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在那場舉世聞名的長征親歷者中，陳云作為中共中央領導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鮮為人知的是，他從中央蘇區到陝北的征程，與參加長征的其他中央領導人相比，也要獨特得多。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利，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在中央紅軍撤離前夕，黨中央、中革軍委決定給紅軍第5、第8、第9軍團派中央代表，分別由政治局常委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凱豐（何克全）擔任。在陳雲受任前夕，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親自找他談話。
朱德向陳雲簡要介紹了紅5軍團的情況。紅5軍團前身為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寧都起義後，由趙博生等按照黨的指示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團。這個軍團雖比紅1、3軍團成立晚，但過去是馮玉祥的部隊，受過正規訓練，善於打硬仗，在格鬥中用大刀拼殺是出了名的，現又經過三年革命戰爭的考驗，是一支英勇善戰的部隊。
針對紅5軍團的特點和戰鬥作風，周恩來向陳雲談了中央的意圖：1、3軍團做開路先鋒，8、9軍團緊隨其後，中央、軍委兩個縱隊居當中，最艱鉅的殿後掩護任務由5軍團擔負。接著，周恩來一一介紹了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參謀長劉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的情況。最後，他鄭重地對陳雲說：軍團領導班子雖然很好，但殿後有許多預料不到的事情，為了全軍的整體利益，甚至要作好部分犧牲的準備。所以，中央決定派你去擔任中央代表，負責掌握全軍的後衛情況，果斷處理緊急問題，以加強對5軍團的領導。這實際上是賦予陳雲最後決定之權。
1934年10月18日，陳云隨紅5軍團從曲利出發，踏上了長征之路。紅5軍團擔負的全軍後衛任務是極其艱鉅的，但當時整個軍團只有紅13師和紅34師兩師六團人馬。陳雲協同董振堂、李卓然以及被把持中央領導權的“左”傾教條主義者貶到5軍團兼任參謀長的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邊組織行軍轉移，邊深入連隊進行政治教育和戰鬥動員。
部隊出發的第三天，陳雲便來到第13師，向師幹部們傳達了當時的形勢及第13師的任務，並就西征行軍中的幾項中心工作作了具體的指示，要求第13師的干部做好各項工作，以完成中央交給的重任。針對離開根據地後蘇區籍戰士開小差嚴重的現象，從11月4日起，陳雲乾脆與13師官兵一起行軍。行軍中，他與戰士們談心，了解戰士的思想狀況。經過調查研究，陳雲召開了政治工作幹部會議，分析指出發生嚴重的戰士開小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政治動員不夠；第二，特派員工作及政治機關的領導能力差；第三，連隊支部工作不健全。在陳雲的指導和幫助下，紅13師制定了具體的措施，做了認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隊的開小差現象逐漸減少。直到11月15日隨13師最後衝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地區後，陳雲才離開13師回到紅5軍團總部。
敵人在桂林以北的湘江邊佈置了第四道封鎖線。由於紅軍向湘西北進軍與紅2、6軍團會合的意圖早已暴露在敵人面前，再加上大搬家式的行軍延誤了軍機，紅軍在敵人的前堵後追中陷入了險境。
紅5軍團的殿後戰鬥異常艱苦，無數指戰員英勇犧牲。陳雲和軍團首長為了組織和指揮戰鬥，曾連續幾天幾夜沒有睡覺。
12月1日，紅1、3、8、9軍團和中央、軍委兩縱隊終於衝破敵人重兵堵截，渡過湘江。此時，兩側敵人已開始急速沿湘江合攏，而5軍團的部分部隊仍滯留於東岸與敵人激戰，如再不迅速渡過湘江，將有被敵軍隔離包圍的危險。為此，陳雲寫急信派人送給陳伯鈞等，催促部隊迅速撤離戰場，克服一切困難，衝破敵人包圍圈，搶渡湘江。紅13師接到命令後，連夜急行軍45公里，搶在敵人合攏之前渡過湘江。而擔任5軍團後衛的紅34師卻沒有來得及渡江，師長陳樹湘以下大多壯烈犧牲。
在5軍團日復一日的激戰中，陳雲始終與部隊同甘共苦，和乾部戰士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官兵們十分熱愛這位和藹、沉著、年輕的黨代表。由於5軍團阻擊任務緊迫，部隊常常是吃不上飯，睡不了覺，陳雲等軍團首長更是如此。一次，陳雲來到13師37團，19歲的團政治委員謝良，想盡辦法，搞來了雞湯，煮了一點掛麵，使陳雲在多日的困乏中終於吃了一頓像樣的飯。在艱難困苦中結下的戰鬥情誼，給陳雲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他一直記得這件事情。 1936年，在西路軍山丹戰役中，謝良身負重傷，失去了一條左腿。到延安後，組織上安排他赴蘇安裝假肢，他去組織部辦介紹信時，遇到陳雲。陳雲熱情地挽留他吃飯。謝良怕麻煩老首長，一再推託，陳云堅持挽留，並真切地說：“這頓飯非吃不可，長征路上你不是還請我吃過雞湯煮掛麵嗎？”結果，陳雲硬是把謝良留下，請他吃了一頓從蘇聯帶回的馬腸。
湘江戰役後，部隊繼續向西北移動，進入了越城嶺山區。越城嶺當地稱之為老山界，是南嶺山脈的一部分。老山界是很難爬的。這是陳雲以往從未見過的高山。他隨紅5軍團抵達老山界的山腳時，已是太陽西下之際。吃過晚飯後，部隊開始上山。夜黑天冷風大，隊伍走得很慢，加之山路狹窄，大家走幾步停一下。連續行軍人極疲倦，便常有失足跌人山溝之事發生。夾在行軍隊伍中的陳雲，不停地提醒前後的戰士們走路小心。隊伍越走越慢，預備的火把也一個個燃盡了，午夜過後，部隊只好就地休息。大家不管地面是濕是乾，橫七豎八地倒地就睡。陳雲與大家一樣，腳步一停，頓覺困倦無比，也立刻進入了睡鄉。
在紅軍過老山界之際，蔣介石及其參謀團覺察中央紅軍主力欲與紅2、6軍團會合的戰略意圖，命令“追剿”軍總司令何鍵在湖南洪江、芷江，貴州松桃、銅仁、石阡一帶，集結近20萬軍隊，設了四道防線，並很快布好了一個口袋陣。如果中央紅軍繼續按原定路線北上，將鑽進敵人布下的口袋。
