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率部回師安定在楊園則、唐家川休整，針對敵人進攻態勢，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圍剿”鬥爭，確定實行“東擊北攻，集中南下”的戰略決策，取得勝利。
在陝北反“圍剿”戰爭中，我陝北第一、三游擊縱隊按照前敵總指揮部的佈置，分別向神府、長城內外發展，積極配合紅軍主力反“圍剿”鬥爭。第一縱隊在橫山縣候家高山(今為子州縣)伏擊了武家坡敵八十六師1個連，後又襲擊賀草峁民團，兩次殲敵近300人，繳槍200多支。第三縱隊趁夜襲擊橫山縣油房頭民團。
紅二十六軍第一、二團和騎兵團，根據西北軍委、前總的動員令指出的“向西牽制，向東出擊，西面監視敵六十一師，東面襲擊敵四十二師”的方針，在宜川、洛川、甘泉、宜君、白水等地區打擊敵人，開闢游擊區，他們控制了咸榆公路宜川——洛川段，牽制了敵四十二師的行動；關中地區張邦英等指揮的游擊隊沉重打擊南線敵人並阻制其北上，有力地支援了陝北主力反“圍剿”戰爭。陝甘邊以南梁為中心的根據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前總在唐家川召開解放6縣慶祝大會，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圍剿”鬥爭。劉志丹、高崗等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總結了前敵總指揮部成立以來堅持人民戰爭方針，貫徹“動員令”的精神，取得偉大勝利。他們在講話中回顧了幾個月來，兩軍同力協作，發揚了英勇頑強和連續戰鬥的作風，轉戰幾百里，解放了6座縣城，拔掉不少敵人據點，殲敵正規軍2千多人，地方武裝3千多人，繳槍3千多支，子彈30萬發，輕重機槍2百多挺，各種炮幾十門，把陝甘和陝北根據地聯成一片，在20多縣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游擊區發展到30多縣的廣大地區。
1935年7月，山西閆錫山部李生達、孫楚的先頭部隊已經渡過黃河，對吳堡、綏德進行“圍剿”，並尋找紅軍主力決戰。針對晉軍進攻態勢，我前總召開團以上乾部會議，研究決定向東挺進，打退晉軍，然後南下打擊東北軍的戰略方針。劉、高根據這一方針，部署作戰方案，安排了後方的工作，派黃羅斌帶1個團主力南下配合地方游擊隊，牽制敵人，偵察東北軍的行動，為主力東擊北攻後南下作戰摸清情況。在紅軍主力東進攻打晉軍前，劉志丹、高崗親自指導各團、營、連層層加強部隊整訓，補充兵員，總結經驗，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紀律教育，培訓補充新兵以適應大規模的反“圍剿”戰爭。
他們對後方工作也作了具體安排：王世泰傷愈回部隊接替吳岱峰代理三團長職務，吳岱峰到後方負責辦幹部學校，培養營、連、排幹部；組建了後方醫院、服裝廠、槍械修理等後勤單位，並派得力且懂行的干部擔任領導。劉志丹妻子同桂榮、高崗妻子楊芝芳等一批家屬安排到被服廠工作。高崗對後勤工作明確提出：在一定意義上打仗是打後勤，戰爭能不能取得勝利，後勤工作好壞是至關命運的大事。
西北紅軍在前指的指揮下，打出陝甘、陝北一片紅。西北工委和軍委機關從山溝裡於7月初進駐永坪鎮，陝北省工農民主政府也搬到這裡。在西北軍委、前敵總指揮部運用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堅持“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戰略方針，粉碎了敵人第二次“圍剿”後，認真總結經驗，研究部署了第三次反“圍剿”鬥爭，並且開始實施反“圍剿”作戰方案的時候，上海臨時中央駐北方代表派朱理智、聶鴻鈞、劉炸夫組成駐西北代表團，於1935年7月初來到西北工委駐地永坪鎮，朱理智等帶著上海臨時中央局和北方代表“左”傾路線“交底”的框框，找“郭洪濤做為助手，當參謀”，下車伊始，亂批亂鬥，進行錯誤的肅反運動，給陝北、陝甘根據地和二十六軍造成危機，鑄成嚴重的錯誤。
事情大致是這樣的過程。 1934年初，郭洪濤同志從北方局回來根據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奮鬥》的左傾思想標準來衡量陝甘、陝北的工作，認為劉志丹、高崗等是執行右傾機會主義。郭洪濤同志將情況向北方局代表作了反映。 1935年5月，上海臨時中央局和駐北方局代表據此組成朱理智、聶鴻鈞(朱、聶曾在河北省委工作)、劉炸夫(因故未來)三人為駐陝北蘇區代表團。聶鴻鈞(曾為河北省委組織部長)前往上海與中央局聯繫，在離開上海前，賀昌熾(時任上海臨時中央局三人領導成員之一，負責滿洲、河北、陝西和北方局代表聯繫，鞏固黨的組織和發展工作)，和聶談話時說：“北方局代表意見，有很多張慕陶右派跑到陝北、陝甘蘇區，專門挑撥陝北、陝甘的對立，挑撥二十六軍和二十七軍的對立；右派活動人物主要是黃子文、蔡子偉等；劉志丹、高崗等思想很右。”他要求代表團去陝北，“依靠郭洪濤解決好陝甘、陝北蘇區的右派反革命的問題”，“檢舉內奸清洗黨內異已分子。”(見聶鴻鈞回憶)
5月30日，聶鴻鈞從上海到天津，北方局(在天津駐)高文華書記向聶鴻鈞介紹情況和上海談的情況一模一樣。在聶鴻鈞腦子裡鑄定了一個印象，他認定陝甘、陝北的情況屬實，是右派掌權的問題，要抓右派反革命。
聶鴻鈞、朱理智先後到達陝北，對西北軍委主要領導劉志丹、高崗等和二十六軍領導懷有偏見，多方刁難、找岔子，沒作深入調查，只聽信某些人一面之詞如說什麼“從太原、西安來的'來路不明分子'，有的是張慕陶派來的，有的是西安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如李西萍(已經逮捕)在蘇區破壞活動事實”等等，“這些人能進來都是劉志丹、高崗引進來並受到他們的包庇”，劉志丹是“白軍軍官”，張秀山是劉志丹的“私人”，“高崗是劉志丹的謀士，是一個'黨棍'。”聶、朱聽了這些不實之詞，進一步印證了上海和北方局交待的情況，兩人堅信無疑了。殊不知上海臨時中央局和北方局交待的情況正是來自郭洪濤同志的報告。聶、朱按照上海、天津“指示”“依靠郭洪濤解決好陝甘、陝北問題”，堅定了開展“肅反”的決心。他們一股腦兒貫徹王明路線，搞得腥風血雨。
劉志丹、高崗率領主力紅軍南征北戰，粉碎敵人發動的“圍剿”鬥爭，聶鴻鈞、朱理智等在後方策劃“肅反”活動。朱理智自任中央駐陝北代表團的書記，自授命有領導西北工委、軍委的職權，嚴重干擾了西北蘇區的工作。
