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重新復查，雖然已經查到了1957年6月9日我寫給人民日報社的更正信；原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聶真同志也寫出證明材料，證明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報》歪曲了我的發言之後，我曾到黨委會作了更正。但我被錯劃右派問題，並沒有很快得到改正。我根據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繼續上訪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北京市委，要求糾正不符合事實的“複查結論”。這一輪上訪，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同情和支持。
國務院參事李逸三同志，原是中國人民大學人事處處長。 1957年我在人民大學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發言時，他就坐在我的身旁，他還記得我發言的內容。他對有關方面遲遲不給我改正錯劃右派問題，很有意見。 1981年夏天，李逸三同志以國務院參事身份，向國務院總理寫了一份材料，匯報關於我被錯劃為右派的情況。這份材料經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辦公廳轉到北京市委。據說，市委一位領導同志在這份材料上指示：再議一議。市委又派專人往訪聶真同志、李逸三同志，進行了調查。當時的中國人民大學黨委領導、副校長張騰霄同志也主張對我的“複查結論”重新進行研究。
1982年3月18日，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派人給我送來了《關於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運動中問題的複查結論》。其主要內容是：“對葛佩琦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問題，進行複查，予以改正。撤銷1957年劃葛佩琦為右派分子的決定，恢復政治名譽，從1978年10月起恢復原高教6級工資待遇”。
這個複查結論中只說，“對葛佩琦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的問題，進行複查，予以改正”。複查的結果如何？是否劃錯了？對這個本質的問題，複查結論中沒有說明，這是一個遺留問題。
1985年夏天，報紙上刊登了關於解決平反冤假錯案遺留問題的辦法。依據這個辦法，我於1985年6月14日向北京市委提出申訴，請求解決複查結論中遺留的上述問題。
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通知：“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問題，屬於錯劃，予以改正。”至此，我被錯劃右派的問題，得到徹底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