中央領導內部就紅軍行軍路線問題發生了爭論。 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李德堅持紅軍主力北上湘西與紅2、6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毛澤東從敵軍重兵阻攔紅軍主力北上這一情況出發，力主西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王稼祥、張聞天和周恩來等多數人讚成毛澤東的主張，而博古和李德仍堅持己見。在兩項對立意見中，會議以多數通過一項決議，即紅軍繼續西進，至於戰略轉移的大方向，留待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
通道會議後，中央紅軍向貴州黎平進發。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此舉行會議，繼續討論紅軍行動方針問題。這次會議由周恩來主持。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採納了毛澤東提出的中央紅軍去黔北的建議，正式決定放棄原定去湘西與紅2、6軍團會合的計劃，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議。這次會議改變了紅軍前進的方向，是紅軍戰略轉變的開始。
此時，紅5軍團仍擔負全軍行動的後衛任務，陳云因隨5軍團行動，距離中央和軍委有幾天的路程，未能參加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會後，應博古之約，陳雲與劉伯承在洪州司與博古會面。博古向他們傳達了黎平會議的決定，告訴他們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的計劃而向黔北進軍。陳雲得知紅軍這一戰略方向轉變的消息，心中甚是欣慰。後來，他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寫道：“赤軍由湘南轉入貴州，此時確繳獲不少。侯之擔部至少一師人被繳械，並連失黎平、黃平、鎮遠三府城，尤其鎮遠為通湘西之商業重鎮，赤軍將各城市所存布匹購買一空。連戰連進，此時赤軍士氣極旺，服裝整潔。部隊中都穿上新軍裝。在湘南之疲勞狀態，已一掃而空矣。”
在黎平，中革軍委為執行黨中央新的戰略方針，於當日決定緊縮機關，充實戰鬥部隊，撤銷紅8軍團，原紅8軍團部隊併入紅5軍團；軍委第1、2縱隊合併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陳雲擔任政治委員。 12月21日，陳雲與劉伯承根據中央的命令，離開了紅5軍團，加入軍委縱隊行動。
1934年底，軍委縱隊經過瓮安縣的老墳嘴到達猴場（今草塘）。這時，“左”傾領導者又提出兩個主張：一是主張不過烏江，二是回過頭來與2、6軍團會合。為了確定紅軍進入黔北地區以後的行動方針，中央又於1935年1月1日，在猴場舉行政治局會議。陳雲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重申由毛澤東提出並經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同意的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首先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
翌日，陳云同劉伯承率軍委縱隊渡過貴州省最大的一條河流——烏江，隨即進入遵義城。遵義，是貴州北部的一個重鎮。它北靠婁山，南臨烏江，是貴陽到重慶的交通要道，全城居住3萬多人，是黔北各種土產的集散地，也是漢、苗、布依、回、彝等各族商旅雲集的場所，市面十分繁華，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條河流從中間通過，是紅軍長征以來所經過的第一座繁華城市。在遵義，陳雲與劉伯承分別被任命為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和司令員，負責遵義城的防衛事務。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歷史掀開了具有永久紀念意義的一頁。
陳云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出席了遵義會議。
會議開始由博古主持。他在會上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總結的報告，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錯誤軍事領導進行辯護，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敵人的強大。周恩來作了軍事領導問題的副報告，實事求是地從主觀上檢查了原因，就軍事指揮的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作了長篇重要發言，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是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和轉移中的逃跑主義。在指揮作戰上是紙上談兵，只是按照地圖制定作戰方案，不考慮實際情況。在發言中，毛澤東正確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後在軍事上應該採取的方針。
陳雲在會上積極支持毛澤東等人的正確主張，他在自傳中寫道：“我在五軍團時總覺得在困難中以團結為是；到黎平會議知道毛、張、王與獨立房子（指共產國際顧問李德）的爭論內容；團溪時洛甫找我談過一次，告訴我五次'圍剿'時錯誤中的損失。所以，遵義會議上我已經很了解幾次軍事指揮之錯誤，（是）贊成改變軍事和黨的領導的一個人。”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地位，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
會後，陳雲與毛澤東、張聞天被會議指定為遵義會議精神的傳達者。
