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29日的《紅色中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署名張聞天。
張聞天當時是中共中央常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今之總理）。他在社論中實際上宣布紅軍主力即將離開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並回答了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紅軍為什麼要實行戰略大轉移？張聞天對“進攻路線”作了新的解釋，說明依照當時的環境，不單採取進攻、反攻，就是採取防禦以至退卻的鬥爭方式，也是為了實現黨的進攻路線。他分析了實踐中運用的各種各樣的鬥爭方式，肯定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以便“縮短戰線”，突破封鎖“轉移地區”，是在敵人優勢兵力壓迫、堡壘層層封鎖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爭取戰爭勝利的方式，相當明確地預示了中央紅軍即將突圍轉移的戰略意圖。張聞天還進而從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這一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層次上，闡明應該怎樣看待突圍轉移的戰略決策。他自覺運用這一帶規律性的認識對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軍事路線的發展軌跡作了概括，並進行批判。張聞天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革命戰爭是“長期”的戰爭，不是在幾年內就能夠完全勝利的。社論雖然還沒有完全衝破“進攻路線”的外殼，但已經十分明確地在實際上否定了“左”傾軍事路線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提出並闡明了靈活運用各種鬥爭方式，尤其是退卻、縮短戰線、轉移地區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爭取勝利的觀點。
紅軍戰略大轉移的決策，在廣昌戰役失敗後的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已作出，向共產國際報告後不久即得到同意。但當時中央領導人仍沒有適時作出決斷，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只在少數中央領導人中秘密進行。進入9月，開始進行轉移前的各項準備，同粵軍陳濟棠停戰協定的簽訂，為紅軍從贛南突圍西征開出了一條通道。但是，對於突圍行動這樣一件大事，在廣大干部與指戰員中沒有進行解釋工作，甚至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進行討論。直到9月下旬，才要張聞天撰寫一篇社論，從理論上對紅軍戰略大轉移作出解釋。所以，張聞天寫的這篇社論，實際上代表黨中央宣告：主力紅軍即將離開中央根據地進行戰略大轉移。
董必武和何叔衡兩位革命前輩是讀了這篇社論後才意識到紅軍即將離開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的。董必武在1936年寫的回顧長征的文章《出發前》中，稱它是“一篇關於紅軍戰略的社論”。這篇社論發表後，紅軍總政治部立即發布“政治指令”，要求全軍根據這篇社論就即將開始的軍事行動“在部隊中進行充分的宣傳解釋工作”。所以，這篇社論實際上是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宣言書和動員令。
開始長征時，不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那麼長的路，沒有“長征”這個名詞。那時紅軍是向西邊走，實行戰略大轉移，最初的目標是到達湘西同紅2、6軍團會合，故稱“西征”。
長征出發時，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的意見，洛甫（即張聞天）和毛澤東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戰軍團中去。毛澤東和洛甫商量後提出異議，這才讓他們留在總部。毛澤東邀約洛甫、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 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洛、王三人一道，從瑞金的梅坑出發，到贛南省省會於都集結，跨過於都河，踏上西征路。就這樣，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長征出發時，張聞天和毛澤東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們走到一起的主要有兩個互相影響的因素，一是博（古）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發展。
張聞天在上海接受“左”傾錯誤路線在實踐中不斷碰壁的教訓，自1932年秋冬，就已開始了由執行“左”傾路線到反對“左”傾路線的轉變。到中央蘇區後，張聞天從思想認識到方針政策直至策略路線，逐步掙脫“左”的桎梏。此時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卻遲遲沒有這種覺悟，而且他的警覺的目光，總是尋找著一切“右”的跡象，加以無情的打擊。既然如此，兩位領導人之間就不可避免地會在政治上以及重要的方針、政策上產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間政治上的分歧，首先產生在對於“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 “一·二八”事變後，張聞天對日本侵略下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有所認識，糾正了原先對十九路軍軍官的過左的策略思想，認識到在“三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的對日作戰協定“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不僅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
博古不同意張聞天的看法。所以，在“共同抗日三條件”的宣言發表以後八九個月裡，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沒有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沒有同任何一支國民黨部隊訂立反日作戰協定。
關於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與政策，是博洛之間又一個分歧點。博古把反對封建殘餘、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者的鬥爭同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並列，主張對資本主義政策的基點是“限制”。
張聞天則提出“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的主張。博古指責張聞天主張“讓步”、“妥協”是“機會主義”的政策，甚至認為這種“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是目前蘇區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危險”，要以“堅決的無情的火力反對這種危險”。
博洛之間更大的分歧發生在“福建事變”前後。博古把同十九路軍的談判看成一種宣傳性的措施，只想通過談判來揭露十九路軍將領的欺騙，提高共產黨和紅軍的威望。張聞天則認為通過談判同十九路軍停戰並進而合作抗日，對粉碎第五次“圍剿”，對整個反蔣反日鬥爭，都有重大積極的影響。在軍事行動上，博古對“福建事變”採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張聞天則“主張積極配合”。
“博洛矛盾”從暗的分歧發展到明的衝突，是在廣昌戰役失敗之後。張聞天堅決反對組織廣昌戰役，李德、博古根本不聽。廣昌戰役失敗後，在5月中旬中革軍委會議上，張聞天批評博古等人：廣昌戰鬥中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這是一種拼消耗的打法，使紅軍主力遭受了不應有的巨大損失。博古不但不接受，反過來給張聞天亂扣“右傾”的帽子。兩人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結果不歡而散。會後，博古又在組織上排擠洛甫，博洛之間的裂痕更無從縮小以至彌合了。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的同時，“毛洛”之間卻逐漸接近，以至互相信任，親密合作起來。
