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開始前，直到部隊即將開拔時，王稼祥才得到他日夜盼望著的通知，軍委給他派來了幾個擔架員和專門照顧他的醫護人員，還送來了馬匹，準備用馬和擔架交替帶著他行軍。後來才知道，博古等人研究轉移人員的安排時，曾想把王稼祥作為重傷員留在老百姓家養傷，把毛澤東作為身體不好者而留下甩掉。許多同志為他們力爭，說毛澤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絕對不能留下。毛澤東等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馬上為他爭辯，說王稼祥是軍委副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須隨軍行動，堅持要他一起行動。博古這才不得不同意他們也一道隨軍轉移。了解到這些情況的王稼祥，既為自己終於能參加長征而慶幸，又為毛澤東等在關鍵時刻這樣關懷和幫助自己而深深感激。
1934年10月11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將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編在一縱隊所屬的中央隊，進行長征。他們三人被稱為“中央隊三人團”，以區別於博古、李德、周恩來的最高“三人團”。
王稼祥感動地對毛澤東說：“我們是不能離開黨組織、離開部隊的。”
毛澤東堅定地回道：“是啊！革命還需要我們這些赤膽忠心的黨員來努力爭取勝利呀！”
天黑了，紅軍隊伍在一個山村里停下來，前面傳下口令：原地休息，待命繼續前進。
一間沒有門的柴草屋空著，黑洞洞的，警衛人員在裡頭鋪了些乾草，讓王稼祥和另外幾個同志進去躺著休息。
過了一會兒，又有幾個人朝草屋方向走來，為首的是毛澤東，他身後的人抬了一副空擔架。一個警衛員模樣的小戰士，跑到柴草屋門口朝里問道：
“同志，裡頭還有空地方嗎？”
毛澤東忙走上前拽住他，輕聲說道：“莫喊叫，影響人家休息，我們就在外頭歇會兒吧！”
王稼祥一聽聲音，忙抬頭朝外問道：“是毛澤東同志嗎？快請進來。”
毛澤東高興地說：“哦，是稼祥同志呀！”
王稼祥說：“請進來休息吧，還有地方，外頭太冷了！”
“好，多謝你！就和你在這'廣廈'一間，作個戶外'寒士'吧！”毛澤東詼諧地邊說邊跨進門來，王稼祥已為他騰開地方。毛澤東在稼祥旁邊坐下來，關心地問道：
“你的身體如何？傷口有沒有發炎？”
王稼祥也問他道：“你呢？你的病怎樣了？可要保重啊！”
毛澤東說：“尚好，倒是你的傷要多加小心！”
說著從口袋裡摸出兩支煙，遞給王稼祥一支。
王稼祥一面抬手擋住，一面說：“謝謝，現在不能抽。我們身在柴草屋，一旦失火就要成為嫌疑犯了！”
原來就在幾天以前，敵人為了挑撥紅軍與沿途群眾的關係，派人冒充紅軍人員放火燒民房，後來被紅軍抓住幾個縱火犯公審處決了。
毛澤東一聽忙說：“對對，'瓜田不納屐，李下不整冠'，這草房之內也不能吸煙，你我只能克服一下了！”
他捏著煙卷，湊到鼻前嗅著煙味。過了一會兒，毛澤東似乎隨意地對王稼祥說：
“煙癮好過，生病也能挺，可打敗仗的心病難治啊！”
王稼祥聽言正點著自己久積心頭的大事，索性坐起來問道：“澤東同志，正好請教你一下，你對當前局勢怎麼看？”
毛澤東停了一會兒，卻反問他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我嗎？”王稼祥慢慢地說：“一句話，再讓李德他們這樣指揮下去，可不得了！”
毛澤東緊接著說：“那麼依你之見，該如何擺脫面臨的困境呢？”
王稼祥說：“我正在考慮，這樣敗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要請教你。”
毛澤東稍一考慮後湊近他身邊笑道：“那麼我就先談談自己的看法吧，然後再聽聽你的高見。”說著就從目前紅軍的行動方向、轉移路線，談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和前幾次反“圍剿”的獲勝，指出了兩種軍事思想和指揮方針的分歧，以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根本原因。
兩人正極有興味地談著，外頭卻響起了繼續前進的軍號聲，毛澤東和王稼祥的警衛員一起進來說：
“出發了，毛主席！”
“王主任，出發了！”
王稼祥忙和毛澤東起身出門，毛澤東一面拍打著身上的草屑，一面對王稼祥說：
“你我倆邊走邊談吧！”
於是，兩人就一路談了下去，路寬時一左一右談，路窄時一前一後談，走上大路就兩副擔架並列前進躺著談。他們行軍談，休息談，宿營時住在一起談，一個認真傾聽，一個開懷暢說，聽者虛心求教，說著旁徵博引。
這時的毛澤東，雖然身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卻只有空名一個；雖然還是政治局委員，卻不得過問軍事大事，在中央毫無發言權，空有正確主張卻無法加以實行。
在進入湖南西部邊境的通道縣城以前，毛澤東和王稼祥兩人更深入地談起如何擺脫當前困境的問題。
毛澤東對王稼祥說：“蔣介石已經佈置好了一個大口袋，引誘著我們去鑽，可是我們的發號施令者，就是看不見這危險，或者是看見了，卻無法改變，非要鑽進去不可，你說他傻不傻？”
王稼祥認真地說：“明明預見到危險，當然不能當這個傻瓜，不能往敵人的口袋裡鑽！”
毛澤東說：“對，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敵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陣，我們就另闢新路向黔去。”他抬手一指西去山路，對王稼祥小聲說：“我們從已得到的情報中獲悉，貴州方向敵人兵力不多，更沒有堡壘工事和設防體系，我們滿可以乘虛而入，改變路線，不去湘西，折向貴州，讓蔣介石白白操勞撲個空。”
王稼祥點頭說道：“這情報我也知道了。真是的，博古同志本來就不會帶兵；李德雖有豐富的軍事學識，卻對目前形勢視若無睹，進入蘇區以來盡瞎指揮！”
毛澤東深思地說：“問題正在於此，李德那些軍事學識從何而來？是本本上來的，是西洋外國來的，是從一般戰爭以至帝國主義戰爭中來的。而我們的戰爭，是在中國，是在革命根據地，是在敵強我弱情況下進行的反”圍剿“戰爭，環境不同，條件不同，戰爭性質更不同，他拿十萬八千里以外的和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的戰例戰法來硬套，焉有不敗之理？”
王稼祥贊同地說：“蘇聯國內戰爭和我國的情況大不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拿破崙戰爭與我們這裡更不一樣，機械搬用是錯誤的。”
毛澤東接著說：“我國古代軍事家孫子日：'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這位洋顧問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王稼祥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毛澤東自嘲地說：“可惜，我現在處於毫無發言權的地位。”
王稼祥道：“未必，我看現在很多同志都會贊同你的意見。”
“你看哪些人會贊同我？”
“我看政治局內一定會有同志贊同你的意見。”
“你最近同他們交談過嗎？”
王稼祥點點頭。
“好，我們可以再找些同志交換交換看法。”
“我一定把你的意見轉告給他們。”