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但由於當時條件困難，未能留下完整的資料，以至一些重要情節在黨史研究和宣傳中說法不一。 1982年4月，中央檔案館將50年代從蘇聯要回來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中一份手稿《（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送到陳雲辦公室。陳雲仔細看了手稿後說：這份東西是我的筆跡，是我在遵義會議後為向中央縱隊傳達會議情況而寫的傳達提綱，時間大約是在威信到滬定橋的路上。這份珍貴的傳達手稿的發現，為弄清楚遵義會議的一些情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因而引起了黨史界的高度重視。這是陳雲當年預想不到的。
遵義會議後，陳雲和劉伯承率軍委縱隊由泅渡經板橋，翻越婁山關至桐梓、九壩。途中，中革軍委發布《關於渡江的作戰計劃》。
此時，蔣介石已察覺中央紅軍可能北渡長江，急令川軍劉湘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藺、敘水地區堵擊，又令薛岳部和黔軍王家烈部渡烏江尾追。當紅軍到達土城時，川軍兩個旅已先於紅軍到達赤水城，擋住紅軍北進的去路；尾追的川軍也進至土城以東地區。
在前往土城途中，陳云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一起察看了地形，決心在土城以東青杠坡地區圍殲尾追的川軍郭勳棋部。但戰鬥打響後，發現參戰川軍的人數和戰鬥力遠較預先估計的要強，雙方形成拉鋸狀態。更為嚴重的是，川軍後續部隊兩個旅已迅速增援上來，位於旺隆場的川軍兩個旅也從側翼攻擊中央紅軍。
毛澤東當機立斷，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人開會，決定立即撤出戰鬥，改變原定從瀘州至宜賓之間渡長江的計劃，作戰部隊和軍委縱隊迅速從土城、猿猴場輕裝渡赤水河向古藺、敘永方向西進。朱德、劉伯承仍留前線指揮；周恩來負責在赤水河上架設浮橋；陳雲負責安置傷員和處理軍委縱隊的笨重物資。
接受任務後，陳雲立即作了佈置：集中大部分衛生、運輸部門的擔架，趕赴前沿陣地把傷員搶運下來，安置在鎮內和附近村莊的老百姓家中，付給一定的醫食費用；把所有修理槍支的機器和X光機等笨重物資銷毀並投入赤水河中，但無線電台一台也不能丟棄。任務下達後，陳雲親臨前線各點巡視，檢查落實情況，徹夜未眠。到第二天早晨4時，他們已全部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
此後，陳云隨部隊四渡赤水，攻克婁山關，再佔遵義城，南渡烏江，威逼昆明，日夜轉戰不息。
超負荷的工作和艱苦的生活環境使原本就很瘦弱的陳雲更加消瘦。一次，陳雲遇到鄧穎超、蔡暢、康克清、劉英、劉群先、廖施光、楊厚增等八位大姐，她們見陳云如此疲憊和消瘦，都很關切，問寒問暖。鄧大姐還把一個吃飯用的小勺送給陳雲。一把小勺微不足道，但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裡，其中蘊含的戰友之情卻是無限深厚的，以至幾十年以後，陳雲仍對這件小事念念不忘。
4月下旬，中央紅軍主力以神速的動作分兩路向西挺進，乘滇軍主力東調入黔，雲南後方空虛，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即向西北方向前進，直奔金沙江畔。 4月29日，中革軍委在尋甸縣哨口村發出了關於中央紅軍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蘇區根據地的指示。
金沙江是長江上游的一部分，發源於青海。它從青海的玉樹奔騰南下，經巴塘至石鼓突然來了個100多度的急轉彎，甩開了和它並行的瀾倉江和怒江，獨自掉頭北上，形成了有名的長江第一彎。奔流的金沙江水，衝人海拔5000多米的哈巴大雪山和玉龍雪山之間，削出了3000多米深的大峽谷。這便是舉世聞名的虎跳峽。咆哮的江水沖出峽谷，流到雲南元謀、祿勸一帶，這里江面漸寬。元謀縣的龍街渡口，歷來是川滇間的一個重要渡口；祿勸縣的皎平渡，也是一個較大的渡口。金沙江因江底盛產金沙而得名。江邊貧民多淘取金沙出售，以此糊口。金沙江流經四川、雲南交界處的部分稱金沙江，流入四川省宜賓縣以下稱長江。金沙江的兩岸，都是高山峻嶺，除幾個渡口外，均為懸崖絕壁。從雲南省境內由南向北走向金沙江邊，離江30公里處，即開始下坡。連下20公里至皎平渡，從皎平渡至江邊還有10公里，山勢更陡，下山必須用手杖，否則就有滾下山溝的危險。
不管金沙江如何險惡，中央紅軍要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取得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必須搶時間渡過金沙江。按原計劃，部隊欲分三路過江。不料，1軍團到上游的龍街渡口時，渡船被敵人先我一步燒毀了；3軍團在下游佔領洪門渡口時，只繳獲兩隻小渡船，每次只能渡10餘人，耗時太長。上述兩個渡口均因江面寬，流速急，無法架設浮橋。只有中路劉伯承、宋任窮率領幹部團一個營，晝夜兼程80餘公里，於5月3日深夜，搶占皎平渡口，繳獲了兩隻大木船，偷渡北岸成功。然後，他們又在上下游收集了五隻木船，大的一次能乘30多人，小的能載10餘人，如果晝夜不停地擺渡，全軍用五天多時間就能渡完。
為了組織紅軍全部人馬順利渡江，中央和中革軍委特組織渡江指揮部。陳雲被任命為渡江指揮部政治委員，與司令員劉伯承共同組織部隊過江。
皎平渡口南面是雲南，北面就是四川。所謂渡口，也只比其他地方稍微平一點，地勢還是非常險的。南岸停船的地方還可在沙灘上，北岸則是懸崖，在懸崖上鑿上一條將近100米的隧道，通到半山上的一個關卡，隧道邊還鑿了窗洞來方便採光透氣。船到北岸，渡客下船後順石階而上，來到隧道口，經隧道上山。
渡口的江面很寬，對岸喊話這一邊的人都聽不見。水流每秒達四五米，平時水浪達一二尺，起風浪時達三四尺。江邊氣候變化莫測，風急雨驟，好在風雨一般持續不過半小時。大風起的時候，江邊沙灘上的沙子都能吹起來隨風飛舞，人都站不住。
陳雲來到江邊指揮渡江，衛生員還給找了個土洞臨時休息。陳雲對渡江工作的每個細節都進行了仔細周到的考慮，每趟渡船來回需要多少時間，每小時、每天可以渡多少人過江，誰先過誰後過，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來江邊的沿途，渡河司令部都派人張貼渡河紀律。部隊來到江邊時必須停止，不能走到船邊，而聽軍號聲指揮。上船時不能一窩蜂，而必須按次序排成一路縱隊。這一規定，下至普通戰士，上至軍團長等高級幹部，都必須遵守。上船後，每船安排一個司令員，船上的人都必須服從他的命令。馬匹不能上船，就讓馬夫坐在船尾牽著，船開動後岸上的人拿鞭子把馬趕下河，跟在船後面游過去。