洛甫與毛澤東相識，是在1933年初進入中央蘇區之後。開始，洛對毛的思想和才幹並不真正了解，二人關係平常。不久，洛分管政府工作，同毛接觸的機會多起來，對毛也有所了解，並逐漸接近。在上述執行“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同十九路軍簽訂協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及廣昌戰役等問題上，毛支持洛甫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洛甫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從表面上看，似乎洛得到了重用。然而，身處黨內高層矛盾漩渦中的他，卻已經比以前“更明顯地感覺”到，這是“一箭雙雕”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洛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
從1934年2月起，洛的辦公地點和住處從黨中央所在地觀音山搬到了沙洲壩，同毛在一處辦公，住地也緊靠在一起。洛甫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後，並沒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澤東的意圖去做。相反，他採取同毛合作、尊重毛的態度。洛就職以後，同毛長談了好幾次，傾聽毛的意見。他主持人民委員會開會時，總是請毛參加和指導。經濟工作本來是毛管的，洛接任後還是讓國民經濟部部長吳亮平經常向毛匯報和請示，而毛仍然參與經濟方面重大問題的決策。這樣，毛洛關係不僅沒有趨向緊張，反而更加密切起來。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編的刊物《鬥爭》上分6期連載毛澤東的興國長岡鄉、上杭才溪鄉兩個農村調查報告。他還進而效法毛的辦法，研究基層蘇維埃的工作。 1934年4月，出版了張聞天、毛澤東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 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後，毛、洛的住處都搬到雲石山上的雲山古寺裡。兩人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關心。他們眼看反“圍剿”戰爭節節失利，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土地，心中都充滿抑鬱、憤懣之情。長征出發前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處前黃桷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
關於廣昌戰役的那場爭論之後，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採取了一個“排擠”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閩贛省巡視工作。其實這是把洛從政府領導崗位上調開的一個由頭。洛甫服從決定，7月上旬即赴閩贛，進行巡視工作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洛甫當時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裡很不滿意”，向毛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滿。洛此時的這種感受，在毛的心裡已鬱積多年。從贛南會議（1931年）到寧都會議（1932年）、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毛澤東一再受到排擠打擊。毛當時在黨內的境遇比洛差得多。
洛毛之間在長征出發前的坦誠交談，使他們的關係在踏上征途的前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如上所述，毛、洛在同“左”傾錯誤領導共同鬥爭中取得的對中國革命規律認識的一致，在斗爭中建立起來的深厚的戰友情誼，是他們走到一起的基礎。
在長征開始時形成的“中央隊三人團”，給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經常在一起交換意見的環境。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未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上面。洛向毛、王講述從福建事變到廣昌戰役同博古的種種爭論，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上分兵把口、拼命主義等做法很為不滿。毛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過程，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對比，細緻地分析李德、博古軍事領導上採取單純防御路線、否定運動戰的戰法等錯誤。這一路隨意交談，充分討論，使毛洛之間感情上更加親近，思想觀點也更為一致。對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觀點，認識到主要是在主觀方面，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所致。
“中央隊三人團”對於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對於中國共產黨實現歷史轉折，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幽默地用“擔架上的'陰謀”'做一章的標題。張聞天在總結這一段歷史時則採用哲學語言。他寫道：在長征出發時，“他（指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打下了物質基礎。”
1．過了老山界，洛與毛、王一起批評李、博。紅軍西征開始時，好像大搬家，所有野戰部隊都成了掩護隊，行動遲緩，被動挨打。過敵人第一、二、三道封鎖線，因為同粵軍簽了停戰協議，所以還算順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湘江沿線的第四道封鎖線時，遇到了兇猛的阻擊，紅軍損失慘重，從突圍西征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 “最高三人團”在如此嚴重的挫折面前幾乎喪失了指揮的能力。博古一籌莫展，有時還用手槍比畫自己的腦袋。軍事顧問李德老發脾氣，不但不認錯，還把湘江戰役的慘敗歸結於沒有及時執行他的決策。毛、洛、王感到，對中央錯誤領導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1934年12月上旬，紅軍翻越老山界後，暫時擺脫了追擊的敵人，洛甫即同毛、王一起，在政治局內部公開批評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他們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造成的；此次撤出蘇區的突圍又成為驚惶失措的逃跑；在紅軍戰略行動方針問題上，李德、博古堅持原議，認為只有到達湘西同2、6軍團會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滅敵人，也是錯誤的。
2．通道會議通過毛洛建議，決定“轉兵”。在中央紅軍前進到湘西通道地區時，得到情報，蔣介石已經識破了紅軍前往湘西的戰略意圖，在湖南洪江、藏江及貴州石阡、銅仁、松桃一帶集結了五六倍於紅軍的強大兵力，設了4道防線，形成一個大口袋，等紅軍去鑽。在這樣的情勢下，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到湘西與2、6軍團會合的方針。洛甫了解戰局的重要變化後，立即告訴毛澤東，商量對策。洛同毛、王一起向周恩來提出：去湘西的路上老蔣已經設置重兵，原定中央紅軍到湘西與2、6軍團會合的先機已經喪失，建議轉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 1934年12月11日，紅軍攻占湖南省通道縣城。 12日，舉行了中央領導人的緊急會議——通道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毛澤東首先堅決反對李德向2、6軍團所處地區推進的方針，建議向貴州進軍。洛、王堅決支持，強調應該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周恩來也支持向貴州進軍。這樣毛、洛、王的建議遂為多數人讚成而通過。中革軍委當晚19時30分即發布紅軍於13日人黔的命令。但是，會後博古、李德仍然固執己見，否定多數人的決定，重又命令各軍團按與2、6軍團會合的方針行動。 14日，軍委才又命令紅軍奪取貴州黎平、錦平，開闢前進道路。
