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與周揚的論戰
上海畢竟距離北京有一千多公里，作為上海《文匯報》的總編輯馬達，只應胡喬木之召，在那兩天中作了三次談話。
《人民日報》則不同，就在胡喬木鼻子底下。 《人民日報》總編輯與胡喬木的接觸，就要比馬達多得多。
胡績偉是《人民日報》原總編輯。他是胡喬木的老部下。他曾說：
1939年底，23歲的我離開成都，離開生我養我的巴山蜀水，到了抗日民主根據地——延安。
中央組織部早已安排了我的工作，讓我到中央青委報到。接待我的是當時在中央青委負責宣傳工作的胡喬木。他知道我在成都編過三年報刊，分派我到《中國青年》雜誌當編輯。他對我說：“你有編輯工作的經驗，只要熟悉一下黨的方針政策，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1977年1月，中央正式任命胡績偉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
胡績偉與胡喬木有著諸多交往。 1994年2月，當我的《胡喬木》一書初版本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時候，他理所當然地關注這笫一本關於胡喬木的長篇傳記。
1996年5月24日，我在北京胡績偉家中採訪他的時候，剛見面，性格直率的他就對我說：“葉永烈，你那本《胡喬木》是你所有的書中最糟糕的一本！”
我問他：“怎麼糟糕？”
胡績偉說：“你的《胡喬木》一書，只寫了胡喬木的一面。其實，胡喬木是一個錯綜複雜的人。”
胡績偉向我說了他所接觸的胡喬木。他以為，寫胡喬木，不可不寫“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的胡喬木，不可不寫與周揚進行“人道主義”論戰的胡喬木。
其實，胡績偉所說的，也就是王蒙回憶文章中那句欲言又止的話：“我感到了胡與週的相惡。”
按照周揚一生思想軌跡，可以說可分為“兩個周揚”：
“文革”前的周揚是眾所周知的“左派”文藝理論家，被人們稱為中國的“文藝沙皇”。那時候，中國一次又一次文學“批判”，從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直至在“反右派運動”中批判丁玲、馮雪峰……周揚都是衝鋒在前，都是運動的領導者。
然而，在“文革”中，姚文元的一篇“宏文”《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把周揚打入十八層地獄。
經過“文革”中的九年監禁，周揚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文革”之後，周揚煥然一新。晚年的周揚是反思的周揚，是改革的周揚，是批判極左路線的周揚。
胡與週，本不“相惡”。在延安時期，在建國初期，在“文革”前，胡喬木與周揚並無歧見。他倆同為中共兩支筆，儘管兩人個性並不相同，胡喬木拘謹而細緻，周揚灑脫而豪爽。如同鄧力群所說：“幾十年來，我沒有看到他放聲大笑過。人們都高興的時候，他往往又為未來的什麼事憂慮起來了，考慮著下一步要做些什麼，該怎麼做。”
“胡與週的相惡”，是在“文革”之後，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為激烈的爆發是在關於“人道主義”的論戰，而《人民日報》則是這場論戰的焦點。
胡績偉是在1982年年底辭去《人民日報》總編輯職務，中央任命他為《人民日報》社社長，而原先的《人民日報》笫一副總編輯秦川擔任總編輯。
胡績偉說：
1983年3月14日，是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 3月7日，由中宣部、中央黨校、社科院和教育部聯合舉辦了學術報告會，周揚作《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學術報告。為準備這個報告，周揚邀請了上海文藝評論家（原市委宣傳部長）王元化、中宣部文藝局副局長顧驤、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參與起草。報告結束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與會的黨校校長王震、中宣部部長鄧力群都上台與周揚握手，表示祝賀。
