疑意，中央紅軍經過十多省一年來的長征途中脫險後，有個安身立命的家，自然感到“家”裡的溫暖。
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關於擴大紅軍的決議，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擴大紅軍的運動。中央軍委成立動員部，派高崗到陝北省負責擴大紅軍，準備東征，跟日本軍直接作戰。隨他到陝北省延安、赤源、延川等縣擴紅的還有高長久、賀晉年等。高崗到秀延縣擴紅，他依靠地方黨組織、蘇維埃政府，發動了擴紅宣傳運動，組織男女青年秧歌隊，宣傳隊，深入村莊，通過唱歌、扭秧歌，說快板，說評書，演節目等辦法，發動群眾，宣傳群眾，動員青年參軍。高崗組織群眾自編自演的節目有《送郎當紅軍最光榮》、《要翻身只有當紅軍》和《一人當紅軍全家都光榮》等，特別是組織了一批青年婦女宣傳隊(女同志，女宣傳是新名稱)和兒童團的宣傳號召力最大。 “女宣傳”一到村莊演唱：“三月里三月三，男當紅軍女宣傳，一心呀要共產，人人把身翻……”“只要革命成了功，一人一個女學生”。宣傳隊進村，群眾說快去看女同志唱歌，小紅軍(少年)講話，周圍群眾都來看熱鬧。
高崗利用這些場合多次發表動員講話，號召青年參軍保家保地保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抵抗日本侵略者，保衛革命勝利果實。他說：“紅軍是窮人自己的隊伍，與國民黨的軍隊不同。國民黨的軍隊是維護地主豪紳的利益；紅軍是保護咱貧苦老百姓勝利果實的軍隊，沒有紅軍保衛，咱們的勝利還要得而復失，又叫地主豪紳搶去的”。 “日本正在侵略中國領土，從東向西打過來，沒有共產黨領導紅軍和全國人民抵抗小日本，咱們就要受到日本鬼子的欺侮”。他還說：“中央紅軍為了革命，為咱貧苦老百姓，從江西南方，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為消滅反動派，爬雪山過草地，經過千險萬難，吃盡了苦頭，咱們和他們比比，有什麼可說的，我們要有人的出人，男當紅軍女宣傳，有錢的出錢，為打倒反動派，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出人出錢。”經動員後，秀延縣出現“父母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局面。
在擴紅運動中，他們堅持貫徹擁軍優屬政策，把擴紅和打土豪、分田地等經濟工作結合起來，軍屬優先分好地，分牛羊和財物，開會、看戲坐前排，家裡缺勞動的給代耕，使軍屬既感到光榮，又得到經濟實惠。廣大貧苦農民祖祖輩輩受苦受壓受剝削，對國民黨軍閥、官僚和土豪惡霸早就恨之入骨，原來無力量報仇雪恨，一經宣傳動員，提高了覺悟，認識到“當紅軍光榮”，“紅軍是窮人的隊伍”，到處講“要翻身當紅軍，當紅軍才能過上好光景。”一傳百，百傳千，改變了廣大群眾的“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舊觀念。
高崗很善於發動群眾，群眾聽了高崗的動員，“呼”地成了燎原之勢，青年農民踴躍報名參軍。秀延縣僅用一個月時間，就有2000多名青年參軍。中央軍委、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辦事處、陝北省政府及時表揚了秀延縣的擴紅事蹟。 《紅色中華報》連篇報導了秀延縣的擴紅成績和經驗，推廣到全省、全邊區。賀晉年、高長久等同志在清澗等縣推廣運用了秀延縣的經驗，發動擴紅運動。報導中說“秀延縣擴紅得第一位”，“秀延縣擴紅走在前邊，籌集經費超額完成任務”，號召各縣“向秀延縣學習，向秀延縣看齊！”中央軍委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辦事處主任周恩來，副主任劉志丹)把秀延縣樹為擴紅榜樣，立為“擂台”。在秀延縣的帶動下，加快了陝北地區擴紅的進程，到1936年春完成擴大紅軍任務2萬多人，給新成立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軍和為東征、西征輸送了大量兵員，受到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的表揚。
為了擴大北線迴旋餘地，1935年12月中旬，中央軍委組建臨時北路軍，劉志丹任指揮，宋任窮任政委，帶領十五軍團七十八師；高崗、張愛萍帶領直屬中央軍委二路騎兵團和陝北游擊師(原米西、橫山游擊隊)，從瓦窯堡出發向橫山地區挺進，打擊國民黨軍隊對陝北北部根據地“圍剿”，相機殲滅敵人有生力量。 12月28日，北路軍發出《告井岳秀部隊書》，號召井部棄暗投明，與紅軍一道抗日救國。
12月30日，中央決定成立二十八軍，下轄三個團，1200多人，在橫山石窯溝地區召開軍人大會宣布成立。以綏、吳戰鬥團改編為一團；陝北游擊師改編為二團；安、清獨立團改編三團，劉志丹任軍長，政委宋任窮。
