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我到中央組織部信訪處接待站上訪。那裡已經排了長長的上訪隊伍。我領登記表時，幹部問我叫什麼名字？我說：我明葛佩琦。立刻有幾位上訪人員圍攏上來，問長問短。有一個人說：沒想到你還在人間！幹部發給我一張登記表和一個接談號碼。按這個號碼，我須等到第三天，才能被接待談話。有一位上訪人員對我說：我的號碼一會兒就可接談，咱倆換一換號碼，你先去接談。我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和他換了接談號碼。當乾部收到這個號碼時，我把號碼和我填好了的登記表一同交給了乾部。幹部看了看登記表，並問，你是1957年的葛佩琦嗎？我說：是。他說：你先到外面等一等。我心中有些嘀咕：我這個1957年的“右派”，到處受歧視，難道上訪也受歧視嗎？過了一會兒，那位幹部又叫我進屋。他說，我打電話和上級聯繫了，由領導幹部接見你，你到前門傳達室去吧。旁邊的上訪人員有些奇怪，他們說：只見過到前門上訪，被指派到後門（信訪處）接見，沒見過到後門上訪，被指派到前門接見的。有人接話茬說，這是胡耀邦當組織部長的新措施。
我到了中央組織部前門傳達室。這是兩間座北向南的房子，光線充足，室內清雅，東頭擺著一張辦公桌，周圍擺著沙發椅子。傳達室的同志和顏悅色，彬彬有禮，讓我在來賓登記簿上簽了名。她一面請我坐下，一面打電話。約有10分鐘，從辦公大樓來了一位幹部，請我到了會客室。先給我倒了一杯茶，然後問了我的住處和簡單情況。她說：領導接見你，但今天領導開會去了；請你後天（12月27日）上午來吧。
12月27日上午8點，我到了中央組織部。經過電話聯繫，王子冀同志接我到了樓上會客室。他說：宣教幹部局郝局長接見你。等候片刻，郝局長來到會客室。他一進門就和我熱烈握手，並稱呼我為“葛佩琦同志”。這是多年來，我第一次聽到干部稱呼我為“同志”，我心情激動，感到溫暖！喚起了我作為共產黨員的光榮感！因為在監獄被關押的人，不准稱呼“同志”。偶而不慎，稱呼“同志”是要受到批評的。今天來到黨中央組織部，獲得如此榮譽稱呼，我感到這是對我的政治關懷，解除了我多年由於在政治上受壓抑，形成的自卑感。
郝局長詢問了我是怎樣出獄的和回到北京的情況之後，他說：胡耀邦同志對平反冤假錯案極為關懷，你有什麼要求可以盡量提出來，不要有顧慮。我陳述了我的歷史經歷和蒙冤情況之後，提出三點請求：（1）請求恢復我的黨組織關係；（2）請求改正錯劃我為“右派”的決定；（3）請求徹底為我平反冤案。郝局長說：你把你要求解決的這些問題，寫給我一份材料，我批給中國人民大學，進行複查，予以處理。他並說：你最好先要求改正錯劃右派，因為不改正錯劃右派不能恢復黨籍。我又問：我打入敵人營壘做地下工作，都是黨組織派遣的，一步一個腳印，有人證可查，就是在“肅反運動”中，也無人提出異議；為什麼在“反右運動”中，突然被逮捕了呢？郝局長說，這個問題也要去問人民大學。
過了1979年元月不久，我將寫好的材料送給了中央組織部郝局長。
1979年4月初，我到中國人民大學詢問對於我的“右派”問題的處理。見到了右派摘帽辦公室負責人。他說，中央組織部已經轉來了你的申訴材料，我們正在進行複查。我告訴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報》登出了我的“發言”，歪曲了我發言的原意，我當即向黨委作了更正，黨委副書記聶真同志接見的我。同年6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出的我的那個“發言”，與我的原發言完全不相符。我於6月9日寫信給人民日報編輯部，要求予以更正。按中央宣布的政策，我更正過的那些“發言”，不能作為劃右派的依據。他說，我們研究研究再說。
1979年11月12日，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派人給我送來了《關於葛佩琦右派問題的複查結論》。由於根據的仍是1957年報紙上刊登的那些對我的誣陷不實之詞，因此《複查結論》還是說我“不屬於錯劃，不予改正”。我當即表示：我不同意這個“複查結論”，我要繼續申訴。
第二天我拿著那個“複查結論”和1957年《人大周報》上刊登的我的那個“發言”，到北京市法律顧問處諮詢。律師問我：報紙上刊登你的那個“發言”之前，是否徵求過你的同意？你是否在報紙要發表的那個稿子上簽過字？我說，報紙上刊登我的那個“發言”之前，沒有徵求我的同意；我沒有見過那個稿子，當然我也沒有簽字。不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報》登出的那個“發言”之後，我立即到人民大學黨委會作了更正，有人證可查。然後那位律師說，報紙上刊登的那些沒有經你簽字同意的言論，是沒法律效力的，不能作為劃右派的主據。你更正過的“言論”，不應作為處分你的依據。
依據北京市法律顧問處的答复，我又開始了新的一輪上訪和申訴。當時在黨中央和國務院負責解決右派問題的部門有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公安部等五個部。我多次上訪各有關部門並向各部門領導寫申訴。各部門接待的人員都說：“複查結論”已經有關方面批准，我們不便過問了。有的人表示，阻力太大，愛莫能助。經過幾個月的上訪，我跑遍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有關部門，沒有任何效果，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好心的親友也勸我說：官高一級壓死人，不要白費力氣了。但我堅決相信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於是我決心開始第三輪上訪和申訴。我第三次輪流上訪有關各部門，到了中央組織部，一位年輕而有政策水平的接待同志對我說：你的問題己經定型了，沒有中央指示，難以起死回生。這是對我的一點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