3．黎平會議作出戰略方針決定和到遵義後開會總結經驗教訓的決定。 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占黎平後，戰略方針問題再次提上日程。 12月18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洛、毛一起同李、博進行了激烈爭論。會議作出了《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李、博要中央紅軍去湘西與2、6軍團會合併在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人黔西的主張。會議通過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區就已提出並得到週支持的戰略方針，決定在“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還作出一項至關重要的決定：到遵義地區後，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4．黃平橘林談話，洛提議毛出來指揮軍事。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繼續西進，準備渡烏江北上。李德對黎平會議爭論失敗非常惱怒。在繼續前進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棄他們的錯誤戰略方針。洛甫對此深為焦慮。他意識到，讓李德、博古繼續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他開始考慮變換軍事領導的問題。 1934年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貴州黃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裡，洛甫和稼祥的兩付擔架放下來休息。王問洛：紅軍最後的目標，中央定在什麼地方？洛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洛又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稼祥當晚就把洛甫的這個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後又告訴毛澤東。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讚成，要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5．猴場會議批評李、博。 10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瓮安縣猴場（草塘）開會，批評了博古、李德一不過烏江在川黔邊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二要回頭和2、6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強渡烏江，發布了《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在此後的行軍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
綜上所述，從1934年12月上旬過了老山界起，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進行了積極的鬥爭。通道會議為戰略方針的轉變奠定了基礎；黎平會議則實際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進軍方向問題，實現了通道會議提出的“轉兵”任務。這是湘江戰役失利後毛、洛、王“中央隊三人團”對博古、李德錯誤領導進行批評、展開鬥爭的結果。洛、王在黃平的橘林談話則是變換軍事領導的富有決定意義的醞釀。猴場會議堅決執行了黎平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鞏固了黎平會議的勝利。會後，在行軍途中停止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不僅是組織上的一個重大勝利，而且是中國共產黨擺脫共產國際束縛獨立自主解決自己面臨的問題的一個標誌。所有這一切，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做好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1935年元旦，紅軍強渡烏江取得勝利。 1月7日凌晨，紅軍先頭部隊襲佔遵義，一下子把十幾萬“追剿”敵軍甩在了烏江以東和以南。這就為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供了寶貴的時機。
1935年1月15日，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舉行。
會議由博古主持。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反動力量過於強大，敵人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50萬，還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和軍事顧問幫助；蘇區物質條件不好；白區廣大工農群眾反帝反國民黨鬥爭與日常鬥爭的領導沒有顯著進步；游擊戰爭的發展與瓦解白軍工作依然薄弱，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開展不夠；各蘇區紅軍呼應配合不夠緊密。博古的分析，實際是用客觀原因掩蓋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造成的惡果。軍委副主席、總政委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他沒有把過錯推給客觀，著重就中央紅軍的軍事戰略和戰術問題進行回顧、總結。
在聽了博古的報告和周恩來的副報告以後，洛甫首先起來作反對中央領導單純軍事防御路線的報告。這個報告，通稱為“反報告”。他作“反報告”時，手裡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提綱”實際上是“中央隊三人團”毛、洛、王的集體創作而以毛的觀點為主導、由洛執筆寫成的。
此刻由洛甫在會上講出來，分量很重。因為洛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中央書記處（同時稱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在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中，洛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而與週相當。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先站出來，旗幟鮮明而又係統地批評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途中的錯誤的軍事領導，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同時，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
在洛甫作反報告後，毛澤東接著作了重要發言。毛講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深刻地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指出“左”傾冒險主義的“消極防禦”方針的主要表現是：防禦時的保守主義，進攻時的冒險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尖銳地批評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說他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這樣當然打不好。毛澤東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用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觀點。他指出，正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才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了紅軍在長征中的重大損失。
緊接著發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洛甫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批評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朱德素來謙虛穩重，這次會上也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毛澤東，依靠外國人李德，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在前線擔任指揮的各軍團領導同志，都以親身經歷批評“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贊同洛甫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只有一軍團軍團長林彪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左”傾錯誤中是一員干將，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批判的“短促突擊”等是林彪鼓吹過的。