當時渡河司令部的人每餐的伙食只有青豆，但陳雲安排給船夫每晝夜開伙6次，頓頓殺豬吃肉，每天還給5塊錢現大洋。這幾隻木船都已經極為破爛，江水從船底向船上湧出，每次來回，都必須派人拿木桶將船艙裡的水舀起來，倒回江中，才能夠重新使用，渡船每小時只能來回三四次。為保證夜裡渡江的安全，紅軍在兩岸點起大火堆，把江面照得透亮。
經過幾天幾夜的連續緊張的工作，到5月9日，紅軍井然有序地渡過金沙江。過河後，將幾隻船摧毀。對船夫，則不但支付他們工資，還考慮到船毀後他們的生計暫時受影響，又額外給他們每人30塊大洋和其他東西。
紅軍巧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追軍的襲擾。當時紅軍宣傳人員還搞了個小品，說的是紅軍已渡江北去，蔣軍追趕紅軍來到金沙江邊，只在江邊撿到了紅軍扔掉的一隻破草鞋，面對滔滔江水徒喚奈何。紅軍戰士勝利的豪情溢於言表。
過江後，紅軍繞過西昌城，於5月21日占領冕寧城。
遵義會議後，陳雲除擔任軍委縱隊政委之職外，還兼任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長。所以，紅軍所到之處，只要有機會，陳雲便積極與地方組織聯繫，開展工作。
紅軍到達冕寧縣的次日晨，陳雲便以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長的身份，在紅軍總政治部駐地冕寧縣政府招待所接見了中共西昌特支成員陳野蘋，向他了解西昌和冕寧地下黨的情況，商量建立冕寧縣革命委員會和組織抗捐軍的事。隨後，陳雲又在總政治部召開有紅軍幹部和當地干部參加的會議，決定成立冕寧縣革命委員會。周恩來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陳雲還起草了革命委員會的佈告，主持了幾位地方積極分子入黨的儀式，並給他們上了黨課。
到達冕寧，紅軍已經接近了大涼山西部的彝民區。這個區域面積較大，南至寧南縣，北至大渡河，西起安寧河，東至金沙江畔的屏山。冕寧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屬彝族區域。彝家均有武裝，共有數千支快槍並有少量手提機關槍，均繳自漢軍。沿安寧河兩岸土地，本為彝家土司所有，但自國民黨劉文輝部入雅州之後，即驅逐彝家土司而據其土地為已有，因此，彝家與劉文輝部結仇甚深。
為了使部隊順利通過彝民區，陳雲和劉伯承率軍委縱隊帶頭宣傳和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漢人軍閥壓迫彝民等口號。劉伯承還與沽雞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結為兄弟。後來陳雲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寫道：
“經過歃血為盟後，'沽雞'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軍，而反被赤軍收編作'紅軍游擊支隊'，而與赤軍引路及招撫'阿越'、'羅洪'等10餘部落。此後赤軍全部過此彝民山時，彝民則牽牛送羊歡迎赤軍於道旁。赤軍則以皮衣、舊槍、鹽、布送彝民。故當時我等日夜恐懼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過。”
過彝族區後，陳云隨部隊通過大渡河上的鐵索橋，於5月31日到達瀘定縣。這時，他接受了一項艱鉅的特殊使命。
紅軍到達瀘定縣城的當晚，陳雲出席了在縣城附近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中央紅軍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組織，並取道上海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共產黨、紅軍及遵義會議情況。
紅軍長征後，白區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致使長征中的黨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失去了白區黨組織的有力配合。在湘江之戰中，中央100瓦大功率電台又銷毀在湘江，從此完全失去了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共產國際的聯繫。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取代了王明的錯誤路線，一方面使紅軍得以擺脫被動挨打的境地，重新取得了戰略機動性。另一方面，迫切需要恢復白區工作。
1935年6月7日，中央紅軍攻克四川西部的天全縣。陳雲從天全縣靈關殿出發，奔赴白區。
陳雲所擔負的使命是絕密的，當時只有少數領導人和核心機要人員知道。陳雲本人更是守口如瓶，連對當時也在長征隊伍中的親人也沒有透露半點消息。臨行前，他把自己隨身攜帶的全部機要文件交付組織處理，把一個蚊帳送給了自己的好友張聞天，同時委託中央隊秘書長劉英把一條毛毯和幾件衣服交給親人。
離隊前，中央給陳云作了周密的安排，給他安排了護送人，周恩來跟他約定報平安的辦法，劉伯承給他提供了幾個有用的關係。
在中國革命正處於低潮，白區黨組織被破壞殆盡，特務、叛徒到處搜捕共產黨人的情況下，像陳雲這樣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白區工作部部長的中共高級領導人，在人地生疏的環境中，獨自一人橫穿大半個中國，遠赴敵人統治的核心區域，其危險性可想而知。但陳雲和護送他的地下黨員席懋昭機智地應付了沿途的各種情況，安抵成都。在這裡，陳雲託人到《新新新聞》報館，刊登了一則《廖家駿啟事》，內稱：“家駿此次來省，路上遺失牙質圖章一個，文為廖家駿印，特此登報，聲明作廢。”這是臨行前他與周恩來約定，向中央發回的安全抵達成都的“平安家書”。
陳雲從重慶乘船東下。船行至武漢，旅客紛紛下船活動、買東西。陳雲考慮到白區環境複雜，叛徒、特務們大肆搜捕共產黨員以邀功，上岸後就會增加風險。他想盡量避免離船，但這樣又不太合乎情理，會引起別人的疑心。陳雲想了個辦法。快到停泊地前，他買了一點酒，佯裝自斟自飲。到了武漢，同艙的人邀他上岸遊玩，他就推託說喝多了，想留在船上睡一大覺，不露痕跡地搪塞了過去。
到上海後不久，1935年9月上旬，陳雲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示，與在上海的一些其他重要領導人乘蘇聯貨船秘密赴蘇聯。