王稼祥同毛澤東這次談話後，先找了張聞天，詳細談了毛澤東和他自己的觀點，希望張聞天能同意召開會議，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張聞天聽了，明確表示同意。他還到王稼祥和毛澤東身邊，利用行軍和休息時間繼續交談。其實，張聞天早對李德、博古在廣昌戰役的軍事指揮上分兵把口、拼命主義等做法極為不滿。毛澤東將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的過程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作了比較，認真地分析李德、博古在軍事領導上採用單純防御路線、否定運動戰形式的錯誤。他們一路交談，彼此交換意見，思想和觀點逐步統一起來。大家都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在主觀方面，是犯了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錯誤。必須扭轉現在被動的局面。經過討論，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之間逐步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必須改變紅軍的前進方向和路線，不能讓博古和李德再這樣指揮下去。
與此同時，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等也進行了談話，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這時1軍團政委聶榮臻腳底受傷化膿，也坐擔架隨中央縱隊行動。他在中央蘇區反“圍剿”時，擔任過總政治部副主任，與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十分親密的同事和戰友，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他們在行軍路上坐擔架相逢後，幾次進行交談。王稼祥直截了當地指出，第二次、第三次反“圍剿”所取得的偉大勝利，都是由於採用了毛澤東誘敵深入、隱蔽部隊、突然襲擊、先打弱敵、後打強敵、各個擊破等一系列戰略戰術指導原則。事實證明，博古、李德這些人不行，應當改組領導，撤掉他們的軍事指揮權。他建議由毛澤東出來擔任領導，挽回當前紅軍所處的危局。
聶榮臻聽罷爽快地說：“完全贊成，我也早就有這個想法了。只是應該通過黨的高極會議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王稼祥又說：“那就要快一點，由中央召開一個專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改變錯誤領導，把不稱職的人'轟'下來！”
紅軍一進通道縣，毛澤東就向中央提出，鑑於國民黨已集結近20萬軍隊，設置四道防堵線，阻止紅軍主力從湘黔邊境北上的情況，建議放棄與2、6軍團會師的計劃，部隊立即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
1934年12月12日，中央負責人在通道縣舉行了臨時緊急會議，討論毛澤東的建議。
會議地點在通道縣東面一座小山上的恭城書院。這是一片很整齊的房子，四周是用青磚砌成的圍牆，牆上攀附著一片古藤。軍委總司令部就設在這裡。
周恩來宣布開會，並請大家談一談今後紅軍行動的意見，怎樣才能擺脫敵人的追擊。
李德首先說，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南戰略要地急趕的周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2軍團建立聯繫。我們依靠2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出一大片蘇區。
博古想不出其他好辦法，覺得只有按照李德的意見辦，與2、6軍團會合。
毛澤東發言認為，紅軍北上無疑是自投羅網。貴州敵人力量薄弱，如果進軍那裡可以爭取主動，還可以使部隊得到休整。接著，他把自己所蒐集到的敵情，詳詳細細地向大家作了介紹，同時闡明了自己的看法。
王稼祥站起來表態說，我同意毛澤東的分析，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因勢利導。
張聞天發言說，毛澤東剛才講的都是事實，是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才得出的結論，希望大家認真考慮。
朱德也覺得毛澤東的分析有道理，主張慎重行事。
周恩來認為毛澤東的分析比較切合實際，他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聽完上述意見，李德十分惱火。他認為“毛澤東粗暴地”拒絕了他的建議，並提出了紅軍“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的主張。進而，他看到毛澤東的意見不僅得到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周恩來的讚同，不禁有些惱羞成怒，竟然起身拂袖而去。
會議並沒因李德的離去而中斷，討論繼續進行，大家把目光集中到博古身上。博古聽罷大家的分析，覺得是有道理的。現在蔣介石在前面佈置了一個羅網，像李德那樣死打硬拼往裡擠是不行的。經過思索後他說，看來，只有照毛澤東同志的提議辦，放棄去湘西的計劃。但他對北上與紅2、6軍團會師的設想，還沒有完全放棄。
13日，紅軍西行進入貴州。 17日攻占了黎平。在這裡，紅軍有了長征兩個多月以來的第一次休整，中共中央也有時間就下一步的戰略方向展開進一步探討研究。
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舉行會議，繼續開展對兩種不同戰略方針的爭論。
博古認為，紅軍進入貴州以後，已經躲避開國民黨軍隊的追擊。目前完全可以沿舊路人黔，然後向東轉入湘西，再一直向北，那裡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實現與紅2、6軍團會師的原計劃。
李德因病沒有出席會議，但託人把他堅持同紅2、6軍團會合的意見帶到了會上。
毛澤東發言，仍主張紅軍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爭取到川黔邊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去建立新根據地，並對此作了細緻的分析。
王稼祥、張聞天都支持毛澤東的主張。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絕大多數同志認為毛澤東放棄北上的方針是正確的，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
會議最後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明確指出：“鑑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李德事後獲悉會議作出的這個決定後，氣得暴跳如雷，卻又無計可施。他的“太上皇”地位發生了根本的動搖。
李維漢後來在他寫的《回憶與研究》一書中，充分肯定了黎平會議決定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既使紅軍避敵重兵，免遭滅頂之災，又能放開自己的手腳，打運動戰，主動消滅敵人。特別是使紅1、3軍團獲得'解放'，可以靈活機動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黎平會議後，紅軍沿著劍河、鎮遠、施秉、餘慶和台拱、黃平、瓮安，一路橫掃而過。