周恩來是軍委負責人，他和博古不同，在副報告中承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同時批評李德、博古的錯誤。對洛甫的“反報告”和毛、王的發言，他表示“完全同意”。
博古是會上主要批判對象之一，態度還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沒有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表現了民主作風和光明磊落的態度。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共黨內公開反對洛甫的“反報告”和毛、王的發言的只有凱豐。他對會議表示保留意見。
李德完全處在被批判的地位。他坐在房門口一個勁地抽煙。他聽著伍修權翻譯與會者的發言，神情十分沮喪。他表示“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他的批評”。會議過程中他還發言為錯誤軍事路線辯護，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李德這種惡劣態度阻擋不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作出果斷的、正確的批評和結論。
遵義會議得出的結論是：博古的總結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會議認為：“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即我們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御路線的錯誤，違反了中國國內戰爭中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因此在保衛蘇區與順利地粉碎五次'圍剿'的意義上來說，以及達到西征預定的湘西目的地來說，是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在分清是非、指明錯誤的基礎上，遵義會議對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又明確了責任：“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引者按：指李德）、博、週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指出××同志（引者按：指博古，下同）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華夫同志（引者按：即李德）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地去糾正，而且積極地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同志在這方面應負主要的責任。”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確了責任，那麼就勢必要轉變路線，變換領導。因此，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為此，遵義會議在1月17日結束時作了下列決定：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週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常委，從此毛澤東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會議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這意味著將解除博古的黨中央總負責人的職務而由洛甫接替。據遵義會議的出席者、時任3軍團政委的楊尚昆回憶，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是遵義會議上形成的比較一致的意見。洛甫一再推辭，這個問題就暫時擱置了起來。
會議關於“取消（最高）三入團”的這一項決定，不僅撤銷了博古對軍事的指揮，而且正式撤銷了李德的指揮權。這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為起點，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遵義會議的勝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軍團領導同志一起團結鬥爭的結果。在這中間，毛、洛配合合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會上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他們兩個人是從第三次'左'路線中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
在遵義會議上大家推選張聞天擔任總書記，張聞天再三推辭，所以會議決定只說“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遵義會議後，事實上博古已經無法繼續擔任最高領導職務。土城戰役失利後，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河，向雲南的紮西（威信縣縣治）集中。 1935年2月5日晚，中央縱隊行軍到達雞鳴三省地域威信縣境內水田寨附近的一個小村落花房子駐紮。在這裡常委討論分工，確定以洛代博，由洛甫（張聞天）擔任總書記，在黨內負總責。
張聞天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即在毛澤東等的支持下，團結中央政治局和軍委，在前往扎西途中，一路行軍，一路開會（史稱“扎西會議”），作出一系列重要決定，繼續完成遵義會議預定的任務，及時貫徹遵義會議的精神。在不到10天的時間裡，辦了幾件大事：
一、討論通過並傳達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即《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是反“圍剿”戰爭經驗教訓的歷史總結，是黨和軍隊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主導又是對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戰術的第一次系統論述。決議於1935年2月8日在大河灘莊子上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通過。 2月10日，張聞天在扎西鎮中央軍委縱隊幹部會上作傳達報告。遵義會議前，張聞天是“提綱”的執筆者；遵義會議上，他是“反報告”的主講人；遵義會議後，他是《遵義會議決議》的起草人和遵義會議精神的第一個傳達者，對遵義會議的勝利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二、對於中央蘇區和2、6軍團的戰略問題和組織問題及時討論，作出決定。 2月5日張聞天接任總書記後，當晚即致電中央蘇區領導同志，依據遵義會議精神對中央蘇區關於戰略方針問題的請示作出明確答复，並對中央蘇區領導機構的組成作了明確指示。 2月9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2、6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及時電告。 《遵義會議決議》通過後，又即向2、6軍團及四方面軍和中央蘇區髮長電告知決議大意。相當及時地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領導同各主要蘇區和各紅軍部隊之間的關係，為對全黨全軍實行集中統一領導確立了基本的組織保證。
三、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對中央紅軍的戰略方向作出新的改變。張聞天於2月7日在大河灘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放棄原定渡河計劃，回兵黔北，“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