7月15日，朱理智、聶鴻鈞在永坪鎮主持召開西北工委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上由朱理智傳達了中央駐北方代表的五封信。會議沒有讓在前方打仗的工委委員參加，擅自撤銷了西北工委書記惠子俊的職務，把他批鬥了一頓派到米西縣當副書記。朱理智自任代表團書記能直接領導西北工作而代替了工委的職能，又以代表團書記的職權，指定聶鴻鈞為西北軍委主席，不設副主席，劉、高在軍委的領導權自然消失，朱、聶輕而易舉篡奪黨和軍隊領導權。
永坪會議開了幾天，幾乎是朱理智一人講話，除宣讀上述5封信外，又摻和自己“左”傾觀點，大加發揮，形成左上加左。他們為了推行左傾路線，朱聶等人一唱一和，自編自演地通過了《西北工委執委擴大會議決議案》，以“肅反”為名的奪權目的更加合法化。 “決議案”圍繞西北黨內必須“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為中心，對西北形勢和黨的任務作了極為錯誤的估計和規定，說什麼“兩條道路即蘇維埃與殖民地的鬥爭同樣在西北尖銳地表現出來”，要求“西北黨共同努力”，“迅速創造一塊陝北、陝甘、陝南、川陝(此時四方面軍和25軍已退出根據地)根據地，更荒唐地提出'打通新疆和外蒙古和國際路線'”，“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口號是早已經完成，蘇維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已經勝利的發展著。”還說：“中國目前存在兩個政權，一個是日益動搖崩潰的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政權，另一個是新興的蘇維埃的政權。”國民黨的政權軍事崩潰、財政恐慌、碉堡政策失敗，甚至說“國民黨區域日益縮小，武裝力量削弱”，“白軍戰士走向革命道路”；“蘇維埃區域日益擴大，佔全國四分之一，人口中佔全國六分之一”，說什麼“我們處在偉大的階級決戰前面”，“和帝國主義武裝衝突的階段迫在我們面前”。他們自吹這是“列寧主義路線”的估計。根據這種錯誤的分析估計，說什麼“陝甘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不僅完成，而且超過了”。對第三次反“圍剿”，提出了錯誤的方針、任務，要紅軍全線出擊，還提出“反對崇拜槍桿的萬能而不相信群眾力量的右傾取消主義”的奇談怪論。
永坪會議還通過了一個《關於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陝甘三次“圍剿”與黨的任務的決議》，要求紅軍在第三次反“圍剿”鬥爭中奪取綏德、延安、清澗和瓦窯堡等“中心城鎮”，“不讓敵人踐踏蘇區一寸土地”，還無根據地提出“神府和綏德、吳堡以南蘇區打成一片”，並要“以馬欄為中心，向同官(即銅川)、耀縣、涇陽發展，堅決執行鞏固向南發展的路線”，“鞏固宜川一帶的蘇區向韓城、合水發展”。要在敵人重點駐守的洛川開展工作，消滅甘泉、富縣等地的白區，以洛川為中心，向寧夏、三邊等地發展，“打通國際通路”等等。他們對當時敵我力量不作任何對比分析，對紅軍主力如何部署沒有具體措施，只憑理想主義空談宏論，坐在後方安全的辦公室裡，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捏造以攻堅戰取代運動戰，光說大話、空話，做出超越實際的極左的“四面出擊”的所謂決議。他們好像有撒豆成兵的法術，舞文弄墨，對敵人磨刀霍霍，氣勢洶洶從四麵包圍來卻無動於衷，住在後方策劃在西北黨內、軍內“肅反”。正如列寧曾經批評知識分子說，知識分子的叫囂聲比他們的力量大千百倍。他們把口氣當力氣，想推翻一切，改造一切，是智者無知。他們在社會政策上也推行左傾政策，肉體消滅地主，富農分壞地，打擊中農，還提出農村實行六小時制，改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習慣。
劉、高看到“決議案”堅決反對，劉志丹說：“這是做夢。”高崗說：“不是反對崇拜槍桿子萬能嗎？拿什麼打通國際通道？”
劉、高認為我們的部隊連游擊隊加在一起不足一萬人，面對國民黨裝備精良的10萬部隊四麵包圍，只能採取“集中全力，各個擊破”的戰略。朱理智卻認為是“右傾取消主義”，說他們對形勢“估計不足”，“取消革命”。朱理智等要提拔工人到領導機關，以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劉、高認為陝甘工人階級不多，不能照搬天津、上海的辦法。朱理智認為這是“黨與無產階級的領導應當停止，解除革命武裝。”是為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服務，使陝甘革命走到失敗的道路，是“更進一步的暴露了反革命的實質”，是“反動統治各派別在黨內的聯盟軍與應聲蟲”等等。
前總對作戰方針和兵力部署、後勤保障工作安排後準備出發時，駐陝北代表團派人送來信叫紅軍主力攻打米脂、綏德、清澗、瓦窯堡、延安，再打通神府聯繫。劉、高經研究分析認為上述城市，敵人防守嚴密，工事堅固，兵力較大，據險固守，很難取勝。對這個錯誤主張，劉志丹考慮到是北方代表駐陝北代表團的決定有點猶豫，但仍決定攻打瓦窯堡未得手，高崗在當時對“形勢認識的比較清楚”，在他支持下前總沒有再執行代表團指示，決定東進打退晉軍，安定後方，南下作戰。
此時的形勢是國民黨發動的陝北第二次“圍剿”徹底破產，損兵失地。我黨中央紅軍繼續北上，紅二十五軍正在經甘肅向陝北轉戰。面對長征紅軍即將進入陝甘根據地和西北紅軍取得二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高桂滋向蔣介石急電求援日：“防廣兵單，防不勝防。如不增兵，陝北將成為第二江西也。”蔣介石對此大為震驚，為阻止中央紅軍與西北紅軍的會合併挖掉長征紅軍立足之地，在調集大軍堵截長征紅軍的同時，集中了陝甘寧晉綏等軍隊向陝甘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大規模“圍剿”，兵分五路，東面沿黃河一線有晉軍5個旅；北面敵八十四、八十六師；西面東北軍5個步兵師和3個騎兵師又1個團，西北面寧陝交界地區有馬鴻逵3個騎兵團；南面洛川一線東北軍3個師，共10萬多兵力。此次“圍剿”，敵人仍以陝北為重點，以東北軍為主力，以劉、高主力為主要對象。戰略上採取南進北堵，東西夾擊，四面合圍，企圖聚殲我主力紅軍，徹底摧毀陝甘革命根據地，將“只剩”的唯一的一塊革命根據地摳掉，摧毀中央紅軍的立足點。為了統一指揮，統一行動，蔣介石決定成立了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蔣介石自任司令，張學良任副司令代總司令職權。 “剿總”機關從武漢搬到西安，張學良坐陣指揮。中央紅軍快到陝北時，蔣介石電令東北軍、馬鴻逵、馬鴻賓等部：“紅軍長途行軍，疲憊不堪，企圖進入陝北會合劉志丹、高崗。命令你部騎兵前往包圍，予以殲滅。”