12月31日，中央縱隊開進瓮安縣猴場鎮。博古考慮到大家對今後的戰略行動仍有不同的意見，便在1935年元旦，於猴場宋家大院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多數同志贊成他的主張，認為紅軍應立刻搶渡烏江，攻占遵義。會議為此做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其中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這就在實際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
但是，此時還有爭論，有些同志思想上還不通。為掃除統一行動的障礙，王稼祥向毛澤東建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李德和博古的問題。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提出讓王稼祥先同張聞天通通氣。王稼祥同張聞天談話後，張聞天也同意王稼祥關於把李德、博古從軍事領導崗位上轟下來的意見。他還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
接著，王稼祥又找其他負責同志一一交換意見，並取得了他們的支持。聶榮臻因腳傷坐在擔架上，在行軍途中聽取並贊同王稼祥的意見。周恩來和朱德等同志歷來就尊重毛澤東，在臨時中央打擊排斥毛澤東時，他們都沒有改變對毛澤東的態度，這次都毫不猶豫地支持王稼祥的建議。
中央紅軍揮戈西進，於1935年1月6日全部渡過烏江，進而在7日占領黔北名城遵義，使國民黨軍隊在湘西圍殲我軍的計劃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一個扭轉黨和紅軍乃至中國革命歷史命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在遵義老城一個小軍閥柏輝章家的公館裡召開。會場設在樓上一個過道式的不算大的房間裡，那裡原來就是軍閥在家裡同人們議事的地方，中間有張較大的長條桌子，四周圍著一些椅子，由於當時參加會議的人數較多，又臨時找來些藤椅、方凳和板凳。因為王稼祥是帶傷抱病參加會議的，還為他準備了一張藤躺椅，以備他在太累時可以躺著聽。會場一面是鑲著五顏六色花玻璃的窗戶，一面是靠著玻璃櫃子的間壁牆，在正面的空牆壁中間，臨時貼了一張不大的馬克思畫像。大桌子上除了散放著茶壺、水碗和幾個搪瓷茶缸外，還有一捧打土豪分來的土製雜糖。真是既有中央最高級政治會議的嚴肅性，又有紅軍平時和行軍中常有的游擊作風。
到會的約20個人中，除了與中央紅軍一起行動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外，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各路諸侯”——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主要負責人。騎馬臨時趕來赴會的紅軍軍團長和政委，還帶著一身的煙塵和泥土。第一天開會時，博古進了會場就按慣例坐到了中間位置上，其他同志則分散坐在周圍。因為這次會議的召開是違反李德的意志並衝著他來的，不僅會前的準備工作排除了他的於預，會議上也只將他算做一個列席者，在靠門口的邊上給他放了張椅子，使他處於一個旁聽甚至受審的位置。會議是晚上舉行的，會場中間從天花板上吊下一盞煤油燈，是會場的惟一照明光源。室內地板上還放了幾個帶架子的鐵火盆，以增加會場的溫度，並供與會者對火吸煙和扔煙頭。
周恩來用目光環顧了一下周圍，輕聲對博古說：“能來的都到了，9軍團的羅炳輝、蔡樹藩同志駐地太遠來不了，5軍團的李卓然同志一時趕不到，我們就先開會吧？”
博古推推眼鏡，坐正身子說：“好，現在會議開始。我先代表中央作一個反五次'圍剿'的總結，一會兒周恩來再作一個關於軍事方面的報告。”他從帶來的黑色挎包中取出準備好的提綱，開始了題為《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國民黨蔣介石對我們的第五次進攻，我們沒有給予粉碎，作為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我是有責任的。他認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力量的強大，在兵力上國民黨安排了100萬大軍，其中50萬是專門進攻中央蘇區的，另外還派了外國軍事顧問，這就形成了對紅軍的絕對優勢；在白區，黨對人民群眾的工作沒有做好，游擊戰爭開展不利，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據地之間配合不好；根據地後方物資供應太差等等。他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客觀原因做了比較全面的分析，並且認為這些原因直接影響了第五次反“圍剿”的行動，這也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因素。但是，他對於第五次反“圍剿”過程中在軍事指揮上的失誤講得很少，對主觀因素也沒有認真進行分析。因為在他看來，面對客觀上敵我力量極為懸殊的嚴峻形勢，任何優秀的軍事家也很難挽回軍事失利的局面。他還反复說明四中全會以來在政治上的戰略部署都是正確的，繼續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辯解。
緊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他在報告中詳細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與脫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原因，比較客觀地分析指出這次反“圍剿”失敗在軍事指揮上確有問題。他認為這次戰爭我們沒有取勝，客觀上有各種原因，但軍事上我們犯了錯誤。周恩來為此做了自我批評，並承擔了責任。
歸納起來可以說，博古的報告強調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而周恩來的報告側重檢查了軍事錯誤的主觀原因。
毛澤東第一個發言，表示不同意博古的報告。張聞天站起來，也表示不同意。他從自己口袋裡掏出早已準備好的提綱，這是他與毛澤東、王稼祥經過醞釀研究後寫成的，基本上是毛澤東的主導思想。張聞天在發言中尖銳指出，前一段錯誤的軍事指導思想主要表現在對待蔣介石的堡壘設防，採用堡壘對堡壘的錯誤戰術；在反“圍剿”戰鬥中，不應當與敵人進行主力抗擊，而且作戰分散兵力；不能夠利用19路軍起義的有利時機，打擊蔣介石，粉碎敵人的“圍剿”戰略；在部隊突圍的時候，張皇失措，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轉移中明知敵人已經設好羅網，還堅持繼續與2、6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等等。
下午開會，毛澤東首先發言。他一開始就批評博古的總結報告，指出這個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而是在替自己的錯誤做辯護。他說，我認為，“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不客氣地說，是犯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個階段是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第三個階段則為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毛澤東的論點得到不少人的讚許。接著，他對自己的論點進行了深入的說明。
