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寬大釋放”了我，並且給了我公民權。我在社會上，應該和其他公民享有同樣的政治待遇。但事實不然。由於“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那種極端“唯成分論”流毒，我在政治上仍然受著歧視。例如，在我搬進交道口東大街96號大院之前，有關單位派幹部，到那個大院做了安排。他們對者住戶說，有一名“老右派”、“國民黨少將”、“特赦釋放的犯人”，要搬到那間小空房裡住；你們要提高警惕，劃清界限，“幹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種政治壓力，使我如重負在肩，喘不過氣來。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1978］11號文件。其中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右派分子”固然感到高興；但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和物質待遇並沒有得到改善。例如我本人每月仍然只拿18元生活費，不能恢復工資待遇。社會上的人士對這個問題看得更清楚。有人說：右派問題是個實質，不肯定是否劃錯了，只是摘掉帽子，並不能改變其實質。所以他們把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叫做“摘帽右派”。
197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1978］55號文件。其中宣布對被錯劃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的政策。這是一個徹底解決“右派分子”問題的重要文件，使我受到鼓舞。我決心根據黨中央的這個政策，爭取改正錯劃我為“右派分子”的決定。找誰改正呢？問題是中國人民大學搞錯的，我當然要先去找中國人民大學。我第一廠次往訪中國人民大學，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不得已，我去拜訪成仿吾校長。成老詢問了我的情況，並說，我把你的報告轉給人事處。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剛剛複校，正在從各方面向回調人。我想我的“右派”問題和工作問題，可能同時得到解決。
過了幾天我到人事處去詢問處理結果。一位幹部回答說：你的報告轉來了，但成校長沒有在上面批一個字，我們無法處理。我的希望變成了失望。
1978年12月22日，報紙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公報》。其中決定：對冤假錯案採取“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予以平反。學習了這個文件，我精神振奮！我決定依據這一英明方針，上訪中央組織部，請求恢復我的黨籍，平反我的冤案、錯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