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中央蘇區的心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
中央蘇區是以朱毛紅軍開闢的贛南根據地為基礎發展而成的。在周恩來從上海啟程來蘇區之前，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已粉碎了蔣軍的三次“圍剿”，加上前不久蔣軍第20路軍17000人在參謀長、秘密共產黨員趙博生和當時尚未入黨的第713旅旅長董振堂等率領下，舉行寧都起義，改編為紅五軍團，這樣，紅一方面軍下轄1、3、5等三個軍團，約6萬人。地方部隊有獨立師、獨立團，還有赤衛隊。蘇區統治22個縣，面積縱370餘公里，橫270公里，人口有245萬以上。
這年的11月7日至20日，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任命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在中革軍委成立後，撤銷紅一方面軍總部，中央紅軍各部隊由中革軍委直接領導。大會通過了周恩來在上海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起草的《憲法大綱》。
蘇區發展到這樣的規模，下一步的路該怎麼走呢？這個問題擺在中共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的領導人面前。
蘇區中央局會議室裡，一場激烈的爭論後，會議陷入了僵局。這樣的會議已經開過多次了，每一次都是爭吵一番後，不歡而散。此時，屋裡煙霧繚繞，吸煙的人一個勁地吸個不停，不吸煙的人一個勁地喝茶，倒茶的勤務員走來走去地忙亂了手腳。
沒有人說話，沉默持續了很長。吸煙最猛最狠的是毛澤東。他的臉陰沉沉的，一邊吸煙，一邊用灼熱的目光掃視圍坐在長方桌旁的人。他們都面面相覷，沒有人出聲。
毛澤東的老搭檔朱德端著茶杯，好幾次放到嘴邊抿一抿又端在手裡。在坐的人當中，他年紀算是比較大的，遇事也是很能沉得住氣，頗有長者風範。但從他此時的舉動看，他內心很不安，很煩躁。毛澤東和朱德，一個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一個是軍委主席，又是這個蘇區的創始人，但這時候已經沒有實權。大權緊握在坐在他們對面的四個人手中。
這四個人，一個是項英，年初作為中央代表來到蘇區，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去年10月3日就在上海初步作出決定，成立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等六人組成的蘇區中央局，項英先去。同月17日，政治局最終確定，由項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九人組成蘇區中央局，周恩來為書記，由項英暫代理。另外的三個人，就是這年4月來到蘇區的中央代表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
王明推行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險主義路線，一味強調在國內革命戰爭中採取所謂“進攻路線”，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他們對形勢這樣估計：“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的鬥爭。”紅軍在粉碎敵人“圍剿”後不停頓地發動進攻，“集中力量追擊敵人退卻部隊，消滅他的一方面，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之下，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再重複勝利後休息，致使敵得以從容退卻，以致能很快地重整他們的旗鼓，向蘇區作新的搗亂。”
這種決戰的戰略戰術，與毛澤東的游擊戰背道而馳。於是，在戰略戰術上，蘇區中央局就出現了兩個意見分歧十分嚴重的陣營。當然，儘管毛澤東是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的創建人，但項英他們是代表中央“正確路線”的一派，在這場爭論中，他們實際上已經佔了上風。不過，他們也清楚地認識到，雖然他們代表著中央的“正確路線”，但在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內，他們沒有一點根基。要想在蘇區和紅一方面軍全面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首先必須使毛澤東心服口服，否則，是難以辦到的。因為剛來到蘇區不久，他們已經領教到毛澤東的威望在紅軍指戰員和蘇維埃基層廣大干部群眾中，是難以撼動的。
正當會議陷入僵局，主持會議的項英不知所措之時，機要秘書送來了一份電報。項英一看電報，緊鎖的眉頭隨即展開，長長地籲了口氣。這是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發來的電報，告訴他們周恩來已經從上海啟程前往中央蘇區。這個消息猶如一陣清風，把屋裡陰鬱的氣氛一掃而光。人人臉上都露出了輕鬆的神色。
毛澤東與朱德商量後，提出建議，周恩來是蘇區中央局的最高首長，攻打撫州、吉安、贛州的事，等周恩來來了再討論。項英不同意毛澤東的建議，理由是不知道周恩來什麼時候能趕到中央蘇區，如此要是被動地等待，要貽誤戰機。毛澤東繼續爭辯，如果現在匆忙作決定，一旦出差錯，那後果將不堪設想。再說，對這個問題蘇區中央局內部還存在意見分歧。周恩來不僅是蘇區中央局的書記，同時擔任中央軍委的書記多年，他的意見非常重要，應該等他來了再作決定。項英還是不接受毛澤東的意見。