毛澤東的發言當時沒有留下記錄，後來他在陝北紅軍大學的講演《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反映了當時發言的基本觀點。毛澤東認為，要使中國革命戰爭取得勝利，首先要搞清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他指出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一）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而又經過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二）敵人的強大；（三）紅軍的弱小；（四）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應該根據這些特點來判定我們的戰略戰術，即“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以及“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敵人”，這就“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
毛澤東提出戰略退卻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他批評博古和李德主張所謂的“禦敵於國門之外”。指出：“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闢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03頁）
毛澤東說，博古和李德的原則歸納起來就是：“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禦敵於國門之外”，“先發製人”，“不打爛壇壇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後，則是大規模搬家。並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05頁～206頁）實踐證明，這些原則都是錯誤的。
毛澤東還批評李德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實際情況。要知道戰士是要走路，也是要吃飯的，還要睡覺的。不考慮行軍走的什麼路，是山地，是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劃一劃，限定時間打，這當然打不好。毛澤東還進一步指出博古和李德的領導方法是“極端的惡劣”，“包辦軍事委員會的一切工作”，“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所以“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 （鄭廣瑾、方十可《中國紅軍長征記》第228頁）
毛澤東講了大約一個小時。他的發言態度誠懇，根據充分，富有哲理，且有很強的說服力，使會場上許多人十分信服。
毛澤東講完後，躺在藤椅上的王稼祥坐起來說：“我同意毛澤東的發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之所以失敗，我們在軍事戰略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不能歸咎於其他原因，客觀因素有一點，但不是主要的。”他還說，這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群眾在長期鬥爭中共同創造並行之有效的實際經驗，少數人甚至個別人實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說到這裡，他抬頭瞧了一眼李德，正好李德也在抬頭看他，並且對他投來很不滿意的眼光。
王稼祥結論似地指出：事實證明，中國的紅軍和中國的革命戰爭，應該也必須由毛澤東這樣的有實際經驗的中國革命家來領導才能取得勝利。最後他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的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同志的軍事指揮權。他一口氣發完言，感到心胸頓時舒展暢快。緊接著，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劉少奇、李富春等同志在會上發言，大多批評“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明確表示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只有博古和李德聽後在顫抖。
會議繼續開著，王稼祥緊接著提議把軍隊指揮權交給毛澤東，大家表示贊成，有的鼓掌，有的舉手。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圓滿結束。
會議最後作出的決定是：增選毛澤東為中央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取消“三人團”，撤銷博古、李德對軍事的領導，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受黨內委託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王稼祥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根據幾次戰鬥的情況，毛澤東從中得到一個教訓：每次作戰總不能像過去那樣有好多人在一起集體討論，還是成立一個幾人小組為好。經他提議，中央於3月中旬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作戰，以周恩來為團長。這三人從此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領導紅軍過雪山、渡天險，克服重重困難，使中國革命進入新的高潮。
毛澤東後來常對人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王稼祥的這一歷史性功勞，我知道得很晚，是在我與稼樣結婚20年後由別人告訴我的。
對這件事，我第一次問王稼祥時，他只點點頭，未作詳細回答。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曾說：“王稼樣在關鍵時刻投了我一票，我獲勝了。”
我知道之後，又追問王稼樣是怎麼回事，他這才把詳細經過告訴我。他說：“最先，我個人對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很不滿，我曾向李德提出質問，但無效果。”有一天，我和毛主席兩人各躺一個擔架，我們身體都不好，並排在擔架上躺著。我嘆氣之後向毛主席說：“遵義城就在前面了，我們該開個會總結總結經驗，如果再這樣拖下去，節節敗退，革命損失太大。”
毛主席忙問：“開得起來嗎？只有我們兩個人呀！”
我說：“一定要開，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轟下來！這樣，遵義會議順利召開了。”
這是王稼祥在我的詢問之下告訴我的，在他的筆記中，也留下了這些字跡。
遵義會議後，紅軍面臨著如何擺脫幾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問題。