10月15日，陳雲向共產國際領導人詳細地報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向西北轉移及遵義會議的情形。他介紹了遵義會議的有關情況，指出這次會議徹底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最後階段與西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這裡所說的“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指的是博古和李德。陳雲在報告中指出，西征第一階段，是從江西到貴州，紅軍雖然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四道封鎖線，但是在軍事指揮上、組織上存在三個錯誤：一、部隊出發前，沒有在黨內、軍內和群眾中進行足夠的解釋工作，政治局也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二、上路時帶的輜重太多，僅運輸各工廠的機器就佔用了五千人，有時後衛部隊落後於先頭部隊達十晝夜的路程，給軍事行動造成了很大困難。三、我們的行軍路線彷彿是用鉛筆劃好的，總是沿著一條直線前進，結果是無論走到哪裡都能遇到敵人，我們成了處處被動挨打的對象。陳雲說，在黎平，紅軍領導內部出現了爭論，廣大指戰員對“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表示了很大的不滿。遵義會議以後，我們改變了軍事戰略，採取靈活機動的前進方式，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勝利。
陳雲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有能力自已解決問題。其目的在於使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特別是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有所了解，並取得他們的支持。因為遵義會議對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的批判和糾正，以及對黨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都是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進行的。而長征仍然能夠取得勝利，說明“我們黨真正成熟起來了，尤其是黨的領導成熟了”，“我們黨能夠而且善於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四中全會以後，“我們的黨當然犯過某些錯誤，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糾正了。像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錯誤時期需要共產國際出面乾預的情況，再也不會有了。目前，我們黨在新的情況下能夠自己提出新的任務”。
通過陳雲的匯報，共產國際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增加了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的了解，尤其是對毛澤東的了解。事實表明，在陳雲到莫斯科後，共產國際很快轉變了態度，表示支持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 1936年，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第1、2期合刊上發表了《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一文，文章概述了毛澤東從中國共產黨一大以來的革命歷程，稱讚毛澤東有“鐵的意志，布爾塞維克的決心，英勇無畏的精神，革命名將和政治領袖底無限天才”。可以說，共產國際開始明確地支持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是與陳雲的莫斯科之行密切相關的。
在莫斯科，陳雲參加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任監察委員會委員，化名“史平”。
紅軍的長征是世人廣泛關注的一件事情。自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被迫長征後，蔣介石便向國內外大肆吹噓他的“剿匪”功績，胡說紅軍已完全“潰敗”，只剩下極少數人在“逃竄”。不明真相者信以為真，受其矇騙。為了戳穿蔣介石的謊言，使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和紅軍長征的真相，1935年秋，陳雲在莫斯科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第二年春公開發表在法國巴黎華僑組織主辦的《全民月刊》上。
在文章中，陳雲署名“廉臣”，並假託為一名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 《見聞錄》完整地記述了中央紅軍自1934年10月中旬從中央蘇區突圍西征，到1935年6月陳雲離隊這八個月間，由江西經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雲南、西康，而轉入四川之理番、松潘與紅四方面軍會合這1.2萬里行程；生動地描寫了紅軍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轉戰貴州、搶渡烏江、智取遵義、翻越老山界和大雪山、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兵臨貴陽、巧渡金沙江、通過彝族區、飛渡大渡河等英勇壯舉。從陳雲的筆下，人們可以感受到紅軍並非是被國民黨“窮追潰逃”的“敗兵”，而是一支英勇頑強、所向披靡、無往不勝的戰鬥部隊，並且有著嚴明的紀律、堅定的信念、新型的官兵關係。
《見聞錄》尤其描寫了紅軍深厚的群眾基礎。如文中寫道：即如赤軍入湘南時，資興、郴州、宜章一帶，為昔年毛、朱久經活動之區域，居民受共黨之宣傳甚深，故見赤軍此次復來，沿途燒茶送水，招待赤軍。我在行軍時見每過一村一鎮，男女老幼立於路旁，觀者如堵。
