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我到中國人民大學之初，我就申請工業經濟系（當時叫工廠管理系）黨總支給我調查恢復組織關係，我幾乎每月都要去找總支書記一次。總支書記總是說：你的問題時間長了，問題複雜，不好解決。我給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寫過三封申訴信，請求調查研究恢復我的組織關係。並把華北局經過函調，認為我入過黨，做過地下工作的材料，轉給了中國人民大學黨委。黨委是否調查研究過我提出的請求，我不得而知，但我始終沒有得到有關問題的確切回答。
1957年春，黨內整風開始後，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連續三次書面通知我，要我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幫助黨整風。我想我是一個冒險犯難，為黨做過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由於地下組織被破壞，單線領導人被捕，斷了組織關係。黨委並沒有對我請求恢復組織關係的申訴信，作出任何答复，為什麼要把我列為“黨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頭兩次通知，我沒有出席座談會。第三次通知送來之後，有總支的一位同志來動員我，他說：黨委三次書面請你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你都不去，不太合適。我就勉強地去參加了座談會。
到了會場，黨委書記宣布開會之後，他接著說：“黨的政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政之，無則加勉”。他並說，這是毛主席說的，請大家打消顧慮，踴躍發言。在一些人發言之後，我站起來發言。我根據幫助黨整風的意願，就外行辦不好大學，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分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等方面，給黨委提了一些意見。這是1957年5月24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召集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我根據“知無不言”的政策，提的意見。 5月2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刊物《人大周報》上，登出了我的“發言”（篡改了的發言）。其中說，“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這段話不是我說的，歪曲了我發言的原意。我當天下午，到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要求更正。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聶真同志接見的我。當時我的性情有些急躁，我指著《人大周報》上登的那段話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副校長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報》以葛佩琦發表“反共言論”為標題，報導說：“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然走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段話。 《人大周報》刊登的我那個發言的全文中，也沒有這段話。這段報導純屬捏造。我看到之後，當即給《人民日報》寫了更正信，6月9日上午，我親自送到人民日報社。 （這封更正信，現在己查出，但費了很大力氣）。
《人民日報》對我的更正信，隻字未登。卻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我的文章。例如，6月8日《人民日報》除刊登了上述那篇誣陷不實的報導外，還發表了《要跟葛佩琦劃清思想界限》等3篇批判我的文章。 6月14日《人民日報》以本報南京電、保定電、瀋陽電，同時發表了三篇外地批判我的報導；這一天還發表了《葛佩琦的學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 6月15日登出某著名人士寫的《我對葛佩琦的言論發表一些意見》……。 《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這樣不惜篇幅地發表批判我的文章，在社會上起了動員作用。所以全國大、小報刊紛紛發表批判我的文章，形成了一個批判葛佩琦的高潮。使我這個無名的老百姓，一時成了新聞人物，我真有點承受不了。
我葛佩琦和“殺共產黨人”毫無關係，不但事實上沒有關係，就是從上述那段誣陷不實之詞的文法上分析，也不是我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有人移花接木，硬把“葛佩琦”三個字和“殺共產黨人”捏合在一起造成一個新的句字“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這句誣陷不實之詞，成了劃我為“極右派”的主要依據，也是判我無期徒刑的主要“罪名”之一。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