黨中央、毛澤東認為。黔北地處兩江，迴旋餘地有限，對我軍的存在和發展有很大困難。而四川軍閥內部矛盾尖銳，紅四方面軍已在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根據地。中央紅軍如進入四川，既可向東向南發展，赤化全川，更可北出陝。甘，繼而東指晉冀，瞰制中原，有利於領導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推動全國抗日高潮的發展。因此，決定中央紅軍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創立川西革命根據地。
1月19日，毛澤東親自率領中央紅軍離開遵義北上，準備於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同時，命令川北的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威逼重慶，牽制川軍主力，配合中央紅軍渡江；命令湘、鄂、川、黔邊的紅2、6軍團迫近長江積極活動，策應中央紅軍作戰。
但是，張國燾害怕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渡江人川，蔣介石主力部隊會跟踪而來，競借嘉陵江“江闊水深，有重兵防守”為由，抗拒中央命令，不率領紅四方面軍南下吸引川敵，反而北攻陝南，致使川敵解除了後顧之憂，集中了36個團的兵力，沿江封鎖，全力堵截中央紅軍入川。其他各路敵軍也都蜂擁而來，對中央紅軍形成了一個大包圍圈、迫使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原定渡江計劃，改為在川、滇、黔邊界地區實行機動作戰。
從1月底開始，毛澤東指揮了四渡赤水之戰，有效地殲滅了敵人，保存了自己，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滇、黔的計劃。四渡赤水之後，他又指揮紅軍南渡烏江，進逼貴陽、直插雲南，巧渡金沙江，終於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勝利地實現了北渡長江的戰略計劃。 6月，中央紅軍渡過天險大渡河，經天全、蘆山、寶興，翻越了夾金山，佔領了川西北之達維、懋功等地，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中央紅軍長征期間，川陝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曾經取得粉碎敵人六路圍攻的勝利，根據地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在紅四方面軍進行陝南戰役時，四川各路軍閥乘隙向川陝根據地發動了進攻。在敵人大舉進攻面前，張國燾悲觀地認為，中央紅軍退出江西革命根據地以後，蔣介石的主力部隊很快就要向川陝根據地壓來，根據地難於應付敵人新的進攻。因此，他擅自放棄了川陝革命根據地，率領紅四方面軍向西退卻。 5月18日，張國燾在茂州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區委員會，儼如中央一級組織，還成立了西北聯邦政府，並以此名義發出了致全國、全世界、紅軍游擊隊等通電，還把陝北、陝南、川南等地紅軍游擊隊劃歸自己統率，妄圖以此自樹權威，與中央對抗。 6月，當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合以後，黨中央和張國燾首先就在戰略方針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鬥爭。
兩個方面軍會合時，全國的政治形勢正處於民族危機加深、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漲的前夜。當時，日寇向華北步步進逼。 5月29日，日寇藉口所謂中國破壞“塘沽協定”，由東北調集大批部隊入關，進一步威脅平、津。日寇揚言，中國如不答應其對華北統治權的要求，便要採取“自由行動”。
隨著日寇侵略的加緊，國民黨賣國投降活動更加露骨。 7月6日，國民黨與日寇簽訂了“何梅協定”，向日寇奉送了華北的政治、軍事、經濟控制權，並按照日寇要求，把駐在河北的於學忠等東北軍撤出，調往西北“剿共”前線。
日寇的入侵華北和國民黨的賣國活動，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怒，促進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漲。
紅一、四方面軍會合之後，為了打開一個新局面，更加有力地促進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潮，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從當時敵我形勢和選擇創造根據地的優良條件出發，制定了開創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新的戰略方針。
6月16日，黨中央致電張國燾指出：“今後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陝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目前“宜在岷江以東，對於即將到來的敵人新的大舉進攻，給以堅決的打擊，向著岷、嘉兩江之間發展”。
張國燾反對黨中央向北發展的方針，於6月17日致電黨中央說：“北川一帶地形給養均不利大部隊行動”，而“敵已有準備”，不宜過岷江東打。他提出了“集中主力”西進“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的退卻方針。
黨中央和毛澤東於18日和20日兩次電示張國燾，指出他的向西或向南發展的方針是錯誤的。在18日的電報中指出：“目前形勢須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為向北轉移樞紐”。並針對張國燾的錯誤，指出：“經阿壩與草原游牧區域入甘、青，將感絕大困難，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崍）、大（邑）南出，即一時得手，亦少繼進前途”。
由於問題重大，往來電報難以取得一致意見，中共中央在20日給張國燾的電報中，請他“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縣屬的兩河口召開了擴大會議，以統一戰略方針，進一步討論和決定紅軍的戰略行動。參加會議的人員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王稼祥、張聞天、博古、劉少奇、凱豐、鄧小平、林彪、彭德懷、聶榮臻、張國燾、林伯渠、李富春等。
周恩來首先代表中央和軍委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他從地域是否便於機動、群眾條件和經濟條件三個方面，闡明了紅軍應該去“川陝甘”，“我們如陷在懋、松、理，就沒有前途”。他提出以運動戰迅速北上攻打駐松潘的胡宗南部，創造川陝甘根據地。
張國燾接著發言，他勉強表示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但同時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問題。