四、2月9日到達扎西鎮後，即在鎮上的江西會館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紅軍部隊實行縮編的決定，要求通過縮編充實各連隊的戰鬥力。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了《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傳達、宣傳“轉兵”、“縮編”重大決策，闡述《遵義會議決議》中關於運動戰的原則。這一切為二渡赤水、重佔遵義並取得長征以來第一次大勝利——婁山關大捷，奠定了精神的和物質的基礎。
張聞天擔任黨內最高領導職務後完成的另一件極為重要的大事，就是在從二佔遵義到會理會議的過程中進一步確立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
1934年12月20日張聞天同王稼祥的黃平橘林談話時，就提出要由毛澤東出來指揮軍事。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常委。第二天政治局會議對常委分工，決定“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從此，毛澤東重又回到軍隊的領導崗位，直接參與對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
扎西會議後，毛澤東指揮二渡赤水，再佔遵義，打了婁山關戰鬥這一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張聞天更加相信、佩服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原則和軍事指揮才能，認為毛澤東在前方指揮戰鬥更有把握。在遵義，張聞天提議成立一個前敵司令部，請毛澤東擔任前敵總指揮，得到周恩來、朱德等贊同，1935年3月4日正式發布了命令。這一新的建置和任命，把前方機動靈活地指揮戰役的權力交給了毛澤東。
此後，因要不要進行打鼓新場戰鬥發生了爭論。事後，毛澤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張聞天採納毛澤東的意見，3月12日在苟壩附近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將此議提交會議討論。會議作出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這樣，毛澤東在張聞天等人支持下，進入當時最為重要的軍事領導機構，成為實際上的中央紅軍的軍事統帥。遵義會議變換領導的重要決定最終完成。
新“三人團”成立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經過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和搶渡金沙江等戰鬥的勝利，跳出敵人的包圍圈，把圍追堵截的敵軍遠遠甩掉。但是，在紅軍高層領導中對毛澤東靈活機動的戰法和運動戰的戰略戰術還不真正理解，埋怨只走路不打仗，部隊沒有打垮倒要拖垮了；說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 5月上旬張聞天又主持召開了會理會議，對懷疑和反對機動作戰方針的錯誤認識和動搖情緒進行批評，肯定毛澤東運動戰方針正確，新的領導班子指揮有方。通過會理會議，離心傾向得到克服，毛澤東運動戰思想為大家真正接受，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
會理會議後，中央紅軍沿著通往西昌的大道繼續北進。 5月19日，張聞天在禮州附近的鐵坑主持召開中央會議，討論行軍路線。鑑於西昌有敵軍固守，會議決定放棄原定圍攻西昌的計劃，改為取道冕寧，過彝族區域，到安順場渡大渡河，進入川西北，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就在這一天，以劉伯承為司令員的中央紅軍先遣隊成立，為全軍北上開路。先遣隊進入大涼山彝族區後，劉伯承與沽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結為兄弟。在彝族同胞幫助下，紅軍部隊安全通過彝族區，到達大渡河邊的安順場渡口。 5月25日，先遣隊強渡大渡河成功。 29日又飛奪瀘定橋。於是紅軍從安順場和瀘定橋兩個渡河點過河，30日全部到了對岸。
5月31日，張聞天隨中央軍委縱隊走鐵索橋過河到達瀘定縣城。在這裡，他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紅軍向北走雪山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 6月2日，中央縱隊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花林坪駐紮。當天下午，召開中央縱隊班長以上乾部會，張聞天作報告，講渡過大渡河的勝利和當前形勢與任務。
隨後，紅軍北上至天全河畔，擊潰守敵楊森部之6個旅。 6月7日，佔領天全。 8日占領蘆山。爾後繼續前進，爬越終年積雪、沒有人煙、沒有道路的夾金山。 6月12日中午，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在夾金山、達維之間與紅四方面軍先遣團勝利會師。
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地區勝利會師之後，戰略方針問題又尖銳地擺到面前。
張聞天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深知，南面有敵人重兵把守，向南已不可能。敵人在東邊已集結130個團，向東過岷江取成都也已不可能了。向西是茫茫草原，且為少數民族區域，條件更加惡劣。只有向北，北上川陝甘，那里人口稠密，經濟較好，便於紅軍擴大、發展。因此，黨中央確定的方針是北進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進而佔領川陝甘。張國燾提出：西進西康、青海、新疆，到“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的“區域發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長江，打到武漢去”。
兩種方針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一起，通過電報往來，同張國燾磋商，耐心地交換意見，希望他改變主意。但是，張國燾完全不考慮中央意見，堅持他的西進或者南下的方針。
6月20日凌晨4時，洛、朱、毛、週再次聯名致電張國燾，分析北進、西移及向川西南三種方針的利弊，再次否定西移方針，力主北進，並邀約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為了解決意見分歧，統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兩河口開會。
張聞天於6月23日到達兩河口，住在當地的一座關帝廟裡。 6月24日在這裡寫了《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 》一文，立即在當天出版的《前進報》（油印）第一期上發表。
文章分析了一、四方面軍會合“造成了實現我們在川陝甘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的可能”；同時指出，在現在兩個方面軍所在的松（潘）、理（番）、懋（功）等縣“長久地停留”或“西進”青、康，正符合蔣介石的封鎖政策，“對於紅軍極不利”，從而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張聞天認為，要把川陝甘建立蘇區根據地的“這一可能變成實際”，戰略方向上應該是“北進”，而關鍵的戰役任務是“奪取松潘”。張聞天的文章還論述了在創立川陝甘根據地的過程中爭取“決戰勝利”的戰略意義和“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不點名地批評了張國燾“避免戰爭”的“逃跑主義傾向”。
張聞天《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 》這篇文章為兩河口會議決定北上的戰略方針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在紅軍長征的歷史上，這是最早的一篇系統闡述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明確批評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的文獻。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兩河口一座喇嘛廟裡召開，集中討論目前戰略方針。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周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闡述必須北上到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並提出為了實現這個方針，必須迅速打擊松潘的胡宗南部；還提出兩個方面軍要統一指揮。周恩來報告後，毛澤東、朱德、博古、彭德懷、張國燾等12人相繼發言。包括張國燾在內，與會者都讚成北上方針。張聞天起草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於6月28日發出。決定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決定還指出：“大小金川流域在軍事、政治、經濟條件上均不利於紅軍的活動與發展。”“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