紅軍到宜章時，那裡的400多名粵漢鐵路修路工人全部參加了紅軍，這是由於幾名共產黨員秘密工作幾年的結果。針對此事，文中評述說：此事深深使我憶起，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各處民眾響應，北伐軍勢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師。自國共分裂以後，像北伐時民眾響應之事，已銷聲匿跡。反之，全國人心，大都失望。共黨分子如此埋頭苦幹，而返視國民黨員，則徒爭名利，何曾見一個在東三省日本勢力下埋頭苦幹的人！我深感共黨自有其社會上根深蒂固之潛勢力，剿共與消滅共黨決難成功也。
《見聞錄》還細緻入微地描繪了紅軍領袖們的堅毅、勇敢和機智，以及他們與國民黨官員形成鮮明對照的樸實、高尚的品質和廉潔、民主的作風。如“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待人“招待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50，身衣灰布軍裝”，“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他們的形象與人們受欺騙後，以為“兇暴異常”之想像“完全不同”。毛澤東、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為不可多得之天才”，更輔之以“周恩來之勇敢、毅力之辦事精神”，紅軍豈有不成功之理！同時文中稱，紅軍領袖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祖涵、徐特立等，“均係極有政治頭腦的政治家”。這就打破了國民黨報章對毛澤東、朱德等的醜化。
更可貴的是，《見聞錄》以極懇切的語言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國共合作抗日的主張：
我以為當今局勢，如再繼續內戰與剿共，非但不能救國，而且適足以誤國。政府當局應該改變計劃，協同赤軍以共禦外侮。 ……今在國家一發千鈞之時，內戰則死、對外則生的時候，只要兩方開誠佈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對外。而且赤軍領袖及共黨均有過聯合全國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張。我並聞友人傳說，共黨中央及蘇維埃政府主張合全國兵力組織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我以為政府之對內對外政策之迅速改變，此其時矣！我輩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國之亡於日本，不做亡國奴而已。我總覺得無論如何，赤軍總是中國人，總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敵侵凌，而專打自己同胞，無疑是自殺政策。以中國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殺，而共同殺敵，則不僅日本不足懼，我中華民族亦將從此復興矣！
1937年3月起這篇文章在國內刊載和出版單行本。新中國成立後，《見聞錄》多次被各種研究和宣傳紅軍長征的書刊摘錄和轉載，但作者的真實身份一直不為人所知。直到1985年1月紀念遵義會議50週年的時候，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才第一次說明廉臣是陳雲的筆名，並以作者陳雲的名字公開發表了《見聞錄》全文。
以往都認為《紅星照耀中國》（又譯《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是紅軍長征最早的宣傳者。其實，在斯諾1936年7月到陝北採訪毛澤東的時候，《見聞錄》早已在巴黎發表，並在莫斯科出版了。陳雲才是紅軍長征最早的宣傳者。
然而，在蘇聯相對安定的生活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陳雲就又開始續寫自己的長征篇章了。
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為執行“奪取寧夏，打通蘇聯”的戰略計劃，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的5軍、9軍、30軍及總部共2.1萬人，先後從甘肅省靖遠縣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
在西路軍鏖戰河西走廊之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組建赴新疆迎接西路軍的代表團。這個代表團既代表共產國際，又代表中共中央。陳雲被指定為團長，滕代遠為副團長，另外還配有三名工作人員，段子俊負責電台，李春田負責譯電，馮鉉擔任翻譯。
陳雲一行五人受命後，在共產國際“留克斯”大樓集中休整了三天。其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舉行家宴招待他們，並詢問他們有什麼困難和要求。陳雲等提出西路軍進疆後缺少彈藥、武器，於是，季米特洛夫通過聯共（布）中央領導，答應送給他們90輛坦克和90門大砲。
不久，陳雲一行乘火車從莫斯科出發，直抵哈薩克共和國的首府阿拉木圖。在這裡，他們脫下西裝，換上蘇聯軍隊的棉襖，逗留了一個星期左右，然後乘車秘密到達中蘇邊境霍爾果斯。
在霍爾果斯住了三四天后，陳云因勞累，舊病復發，經常流鼻血，病情十分嚴重，不得不返回阿拉木圖休養治療，約一個月後，即返回霍爾果斯。這時，國內發生西安事變；為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讓他們停下來，這一等就是5個月。
在陳雲等一行五人在霍爾果斯等待命令之際，英勇的西路軍正在河西走廊與國民黨馬步芳、馬步青的部隊浴血奮戰。 1937年3月中旬，西路軍在張掖縣西南的梨園口同敵人作殊死搏鬥後失敗。部隊由初建時的2.1萬多人銳減為1000餘人，餘部分成三個支隊突圍。不久，右支隊以及以婦女、傷員為主的支隊在戰鬥中失利潰散，只有李先念率領的左支隊仍在祁連山的冰天雪地裡孤軍奮戰。黨中央、毛澤東十分關注左支隊的命運。 3月23日，中央終於與左支隊僅存的一部電台取得了聯繫。中央指示他們：團結一致，保存力量，設法向新疆轉移；並謂將派陳雲等前往迎接。左支隊當即復電：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進。