3月8日，報告會後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發表了報告會的消息，在第五版刊登了報告摘要，3月16日發表了報告的全文。
誰知這卻引來了一場意想不到的災禍。周揚被逼得一病不起，由植物人到鬱悶而死；王若水被撤職，長期糾纏批判，直到要強迫調離人民日報；對秦川一再責難，直到強迫作出書面檢討。
關於“胡與週的相惡”，關於“人道主義”的論戰，在我看來，當事人顧驤的回憶把來龍去脈講得最清楚：
1982年11月間，賀敬之來文藝局傳達中央的一項決定：1983年3月14日為馬克思逝世100週年，將舉行紀念活動，開兩個會，一個是紀念會，胡耀邦作報告；另一個是學術討論會，周揚作報告。
春節假期剛過，一上班，我就接到電話，說周揚要我去天津，還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我與文藝局的同志打了一個招呼，約了若水下午五時在北京站見面，乘晚上六時火車赴天津，抵達周揚下榻的天津迎賓館。元化也於當日由滬比我們早幾個小時到達。這時，我們明白無誤地知道了我們的任務是協助周揚起草馬克思忌辰100週年報告稿。
若水、元化和我協助他起草這份報告，是他自己挑選的。上世紀60年代，王若水被毛澤東稱作“桌子”哲學家，為毛欣賞，還是周揚將這信息傳達給他的。若水有思想，文筆犀利。元化在逆境中埋首於古典文論的研究，頗有成就。
第二天我們就開始工作，進行討論。周揚住一個大套間，客廳有40平方米，周揚、若水、元化和我四人，圍坐一張小方桌旁，像搓麻將，各佔一方。周揚要求先不談“報告”怎麼寫，寫什麼，先“務虛”。我們四個人真正做到了敞開思想，毫無顧慮，談了整整兩天，每個人半天，若水先談，元化次之，我再次之，最後周揚。
討論完畢，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與其前妻離婚一案，法院將開庭審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執筆起草便落到元化與我兩人身上。 “報告”分四部分，我寫第一、四部分，元化寫第二、三部分。若水實際上未參加執筆。但是後來“清污”時，周揚被列為迫害對象，不問情由，若水也被劃入此列。
為了保證寫作不受干擾，周揚與天津市委聯繫，對賓館進行“封鎖”。賓館有兩道門衛、外人無法隨便進入。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間裡寫作，周揚則在他的客廳裡讀書。我們第一稿交出後，他則改稿，休息時，或飯後，他常到我們房間坐坐，隨便聊聊。
一次他說，胡耀邦曾對他講，他現在副部長的位置太低了。 （可不是，胡喬木過去與他同事，現在成了政治局委員，鄧力群原來是他的下屬，現在成了書記處書記。他從1949年進城一直到如今，30多年“副部長”一直未變。）茅公去世後，全國政協還缺一位文教方面的副主席，準備將來把他安排到政協。 （由於周揚後來挨整，胡耀邦離職，這件事當然泡湯了。）
緊趕慢趕，稿子竣工已臨近會期。 3月6日我們趕回北京，當晚在《人民日報》印刷廠排印，元化與若水一起在印刷廠最後進行校改、潤色。我當晚因事回家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竟然會因此而成為一個政治事件，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不叫運動的運動。不僅是我，即便是老於世故的周揚，大概也沒有料到。
3月7日，馬克思逝世100週年學術報告會，在中央黨校舉行。中央黨校禮堂坐滿了人。中央黨校校長王震與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出席了會議。周揚作主旨報告。報告稿是由《人民日報》印刷廠打印的清樣。他作了一個開場白，他說，這個講話是找了幾個人一起商量寫成的。報告由一位女播音員代讀。後來知道這位女播音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著名的播音員。她音色優美，吐字清晰，聲調頓挫，為這篇報告增色不少。報告結束，獲得了長時間的掌聲。
會議休息時，鄧力群上前向他祝賀，說講得好。王震也說講得好。大約過了三天，聽他說，耀邦將講話稿退了回來，只是在名字上畫了圈，沒有講什麼。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過了。
