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少年時代，有一種“科學救國”的思想，因此我選擇了物理系。參加革命後，我的這種思想受到批判，但我想只講科學，不許革命，固然不能救國；但只講革命，不許科學，像我們這樣科學落後的國家，也難以富強。我的思想就轉變為“救國不忘科學”。所以我在瀋陽做地下工作時，還到瀋陽醫學院（現在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教物理。
建國後，國家成立了情報總署，過去和我一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被分配到該署。一位領導同志也要我去情報總署工作。我想革命戰爭已經勝利，不需要很多情報人員了；建國剛剛開始，需要大批科技人材。因此，我沒有去情報總署，而到了中國人民大學教物理。
到了中國人民大學，我擔任理化教研室物理組組長。我一面教課，一面鑽研業務。
我除編寫了中國人民大學用的《物理學講義》外；1954年我寫了《實踐論對於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啟示》的論文，在中國人民大學科學討論會上宣讀。
1956年我編寫出版了《電磁感應》和《自然常識問題解答》兩本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向日本扔了兩個原子彈；1954年蘇聯建成原子能發電站；這是核物理學在戰爭與和平方面的具體應用。
當時在我國，核物理學的研究還剛剛開始。除錢三強等老一輩的物理學家，在國外做過核分裂實驗外，國內尚無這方面的專門實驗室；致力於核物理學研究的人，為數也不多。當時我對核物理學很感興趣，我讀了一些有關核物理學的書。結合我在煤炭工業部等單位所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報告，我寫了一篇介紹核物理學常識的文章，摘登在拙作《原子能常識問題解答》上。然而，我準備對核物理學進行研究的計劃和為祖國培養科技人材的願望，被打斷了，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