兩河口會議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即率領中共中央、軍委和紅一方面軍連續翻越夢筆山等大雪山，於7月10日到達黑水縣的上蘆花。在這裡，一面耐心等待張國燾執行兩河口會議決議發動攻打松潘戰役；一面籌集糧食，準備北上打大勝仗。
在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雖然表面上贊成北上方針，同意打松潘，但實際上他還是懼怕敵人，想避敵主力，實行其南下（四）川（西）康或西移青（海）新（疆）的退卻方針。這時，他的個人野心不斷膨脹，自恃紅四方面軍有8萬多人，想以此為資本，取得對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
張聞天和毛澤東、周恩來為團結爭取張國燾，對他一再忍讓。兩河口會議後，毛澤東與張聞天商量並經常委會決定，任命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但張國燾的權欲並沒有滿足。他通過各種方式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故意拖延四方面軍主力北上的行動。對於《松潘戰役計劃》，則極力延宕，不予執行。
對於張國燾延遲北上貽誤戰機的錯誤，中央提出批評，並要張國燾等速來蘆花集中指揮。同時，中央對他在“組織問題”上提的要求還是委曲求全，盡量考慮。張聞天表示自願讓出自己擔任的黨中央總書記的職位。毛澤東不同意，說張國燾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經商量，周恩來把總政委的職務讓給了張國燾。
7月18日，在蘆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組織問題”。張聞天主持會議並首先提出關於人事安排的意見。經討論，張聞天最後宣布決定：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徐向前、陳昌浩為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和政委，博古為總政治部主任。他強調現在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戰役。同日，中革軍委發出通知：仍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兼總司令，並任張國燾為總政治委員。 “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
張國燾擔任總政委後，才勉強執行軍委為補救延誤戰機而發布的松潘戰役第二步計劃，率領四方面軍北上向毛兒蓋地區集中。可是，到了毛兒蓋以後，張國燾又進行了一系列反對中央、破壞團結的活動。他在四方面軍召開了一個緊急幹部會議，在會上宣布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將四方面軍的十幾個乾部分別批准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他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路線，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和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不達目的即不進兵；還在中央的附近，搞了一次軍事示威。同時，他在整個四方面軍中封鎖中央的影響，做了一個反對中央、反對一方面軍的動員，全然不顧中央號召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政治任務。
而這時敵方胡宗南部已經集結主力，在松潘附近地區構築了堡壘線，紅軍攻打松潘的有利時機已經喪失。不僅如此，各路敵軍經過調集、布防，形成了圍困與消滅紅軍於岷山以西、懋功以北雪山草地之中的態勢。紅軍處於危局，如不抵制張國燾的錯誤方針，制止其破壞團結、反對中央的行為，處境將更為凶險。
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與毛澤東、周恩來等為求得共同北上，促進張國燾轉變並爭取四方面軍，採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方針。 8月4日至6日，張聞天在毛兒蓋南20裡的小村莊沙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和組織問題。張聞天就第一項議程作報告和結論。在結論中，張聞天著重肯定遵義會議的正確，特別是《遵義會議決議》概括的軍事路線的正確，要求四方面軍中黨的支部都要討論《遵義會議決議》。關於西北聯邦問題，張聞天再一次指出：“是過早的”。
8月9日，中央印發了沙窩會議通過的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這個決議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文件。它針對兩個方面軍會合後一個多月來出現的主要問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總結歷史經驗，分析當前現實情況，作出了深刻而又具體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很有策略地抵制和批評了張國燾“西進”、“南下”的錯誤戰略方針，以及其槍指揮黨的軍閥主義傾向、破壞兩個方面軍團結的行為和避戰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
沙窩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組織問題——“吸收四方面軍幹部參加中央工作”。張聞天代表政治局提出預先經過磋商的名單，提升3個正式中央委員、3個候補中央委員，兩位同志進政治局：一為正式委員，一為候補委員。
張國燾不滿意。 8月6日的會議主要在這個問題上反复討論。毛澤東、張聞天等看透張國燾的用心，是企圖形成多數來控制黨中央，所以在增加中央委員的人數上口徑統一，維持原議。但為了盡一切可能同張國燾搞好團結，決定進政治局的兩位同志都是正式委員。
沙窩會議以後，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中共中央決定，會合後的兩個方面軍組成左、右兩路軍繼續北上。
張國燾又一次玩弄兩面派伎倆。他在會上贊成《沙窩會議決議》，而會後卻繼續同中央北上計劃對抗。他回到毛兒蓋後即召開四方面軍軍以上乾部會議，再次提出，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的方針，而不執行經阿壩北進東出的計劃。
針對張國燾這一破壞北進戰略部署的錯誤做法，中共中央於8月15日致電張國燾，指出：“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時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左路軍及一方面軍全部應即日開始出動。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目前洮、夏敵備尚薄，遲則堡壘線成，攻取困難。氣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決被服。”“班佑以北，糧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只出支隊，掩護後方前進；5軍、32軍即速開毛（兒蓋）。”“目前應專力北上，萬不宜抽兵回擊撫邊、理番之敵”。
張國燾對中央的耐心說服教育和明確指示置之不理。
為了克服張國燾的阻撓，中央決定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在召開這次政治局會議的前一天，即8月19日，張聞天在沙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到會者有毛澤東、博古，王稼祥列席。周恩來因病缺席。會議討論了對張國燾錯誤的方針問題、常委分工問題、宣傳工作問題。會議認為：應該加強常委會的工作，發揮常委會的作用。確定中央分工如下：張聞天負總責之外兼管組織部，羅邁副之；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部；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凱豐負責少數民族委員會，這一決定，將領導權集中統一於常委會和黨中央總書記，將軍事領導掌握在毛澤東手裡。這在當時張國燾擁兵自重、向黨爭權，黨內矛盾趨於尖銳的形勢下，是十分必要的；對日後戰胜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和分裂活動，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會議還決定加強對宣傳工作的領導，《幹部必讀》由張聞天兼主編，編委成員羅邁、陳昌浩；《鬥爭》由博古主編，張聞天、王稼祥為編委。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毛兒蓋召開，集中討論紅軍行動方針。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關於夏洮戰役後行動問題的報告和結論。與會者一致同意毛澤東提出的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以便取得甘、陝廣大地區的行動計劃。會議指出，目前左路軍應迅速向右路軍靠攏。毛澤東作結論說，我們應該堅決向東打，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不應因為有一些困難而轉移向西。會後，發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補充決定》。