蔣介石以損人的目開始，以害己的結果告終。他企圖借中共軍隊削弱或消滅東北軍，以東北軍削弱或消滅紅軍，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結果，東北軍和紅軍打成了朋友。西北紅軍前總領導劉志丹、高崗認真分析敵情，根據敵人向來各懷鬼計，互不協調，部署尚未完備的情況，前指採取集中紅軍主力，各個擊滅敵人的戰略，首先打擊進入根據地晉軍先頭部隊，以鞏固後方根據地。
7月21日，劉、高率部東進到秀延縣王家溝時，敵八十四師一個連向我發起攻擊。我軍奉命進行反擊，斃傷敵70餘人，繳獲30多支槍。繼之，高桂滋部艾捷三團原由綏德出發增援靖邊，趕到半路得息靖邊縣守敵已被紅軍消滅，輾轉返回綏德的途中，滯留在三皇峁、老君殿一帶搶劫、擄掠、抓民夫，大肆騷擾百性。我前總命部隊趁其不備，向敵人發起進攻，在高家塌、南溝岔消滅艾捷三1個營，擊潰2個營，敵人死傷慘重。艾捷三負傷棄馬逃回綏德。其殘部和敵四九九團、張廷芝的騎兵營又向我軍發動進攻。我軍乘勝擊潰該敵。此次戰鬥，共殲敵300餘人，繳獲300多支槍和一批戰馬，揭開第三次反“圍剿”的序幕。
高桂滋初進陝北氣勢洶洶，最終沒有逃脫驕兵必敗的下場，兩個旅已減少一半，寸步難行，再不敢輕舉妄動，固守在綏德、清澗城裡。
根據地群眾對這次戰鬥編歌謠唱道：
至此，根據地擴大到北起長城南至淳化、耀縣，西接環縣，東臨黃河的廣大地區。蘇區南北近2千里，東西1千多里。紅軍主力發展到近5千人，游擊隊4千多人。赤衛軍、少先隊，猶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遍布各縣廣大鄉村，形勢一派大好，解放區軍民振奮。第三次反“圍剿”首戰告捷，陝甘革命根據地得以鞏固發展，擴大了陝甘寧邊區構成版圖，為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為中央紅軍和各路紅軍創立了立足點和抗日的出發點奠定了基礎。
首戰打垮八十四師艾捷三等部隊，掃除了東擊障礙，劉志丹、高崗率領紅軍主力兵團東線出擊。 8月1日在清澗縣的袁家溝等地區集結，趁晉軍立足未穩，先發製敵，輕裝急進到吳堡縣境內，嚴密隱蔽待機殲敵。在前指的統一部署下，陝北第二、五游擊縱隊和當地赤衛軍已將敵據點慕家塬包圍，前總決定首先殲滅該敵。高崗等到寨底觀察，發現工事堅固，防守嚴密，強攻危險，遂改變為“圍城打援”。慕家塬寨牆堅固，四周築有碉堡，駐晉軍二0六旅1個連。劉高認為該據點與宋家川、郭家溝等敵據點同屬敵四一二團建制，圍擊該點必引來各點增援。他們決定命1個團擔任圍點攻擊任務，其餘主力分路打擊增援之敵。
8月10日夜，我二十七軍八十四師一團對慕家塬寨子發起偷襲未成，又加四十二師三團發起強攻，將守敵一連全殲滅。 12日，宋家川等據點敵人得悉慕家塬被紅軍包圍，不知道已經被殲，出動1個營又2個連兵力前來增援，被我部阻擊打垮，其大部被殲，餘部狼狽逃竄，此戰繳獲大批輜重物資。
西北紅軍首次同晉軍交戰告捷，對部隊鼓舞很大。此戰後，敵人發現我主力在吳堡地區，誤以為我軍要北上神府，急忙向北調兵防守。我前總卻揮師南下到綏德東南新莊一帶，準備打定仙焉。定仙焉是綏德——宋家川交通要道，駐守晉軍1個營已被我游擊隊、赤衛軍圍困多日，斷糧斷水，晉軍正太護路軍三旅六團前去增援，並派飛機助戰。我前總決定實施以“圍城打援”的戰法，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晉軍的有生力量。
此時，駐陝北代表團朱理智派郭洪濤送來指示信命前指向北發展，打通佳、米、神府根據地。劉、高研究後認為不妥，沒有執行這個指示，仍部署消滅定仙焉守敵。
他們命1個團配合游擊隊、赤衛軍繼續包圍定仙焉，誘敵馳援，其餘主力隱蔽各點準備殲滅援敵。
8月21日拂曉，晉軍正太護路軍第三旅長馬延壽親率第六團由棗林坪出發向定仙焉行進增援。敵人進至王家辛店遭我軍主力阻擊。劉志丹、高崗親自指揮各團正面攻擊，迂迴敵後，大膽穿插，四面夾擊，打亂敵人建制，殲其部分兵力。敵人遂退後，我軍乘勝追殲，連奪幾個山頭，敵人潰不成軍，斃傷俘大量敵人，剩餘殘敵沒命逃跑。我軍奮勇追殲，經過幾小時激烈圍殲戰鬥，在金簿蘭溝把敵圍住，除敵旅長等少數人化裝逃跑外，其餘全殲。此戰斃傷俘敵副團長齊汝英以下1900多人(一說1800)，繳獲輕重機槍60多挺，82迫擊砲6門，長短槍1900多支，騾馬80多匹。
此戰後，西北紅軍主力正式建立了機砲連，這是西北紅軍誕生的第一個重兵器連。被繳獲的砲和重機槍都集中在這個連，以後發揮了重大作用，成為西北紅軍發展重武器的先驅。
在慕家塬、定仙焉兩次戰鬥中，劉志丹、高崗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用“圍點打援”與迂迴阻擊等戰法相結合，應用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發揮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消滅了晉軍兩個團，使入陝的閻錫山兩個旅受到重創，倉皇逃回山西，嘗試到了我軍的厲害，驚呼“劉志丹、高崗匪部啃不動”。我軍趁勢解放了佳縣、吳堡、綏德等縣大片地區。這次戰鬥時間短，傷亡少，戰果大，繳獲多，在西北紅軍戰爭史上創造了首次輝煌戰例，創造了消滅整團整旅的紀錄，為以後集中兵力擊破南線敵主力東北軍創造了條件，提供了經驗。
在定仙焉戰鬥中，敵機進行偵察助戰時，被我軍在山上用機槍擊傷一架墜落到綏德縣薛家峁地區，還俘獲兩名飛行員。這是西北紅軍創建以來繳獲的第一架敵機，指戰員們高興地在現場觀看，消除了畏飛機的“迷信”，議論飛機是可以戰勝的。
閆錫山部在陝北吃了敗仗，為解窘迫，謊造軍情，在《晉陽日報》上說：“陝北劉志丹、高崗赤匪佔領六座縣城，赤化人民七十萬，擁有正規軍五、六萬人，游擊隊、赤衛軍、少先隊員二十餘萬人。”“現在陝北情況，正與民國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彷彿。”“赤匪飄浮不定，行去無踪，窺視晉西北，隨時有東渡黃河之可能……”國民黨天津《大公報》也登載了類似報導。
中央紅軍到甘肅哈達鋪正好看到這張報紙，從茫然中看到曙光。毛澤東及時找時任白區部長賈拓夫問清陝北情況，他高興地說：“別說有幾萬紅軍，能有一萬也就好了。”賈拓夫將1933年二十六軍失敗、劉志丹死活不知、陝西省委破壞、他派高崗到照金恢復二十六軍等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對謝覺哉說：“看來劉志丹在陝北至少開闢了一塊革命根據地，到了陝北再說吧。”敵人的這張報紙所通報的陝北根據地和紅軍情況，成了中央紅軍的無聲嚮導。