4月20日左右，在焦急中等待任務的陳雲等人，終於收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電示，命他們急速前進，趕到新疆星星峽地區，接應西路軍殘部。接到命令後，陳雲等人立即整理行裝，於4月23日，乘坐新疆督辦盛世才派來的汽車，經伊犁抵迪化（今烏魯木齊）。
盛世才是個野心很大的軍閥，1933年他奪取並掌握了新疆的軍政大權，當上了新疆邊防督辦，成為“土皇帝”。為不被國民黨蔣介石吞併，盛世才便向蘇聯求援。蘇聯政府為了有一個比較安全的漫長邊界，經過談判，同意在人力物力，特別是在武器裝備上支援盛世才，並在迪化建立了領事館。作為回報，盛制定了“反帝、親蘇、民主、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由於這種關係，陳雲等到迪化後，立即通過蘇聯領事館，與盛世才溝通聯繫，商談建立合作關係和接應西路軍進新疆等問題，並很快得到盛的支持。至此，陳雲正式出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
4月27日下午5點左右，第一批西路軍左支隊的干部和戰士歷盡艱險，終於走出了荒漠的戈壁灘，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附近，受到邊務處星星峽辦事處主任王效典的熱情接待。在王的支持下，初到的戰士們又打著紅旗，乘車返回戈壁灘收容了失散的左支隊人員，人數慢慢地集合到400多人。在陳雲的要求下，新疆督辦公署航空隊派出兩架飛機，給在星星峽的西路軍空投了食品、衣物和槍支。臨近五一節的一個早晨，陳雲和滕代遠等帶著盛世才提供的幾十輛裝有槍支、衣物和食品的汽車，向星星峽駛去。
五一節那天，陳雲在星星峽主持召開了紀念會。陳雲代表黨中央和毛澤東向歷盡艱險、九死一生的指戰員們表示了親切的慰問。陳雲還深情地說，要把西路軍的武器以及衣服、鞋襪等物品，送到莫斯科共產國際去，讓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看看，中國工農紅軍是在什麼樣的艱苦條件下從事解放鬥爭的！
為了讓指戰員盡快恢復體力，陳雲把從迪化帶來的物資分給大家，每人一套棉衣、一套單衣、一套襯衣、一雙皮鞋、一雙襪子、一個瓷杯、一雙筷子，還有大批的羊肉、蘇聯的紙菸和白糖。同時，他又商請盛世才再空運一批物資。盛世才答應了，兩次派飛機空投衣物、糧食、槍支、彈藥，使聚集到星星峽的400多名指戰員裝備一新，並逐漸恢復了精力。
5月1日下午，西路軍左支隊400餘人在陳雲、滕代遠帶領下，坐車向迪化進發。到迪化後，陳雲、滕代遠和西路軍工委李卓然、李先念等研究決定，把西路軍左支隊進行整編，西路軍工委繼續保留，西路軍左支隊改稱為西路軍總支隊，設政治處、總務科，下編四個大隊，每大隊編三個排，每排編三個班，每班10人左右，對外統稱“新兵營”。陳雲為“新兵營”黨代表。
由於長期連續地艱苦作戰，許多幹部和戰士的身體都很虛弱，有的傷口還未癒合。陳雲十分關心大家的身體健康。為了使大家儘早恢復強健的體魄，初到迪化時，陳雲安排對全體人員進行了體檢，有病的得到了及時治療。同時，部隊加強了保健工作，盡量想辦法改善伙食，安排好生活。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陳雲還同盛世才交涉，每月發給每個戰士新疆幣1500兩銀票，排長5000兩，大隊幹部1萬兩，總隊首長和工委的負責人更多一些。
在生活方面安排就緒後，陳雲加強了對部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是對部隊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這個問題對總支隊的干部戰士來說是一個很新的問題。為了講清楚這個問題，他每週抽出兩三個半天時間到迪化圖書館閱讀日本自19世紀60年代開始到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歷史與侵華史料，前後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在做了充分的準備後，陳雲親自給總支隊指戰員上課。在講課中，他結合日本歷史和日本侵華史料，結合九一八以來的國內外形勢，深入淺出、生動具體地給大家講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經過調理身體和整頓思想，部隊的面貌煥然一新。生活、思想、組織編制都穩定下來之後，陳雲向總支隊傳達了黨中央“嚴守紀律，安心學習”的指示，並號召全體指戰員要抓緊一切時間學習軍事技術、政治理論、科學文化，要使“新兵營”成為一所培養紅軍人才的學校。
“新兵營”經過幾個月的文化基礎課學習，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識基礎。陳云不失時機地提出把“新兵營”的文化學習轉入軍事技術的學習。
陳雲已通過各種渠道，詳細調查了盛世才駐迪化部隊的機械化裝備情況和軍官學校的教學能力，了解到盛世才近幾年從蘇聯接受了不少現代化武器裝備援助，還從蘇聯聘請了教官，他們自己也培養了一部分教官，搞了幾個技術兵種訓練隊。根據這種情況，陳雲提出，請盛世才和蘇聯的教官，幫助“新兵營”學習、掌握這些武器裝備。盛世才聘請的蘇聯總顧問巴寧中將首先表示可以在器材保障和教學上予以協助。盛世才考慮到統一戰線的形勢，又深知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係，就打著藉此可以向蘇聯多要些裝備的小算盤，同意了陳雲的提議。
根據盛世才提供的裝備和師資，陳雲確定“新兵營”第1、2、3大隊共200多人學駕駛汽車，其中第三大隊在學會駕駛汽車的基礎上再學開裝甲車；第四大隊100多人學各種火砲。
陳雲從官兵們不懂得發動機傳動運轉原理的實際情況出發，買來兩輛自行車，對學習駕駛汽車的1、2、3大隊的官兵們說：“每個同志都要學會騎自行車。在學習複雜的機械技術之前，先學學擺弄簡單的機械；在學駕駛四個輪子之前，先學學掌握兩個輪子的車。咱們就從學騎自行車開始學機械化！”
對於學習多種火砲的四大隊，陳雲也提出從炮的構造、射擊原理到實彈射擊幾個階段依次進行。按照陳雲提出的方法去做，學員們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大家都稱讚陳雲提出的由簡到繁的學習方法好。
幹部隊的學習重點是軍事、政治理論。為了發揮和調動干部隊五六名老無線電技術人員和兩名醫生的才能和積極性，陳雲又抽調出20多人組成無線電訓練班和近10人的軍醫班。他還選派了幾人到盛世才的獸醫站學習，以適應發展騎兵的需要。