張國燾沒有出席毛兒蓋會議。張聞天等通過各種方式將會議決定告訴張國燾，明確要求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並肩東進”。但張國燾仍然按兵不動，不執行從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到毛兒蓋會議再三商討確定的北上東出方針。這樣一直拖延到8月30日，張國燾才命令左路軍集結後向班佑前進。但是才走一天，8月31日，張國燾又猶豫動搖，卻步不前。
毛兒蓋會議後，張聞天帶領中央機關隨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的右路軍行動。 8月下旬從毛兒蓋出發，進入縱橫幾百里、渺無人煙、氣候變幻莫測的茫茫草地。走了5天，終於在月底通過草地，到達四川、甘肅交界之班佑、巴西地區。右路軍部隊就在這裡進行休整、整頓，等候張國燾率左路軍到來。
張國燾對中央的勸告、命令一概置若罔聞。 9月2日，他以左路軍自阿壩出發在行軍途中遇“噶曲河水漲，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為由，停止向右路軍靠攏。 9月3日，張國燾不僅決定左路軍退回阿壩，而且不顧朱德反對，競以紅軍總司令部名義，發電要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 9月5日，張國燾以朱（德）、張（國燾）名義正式發出退兵命令：“左路軍先頭兵團決定轉移阿壩補糧改道滅敵”。毛、洛、周等當然不同意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和行動，但是他們還是期望能夠爭取張國燾北上。毛、洛、週就怎樣答复張國燾要求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紅軍下一步究竟應該怎樣行動這些問題，同在右路軍中的徐向前、陳昌浩等多次討論，力圖勸說張國燾放棄南下主張而取北上方針。他們表態既不失原則而又留有餘地，甚至表示南下如果真有利的話不是不可以交換意見。同時，讓徐向前、陳昌浩向張國燾把問題講透，便於張國燾轉圜。 9月8日上午，徐、陳聯名給張國燾一份電報，勸張國燾“速來北進”，並要他“即明電中央局商議”。
但是，張國燾一意孤行，竟致電前敵總指揮部，要求“1、3軍暫停向羅達前進，右路軍即準備南下”。陳昌浩、徐向前即向中央報告。張聞天當即於9月8日晚召集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徐向前等在周恩來的住處開了一個非正式的會議，分析了南下、北上的利弊。經過充分討論，決定七人聯名致電勸告張國燾執行北上方針。當晚22時，週、張、博、徐、陳、毛、王聯名電報發出，力促張國燾北進。電報文辭十分懇切，開頭說：“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關頭，須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地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電報將“弟等仔細考慮結果”一一條列陳述，指出“右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而，“務望兄等深思熟慮，立下決心”，“改道北進”。電報最後說：“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係上著想，萬望兄等當機立斷，則革命之福。”真是一片至誠，溢於言表。
對於毛、洛、週、博、王和徐、陳的透闢分析、熱忱期待，張國燾一概不聽。 9月9日，他復電徐、陳並轉週、張、博、毛、王，依然以種種困難為藉口，反對北進，鼓吹其“乘勢南下”的主張。中央即回電指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
張國燾不僅不執行中央命令，竟變本加厲，於9月9日當天發密電給陳昌浩，背著中央令陳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
譯電員送交這封密電的時候，陳昌浩正在會上作報告，講得興高采烈。他沒想到這是張國燾給他的一封密電，示意坐在旁邊的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先閱。葉劍英一看電文，敏銳地洞察張國燾企圖分裂紅軍和危害中央的陰謀，遂機警地離開會場，趕到巴西黨中央駐地報告。
他第一個遇到的是毛澤東。毛隨即用鉛筆將密電抄錄在香菸紙盒上。葉帶著密電仍舊返回會場。
毛澤東立刻找洛甫和博古商量對策。毛、洛、博一致認為事態十分嚴重，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已經絕無可能，繼續滯留下去將會招致不堪設想的後果。毛、洛、博三人很快趕到3軍團駐地阿西，與在那裡治療的周恩來、王稼祥舉行中央常委緊急會議，果斷地決定黨中央同四方面軍暫時分離，率右路軍中的紅1、3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速出甘南，並通知已經北上在俄界的一軍團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化，要他們在原地待命。
會後，立即分頭秘密佈置脫離險區的行動。張聞天親自向李維漢佈置了任務，叫他負責把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總政治部等單位於次日凌晨帶到巴西，會同黨中央一路北上。張聞天叮囑他，上述決定要絕對保密。李維漢接受指示後，立即分別通知了凱豐、林伯渠、楊尚昆，叫他們明天凌晨就走；對下只說到黑水打糧，叫各單位負責人準備好。
9月10日凌晨兩三點鐘，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一起率領3軍團、紅軍大學離開危險地區。軍委縱隊各單位也以“上山打糧”為名，隨黨中央一道北上。
出發時，毛澤東率部在前，彭德懷率部在後掩護。張聞天策馬前後照應，親自向幹部講明當時的危險處境，還與彭德懷一起佈置三軍團部隊在山上警戒。
9月10日當天，毛、洛、週、博等即以中央政治局名義電令陳昌浩等，要他們指揮右路軍中原四方面軍的4軍、30軍於日內尾1、3軍後前進，並鄭重聲明：“本指令因張總政治委員不能實行政治委員之責任，違背中央戰略方針，中央為貫徹自己之決定，特直接指令前敵指揮員（黨員）及其政委並責成實現之。”還通知他們：“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指揮。”同時，張聞天等以中央名義致電張國燾，申明：“閱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立即北上。”
與此同時，9月10日在阿西，發布了毛澤東寫的《共產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我們應該根據黨中央正確的戰略方針，繼續北進，大量消滅蔣介石、胡宗南的部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告同志書》斷然否定南下方針：“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凍挨餓，白白地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號召紅軍“應該堅決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去”。
作為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在危急關頭臨危不亂，鎮定自若，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彭德懷、葉劍英、楊尚昆等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同志團結一致，密切配合，使黨和紅軍脫離了生死攸關的險境。
9月12日，張聞天在俄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討論張國燾分裂錯誤和今後行動方針。