中央在哈達舖的一座關帝廟裡召開了團以上乾部會議，毛澤東主席說：“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有我們的根據地。”他高興地右手一揚說：“同志們，勝利前進吧！到陝北不遠，那裡就是我們抗日前進陣地。”
劉志丹、高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責任感，沒有執行朱理智的瞎指揮，率領紅軍有限的力量全力以赴，與敵人進行血與火的殊死戰鬥，在奪取第二次反“圍剿”鬥爭勝利後，又組織第三次反“圍剿”鬥爭，首戰告捷，旗開得勝，打退東線晉軍，凱旋歸來。回師到延川縣的文安驛休整。前指召開會議，研究對南線敵人作戰方案部署，討論戰略戰術原則，對部隊進行戰術培訓，讓俘虜來的砲手修理和講授使用重武器技術課，戰士學習操作所繳獲的機砲等武器應用技術。前總組建機砲等重兵器部隊，加強軍事、軍容和軍紀教育。正在緊張地南線作戰準備期間，代表團朱理智等來到文安驛部隊駐地，進行干擾。
8月27日召開連以上乾部會議，傳達永坪會議《決議》和北方代表的5封信，並決定用兩天時間進行學習討論。朱理智把在永坪會議講的那一套重複了一遍，要求幹部討論“如何反對右傾取消主義”的問題，干擾了部隊休整、訓練。參加聽傳達的同志越聽越糊塗，討論中大家提出一大堆疑難問題。朱理智等非但不答复解釋，反而說什麼“這是右傾取消主義者佈置的挑撥陰謀”。隨後，朱理智等在《西北戰鬥》刊物上分別發表文章：《打倒反黨的右傾消極主義，為列寧主義的中央路線而奮鬥》，號召“開展反右傾取消主義和右傾調和主義的殘酷鬥爭”，“必須把鬥爭深入到全體黨員中去”，攻擊劉、高等不聽他們的瞎指揮是什麼“取消黨的領導”。
朱理智認為高崗是個敢想、敢說、敢於的人才，是個“直筒子”，在軍隊中威信高，在地方黨組織中影響也大，不把他拉過來，開展反對右派取消主義有困難，妄圖“分化瓦解”前敵總指揮部領導，拉一派打一派。他找高崗談話、做工作，要高崗和他們一起“反對右傾取消主義”，被高崗嚴辭頂回去。高崗堅定地說：“我們這裡就沒有右派取消主義！”旗幟鮮明的敢頂中央駐陝北代表團，表明他敢想敢說敢干的革命精神，正如馬文瑞同志在1945年西北高干會上說：“高崗對中國革命形勢看得清楚。”劉志丹、高崗對朱理智的那一套堅決抵制，在文安驛會議上展開激烈的鬥爭。高崗主張尋機打擊南線敵人進攻，“各個擊破敵人第三次'圍剿'”。朱理智等要“開展反對右傾取消主義”的鬥爭。雙方針鋒相對，廣大指戰員一致擁護劉、高等人的正確路線，理所當然地否定了朱理智等人的錯誤路線。
朱、聶等迫不及待地企圖拿掉劉、高的軍隊指揮權，由他們取而代之的計劃沒有得逞並未善罷甘休，回到永坪醞釀更大的“肅反”鬥爭。他們費盡腦汁，給劉、高等羅織莫須有罪名，只和郭洪濤同志談，並蒐找所謂證據，誣衊劉、高同楊虎城搞統戰是和“敵人勾結”；區別對待哥老會和土匪的政策是“土匪路線”；對外來知識分子提任領導是“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甚至把劉、高指揮打仗誣衊為“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陰謀”，特別抓住攻打橫山縣城未克的問題是“已經暴露了反革命原形”等等，朱理智對創造蘇區地方乾部都扣上右傾取消主義者的帽子，加以打擊。真是不打倒劉高不罷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費盡了心機，更殘酷的鬥爭還在後頭。
打退晉軍，安定東線。前指在延川縣文安驛等地休整期間，研究準備南下作戰時，陝北第四游擊隊縱隊負責人曹動之前來報告說，橫山縣城守敵力量不大，防守不嚴，周圍地區已被游擊隊佔領。他要求主力部隊前去攻打橫山。前指考慮到消除北患，認為橫山群眾基礎好，二十年代就開展了農運學運，擊退北線敵人會對集中南下作戰有利，前指開會決定我八十四師和四十二師的義勇軍出擊北線。
橫山縣城始建於明朝萬曆年間，清雍正初年置縣制後，陸續修茸，是三面臨溝，東面依山，石頭砌牆的一座古城。它位於長城南側的無定河支流——蘆河東岸，易守難攻。以橫山縣城為中心沿蘆河岸南有清坪、威武兩堡(清代被農民起義軍所破)，北有波羅、響水兩座古堡駐有國民黨軍隊，距大夏首都統萬城40多公里。是榆林的南大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城內駐國民黨井岳秀八十六師獨立騎兵支隊300多人，在城東面的五里墩駐敵一個連，距縣城東南30裡的五龍山和50裡的韓岔各駐一個連。紅軍總指揮部作戰方案是：在城東15里地張爾家峁、沙坪溝和城北斬賊關部署了打擊敵援部隊，對縣城趁敵戒備不嚴，採取偷襲擊破。
9月初，我主力在劉、高帶領下秘密從文安驛出發北上，在橫山東南地區魯家河集結，並進行攻城部署。 10日晚，主力部隊開到城西10裡的陳陽窪等地嚴密封鎖橫山的消息，來往行人一律只許進不許出去。前指在該村召開指揮員攻城動員會議並部署了兵力。曹動之介紹了情況，劉志丹、高崗分別作了戰鬥動員。在傍晚抓的一個自稱是給紅軍通信的人說，南墩梁只住二三十人，柴興梁、郭墩也沒多少敵人。這些據點都是高崗熟悉的地方。所以，前指在這些地方部署兵力不多，主要目標集中縣城部署、計劃偷襲一舉成功。八十四師連長吳瑞旺年輕體壯，打仗勇敢，帶領30名戰士組成登城突出隊，負責架雲梯登城。似是敵人已經發現了，有充分準備。那個自稱給紅軍“通信”的人晚上不見了，懷疑是敵探。是夜，紅軍在墨黑的情況下登城，先上去兩三人是隱蔽起來還是被敵人無聲無息抓走，後面登梯的人以為隱蔽起來繼續上登。雲梯是幾節竹桿結成，連天下雨，既軟又短，戰士登城心切，上去的人太多壓彎雲梯，人都甩下來。此時敵人手榴彈順聲扔下來，犧牲許多人。
11日，偷襲未成改為強攻，前指發出攻擊南墩、柴興梁、郭墩敵據點的命令，結果南墩梁駐近一連人，事後才知道是頭天下午從五龍山調進部分兵力，加強了這個碉堡的。我軍派一個連去攻打，傷亡很大，幾乎全連覆沒，連長梁文鬱犧牲。其它據點敵人回竄進城時在娘娘廟前被擊斃、擊傷多人。城外據點全部拔除，敵只守孤城，驚恐萬狀，準備突圍逃跑，由於我軍不明情況，連天下雨而撤圍，敵僥倖保住了城。
這次奔襲橫山城完全出敵人意料，雖然因戰術上有缺點，失掉了突然性，未克縣城，可使井岳秀大為震驚，起到敲山震虎之作用。敵八十六師畏我再戰，怕紅軍繼續北進，倉皇收縮兵力，固守榆林，急調“圍剿”神府的部隊向榆林轉移，同時加強了橫山、米脂的防務，被迫轉入戰略防禦，減輕了神府紅三團壓力。橫山、米脂的守敵也不敢輕舉妄動，橫山以東、南、西面的廣大農村一片紅，石窯溝、威武、清坪等地區普遍建立了區、鄉蘇維埃政權、小組游擊隊，赤衛軍組織大發展。靖橫連成一片，我軍北線出擊達到了拓寬和鞏固後方之目的，解除了南下作戰後顧之憂。