毛澤東在發言中，同意周恩來的報告，提出：（一）中國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陝甘建立新根據地，這是向前的方針。要對四方面軍同志做解釋，因為他們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有可能實現向北發展。 （二）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禦，不是跑，而是進攻，因為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應當過山戰勝胡宗南，佔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 （三）我軍須高度機動，這就有個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 （四）集中兵力於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與我打野戰，我有20個團以上，是夠的。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 （五）責成常委、軍委解決統一指揮問題。
王稼祥發言也贊成周恩來的報告和毛澤東的意見。他說，我們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有幾個好條件：“首先是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國主義的干涉遠，敵人又隔離，群眾受壓迫，易於接近我們，等等。”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堅決鬥爭，擴大蘇維埃區域。我們到這個地區，主要是為了消滅敵人。對於戰爭怎麼打法，他說：“敵人採取堡壘戰對付我們，因此我們應有大的區域，便於機動，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如果我們採取堡壘戰去對付敵人，是不能取得勝利的。現在我們沒有後方，還是帶游擊戰爭的形式。中央蘇區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能全採用正規戰爭，現在應當正確運用過去的經驗。”鑑於目前一、四方面軍已經會合的情況，我軍應該迅速地打出去，打到川陝甘廣大地區，建立我們的革命根據地。
其他同志也一一發言，一致同意周恩來的報告，認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打開了一個新局面，使我軍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有了可能。大家贊同這個報告中提出的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首先向甘南發展的戰略方針。
會議議定由張聞天起草一個決定。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其中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這個決定從組織原則上奠定了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方針，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
張國燾對這一決定採取了口是心非、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態度。他回到雜穀腦後，自恃所領導的軍隊人數多，便策動一些人給中央寫信伸手要權。他還以“統一指揮”、“組織問題”沒有解決好為藉口，故意拖延執行中革軍委在兩河口會議後製定的《松潘戰役計劃》。中央為了團結他共同抗日，組成了以王稼樣、李富春、林伯渠、李維漢、劉伯承、葉劍英等為代表的慰問團。慰問團到達雜穀腦後，受到了四方面軍指戰員的熱列歡迎。
7月18日，中央在黑水縣蘆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如何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對於把什麼職務安排給張國燾，周恩來從全局考慮，提出讓出他的總政委職務。張聞天認為軍權不能讓出，還是把自己所擔任的總書記讓出好了。經過討論，毛澤東認為還是讓出總政委好一些。如果讓張國燾當總書記，直接指揮全黨，搞不好還要出大問題。反复研究後，大家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並以軍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王稼祥的名義向各兵團首長發了通知：“奉蘇維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仍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志兼總司令，並任（由）張國燾同誌任總政治委員。”會議決定，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中革軍委常委由4人增至5人，增補陳昌浩。
然而，張國燾權力拿到手後，他指揮的部隊行動卻並不積極。由於他的拖拖拉拉，紅軍不能集中主力向東突進。到8月初，胡宗南部已乘機集中兵力於松潘；薛岳部也進抵文縣、平武，與胡宗南部互相策應。這時紅軍已難以執行原定的《松潘戰役計劃》，只得依據此時的敵情變化情況，重新制訂《夏洮戰役計劃》。軍委提出的這一計劃，要求紅軍改為攻占阿壩，迅速北進夏河流域，突擊敵包圍線之右側背，向東壓迫敵人，以期於洮河流域消滅敵人主力，形成在甘南廣大區域發展的局勢。
在此期間，毛澤東知道張國燾的思想還不通，就同王稼祥商量再單獨跟張國燾談談。朱德總司令也說：“稼祥同志，很多同志都信服你的話，你再去做做張國燾的工作，叫他不要老是這樣固執己見了。”王稼祥正為黨內這一嚴重分歧而不安，同意由他和毛澤東一起，與張國燾比較深入地交換一下意見，努力說服他放棄自己的主張。
毛兒蓋之夜，月暗星稀，時時傳來幾聲犬吠羊咩和紅軍哨兵警惕的口令聲。毛澤東約張國燾來到王稼祥的住處，作一次形式隨便但內容嚴肅的深夜談心。
王稼祥住在一座藏民的小木樓上，樓下是主人家的牛棚馬圈。為了這次談話，王稼祥不僅認真準備了自己要說的意見，甚至連有些重要的措詞都作了慎重考慮。他又叫警衛員找來一點兒菸葉和磚茶，燒了一大壺水。
張國燾是騎馬來的，毛澤東領他上了小樓。王稼祥親自動手為他們徹上了磚茶。毛澤東把菸葉拉到自己手邊，高興地說：“還是稼祥同志想得周到，連'糧草'都預備好了。”說著三人圍著一盞不斷發出羶味的羊脂油燈，盡量心平氣和卻又各懷心事地開始促膝談心。毛澤東以最大的耐心與誠摯，深入而詳細地解釋了中央的北上方針，委婉地指出了張國燾主張的危險後果。王稼祥不斷支持、補充著毛澤東的意見，並對中央方針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又以非常謙和誠懇的態度，勸說張國燾以大局為重，正確理解並認真執行中央的指示、決議。
張國燾開始還不斷為自己強辯，後來則越來越無言以對了。最後他對毛澤東和王稼祥苦口婆心的談話，索性不置一詞，實際是沉默抗拒。他一會兒不耐煩地把臉轉向燈光背陰處，使人鬧不清他是在聽談話還是打瞌睡；一會兒又故作疲憊地朝王稼祥的床鋪上一靠，擺出了一副你說你的、我休息我的架勢。眼看滿滿一盞羊脂油已快熬乾了，樓下牲口的反芻嚼草和響鼻哼叫聲也漸漸停息。他們的談話從黃昏開始，一直到凌晨三時。此時，張國燾故意大聲打著哈欠，表示不想再聽下去了。王稼祥也感到有點口乾舌燥，身上困乏心中發急。只有慣於夜間工作的毛澤東，一面抽著大葉子煙，一面繼續侃侃而談，大有“不達目的，決不收兵”之意。張國燾只得表示，容他回去再考慮考慮。他不再拒絕，但也沒有接受毛澤東和王稼祥的意見。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的決議》，重申北上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當前紅一、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張國燾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針，實際在思想上仍沒有放棄因畏懼國民黨軍隊而主張退卻的打算。他回去後不久，又提出經阿壩向青海、寧夏、新疆退卻，同中央規定的北進夏河流域計劃背道而馳。中央又反复地向他做工作，他還是堅持己見。