從此，“新兵營”儼然成了人民軍隊第一所多兵種的軍事技術學校。後來，“新兵營”的許多人都成為軍事技術的寶貴人才，在人民軍隊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實踐證明，陳雲當年的設想是富有遠見的。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戰爭開始，10月在迪化正式設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對外只稱“南梁第三招待所”。陳雲任黨代表，滕代遠任主任。辦事處成立不久，經與盛世才多次交涉，辦事處為八路軍爭得了5萬件羊皮大衣，10輛汽車，12挺高射機關槍，12萬發子彈的物資援助。
陳雲的視野是極其開闊的。 1937年深秋，在“新兵營”已學習了汽車、大砲、裝甲車、軍醫等技術的基礎上，陳雲又設想著為黨訓練一批掌握航空技術的年輕幹部。
陳雲先找到蘇聯軍事顧問，了解盛世才新疆航空隊的一些情況，然後多次同盛世才交涉，請他的航空隊下期為八路軍培訓50名空、地勤幹部。盛世才心里當然不願意讓共產黨人使用他的飛機培養人才，但他既然答應使用他的汽車、大砲、裝甲車學技術，就不好拒絕借他的飛機學飛行。於是，盛世才向陳雲提出三項條件：第一，他的飛機不多，要求中國共產黨出面請蘇聯再援助幾架比較先進的飛機，用於代培共產黨的飛行人員；學員要由50名減為45名，其中飛行25名，機械20名。第二，為八路軍訓練的這批飛行員畢業後，不要馬上回延安，要他們幫助航空隊把軍威建立起來，因為他訓練的頭兩批飛行員都是學生出身，怕死，不願意打仗。第三，要求中國共產黨派一批得力干部在新疆工作，幫助發展文化教育，整理財政經濟，衛戍邊防。盛世才的算盤還是打得蠻精細的。
陳雲答應了盛世才提出的條件，並和他達成了用盛的名義，以蘇聯的教官和裝備，為八路軍培養航空技術人才的協議。
考慮到這是為黨培養的第一批航空種子，必須慎重選人，所以，陳雲親自籌備派人進新疆航空隊的具體事宜。
陳雲在“新兵營”作了動員，向大家講明辦航空隊的重大意義。動員結束後，陳雲開始在“新兵營”內排隊摸底，親自找人談話，預選學習航空技術的第一批學員。為了保證第一批航空隊員的質量，陳雲決定全部在共產黨員中選拔，基本條件是：年輕，身體好，有一定文化。
11月下旬，陳雲奉命回延安。臨行前，他特別找有關人員鄭重交代：有關學航空技術的問題，待我回延安請示黨中央、毛澤東之後才能定下來，這裡的400多人絕大多數是紅四方面軍的，考慮到這是我們黨組建的第一支航空隊，應由各個方面軍的同志組成比較合適，準備再從延安挑選一些人來這裡學航空技術。陳雲把按條件精心挑選的30名年輕幹部、戰士推薦給接替他工作的鄧發。鄧發按照陳雲的交代，對各大隊預選的30餘名學員於次年1月進行了體格檢查，經蘇聯專家檢查，合格者有25人。 1938年3月10日，陳雲在延安選拔的18名學員，千里迢迢來到迪化。一支在陳雲精心組織下的紅色航空學員隊伍就這樣誕生了。後來，這批學員中的大部分走上人民空軍軍師級以上的領導崗位，成為棟樑之才，為創建人民空軍作出了基礎性貢獻。
有了援接西路軍的這段經歷，陳雲實際上就把自己也當成西路軍的一員，對這些戰友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西路軍的行動後來被當作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使西路軍將士蒙受了不白之冤。陳雲一直掛心這件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重新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他，親自出面解決。 1981年11月22日，陳云同李先念談西路軍問題，認為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 1982年2月27日，他同李先念談話時，李先念提到鄧小平上一年批給他看了一篇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文章，陳雲滿懷深情地表示：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77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他建議李先念準備一份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材料。 1983年1月5日，陳雲看過有關西路軍問題的29份歷史電報後，請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李先念辦公室轉達他的意見說：送來的電報已看過了，可以送鄧小平同志。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毛主席過草地以前就決定的。當時，共產國際也願意援助，二百門砲都準備好了，我親眼看見的。西路軍的行動不是執行張國燾路線，張國燾路線是另立中央。西路軍的失敗也不是因為張國燾路線，而主要是對當地民族情緒、對馬家軍估計不足。李先念寫出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以後，陳雲把這份說明及所有附件看了兩遍。 3月8日，他致信李先念說：“你寫的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兩遍。這些附件都是黨內歷史電報，我贊成把此件存中央黨史研究室和黨的中央檔案館。可先請小平同志閱後再交中央常委一閱。”22日，鄧小平在李先念寫的說明和附件上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關於西路軍問題的性質才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貌。
陳雲按照黨中央的指示，於1937年11月底搭乘運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回國的飛機，由迪化經蘭州飛抵延安。歷時三載、穿行亞歐數万裡，陳雲又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老戰友會合，邁上了新的征程。而他在長征中勇挑重擔，為遵義會議勝利召開，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為人民軍隊多軍種建設所作的貢獻，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