紅軍主力由南往東，由南往北，兩次出擊，打退晉軍，嚇住北面井岳秀部，使陝北地區除榆林全縣在敵人控制外，敵人只守綏德、米脂、神木、府谷、橫山和延安等幾座孤立的縣城，廣大鄉村都成紅色區域。部隊壯大，武器充足，後勤改善，赤衛隊、小組游擊隊和地方政權、基層黨組織蓬勃發展，貧農會、婦女會都成立起來，廣大根據地日益鞏固，集中兵力打擊南線東北軍的條件已經成熟。
橫山戰鬥後，紅軍回到文安驛、玉家灣等地休整期間，召開部隊團以上乾部會議，總結幾個月來的經驗教訓。劉志丹、高崗在幹部會上作了重要報告，抨擊了左傾冒險主義，系統地總結了西北軍委和前總成立以來取得反“圍剿”鬥爭的勝利。
高崗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的勝利來之不易，都是不怕犧牲的戰士們用鮮血、生命換來的，不是坐在辦公室說來的，更不是“紙上談兵”得來的。他說，每支槍、每顆子彈、每塊解放區土地，都付出了血的代價。他號召大家要珍惜它，保護它，以利奪取更大的勝利。劉志丹在講話中號召指戰員，要戒驕戒躁，繼續發揚連續作戰的精神，打退東北軍的進攻。會議研究了南下作戰的方案。
劉志丹、高崗在指揮解放陝北6縣戰鬥中，特別注重了經驗總結和地形勘察，每次戰鬥開始前親自觀察地形地物；戰鬥開始親臨戰場，指揮戰鬥，參加戰鬥；戰鬥結束，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開創陝甘蘇區時，和高崗一塊工作過的同志說高崗經常深入連隊和群眾打成一片，善於聽取群眾意見，詢問火夫、馬夫的意見，和大家一起討論點滴經驗並記在本子上，彌補和修正自己的看法，在大會上介紹出來，很實在。他不像劉志丹那樣文雅，講話有時很粗莽，不分上下級，不顧場合，常講髒話，說左傾狂熱病就像個雞巴，動不動就硬起來。可是，他講話群眾愛聽，語言簡練、明快、易懂。陝北紅軍初創時期，新參軍和收編民團等人員多數是為謀生而來，有的對愛國和害國的概念都弄不清。高崗給戰士解釋說，現在工人農民造反動派的反，國民黨說是“害國”，所以愛國有“罪”，愛國者成了“害國”者，害國者反而成了“愛國”者，於是害國者鎮壓愛國者。戰士們聽了頓開茅塞。
半年來，西北紅軍轉戰陝北、陝甘地區，在西北軍委、前總的正確指揮下，有時利用蘇區的有利條件在內線打，有時出敵不意打其不備在外線的敵占區內打，解放了大片土地；有時打大的，圍殲1個團，有時打小的，吃掉1個連，還通過政治攻勢，兵臨城下敦促敵人繳械投誠；有時在運動中消滅敵人，有時攻堅，奪取縣城和集鎮；有時打擊敵人的主力，有時打擊敵人的控制部隊。兵法上的“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圍城打援”和“長途奔襲”等戰術都用上了。他們的戰略戰術和毛澤東同志的人民群眾戰爭的軍事思想相符合的。實施了集中全力，各個擊破敵人，有利時就打，不利時就走的戰略，始終掌握作戰的主動權，周密的部署，準確的偵察，選擇好戰場，摸清敵人的實力，特別注意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在千變萬化的戰場上，志丹、高崗配合融洽，冷靜沉著，多謀善斷，隨機應變。這是不斷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同時抵制了朱理智等執行的左傾高壓政策。張邦英、張秀山等老人談到陳家坡會議後的兩年時間裡，一度和上邊失掉聯繫，“左傾”路線影響不大，劉高按陝甘實際部署工作，開展革命，創造出陝甘根據地和擴大了紅軍隊伍，為中央紅軍提供了落腳地，否則，陝北的歷史可能是另一番寫法。
劉志丹、高崗在總結解放六座縣城經驗後，特別要求部隊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克服自滿思想。志丹告誡指戰員，這些成績不值得驕傲，更大的勝利還在後頭，正如俗話說：“老鼠拉木掀，大頭還在後頭”。高崗說，我們不僅奪取陝甘，將來還要奪取西北乃至全國。廣大指戰員在討論前指的總結時一致表示擁護，認為總結句句講的是親身乾過的，最實際，又合理，高度概括，沒有譁眾取寵的東西。大家說老劉老高講的越聽越想听，聽了心情舒暢，鬥志增強，朱代表團講的，越聽越糊塗，氣得人肚子疼。 “他倆配合好，相得益彰，既有冷靜的政治頭腦，又有火熱的戰鬥意志，他們的那套戰術經驗，是從過去多次失敗中得來的，是用烈士鮮血換來，越來越精了。”有的說，更重要的是，他們同弟兄們共同生活，戰斗在一起，得到弟兄們的信任，這給咱們很大幫助。他們還很注意政治工作，使指戰員明確為什麼打仗，為誰打仗，士氣極高昂。
前總正在部隊休整期間，研究部署南下攻打東北軍的作戰任務時，西北工委送來通知說徐海東、程子華率二十五軍已到永坪鎮附近，要劉、高率紅軍向永坪集結，歡迎和會師。西北紅軍指戰員接到通知非常高興，表示熱烈歡迎。前指隨即召開會議討論擬定《歡迎二十五軍的指令》，並在玉家灣召開軍人大會，劉、高作了動員講話。高崗說二十五軍是久經沙場的正規軍，全體指戰員要虛心學習他們的建軍經驗和作戰經驗。他號召向紅軍老大哥學習，搞好團結，密切配合二十五軍作戰，在南下作戰中爭取更大的勝利。
9月13日，劉志丹、高崗率部隊從玉家灣駐地出發，14日到達永坪西北工委駐地集結，15日同二十五軍勝利會師。 16日舉行了3個軍的團長以上乾部會議，互相見面，互致問候，互相介紹了經驗和情況。徐海東、劉志丹在會上講了活，慶祝西北紅軍和紅二十五軍勝利會師。
17日，朱理智以陝北代表團書記身份，在永坪鎮對面娘娘廟裡主持召開西北工委和鄂豫陝省委聯席會議。高崗、劉志丹、徐海東、郭洪濤、程子華、郭述申、聶鴻鈞、張達志、崔田夫、楊琪、張秀山、白治民、史秀雲、慕純農、王月明、王達成、楊和亭等參加會議。會上，朱理智抓住劉、高沒執行他們要打綏德、延安、米脂、清澗和佳縣的指示以及奔襲橫山未克，肆意把原西北工委惠子俊和軍委主席、副主席、前敵總指揮部劉志丹、高崗說得一無是處。他置幾個月連續解放6座縣城和大片土地，使陝甘陝北根據地聯成一片，土地革命運動如火如荼，蓬勃發展，是當時在中國大地上革命最活躍、地盤最大的一塊根據地的事實於不顧，藉著二十五軍的勢力，惡意攻擊西北工委和前指、原軍委。從遠道而來的二十五軍的同志，不明真相，一時又無法明辯是非，加之，當時急於打擊敵人的進攻，朱理智、聶鴻鈞等為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拉程子華(程是1934年上海臨時中央局派往二十五軍的代表)為代表團的成員，頂替了劉炸夫末到之缺。會議一邊倒，高崗在會上對朱、聶的錯誤指責進行鬥爭，被劉志丹制止。