他對中共臨時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可是倒背如流的，其中就有這麼一段：“我們必須將中央蘇區、閩粵贛、贛東北、湘贛邊各蘇區聯繫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佔領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誰的意見能改變中央的決定？毛澤東堅持自己的主張，認為紅軍作戰的最終目標是要把全中國都變成蘇區，可現階段不可能實現所謂的“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冒險進攻城市除了給紅軍帶來巨大傷亡，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他還是堅持一貫的游擊戰和“農村包圍城市”的觀點不變。項英譏笑說：“按你這麼說，我們現在只能把隊伍拉回井崗山，繼續占山為王？”
毛澤東臉一陣漲紅，兩眼盯著項英，提高聲調說：“如果你們一定要把隊伍拉去攻打中心城市，我毛澤東一個人也無法阻攔。但我要勸告你們，那樣做不但不能把各個蘇區連在一起，反而要把各個蘇區喪送掉。現在去攻打中心城市，無疑是雞蛋碰石子！”
項英指著毛澤東斥責道：“你這是徹頭徹尾、不折不扣的右傾！”
毛澤東冷冷一笑。
項英見毛澤東沒有絲毫回心轉意的表現，覺得這樣爭吵下去不會有什麼結果，他請任弼時表態。任弼時不像項英那麼急，認為內部對戰略戰術的看法可以爭論。但是，這種爭論必須在徹底貫徹中央決定的前提下開展，不能超越於中央的決定，更不能凌駕於中央決定之上。一直默不作聲的朱德，這時坐不住了。他望著大家說：“中央的決定我們當然要執行。但是，這裡的實際情況，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項英點了點頭，說：“正因為我們充分考慮到這裡的實際情況，我們才對這個問題展開爭論。不然的話，我們下令執行就是了，還用開什麼會呢？難道中央的決定錯啦！”
毛澤東說：“看來，我們再爭論下去，就是多餘的了！”
項英說：“如果你認為真理在你一邊，為什麼怕爭論呢？”
毛澤東說：“既然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我們還有什麼可爭論的呢？”
項英無奈地對毛澤東搖了搖頭。
項英兩眼眨了眨，請王稼祥發表意見。沉默已久的王稼祥望瞭望毛澤東，又望瞭望項英，用調和的語氣說：“我們為這個問題已爭論多時，莫衷一是。依我看，不妨等周恩來同志來了再說吧！”
項英擔心周恩來何時才能趕到中央蘇區。王稼祥認為，中央的交通工作一直歸周恩來管，通往蘇區的秘密通道，也就是他們這些人從上海來蘇區走的這條路，是由周恩來製定的，用不了幾天，周恩來就會順利到達蘇區。項英無奈地籲了口氣，只能按王稼祥的意見辦了。
在騎馬回住處的路上，儘管陰雲蔽日，寒風嗖嗖，毛澤東還是滿面春風，精神爽朗。
近日來，為了攻打城市的問題，他與項英他們天天都吵得面紅耳赤，雙方各執已見，互不相讓。現在，蘇區的最高首長要到了，這個問題可望迎刃而解了。對於周恩來的為人，別人可能不是很了解，毛澤東心裡可是很清楚的。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發展到如此規模，周恩來功不可沒。
中共“六大”後，儘管中央開始重視建立紅軍和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但是，由於指導思想上堅持以城市為中心，對農村鬥爭和武裝割據的作用估計不足，對農村游擊戰爭的指導也有過失誤。
1929年1月14日，湘贛兩省蔣軍以優勢兵力發動對井岡山第三次“圍剿”，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崗山，20日在大庾遭受失利，被強敵尾追，轉戰贛粵邊界，處境相當艱危。中央多次派人送信，一直未得到回音，對紅四軍的狀況缺乏具體了解，萬分焦慮。在此種情況下，周恩來曾於同年2月7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給紅四軍的信，要求紅四軍實行分散，以避免被敵人消滅，並要求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來中央工作。此信直至4月3日才送到紅四軍前委，而在這時候，情況已發生根本性變化。
2月8日，紅四軍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誘殲蔣劉士毅旅大部，扭轉了紅四軍原來的被動局面。接著，又在吉安的東固地區同贛西特委領導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第四團會合，在這里站穩了腳跟。
4月5日，紅四軍前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認為中央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並表示不同意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而在中央接到這份報告之前，由於客觀形勢的發展，中央的認識也在改變。