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回顧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同張國燾就戰略方針進行爭論的過程。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背靠一個可靠的地區是對的，但不應靠前面沒有出路、後面沒有戰略退路、沒有糧食、沒有群眾的地方。 “所以，我們應到甘肅才對，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他明確指出：現在我們不應依靠共同北上，而應該單獨北上。
張聞天在充分開展討論後作總結性發言，對毛澤東的報告作了補充和發揮。
關於同張國燾鬥爭的性質，張聞天明確指出：“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一條是右傾的軍閥主義——張國燾主義。”張聞天分析了張國燾的軍閥主義路線形成的過程，並著重指出其性質：“從退出通南巴起，已經形成了反對中央的路線。對敵人是懼怕的。在紅軍建設上，不要黨的領導。紅軍變成個人統治的軍隊。對乾部的培養，是要擁護他個人。無論從哪一方面，都充分錶現了軍閥主義傾向，這是很明顯的。”對於張國燾錯誤發展的前途，張聞天同意毛澤東所作“反對中央，叛變革命”的估計，並且具體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不幸而被言中，後來張國燾果然另立“中央”，最終叛變而去。
張聞天起草了俄界會議《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為留有餘地，決定通過以後，沒有立即發布。到1935年12月間才在黨中央委員範圍內公佈，在一方面軍高級幹部中口頭傳達。
根據俄界會議精神，中共中央於9月14日致電張國燾和徐向前、陳昌浩，嚴正指出張國燾的錯誤和責任：“一、四方面軍目前行動不一致，而且發生分離行動的危險的原因，是由於總政委拒絕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違抗中央的屢次訓令與電令。總政委對於自己行動所產生的一切惡果，應該負絕對的責任。”電文還指出：中央“再一次地要求張總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決心及命令，服從中央電令，具體部署左路軍與4軍、30軍之北進”。
但是，張國燾繼續頑固堅持其錯誤主張，率領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原四方面軍的4軍、30軍南下，在反黨分裂主義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俄界會議還決定，將北上紅軍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 1935年9月13日，陝甘支隊離開俄界，迅速北上。先頭部隊紅4團於9月17日奪取了臘子口，打開了主力紅軍北進甘南的通道。 9月18日，先頭部隊進駐沒有守備的甘南小鎮哈達鋪（今屬甘肅省宕昌縣）。毛、洛、週、博等翻越岷山，於20日到達哈達鋪。當天，張聞天在一座關帝廟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討論組織部工作和部隊整編問題。
張聞天講話強調要愛護幹部，說有的老同誌有能力，但人拖瘦了。對乾部要“寬大一些”，“現在有馬的，不必取消”。
毛澤東支持張聞天的意見，說：我們現在的干部是精華，應該注意保護。
會議決定了整編方案：陝甘支隊下設3個縱隊，原來的1、3軍團分別改為第1、第2縱隊，中央機關、、紅軍總政治部等組成第3縱隊。第3縱隊由葉劍英任司令員，鄧發任政治委員。會議還討論了白區工作。會議同意張聞天的提議，決定派謝覺哉、毛澤民到新疆去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話與國際接頭”。
常委會開過以後，張聞天和毛澤東、博古等讀到一批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大公報》。他們從報紙上登載的消息確切地知道：陝北仍然有紅軍，有游擊隊，有蘇區根據地，而且比原來有了很大的發展。對於從險境中衝出來的黨和紅軍領袖來說，得此消息後其欣喜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
9月22日，張聞天寫了一篇“讀報筆記”，題為《發展著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將報上所披露的陝北蘇區根據地和紅25軍、紅26軍等情況摘引並加以分析，得出結論：“紅軍與赤色游擊隊在陝甘兩省內正在普遍地發展著”，“我們中國工農紅軍主力之一部，已經開始進入甘南的重要地區”。據此提出陝甘支隊前進的方向和任務：“響應著陝甘紅軍與赤色游擊隊的活動”，“同25、26軍及通南巴游擊區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並給在這個地區中開展著的游擊運動以幫助、組織、領導”，完成8月20日毛兒蓋會議提出的任務，即“聯繫存在於陝甘邊之蘇維埃游擊區域成為一片的蘇區”。
博古根據報載材料也發表了題為《陝甘蘇維埃運動的發展與我們支隊的任務》一文，提出把發展著的陝西蘇維埃運動“轉變為鞏固的蘇區根據地”，是“我們支隊的戰略目標”。
毛澤東於9月22日下午在哈達鋪陝甘支隊團以上乾部會上講話，宣布黨中央關於挺進陝北的行動方針，提出紅軍要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
陝甘支隊離開哈達鋪繼續前進，突破渭河封鎖線，到達通渭縣城榜羅鎮。 9月27日，張聞天在這裡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作出決定：到陝北去，在陝北保衛與擴大革命根據地，“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
此後，陝甘支隊經過回民地區，連續突破了會寧一靜寧之間與平涼一固原之間的兩道公路封鎖線，於10月7日到達固原縣青石咀。毛澤東指揮陝甘支隊採取兩側迂迴和正面突擊的戰術，擊潰了尾追而來的敵騎兵兩個連，順利翻越海拔約3000米的六盤山。
翻越六盤山後，中央紅軍過環縣，向陝北根據地挺進。 10月18日，部隊經陝西省定邊縣境抵達鐵邊城。再往前走，就進入陝北蘇區了。
在即將進入陝北蘇區之際，張聞天在鐵邊城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今後方針。他就當前形勢與任務作了發言，指出：過去決定要到達一個地區，現蘇區已經在前邊，這一任務一般地已勝利完成。他估計在這種形勢下，敵人對付紅軍的“趨勢，必從追擊進到會剿”。因此，當前的任務是“鞏固、擴大蘇區”，“而不是放手休息”。張聞天提出，“應批准”上次榜羅鎮會議關於“在陝北創造蘇區”的決定。他還指出：與25、26軍的關係，應更虛心，不是消極批評，而是積極提議。告訴部隊要敬重25軍、26軍首長，而不要自誇。
在中央紅軍結束長征、落腳陝北之際，在即將同25軍、26軍會合，開創新局面的前夕，張聞天的這些意見，對全局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鐵邊城會議後一天，1935年10月19日，紅軍陝甘支隊進駐吳起鎮。當地群眾因為鬧不清開來的是什麼部隊，都跑散了。在這個相傳戰國名將吳起曾屯過兵的古鎮上，已經看不到一點有關吳起的遺跡。不過，鎮子街頭和窯洞牆上，隨處可見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擁護劉志丹”、“中國共產黨萬歲”等標語，一個窯洞門口還掛著一塊牌子：“赤安縣第六區蘇維埃政府”。對於長途跋涉的紅軍來說，沒有比這更親切、更令人振奮的了。說明這裡確實已經是蘇區了，中央紅軍確實到了陝北根據地了！
10月22日、27日，張聞天在吳起鎮先後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在22日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和結論。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陝甘支隊從俄界出發已走二千里，“到達這地區的任務已完成了，敵人對於我們追擊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今後的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以陝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陝、甘、晉三省是發展的主要區域。
張聞天贊成毛澤東的報告，在最後發言中分析了長征勝利後的形勢和麵臨的新任務。他指出：到達蘇區根據地，長征的任務最後完成了。這是一個歷史時期的完結，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始。現在新的任務是保衛與擴大這一蘇區，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要把反帝和土地革命直接結合起來。
張聞天在10月18日鐵邊城會議上已經提出鞏固、擴大蘇區的任務。這時，他又將這一具體任務同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政治形勢聯繫起來，指明了新的歷史時期的戰略任務：將土地革命戰爭變為民族革命戰爭。
張聞天主持的這次政治局會議批准了榜羅鎮會議落腳陝北的戰略決策，宣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