會議決定撤銷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中共陝甘晉省委員會，朱理智擔任書記，郭洪濤副書記，組織部長王達成，宣傳部長郭述申。原西北工委委員一位也沒保留。當時有人私下議論，省委名稱加一個“晉”字，既無山西的部隊，又無“晉”的地盤，只有朱是山西人。
西北軍委改組，聶鴻鈞追任軍委主席(原已任命)，戴季英任軍委參謀長，撤掉原軍委參謀長朱子休、醫院院長李向富的職務。原西北工委、軍委部門的負責人，除原宣傳部長張秀山改任供給部長外，其他均排擠在省委、軍委之外。至此，朱理智等提出的“左”傾路線主張，文安驛會議上未能得逞，這次會議上佔了統治地位，借二十五軍的勢力，黨和軍隊權篡奪到手，為錯誤“肅反”提供條件。
會議還決定二十五軍和二十六軍、二十七軍改編為十五軍團。 9月18日(即“九·一八”紀念日)，在永坪石油礦西北紅軍幹校門前廣場上召開軍人大會，宣布了十五軍團正式成立。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委員(一說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兼副主任。軍團下轄3個師，原二十五軍改編為七十五師，張紹東任師長(後叛變)、政委趙林波(後叛變)；二十六軍改編為七十八師，師長楊森，政委由二十五軍派的張明先擔任(後脫離革命)；二十七軍改編為八十一師，師長賀晉年，政委張達志。
這天，當地群眾從幾十里路趕來參加大會，人山人海，會場上紅旗飄揚，標語滿牆，氣氛非常威武壯觀。
幾天之後，高崗的政委一職由代表團成員程子華接替，高崗成了專職政治部主任。高崗的政委職務取消後，省委、軍委和軍團的4個正職和部門的領導職務都被朱理智、聶鴻鈞等擔任，大家都想不通，向劉志丹、高崗談看法。劉、高仍以大局為重，以革命利益為最高利益，沒有表現絲毫爭名位的情緒並給大家做思想工作，還主動抽出人力和物力武裝補充二十五軍。二十五軍從鄂豫突圍出來，到永坪兵員銳減到不足1200人，武器短缺，衣著破爛不堪，經費拮据。劉志丹、高崗決定拿出一筆經費、糧食給二十五軍，調500多人給二十五軍補充缺員，將二十六、二十七軍60挺機槍和幾十門砲及一部長短槍支、彈藥以及被服等調給二十五軍，改善了二十五軍的裝備。朱理智陰陽怪氣地說：“他們使用不了這些重武器。”
9月19日下午召開軍事會議，研究部署南線作戰、打退東北軍“進剿”的戰略。徐海東、高崗和劉志丹等認真研究了作戰方案。大家一致認為目前大軍壓境，打蛇先打頭，首先打掉進入蘇區的東北軍六十七軍。如果先集中兵力打垮他兩個師，挫敗敵人銳氣，陝北戰局就會發生重大變化。徐海東說：“一定要打一個漂亮仗，首先打響第一炮。”高崗以政委的身份積極支持徐海東的講話，他堅定地說：“紅十五軍團成立，第一仗只能成功，給東北軍一點顏色，叫張學良看看，紅軍就是戰無不勝！”
會後，部隊從永坪出發，經過3天曉宿夜行繞過延安，9月下旬到甘泉縣的王家坪等地隱蔽、集結，尋機殲滅東北軍。軍團部召開會議，研究殲敵方案，劉、高對這一帶地形熟悉，建議佯攻甘泉守敵，誘駐延安敵人增援，採取“圍城打援”戰略，殲敵於大小勞山。
當時，東北軍王以哲六十七軍的一一0師和一二九師已進駐延安地區，一0七師隨王以哲軍部到洛川。敵一一0師六二九團第二營長陳鎮藩帶5個連隨一二九師參謀長張文清及兩個師的軍需主任，由延安到甘泉接運西安送往延安的棉服裝備。他們一進甘泉縣城就被紅軍包圍。軍團部徐海東、劉志丹、高崗等帶團以上指揮員到咸榆公路邊的甘泉以北15公里的勞山看地形。大家一致認為大小勞山打伏擊戰很理想，兩面山嶺連綿起伏，林木茂密，咸榆公路延安——甘泉段夾在一條溝間，正好是一條口袋，便於伏擊。如果把敵人裝進來，正如把狡猾的狐狸裝進口袋，有再大的本事也難以逃脫滅亡的命運。伏擊戰場確定後，軍團部立即部署兵力，命八十一師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裝包圍和佯攻甘泉城守敵一一0師的1個營和接運服裝的部隊，利用攻打甘泉誘延安敵人出來增援，遂命主力八十一師進到甘泉以北之白土坡及其東山正面堵擊敵援兵，阻止其與甘泉守敵會合，配合主力預伏戰場殲滅之，要不惜一切代價在白土坡堵住敵人，否則，延安援敵與甘泉敵人會合，我軍將失去戰機。 ……七十五師埋伏在大勞山東北後山上，七十八師隱蔽於小勞山兩側山地一帶，騎兵團位於蘆家村黃土溝地域，對敵人形成伏擊圈子。
誘出延安增援敵人後堵擊敵人與甘泉敵人會合，是勞山戰役的攻堅戰，高崗負責具體部署此翼。 9月29日八十一師奉命急行軍隱蔽在吳家溝待命。先遣1個團已經包圍並開始佯攻甘泉縣城。
10月1日，不出我軍預料，延安敵人出動1個師按我軍團部預定的時間馳援甘泉，像一群灰老鼠進入伏擊“口袋”裡。敵一一0師師長何立中騎在馬上帶著部隊大搖大擺向甘泉行進，真是浩浩蕩盪，有點欺人太甚，沒把紅軍放在眼裡。勞山是延安至甘泉段最高的山，一一0師原以為紅軍可能在沿山設伏，在山上派尖兵和少量搜索部隊，大部隊順川沿公路行進，一直未見紅軍一兵一卒動作，順順利利通過幾道險要的山勢。當到我軍伏擊圈時，敵師部命尖兵和山上的部隊撤下川來，將原來一路改為四路縱隊，集中快速前進。一一0師師長何立中得意地加鞭催馬，樂觀地對參謀長說：“紅軍鬼計多端，我當他們在這一帶打我們的伏擊，現在出了龍潭虎穴，不會再中共軍的口袋陣了。”何立中得意洋洋地海口剛誇完，參謀長還未來得及回話，紅軍的信號槍打響了。紅八十一師正面發起堵擊，七十八師把退路截斷，公路兩旁機槍、步槍和手榴彈一齊在約二華里的敵人群中開花，立刻混響成一片，震天動地，響徹山溝。分不清槍聲和手榴彈聲，幾千敵人像戳了的馬蜂窩，向兩側山上東竄西跑，何立中帶師部和直屬隊佔了路西的山頭，憑藉山上的村莊頑抗，被我八十一師二0一團一個衝鋒，將敵壓製到一個小山頭。敵六二八團拼命向甘泉方向衝來，三面火力向八十一師二四一團壓下來，企圖打開一條血路向甘泉靠攏，戰鬥打得異常激烈，我軍傷亡很大。在這千鈞一發的關鍵時刻，高崗從指揮所趕來，親自上陣指揮該團搶占了大勞山一側，並親自參加戰鬥，師長賀晉年，政委張達志率警衛連、偵察連趕來增援，很快把敵人堵在小勞山東山。敵人向師部靠攏，抱成一團，幾次反攻，妄圖打通甘泉的道路，高崗指揮八十一師打回去了，並發起猛烈反擊，指戰員不怕犧牲，前仆後繼，浴血奮戰，奪回來敵人佔領的山頭，正面堵擊敵人達三小時，使敵人被迫退到小勞山村。這時太陽即將落山，我軍有好幾個營、連、排幹部傷亡，二營教導員王學禮負傷，欒新春、謝四娃、楊玉清、李富貴等7個連級幹部傷亡，有的連隊只剩下十幾個人。高崗頓時仇恨滿胸膛，審時度勢，一把脫掉外衣，一聲吶喊躍出戰壕帶領部隊沖鋒，不畏生死的殺敵。楊森、賀吉祥等師團領導也跳出戰壕，冒刃血戰，拼命衝殺，率部隊乘勝追擊，攻進村子，圍殲敵人。七十八師從左側壓下來，接著七十五師也投入戰鬥從右側包抄過來，打的異常激烈，公路兩旁地裡麻葉子都打光了。有的戰士受傷拉著腸子爬著戰鬥。到日落前將被包圍的一一0師大部殲滅，師長何立中頸部中彈後喪命，參謀長范馭洲當場被擊斃，活捉團長裴煥彩，團長楊德新自殺。天黑前，戰鬥結束。可在總結會上，把八十一師一團團長免職，要當場槍斃作戰勇敢而倖存的兩個營長，經高崗、李赤然等出來說話，才免於一死，實在令人費解。