4月4日，中央常委討論紅四軍問題時，周恩來強調不一定非要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 8日，中央發出經周恩來修改過的給朱德、毛澤東的指示信，信中強調紅軍的總任務是擴大游擊戰爭範圍，發動農民武裝鬥爭，深入土地革命。雖然當時還未接到紅四軍4月5日的報告，信中已不堅持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而要求派一得力領導人前來與中央討論問題。 8月下旬，陳毅代表紅四軍來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中央政治局於8月29日舉行會議，專門聽取陳的報告。會議決定以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起草對紅四軍的指示文件。
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的紅四軍，是全國紅軍中最有影響的一支隊伍。但是，紅四軍領導內部在建軍思想和建軍原則上曾有過分歧，毛澤東和朱德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不盡一致。
這年5月間，剛從蘇聯歸來的劉安恭到紅四軍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後，黨和軍隊的關係問題的爭論發展得十分嚴重。 6月8日在閩西長汀的白沙舉行前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臨時軍委。但爭論並沒有結束，有些方面反而更趨激烈。 22日，在福建龍巖召開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爭論的問題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未能得到多數代表的支持，會後，他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留在閩西養病並指導地方工作，沒有隨軍行動。紅四軍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
周恩來在聽取陳毅匯報後，指出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和前委擴大會在處置領導內部分歧的問題上是錯誤的，並提出四點批評：“一，紅軍是生長於敵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應是對付敵人。前委沒有引導群眾對外鬥爭，自已不提辦法，而將問題交下級討論，客觀上有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的精神；二，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使同志們得到一個政治領導來判別誰是誰非，只是在組織上來回答一些個人問題；三，這次擴大會議、代表大會的辦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觀上助長了極端民主的發展；四，對朱毛問題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責任的重要，公開擺到群眾中，沒有指導地任意批評，而一般同志的批評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測，這樣不但不能解決糾紛，而且只有使糾紛加重。”並且指出：“朱毛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應仍任前委書記，並須使紅四軍全體同誌了解並接受。”
陳毅按照周恩來多次談話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經周恩來審定後，帶回紅四軍。這便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此信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作出了一個對中國革命運動有重大意義的論斷：“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對紅軍的任務作了明確規定：“目前紅軍的基本任務主要的有以下幾項：一，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 “紅軍一切行動務要避免單純的軍事行動，要與群眾鬥爭取得密切聯繫。”“有了廣大群眾在紅軍的周圍，紅軍的一切困難及本身發展便將較順利地得到解決……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
陳毅於10月20日攜此信回到紅四軍前委。 11月26日，毛澤東回到前委。 28日，毛澤東報告中央：“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領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根據中央此指示信精神，紅四軍於12月底在福建上杭東北的古田召開第九次黨代會，集中解決紅軍的建軍原則問題。大會選舉產生新的紅四軍前委，毛澤東為書記，朱德、陳毅等十一人為委員。
在紅四軍內部的那場爭論中，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得到了周恩來支持，他才得以官復原職。現在，他為了攻打城市的問題，跟項英他們爭吵得不可開交。這場矛盾，他只有等周恩來來了才有望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