然而，出乎人們意料的，在學術報告會的第二天下午，傳來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消息：會議休會兩天，會期延長兩天結束。後來知道，出席報告會的中宣部理論局負責人盧之超在7日下午，通過胡喬木秘書，向胡喬木作了報告。 8日下午，鄧力群從醫院出來向我們佈置說：經與喬木商定，這個紀念會要延期兩天，週的講話內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觀點並未報告中央同意。
3月10日，胡喬木到周揚家，談他對周揚講話的看法。 3月12日繼續開會，四人在大會上發言，沒有點周揚的名，也沒有直接批評周揚的報告，但是觀點是鮮明批駁他的。 11月6日，首都各報發表了周揚的談話，檢討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週年研討會上所作的講話。 1984年1月3日，胡喬木選擇中央黨校禮堂，也就是十個月前周揚作學術報告的同一地點，宣講他批判周揚的重頭文章：《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同樣，講話也是由中央電台廣播員代讀的。
這年春天，周揚到南方訪問。 5月，他在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授獎大會上講話，題目是“要有真正藝術家的勇氣”，周揚沒有被壓服。 9月，周揚從廣州回到北京，很快進了北京醫院，經診斷患腦軟化症。周揚對他女兒周密說，他一輩子先後被打倒過三次，每一次都是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誤解。這第三次打擊更加難以承受，還不在於以他為靶子的全國范圍的批判，更在於他在別人軟硬兼施下舉措失當，所作的違心“檢討”而帶來未曾料到的影響。
至1985年夏以後，周揚已進入膏肓，只能偶爾喉嚨裡吐出一兩個含糊的音節，一年之後，他成了植物人，靠鼻飼延滯生命。醫生“謝絕探視”，我每隔三四個月去探視一次，每次都拿陸定一的探視牌，他長期住院。我去探視，對周揚來說已毫無意義，倒不如說主要是我自己靈魂的需要。最後一次見面是1989年春節，周揚靜靜地躺在那兒已五年了，原來魁梧的身材，瘦成了皮包骨頭，萎縮成單薄枯瘦的身軀，只有一點游絲般的氣息。
1989年夏天，我在牡丹江鏡泊湖的一個小島上休息。 8月1日早晨，我在湖邊林間漫步，呼吸著新鮮濕潤空氣，手中握著一隻微型半導體收音機，聽早間新聞聯播。突然，節目的最後一條消息使我怔住了，僅有一句話、短得不能再短的消息：文藝理論家周揚於今日逝世。他走了，陸定一說，“他是被人氣死的”。
1989年9月5日，秋風兮兮，秋雲澹澹。人們告別了周揚。八寶山的遺體告別儀式十分隆重，大約是“文革”以後，一位文化人受到的最高規格的喪儀禮遇。
另一當事人、原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王元化在回憶這一事件時，這麼說道：
事情的實質有些同志當時就已經看出來了，夏衍就曾對周揚說，這篇文章的問題所在就因為是你周揚寫的。據說，胡喬木在政治局會議上就講過，他周揚只是個中央委員，憑什麼在理論上對黨指手畫腳。
《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也是重要的當事人，他的回憶證實了王元化的話：
過了一天，我們來到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間小會議室裡，房子很暗，也沒有開燈。大家分作兩排在鋪著白色桌布的會議桌前坐下。我的對面，正中是喬木、力群，左右分別是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和秘書長李彥，李彥做筆錄。我這邊，周揚坐中間，左首是王若水，右首是我，還有中宣部副部長郁文。
一開始沉默，閱讀中宣部給中央的報告。報告一大本，要費好大勁才看得完。我看了一半，就覺得有些事情和過程沒有說清楚，幸虧中央讓我們當面澄清事實。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如此對待周揚這位在黨內外、國內外都有影響的老同志，而且他還是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宣傳部顧問，是太意氣用事了！