這一仗是十五軍團成立後打得第一個大仗、硬仗、勝仗，消滅了東北軍一支勁旅，給東北軍以沉重打擊，重創了東北軍的驕橫氣焰，打出了紅軍的軍威，打下了共產黨和張學良在洛川舉行和談的基礎。這次戰役共傷俘敵人3700餘人，擊斃1000餘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和物資，有炮12門，輕重機槍180多挺，步槍3千多支，電台一部，戰馬300多匹。高崗在“這次戰役中起了最大作用，為奪取這次勝利做出巨大貢獻。高崗同志既當指揮員，又是戰鬥員，適時赤膀上陣，身先士卒。他帶頭髮揚了不怕死的精神，極大地鼓舞戰士英勇衝殺，如果拿不下對面的山頭，再晚一小時，到天黑了，戰鬥就無法結束。敵人會趁夜逃跑的，戰場也不好打掃，好多傷員抬不下來，被冷死、渴死。”(見李赤然回憶記錄)後來，陝甘寧邊區到處傳頌“高崗赤膀戰勞山”的傳奇佳話，編入小學課本。勞山戰役後，流行一首順口溜：
“張學良成什麼樣，日本來了不抵抗，來到陝北打內仗。喪家離妻也不枉，何立中勞山把命喪。聯合紅軍把日抗，打回老家才高尚。”
“左”傾路線和個人權欲一聯姻，必然要產生惡胎，這在中共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朱理智等在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思想路線和社會政策上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自然和劉、高執行的從實際出發的正確路線格格不入。二十五軍也帶來了張國燾的錯誤肅反路線的影響，戴季英把張國燾那裡的一套搬來，並大加發揮。劉、高正在前方不顧生死帶領紅軍打敵人，粉碎敵人“圍剿”的緊急關頭，後方朱理智指控他們是“右派反革命”，羅織他們的所謂“罪狀”。
勞山戰役勝利後，瓦窯堡守敵聞訊而逃，陝甘晉省委和西北軍委後方機關從永坪移到瓦窯堡。
劉志丹、高崗等在前方指揮血與火的戰鬥，西北戰場首次取得最大勝利。而朱理智等掌握了大權，有二十五軍作後盾並抽給一些幹部協助他們在後方積極策劃肅清“右派反革命”的部署，“沒有二十五軍某些人支持，朱理智他們不容易搞起來的”。所以，他們更有恃無恐了，十五軍團開拔前線的第二天，省委就發出了“肅反”的指示，給高崗、劉志丹等肆意羅織許多莫須有的罪狀，說他們佔據農村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不攻打大城市，是“梢山主義”；土改時不肉體消滅地主，給富農生活出路，是“富農路線”；在民團、土匪里拉武器、改造綠林為游擊隊員是“土匪路線”；和國民黨中愛國人士實行統一戰線，是“投降主義”等等，專門召開省委會成立保衛局，戴季英兼任局長，確定了“肅清”“來路不明的反革命分子和地富反革命分子”，認定“右派的組織，主要存在於陝甘邊黨和二十六軍中”，要“更加猛烈地反對反革命的右傾取消主義”。
省委會一結束，對已經關起來的真右派反革命分子李西萍、姜緒搞逼供信，首先把供出的張慶孚、蔡子偉等抓起來，刑訊逼供。
李西萍、姜緒對朱理智、戴季英等的意圖，心領神會，見風使舵，你想要什麼，他就供什麼，為攪混水，趁隙逃避罪責，嫁禍於人。審訊中指供誰，他們就編出誰的一堆“罪狀”。接著，後方機關把張秀山、黃羅斌、高朗亭、張文舟、李啟明、高錦純、張仲良、孔令甫、胡彥英、趙起明、趙守一、汪鋒、郭寶珊、賀笑曉、劉漢武、黃子文、張文華、朱子休及其妻子段秀珍等逮捕關押。他們只聽李西萍、姜緒等人被逼的供詞，不相信同志的辯解和創造蘇區與紅軍的鬥爭事實，使肅反嚴重擴大化，很快波及到前方，開始大逮捕，大屠殺。他們不搞任何調查研究，不看證據，硬打硬拷，施以酷刑，捏造出許多人的名字，硬打得叫他們承認是“反革命”。其實他們根本不敢調查，劉、高等一批老幹部在陝甘邊蘇區黨政軍民中威信很高，貢獻很大，有良心的人無法給他們捏造什麼“罪證”的，群眾把他們當作“政治上翻身”、“經濟上救命”的恩人。所以，他們只有給劉、高扣上“右派反革命”才能把他們打倒，欺騙廣大干部和黨員、群眾(因群眾對右派反革命概念不懂)。
勞山戰役勝利後的第三天，即10月4日，省委給前方聶鴻鈞等送來信說後方已逮捕幾個人，供出劉志丹、高崗、習仲勳、楊森、劉景範、張策等很多高級領導幹部都是“右派反革命”，並有“很大的陰謀活動準備”，指令前方立即在軍內進行肅清右派反革命。聶鴻鈞、徐海東等研究執行省委的指示時怕出亂子，徐海東提出為避免弄錯，最好等中央來解決較好，沒敢輕舉妄動。軍團部在勞山戰役中從俘敵手中繳獲電文得息，朱毛紅軍已到甘肅的陝州，“有流竄陝甘邊模樣”，不能讓其會合。
在軍團部會上研究下步出擊計劃時，高崗、劉志丹主張部隊西出環縣、慶陽，迎接中央紅軍。軍團會議同意高崗等人的意見，決定出兵環縣、慶陽之間，接應中央紅軍，並將軍團部的決定報告省委。省委沒有同意並未答复，有人竟說什麼“中央紅軍早不知跑到哪裡去了”。徐海東、聶鴻鈞等給省委去信催問後，省委才答复：在甘(泉)鄜(縣)之間牽制敵人，配合中央紅軍行動。這實際是按兵不動，加速了所謂“肅反”，要趕在中央紅軍到達陝甘之前，解決劉、高等同志的“右派反革命”問題，企圖造成既成事實。
前方軍團部沒有執行在軍內進行肅反的指令，仍打算西出環縣、慶陽。朱理智等送緊急指示到前方，信中嚴令停止紅軍出擊環縣的行動，指出“這個行動可能發生事變，造成罪過”。 “劉志丹、高崗等右派反革命問題，省委已有嚴密的考慮與決定，不日將派郭洪濤來前方傳達，並協助解決。”
十五軍團接到信，原地等待並寫信催促郭洪濤快來。軍團部把劉志丹和高崗隔離開來。高崗和楊森等被調到安塞縣後方地區，以防“發生事變”。結果郭洪濤沒來，來了個程子華，他有病，坐的架窩子，以十五軍團政委前去執行任務。聶鴻鈞、徐海東、程子華、郭述申等研究，仍沒敢下手，因當時二十六、二十七軍有五、六千人，二十五軍連補充了幾百兵員還不足兩千人，加之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對劉志丹、高崗很愛戴，就是二十五軍的官兵，對劉、高也有了感情，他們親眼看見劉志丹、高崗在行軍中只騎馬，有時還讓有病的戰士騎馬，自己步行。特別是高崗在勞山戰役中，赤膀上陣，英勇衝殺，以“刺殺手”在部隊傳頌，二十五軍官兵對高崗產生了敬重之心。在前方抓起來，既不利於當時的緊張戰鬥，又怕發生事變。因而決定採取分而逮之的辦法，將劉志丹騙哄調回後方工作，然後再分別抓高崗、劉景範、習仲勳、楊森、馬文瑞、張策等一批黨政軍領導。