1936年1月7日，毛澤東、周恩來復電劉、宋：“為使伏擊敵人有廣大迴旋餘地，同意我北征軍改向韓家岔、石牌子行動。該處敵堡如已完成大部，即應改襲擊為包圍，準備打敵援隊；如敵已退走，即應直逼橫山，調動敵援，圍困敵堡城鎮，必須斷其交通。”“打援敵不論大小，必須主力出動，實行兩翼包圍，並切實斷敵退路，以期一舉消滅，勿使漏網。”10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劉、宋等，“要紅七十八師開始南移，歸還主力，到瓦窯堡附近集中待命；陝北游擊隊和騎兵團仍在北線行動，消滅井岳秀的小股部隊，並迷惑該敵，使其不知道七十八師行動的目的。”
劉志丹、宋任窮、高崗、張愛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電令率北路軍，經綏德縣三眼泉(今子州縣)、橫山縣的石灣、石窯溝、武家坡等地，整編游擊隊，擴充隊伍，擴大影響，壯大聲勢，掩護七十八師轉移。於臘月15日直逼橫山縣城跟前集結，當晚，先鋒軍摸到縣城周圍偵察敵情。 16日晨，紅軍兩個營攻擊五龍山守軍，一連國民黨軍聞訊棄寨逃跑。中午，指揮部命令各部隊在曹動之、吳亞雄的騎兵游擊部隊、赤衛軍的配合下，全麵包圍了橫山縣城。下午三時左右戰鬥打響，紅軍首先向李家窪、五里墩等城外守軍發起進攻，不到半小時佔領縣城外面的全部敵人據點，並殲滅了部分敵人，其餘敵人逃回城裡。國民黨軍張子英部固守孤城，惶恐不安。劉志丹、宋任窮、高崗、張愛萍對橫山守敵圍而不打，在“圍城打援”中消滅一部敵人。達到了掩護七十八師暗暗南移和敵人北調，加強榆林和米脂、綏德一線，擴大紅軍影響的目的後，主動撤出戰場，到石窯溝等地休整，歡度春節。期間，中央命二十八軍返回瓦窯堡。
2月19日，劉志丹、宋任窮致電周恩來：
甲、我們擬以五天行程到達瓦窯堡。
乙、關於獨立營及游擊隊的佈置，我們意見米西獨立營及第二支隊十五日已出橫山與波羅之間活動，並散佈謠言察橫山，波羅二處無敵情，該部即渡過無定河在橫山以北以西活動。在橫山、波羅之間活動，再經橫山以西向橫山活動。第二支隊在水地灣，周家鹼、三皇峁一帶活動。第三支隊在武家坡一帶活動。以上佈置今晚電發，以便告訴米西縣委。
騎兵團仍按原定向伊盟行動。
第二次打橫山達到了為紅軍東渡作準備的戰略目的，使神府、佳縣和吳堡的守敵迅速抽兵北調，集中兵力固守榆林等地，劉志丹率二十八軍從瓦窯堡出發經吳堡到神府過河東征。
陝北紅軍兩次攻打橫山，當地群眾編出信天遊和順口溜：
“三十個馬隊兩杆號，一隊隊紅旗朝北搖，劉志丹的隊伍上來了！”
“對面溝裡流河水，橫山里下來些游擊隊。”
“劉志丹是清官，坐上飛機打橫山，一心要共產，……”
“高崗劉志丹，百姓都喜歡，解放橫山城，人民把身翻。”
高崗等從禁閉出來不以右派反革命對待了，但在信任和使用上，仍受著左傾路線執行者的干擾，實際未能得到徹底平反，正確使用。頭上仍戴著“右傾取消主義”、“對反革命自由主義”兩頂帽子。劉志丹至陣亡這兩頂帽子還戴著。正如李維漢回憶裡說：“當時由於'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乾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幹部的工作分配，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一般不是公正的。”張秀山說：所關押出獄的領導幹部，都降職降級使用，習仲勳當環縣書記，惠子俊當赤安縣組織部長，楊森、楊琪、黃羅斌、王世泰等高幹當獨立營長、縣軍事部長，他自己去紅大當教員，高崗帶十幾人、馬打發到伊盟草地。劉志丹、楊森、楊琪在東征時都犧牲了。
打罷橫山後，高崗按中央決定到伊盟開闢根據地，被任命為伊盟工作組長(一說陝北省委書記)帶騎兵團開進長城線的陝北和伊盟邊界。抵抗日寇從綏蒙而來，他帶領的騎兵團基本是一個空架子，掛著中央軍委直屬陝北騎兵團的番號，原騎兵團人馬武器抽得七零八落，只有十幾人、馬、槍，人馬靠自己擴，槍支全靠他自己從敵人手里奪。
開展創建三邊和伊盟根據地幾乎是“白手起家”。高崗到靖邊由曹動之、吳亞雄和郝玉山、馬騰保的游擊隊給調一些人馬和武器。開闢伊盟地區力量單薄，裝備極差，供給困難，沒群眾基礎，開展工作困難可以想見。可“左”傾路線執行者都擔任重要職務，還說什麼“中央剛來，不了解陝甘、陝北的情況”，想方設法把真實情況隱瞞起來，歪曲歷史，欺騙中央。他們向中央黨務委員會誇功說他們創造了十五軍團，把自己打扮成陝北紅軍和蘇區的創造者，將“肅反”錯誤全推給聶鴻鈞、戴季英，與他們沒有責任。黨務委員會討論出獄同志的黨籍時，有人仍認為劉志丹、高崗等“存在右傾取消主義及對反革命自由主義態度。”在他們的干擾下，使平反工作留下一條尾巴。賈拓夫到關中任特委書記要高崗任司令員時，有人說“他沒能力，做不了。”毛澤東叫高崗任陝北省書記，他們在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跟前嘀嘀咕咕說高崗的壞話，毛澤東氣憤地說：“在實踐中考驗，他是真革命，會為抗戰奮鬥，為人民服務；是假革命讓他們跟敵人跑去”。 1945年秋，西北局高干會上座談西北歷史問題時，馬文瑞說，實際上象蘇武牧羊，把高崗“流放到沙漠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