周揚看得快一些。我坐在他旁邊，看他氣色有些不對，想站起來說話，又坐了下去。突然，他舉起那本報告，擲在喬木面前，連聲說：“這樣做法不正派，不正派，這樣做法不正派！”
坐在對面的喬木大概震驚了：“你說什麼？說中央不正派？”
周揚的聲音越來越大：“你們這樣不正派！”
喬木這時也瞪大了眼睛，把身子也伸過來，大聲地說：“你是反對中央，反中央政治局！”喬木的臉色很不好看，我注意到他上面一排老虎牙都露出來了。
周揚立即回答：“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中央委員，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政治局委員！”氣氛大為緊張，使人坐立不安，這在黨內的會議上是少見的。
在這次會議之後，周揚寫了一封信，對中宣部的報告提出不同意見：
《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最後這麼沉重地寫及：
在“清污”高潮中，胡喬木一天一個電話逼周揚作檢討。 11月初，周揚被迫以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的形式，違心地作了自我批評。以後，周揚就病倒了，再也沒有好起來，直到1989年與世長辭。每當我去北京醫院二樓15號病房，看見周揚同志死人一樣躺在那裡，身體變形像一具殭屍一樣，心中就是一陣悸慟。他怎麼變成這樣了呢？他確實有病，大腦軟化，已經差不多是植物人了。而過去他卻是一副戰士的模樣，真是一條氣宇軒昂的“漢子”。我忘不了周揚臨死前對我說的話：“秦川，我的事你清楚……”我對周揚懷著負疚的心情，是我請他把文章交給人民日報全文發表的，沒想到讓他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
對於胡喬木與周揚之間論戰的內情，我在當時也有所耳聞。晚年的周揚，在文藝界享有甚高的聲望。
當1983年底那風狂雨驟的“清污”運動終於過去，天青日麗，我在1984年歲末前往北京出席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充滿熱烈、歡快的氣氛。
1985年1月24日，上海《新民晚報》發表我的《頭上一片藍天》一文。這篇文章寫到了作家們對於周揚的熱烈擁護之情，也寫到了那種“雨過天晴”的興奮心情：
“頭上一片藍天”，我剛剛步入北京的京西賓館，許多雙熱情的手便向我伸來，彼此用這句話慶賀著。
文壇盛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在這裡隆重舉行。
陰轉多雲。多雲轉晴。麗日中天。金燦燦的陽光呵，灑滿了會場。
我們的胸前，都別著綠色的代表證，上面畫著一個人，手持如椽巨筆。
筆，無疑是作家最鮮明的標誌。綠色呢？她是勃勃生機的象徵。她是春天的顏色。她預示著文學的大繁榮。
掌聲，暴風雨般的掌聲。
當胡耀邦同志出現在主席台上的時候，當胡啟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致祝詞的時候，當吳祖光朗誦起流沙河的新作《不再怕》的時候，當王蒙振臂疾呼“中國社會主義的文學的黃金時代是真的到來了”的時候……掌聲如雷，如潮，如鼓，如醉。
周揚同志的賀電才一句話：“我因病請假，不能出席，預祝大會勝利成功！”立即激起長時間的鼓掌。我用電子表測了一下——掌聲持續十九秒！
我聽見黃宗英說：“我要寫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掌聲》！”
是的，是的，發自內心的掌聲，飽含著代表們的愛。
笑了，笑了。個個臉上掛著笑。
個子最高的代表——馮驥才在笑，坐在輪椅上的女代表——新鳳霞在笑，熱心於組稿、號稱“沒法躲”的老編輯梅朵笑了，身穿綠軍裝、滿頭灰白髮的白樺笑了，剛剛入會便成為特邀代表的張辛欣也笑了……
這是歡悅的笑，寬心的笑。因為，大會再三強調了列寧的話：“社會主義文學是真正自由的文學！”
九天，整整九天，頭上一片藍天。
不，不，不光這九天，在新的一年，在未來的歲月，頭上一片藍天。
“左”的陰風當然還會作怪，但是，歷史已經一再證明：雨過天晴，那深藍色的天是最美麗的！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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