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常委分工等問題，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王稼祥負責政治部工作，張聞天負責組織部工作，博古負責宣傳部工作。會上，王稼祥提出，應當開展對張國燾的鬥爭，這樣才能解決問題。毛澤東說，我在毛兒蓋時已經說過，鬥爭是需要的，但目前開展鬥爭是不適宜的。目前我們應採取教育的方式。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由毛澤東作夏洮戰役後的行動問題的報告。此時，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軍在東側，張國燾所在的左路軍在西側。毛澤東從軍事、經濟、民族、地形等條件論證了紅軍主力不應向西而應向東。他指出，目前我們的根據地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將來向東發展，後方移至甘肅東北與陝西交界地區。
會議對毛澤東的報告進行了討論。發言者都同意毛澤東的主張，認為我軍應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王稼祥等發言時著重指出，不應該把向東向西看成為一個小的問題，這是一個根本原則問題。向東是轉入反攻，轉入新的形勢，是創造蘇維埃新中國；向西不僅是軍事上的退卻，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卻，是縮小蘇維埃運動，而變為少數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是創造新疆人民共和國。因此，應克服一切困難，堅決向東發展。
這次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用以補充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戰略方針的決定》。因為張國燾沒有出席會議，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通報了這次會議的精神，指出：“目前應舉右路軍全力，迅速奪取哈達鋪，控制西固、岷州間地段，並相機奪取岷州為第一要務。左路軍則迅出洮河左岸，然後並力東進，斷不宜以右路（軍）先出黑錯、舊城，坐失先機之利。”
8月下旬，毛澤東和王稼祥等隨右路軍通過茫茫草地北上，向四川、甘肅交界的岷山地區前進；張國燾和左路軍仍向西去了阿壩地區。 9月初，張國燾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轉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並說“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 9月9日，他又背著中央，另致電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
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張國燾的這份電報後，立即秘密地趕往中共中央駐地向毛澤東作了報告。
毛澤東於當晚在阿西同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和正在病中的周恩來等召開緊急會議，當機立斷地決定率紅1、3軍團迅速脫離險區，立即北上。同時，他們於10日以中央名義致電張國燾，嚴肅地表示：“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懇切地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陷入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中共中央還專門發布了《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其中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糧食缺乏，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通過。 “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你們應該堅決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去。”
但是，張國燾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繼續反對黨中央的北上方針。
為解決張國燾陰謀分裂紅軍所造成的危險局面，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俄界召開了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葉劍英等共21人。
這次會議著重討論了今後的行動方針問題。會上，點名批判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揭發了張國燾反黨、分裂紅軍、反對北上抗日方針以及退卻逃跑和軍閥主義等大量錯誤事實。多數同志提出要給張國燾作組織結論，開除他的黨籍。
毛澤東在報告中說，我們現在背靠一個可靠的地區是對的，但不應靠前面沒有出路、後面沒有戰略退路、沒有糧食、沒有群眾的地方。所以，我們應到甘肅才對。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他還指出，我們與張國燾的鬥爭，目前還是黨內的鬥爭，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不一定現在就做，因為它關係到團結和爭取整個四方面軍幹部，也關係到在四方面軍中的很多一方面軍幹部的安全。我們應當盡一切可能爭取四方面軍北上。 （《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上）第174頁）
毛澤東的報告還強調指出，不管張國燾等人如何阻撓破壞，中央仍要堅持兩河口會議上既定的北上戰略方針。中央認為，向南是沒有出路的，無論從地形、居民、給養等各方麵條件看，南下都只能是減員，沒有戰略退路，部隊會被消滅在那裡。報告認為，紅軍總的行動方針是北進，但考慮到目前中央只是率領1、3軍團單獨北上，力量是削弱了，從當前的敵我形勢出發，行動方針應該有所變化，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進行游擊戰爭，以便得到共產國際的指示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創建根據地。