劉志丹隨即帶著警衛員謝文祥動身回後方，從下寺灣的王家坪軍團部駐地出發路過安塞縣的真武洞時，碰見了省委的通訊員又去軍團部送緊急信。通訊員不知底細，他認得劉志丹是軍團的領導遂將信交給劉志丹，志丹拆開信看見，正是一份逮捕他和高崗等幾十人的名單。劉志丹看後把信封好，交給通訊員並說：“趕快把信送到軍團部，就說我到瓦窯堡去了。”並給高崗寫一封信，說這信你看後交給軍團長，絕不能讓紅軍打紅軍，他連夜到中央代表團住處去了，給他們匯報，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幹。志丹和警衛員快馬加鞭到瓦窯堡，結果一到就被抓了起來，連警衛員也抓起來，劉志丹的坐騎成天不下鞍，造成別人雖見不到劉志丹，以為是在忙開會，準備走的假象。隨後把馬也藏起來，怕人看到劉志丹的馬，志丹的愛人同桂榮及其女兒貞娃(即劉力貞)天天打聽，等待志丹回來，卻一直未見到。後方把劉志丹抓起來，通知前方聶鴻鈞等按省委通知的名單，即在高橋、王家坪、卅裡舖等地將高崗、楊森、習仲勳、馬文瑞、張策、劉景範等陝甘邊黨政領導和二十六軍領導抓起來。他們作賊心虛，不敢公開抓人，都是以“開會”、“研究要事”等為名騙來抓人。保安民團胡繼元、高景山(就是前面說到的為“老人過週年的高區長”)帶70多名全副武裝起義，跑來下寺灣找劉志丹、高崗投奔紅軍。白天還組織了一個歡迎會，當晚以設宴招待領導為名把10名大小頭頭都逮捕起來關進監牢，在軍隊和群眾中造成極壞影響。戰士們說：“紅軍的政策變了，以往歡迎來投降，優待俘虜，現在如此對待他們，以後誰還敢投降我們呢？”陝甘西區辦事處主任張策是從保安騙回來的，當天下午還是歡迎民團的主持人，晚上也被抓起來，和民團頭頭關在一起，民團頭頭弄不清是怎麼回事？真是荒唐至極。之後將起義的民團頭頭，以土豪惡霸用黑布袋子套在頭上，拉到十五軍團駐地窨子溝集體挖坑活埋。
陝甘邊和二十六軍被抓起來的“右派反革命”，經過一番打扮，被巧裝成國民黨的俘虜，頭上套一個布袋蒙得嚴嚴實實，從王家坪(軍團部駐地)出發解押送到瓦窯堡，腳上戴八斤鐐，手上卡三斤銬，手銬不夠，用繩子把手捆著，投入牢房。高崗、黃羅斌、郭寶珊、任浪華、孔令甫、張策等關押到瓦窯堡保衛局的監獄，不分晝夜，輪番審訊、逼供。有人甚至誣衊劉高是“為消滅紅軍而創造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反革命”，“劉志丹知道自己要遭逮捕，還來瓦窯堡是為騙取黨的信任”，“解放六座縣城消滅白軍，純屬反革命欺騙黨和群眾耍的花招。”張慶孚(即張胖子)是34年上海中央局派往陝北的特派員，他一到陝北按“左”傾觀點指責劉、高右傾。經過一段時問觀察，看到劉、高的做法是正確的，抵制代表團的做法，首先被抓起來，罵他是“叛徒”，是劉、高的“走卒”，往死裡整，把他和張秀山等吊起來、鼻孔裡灌辣面水，張慶孚被整得精神失常。
監獄裡沒有任何人道可言。監獄是特製的，原來的舊窯裡做幾個小洞子，沒有鋪蓋，地上墊些穀草，叫你站不起，活動不成，一動干草吵吵作響，看守進來用刀背、槍托亂砍亂打一頓。有個“犯人”聽到隔壁審訊室打得慘叫，神經受刺激拼命向外衝，進來幾個戰士不分清紅皂白向那人戳了幾刺刀，倒在血泊中，然後又拖出去砍了。 “犯人”吃不飽飯，喝不上水，害病硬撐著，往死折磨，有一個“犯人”拉肚子也不讓出去，便在腳地下，弄得滿窯臭氣熏天。 “犯人”的衣服長期不脫，身上的蝨子一串一串，高崗、習仲勳、張策等要求鬆開綁捉一下蝨子，被站崗的打了一頓。高崗質問說：“為什麼打我們，我們又不是蔣介石。你們有本事去打蔣介石……”站崗的說“你們是蔣介石派進來的，打你們和打蔣介石一樣”。天冷夜長，不許出去小便，他們只好便在吃飯的碗裡第二天放風時倒掉，然後拿來再吃飯，真是殘忍至極。
在審訊中他們用盡了極殘酷的肉刑，指名逼供。高崗在被審訊中，堅持了黨性和無產階級革命氣節，進行了堅決抵抗和鬥爭。他在監獄裡還編順口溜：“手綁麻繩腳帶鐐，身上披個爛麻包，頭上戴個八掛帽，光腳丫子滿地跑。”“不知犯了什麼罪？”他的抗爭順口溜招來多次毒打。
這樣，後方指名逼供的名單送前方抓，前方逼供的名單送後方抓，背靠背逼供，兩面抓人。後來逼得有人連保衛局長戴季英和朱理智等也被供為右派反革命，他們氣急敗壞地將供詞的人暗殺了，有的慘遭活埋。
陝甘邊黨政至縣書、縣長和二十六軍營以上乾部幾乎無一倖免，無限上綱，無限擴大，戕害好人，槍打、刀砍、活埋了好乾部、好黨員很多名。高崗等人的監獄後院已經挖了一個大坑，隨時都有可能將這些人無聲無息地埋掉。高崗妻子楊芝芳、兒子老虎(即高毅)成天提心吊膽打聽，楊芝芳在被服廠工作也被開除，她讓老虎出去看他爸爸被抓沒有，見每拉回一批蒙頭罩面人，老虎跑來說“又拉回來一批土豪”。後來從高朗亭那裡得到高崗被抓的消息，她母子揪心裂肝，天天盼，夜夜盼老高放出來。她幾次找范子文、雷恩俊打問，他們未給告訴。
這次“肅反”鑄成浩劫，一批黨員幹部為創造和鞏固陝甘、陝北根據地在陝甘邊打退敵人多次“圍剿”，陝北打退三次“圍剿”，同強大的敵人浴血奮戰，槍林彈雨，鐵血交織，天當被子地當炕，腦袋別在褲帶上，出生入死，倖存下來的沒有死在敵人槍口下，卻被共產黨內“左”傾路線的執行者關的關，殺的殺，活埋的活埋，弄得人心惶惶，危險局面可以想見。幹部躲避，群眾外逃，軍隊恐慌，離散情緒日高。據資料記載，槍打、刀砍、活埋200多人。蘇區到處議論劉志丹、高崗等“被關起來”，“二十六軍的機關槍被二十五軍繳了”，“二十五軍是白軍，假裝成紅軍來消滅二十六軍的”，二十五軍也為“左”傾路線執行者背了新黑鍋。不過，沒有二十五軍作後盾，朱理智等不敢向劉、高等下毒手。陝北蘇區人人自危，區鄉干部見二十五軍躲起來，打發群眾應付差事。軍隊互相戒備猜疑，衝突時有發生。有的內部互相對打繳械，有的投敵叛變，之後宗文耀、金鈴等帶的幾股游擊隊叛變引發了有名的“赤安事件”、“三邊事件”。陝北游擊隊、赤衛軍準備劫劉志丹、高崗等人的監獄。被劉、高整治的地主、豪紳、反動派等牛鬼蛇神紛紛出籠，打上白旗搞反攻倒算，控訴劉志丹、高崗的“罪行”，一些地方出現了“反水”活動，奪回了農民分得的土地、財物，搞得根據地黨政軍民惶恐不可終日，黨政領導機關不出來製止。地主豪紳逼債戶交付已經宣布廢除的債務，從而引起了廣大農民群眾對共產黨產生了懷疑和不滿，人心冷淡，各有散心，部隊戰士開小差成風，領導辭職當戰士。
以朱理智等為代表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執行者對邊區黨和革命造成極嚴重損失，吳生秀說：“不是毛主席來到陝北，劉志丹、高崗他們要被整死的。”在習仲勳的回憶裡說：“如果黨中央、毛主席遲到四天，我們這批人就被活埋了。”天意也吧，機遇也吧，他們在斷頭的時刻被挽救而倖存下來者，對黨中央、毛主席無限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