與會同志一致同意毛澤東關於今後行動方針等問題的報告，並認為張國燾企圖以武力要挾黨中央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從兩河口會議以來，他就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問題是相當嚴重的。但為了通過他去爭取和團結四方面軍的干部，大家都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暫時先不給張國燾作組織結論，並提議要在1、3軍團中加強解釋工作。
關於北上部隊的組織問題，會議決定將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主力（紅1、紅3軍）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司令員為彭德懷，副司令員為林彪，政治委員為毛澤東，政治部主任為王稼樣。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成立一個五人團，領導軍事工作。
這次會議還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嚴肅指出，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堅持向川康藏邊境退卻是錯誤的。中央同張國燾的爭論，其實質是由於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敵我力量估量上存在著原則的分歧。中央號召紅四方面軍的同志團結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鬥爭。
排除了張國燾的干擾破壞，紅軍陝甘支隊在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等同志的正確領導下繼續北上。
9月27日，他們到達渭縣的榜羅鎮。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這裡召開，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和王稼祥出席。會議根據最新了解到的陝北有劉志丹紅軍的情況，改變俄界會議關於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決定把中共中央和陝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
第二天，毛澤東在陝甘支隊連以上乾部會議上作報告，號召全支隊指戰員突破長征的最後關口——固原、平涼封鎖線，同陝北的同志們會合。
支隊政治部為宣傳解釋中央新的決策，使廣大干部、戰士都能明了行動的方向和任務，於9月28日，恢復並出版了《前進報》第3期。上面刊登了張聞天寫的讀報筆記《發展著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和博古寫的文章《陝西蘇維埃運動的發展與我們支隊的任務》。
29日，陝甘支隊由榜羅鎮出發北進，當天攻占通渭城。隨後，又突破兩道封鎖線，翻過陝甘寧三省交界地區的六盤山，於10月19日與陝北紅軍和先期到達陝北的紅25軍在吳起鎮勝利大會師。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整整走了一年，終於到達了陝北革命根據地。
1935年10月19下午，紅1軍派了一支小部隊，專門護送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等紅軍最高領導人，進入吳起鎮。先頭到達的部隊和陝北紅軍及紅25軍的同志一起，加上當地的干部和鄉親們，一起迎了上去。頓時間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紅旗飛舞，人群沸騰，口號聲此起彼落：
“歡迎中央紅軍！”
“同志們，辛苦了！”
“中國共產黨萬歲！”
“工農紅軍萬歲！”
“紅軍大會師勝利萬歲！”
……
王稼祥隨毛澤東等同志一起，被人們前擁後護地走進吳起鎮街里，在一孔窯洞門口看到一塊寫著“工農民主政府”六個大字的木牌，旁邊牆上還有“紅軍萬歲！”、“共產黨萬歲！”等標語。毛澤東興奮地站住，指著木牌和標語對王稼祥說：
“到家了！你看，這一回，真的到家了！”
王稼祥也滿懷激情地說：“千迴百折，不，是千難萬險，終於有了這一天！”
過草地以來一直生病的周恩來，這時也毫無病容地大聲笑道：“蔣介石怎麼也沒有想到，我們會在這兒找到了落腳之地！”
當天傍晚，周恩來約王稼祥到外頭走走。他們沿著洛河支流的河灘，一邊欣賞著陌生的陝北風光，一邊聊天散步。有幾個老鄉和當地干部圍上他們，親熱地問這說那。王稼祥了解到吳起鎮一帶的光榮歷史，這裡是陝北紅軍領袖劉志丹、謝子長等創造的革命根據地。他們正談著，警衛員跑來叫他們回去。原來是彭德懷請毛澤東和他們一起研究消滅敵人尾追上來的幾個騎兵團的作戰方案。
幾人商議了一陣，同意按彭德懷等同志提出的方案打。毛澤東指著地圖上的陝北蘇區邊沿說：
“不能讓他們跟進陝北來，堅決把尾巴砍斷在蘇區大門外！”
周恩來也說：“對，打它一個勝仗，作為送給陝北人民的見面禮！”
王稼祥輕輕地笑道：“這下可以放下背包打仗了，非好好教訓敵人一頓不可！”
兩天后，剛剛到達陝北的中央紅軍，在陝北蘇區軍民的支援配合下，在吳起鎮外圍，一舉粉碎了敵人的騎兵追擊，不僅斃傷了大批敵人，還繳獲了許多戰馬。
又過了十幾天，部隊轉移到了延安（當時還由東北軍佔據著）南面的甘泉一帶。 11月5日，在一個叫象鼻子灣的地方，召開了全軍幹部大會。王稼祥隨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一起，登上主席台。他們看著穿上了新棉衣的紅軍幹部，想到他們一年前此日，個個怨氣沖天、牢騷滿腹，此刻卻那麼精神飽滿、興高采烈，心裡感到異常快慰。但當他們正要從台下的干部中尋找熟悉的同誌時，一下子又意識到，長征一年整，二萬五千里。當年的許多好同志、老戰友，今天再也見不到了！這些戰友不是在湘江上、烏江畔，就是在雪山、草地間，或是在槍林彈雨中，在冰峰泥淖裡，獻出了各自的寶貴生命。想到這些，個個心中又都泛起一陣難以言狀的哀思。
一陣熱烈的掌聲，將毛澤東的思緒從對犧牲的戰友們的懷念中拉了回來，他開始作重要講話。他說，一年前，紅軍從瑞金出發，總共走了367天，其中單是行軍就有267天，加上夜行軍就不止此數了。紅軍走過了江西、福建、廣東、湖南、貴州、廣西、雲南、四川、西康、甘肅和陝西，一共11個省。紅軍越過萬水千山，一路攻下許多城鎮，路程最多的走了兩萬五千餘里。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空前偉大的一次遠征。一路上敵人總想消滅紅軍，可是紅軍並沒有被消滅。相反是以紅軍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毛澤東說到這裡，興奮地一掠長發，然後強調指出：
“今天，我們紅軍的人數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來的是中國革命的精華，都是經過嚴峻鍛煉與考驗的。我們留下來的同志不僅要以一當十，而且要以一當百、當千。今後，我們要和陝北紅軍、陝北人民團結一致，要做團結的模範，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王稼祥和全場幹部一起，為毛澤東的精彩講話熱烈鼓掌甚至歡呼起來。
毛澤東這段鼓舞人心的講話，一直流傳至今。我一到延安上第一堂政治課，在回顧長征歷程時，就學習這段講話的精神。在學習小組會上，大家熱烈地討論著。啊！長征，神秘的一段中國歷史，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密切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